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涌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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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研究试读：

张涌博士从本科到研究生在安徽师范大学求学十载，筚路蓝缕，玉汝于成。本书是他对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专题研究成果，是传教士翻译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学术故事，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乐善好施的传教士、纵横捭阖的政客、博学多产的学者。全书概括了李提摩太在华45年的辉煌成就，尤其聚焦其主笔《时报》时期和执掌广学会并利用会刊《万国公报》进行的西学著译，包括他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阶段历程、模式语言、主题内容和影响评价等，体现了张涌在学术上的明察秋毫，博学善思，自成体系。全书概念清晰，如西学与新学、著译与译述、晚清传教士等，同时视野开阔，文献丰富，梳理细致，剖析了李提摩太西学著译对晚清历史进程和文化转型影响最深的三大主题：政治维新思想、经济图强理念、教育革新意识，提炼出了李提摩太西学著译中“西译中述”的模式、涵化嬗变的语言特征、文以载道的文章学翻译理念等，为进一步研究李提摩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色越来越突显。本书研究正是翻译学和历史学的有机结合。张涌既有英语专业、翻译学理论的扎实基础，攻读博士学位又选择了中西文化交流史，努力将两个学科的专业素养融合到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研究中，可谓自然天成。全书搜集梳理了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众多文本及国内外丰富的研究资料，文献综述反映了作者比较扎实的文献查找、鉴别和利用的能力，体现了较好的学术积淀和问题意识。全书研究思路清晰，研究方法恰当，立足文本本身，有机结合翻译学、历史学、传播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对李提摩太西学著译进行专题研究，在翻译界难能可贵。全书以史论译，以译衬史，史论相辉，尽可能从正面客观地考察李提摩太“以学辅教”对晚清社会的积极影响，充分肯定了李提摩太译介传播西学，宣传变法革新，为晚清危局下的救国图强建言献策。全书既赞赏李提摩太作为旁观者的合理洞悉，对晚清社会变革、历史进程、文化转型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巨大，包括语体上催生了国人“白话运动”的萌芽等，也坦言李提摩太人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先天局限性，导致其西学著译中的宗教化误释和殖民化误导。

李提摩太集传教士、学者与政客于一身，在从事本职使命的同时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倡导“以学辅教”的文化适应路线，著书立说，西学东渐，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在中国晚清翻译史上自然占有重要一席。但近代翻译史对这类人物的专题性研究不多，因此本研究为后续李提摩太翻译研究以及整个传教士群体的翻译研究都有借鉴价值，对拓宽翻译史研究路径有参考意义。在晚清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这群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的西学著译对中国近代历史面貌和进程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如果能对他们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传教士翻译这一线索将越来越明晰。微观上有助于梳理他们的思想、译论、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特色、社会影响等；宏观上有助于揭示一条不同于本土视角的发展路径，丰富中国翻译史研究，推进晚清西学研究。传教士通过著译进行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独特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今天翻译史研究留下了丰富的主题，因此本研究还有很多值得后续研究的课题。

中国翻译史研究最近几十年成果丰硕，但参照Holmes产品导向研究（product-oriented）、过程导向研究（process-oriented）、功能导向研究（function-oriented）三个方面的描写研究来看，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产品导向研究来说，译本细读亟待加强，译本对比描述相当缺乏；从过程导向研究来说，体现译者心路历程的各种文献有待梳理，以增强实证；从功能导向研究来说，要增强翻译与外部相关社会历史因素的关系研究，以进行更为客观的评价。这样的“翻译文化”描述研究对传教士和中国士人的合译来说更为复杂。张涌的《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研究》一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由于叙述的需要，部分章节中的历史文化背景介绍偏多，与李提摩太合作最多的蔡尔康的作用突显不够，同时，与同时代相关传教士的对照研究也有所欠缺，不过这些并不影响我对本研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也期待张涌博士结合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与更多文本细读，把该研究继续深入下去，争取有新的成果。

是为序。2018年3月30日目录

序

绪论 一、研究意义二、研究综述三、研究思路与方法四、相关概念界定

第一章　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宗教历史转型 一、基督新教的诞生与时代特征二、宗教复兴运动与海外传教三、来华自由派传教士的“以学辅教”第二节　晚清社会变局 一、外侮日亟与内患方深二、国人对救亡图存的思考三、传教士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审视第三节　李提摩太的文化身份 一、乐善好施的传教士二、纵横捭阖的政客三、博学多产的学者

第二章　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阶段历程 第一节　入华早期（1870-1889） 一、赈灾中的科学启蒙二、编译《近事要务》三、著述《富晋新规》第二节　主笔《时报》时期（1890-1891） 一、天津《时报》简况二、《时报》中的西学译介三、汇编《时事新论》第三节　执掌广学会时期（1891-1916） 一、组织著译书籍二、领导发行期刊三、主持赠书、征文

