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汉家衣裳：汉代物质生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霁色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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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汉家衣裳：汉代物质生活试读：

在汉朝乃至历朝历代，都有一个不需强调的共识——衣裳，是不能随便穿的。

服饰，自古以来就不只有保暖，满足人们的审美欲望这样简单的功效。“人靠衣装”这话着实贴切，古人云“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什么样的人就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可见人们将社会伦理的诉求也寄托在了身披的层层布帛上。故而在汉朝，从人们的服饰上，就能看到礼仪制度和森严的等级地位。

汉代兴“礼服”，“服”就是“礼”的一种象征，穿在身上的服饰还有“报功章德，尊仁尚贤”的效果，身份尊贵、有贤有能的人在穿衣上都与他人不同，这就是一种严格的礼。因此，在汉朝我们完全可以遵循“以貌取人”的待人准则，看人先看衣，只要不遇到兴之所至微服私访的皇帝，一般都错不了。

中国人讲礼，古人更重礼，因此寄托着礼仪制度的服饰，穿起来是格外的繁琐。颜色穿不对？花纹有问题？样式不正确？全都不行！对古人而言，恐怕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便是要烦恼今天的衣服该怎么穿。不过在最初，汉朝的服饰礼仪并没有如此繁琐。

众所周知，西汉初年民生凋敝，汉高祖刘邦出巡之时，竟然连四匹毛色一样的拉车之马都凑不齐，官员更是只能坐牛车代步，浑似要去赶集一般。这样严酷的现状下，朝廷上下一心，都在琢磨着一件大事——如何才能让百姓吃饱！仓廪尚且不实，怎么顾得上知礼节呢？所以此时的服饰制度并不完善，朝廷一时“偷懒”，大多沿用秦朝时的制度。

当然，皇帝的待遇是特殊的，比如刘邦在身份低微时所戴的冠帽，也随之“鸡犬升天”，被命名为“刘氏冠”，非公爵以上不能穿戴。除此之外，商人的地位也十分特殊——低得特殊，所以亦被强调不能穿着锦绣绮罗。

直到汉武帝时期，吃穿待遇提升了，皇帝又提倡“独尊儒术”，这才再次将服饰礼仪的规范提上日程。中国古代崇尚“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的便有“五德”，每个朝代均不同。武帝认为秦朝属“水德”，黑色属水，所以秦朝服饰以黑为尊贵。到了汉朝还能如此吗？当然不行，得改！于是武帝在元封七年正式下诏，改易服色，变为崇尚黄色。黄色属土，可见武帝认为汉朝应当为土德。

所以，古代并非一直以黄为尊，服饰的颜色变易也属于礼仪的一种。比如东汉时，光武帝刘秀就产生了不同意见，他以为汉朝应当是火德，那就变为尊崇红色呗！这每改朝换代便变化一次的服色，倒是有些“新朝新气象”的既视感。

汉朝的服饰礼仪，直到东汉才基本完善，这在《后汉纪》中有所记载：

汉初，文学既缺，时亦草创，舆服旗帜，一承秦制，故虽少改，所用尚多。乃是天子依《周官》《礼记》制度，冠冕衣裳，佩玉乘舆，拟古式矣。

可见，东汉时的服饰制度很有些“复礼”之意，不仅继承了秦、西汉的习惯，还参考了三代古制，仿照着先秦的式样又重新拟定了完善的服饰礼仪。至此，汉朝人穿着的礼仪规范才算是有了“完全版”。

为什么解决完温饱大事后，人们首先关注的就是“穿什么”这样看似无甚意义的事呢？其实，那些在现代人眼中过分繁冗的，从颜色到纹样都有严格要求的规定，就是为了彰显一个词——等级。

儒家思想总不忘强调等级和地位的差异，孔圣人有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个字便道尽儒家在等级上的观念。所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当政者就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等级地位的差异。

这一点与汉初是极为不同的。汉初信奉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才是王道，因此对服饰礼仪也不甚在意，皇室更是严格地起到了表率作用。

汉文帝登基后，也常常穿着“绨衣”，就是用丝线和棉线混织的衣裳。皇帝尚且不穿丝绸，更不说他人了。汉文帝所宠爱的慎夫人，一样被要求穿着的裙子不可拖地，睡的帷帐上不能绣花，总之是怎么简朴怎么来。难为汉朝后宫的美人们，要在荆钗布衣中显出姿色，实在是相当不容易啊！

待到武帝时期，人们就意识到了服饰在伦理教化上的重要地位。令一个人明白伦理道德简单，令所有人都明白却很难。尤其是在古代识字率低、民智未开的时候，百姓不懂文字、没有老师，很难得到教化。此时，就得另辟蹊径，对百姓而言，将伦理体现在“穿”上就是最有效的途径，一目了然，简单“粗暴”！

这一点，董仲舒就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衣裳就是为了让人们觉得暖和而存在的，而在衣裳上“饰文章”“杂五彩”的行为，跟身体健康没有一丁点关系，既不能延年益寿，也不能祛除疾病。当然，这不意味着他老人家觉得这些就应当摒弃，相反，董仲舒十分推崇纹饰衣裳，并制定一系列规范，因为这可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更容易教化百姓，让他们明白上下之分，才好治理天下。

同样，当世人开始胡乱穿衣的时候，就意味着天下即将大乱了。所以，跟士大夫讨论“今年流行什么花色”是没用的，他们之所以执着身上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佩戴什么花纹的玉佩，绝不是处女座般的审美癖好在作怪，纯粹是为了维护阶级需要，明辨尊卑等级，归根结底还是为统治服务。

正因如此，在冗杂的服饰制度中，人们最关注的不是最吸引眼球的上衣、下裳，而是不起眼的冠冕、佩绶。这两者，都因其象征意义不同，而牢牢占据着服饰礼仪的关键。

冠冕，戴在头上，被称为“首服”，也被看做穿在身上的“礼仪之首”；佩绶，是礼仪的标志物，自古便是“光明章表”的符号。所以，二者的划分格外细致，从冠帽上讲，法官、武将戴的冠就有所不同，祭祀、日常更是差异极大。而佩绶更有发挥余地，它就是古代版的“徽章”，玉的形状、质地、颜色不同，设计出的玉佩都会有不一样的意义。

就连衣服上华丽的纹饰，都不是为了满足审美欲望而存在的，而是寄托着各种各样的含义。比如朝服上，一共有十二种章纹，如日、月、龙、山等，只有皇帝才可以将十二种章纹全部穿在身上，诸侯则是九章，官职越低者身上的章纹越少。

至于随便乱穿有什么后果，这得看你穿了什么。如果私制十二章纹的服饰，一经发现绝对会按“造反谋逆”论处，这可是要砍头的重罪！由此可见，纹饰在人们眼中几乎成为地位、权力的代名词，想私下穿穿龙袍过瘾，在古代是没人敢做的。

若是不幸穿越到汉代，想在衣服上获得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简单，还是多读书、多奋斗吧！地位提升了，衣服的选择范围自然增大。私以为，这大概能成为不少爱美者的动力源泉。听说冠帽是“三无产品”？

