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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4 18: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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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业露华

出版社: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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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小百科.历史

佛教小百科.历史试读:

前言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至5世纪时的印度,其创立者为乔达摩·悉达多。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成为印度的国教,并开始向印度周边国家发展。佛教从此走向世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到了公元13世纪,佛教在印度已经基本消亡。佛教虽然在印度渐渐消亡,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却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与中国传统思想互相交汇融合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开始是在公元纪元前后,即中国两汉之际。近年来,随着佛教研究的深入,关于汉哀帝时佛教正式传入汉地的说法渐渐被人们接受,1998年中国佛教协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断协调着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佛教,并形成了一些各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中国汉地所传的大乘佛教还影响到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中国佛教文化圈”。因此可以说,佛教虽然诞生于印度,但中国是佛教发展的第二故乡。

中国佛教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这一点是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佛教流行的国家所不能相比的。从佛教的发展历程和流传来看,佛教从印度向世界各地的传播,主要分南传和北传两条路线。南传佛教以巴利文经典为主,北传佛教则以梵文经典为主。北传佛教又可分为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支,而中国佛教则包括了南传和北传中全部的汉、藏、巴利语三大系统的佛教。

佛教在中国发展两千多年,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民风民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佛教的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当代,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同时,文化发展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文化发展包括继承和发扬民族历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佛教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祖先留下的这份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研究,使它在今天新的社会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

什么是佛教,创始者是谁?

佛”是梵语“佛陀”的音译略称。中国古代典籍中,“佛陀”一词有时又译作“浮图”、“浮屠”等。其本意是指“觉者”、“觉悟者”之意,泛指一切“觉悟”了人生真谛,掌握了佛教所说的最高真理,证得了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者。具体则是指释迦牟尼佛,即佛教的教主。“法”,梵文音译为“达摩”、“达磨”或“昙无”等。“法”一词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事物的规范或规律,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规范或规律,对事物加以认识。另一层意思是指事物的自性或本质,正是由于这些事物的自性和本质,才决定了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使世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各种形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所谓“法”,概括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佛经中经常说的“一切法”、“三世诸法”、“世间法”等,就是这个意思。此外,“法”这个词在许多场合,就是指佛法,指佛所说的教义理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佛法”。而佛教的经典,因为记载了佛陀的教法,所以一般也被称为“法宝”。清代释迦牟尼铜像乔达摩·悉达多是佛教的创始者,修行成道后被尊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僧”,是指信奉佛法并依法出家修行,并且继承和弘扬佛教教义的佛教信徒。僧是梵文“僧伽”的音译略称,意思是“和合众”、“法众”。《释氏要览》解释:“梵语具言僧伽,唐言众。今略称僧也。”由此可见,僧的最初意思就是众。《中阿含经》中说:“有若干姓异名异族异,剃除须发,着袈裟衣,至信舍家,从佛学道,是名众。”因此,出家修行的佛弟子被称为“僧”。

佛教的创始者为乔达摩·悉达多。一般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565年,逝世于公元前486年,约当中国春秋时期。相传他自幼受传统的婆罗门教育,29岁时因寻求解脱之道而出家,经过6年苦行,最后终于悟道成佛,并创立了佛教。佛教在印度,大约经历了原始、部派、小乘、大乘、密教等发展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佛教开始向印度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传播,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目前世界上信奉佛教的人口有2亿多,主要分布于亚洲各国,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也有佛教流传,不过影响不大。释迦牟尼悟道图释迦牟尼端身在菩提树下结珈趺坐,最终修成正果。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什么?

“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即意为“四种真实的真理”。这四种真实的真理即指“苦、集、灭、道”。佛教认为这四条是人生的绝对真理,因此称为“四谛”。“苦谛”是指人生的各种痛苦。佛教认为苦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充满着各种痛苦和烦恼。佛教修行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解脱苦对众生身心的逼迫,佛教的教义理论,也都是围绕着探究人生为什么会受此苦,以及如何解脱苦而展开。“集谛”是指引起痛苦的原因和根据。“集”是招集的意思,能够起到招感集起苦果的作用,佛教认为,如身心活动与结业相应,必然会招致未来生死之苦,所以称之为集。一切烦恼惑业,必能招致三途生死之苦果,因此称为集谛。“灭谛”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标。“灭”是熄灭、灭尽之意,即灭除种种烦恼和痛苦之根本后,达到佛教所说的一种不生不灭,解脱与自由的理想的精神境界。佛教认为这种理想境界应该没有任何痛苦和烦恼,这样的精神境界,有的称之为“涅”,有的称之为“择灭无为”。毗湿奴毗湿奴为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图为被自己的化身所围绕的毗湿奴。“道谛”又称“道圣谛”、“苦灭道圣谛”等。道谛是指脱离“苦谛”和“集谛”的缠缚,达到“灭谛”这种理想的精神境界所需要的修行方法和实践道路。这种方法和途径通常专指“八正道”,意思就是“八种通向彼岸世界的正确道路和修行方法”。它们是:1)正见;2)正思维;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精进;7)正念;8)正定。

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精神和物质现象,都处于一定的因果关系中,依赖某种因果条件而存在,并依靠一定的条件而演变。这种依赖于某种条件而存在、变化的学说,就是“缘起说”。人生也是如此,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佛教以人生问题为中心,把人的一生分为互相关联、互为因缘的十二个阶段,称为“十二因缘”,或称“十二缘起”、“十二有支”等。印度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于公元前2世纪开始修建,公元7世纪中期竣工,前后达数百年之久。阿旃陀石窟共有29窟,其中25窟为僧房,4窟为佛殿。印度佛教早期提倡于偏远僻静之处隐行苦修,因此留下了这些遗迹。

依照缘起说,人的生命过程可分为互为因果的12个环节,这12个环节是:1)无明(人与生俱来的蒙昧无知);2)行(由无知而引起的各种欲望和意志);3)识(由欲望和意志引起的人的精神统一体);4)名色(由识引起的人的精神和肉体);5)六处(指人的六种感觉器官,即眼、耳、鼻、舌、身、意,意即心);6)触(指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的接触);7)受(通过接触而引起的苦乐感觉);8)爱(由感觉而引起的对乐的事物产生的贪爱之心);9)取(由贪爱而产生的追求和执著之意);10)有(因追求和执著而造成的生死环境);11)生(有了生的环境就有生命的产生);12)老死(有生就必有衰老和死亡)。

这12个环节构成一个人生因果循环的总链条,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和相邻的环节构成因果关系。人有生老病死等现象产生,归根结底是由“无明”引起。因此必须从根本上灭除无明,才能摆脱十二因缘的束缚,从而脱离苦海,解脱轮回。

释迦牟尼是怎样创立佛教的?

释迦牟尼出生图(局部)

释迦牟尼的父亲是迦毗罗卫的国王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依中国佛教的史料记载,释迦牟尼诞生于公元前565年,逝世于公元前486年,他活了80岁,与中国春秋时的孔子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按印度当时的传统习俗,摩耶夫人在即将临产之际,必须回娘家去生孩子。就在她回娘家的途中,经过一个叫做蓝毗尼的园林,生下了悉达多。摩耶夫人在产后七天去世,悉达多由姨母波阉波提夫人抚养长大。

由于出身王族,所以悉达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学过婆罗门教的经典,还练习过骑马射箭等武艺。他的父亲净饭王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继承自己的王位,成为一个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英明君主。太子成年后,净饭王又为他娶了邻国善觉王的女儿耶输陀罗为妻,还生有一个孩子,名叫罗罗。

但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悉达多太子并未按照他父亲的愿望成长。舒适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未使他陶醉而消磨忧患意识,而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更令他感到困惑,现实人生中的生、老、病、死等种种痛苦和烦恼现象,反而使他感悟到世事的无常和人生的变幻莫测,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为了摆脱那些束缚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种种烦恼,得到完全彻底的自由和解脱,于是在他29岁时,他决定出家修行,企图寻求一条能够解脱身心痛苦和烦恼的道路。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经过深思熟虑的悉达多太子悄悄地离开了对他抱着极大希望的父亲和妻子,放弃了他那豪华而舒适的生活,骑上一匹白马,悄悄地出了王宫。他在一个森林中,脱下华贵的衣服,换上了修行者常穿的简易服装,还剃去了须发,以显示他坚定的出家修行的决心。释迦牟尼截发图

净饭王得知悉达多终于离家出走,无可奈何,只好在亲族中派了陈如等五个青年作为侍从跟随他。悉达多出家后,曾先后求学于当时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宗教学者,跟从他们学习,但这些前辈学者并没有解决他所希望解决的问题,他也并未从他们的思想学说中找到自己要寻求的真正解脱之道,于是便先后离开了他们。后来他来到尼连禅河岸边,与那里的苦行者一起修起了苦行,以期通过对肉体的磨炼来得到精神的自由。

冬去春来,一晃已经过了六年。在六年苦行生活中,他尝尽了千辛万苦,然而得到的却只是枯槁的容颜和羸弱的身子,并没能达到他原先期望的精神解脱。事实使他醒悟:苦行是徒劳无功的。于是他决定放弃苦修。

