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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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上）试读：
简介
约在6000-7000年前，中国出现了许多分散的文明，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曙光。在约5000-4000年前，最早的国家体制逐渐诞生，在经历了民族融合和与外族的战争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国。在先秦诸子百家时期，使中国文化理论化。在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确立了中国文化一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大致发展方向。而在汉代以后的民族大融合中，汉族的文化也吸收了不少少数民族的文化，使得中国的文化更趋多元。
第一章 历史真相
杨家将真实历史：佘太君和穆桂英根本不存在
第一代
杨业本名叫杨重贵，其父杨信是麟州的土豪，趁五代混乱的时候，占据麟州，自称刺史，由于时局的动荡，先后归附过后汉、后周。
后来，年少英武的杨重贵改名为刘继业。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国人号称无敌。《九国志》曾经记载过刘继业的功绩，但是遗憾的是其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没有流传到今天。《辽史》中有辽将耶律斜轸责问杨业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可见刘继业在北汉时期主要的对手是辽国。虽然北汉一直臣事辽国，但是处于强势的辽国经常侵掠北汉的边境，刘继业为北汉守边，估计经常与来犯的辽军交锋，虽然规模不大，但30余年未处下风，这样的经历让刘继业积累了边防的丰富经验。
北汉灭亡以后，刘继业归降北宋，宋太宗素知刘继业威名，授予他左领军大将军，郑州防御使。刘继业归宋以后，复本姓杨，单名业。宋太宗以杨业对防御辽国有丰富经验，派他到代州为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为潘美节制。
辽国大军从雁门大举进攻，杨业从小路率领数百骑兵绕到辽军背后，与潘美的部队前后夹击辽军，杀死辽国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缴获很多兵甲战马。杨业因功升云州观察使。以后辽国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不战而走。守边的主将忌杨业威名，屡次向宋太宗上书，诽谤杨业。宋太宗封其奏交给杨业，以表示对杨业的信任。
雍熙三年，宋太宗派出三路大军征讨辽国，其中潘美为西路军主将，杨业为副将。起初各路进展顺利，后遭辽国十余万大军反击，杨业与辽国交锋多年，更深知边境地势，认为不需要与敌人决战。但是护军王冼和刘文裕却不以为然，非要与辽国正面交锋，并且以怯敌嘲笑杨业。最后杨业力争不果，只能冒险出击，随后王冼等人又没有按约定为杨业打埋伏。杨业力战尽日，没有看到接应的人马，非常悲愤，再率领部下力战。杨业身受几十处伤，左右殆尽，仍手刃敌军数十百人，杨业精疲力尽，战马又受了重伤，最后为辽军生擒。杨业之子杨延玉，以及部将王贵、贺怀浦全都力战而死。杨业被擒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第二代
杨业是杨家将的第一代，功名最盛，牺牲最壮烈。杨家将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昭。杨延昭本名杨延郎，为了避讳，而改名杨延昭。
幼年的杨延昭沉默寡言，但是总是喜欢玩行军作战的游戏，杨业看了以后说：“此儿类我。”以后出征，必然带杨延昭同行。杨延昭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熏陶，成年以后，也成为一个职业军人。雍熙三年北伐，杨延昭与父兄一起出征，攻击朔州的时候，杨延昭作为前锋进攻，被流矢射穿了手臂，他却更为勇猛的作战。
杨业阵亡以后，杨延昭由供奉官升迁为崇仪副使。后来有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在河北的边防前线任职。北宋咸平二年，辽国南下进犯。杨延昭正在遂城，杨延昭出奇计保全了遂城，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因此功被授予莫州刺史。
此后杨延昭不时给辽军以重创，他和当时另外一位边防骁将杨嗣，并称为二杨。杨延昭等人卓著的战绩，也引起了朝廷中某些人的嫉妒。宋真宗曾经对宰相说：“嗣及延昭，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以至于此。”
咸平五年，辽国进攻保州，杨延昭和杨嗣率领部队支援，还未列阵，就遭到辽军突袭，部队损失很大。宋真宗以两人素以忠勇闻名，赦免了他们的罪过。杨延昭仍然担任莫州团练使。咸平六年，杨延昭又被任命为缘边都巡检，后又迁为宁边军部署。
景德元年，宋真宗将杨延昭的兵马增加到上万人，如辽国进犯，就屯驻静戎军之东，并许他便宜行事，不听都部署王超的指挥。澶州之役，杨延昭反对议和。杨延昭的主张和当时寇准的主张不谋而合，然而北宋朝廷并未对此作出反应。杨延昭就自己率领人马进入辽国境内，攻破古城，取得不小的战果。以后澶渊定盟，杨延昭因为守边的功劳，屡次升迁，景德二年，杨延昭被授予高阳关副都部署。杨延昭在大中祥符七年，卒于任上，终年57岁。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悲痛，派使者护灵而归，河朔的百姓，多望柩而泣。北宋朝廷录用杨延昭的三个儿子为官，并且从杨延昭常从门客中选取有才能的人为官。杨延昭英勇善战，所得赏赐，全部分给部下，公而忘私。他本人作风简朴，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共苦，继承了杨业的作风。
第三代
杨文广是杨延昭的第三个儿子。杨文广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予殿直。后来与安抚陕西的范仲淹相遇，范仲淹在谈话中发现杨文广很有才能，就把他带在身边。狄青南征广西，杨文广随军从征，但此时的杨文广还是个无名之辈。