说到冠帽，就不得不提这样一个故事。

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了“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路之死。这个极其喜欢向孔子提问，以“子路问曰”困扰了大多数人学生时代的贤者，其实是直率勇武、略带鲁莽的性子，俗称“野性难驯”，然而却绝不缺君子之风。

卫国陷入内乱之时，子路为救自己效力的士大夫孔悝，被卫太子所派的石乞刺中胸口，头冠上的帽缨也被砍掉了。奄奄一息之中，子路尚且记得将自己的冠帽扶正，帽缨摆好，才从容死去。子路“结缨而死”，死前所言的“君子死而冠不免”，就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冠帽的重视。“让我整整自己的帽子”这样的遗言，在古代似乎颇有市场，即便汉朝一样如此。能让子路死前也念念不忘，冠帽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呢？若是从实用性上看，它的吸引力似乎并不高。

事实上，若论实用与否，冠帽几乎可以算是“三无产品”。《淮南子·人间训》就说了这样一句大实话，很好地概括了冠帽“样子货”的本质：“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也。”御寒？蔽风？遮阳？这些功能，冠帽都没有，可不就是妥妥的“三无产品”吗？

在实用性上被彻底击垮，并不妨碍冠帽受人所重视，因为它的社会价值远不止于此。戴什么样的冠帽，牵系着一个社会的礼仪文化，甚至能彰显人的学问、品德，这使得冠帽里的学问几乎独成体系。

在《后汉书》当中，有对服饰的专门记载，其中仅提到的流行冠帽就有近二十种。天子诸侯、三公九卿祭祀时，要戴“冕冠”，公卿之上戴的是“长冠”，也就是俗称的“刘氏冠”，由汉高祖刘邦发明创造，以此表达对他的尊重；到了宴会等公共活动时，皇帝戴着“通天冠”，诸王就得戴上“远游冠”，近臣则戴“高山冠”……

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古代人常常一照面就认出对方身份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汉朝人，通过看冠帽分辨他人，乃是生存的必备技巧啊！

冠帽除了分出地位高低，还能划分出人们的社会分工。在汉朝，儒生学者戴的是布制头冠，被称为“进贤冠”，在进行学术交流，也就是俗称的“讲学”时，必须要戴上这样的冠帽。

执法人员则不同，他们戴的是“法冠”，又被称为“獬豸冠”。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独角羊，人们认为它能看清世间的是非曲折，公正无比。可见，人们对执法者、御史的期许就是“公正严明”。除此之外，武将则被授予“武冠”，上面纹饰着好斗的鹖鸟，以勉励武将英勇奋战；守卫宫殿的卫士则戴着“却敌冠”或者“樊哙冠”，前者有打退敌人的含义，后者则希望卫士能像樊哙一样勇敢忠诚。

由此可见，冠帽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每一种“冠”的用途与它的意义都十分贴合，不得不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了。

除了有一定地位的人才能戴的“冠”以外，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帽子，那就是“帻”——一种包头发的布巾。哪怕是位高权重者，也不是每天都戴着“冠”招摇过市，除非特殊场合。在休假时期，官员们也往往都戴着“帻”。不过在西汉初年，帻的地位很低，只有身份微贱者才会穿戴。

东汉时，蔡邕就在《独断》中言道：“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服也。”这意思很明白，在过去，只有那些身份卑贱、没资格戴冠的人才会戴着帻，身份高贵的人根本不屑于它。

这一点，在《汉书》中也得到了佐证，甚至还有一个颇有趣味的故事。

据记载，汉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第一次将自己的情人董偃引见给皇帝时，董偃就十分有创意地戴着绿色的帻巾、穿着套袖出场了。

这是什么意思？要知道在西汉，绿色的帻巾是身份最低贱的象征，套袖更是只有奴仆为了方便工作才会穿戴。董偃这一副打扮，以表示自己是身份低微之人，显得十分小心谨慎，果然赢得了汉武帝的承认，以“主人翁”相称。之后，董偃的地位就得到了官方认证，扶摇直上了。

后来，人们以此讥讽那些为谋富贵不择手段的人，到明代之后，更是有了现在“绿帽子”的意思。当然，这样的发展，早已经作古的董郎君和馆陶公主是不会想到的了。

虽然帻巾在汉初地位卑贱至极，但架不住它舒适简单，实乃居家旅行的必备良品，因此很快流行起来。到了东汉时期，《后汉书》中就记载“上下君臣贵贱皆服之”，甭管地位高低，全国的男性都被小小的帻巾折服了，甚至也称它为“冠”，地位显然不是昔日可比的。

能够打破阶级的鸿沟流行于社会，帻巾的魅力显然还有发挥的余地。到了汉朝末年，佩戴帻巾甚至成为了一种时尚——对于汉初的人士而言，这种时尚显然是令人看不懂了。

讲到这，就得说一说汉末的“明星效应”。

东汉名士郭泰，就是帻巾这一时尚的领衔人物。作为太学领袖，郭泰是真正的文人雅士，言行为人争相效仿，“明星效应”甚佳。一次，他头戴帻巾出行，因为下了雨，帻巾被雨水打湿而折了一角，立刻被人认为“美”，成为一时流行。后来，这样的帻巾还被称为“林宗巾”，成为一种独特的款式。

同样是淋雨，名士淋雨便是“自风流”，是争相效仿的时尚先锋，而普通人淋雨……您还是早点回家洗洗睡吧！这样的“明星效应”，也是汉末十分有趣的现象。

人们对名士的追捧和效仿，间接促进了帻巾的普及。不仅文人喜爱，连武将都崇尚将帻巾戴在头上，以彰显“儒将”之风，比如在《三国志》中就记载：“……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后来，甚至出现了专门出售帻巾的店铺，被称为“帻肆”，可见它的地位已十分之高。

不过，虽然帻巾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极高，甚至如诸葛亮的羽扇一般成为名士必备的配件之一，它依旧不能取代正式场合的各种冠冕。冠帽的制度依旧十分严格，不会因为一时的流行而有所改变，这背后承载的，就是汉代所崇尚的礼仪与文化了。“君子死而冠不免”，此君子之风也。美人赠我貂襜褕

作为一个现代人，若来到汉代，首先要学的就是——穿衣服。

虽然汉代的服饰与后世相比，已经算简要、质朴至极，但想穿在身上也不那么容易。仅仅是上衣的种类便有许多，每种衣服穿法又各不相同，想要琢磨透这里面的差异，就得费一番功夫。

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什么王公贵族都需在侍女的服侍下穿衣了。要是自己一个人来，还真有可能搞不定呢！

汉代的上衣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长款与短款。长上衣大多是上流阶层爱穿的服饰，尤其是正式的祭祀礼服，基本都为长式上衣。毕竟，长上衣穿起来更加华丽、庄重，适合正式场合。而这种服饰过于繁琐复杂，耗费的布料也比较多，所以在需要劳作，经济上又不宽裕的中下层百姓市场上，出现的频率不是很高。

要细分起来，长式上衣中最正式、多用为礼服的就是“深衣”。“深衣”二字从何而来，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解释为：“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

这意思是，深衣和其他衣服不同，因为上衣与下裳是一体的，所以将身体严实地深深包裹住，显得十分庄重，所以才有“深衣”一称。郑玄在《目录》中也言道：“深衣，连衣裳而纯之以采者。”“连衣裳”就是指深衣上下相连的款式。