他走到尼连禅河中,一洗六年的积垢,并接受了一个牧女供养的牛奶,慢慢恢复了体力。当时随从他多年的五个侍者见他放弃了苦修,又喝了牧女奉献的牛奶,以为他失去了信心,放弃了努力,感到十分失望,便离开了他。于是他独自一人来到尼连禅河边菩提伽耶附近的一棵菩提树下,面对东方,铺草打坐,并发誓说:“我今如不能证得无上大觉,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起此座。”经过了七天七夜的苦思冥想,在禅定中他战胜了来自各方面的烦恼魔障,最后终于在一天的黎明时分豁然开朗,彻悟了人生无尽苦恼的根源和解脱轮回的方法,从而成了获得无上大觉的佛陀。明·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此佛像绿髻曲卷,面容慈悲、庄重,佛身半披袈裟,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气势恢宏,做工精湛。

释迦牟尼成佛后,首先来到波罗奈城的鹿野苑,向过去跟随他的五个侍者宣说自己获得彻悟的道理。鹿野苑说法是释迦成佛后第一次说法,在佛教史上称为“初转法轮”。这次说法,他阐述人生的苦恼,世事的无常,生死轮回的无穷无尽;分析了人生之所以产生苦恼的原因,证实涅寂静境界的奥妙和欢悦,并向他们指出解脱轮回、永离苦海、通往涅彼岸的修行之路,这就是佛教所说释迦成佛后“初转法轮”时所宣说的“苦、集、灭、道”四谛之理。五个侍者随即投入佛陀门下,成为佛陀最早的五个弟子。鹿野苑初次说法,陈如等五人出家为佛弟子,从此,构成佛教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佛、法、僧“三宝”具备,佛教正式创立。树下说法图(右页图)唐代敦煌绢画,图上释迦牟尼结跏坐树下,正在向两侧的菩萨和弟子说法。

释迦牟尼一生主要在哪些地方进行活动?

竹林精舍和园精舍是佛教史上最早的两处精舍,也可说是佛教史上最早的两座寺院。释迦在世时经常往来于这两个精舍,在那里向弟子敷演佛法。因此这是佛教史上两个重要的精舍。释迦牟尼像

释迦时代,相传印度主要有十六国,其中较大的有摩揭陀、拘萨罗、鸯伽、迦尸等。当时摩揭陀国正处于频婆沙罗王统治时期,频沙王对外实行远交近攻的政策,不断吞并周围小国,扩大自己领土;对内则厉行严刑峻法,不断加强其专制统治,成为当时诸国中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外有一片竹林,这片竹林原属一位名叫迦兰陀的豪富所有,迦兰陀曾打算把这个竹园施舍给“外道”。正好那时释迦曾前往摩揭陀国弘传佛法,迦兰陀长者听了释迦传道后,十分敬重佛陀,当下即信奉佛教,并把那片竹林奉献给佛陀,作为佛陀在摩揭陀国传教说法时的居处。后来摩揭陀国的国王频婆沙罗也皈依了佛教,他在那竹园建造了屋舍安置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于是这个地方便被称为“竹林精舍”。

与此差不多同时,在拘萨罗国有一位富商,名叫须达多。由于须达多乐施好善,经常接济和帮助孤独无助之人,因此被人称为“给孤独”。须达多听说了佛陀的事,非常敬慕,想请释迦前来传教。拘萨罗国的都城舍卫城有一个很大的园林,为王子陀所有,于是须达多长者与陀商量,想买下王子的园林奉献给释迦,希望在迎请释迦前来弘扬佛法时,便于安顿释迦及其弟子。当时王子要求他以金砖铺地为代价,须达多果然按王子的要求办了,陀王子便决定与须达多共同把这一林园奉献给佛陀,以迎请佛陀来此说法。这一园林因是陀和须达多共同奉献,因此就被人称为“陀给孤独园”,简称“园精舍”。佛传“降魔成道”图,描绘释迦降魔成道。佛陀手呈降魔印,上方云彩之上有三面八臂明王,四周是众魔军阻止佛成道向其进攻的场面。画的两侧分绘各种姿态的佛像,表明佛法无边。

除了竹林精舍和园精舍之外,在王舍城南的灵鹫山,也是释迦经常和弟子们说法的地方。根据现有的材料说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后,带领弟子主要在印度恒河流域活动。他一生宣扬佛教45年,基本上是在这一地区游行教化众生。释迦去世后,他的弟子游化四方,传教的范围更广一些。据斯里兰卡《岛史》、《大史》等记载,佛陀曾到过那儿并留下过遗迹,但这仅是传说。

什么是种姓制度,当时印度有哪些种姓?

种姓制度本以肤色深浅定种族贵贱,但随着社会发展和阶级分化,逐步演变成为区分社会地位和职业的社会等级制度。“种姓”一词在梵语中为“Varna”,音译为“瓦尔那”,因此“种姓制度”有时也称做“瓦尔那”制度。瓦尔那原有“颜色”、“品质”之意。

在古代印度最早的历史文献材料《梨俱吠陀》中,就已提到当时社会有地位不同的四个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婆罗门是祭司阶层,他们是人神之间的沟通者,亦是社会精神生活的指导者,属最高等级。其次为刹帝利,是由军事贵族形成的社会集团,包括掌握军权的国王和武士阶层。他们掌握和管理着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代表人物。其他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普通部落村社成员则构成第三等级,即吠舍种姓,他们作为普通劳动者,还保持着人身自由,但被排除在社会公共权力机构之外。首陀罗是四个种姓中地位最低的一个。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大多为人仆役,也有部分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印度的婆罗门,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高等级。婆罗门是祭司阶层,掌握着宗教祭祀权。

在政治上,婆罗门和刹帝利两大种姓共同构成统治阶级,他们掌握、管理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经济上,这两大种姓通过布施、纳税等形式对吠舍、首陀罗进行剥削。在宗教上,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被称为“再生族”,他们有资格参加被认为能获得重生的宗教仪式“再生礼”,而首陀罗种姓则不能参加“再生礼”,又被称为“一生族”。

为了巩固种姓制度,统治阶级宣称造物之神“梵天”用口创造出婆罗门,用两臂创造出刹帝利,因此这两个种姓是高贵的,吠舍和首陀罗则是梵天用两股和两脚所造,因此是低下的。此外,他们还制定许多法律对各种姓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严格禁止首陀罗种姓和其他种姓通婚。

到了释迦牟尼的时代,即公元前6至5世纪,随着掌握王权的刹帝利和从事于经济活动、属于吠舍种姓的一些大商人和大土地所有者等势力的不断扩大,他们日益不满婆罗门种姓占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婆罗门种姓,使婆罗门种姓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则提出“四姓平等”说,认为人人都可以出家修行,不论其出身于什么种姓。尽管他的“平等”是宗教方面的,是彼岸的、来世的,但在当时反对婆罗门种姓统治的斗争中,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元代赵孟所绘红衣天竺僧像,此图是赵孟51岁时为天竺僧所作的画像。画中天竺僧神态生动,风格浑穆。

原始佛教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印度佛教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三个阶段。原始佛教阶段,由于释迦牟尼刚刚去世,他的弟子大多亲聆过佛陀教导,所以在教义、在宗教修行方面以及教团共同生活习惯上大多遵循佛在世时的惯例,没有什么重大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歧逐渐出现了,并导致了原始佛教的分裂。

关于原始佛教分裂的原因,按照南传佛教的说法,主要是由于僧众们在对待戒律问题上的引起的争执,最后导致了分裂。据说当时东方以毗舍离城为中心的跋耆族僧团,对某些传统的戒律产生了疑议,他们采取了一些变通的做法,这些做法引起了西方波利族僧众们的不满。一名叫耶舍的比丘邀请了西方一些上座比丘到毗舍离集会,对毗舍离僧团一些违反传统戒律的做法进行裁定,最后判定包括比丘乞受金银在内的十件事不符合佛法。这次集会,参加的比丘有700人,所以被称为“七百结集”。这是佛教史上第二次结集,但这次结集审定的裁决并不为毗舍离僧团比丘所承认,他们另外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以示反对。这样,在佛教史上产生了第一次公开的分裂,由于“七百结集”的参与者多为上座比丘,所以这一派就被称为“上座部”,而参加万人集会的这一派因人数众多而被称为“大众部”。释迦牟尼坐像释迦牟尼神情端庄,呈说法状。

按北传佛教说法,原始佛教的分裂是由于对“阿罗汉”果位的不同看法而引起。“阿罗汉”是初期佛教徒修行所追求的目标,他们认为修行达到“阿罗汉”果,就可断尽烦恼,解脱轮回。据说当时有一个名叫“大天”的比丘对“阿罗汉”果位的境界提出了五条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阿罗汉”仍然存在着无知、无明,还未断尽烦恼,并且还存在着生理上本能的欲望,等等。大天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教团极大的震动,但他的那些看法遭到教团内的长老比丘们的极力反对,由此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论争。论争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原始佛教的分裂,反对大天的长老比丘们形成了“上座部”,而支持大天一派的比丘则成为“大众部”。泰国诗春寺阿查那大佛诗春寺是泰国历史上有名的佛教寺庙,寺内的阿查那大佛高十多米,造型生动。

实际上原始佛教的分裂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由于佛教已在很多地区传播,而当时印度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势必反映到佛教内部。佛教内部各地僧团的比丘们受当地民族、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影响,对佛教的许多教义,特别是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佛教戒律产生不同看法,这是很自然的。这些不同看法加深了佛教内部本来就已存在的矛盾和分歧,最后终于导致佛教僧团公开的分裂。

“上座部”佛教有哪些派别?