第三章　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主题内容 第一节　政治维新思想 一、《列国变通兴盛记》中的变通与守旧之别二、《百年一觉》中的乌托邦梦想第二节　经济图强理念 一、《新政策》等中的“养民新法”二、《生利分利之别论》中的劳动分配制度第三节　教育改革意识 一、《七国新学备要》与“综合融会说”二、《速兴新学条例》与山西大学堂

第四章　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模式语言 第一节　“西译中述”的合作模式 一、“西译中述”的来龙去脉二、李提摩太的“西译中述”三、合作者蔡尔康第二节　涵化嬗变的著译语言 一、繁多的新名词二、杂糅的语体特征第三节　“文以载道”：《泰西新史揽要》个案研究 一、“文”的重构性二、“道”的超越性三、“载”的会通性

第五章　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影响评价 第一节　西学著译的进步性 一、传播科学知识二、探索“救国良策”三、催生近代文化思潮第二节　西学著译的局限性 一、西学著译中的宗教化误释二、西学著译中的殖民化误导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李提摩太主要著译作品序跋摘录

索引

后记绪论一、研究意义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和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和融合的历史，在此期间，基督教传教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论喜欢还是憎恶，有意还是无意，涉及晚清变局的历史研究都很难忽视他们的存在。基督教（Christianity）是一种信仰一神和天国的宗教，以“上帝”为唯一真神，以《圣经》为唯一经典，其前身是古代犹太教，在近代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在全球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现代基督教主要包括三大宗派：一是历史最悠久、基于罗马教会及各地教区的罗马公教（Catholic Church），意为至一的、至圣的、至公的使徒教会，教会代表为历任教皇，教廷建在梵蒂冈城国，俗称天主教，亦即旧教；二是古罗马帝国分裂时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的东部教会，宗教文化保持了早期基督教特色，以君士坦丁堡主教为普世牧首，认可罗马主教为首座主教，但反对首座权，自封为“正宗”，因此称为东正教（Orthodox Church）；三是16世纪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 Church），现代新教又特指“大觉醒运动”后产生的系列宗派，是加尔文宗归正思想的延续，拒受教皇绝对权威，反对旧教繁琐教规，又称耶稣教，简称新教。(1)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一般遵从陈垣的“四期说”：第一期是唐朝的景教，第二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是明清的天主教，第(2)四期是清朝的耶稣教。景教意即“光明正大之教”，实为早期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n），创立于5世纪，公元435年被宣称为异端后开始流亡，6世纪进入中国。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贞观九年（635年）阿罗本（Alopen）到长安传教，三年后唐太宗正(3)式恩准建寺，景教随后发展较快，曾一度“法流十道、寺满百城”，(4)但由于被误认为是佛教的一支而在武宗灭佛后销声匿迹。也里可温教（Erkaum）是天主教在华各教派的统称，“也里可温”意即“信上帝的人”，他们依附统治阶层而主要在蒙古人、色目人中传教，1289年朝廷曾专设崇福司管理信徒，但在占人口最多的汉人中几无信徒，又因元朝国祚甚短，也里可温教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影响甚微。明清以降天主教传教士不远万里浮槎东来，其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奉行“以耶补儒”的文化适应策略，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5)翻译高潮，尤其是西方科技著译成果丰硕，后来却因“礼仪之争”(6)而被禁教，也使中国失去了全面学习西学跟上时代步伐的机会。晚清基督新教来华则几乎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但尽管有坚船利(7)炮为后盾和不平等条约做保护，传教却屡遭抵制，为此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自由派传教士采取“以学辅教”的文化适应路线，从事开设学校、建立医院、办报办刊、著译西学、鼓吹西政等世俗活动。这些活动客观上激发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意识，将西学著译的重点从自然科学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为晚清危局建言献策，对近代历史进程和文化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是英国基督新教浸礼会士，从1870年2月怀揣救世热情来到中国时起，到1916年5月返回(8)英国，除去中间两次短暂回国休假外，在华生活工作45年。作为晚清来华传教士的领军人物，他一方面虔诚宣教，努力救灾，扶危助困，从事着也许可以理解的本职使命；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世俗事务，针砭时弊，顾问政局，宣传变法，办学育人，在晚清社会变局中风生水起。熊月之曾评论说，“李提摩太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办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9)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相比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提摩太倡导“以学辅教”的文化适应路线，著书立说，西学东渐，积极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向中国输入了政治维新思想、经济图强理念和教育革新意识。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以学辅教”的“教”并未如期开花结果，而“学”却插柳成荫。尽管李提摩太西学著译中的“救国良策”有宗教化误释和殖民化误导，但无论基于什么身份或什么样的主观意图，他作为旁观者在晚清中国积贫积弱之际努力通过著译手段，输入了大量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治理策略，客观上有利于开启民智和厚惠民生，对于推动晚清社会变革做出了无法抹煞的贡献。

李提摩太被众多晚清官吏看作“豪杰之士”，其中洋务派称其为“中华良友”，维新派颂其为“道德伟人，博爱君子”，被清政府赐予头品顶戴和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的荣典，在晚清社会变局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记。然而从1949年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李提(10)摩太又被描述成“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甚至是“一只狡黠的戴着假面具的狐狸，一个凶残的披着美女画皮的魔