如果在阶级森严的汉朝非要选出一件“人人平等”的衣裳，一定非深衣莫属。从“男女平等”来看，深衣就是一种不分性别、不分男女的款式，人人都可以穿。在西汉早年，襜褕被认为是女性特有的服饰，如果有男性穿了，那是一定要被指责“不正经”的！换成深衣就完全没有这样的烦恼。

而从“贵贱平等”出发，深衣也完胜其他衣裳。作为祭祀、礼仪用的服饰，深衣既可以满足天子、贵族的祭祀需要，也可以披在百姓身上作为吉服。它的样式不会因为阶级地位而有所改变，最多就是在颜色、袖口、领口的花纹处有所区分，绝对算得上“平等待人”了。

在西汉的马王堆墓中，就曾出土12件深衣，其中大多为曲裾，少数为直裾。曲裾与直裾是深衣的两种样式，曲裾的衣襟从领口斜向腋下，然后在身上缠绕许多层，而直裾则较为清爽，衣襟直接斜到身侧，不缠绕。西汉时期，人们更偏爱繁复、正式的曲裾，可是东汉时期却变为直裾更加流行，原因十分简单粗暴——

直裾更省布料！

不需缠绕的直裾省掉了将近一半的布匹，怪不得会击败曲裾成为历史潮流。不得不说，东汉人民“小清新”的审美下，掩藏的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追捧帻巾，选择直裾，无不是为此考虑。

长上衣中的另一种款式——“袍服”是由深衣演化的。最开始，袍服作为内衣存在，“丈夫著下至跗者”嘛，明显不是外袍。不知哪位仁兄最先“内衣外穿”，打破了这一界限，袍服就逐渐成为流行的外穿服饰，而且男女皆能穿着。

到了汉朝，袍服也与深衣一样，成为汉代人普遍常穿的衣裳。《后汉书》中记载，“今下至贱更小吏，皆通制袍。”袍服就成为他们的朝服，而上到皇帝、公主、妃嫔，一样可以穿着袍服，甚至妃嫔嫁娶中的服饰也有袍服。总之，是男女通吃、上下皆穿，可谓全民风靡了。

与深衣、袍服这样的礼服不同，“禅衣”作为另一种长上衣，却是休闲轻便的代名词。虽然有“禅”字，禅衣却与佛教无甚关系，《说文解字》中解释：“禅，衣不重。”因此，“禅衣”即为“很轻的衣服”。

事实上，作为只有一层的长外套，禅衣几乎可以称为汉代的“防晒衫”，在马王堆中出土的素纱禅衣，重量不超过50克，其轻便超乎人们想象。同样的，禅衣与深衣之间的差异，也与“防晒衫”和“西装”之间的鸿沟有得一拼，在正式场合想穿着禅衣，还需要进行提前报备、获得批准。《汉书》中就记载，江充被皇帝召见的时候，就向皇帝请求说：“想要穿着常服来觐见您。”皇上宽宏地答应了他，于是江充就穿着纱织的禅衣、曲裾来觐见，一副家常打扮。

如果江充没有提前申请，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冒犯了皇上，或者更可能的是——他连宫门都没进去，就要因“衣冠不整”被拦下。

如果说禅衣还只是“不正式”，在西汉人民的眼中，同样身为长上衣的“襜褕”就堪称是“不正经”了。在当时，襜褕相当于御寒的厚外套，多半为女子所穿，就算有哪位仁兄喜爱这一款，也很少将它穿出门外，否则就会被视为不雅。

倒霉者如汉武帝的舅舅田蚡，就因为穿衣不慎而被除爵位。根据《史记》记载，元朔三年时，武安侯田蚡因为“坐衣襜褕入宫，不敬”，而遭到了“国除”的惩戒，丢掉了爵位与封邑。此时的人们绝不会想到，到了东汉时期，襜褕就变成了普遍穿着的衣裳。这么一看，武安侯还着实是西汉的“时尚先驱”，因为审美远超时代而丢爵位，他大概是第一个了。

东汉后，襜褕除了没能攻占祭祀这块“宝地”，几乎在生活中普及，更成为互相馈赠的礼物。张衡就曾作《四愁诗》，写道：

美人赠我貂襜褕。

这要放在西汉早期，旖旎的情思绝对无从感受，说不定男子还会以为姑娘在嘲笑他“若妇人”呢！而在张衡这边，就是一份承载着爱意的礼物了。由此可见，就是要暗送秋波，也得有天时地利，看好当地风俗才行，这文化差异造成的影响可是巨大的。

以上所讲的长上衣，在款式、用途上都各有不同，却有个一样的特点——多为贵族、官吏所穿。寻常百姓家中，除了节庆日子穿穿长衣以外，还是喜爱穿着灵活、方便的短式上衣。短上衣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襦”和“袭”。

襦和袭的形制几乎一样，只有厚薄有差别。襦一般带着棉夹层，比较厚实，是冬天常备的御寒衣物。由于襦的长度只到膝盖以上，所以十分实用，尤其适合百姓下地劳作。不过，它在西汉的流行，却不仅仅因为其实用性。

襦的推广，还要感谢一个重要的人物——汉高祖刘邦。

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就流行短衣。而刘邦是哪里人呢？楚人！所以，老刘家从根上就青睐短衣。据说，一手制定汉朝宫廷礼仪的孙叔通在第一次觐见刘邦时，穿的是宽大的儒生衣服，人家毕竟是儒学宗师嘛！刘邦一见，就不高兴了。孙叔通只好换了身衣服，穿上短上衣，还专门选了楚地形制，刘邦这才转怒为喜。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此一来，从贵族到百姓就纷纷效仿，全都穿短衣了。一时间，襦就被刘邦无意间推广到了全国。

不过，与襜褕的发展相反，到了东汉时期，襦反而成为女子穿着的服饰。当然，它的款式、花纹也在演化中变得更加复杂美丽，如《孔雀东南飞》中写，焦仲卿之妻刘兰芝言道“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有复杂花纹的襦，相比于一开始的实用价值，更多了观赏性。

汉服之美，不仅仅体现在其款式、花纹与色彩上，伴随着纺织、染色技术的不断发展，之后任一朝代的服饰，几乎都可以超越汉代。然而，汉代服饰上蕴藏的朴拙又纯粹的“礼制”，却是后来所不能及的。容易“走光”的下裳

在汉朝初年，穿一件遮盖严实且足够长的上衣是很有必要的。

为什么？当然是为了防止“走光”了！

对于汉初人民来说，单靠下裳来遮蔽身体，实在是不太靠谱。人们所青睐的长衣皆为深衣或深衣的“改良版”——袍服，二者都是上下一体的服饰，自带下裳，穿上就能将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安全！就算是身着短衣，也一定要保证长度及膝，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防止“走光”，发生不雅事件。

为何会如此呢？这还要从汉初下裳的形制上说起。

汉代的下裳主要有四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绔”。绔，也常写作“袴”，不仅读音与“裤”相同，用途也相当于古代版的长裤。我们常说的“纨绔子弟”中，“纨绔”就是指细绢织就的裤子，人们认为这是富人才能穿得起的，就像“膏粱”也只有富人吃得起一样，故而二者都成为富贵子弟的代名词。