大约在佛灭100年以后,统一的佛教教团开始产生了分裂,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别,进入了所谓“部派佛教”时期。据佛教史资料记载,部派佛教中最初出现的就是“大众部”和“上座部”这两大部派。所谓“上座部”,是因为当时这一部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一些上座长老比丘,因而得名“上座部”。“上座部”和“大众部”对佛教的基本教义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都共同信奉,但在有些问题上的看法却有较大差异。例如对于客观世界的有、无、真有、假有问题上,上座部各派偏重于说“有”,也就是相对来说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因素,即使由因缘关系而产生的“有为法”,上座部有的派别也认为是法体永恒存在,因此主张“三世(过去,未来,现在)实有、法体恒有”。而大众部各派则偏重于说“空”,对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抱否定态度。其他如对待生命个体的主宰,即“我”的问题、对佛陀的看法等方面,各自的观点也有较大区别。

随着佛教流传日广,教团内部存在的各种分歧和矛盾也日益增多,并且各派在一些问题上理解不同。于是在释迦去世后一百年到四百年间,上座部和大众部又不断产生分裂,先后分为十八部或二十部。这一时期,在佛教史上称之为“部派佛教时期”。关于部派佛教分裂的先后顺序、年代以及名称,佛教各种经典中有各种不同说法。记载部派佛教分派的史料,在南传、北传和藏传佛教中,也有数十种之多。依据北传佛教的《异部宗轮论》、《部执异论》、《十八部论》等经典中记,由上座部分裂出来的部派主要有:说一切有部、犊子部、化地部等,后来又从各部中再次分裂出法上部、正量部、法藏部、经量部、雪山部等。

在上座部各派中,“说一切有部”是个形成较早、并且是最大的一个派别,而且这一派有丰富的论藏典籍流传下来,因此可以把这一派的学说作为上座部学说的代表。所谓“说一切有”,是指他们认为世间一切诸“法”都有其自性,因此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他们又把佛所说的、散见于各种经典中的零星说法加以系统化,按对客观世界和人的主观认识作用归纳为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无为法等五大类,并对其中每一类加以细微的分析,形成五位六十七分法。这对后来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西双版纳曼飞龙塔由九座白塔组成,坐落在云南景洪澜沧江对岸的曼阁佛寺。龛下的岩石上,有一人踝印迹,传为释迦牟尼的足迹。

上座部佛教原流行在印度北方,“说一切有部”曾经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占有优势。后来上座部传到南方,特别是在斯里兰卡岛有了较大发展,在那里形成了“大寺派”。“大寺派”曾一度成为斯里兰卡佛教的主流。在公元6~7世纪时,印度本土还有上座部流行,中国唐代高僧玄奘、义净去印度时还存在。到后来,印度本土的上座部佛教慢慢绝迹,而斯里兰卡所传的南传佛教成为上座部佛教的代表。现在,除斯里兰卡外,缅甸、泰国等以及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流传的佛教也属上座部佛教。

“大众部”与“上座部”有什么区别?

“大众部”是和上座部同时形成的佛教部派之一。相传在释迦牟尼去世100年后,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佛教戒律和教义的不同看法而产生不同派别。最初分裂形成的两大派即为大众部和上座部,被称为“根本二部”。后来又从这两个根本部派中分裂形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为“枝末部派”。印度尼西亚普兰班南寺庙群普兰班南寺庙群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日惹市,因拥有大量佛教和印度教的古建筑而闻名于世。普兰班南寺庙群由240多座庙宇组成,各寺庙的建筑结构基本相同,由石块建成,造型优美。

部派佛教各有自己的经、律、论三藏。“大众部”分派后就举行了三藏的结集。因这次结集参加的人数特别多,因而通常称为“大结集”或“大众部结集”。根据南传佛教的说法,“大众部”的三藏改动了上座部结集的三藏的内容。特别是在戒律方面,他们做了较大的更动,重新制定了一些经典文献,变动了经、律的排列秩序。可惜这些经律现在都已失传,只有一部叫做《大事》的佛传还保存着。这部书的内容在汉译经典《佛本行集经》中还保有一部分。另外,汉译佛典中的《增一阿含经》和《摩诃僧律》被认为是“大众部”的经律。至于论藏,则出现得较晚,当“大众部”开始结集经典时还未形成。一直要到“大众部”发展的最后阶段,“大众部”系统中的“多闻部”出现时,才开始形成。印度神话中的克利须那神克利须那神是毗湿奴(梵天世界的掌管者和继承者)的另一个化身。

在对于佛陀的看法上,上座部倾向于把佛陀看做教主,而不是万能的神,认为对佛的说法也应分别对待。而“大众部”则着重强调佛的威力,认为佛的威力无边无际,超出世间的神;凡是佛所说的,都是完满无缺的,都是绝对真理。他们还认为佛的寿命没有止境,佛的色身充满宇宙,等等。另外,在对待客观事物的有无、真假问题上,上座部各派偏重于说“有”,如上座系的“说一切有部”主张“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但大众部则偏重于说“空”,认为事物的过去和未来都没有实体。在心性及解脱问题上,上座部一般认为心有染有净,染心不能解脱;而大众部则强调“心性本净”,染心也能通过修行,去染成净,得到解脱,因而人人有解脱可能。

什么是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

究竟什么叫大乘佛教、什么叫小乘佛教?它们之间有些什么区别呢?

从分布情况看,传入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等地的北传佛教,都是大乘佛教,而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是小乘佛教。

所谓“乘”,是梵文yana(音译“衍那”)的意译,有“乘载”或“道路”之意。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印度佛教内形成了一些具有新的思想学说和教义教规的派别。这些佛教派别自称他们的目的是“普度众生”,他们信奉的教义好像一只巨大无比的船,能运载无数众生从生死此岸世界到达涅解脱的彼岸世界,从而成就佛果。所以这一派自称是“大乘”,而把原来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一概贬称为“小乘”。但是这一称呼,“小乘”佛教派别本身是不承认的,例如现在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国的佛教,一直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

大乘和小乘的区别,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在对于佛陀释迦牟尼的看法上,小乘佛教一般把他看做是一个教主、导师,是一个达到彻底觉悟的人。大乘佛教则把释迦佛看做是一个威力广大、法力无边、全智全能的神,并且认为除释迦牟尼外,在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有无数的佛。其次,在修持方法上,小乘佛教主张修戒、定、慧“三学”(通过守持戒律,修习禅定而获得智慧)、“八正道”(八种正确的思维和行动方法)。大乘佛教则除了“三学”、“八正道”外,还偏重于修习包括“六度”、“四摄”在内的“菩萨行”。

菩萨思想是大乘佛教思想的一大特色。所谓菩萨,即指立下弘大誓愿,要救度一切众生脱离苦海,从而得到彻底解脱的佛教修行者。大乘佛教徒把释迦牟尼成佛以前的修持阶段,即在修习“菩萨行”的阶段作为自己修行的榜样,因此大乘教徒主张可以在家修行,并不强调一定要像小乘佛教徒那样需要出家修行,这也是大乘和小乘的重要区别之一。大乘教徒把菩萨的修行方法概括为“六度”、“四摄”。“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他们认为这六种方法是能够脱离生死苦海,达到涅彼岸的通道。“四摄”是指大乘佛教徒在日常生活和活动中,在与他人相处时需要遵守的四个原则,具体是指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大乘佛教认为这是菩萨救度众生时所应遵守的原则和方法。为了与小乘教相区别,大乘教徒把自己的思想学说称之为“菩萨思想”,把自己的修行实践称做“菩萨行”,把自己所遵奉的戒律称之为“菩萨戒”。唐代敦煌绘画引路菩萨图图中描绘的是菩萨为亡灵引路升天国的场面。在小乘佛教中,只崇拜释迦牟尼,没有菩萨等其他神灵。

在教义学说上,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的重要区别是:小乘佛教一般主张“我空法有”,即否定个人的主观精神主体,但对客观世界的否定却不彻底,部分小乘佛教派别则通过“分析”的方法来否定客观事物,实际上却承认事物的基本组成因素“极微”的存在,带有唯物思想倾向。大乘佛教则通常主张“人法两空”,既否定人的主观精神主体,也否定客观事物的存在,他们认为关于客观事物“空”的认识并不是通过“分析”方法得到的,而是“缘起性空”,即一切“法”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不存在本质实体,因而是“空”。事物现象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假象而已。“性空幻有”,这是大乘思想,特别是早期大乘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在修行目标上,小乘佛教把证得“阿罗汉”果位作为修行的最高目标。而大乘佛教则以“普度众生”为修行宗旨,以成佛作为最高的修行目标。

什么是中观派,代表人物是谁?