(11)鬼”。他向中国努力传播的“救国良策”也被视作是居心叵测的文化病毒。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传教士主题的研究渐趋理性化和客观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正面考察李提摩太对晚清社会的积极影响。历史是无情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复杂的，但历史更是不能被忘却的，恰逢李提摩太离开中国100年之余，世事沧桑，朽骨飞尘，是非功过，理应评说。

本书研究意义总结如下：（一）学术理论价值：目前学术界对李提摩太的研究，多关注的是他作为传教士和政客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学者及文化使者身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成果不多。本选题研究将在搜集梳理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相关史料基础上，立足文本本身，有机结合翻译学、历史学、传播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尝试弥补以往研究中对著译模式和语言特征方面的欠缺之处，为此综合探讨李提摩太在华进行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阶段历程、模式语言、主题内容和影响评价，努力实现在跨学科、多视角综合研究中拓宽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围和路径。（二）现实参考意义：本选题研究通过探讨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宗教历史转型和晚清社会变局的时代背景，论证李提摩太的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使者身份，揭示学术著译具有的文化传播功能，分析西学著译的文本选择和策略模式中突显的中西会通的时代应用性，同时考察中西合作著译模式中译者角色区分的个体能动性，从而可以为中国经典的对外译介提供多选策略借鉴，为“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历史经验和智慧启迪。二、研究综述（一）大陆地区研究综述

李提摩太集传教士、政客和学者于一身，对晚清社会变革、历史进程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一直都是历史学、宗教学、翻译学、社会学和文化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笔者以“李提摩太”为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共有近千篇相(12)关研究论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7篇，硕士学位论文59篇，成果十分显著。现将历年研究论文统计如下（表一），从中清晰可见李提摩太研究的轨迹和态势。表一：1951-2015年李提摩太研究论文统计表资料来源：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外，李提摩太研究论文呈明显上升趋势，表明其人其事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现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对部分重要研究成果进行具体述评。

由于特定的国情和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陆学术界一直视来华传教士为“十字架上的殖民主义毒瘤”，对李提摩太也概莫能外，有失公允。丁则良的“马关议和前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历史教学》1951年第2期）和林树惠的“戊戌变法前后英帝在华人员的操纵干涉”（《历史教学》1952年第10期）都把他定性为“帝国主义的帮凶”，郭吾真“李提摩太在山西的侵略活动”（《历史教学》1964年第4期）则把他描述成“披着羊皮的狼”。这段时期有两本研究李提摩太的专著。一是丁则良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开明书店1951年），文本简薄，只评述了李提摩太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政治活动，李提摩太被戴上“侵华急先锋”的帽子。二是李时岳的《李提摩太》（中华书局1964年），挖掘了一些新史料，内容包括李提摩太的赈灾宣教、传播西学和参与政治诸方面，总体仍是批判他以乐施好善之名行文化侵略之实，认为他的西学著译活动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传教士群体的研究专著增多，评价也渐趋客观全面。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首开新时期传教士研究之先河，以传教士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对他们参与军事、外交、政治、慈善和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阐述，其中对李提摩太的评论仍集中为殖民主义的帮凶。1982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读《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文，是官方首次对传教士进行肯定评价，也为其后的传教士研究指引了客观方向。顾长声的另一本著作《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专章论述李提摩太时，总体上批判之意溢于言表，但也肯定了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进步作用，认为他大量地向中国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情况，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一部分官吏起过程度不等的启蒙作用。徐士瑚的《李提摩太传略》（山西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李提摩太生平事迹进行了描述性介绍，但多摆事实，鲜有评论，自称既无涂脂抹粉之意，亦无文过饰非之心。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认为李提摩太推动和参与了具有积极意义的维新变法运动，因而是晚清中国社会进步力量的朋友，进而肯定了李提摩太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主张对待这样的人物，即使是来华传教士，也绝不应该不问青红皂白地予以谴责。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李提摩太做了创新性研究，既能看清李提摩太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企图，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学传播和维新变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对他主持广学会期间的西学著译进行了细致梳理并对代表性作品进行了具体介绍。邹振环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4年）评论并比较了李提摩太的《大同学》与傅兰雅的《佐治刍言》对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宣传，剖析了《百年一觉》中的乌托邦梦想。邹著还以前人所言“最乏味的残余与最风行的读物”为副标题评述了《泰西新史揽要》，认为传教士不会主动提供真正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但历史运动的结果往往与动机不甚一致。这一时期也有较多研究李提摩太的学术论文。施宣圆、吴树扬的“李提摩太与戊戌变法”（《复旦学报》1988年第4期）指出，究竟如何看待李提摩太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影响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敏感问题，但又是一个值得直面的研究课题，接着具体讨论了李提摩太在晚清政治变革中的历史贡献。研究这一主题的论文还有雷绍锋的“论戊戌时期的李提摩太”（《江汉论坛》1993年第9期），郭汉民的“李提摩太来华初期的社会改革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王立新的“传教士与洋务运动”（《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段晓宏的“李提摩太的社会变革主张对维新派的影响”（《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以及张伟良、姜向文、林全民的“试论李提摩太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和影响”（《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从历史学和宗教学视角交叉研究的论文中，论及李提摩太的有罗志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夏明方的“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和王立新的“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从翻译学和传播学视角交叉研究李提摩太的论文，如袁荻涌的“论清末政治小说的译介”（《贵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刘树森的“李提摩太与《回头看纪略》——中(13)译美国小说的起源”（《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视角新颖，观点明晰，总体描绘了李提摩太“中华良友”的身份特征。