在汉朝，“绔”可与现代的裤子有一定差别，有的是合裆的，更多的却是不合裆。不合裆是何意？那就是开裆裤呀！这种设计，并不是古代人民在如厕时与复杂的衣服斗智斗勇后发明的，而是与“绔”最本质的用途有关。《说文解字》中介绍：“袴，胫衣也。”胫，大腿也，为了腿部保暖而设计的衣服，为了省点布料，顾不上屁股也是很正常的。要知道，西汉时期的下层百姓，穿不起裤子的可不在少数。由于开裆的“绔”也满足了保暖的功效，又能够省布料，方便日常生活，所以在西汉早期十分流行。

这样的“绔”看起来就像两条布制的长筒袜，用绳子在腰上固定，是非常容易走光的。在四川地区出土的汉墓棺上，就曾经雕刻着不幸“走光”的百戏表演者。这位表演者穿着的正是不合裆的“绔”，而他正在表演倒立……像这样“春光乍泄”的情况，如果在正式场合出现，当然是十分不合规矩的。

正因此，在汉代及汉之前，跪坐才是最标准、文雅的姿势，其他如盘膝而坐、箕坐（两条腿岔开，像箕一样坐着）等，都是十分无礼的，这其中也难保没有“防走光”的苦衷。

所以可想而知，曾箕坐于地还对他人破口大骂的汉高祖刘邦，在当时是多么令人震惊又头疼了。而以刺杀秦王而闻名的荆轲，也曾在事败后对秦王“箕踞以骂”，丝毫不顾是否“走光”，也怪不得秦王会愤怒到眼花，以至于“目眩良久”。

如此看来，刘邦、荆轲真非寻常人！怪不得一个成了皇帝，一个则成了闻名天下的勇士，仅仅是胆色就胜过一般人啊！

到了西汉中期时，人们逐渐开始重视下裳，于是就流行起了替代“开裆裤”的合裆“绔”。关于合裆的“绔”，还有一段记载于史的争宠故事。

汉昭帝刘弗陵在位时期，大将军霍光权倾朝野，是汉昭帝皇后上官氏的外祖父，名副其实的实权外戚。霍光想要扶持自己的外孙女生下皇子，就暗示左右，让他们帮着皇后“争宠”。

当时，汉昭帝的身体常有小毛病，太医与身边的人为了谄媚霍光，就对皇帝说，需要“禁内”。这意思简单，就是禁欲以修身养性，所以还是少宠幸后宫的妃子们吧！自此，后宫中从妃嫔到使女，全都得穿上“穷绔”，也就是一种前后有裆遮挡的裤子，而且“多其带”，腰带还特别多。这样一来，皇帝就很难“兴之所至”了。

于是，几年下来，后宫都没有孩子出生。

上官皇后堪称“背靠大树好乘凉”，连争宠都不必亲自动手，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一切难题。只是此时大显威风的霍光大约想不到，正因汉昭帝无子，才会有汉宣帝的登基，最终导致霍氏被族诛。

这样追根溯源，霍光也许就输在了一条合裆的“绔”上面。

除了“绔”以外，汉代的下裳中“裈”也十分常见。《急就篇》中讲：“合裆谓之裈，最亲身者也。”所以这是一种合裆的、非常短的下裳，一般贴身穿着，即古代版内裤。“裈”因为太短、用料太少，常常被认为是不雅的衣服，一般下层奴仆才会穿着。这也很好理解，直接穿着内裤出门，除了穷到无钱置办裤子的人家，还真不常见。《史记》中就记载，司马相如曾经“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犊鼻裈”就是一块缠在腰间、两腿的布料，穿上如同牛鼻子一样，怎么看也难以与“风度”画上等号。司马相如直接穿着这样的服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确有些丢人，难怪太史公专门记上了一笔。

如果说“绔”、“裈”都是为男性准备的下裳，其开放程度让人有些惊掉眼球的话，女性的下裳就比较中规中矩了。“裙”在汉朝是女性最常见的日常下裳，在汉乐府诗歌《陌上桑》中，美人罗敷便是“缃绮为下裙”，穿着美丽的裙装。

即便是民生艰难的汉初，女人对于外在装束的雅观美丽也丝毫不肯放松。在她们的丈夫、儿子还在穿着开裆裤招摇过境时，汉代的女性朋友们已经开始关注裙装的纹绣、料子了。而这种摇曳生姿的美丽下裳，一直被保留到现代。

不得不说，女人对于美的追求，实在是千年如一的。

除了美丽的“裙”外，人们同样意识到了围裙的重要性，因此有了“蔽膝”。“蔽膝”，顾名思义，遮蔽膝盖的下裳，就是像围裙一样系在腰间，从大腿盖到膝盖的半裙。“蔽膝”的实用性很强，不仅可以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还能发挥“围裙”的功效，保护衣裳不被弄脏。

显然，这又是一种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哪家的贵妇人若是穿着“蔽膝”，一般不会有人称赞她“美”，而是要称赞她“贤”——都已经如此地位了，还如此勤俭朴素，说不定还要在家亲手劳作，可不是“贤良”吗？

汉代人的确如此淳朴“好哄”，且“以貌取人”，一件衣裳就能改变他们对人的看法。西汉末年，王莽就将这一点利用得淋漓尽致，以简朴谦恭的生活态度，对外赢得了满朝赞誉，甚至被誉为“周公再世”。谁能想到，这位一朝大权在握，就满心满眼想着如何篡夺天下呢？《汉书·王莽传》中记载，王莽是个大孝子，母亲病重时，朝中公卿都派自己的夫人前来问候。内眷之间的交际，得由王莽的妻子出面，这位“衣不曳地、布蔽膝”的夫人一出场，就惊呆了满场的公卿夫人。

裙子竟然不及地面？还穿着蔽膝？这得是多么简朴的作风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王家的女仆呢！

大概在西汉初年之后，人们就再没见过如此门风清新的权贵了，一时间，王莽一家简朴的生活作风瞬间为朝野传颂，名声更上一层。

由此便可知，“蔽膝”在上层贵族眼中到底是什么地位了。

明白汉朝的下裳到底有哪些特点，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汉朝文化，再读《史记》《汉书》，一定能更多地理解古人们的“冷幽默”。身份地位，足下有别

穿什么鞋、着什么袜，对生在汉朝的人们来讲，是件需要重视的事。

在那个没有固定鞋码、没有工厂流水线的时代，脚下的鞋子全部是量身定做，舒适与否，与制鞋人的水平有着极大的关联。一双真正舒适、合脚的鞋，对于百姓而言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不过，人们重视鞋子，却不是关注它能带给人多少享受，而是因为“足下有别”的身份地位，“看人先看脚”这句话，放在汉代亦是行得通的。