龙树创立的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在公元4世纪时传到了中国。中观学派的思想学说对中国佛教的很多宗派,如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大乘中观学派的创始人,是龙树及其弟子提婆。龙树亦称做龙猛,龙胜,是南印度人,出生于一个婆罗门家庭,少年时即通晓婆罗门经典,成为当时著名的青年婆罗门学者,后来皈依佛教,学习了大量的大乘经典,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思想理论。与此同时,他创立中观学说,广泛宣传他的思想。在南印度,他教化了原来信仰婆罗门教的国王,使之皈依佛教,并得到该国国王的大力支持。于是,大乘中观学派开始兴盛。龙树菩萨唐卡龙树菩萨出生在印度南方的碑达巴,据说当时龙树菩萨之父一直苦于膝下无子。一天,他在睡梦中得到指点:如果他能向一百位婆罗门作法宴斋食,那么他就会得到一个儿子。龙树菩萨之父赶紧照办,不久,龙树菩萨诞生了。

为了宣传中观学说,龙树写了很多论著。其中主要有《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这些论著,系统阐述了大乘佛教般若学说所宣扬的关于“空”的思想。佛教般若学所谓的“空”,并不是指一无所有的虚无之空,而是指一种没有客观实体,不可用语言文字表达的状况。中观学派认为,只有这样一种空的状态,才是宇宙万物的真实本性。龙树又提出了“真俗二谛”的说法。他认为,佛陀说法时,按听众的不同理解能力进行叙述,对一般世人的听众就从“俗谛”入手,承认世界一切事物现象的存在,即从世俗的认识能力看(俗谛),宇宙万有(诸法)的表相是“有”。但对于那些已经灭除佛教所说的“无明”,具有佛教的直觉“现观”能力的人,则说“真谛”,即破除对“有”的假相的执著,显现事物“空”的本质之真性。他认为众生只有从“俗谛”入手对事物进行认识,才能掌握“真谛”,真、俗二谛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对任何事物来说,从“俗谛”看是“有”,从“真谛”观察则是“空”。即空即有,真俗不二,这就是“中道正观”,因此这一派学说思想被称为“中观学派”。

为了进一步阐述大乘空宗的这种思想,龙树又提出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的“八不中道”说。“八不中道”说是“中观学派”观察事物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观察,任何事物都是处于相对矛盾之中,因而都是不确定、不真实的,因而也是无自性的,所以也是“空”的。提婆唐卡提婆,又称迦那提婆、圣天,是印度佛教中观派的创始人龙树的高足,又是佛教禅宗西天第十五代祖师。约生活于公元3世纪,以智辩著称。

什么是瑜伽行派,其代表人物是谁?

到公元5、6世纪时,大乘佛教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由无著、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瑜伽一词的梵文原意为“相应”,本来是古代印度的一种宗教修行方法。佛教用来表示以调息、静虑而达到摄心修慧的宗教修行。无著、世亲创立的这一派因特别强调瑜伽修行方法,所以被称为“瑜伽行派”。

无著和世亲是兄弟。他们是5世纪时北印度犍陀罗人,属婆罗门种姓。他们先是在小乘说一切有部出家,世亲曾著有《俱舍论》一书,概括和阐述了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教义。后来,无著在中印度从瑜伽论师改信大乘教义,弘扬《瑜伽师地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辨中边论》、《大乘庄严经论》等大乘论著。世亲大师唐卡世亲大师世称多闻第一,图中他头戴班智达帽,身披袒右式袈裟,右肩覆搭衲衣边角,衣纹线条流畅,花卉纹饰精美。右手当胸结三宝印,左手持经书,半跏趺坐。两位弟子舒坐于榻前,以经书、法钵供养。

无著和世亲的著作有很多,其中有八部被认为与构成“瑜伽行派”的学说有密切关系。这八部著作在印度被归为一类,称为“无著八支”。据说因世亲的学说是受无著的启发,所以两家的重要著作都归之于无著名下。

无著、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的基本思想,就是极力论证世界万物是由“识”所变现。所谓“识”,这里泛指一切精神现象,即人的思维、认识作用以及产生这种作用的“心”的特殊功能。瑜伽行派把人的“识”分为八种,这八种“识”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种。这六种识是人的感觉、思维作用和能力。第二类即第七“末那识”,这是联系前六识和第八识的桥梁。第八识叫做“阿赖耶识”,在八识中最为重要。阿赖耶识内藏有能变现万物的潜在功能,这种潜在的功能被称为“种子”,所以第八识又被称为“藏识”。瑜伽行派学说认为:在八识中,前六识作用的对象,即是“种子”所变现。由此可见瑜伽行派所说的认识功能,是众生内在的认识,即前六识对第八“阿赖耶识”中所藏的“种子”的认识,因此这是一种自我认识,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由此,他们得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结论。无著菩萨修行图无著菩萨大约生于公元4世纪左右,是世亲菩萨的亲哥哥。据说无著菩萨曾把自己关在鸡足山里苦修,但并没有见到弥勒菩萨出现,后来,弥勒菩萨终于在他的眼前现身,并带他到兜率天宫的弥勒内院受教。

瑜伽行派根据“万法唯识”的道理,又用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这“三自性”解释一切认识现象。又用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这“四分”来进一步分析认识的职能和作用。他们把宇宙万有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概括为五大类,一百个要素,称为“五位百法”,从而进一步完成了佛教的名相分析系统。瑜伽行派在阐述和论证其思想体系的同时,发展了佛教逻辑“因明”学。

大约在南北朝时,瑜伽行派的思想学说逐渐传入中国。

什么是密教,它有什么特点?

大乘佛教“瑜伽行过于经院化,非常烦琐复杂,很难为一般百姓理解和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大乘佛教为了吸引群众,不得不吸收当时印度教的一些教义和形式,从而形成了印度佛教中的密教。

印度教由婆罗门教演变而来,它融合了印度社会流行的其他民间信仰,并吸收了佛教、耆那教的思想内容。印度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吠陀经典之权威,崇拜被作为最高实在的“梵”。其崇拜形式主要是祭祀、供养、持咒,等等。后来又出现了公然提倡性欲,主张借性力达到解脱的性力派。这些对密教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清·铜鎏金大威德金刚本尊为八头,戴花冠,诸臂持各种法器,张目龇牙,怀抱明妃,舞立于仰覆莲台之上,做工精致,金水完好。

密教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的“真实”言教,是大日如来的秘密传授,所以称为“密教”。它的主要特征,是有高度组织化的各种咒术、坛场、仪轨等,它对设坛、供养、诵经、念咒、灌顶等宗教仪式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形式相当复杂,不是教内之人绝不外传。密教的主要经典有《大日经》、《金刚顶经》、《密集经》、《喜金刚经》、《时轮经》、《苏悉地经》等。密教出现后,曾一度盛行于印度的西南部和德干高原等地区。早期的密教融合了中观、瑜伽行派的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发展到后来,出现了一些左道密教,他们的修行方法更强调“方便”,抛弃了原先的理论学说,较多地接受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影响。从此,印度的佛教开始走下坡路。

唐开元年间(713~741),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先后来到长安,将密教的经典和学说传入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宗派之一的密宗。

密教的一支传入中国西藏地区后,与西藏地区原先的民族宗教“苯教”相结合,形成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并发展成为噶当派、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格鲁派等许多派别。梵天的降生来源于印度教神话,画中毗湿奴躺在巨蛇身上,漂浮水面,肚脐上长出一朵莲花。梵天从毗湿奴肚脐的莲花中降生。

佛教史上有几次重大结集?