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传教士的研究视角更显多样化，研究成果更加丰硕。2004年5月北京大学曾举办“传教士与翻译：近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1840-1950）”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及其成果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从文化传播学视角研究晚清西学著译及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2006年11月北京大学和美国旧金山大学联合举办“基督教在中国：比较研究的视角与方法”青年学者研讨会，从历史学、宗教学和比较文学视角探析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这两次学术会议促成传教士文化使者身份进一步由隐趋显，传教士西学译介研究蓬勃兴起。杨代春的《〈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王林的《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都从传播学视角论及李提摩太著译的《八星之一总论》《救世教益》《大同学》《新学》《回头看纪略》《新政策》和《生利分利之别论》等重要著作，肯定了李提摩太西学传播的积极作用，后者还梳理了李提摩太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书史料。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与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考察传教士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既承认传教士传播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和参与促进中国改革的积极作用，又指出他们试图按照基督教的意志干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多处论及了李提摩太对中国近代教育、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影响与作用，尤其对他的“综合融会说”文化教育观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邹振环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考察了《泰西新史揽要》的原本、译本和改编本，分析了李提摩太编译该书的缘由，剖析了该书作为“世纪史”的新内容和新形式。何绍斌的《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从翻译学视角讨论了传教士译介活动的内容、影响因素、策略和本土回应等诸多方面，论及李提摩太另一代表性译著《百年一觉》中的创造性叛逆。该书是专以译介为鹄的研究，借译论史，视角新颖，对近期翻译史研究有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宋莉华的《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从历史学和文学交叉视角论述《回头看纪略》演化成《百年一觉》的历程，指出该书开启了晚清士人写作理想小说的先河。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关注了中国社会的内部特点对来华传教士的影响，并以“维新事业的同道者”介绍过李提摩太，比较客观地论述了李提摩太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何菊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李提摩太在华宗教与社会实践研究（1870-19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李提摩太为例，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考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认为李提摩太一方面将外部世界的要素带入中国社会，使之与中国内部的变革要素相结合，另一方面因为身处中国社会之中又使自己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种内部力量。这些专著资料宏富，史论相辉，评述深入，学术价值丰厚，但除何著外，由于追求论述传教士群体全貌，对李提摩太的研究不够全面，有的只算泛泛而谈。

这一时期研究李提摩太的学术论文陡增。以变法维新为主题的有孙邦华的“李提摩太与广学会”（《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及李海红的“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变法思想”（《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等。以赈灾传教为主题的论文有王一普的“试析李提摩太的传教策略及其特点”（《历史教学》2009年第5期），赵英霞的“‘丁戊奇荒’与教会救灾——以山西为中心”（《历史档案》2005年第3期），高鹏程、池子华的“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李海红的“试析李提摩太的基督教思想——以其在《万国公报》上的言论为例”（《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张大海的“互动与博弈——李提摩太‘丁戊奇荒’青州赈灾分析”（《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以及许艳民的“‘丁戊’赈灾对李提摩太传教方式的影响”（《汕头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等。以教育革新为主题的有史降云、申国昌的“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山西师大学报》2006年第4期），以及王李金、段彪瑞的“李提摩太的教育主张及参与创建山西大学堂的实践”（《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等。以西学著译传播为主题的论文有刘雅军的“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的译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张绍军、徐娟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增值——以《泰西新史揽要》在晚清社会的传播为例”（《东方论丛》2005年第4期），陈绍波、刘中猛的“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沧桑》2006年第4期），以及何绍斌的“从《百年一觉》看晚清传教士的文学译介活动”（《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另外，近年来还有数十篇专以李提摩太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视角涉及历史学、宗教学、传播学、翻译学和教育学等，大多数论文视角新颖，学科交叉，分析客观，论证了李提摩太不仅是传教士和政客，更是西学著译和文化传播的学者。（二）台湾地区研究综述