一鞋一袜，足以暴露你的身家地位。

汉代最常见的单底鞋，是一种比较薄的鞋子，被称为“履”。履的种类有很多，根据它的材质不同，被分为皮履、丝履、麻履等。

皮履，顾名思义，便是汉代的“皮鞋”，也被称为“鞜”“鞮”等。皮革所制的鞋子，在现代也是相当不错的材质，更何况在汉代呢？所以，皮履该是地位不低的鞋了吧？

错，这其中也有细致的划分。同样是皮革所制，“鞜”就是上层贵族所穿着的皮鞋，而“鞮”则只能为卑贱奴仆穿着。至于这两种皮鞋到底在哪些地方有差异而导致地位天差地别，现在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从《盐铁论·散不足篇》中可看到：“古者，庶人贱骑绳控，革鞮皮荐而已。”这里的“鞮”就是庶民等地位卑下者在骑马时穿着的鞋子。而“鞜”则不一样，是相当贵重的鞋子，堪称汉代“高级定制”系列。《汉书》中曾经以大量的笔墨记载汉文帝的勤勉节俭，言道文帝“绨衣不蔽，革鞜不穿”。皇帝如果不穿“鞜”，竟然能够成为记载于史书上的节俭范例，可见在当时人们的眼中，“鞜”还是相当贵重的奢侈品。

文帝抛弃了“鞜”，大约比现在英女王爱上平价品牌更令人感喟，也难怪西汉在他的领导下，能有“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

而皮履中还有一种不太普及的款式，那就是“靴”。在汉代，靴子就已经与军装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在军中流行。有一定地位身份的军官，脚下往往踩着长筒靴，不仅能够遮蔽风寒，还给靴子上的装饰、花纹留下了很大的发挥余地。而普通骑兵就没有这样的审美需求了，他们以实用为主，靴子也比较短。

所以，汉代军队中的上下级很好分辨，看看哪位同袍脚下的靴子华丽得像装饰品，哪位就是他们的上司了。

除了皮履之外，丝履、麻履也是人们钟爱的单鞋。这些鞋子里的“猫腻”，从名字就能看出。

丝履，自然是丝绸、丝锦制作的鞋子。在汉朝这个明面上禁止商人穿绸的时代，绸缎既然能放在法令中，成为划分人三六九等的参照物，它的贵重程度可见一斑。将丝绸做成脚下踩着的鞋，自然是更加奢侈的行为，所以多半是贵族、女性才会穿着的。《汉书》中，就曾记载贾谊的一段话，他言道：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

贾先生看到有买卖仆人的人口贩子，觉得非常愤怒，为什么呢？起因就是那些僮仆身上穿的衣裳、鞋袜。身为奴仆，竟然能够穿“绣衣”“丝履”，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事！就算这是商人为了更高价地将其卖出，也是十分违规的。

贾谊并非“多管闲事”，而是从一双鞋子上，看到了礼乐崩坏的征兆，因而有此批判。

所以，丝履虽然舒适好穿，但是得先看看自己的身份地位，再掂掂腰间的荷包，才能决定是否买上一双。没有丝履穿，普通百姓总不能全都光着脚吧？没关系，他们还有麻履可以选择。这种用麻、草等植物编织而成的鞋子，还有一个有趣的诨名，叫做“不借”，作何解释呢？《急就篇》言道，麻履因为价格低，非常容易就能得到，恨不得人手一双，所以“不须假借”，就因此得了“不借”这个名字，略有调侃之意。

便宜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平民百姓中得到“不借”这样的评价，却殊为不易。可见，麻履虽然“贱”，却解救了广大底层劳动者，堪称传播最广、贡献最大的鞋子。

说到麻履，就不得不提一提东汉末年的刘备刘皇叔了。这位混得颇为凄惨的皇室后代，在声名鹊起之前，做的就是与麻履打交道的生意，俗称——编草鞋的。不需要借的麻履，价格自然高不了，刘皇叔这生意做得，实在是利薄之极了。

作为单鞋的“履”，底部实在太薄，如果长时间站立、行走，人就会觉得十分劳累。这种情况下，就算最贵重的“鞜”也解决不了脚的痛苦，就只有换上复底鞋了。

在汉代，复底鞋主要有两种，分别是“舄”和“屐”，它们与单底的薄鞋不同，下方配有木底，不仅站立、行走没有妨碍，还可以在湿地、泥地中穿梭，而不必担心弄脏鞋面。

与走平民大众路子的“屐”相比，“舄”就是复底鞋中的“贵族”，一般在重要的祭祀、礼仪活动中，王公大臣脚下踩着的都是“舄”。

在《周礼》中记载，诸王的吉服根据不同的场合，有九种之多，仅是“舄”的形制就有三等，最上等的是红色的，也就是“赤舄”。而王后的吉服数量较少，只有六种，“舄”也不能时时都穿，而是“唯祭服有舄”。所以，不仅平民百姓不能随便穿着这样的鞋，就连贵族，也只有在特殊场合才能一穿。

那大多数时间，他们穿的都是什么呢？自然是“屐”。与日本的木屐类似，汉代的“屐”形态简单轻便，在厚底的下方有两木齿，可以在泥地上自如行走，也比“舄”更适于日常生活。

虽然木屐在你我眼中依旧有些硬、硌，在汉代，这已经是行千里路的“必备法宝”了。《汉书》中载，西汉大臣袁盎能够“屐步行七十里”，在敬佩这位勇士“文武双全”、体力不错之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木屐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露在外面的鞋履，能让我们窥探到汉代的阶级与身份之差，藏在鞋与下裳之下的“足衣”，一样能体现出汉代各阶级的差异。“足衣”就是汉代的袜，根据材质不同，有布袜、丝袜，甚至还有革袜——没错，就是皮革制成的袜子。先不提穿着“革袜”的感觉是否酸爽，在没有松紧皮筋的汉代，穿袜本身就是一种奇特的感受。

一般，袜子长度要高过一尺，在最上方有袜带。当穿着袜子的时候，就将其拉高，在腿上用带子系紧收口，这被称为“结袜”。虽然袜子几乎被严实地覆盖在衣裳、鞋子之下，最多只露出一截，但是针对袜子，一样能找到炫耀阶级差异的机会。

那就是结袜的过程。在汉代，结袜的人一般都身份低微，以奴仆为主。若是让同阶级的人来给自己“系袜子”，基本上就是赤裸裸的嘲讽、打脸了，要么就是狂傲不羁的真名士，具体请参见唐代时李太白令高力士脱靴的典故。

根据《史记》记载，廷尉张释之有过这样一段轶事：

张廷尉身边有位叫王生的老人，曾在宫廷之上，当着公卿之面让张廷尉为他结袜。回去之后，身边人深感不解，你老人家还要靠着张廷尉吃饭，怎么敢就这样羞辱于他呢？还是当着满朝同僚的面。

王生就意味深长地说：“正是因为我年老、身份低微，让张廷尉这样的名臣当众为我结袜，才能突显出他的德行啊！”

姜还是老的辣，这样的原委一道出，王生与张廷尉的美名就尽皆传颂了。

当然，我们要关注的还是“结袜”这件事本身。如果不是廷尉的身份与结袜的行为有着剧烈的反差，王生的计策也很难得到实施。由此可知，能为人结袜，对于上流阶层来说，就是礼贤下士的极端表现了。

在汉代，衣裳鞋袜与礼仪规矩密不可分，人们尊奉它以维持社会稳定，却也不介意遵从本心将其打破，故而才有文帝勤俭、廷尉结袜的美谈。守礼而不拘礼，才是汉代质朴的礼仪本质。罗衣须有鸣佩饰