在佛教史上,比较重要的结集,通常认为共有过这么几次。

第一次结集是在释迦牟尼逝世后不久。这次结集相传共有五百上座比丘参加,由释迦牟尼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主持,结集的地点是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这次结集的目的是把佛陀一生所说言教诵出,以传后世,由此形成佛教的“经”和“律”。强巴佛像

第二次结集发生在大约佛灭百年之后。这次结集的直接起因是佛教僧团中对于戒律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引起的争论。据说当时印度东部跋耆族僧团中的一些比丘对传统戒律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遭到以耶舍长老为首的上座部长老比丘僧团的反对。耶舍长老于是召集了七百上座僧众在毗舍离地方举行了大规模的经典结集,对经、律的内容进行重新确定,以便统一认识。这次结集确定了跋耆族僧团中流行的十件事不符合佛法,这些决议引起了跋耆族僧团比丘的反对,反对者另外针锋相对地举行了一次集会,也用会诵的办法对经、律进行核定,确定十件事为合法。参加这次结集的多为大众比丘,所以又称为“大众部结集”。

第三次结集发生在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治时期。阿育王在即位第9年,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战争,此次战争之后阿育王宣布皈依佛教,并大力扶持佛教发展,以致当时许多非佛教的外道也混杂其中,佛教教义被搅乱。为了肃清外道影响,重新整顿佛教僧团和佛教教义,在阿育王支持下,由目犍连子帝须主持,召集一千比丘众参加,对佛教三藏,主要是上座部的三藏进行重新会诵、确认。这次结集后,佛教渐渐传播于世。

第四次结集发生在公元1世纪左右,大月支贵霜帝国的迦腻色迦王统治时期。迦腻色迦王是印度历史上继阿育王之后又一位著名的护持佛教的国王。在他统治时期,部派佛教经过不断发展,已经产生了许多派别,迦腻色迦王接受了胁尊者的建议,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一带)举行了一次佛教经典的结集。这次结集由胁尊者主持,以世友为上座,共有五百人参加。尼泊尔的佛塔尼泊尔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即诞生于迦毗罗卫的蓝毗尼(今尼泊尔南部提匀拉科附近的洛明达)。

第五次结集发生在近代缅甸。1857年,在缅甸贡榜王朝的明顿王主持下,召集了两千多名上座僧人,在首都曼德勒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结集,这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对巴利文经典原文进行校勘和考订。这次结集历经5个月才完成。这次结集的经文被全文铭刻于729块方形石块上,全部碑文现在还保存在曼德勒的一个博物馆中。

第六次结集发生在1954年至1956年,这次结集是缅甸联邦政府为纪念释迦牟尼逝世2500年而发起。这次结集以第五次结集所校勘的经文为依据,并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各种巴利文版本,对巴利文三藏进行了严密的核校。这一次结集完成的大藏,是目前为止最完善的巴利文《大藏经》。

阿育王对佛教的传播有何贡献?

公元前273年,阿育王继位,成为孔雀王朝的君主。在继位之前,阿育王曾被他的父亲宾头沙罗派作叉罗地方的总督,因此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他继位后,继承父业,不断进行征服战争,最后使摩揭陀国成为一个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自阿萨姆西界,西抵兴都库什山的幅员辽阔的军事帝国,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

阿育王即位之初,对外利用军事力量进行征服战争,对内则杀戮大臣,甚至自己的兄弟姐妹。据说在公元前261年,阿育王曾率军征服南印度的羯陵伽国,获战俘15万多人,杀了10万人。在惨酷的战争之后,阿育王宣布放弃武力征服的办法,皈依佛教。实际上除了佛教之外,当时他对境内各种宗教,包括婆罗门教、耆那教等都加以保护,极力利用各种宗教安抚在他统治下的各族臣民,对于佛教则更是特别大力扶持和宣扬。他在帝国境内许多地方开凿岩壁,树立石柱,上面刊刻诏令,宣称“以法胜,是为最胜”,主张以佛教征服人心。这些刻有阿育王法敕的摩崖石刻和石柱,有些还留存至今,成为研究古代印度历史极为重要的资料。阿育王石柱柱头

在阿育王的大力扶植下,佛教在当时实际上处于摩揭陀国的国教地位。他以大量金钱资助佛教的发展,派遣了许多传教僧人到全印度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去弘扬佛法,相传他还把佛舍利分散到各地,在各地同时兴建了许多佛塔供奉舍利,供人瞻仰崇拜,以扩大佛教的影响。他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和女儿僧伽密多(Sanghamitta)先后出家,并相继率人南下斯里兰卡岛,把佛教传入了斯里兰卡。他在政府内设置了“正法大官”执掌宗教事务,巡回各地,宣传佛法。他还曾经在首都华氏城召集了许多佛教僧侣,由上座部长老目犍连子帝须主持,举行了佛教史上有名的第三次“结集”,编纂、校订和整理了当时流行的佛教经典,处理了佛教内各派之间的争论。由于阿育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佛教在此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开始在印度以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中亚、西域一带得到传播。阿育王本人也被后世的佛教徒尊为护法大王。泰国曼谷的舍利塔泰国盛行小乘佛教,有着良好的佛教文化传统。

迦腻色迦王在佛教史上起过什么作用?

贵霜王国由大月氏人所建。月氏人最初居于中国甘肃、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初被匈奴击败后西迁,后来又遭乌孙攻击,不得不再度西迁,来到阿姆河流域一带,即今阿富汗、乌兹别克一带。月氏人来到这里后,征服了原居在阿姆河上游的大夏,开始在这里定居。

进入大夏的月氏人分为休密、双靡、贵霜、顿以及都密五个部分,称为“五部翕侯”。大约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五部翕侯中的贵霜侯丘就却攻灭了其他四部,自立为王,建立了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到了迦腻色迦王时代(约78~120,一说约120~162),势力进一步扩展。迦腻色迦王西侵安息,在北印度的势力已达到恒河和印度河流域,形成一个以弗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为都城,西起咸海,东至葱岭的中亚大国。18世纪印度耆那教铜像,代表精神的解脱,耆那教是印度本土的宗教之一。

与此同时,佛教在贵霜帝国境内迅速发展。迦腻色迦王本人是个热心的佛教信奉者。据佛教资料记,迦腻色迦王在处理完国家事务后,每有空闲,经常览读佛经,还在国内到处建立寺院宝塔。如在都城附近所造的“雀离大塔”,据中国东晋时西行的僧人法显记载,此塔高达四十余丈,由各种宝物装饰,显得壮丽威严,是法显西行时所见诸塔庙中最为壮观的一座。后来唐代玄奘法师去西域时,还见到这座巍峨壮观的宝塔。更重要的是,迦腻色迦王时代建造的佛塔在形式方面改变了原来印度佛塔的复钵式造型,创建了五层楼式佛塔样式,使之更具有装饰性和实用性,这是佛塔建造形式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对中国佛塔的建造形式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尼泊尔印度教塔印度教是尼泊尔的国教,但藏传佛教等在尼泊尔也有一定数量的信众。

当时佛教部派繁多,各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迦腻色迦王下令四方远近著名僧人约五百人集合,由“说一切有部”的著名论师胁尊者主持,以世友尊者为上座,讨论佛法奥义,重新宣明“三藏”,这就是佛教史上所说的“第四次结集”。当时西北印度主要流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所以这一次结集实际上是一次“说一切有部”经典的结集。这次结集前后历时12年,编述了论颂三十万,约九百多万言,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叫《大毗婆沙论》,是“说一切有部”的一部巨著。迦腻色迦王命人以赤铜锤成薄片,将论文镂写在铜片上,然后建塔封藏,使“说一切有部”典籍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有何区别?

在有关佛教传播的书籍中,我们常可以看到“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说法。那么什么是南传佛教,什么是北传佛教,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佛教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一开始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印度向南传入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和中国的傣族地区,这些国家(地区)的佛教就统称为“南传佛教”。就教义而言,“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佛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乘佛教”。另一条是从印度北部传入中亚地区,然后通过中亚、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蒙古人民共和国等。这些地方的佛教统称为“北传佛教”。清代南传佛教鎏金铜佛坐像

从佛教经典的语言文字来看,南传佛教主要依据巴利文经典,因此又称做“巴利语系佛教”。巴利语原来是古代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一种大众语言,相传佛陀就是用这种语言对大众说法传教的。流传到斯里兰卡的佛教经典就是用这种语言传播的,一开始并无以文字书写的经典,到大约公元前1世纪,当时斯里兰卡的统治者无畏波陀伽摩尼王召集了僧众在大寺勘定佛教三藏,用斯里兰卡通行的僧伽罗文音译巴利语书写,这是最早的巴利语经典。公元5世纪,摩揭陀国三藏法师觉音来到斯里兰卡,重新用僧伽罗文字整理编写巴利文三藏,这就是现在流行的巴利语佛典的原型。后来,缅甸、暹罗、泰国等也都以他们本国的字元音译记录巴利文三藏。

北传佛教主要依据梵语经典,所以又称为“梵语系佛教”。梵语原为古印度贵族阶层内流行的一种“雅语”,在佛陀释迦牟尼的时代,这种语言只在印度社会贵族阶层的一部分人中使用。后来,经过文法学者波尔尼详为厘订,才开始逐渐在印度一部分地区流行。梵语佛教经典大多流行于印度北方,后来又传入中亚、西域地区。

北传梵语系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发展成为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两大系统。汉语系佛教流传于中国广大汉族地区以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使用的经典主要是汉文《大藏经》。藏语系佛教主要流传于中国藏、蒙、土、羌、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以及中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在世界上出现的各种语言文本的佛教经典主要来源于巴利文、汉文和藏文这三个系统的佛教典籍。云南西双版纳大勐龙傣族缅寺中的佛像

佛教何时传入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原名锡兰,是南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曾经将斯里兰卡称为“狮子国”,或“僧伽罗国”。斯里兰卡与印度一海相隔,地理上十分接近。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其国人民绝大部分信奉佛教,是个佛教国家。斯里兰卡佛教与缅甸、泰国、柬埔寨佛教有密切联系,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教义。可以说,斯里兰卡两千多年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内的一座佛像。佛教是斯里兰卡的国教,佛像随处可见。