台湾地区对李提摩太的研究也有一定成果。姚崧龄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以传记形式介绍过李提摩太西学传播对维新变法的推动作用。胡光漉的《影响中国现代化的一百洋客》（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肯定了李提摩太的历史功绩，称赞他虽为客卿地位，却敦劝变法维新以御外侮而图自存，并认为虽然“戊戌变法”事败垂成，但经李提摩太与康、梁等人的鼓吹，为后来的革命运动助添了力量，因而也算功不可没。李志刚编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版）中论文“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宣教方式之比较”和“广学会之发展与中国时局转变之关系”分别研究过李提摩太的传教士和政客身份。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指出了李提摩太殖民中国的幻想，同时探讨了他参与维新变法及其对晚清社会的冲击影响。（三）国外研究综述

由于李提摩太的“正统”身份是新教传教士，国外相关研究基本立足于他传教、赈灾和参与政局等“匡时救世”活动，如Benjamin Reeve的专著Timothy Richard：China Missionary，Statesman and Reformer（S．W．Partyidge ＆ Co．Ltd.，1911）和Edward W．P．Evans的专著Timothy Richard：A Narrative of Christian Enterprise and Statesmanship in China（Garey Press，1945）都介绍了李提摩太作为传教士和政治家在华活动的具体轨迹与历史贡献，多是溢美之词。William Soothill编著的Timothy Richard of China：Seer，Statesman，Missionary ＆ the Most Disinterested Adviser the Chinese Had（London Seeley Service，1924）梳理了李提摩太的在华经历，类似李提摩太传记，重描述，轻评议，后由关志远等译成《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952年华人学者钱存训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完成硕士论文“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整理后发表于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远东季刊》1954年第3期），后译成“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发表于《文献》（1986年第2期），其中第二节《新教传教士与译书》和第三节《政府和私人的译书机构》都对李提摩太的译书作了历程梳理介绍和文本统计分析。Bohr Paul Richard的专著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1876-188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介绍了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中的赈灾事迹和其后的改革主张，评价较为真实客观。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专著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论及了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肯定了他对晚清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卷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保罗·科恩著）在传教方式、促进西学、参与变法等方面论及李提摩太，下卷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张灏著）肯定了李提摩太在主持广学会期间《万国公报》对于维新时期思想激荡的贡献。最近则有Johnson Eunice的新著Timothy Richard's Vision：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1880-1910（Pickwick Publications，2014）探讨了李提摩太的教育革新思想以及创建新式学堂（山西大学堂）的实践努力，肯定了他在废除科举和提倡新学中的作用。

综观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李提摩太的研究存在两个趋势。一是有关李提摩太研究的主题内容从片面趋向立体，对他的评价从偏颇趋向客观。二是研究视角从历史学、宗教学和社会学扩大至语言翻译学和文化传播学，由单学科趋向跨学科，不同视角的专题性研究增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简单地将他冠以“侵华急先锋”，之后二十年的研究多以他探寻“救国良策”为主线阐明其是中国益友，论证他在晚清社会变局中的历史贡献。21世纪以来以西学著译和文化传播为主题的论文明显增多，研究已不再囿于宏观综述，立足微观文本的考察越来越受重视，论证了李提摩太的“文化使者”身份。

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有不足之处。一是关于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史料挖掘还有较大缺门，原始文本有待进一步梳理。尽管熊月之和王林等人的著作里列举了李提摩太著译的主要文本，但除《泰西新史揽要》和《百年一觉》外，对其他文本只是简单介绍，有的只闻题名，不知内容，还有的从未见诸报端，导致相关研究付之阙如或浅尝辄止。二是研究成果基本集中在历史学、宗教学和社会学领域，多是宏观描述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较少有立足文本的诸如著译模式和语言特征的微观研究。西学著译属于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是语言的土壤，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相互写照，文化交流史研究不能脱离文本泛泛而谈。三是研究成果相对零散，对西学著译未形成系统性的综合分析。笔者多方查询，近三十年来专以李提摩太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仅一部（上述何菊著作），主要立足于宗教学和社会学视角，未见以语言翻译学和文化传播学为主要视角聚焦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专题研究，可见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与他的著译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不对称。鉴于此以及题旨和篇幅所限，本书将尽量少触及李提摩太在赈灾传教和参与政治方面的活动，而着重研究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阶段历程、策略模式、语言特征、主题内容、社会影响和现实评价等层面，亦即研究他的学者及文化使者身份。三、研究思路与方法（一）研究思路

本书将首先收集梳理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相关原始文本、前人著述、书目索引等史料文献，总结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优劣得失，在此基础上，立足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主要文本，以翻译学为主要视角，结合历史学、传播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以著译文本细读和历史文化描述为主线，对李提摩太的西学著译进行系统梳理和专题研究，主要探讨其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阶段历程、策略模式、主题内容和影响评价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二）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翻译学、历史学、传播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力求做到宏观与微观、综合与个案、历时与共时相结合。

运用翻译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研究方法，具体包括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描写法，阐述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历程分界和阶段成果。

运用翻译学和传播学研究方法，具体包括个案研究法、理论抽象法和对比法，分析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策略模式和语言特征，注重原作和译本的比较。