君子佩玉，是自古以来的共识与传统。身穿罗衣，又怎能不配美玉呢？

当然，除玉佩之外，汉代的配饰还有许多种，如佩绶、印等。配饰对于汉代人的重要性，与美人和珠宝的关系不同，更多地承载着标志阶级和地位的社会功效，有着“光明章表”的意义。

先谈佩绶。古人云“转相结受，故谓之绶”，佩绶就是一种编织而成的丝带条络。汉代自西汉始，就大量地承袭了秦朝的礼仪制度，佩绶制也是如此。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又严格地规定了“组绶”制度。

也就是说，作为封建社会开始发展成熟的阶段，汉代的等级区分在腰间的“组绶”上显露无遗。“组绶”虽然都是丝织品，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配饰，“组”的实用价值较高，作为一条狭窄的丝带，它多系在腰间，承担着腰带的重要作用。“绶”则不同，一般的绶大约有三指宽，上面编织着丙丁纹，它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象征身份与地位。“绶”往往与官印一同颁发，合称为“印绶”。

官印有玉、金、银、铜等多种材质，对应着不同的官阶地位，“绶”也是一样，根据佩戴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有着不一样的颜色与长短。如相国可佩绿绶，公侯则是紫绶，九卿至两千石就得佩青绶了，颜色划分十分细致。

越是细致，就代表越重视，因此，“印绶”在汉代绝对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书》中记载了朱买臣初任会稽太守时的场景。初来乍到的朱大人穿着旧衣，怀揣着印绶，步行着就前去上任了，丝毫没有新官上任的气势。于是，会稽的官吏视他为无物，互相饮酒作乐，还与其共食。

酒足饭饱了，守邸的官吏才感觉纳闷，为何这个新人不见印绶呢？他们专门引朱买臣上前，看到了他怀里的印绶，才发现是会稽太守。大惊失色之下，纷纷在中庭叩拜上官。

先不提朱买臣这一招是不是恶趣味作祟，故意来个“先抑后扬”，从官吏们的表现足可以看出，印绶的权威之重。我们足以相信，别说是穿着一身旧衣，就算是形似乞丐，只要朱买臣拿出印绶来，一样可以威慑上下。

在战场上，首级可以记军功，印绶的意义却远大于首级——当然，项羽、刘邦这样的级别除外，他们本人就是地位的象征。毕竟，若要斩杀官员，还有什么比代表官位的印绶更能证明他的身份呢？至于官员本人是谁，就要排在这身份之后了。《汉书》中就记载，王莽篡位后被商人杜昊所杀，杜昊先将王莽的印绶取下，后来赶到的军士才将王莽的头取走。

印绶有如此威慑力，自然不能随意发行。所以在汉代，“只有官员能佩印绶”这说法并不确切，应该是“官员在其位方可佩印绶”。汉代的法律十分详尽，规定官员一旦退职、死亡，就需要把印绶一起交还朝廷，再传给它们的下一任主人。

所以，退居二线的时候，官吏也不能将印绶拿回家留作纪念，更不可能留待以后“狐假虎威”，这交接班是要严格做好的。

与在功名利禄中“打滚”的印绶不同，象征着品德情操的玉佩更为君子所好。玉，在汉代有着仁德、智慧、礼仪等意义，温润的光彩又有着藏而不露的典雅，一直被认为是君子之佩，故而才会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就是为了让有德行的人们时时自省，与玉来比较德行。

而玉也能够体现人们的地位高低。在《礼记》中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佩玉应该遵循什么规律呢？简单，“天子佩白玉”，白玉非平常人可佩，必须得进献给天子；“公侯佩玄玉”，玄玉，也就是黑玉，则是给公侯准备的；“大夫佩水苍玉”，即深青色有杂斑的玉，可给诸卿大夫佩戴……这样大致的规范，一直延续到唐代。

除此之外，玉佩还会根据形状不同，分为玉环、玉琨、玉珏等。《白虎通义》中解释，君子之佩，能够表现他们的德行和能力。佩戴玉环者，能“循道无穷”，行正道；佩戴玉琨者，则“能本道德”，可以坚守道德本心；佩戴玉珏者，“能决嫌疑”，公正善断。

以其所佩，知其所能，也只有在古代可行了。

玉佩除了能够表彰道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而有趣的功能，那就是“压衣角”。这还要从玉组佩的兴盛讲起。

自周朝到西汉初年，都流行着一种组佩，即多个玉佩用玉珠串联在一起的戴法。这样的组佩复杂又沉重，却在汉初依旧十分流行，大约就是因其实用价值。

要知道，汉代初年，人们尚穿着不合裆的“绔”，也就是俗称的开裆裤。身上的宽袍大袖虽然可以将下裳遮挡严实，在行走之间却并非没有隐患。一旦有不开眼的风吹得不是时候，或者姿态出现问题，就很容易造成上衣掀起、下裳起飞的尴尬局面。

这样的场景，如果出现在正式场合，就显得格外不和谐了。如此一来，玉佩镇压衣角的功效就立刻突显出来。将重且长的组佩往腰间一挂，基本上就能将下裳从腰盖到脚，起到很好的“纽扣”效果。

所以，当西汉的纺织工艺不断成熟，直裾流行起来之后，玉佩压裙角的功效就逐渐消退了。

即便无甚实用价值，玉佩也凭借它的外形与意义投君子所好，一直为汉代人所喜爱。不过，并非人人都能佩戴玉佩表彰自己。对于下层百姓而言，他们不仅不能佩象征权力的印绶，一样不能戴玉佩，否则，岂不是杀猪屠牛者也能夸耀自己的德行了？

根据礼仪制度，百姓们身上佩戴的，只能是与身份匹配的工具。若是下地劳作的农夫，身上就要背着“耒耜”，也就是他们翻土用的叉子，若是雕琢制造的工匠，就得带着他们的斧头刀具，如果是妇女，那必然要带上自己的针线包了。

总之，做什么工，便要佩什么饰。美观与否尚在其次——相信也少有人觉得佩斧头是一种美，重要的是用配饰诠释四个字：各司其职。

这就是汉代的人们腰间佩戴着的秩序。二炊烟袅袅，道尽人间喜乐低等的小麦与高级的稻米

南稻而北麦，在中国的餐桌版图上，二者一直较量，难分上下。

不过在汉朝，胜负倒是很容易分出。

若论占有市场的大小和重要程度，麦在汉朝俨然击败了稻米，成为遥遥领先的“战略性储备粮”，尤其受统治者青睐。

作为先秦时期就已经攻占餐桌的粮食之一，汉代人对麦几乎是了如指掌。《诗经·周颂》中就有云：“贻我来牟，帝命率育。”这里面，“来牟”就分别指小麦和大麦，可见人们已经可以分清两种作物了。

不过，麦在汉代以前显然不那么受欢迎，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们认为麦“贱”。太容易得到的总是不被珍惜，能够在贫瘠土地上生长的小麦，因为对生活环境不够挑剔，而成为十分易得的作物，自然受人轻视。所以，对待这种低等粗陋的食物，人们都抱着“实在没得吃才会将就”的态度。