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在印度非常兴盛。在阿育王支持下,举行了佛教历史上的第三次经典结集。阿育王又派遣传教团分赴四方传播佛教教义。也就是在此时,阿育王的一个儿子(一说兄弟)摩哂陀长老带了一批人,渡海来到了锡兰岛。他们上岛后,在离王国首都不远的密兴多列圣山处,遇上了正在打猎的天爱帝须国王,他们向国王宣传佛教教义,不久,天爱帝须就信奉了佛教。从此以后,佛教在斯里兰卡很快地发展起来。大约两个多月后,整个王城及附近的人民都接受了佛教信仰,并且很快向全国传播。斯里兰卡佛寺斯里兰卡是传统的佛教国家,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图为斯里兰卡中部山区肯地的一座著名佛教寺庙。

天爱帝须王信奉佛教以后,为摩哂陀长老建立了一座寺院,称为“大寺”,这是斯里兰卡第一座佛教寺院。据说当时国王的弟弟,宰相的兄弟,以及一些贵族也相继带了一批人出家修行,成为斯里兰卡最早的佛教僧侣。与此同时,斯里兰卡也有一些妇女要求出家,但按照佛教戒律,比丘不能传授比丘尼戒,为此阿育王又派了他的女儿僧伽密多长老尼带了十一位比丘尼到达斯里兰卡,建立了斯里兰卡第一个比丘尼僧团。据说僧伽密多动身离开印度前,还带了相传是释迦牟尼在其下成道的那棵菩提树上折下来的幼枝,栽在斯里兰卡大寺的林园内。这棵树据说直到现在还活在那儿,相传这是世界上有历史可考的最古老的树之一。斯里兰卡人民把它看做是国宝,对之表示极大的尊崇。

由于摩哂陀和僧伽密多等人的努力活动,斯里兰卡的国王、贵族等统治者率先信奉佛教,并保护佛教发展。当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信奉,使佛教很快便在斯里兰卡流传,成为人们普遍信奉的宗教。据研究斯里兰卡历史的专家认为,佛教之所以能这样快地在斯里兰卡岛流传,还有地理与语言接近等原因。

佛教何时传入缅甸?

缅甸的国名来源,据语言学家和史学家考证,起源于梵语“婆罗”(梵天之意)。可见古代缅甸与印度文化关系是很密切的。

按缅甸古代的传说,大约在距今2500年前,在今缅甸首都仰光的地方,有两个商人在印度经商时,接受了佛法,成为佛陀的弟子。当他们回国时,佛陀赠给他们两人八根头发,于是他们回来造了一座很大的佛塔贮藏佛发,塔的外面又用银、锡、铜等加以装饰,显得极为宏伟壮观,这就是仰光有名的大金塔。据说这是佛教初入缅甸的开始。

古代缅甸人曾在缅甸濒临孟加拉湾一带的打端地方建立国家。他们较早吸收了印度文化和宗教。根据1476年缅甸国王达磨悉提时的一篇巴利文名著《庄严结界》中记,打端古国名为“罗摩那提沙”,后来普通简称“罗摩”。当须那、郁多罗两位长老来金地传播佛教时,获得了国王和人民的信奉。他们最先宣说“四圣谛”法,得到数千人皈依,佛教由此传入缅甸。缅甸佛寺。缅甸是信奉佛教的国家,属上座部佛教。

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最初传入缅甸的佛教,可能是南传上座部。在卑谬附近发现的一些薄金片,上面刻有巴利文字体,内容是记述上座部佛教的。另外,在帽查附近,曾发现一块古代雕板,上面刻有巴利文佛经。据学者考证,这些巴利文的字体与公元5世纪时南印度迦坦婆字体相似,最迟不会晚于公元6、7世纪。所以,根据考古发掘,古代缅甸的历史记载以及斯里兰卡《岛史》等,说明缅甸在公元6世纪以前已经传入了上座部佛教。缅甸仰光大金塔佛像

公元10世纪前后,大乘佛教及密宗也曾传入缅甸,在缅甸蒲甘博物馆保存的一些出土的古代佛像中,有一些小型的观世音菩萨立像。另外,在其他一些故址中,还发现部分反映藏传佛教艺术形象的雕像。一些学者认为,缅甸的大乘佛教有可能从中国传去。缅甸与中国西南接界,受中国文化、宗教的影响是有可能的。另外,中国西藏地区与缅甸接界,而且古代缅甸民族属于缅藏系,与藏族有亲缘关系,互相交通也很频繁,所以在缅甸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中有表现藏传佛教的东西出现。1l世纪,缅甸蒲甘王朝(1044~1287)的阿奴拉陀王任用了一个名叫阿罗汉的僧人为国师。国王受阿罗汉影响,宣布以佛教为国教,同时下令各佛教宗派团体进行整顿。阿罗汉属上座部僧人,因此整顿的结果,使缅甸佛教上座部很快发展、兴盛,并占据正统地位。而原先各派,包括大乘各宗、密教以及其他一些宗教,都被渐渐淘汰。

《岛史》和《大史》是怎样的书?

约在公元前26年,有大寺派长老数百人在斯里兰卡岛的中部举行了一次佛典结集,诵出了上座部三藏,并用巴利文加以记录保存。公元5世纪,又有印度摩揭陀国三藏法师觉音来到斯里兰卡,他对当时在斯里兰卡流行的佛典进行了整理,并用巴利文全部重新进行编写。巴利文的输入对斯里兰卡文化发展有重大影响。《岛史》和《大史》就是在当时这种历史背景下,由斯里兰卡僧人用巴利文写的两部重要著作。清代南传佛教铜制释迦牟尼坐像《岛史》又作《岛王统史》、《洲史》。作者不详。也有认为是大寺派比丘所作,或者是以大寺所传的资料为基础编纂。也有人认为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于较早的僧伽罗文著作《义疏》。《岛史》主要内容是叙述了佛陀的生平以及到斯里兰卡传教的神话、佛教的三次结集,以及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一直到公元3、4世纪时的历史情况。其所记史实可以与印度的史料相印证,对后人研究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古代历史、佛教的早期发展及传播情况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本书体裁是文体粗略的叙事诗,缺点是内容庞杂而缺乏连贯性,有的地方前后重复。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它并非是由一个作者所写。《大史》一作《大王统史》,此书的成书年代略晚于《岛史》。作者是公元6世纪时的摩诃那摩比丘。相传他是公元6世纪初斯里兰卡国王达都斯那的叔父。据说达都斯那王在位时,为了净化佛教,曾举行正法结集。摩诃那摩比丘的《大史》也是当时奉王命而作。《大史》主要资料来源于《岛史》和朝廷文件,在某些方面对《岛史》作了补充和注释。本书内容主要是叙述了佛教的产生和斯里兰卡早期佛教状况。《大史》和《岛史》互相连贯,但《大史》更精炼且内容丰富,是研究古代印度和斯里兰卡早期历史、佛教发展的重要资料。本书体裁与《岛史》一样,亦为叙事诗体,但文学性更强。目前流行的是德国学者威廉·盖格(1856~1943)的编订本,由伦敦的巴利语圣典学会出版。书中记叙的时间是从佛教产生到公元4世纪斯里兰卡摩诃舍那王统治时期为止。现在斯里兰卡人民把这部史诗尊奉为他们的国宝。清代南传佛教鎏金铜制佛像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佛教寺庙墙壁上的浮雕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

佛教初传中国时,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只是在一部分人中悄悄流传。后来史书上所载的佛教初传,大多只是根据传说。另外,魏晋时期,佛道两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双方为了争夺正统,抬高各自的地位,都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为攀附这些传说,佛教徒们尽力把佛教传入的时间提前。这样,佛教如何传入中国之事,便被笼上了一层朦胧而神奇的迷雾。河南洛阳白马寺竺法兰墓竺法兰是古代印度佛教僧人。汉明帝永平年间与摄摩腾一同来华传法。汉明帝把他和摄摩腾安置在洛阳白马寺(因两位僧人以白马驮经来华而名)。他们在洛阳传教,并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五部佛经。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传说中,历史上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就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使佛法流传汉地的故事。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老子化胡经》等。此外,东晋袁宏《后汉纪》,刘宋范晔《后汉书》等魏晋南北朝人士的著作中,也有不少言及此事的,可见当时这一故事在社会上已广为流传。

汉明帝夜梦金人而遣使西行求法的故事,是说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夜梦神人,身上放光,在殿前飞绕而行。次日会集群臣,问这是何神,有“通人”傅奕回答说:听说西方有号称为“佛”的得道者,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帝所梦见的应该就是“佛”。汉明帝听了傅奕的回答,便派遣使者西行求法。使者们在西域大月氏国抄回佛经四十二章,带回来后,汉明帝将之藏在皇家图书馆,佛教于是传入汉地。这一传说故事有神话传奇的成分,但基本情节尚属可信,唯傅奕以“佛”为对,说明当时已有佛教在民间流传,只是未能传到宫廷而已,因此还不能作为佛教最初传入的记录。

在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中,引用了三国时魏国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关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录,并解释说“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值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其时大夏已有佛教流传。大约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的贵霜王朝成为中亚一个强大的帝国,并且也是中亚地区的一个佛教中心。汉代自张骞通西域后,许多商人往来于中亚西域一带从事商贸活动,这些商人中有些本来就来自于佛教流行地区,他们在来华经商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佛教经典。所以在汉哀帝时,由月氏王派人来汉地传播佛教,是完全可能的。竺法兰像摄摩腾像

《四十二章经》是怎样一部经?