运用翻译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具体包括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归纳法，探讨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主题内容、本土回应、影响评价和现实反思。四、相关概念界定（一）“西学”“西学”顾名思义就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学问，但在近代中国并无统一名称。早在明清之际就有“西学”之名，以其入书名的如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和高一志的《修身西学》（1630）等，另外米家穗在《西方答问·序》（1637）中言：“予不敏，窃谓吾儒之学得西学而益明，西学诸书有此册而益备也，学者因其不同以求其同，其于(14)儒家、西学思过半矣。”但在鸦片战争之前，夜郎自大的“夷夏之辨”还是使得时人将西来之学概括为“夷学”，以对应夷商、夷船、夷炮、夷技、夷语和夷事等术语，轻蔑之意溢于言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批有识之士对西方逐渐有了理性客观认识，同时有关条约禁(15)止使用汉字“夷”，自此西方科学文化被广泛称呼为“西学”，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861）中的《采西学议》，郑观应《盛世危言》（1894）中的《西学》，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1896），以及容闳的《西学东渐记》（1909）等，以“西”对“中”，不褒不贬。

19世纪后期，“新学”一词始见报端，如李提摩太著《七国新学备要》（简称《新学》）（1889）和林乐知编《新学汇编》（1898），张之洞在《劝学篇》（1898）中解释“中体西用”的原话也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沈兆祎则编有《新学书目提要》（1904），但以“新”对“旧”，价值判断色彩未免二元对立。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新学”并非“西学”，而是传统中学在融合会通西学之后形成的近代民(16)族之学。故本书选用“西学”，基于“西”乃中性的方位之词，也认为中西文化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另外，广义的“西学”应该是囊括西方整个科学文化体系，涉及所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而晚清时期狭义的“西学”不过是坚船利炮或富国强兵的科学技术知识，本文则取广义西学概念。（二）“著译”与“译述”

晚清传教士历经千辛万险浮槎东来，传播宗教是目的，西学著译是手段，文化交流是结果。本书所述“著译”用作动词，“著”概指编著，“译”概指翻译。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很多作品是编著的，有的是全球主要国家国情介绍，有的是时事新闻评论，有的是世界名人传记，有的是上书清政府的策论文稿，但多需借助华人来遣词造句，因而存在意义的转换和语言的重构。另外这些编著作品的内容多为当时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因而包含一定程度的(17)翻译成分，毕竟翻译的本质就是解释。因此，“著译”既可分开理解，也可看作一个整体。“译述”一词，是“西译中述”翻译模式的简称，即西人口译大意，华士笔述成文，以述补译，由述达意，是早期缺乏专业译才时的一种合译模式。如晚清著名翻译家林纾的译述，他虽饱读诗书，博览精研，但自己并不懂外文，却成功地采用此模式与王寿昌、魏易、曾宗巩、陈家麟和毛文钟等人进行合译，翻译世界名著40余部，可谓成果斐然，“他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18)激动人心之雅志”。根据原作和译本的完整性对应程度，翻译可以分为全译和变译。全译力求保全原作的内容和形式，理想的全译作品应是将原文信息逐句逐段不加改动地再现出来，变译则不囿于原作，译者可以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19)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的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故通常所说的译述、译介、译写、节译、改译、编译等都属于变译范畴，其特征就是译本和原作不完全对等，根据翻译目的需要，只译其主旨或大意。总之，本文所指“著译”夹杂编著和翻译两层意思，这种表述与目前史学界对该类作品的通行称呼基本一致，如朱维铮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王世家、止庵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另外，晚清时期传教士的众多著译作品篇幅较短，有的只是一篇文章而已，和现今意义上的著作或译作概念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三）“晚清传教士”