战国时期，秦国丞相张仪就说道，韩国地势险恶，主要是山地，所以“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整天只能吃些菽麦，实在是苦啊！

这段话表达了当时普遍的看法，以及对韩国人民的深深同情。

到了汉代，小麦就成为官方主要推动种植的作物，在民间也更广泛地流传起来。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小麦加工变得更加细致。

原来，在汉代以前，人们吃的小麦往往是连壳带皮的，这样的小麦口感与我们认识的小麦是天差地别的，仅仅用“粗疏”来形容，都是汉代百姓厚道了。而细致加工后，小麦磨成面粉，可以制作成各色面食，美味度大大提升。又因它产量大、易种植，立刻被统治阶级“慧眼识珠”，成为极其重要的作物。《淮南子》记载，汉代时人们已经发现黄河中下游地段适宜种植小麦，比如齐鲁东方之地“宜麦”，这与现代的粮食产地分布十分切合。由此开始，小麦的种植向黄河中游、西北、西南等地区扩展，逐步成为“五谷”之首。

汉代，小麦的生长情况甚至可以牵动朝堂。董仲舒老先生就说过：《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

对啊，《春秋》这部圣人书籍中，怎么偏偏不写其他的谷物，只有麦禾收成不好的时候才会记上一笔呢？所以，人们虽然嫌弃小麦，却还是离不开它的，小麦的收成更是关乎天下民生。

汉桓帝时期，人民生活疾苦，民间歌谣就传唱“小麦青青大麦枯”以表达连年战乱，连田地里的收成都无人照料的惨况。麦子无人收割，能侧面展示民生之艰，可见当时人们对于麦这种粮食的倚重。

相比之下，稻在汉代虽也是主要粮食，但对于民生而言就没有麦那么重要。但是，若与麦在贵重程度上相较，则是稻谷远远胜出。与低等的小麦不同，人们早早就发现了稻谷的美味之处，因此它甚为贵重。

想在汉代吃上一碗米饭，在小富之家恐怕也得等到逢年过节才行。孔子就曾言道：“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能够吃上稻米，已经可以与穿锦绣丝绸相提并论了，是一件十分安逸、相当奢华的事。

这主要还是源于四个字——“南稻北麦”。作为北方不常见的美食，稻谷自然珍贵起来。到了汉代，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稻谷也逐渐开始普及了，尤其是南方地区，能享受稻米成为当地百姓丰衣足食的象征。

人们到底有多喜爱稻米呢？司马相如在与妻子卓文君的家书中，就曾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吃货”的本质，透露出了对美食的喜爱。他写道：“五味虽甘，宁先稻黍。”意思是，这五味虽然香甜可口，但是要我选，还是先选稻米、小米。

虽然司马相如要表达的是不忘旧日，但是单选择了稻米在前，可见它先于五谷的地位了。

故而，在《汜胜之书》《四时农令》这样的农业书籍中，能够找到专门介绍种植水稻的章节；在《史记》《后汉书》此等记录大事的史书中，也能找到称赞县令太守关注农业、开垦稻田的记录。如《后汉书》中记载，张堪在北京推广种植水稻时，就“开稻田八千余顷”，这样的功绩足以记录在史，可见汉代对于农务的重视。

有需求就有进步，所以在汉末的《异物志》中，人们就发现在南方出现了“一岁再种”的稻米。一年能够成熟两次，这就是最早的双季稻了。

在吃货的世界里，任何阻挡他们丰富餐桌的技术难题都会被攻克，历史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汉代不是一个小麦水稻“二分天下”的时代，粟米也是十分重要且古老的作物。粟米，也就是俗称的谷子、小米，在仰韶文化以前就已经登上了祖先的餐桌，是黄河流域重要的粮食。

在汉代，大多数时间人们所称的“粮食”都是指粟米，它甚至可以成为交换商品的等价物。如汉代“入粟拜爵”的记载，就是买卖官职的前身，指通过粮食换取相应的官位。《盐铁论》中，也常用粟米作为标尺衡量，比如“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可见当时粟米才是最常见的作物。及至灾害年间，朝廷也往往选择粟米作为赈济灾民的粮食，可见它才是当之无愧的汉代第一粮。

汉代的餐桌虽然惨淡，可选的粮食还是不少的，除了以上这些，菽、黍、麻也都是比较常见的粮食。前两者虽读音相似，却是完全不同的主食。其中，“菽”就是麦的难兄难弟，作为一起被嫌弃的粗陋食物，它还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豆”。

在汉代以前，人们在吃喝上的创意不足，豆与麦一样都直接按粒蒸煮，做成“豆饭”“麦饭”食用，口感较差。而进入汉代之后，人们渐渐发掘出了豆的各种用途，如当之无愧的西汉美食家、淮南王刘安，就亲自发明了中华特色美食——豆腐。

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位被埋没了天赋的美食爱好者。

除了豆腐之外，人民的智慧也十分伟大，豆豉、豆酱都成为重要的佐餐食物。既能当粮食，也能作为蔬菜，产量极高，不挑天时，怪不得《汜胜之书》中将大豆看作“田之本也”。

豆在汉代人民生活中的出现频率到底有多高呢？《汉书》中记载，汉昭帝曾采取一系列措施轻徭薄赋，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黍当赋”，菽、黍皆为产量高的作物，可见昭帝一片爱民之心。

黍在汉代亦是十分重要的作物。事实上，黍在先秦时期的地位更高，它又被称为“稷”，人们认为，稷是“百谷之长”，是最重要的谷子，所以稷也被当作“谷神”。

到了汉代，稻与麦在餐桌上地位日益升高，黍虽然有些“英雄没落”之感，也依旧是重要的粮食。

东汉时期，刘桢在其著作《鲁都赋》中，就写到了山东地区黍稷丰收的景象：“黍稷油油，粳族垂芒。残穗满握，一颖千箱。”看来黍的作物产量也是相当高的。

另一个汉代常见的作物于你我而言就比较陌生了，那就是麻。大概少有人知，麻曾经也位列五谷之一，是极为重要的粮食作物，毕竟如今它大多都被人穿在身上。这样的转变，就是在汉代进行的。

汉代初期及以前，人们在粮食作物上的选择不多，麻也是重要的主食。进入两汉以后，由于水稻、小麦的后来居上，百姓生活中有了更丰富多彩的主食与做法，对于口感不佳的麻就逐渐失去了兴趣。但是，在《史记》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大面积种植桑麻的例子，比如齐鲁地区就“颇有桑麻之业”，几近上千亩面积。

这是因为，麻还有另一种“谋生”的方式——作为纺织原料。因此它依旧是人们重视的作物，只是在餐桌上渐渐隐去了。

西汉初年的餐桌，依旧是以饱腹为主，口感次之，人们更偏爱产量大的粮食。伴随着技术的提升，人们对于食物也越发挑剔了，粮食的格局终于有了巨大的改变。

大概，这都是在吃货的推动下进行的吧！

饼·饭·粥

餐桌上，应该吃些什么？一言以蔽之，“饼饵麦饭甘豆羹”也。

饼、饭、粥，这就是汉代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几种主食做法了。虽然人们难免认为，“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架不住“野人农夫”才是汉代社会的主要成员，故而这些简单甚至有些粗陋的食物，牢牢占据着汉代百姓的餐桌。