关于汉明求法之事,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具体情况已不可详考,至于《四十二章经》究竟是抄于大月氏,或是在洛阳译出,到梁代就已弄不清楚。近代有学者认为,《四十二章经》并非译自印度佛教经典,而是汉人自己撰写的。如梁启超先生曾断言:这部经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而是人们在许多佛教经典中选择精要,仿照中国的《孝经》、《老子》等书编撰而成。所以此经只是一个编撰本,而非译本(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中国著名的佛教学者吕先生则把《四十二章经》与三国时译出的《法句经》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四十二章经》抄于《法句经》,而且其抄出的年代当在公元301年至342年之间,因此得出结论:《四十二章经》不是最初传来的佛经,而且还不是直接的译经,而是一种佛教经典的简明抄写本(详见吕《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一讲及附录)。草书四十二章经

与此相反,著名佛教史学家汤用彤先生则经过详细考证,认为《四十二章经》并不是由中国人自己编撰的,而是汉代末年译出的一部“外国经抄”。这部经在汉晋之际曾出现过几种不同的译本,可见当时颇为流传。但后来经过人们多次改动,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反而使后人对这部经的出现年代产生怀疑。汤先生还认为:汉译《四十二章经》的文句质朴平实,其内容虽出自小乘佛典,但与汉代流行的道术颇有相通之处,因而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佛教经典(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部分,第三章《四十二章经》考证)。总之,《四十二章经》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在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部佛经。但它不是一部独立的经典,而是从小乘佛教经典中辑录出一些佛教基本教义的“经抄”。其内容着重阐述早期佛教宣扬的人生无常,贪爱和欲望之弊等等,劝人们放弃世俗欲望,追求出家修道的修行生活。《四十二章经》是一部为适应佛教初学者需要的入门书,在佛教刚刚开始传入汉地的时候出现这样一种经抄类型的汉文佛经,完全适应了佛教在汉地发展的需要,它在社会上的流行,对当时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河南洛阳白马寺齐云塔为金代所建砖砌密檐式塔,通高53米,共13层。

汉代佛经翻译有哪两大系统?

安世高,一名安清,原为安息国太子。他广览佛经,尤其精于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学说。他曾游历西域各国,通晓各国语言。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来到洛阳,开始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他共译出佛教经典30余部。其中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等,这些经典多为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经典。

安世高所译的经典,重点在“禅数”之学。所谓“禅数”,“禅”指禅观,即指通过修习禅定而进入静虑状态,由此而领悟佛教的觉悟之道。禅观的方法有多种,其中如“安般守意”,是要求修行者在修行过程中有意识地控制气息出入,守持意念,专心于一境。其他如《十二门经》、《大道地经》等经典都是指导修行者修习禅定的佛教经典。“数”是用数字把佛教中各种繁多的名词概念加以分类论述,从而阐释佛教基本理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又称为“数法”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

支娄迦谶,亦称支谶,原是月氏国人。他于汉桓帝时来洛阳,至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共译出佛教经典十多部,其中确实可考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三部。他所译出的佛经,数量虽然不多,但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佛教史的发展却有很大的影响。如他所译的《道行般若经》,是一部反映佛教般若学的较早的一部佛经,主要宣扬大乘佛教的“诸法性空”、“诸法如幻”的思想。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引起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兴趣,从而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并出现了魏晋般若学的“六家七宗”之说,推动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另外,《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都是讲大乘禅观的佛经。特别是《般舟三昧经》还特别宣扬了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后来净土思想流传,实以此为开端。

东汉末年来华传教的印度、西域佛经翻译家中,安世高和支谶是最有影响的两个。他们翻译的佛经和介绍的佛教流派各有不同的侧重,代表了当时佛教的两个不同的学说系统。这两个学说系统,是从汉代一直到魏晋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佛教两个主要学说系统,只是后来由于大乘佛教的学说更适合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环境,才得到越来越大的发展,以至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甘肃敦煌莫高窟张骞出使西域壁画,是研究丝绸之路历史、佛教东传史和中外交通文化交流史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牟子理惑论》是怎样一部书?

《牟子理惑论》最早见于陆澄的《法论》,陆澄将此书著录在“缘序”集中,并注曰:“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但《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中,著录《牟子》二卷,注曰:“汉太尉牟融撰”。这引起人们对《理惑论》一书真伪问题的争论。近代以来,部分学者认为此书应是晋宋间人所作,如著名学者梁启超、吕等就有这种看法。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此书确是汉魏旧帙,胡适之、余嘉锡、周叔迦、汤用彤等都是持这种主张。

从现存《牟子理惑论》一书内容看来,此书当为汉魏之际所著,特别是从书的《序传》一节来看,所述史事多可与史实相印证,并可补史料之所阙。当然,本书作者究竟是苍梧太守牟子博,或是东汉三国之际的另一个牟融,已无从确考。云南噶丹松赞林寺的轮回图松赞林寺汉语称为“归化寺”,是云南藏传佛教寺院之首。《牟子》全书共39章,首章为“序传”,末章为“跋”。正文共37章(或称37篇)。文章采用“自设宾主”进行问答的形式展开,所问者对佛教提出种种疑问,回答者则引经据典,给以解释,通过解释而对佛教教义学说加以发挥阐述。该书作者大量引用儒、道和诸子百家的论述,力图说明佛教教义与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一致,具有明显的儒、佛、道三家合一的思想倾向。雕于南宋时期的重庆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17号窟的阿难像。

另外,汉代人们把佛教看做为神仙方术的一种;魏晋时期,老庄、玄学思想盛行,一些人又以玄学释佛学,而《牟子理惑论》中既有精灵不灭、祸福报应的思想,又有以老庄“无为”学说来解释佛理,这些情况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佛教何时开始传入江南地区?

三国时期,在江南从事佛经翻译和传教活动的僧人逐渐增多,佛教在江南流行起来。在从事译经和传教的僧人中,支谦和康僧会影响最大。

支谦祖籍月氏,他的祖父在汉灵帝时归附东汉,支谦从小生长在汉地,精通中华文化,13岁时又学西域各国语言文字,“备通六国言”。支谦译经,据支愍度《合首楞严记》说,自黄武(222~228)至建兴(253~254)年间,共译出佛经数十部。据《出三藏记集》有36部、48卷。其中重要的是《阿弥陀经》、《维摩诘经》、《瑞应本起经》等。《阿弥陀经》亦名《无量寿经》,主要宣扬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信仰,此经后来成为净土宗的主要经典之一。《维摩诘经》是说在家居士之事。经中宣扬了古代印度毗舍离地方的一位名叫维摩诘的大居士,深谙佛理,常常出入各种场所,宣扬大乘佛教义理。此经在姚秦时由鸠摩罗什重译,受东晋以后门阀士族阶层的欢迎而特别流行。《瑞应本起经》是释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文学性比较强,支谦的翻译笔法流畅、文句简略。维摩演教图维摩,也称维摩诘,意译是“净名”或是“无垢称”,是一个在家的大乘佛教居士,是著名的在家菩萨。

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康僧会自幼出家,公元247年,康僧会来到吴国的都城建业进行译经传教活动。据说孙权初时不信佛教,后因康僧会显示神异,求得舍利,所以为他建立了寺院,号为“建初寺”,相传这是江南最早的佛寺,所以称为“建初”。佛教初传江南时,其教义学说还不被人们理解。为了推动佛教的流传发展,康僧会并不是直接阐述佛教的出世之说,而是着重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天人感应的神学学说来解释佛教教义,又以通俗的善恶报应说来诠释佛教轮回报应思想。他的这套宣传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致后来许多佛教史籍将康僧会的传教活动作为江南佛教的开始。尸毗王割肉贸鸽图讲述尸毗王乐善好施,甘愿舍身割肉以救护一只被恶鹰追逐的鸽子的故事。

康僧会翻译的佛经,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等记有二部十四卷。其中最重要的是《六度集经》。全书分八卷,按大乘佛教教义所说的“六度”分为六章,辑录各种佛经共九十一篇。严格说来,这是一部编译的佛经。前五章中,每一章开始都有一个提要性的序言,概说佛教教义,整部经典以所谓“菩萨本行”,即佛陀前生种种神话故事来说明佛教的教义教理。《六度集经》译出后,对佛教普及起过很大作用。其中有些神话、寓言故事流传很广,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敦煌菩萨”因何得名?