在历史学领域，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晚清即指此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前后约70年，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但为表述方便，根据基督教来华的阶段区分和宗派差别，本文使用“晚清传教士”笼统指代19世纪初以来的入华新教传教士（Protestant Missionary）。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新教来华第一人，1807年到达中国，继承了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路线，开创了后来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坚持的“以学辅教”策略，如此算来，“晚清传教士”在华时间长达100年有余。另外，新教传教士又分自由派和基要(20)派，前者与天主教徒相似，采用传统的“直接布道”方式传教，即耶稣及其使徒们所使用的方法，如巡回宣讲、散发印刷品等；后者采用“间接布道”方式传教，如办学、办报等。自由派传教士在西学著译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若不做特别说明，本文所说“晚清传教士”特指新教来华自由派传教士。(1) 目前中国的基督教徒多属于新教徒，故国内俗称的基督教其实指的是新教，或耶稣教，一般男性圣职称为牧师，有别于天主教的神父和东正教的祭司。(2) 陈垣：“基督教入华史”，载《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3页。(3) 参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4) 史称“会昌法难”。唐朝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元年（841年）佛道斗法，会昌二年（842年）开始没收佛教寺院财产，限制僧侣活动，连续数年进行灭佛运动，会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后终止。(5) 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华文明就像一条长河，它源远流长而又永不枯竭，是因为不断有新水注入。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是从印度来的水和从西方来的水，而新水注入的途径就是翻译。注入印度来的水，是指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即佛经翻译。注入西方来的水，包括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和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到“五四”期间的西学翻译）。参见马祖毅等著《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全一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总概述第3页。(6) “礼仪之争”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的争议与冲突。狭义而言，这是指康熙与传教士就儒教崇拜引发的争论，教皇克雷芒十一世1704年11月发布禁令，禁止在华传教士参与敬孔祭祖等活动。该禁令引发康熙的强烈反感，开始严厉限制传教士活动，1717年4月16日命令礼部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教。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销相关禁令。(7)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首次规定了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教堂、医院、学房、坟地等，并受清朝政府的保护。此后各列强效仿要求在中国自由传教。(8) 李提摩太有自传Forty-five Years in China：Reminiscences by Timothy Richard，后由李宪堂、侯林莉翻译成《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9)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6页。(10) 丁则良：《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版。(11) 李时岳：《李提摩太》，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页。(12) 以“李提摩太”为关键词搜索到的研究论文，只表示论文涉及李提摩太，并不代表“李提摩太”就一定是论文本身的关键词，如文中所述7篇博士论文分别为2005年复旦大学孙青的《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中国近代“政治学”形成的前史研究》、2006年山西大学王李金的《从山西大学堂到山西大学（1902-1937）——探寻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创立和发展的轨迹》、2006年复旦大学何绍斌的《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研究》、2007年吉林大学程丽红的《清代报人研究》、2008年北京大学张硕的《花之安在华传教活动及其思想研究》、2009年复旦大学赵中亚的《〈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科学启蒙》以及2011年武汉大学何菊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李提摩太在华宗教与社会实践研究（1870-1916）》，但只有程丽红的论文将“李提摩太”列为关键词。(13) 《回头看纪略》是李提摩太初刊Looking Backward，2000-1887时的译名，后发行单行本，改名为《百年一觉》，参见本书第75页。(14)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35页。(15)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16) 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与‘近代文化’的构建”，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97-101页。(17) 参见邵宏：“翻译——对外来文化的阐释”，载《中国翻译》，1987年第6期，第7-9页；陈建中：“翻译即阐释——《名实论》之名与实”，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年第6期，第42-46页；朱建平：“翻译即解释：对翻译的重新界定——哲学诠释学的翻译观”，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69-74页；刘微：“翻译与解释——劳伦斯·韦努蒂访谈录”，载《中国翻译》，2013年第6期，第46-49页。(18) 陈熙绩：“歇洛克奇案开场·序”，载（英）柯南道尔著，林纾、魏易译：《歇洛克奇案开场》，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19) 黄忠廉：“变译（翻译变体）论”，载《外语学刊》，1999年第3期，第80-83页。(20) 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3页。第一章　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

李提摩太的“正统”身份是新教浸礼会来华传教士，他在宗教复兴运动的潮流中，不远万里浮槎东来，自是心怀将天国的种子撒播至外邦的虔诚梦想和神圣使命，只是这种伴随殖民扩张的传教事业屡遭挫折，教案不断，迫使他采取文化适应路线，进行“以学辅教”，这是李提摩太进行西学著译的外部原因。晚清中国外有两次鸦片战争、俄国强占大片国土、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等外侮，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等内患，尽管带有反封建或反帝的正义色彩，但对社会稳定和生产力的破坏不言而喻。外辱内忧，国势日衰，折射出传统封建文化的落后和迂腐，致使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转向西学寻求“救国良策”，这是李提摩太进行西学著译的内在原因。这种宏观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内外需求，促使李提摩太完成由传教士到政客和学者的文化身份转变，给晚清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第一节　宗教历史转型一、基督新教的诞生与时代特征（一）基督新教的诞生

基督教为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在古罗马的巴勒斯坦省（现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建立，信仰表述以《圣经》为核心蓝本，以历代使徒、教会、公会等形成的信仰文件为载体，内容非常丰富，基础是耶稣基督的诞生、传道、死亡与复活，根本律法为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公元4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派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形成天主教传统；东派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形成正教传统。1054年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分裂，西派自称公教即天主教，随着西罗马亡国而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发展阶段；东派自称正教即东正教，逐渐分化为俄罗斯正教会、君士坦丁正教会、希腊正教会等15个相互独立的自主教会。

基督教会与欧洲各国政权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尤其天主教区的德国成为教皇横征暴敛的对象，经济发展滞后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国内诸侯各自为政无法统一，不同阶层的反抗情绪不断积累。教阶制度也使得教会内部出现分化，教皇及高级神职人员享有特权而成为利益既得者，低级教士和普通教徒收入微薄甚至生活穷苦，他们也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同时14世纪以来兴起的突出人文主义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传至德国，思想家们开始陆续抨击教会的虚伪腐化，沉重打击了天主教的神学权威。1517年，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维滕贝格教堂门上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引发了由数位基督徒学者和领袖所领导的更深入的运动，包括乌尔里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和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他们都纷纷著书立说，极力否定教会特权，反对教阶制度，将宗教信仰由一个国家政治问题变成了个人生活问题，在宗教上确立了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在欧洲掀起了又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这些新教会与罗马旧教会形成对立，并因抗议旧教会禁令而被称为抗议宗（protestantism），由此新教进入历史舞台。（二）新教的时代特征1．新教具有现代性