相比之下，“饼饵”就是较为高档的享受了。虽然“饼”与“饵”皆为饼类，但是所用的原材料并不相同。饼是“溲面而蒸熟”，饵则是“溲米而蒸熟”，前者用麦磨成粉状，以水调和，做成死面饼蒸熟，并且“相合并”，就成了饼，后者则是用稻米磨粉制作的。

虽然汉代的面饼都是不发酵的死面，但是相对于过去连皮带壳吃小麦的尝试，这已经是难得的进步了。故而，人们对面饼的口感十分满意，由上至下皆爱饼食，这也推广了小麦在汉代的种植。

汉代皇室与面饼之间的“不解之缘”，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在大力推广小麦这件事上掺杂了浓重的个人口味偏好。原因无他，刘氏子弟实在太爱面饼了。《三辅旧事》中记载，汉高祖刘邦登基后，就封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虽然刘邦在战时能够翻脸无情，在项羽威胁要杀掉他的父亲时，还能坦然说出“分一杯羹”，实在脸皮甚厚，但一为帝王，就要开始拾起自己丢掉的名声了。因此，刘邦这“孝子”做得是极佳。

虽然儿子做了皇帝，太上皇却并不爱关中的生活，反而思念故土。刘邦一看，老爹不开心了，立刻找到了症结所在。他从老家沛县、丰县调来了大量的屠夫、卖酒者、做面饼的商人，将他们安置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丰县”，这就是“新丰县”的起源。

看来，知父莫若子，太上皇思念的原来是市井口味，喜好的自然也少不了面饼这一口了。老刘家从源头上，就对面饼有无上的热爱。

汉光武帝刘秀与饼饵也有一段缘分。《后汉书》中记载，西汉末年，刘秀曾经居于微末，被关押在新野。当时的市井小吏樊晔十分同情他，就对光武帝“馈饵一笥”，给了他一竹筒饼饵。

雪中送炭的一份饼饵，令光武帝不能忘怀，于是他就在登基后对樊晔大加赏赐，以报答昔日之恩。回忆里的这筒饼饵，味道一定不差。

不仅皇室，其他贵族同样对饼饵青睐有加。《东观汉记》中记载，西汉宰相萧何的幼孙、兰陵萧氏的祖先萧彪，就有一个喜爱吃饼的父亲，为此箫彪常常亲自给父亲买饼。

而东汉时，著名学者、画家赵歧曾不小心得罪宦官，只好隐姓埋名在市井逃难，他就选择了“卖饼”这个行当，老老实实做了几年卖饼小贩。大隐隐于市，可见，买饼的人很多，卖饼的也不少。

所以，饼饵虽然也是市井街头的美食，地位却胜于麦饭、豆羹，是深受喜爱的小食。相比之下，麦饭就确确实实地位颇低了，食用麦饭，不是生活贫寒，就是节俭成性。

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人们口味刁钻，实在是麦饭不好下咽。《急就篇》解释得很清楚：“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连着麸皮一起加工的麦饭，比任何粗粮都“粗”。只有家庭贫苦的百姓，为了不浪费粮食、多做些饭，也贪图简单省事的制作办法，才会选择麦饭。若是有得选择，谁愿意吃麸皮呢？

还别说，的确有不少官员常吃麦饭。这倒不是他们起于微末、独好这一口，实在是清廉、简朴的象征。

如《孟宗别传》记载，东汉末年，孟宗在做光禄寺卿的时候，负责宫廷饮食。他清廉的名声众人皆知，当中有人不信，认为孟宗多少会利用职务沾点油水。于是，一次宴会上，有人将孟宗灌吐了。结果发现，他吐出的只有麦饭，这一下震惊、折服了所有官员。

关于孟宗这位贤者的故事还有不少，二十四孝中，哭竹求笋的主角就是他。

除了孟宗，《后汉书》中还记载了这样的例子：“左雄为冀州刺史，常食干饭；司马苞为太尉，常食漉饭；李固为太尉，常食麦饭。”这几位，都是清廉到不顾口腹之欲的官员典范。如今，人们所盼的便是多有些如左雄、司马苞与李固之类的官员吧！

前面所说的，左雄常食的“干饭”，也是汉代社会常见的饭食做法。《释名》中解释：“干饭，饭而曝干之也。”干饭，就是晒干的新鲜饭食，这是一种可以长期保存的做法。左雄担任冀州刺史时，就常食用干饭，只有十日一休沐的时候，才会有时间开火做饭，可见其一心为公。《东汉观记》中也记载，张禹在任扬州刺史期间，曾经巡行郡县，忙碌之余“食糗干饭屑饮水而已”，根本顾不上做饭。

因为干饭方便携带、保存，食用时只要干吃或配着温水或汤就可以，十分简单，所以成为大多数汉代百姓选择的粮食。

相对于干的饼饵、饭而言，粥就比较滋润了。汉代，人们已经开始用五谷杂粮煮粥，比如小米熬制的粟粥、小麦煮成的麦粥，还有大豆熬制的豆粥。与豆饭、麦饭相似，豆粥也相对粗陋易得，但是味道却十分甜美，所以也有“甘豆羹”这样的形容。粥相对细软，汉代人就已发现它易消化的特点，所以在赈灾或照料老年人时，大多准备粥这样温补肠胃的食物。

可以这样说，在汉代百姓的生活中，“主食”就是每日最主要的食物，一日两餐，餐餐得见。在汉朝军队中，士兵每天发放的补给食物几乎都是粮食，最主要的就是干饭。西汉时，将军李陵的军队遭遇了匈奴人的围攻，为了让士兵能够升起突围的信心，他给每人发放了两斛干饭、一块冰——要知道，一名士兵一年才消耗约二十斛干饭。

所以，汉代的行军打仗中，说带着“干粮”，就绝对是干粮，这才是百姓的主要食物。为此，朝廷常常囤积干粮，为战争、灾害储备，有时还要作为礼物送给匈奴。看来，相较于草原上的邻居每天吃干粮、没有菜肉的日子，干粮也算是不错的了。

百姓所求的温饱，就是这么简单，只需一斛饭、一碗粥而已。没有炒菜的日子

在汉代，吃什么、怎么吃，其实大有讲究。总的来讲，限制颇多。

首先，想要保持一日三餐的好习惯，不太容易。虽然现代的健康饮食要求人们一日三餐，但在汉代，如果你的地位不够，想多吃几顿就是违规的。

汉朝百姓一般是一日两餐，“朝食曰饔，夕食曰飨。”在上午七到九点之间安排这一日的第一餐——朝食，也被称为“饔”“大食”，一般较为丰盛；下午三到五点之间，则是第二餐，被称为“飨”“小食”。

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乃至现代的一些地区，也依旧保持着一日两餐的习惯。不过，与后世不同的是，汉代并非所有人都需要保持一日两餐的习惯。如果身为贵族，按规定可以一日三餐，午间可安排一顿加餐，被称为“日中”。如果身为皇帝，待遇又不同，按规定一日可以进四餐。

汉代的皇帝，大概体形都很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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