竺法护聪明博学,广泛涉猎“六经”百家诸说,因有感于当时的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的建造,而忽略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遍游西域各国,搜集了大量佛经原本回长安。回来后他往来于洛阳、长安、敦煌之间,从事佛经翻译。他先后译出佛教经典一百五十余部。所译经典包括属《般若经》类的《光赞般若经》、属《华严经》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属《宝积经》类的《密迹金刚力士》和属《法华经》类的《正法华经》、属《涅经》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可以说早期大乘佛教各部类的一些主要经典基本上都有翻译。因此他的翻译工作为大乘佛教各流派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受到历代佛教学者的赞赏。东晋孙绰作《道贤论》时,称赞竺法护“德居物宗”,并把他比做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山巨源)。

竺法护所译佛经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渐备一切智德经》等。敦煌鸣沙山驼影敦煌位于联系内地与中亚交通的“丝绸之路”上,自古商旅交通不断,佛教也由这里传入内地。《光赞般若经》十卷,晋太康七年(286)译于长安。此经原本由于阗沙门多罗带来。与朱士行在于阗所得的《放光般若经》为同本异译。但此经译出后一直湮没于凉州,在西晋时几乎没什么影响。过了九十余年,东晋名僧道安才于太元元年(376)得到此经。道安将此经与朱士行在于阗所得的《放光般若经》进行对比研究,获很多心得,着《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光赞析中解》、《光赞抄解》等,由此促进了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的研究。《正法华经》十卷,是竺法护于晋太康七年(286)译于长安。这是一部早期大乘佛教经典。经中以许多比喻说明佛以“权方便”设种种教化以普度众生,使人人得以成佛。经中还塑造了一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译为“光世音”)菩萨的形象,宣称遇难众生只要诵其名号,即会以种种化身解救急难,使人逢凶化吉,转危为安,这对当时处于战乱动荡中的广大受难民众具有极大吸引力。行道天王图描绘了毗沙门天王及其护持巡查的场面。《渐备一切智德经》十卷,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译于长安。此经是《华严经·十地品》的异译本。主要讲大乘菩萨在修行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十个阶段。后来北朝菩提流支等译《十地经论》,就是更具体地阐述这一内容的。由研习《十地经论》而发展成的“地论学派”和“地论师”,直接影响了隋唐之际中国佛教宗派的发展。

“般若学”在魏晋时期为何流行?

《般若经》的流传,可以追溯到汉末支谶译出《道行般若经》,三国时支谦又译《大明度无极经》,这是《般若经》的两个最早的译本。魏晋之际,各种般若类经籍开始被大量翻译介绍。魏甘露年间有朱士行西行求法(260),在于阗获得《般若经》梵本,后由竺叔兰、无罗叉译出,是为《放光般若经》,西晋竺法护又译出《光赞般若经》等。在姚秦鸠摩罗什系统地介绍大乘空宗思想之前,《般若经》已经在汉地相当流行了,而此时魏晋玄学的兴起,又为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印度波罗时期的般若波罗蜜多像般若波罗蜜多为佛教万神殿中至高无上的女神。

汉魏之际,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生一大转变,这就是玄学兴起,取代了汉代的经学而成为当时学术思想的主流。玄学从本体论角度讨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提出本末、有无、体用等一系列重要范畴,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思潮。玄学的目的是论证现象世界的背后有着永恒的、真实的、非语言形象所能表述的精神本体,即“道”,或“无”。佛教般若学则旨在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妄不实,它着重宣扬“诸法性空”的思想,认为客观的现象世界以及世俗的认识都是虚假而不实,只有通过般若智慧,体得永恒真实的“诸法实相”,或者说是“真如”,才能得到彻底的觉悟,解脱一切烦恼的精神境界。因为般若学与玄学在思想理论上和认识方法上有着相似之处,所以伴随着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的般若学也得到了迅速广泛的传播。行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卷(局部)

在般若学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采用了“格义”的方法,对玄学和佛学的合流,以及般若学的兴起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所谓“格义”,实际上就是以传统的中国哲学名词概念去比附和解释佛教的名相、术语,它着重于从义理方面融会中外两种不同的思想,以消除在玄学和佛学交流中的隔阂和抵触,使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得到沟通,使人们容易理解和接受佛教这样一种外来宗教。在般若学的研究中,许多佛教学者往往用老庄玄学思想和语言来解释佛教教义,以迎合当时社会的需要。

两晋之际,玄学本身已经历了贵无、崇有、独化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基本上完成了它的逻辑发展。正在此时,佛教般若学悄悄兴起,于是许多玄学家把兴趣转向佛学。佛教般若学也需要依附和吸收玄学思想来发展自己,于是形成了玄学和佛学合流的情况。般若学便在这种社会思想条件下迅速地发展起来。

魏晋时期般若学的“六家七宗”是指哪几家?

所谓“六家七宗”,依晋宋间僧人昙济所著的《六家七宗论》列举,分别为本无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六家,其中本无宗又分出本无异宗,合称“六家七宗”。但隋代吉藏在《中观论疏》中论及当时般若学各派时,认为在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之前,佛教般若学本有三家,即心无、即色、本无三派。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作《不真空论》,对魏晋般若学各派理论进行总结,也以此三家为代表。《金刚经》卷首插画(局部)描绘佛陀与弟子须菩提交谈,佛胸前带有万字图饰,围绕他的是剃发的僧侣、凶猛的护卫及随从。《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中国禅宗南宗的立宗典据,现藏英国大英图书馆。“本无宗”的代表人物是东晋时的释道安。道安是东晋时期的名僧,他很重视对般若学的研究,他将大、小品《般若经》进行对比,把《光赞般若经》和《放光般若经》进行对比,从而提出他的观点。他认为般若法性,常静至极,无为无着,悠然无寄。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必须泯灭个人的主观认识功能,使“心”的作用不起,主客观作用都泯灭,最后留下一片空寂的“无所有”,这就是“法之真际”,也即是佛教的最高精神境界。因为这一派以“无”为“本”,为最高境界,所以称为“本无”。“心无宗”创始人为支愍度,也是一位博学的佛教学者。东晋初年,因避战乱,他渡江来到江东,为了适应江东的玄学潮流,于是创立“心无”义,自树一帜。这一派着重从主观意识上强调“无”,至于客观外界事物究竟是“有”还是“无”,则未加明确阐述。在这一点上,“心无宗”与“本无宗”正好互相对立。由于这一派学说并未明确否定客观外界事物,因此被认为带有唯物论倾向而遭到“本无宗”的强烈批评,被看做是“邪说”。陕西户县草堂寺鸠摩罗什像鸠摩罗什在南北朝时来到内地从事译经,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一大译经家。他所译的《大品经》、《妙法莲花经》等,简洁晓畅,广为流传。“即色宗”以东晋名僧支遁为主要代表。支遁精于《般若经》义理,他与东晋名士谢安、王羲之等交游,以好谈玄理而闻名于当世。他曾著《即色游玄义》阐述他关于般若学说的思想学说。这一派的学说特点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即并不直接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而是着重论证客观事物本性并不自有。“即色宗”承认事物的本体与现象之间有差别,主张通过现象去认识事物本体,这种思想在魏晋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最接近佛教般若思想的本来意义,但由于他们当时还未掌握般若学“有无双遣”的认识方式,所以并未能最后建立般若学“非有非无”的本体论思想体系。这一任务,最后由鸠摩罗什的弟子,东晋末年的僧肇所完成。

《肇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僧肇(384~414),晋代著名僧人。他对魏晋以来流行的佛教般若学各家学说进行了总结,完整地阐述了大乘佛教般若性空的教义学说,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东土解空第一”。《肇论》的开篇《宗本义》概述了全书的大意,第四篇《涅无名论》论述了佛教的最高精神境界“涅”的无生无灭,绝言忘相。其余的三篇则是僧肇著名的代表作。《物不迁论》主要发挥般若性空思想,从时间和空间角度论证世界万物看似变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发生变化,变化着的只是事物的假相,“若动而静,似去而留”。《不真空论》阐述了佛教关于般若性空的思想学说,认为世界万物是由因缘合和而成,所以虽无而有,虽有而无,非有非无,称之为“空”。《般若无知论》着重论述佛教的般若智慧无知无相,却又无所不知,洞照万物。北京大悲寺山门殿四大天王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

僧肇的般若中道观,完整地阐述和发挥了大乘佛教般若性空思想,把魏晋以来般若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至此,魏晋时盛行的佛教般若学完成了它自身的发展过程。

“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是怎么回事?

“生公”是指晋宋年间僧人竺道生。他曾提出“一阐提人”(佛教所谓断善根之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的看法。据说,他曾在苏州虎丘山的一块巨石上进行说法,阐述“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周围的石头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于是留下了“生公说法,顽石点头”这一典故。

竺道生是晋宋间佛教涅学派的代表人物。所谓涅学派,是专门研习和弘传《涅经》的一个学派。《涅经》的核心问题是佛性问题,即成佛的依据和可能性问题,继魏晋般若学之后,这成了佛教义学的中心问题。南朝时期,人们的地位由家族出身和门第高低决定,甚至人的才能和品德的优劣也都由门第出身决定。儒家的封建伦理观对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却并未作出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说法的出现,恰好弥补了封建伦理观念中的不足部分。这和“人皆可以为圣贤”的儒家“性善论”一样,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因此,南朝时期涅佛性论的出现,符合了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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