16世纪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基督新教提倡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支持对理性主义的尊重和对异端思想的宽容，重新唤醒古典时期的人文思想，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思想是由上帝触动启发的。尤其是宗教宽容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突破了宗教神学的基本范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对思想信仰的宽容，容许甚至鼓励他者表达不同的传统观点或时代理念。一方面，新教促进了作为西方民主政治基础的自由主义的兴起，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为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如果没有给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奠定基础的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就不会看到一只手捧着圣经，一只手(1)拨弄着算盘的那些作为近代商人而自由活跃的人们。”另一方面，新教实现了宗教与近代科学的调和。宗教世界观和科学世界观是对立的，日心说、进化论等都超越了《圣经》的知识体系，与传统神学教条格格不入，导致中世纪宗教异端裁判所对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进行残酷迫害，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然而，对立的事物之间有时又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甚至两者惊人地相辅相成，“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常常会导致人的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宗教与真正的科学是互不排斥的，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子——从天堂里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2)人类”。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爱迪生、居里夫人到爱因斯坦等，他们既是伟大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有的本身就是神父，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是有章可循的，而认识自然规律就是信徒对上帝应尽的天职，开普勒就说过天文学家是“上帝传达自(3)然之书的牧师”。顺应时代潮流而诞生的新教理性地将自然界的法则看作是上帝法则的显现，故而欣然接受了许多科学新知识和新观念，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就认为，“与天主教不同，它（基督新教）逐渐表现出对科学的宽容，它不仅容忍而且需要科学事业的存在。‘赞颂上帝’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天主教和新教对此的定义是如此根本不同，以致产生出完全相反的结果，(4)因而‘赞颂上帝’到了清教徒手里就成了‘科学多产’。”但是，基督新教对科学的宽容和调和自然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面对现代化潮流和东方异族的科学文化时，它的保守性还时常表现为自负、狭隘和傲慢，致使在海外传教中屡遭抵制，教案冲突不断。2．新教趋向世俗化

宗教改革是一场神圣的世俗化运动，路德宗就宣称信仰的唯一源泉是《圣经》而非教廷，宗教活动的重心是个人而非教会，因此它否定教会特权，反对教阶制度，恢复了原始基督教提倡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逐渐以人本主义思想代替传统的神本主义思想，预示着神权时代的结束，而人权意识越来越强，人权时代姗姗而来。基督新教有别于旧教的另一个核心教义认为：上帝并不提倡超越世俗道德，反对将苦修的禁欲主义作为信徒的唯一生活范式，而是应允并鼓励信徒完成上帝预设的现世责任，这样日常的世俗活动也就具有了宗教意义。(5)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日益突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民主、富裕的社会成为基督教的现实需要，基督教对社会的理想主义预设蓝图成为各国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社会福音运动也因运而起，认为仅仅宣扬个人救赎的福音是不够的，还应该宣扬社会改造的福音，鼓励信徒积极参与教育、慈善和社会改良等世俗活动，消除工业社会的弊端，在现实的人世间建立“上帝之国”，实现整个社会的救赎。可见，新教总的趋势是更加关注现实主义的世俗化社会，正如乔治·穆尔所说，基督教总的趋势是在向(6)实用的或社会化的基督教发展。3．新教伴随着殖民扩张

近代基督教的海外传播有赖于西方的贸易输出和殖民扩张，反过来又为其提供知识、精神、道德和法理上的支持，两者息息相关，相互依存。自18世纪以来，传教士“为基督征服全世界”往往是殖民活动的前奏，或者与殖民扩张同步进行。马礼逊作为新教来华第一人，翻译《圣经》，编纂词典，创办学校，样样都成绩斐然，但从未离开英国殖民政府的支持，他对于东印度公司从事的鸦片贸易等罪恶殖民活动也很少进行评论。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则是美国传教士来华第一人，推动建立“中国益智会”和“马礼逊教育协会”，开设博济医院，创办《澳门月报》，均由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提供资助，甚至聘请外商作为相关机构会长或司库等，他还积极参与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签约美方代表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坦言：在同中国的后期谈判中，美国传教士们，尤其是裨治文

先生和伯驾先生，提供了最重要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帮助。他

们具备他人所没有的汉语知识，这使他们能够承担起使团的

翻译工作。同时，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切身了解使他们成

为出色的顾问。他们的高尚人格为我们的使命增加了分量及

道德力量。事实证明，他们给我们的帮助将为美利坚合众国(7)

带来巨大的力量。

传教活动既需要贸易掠夺积聚的巨额财富作为经济基础，以保障传教士从事各种世俗活动的经费来源，同时也需要通过殖民战争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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