在此后的一系列战役中，杨文广表现出不凡的军事才能。宋英宗认为杨文广是名将之后，而且还有功劳，屡次提拔杨文广，任命他知泾州镇戎军、定州路副总管，迁步军都虞候。辽国与宋朝在代州的边界划分上发生争执。杨文广向朝廷献上阵图以及攻取幽燕的策略，还没等到朝廷上的回音，杨文广就死于任上，北宋朝廷追赠他同州观察使。
其实历史上杨家将没有佘太君，没有杨宗保，也没有穆桂英。害死杨业的，应该是王冼，而非潘美。
杨延昭为什么称为杨六郎？历代杨家将传说中，以为杨延昭是杨业第六子，故称杨六郎。但是据史所载，杨延昭应为长子。辽人迷信，相信天上北斗七星中，第六颗星是专克辽国的，因为杨延昭对于辽人很有威慑力，辽人以为他是那第六颗星转世，因此称他为杨六郎。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谎言
——元朝与清朝近段时间学术界在讨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重新掀起了讨论，继而波及到岳飞是否民族英雄。为何在这个时候会有这个讨论的出现呢？大概就是那些人认为，我们要淡化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卖国的色彩，因为，既然满族现在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了，吴三桂引的是同一个民族的军队，又何来是卖国呢？另外，岳飞抗金，他抗的是自己的民族的一个也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他只不过是一个内战份子，又何来是民族英雄呢？
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的历史学家，在编撰历史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的以今天的眼光，都会自觉不自觉的站在今天的现实去考虑历史的事件，以选择对今天有用的东西。但并非是我们可以站在今天，就可以妄顾历史事实，以今天的利益为准绳，任意的取舍，甚至是恶意的歪曲事实，以迎合今天的政治需要。
清朝是中国被满人征服和殖民的亡国时期，并非中国的朝代满人侵略中国，谈及此事，恐怕人们都会问：清朝是中国的朝代吗？不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回答说，是！绝对是！立即有无数人反对说。为什么是呢？说是的中国人认为：
满人说汉语，所以满清是中国的朝代。事实上，满清立国定满语为国语，也就是满语才是大清国的官方语言，初叶至中叶乃至19世纪末的官方文件有相当一部分以满文（清字）书写，比如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条约仅有满、俄、拉丁三种文本，而中国的汉文版本仅在刻制的界碑中使用（碑文共有满、蒙、汉、俄、拉丁五种文本）。19世纪以来才两者并用书写。
直到今天，EVEN,EVENKI（鄂温克语），NANAI（赫哲语），NEGIDAL,OROCH,OROK,UDIHE（UDEGE），ULCH，这些满语仍在被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的满人所使用，说满人被汉语同化实在是自欺欺人。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按照语言划分国家的规矩。不少非洲国家都说英语，但它们和英国是一个国家吗？中国人和新加坡人都说汉语，但新加坡是中国的一部分吗？阿拉伯国家都说阿拉伯语，但它们是一个国家吗？
但又有些中国人说：“满人最终被我们中国人同化了，所以清朝是我们的朝代。”真是阿Q精神放光，中国、日本同为儒家文化国家，但能说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吗？能说抗日战争是中国的内战吗？法、德同为基督教文明，但它们是一个国家吗？典型的思维混乱但是到此中国人还认为清朝是中国的朝代，他们又会说：“今天的满人是中国公民，所以当时的满人也应算作中国人。”这种逻辑就等于在说：“今天美国黑人是美国人，所以他们的祖宗十八代都是美国人。”况且满人只有中国才有吗？不是，满人原先是居住在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民族，现在仍然有满人居住在那里。
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判断一个已去世的人的国籍，依据的是此人生前的国籍，而不是在他死后他的出生地属于哪个国家。唐朝诗人李白出生在寓碎叶，此地在现在的吉尔吉斯坦境内。按照他们的说法应该不属于中国人了。但李白仍然是中国人。为什么？因为他在世时是中国人。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说：“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
清朝只是满人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殖民地，大家要弄清楚一个概念，清朝是中国被外族奴役的历史，不是中国的朝代。而且清统治者自己也不认为是中国人，不然为何慈会说“保大清不保中华”，“量中华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雍正“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孙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顾炎武的亡国亡天下之辨，都是说的一个道理。
至于说元朝是中国的朝代就更加荒唐了，蒙古不是满清，蒙古历史是世界级的历史，全世界都知道，不像满清历史一样容易纂改。
宋帝国末年，战乱四起，北方的蒙古金账汗国势力不断扩大，东至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畔，南到中国南海，北到西伯利亚，华夏民族也在蒙古人的铁蹄下亡国了，对于强悍的侵略者——蒙古，我国人民无力抵抗，沦为亡国奴。
有人说了：中国有个蒙古族，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呵呵。蒙古人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许多国家留有蒙古后裔。蒙古族，俄罗斯有，土耳其有，印度有，匈牙利有，其他很多国家都有，并非只是中国有。如果中国人要拿蒙古帝国吹牛的话，那么乌克兰人甚至匈牙利人都能这么说。
中国还有俄罗斯族和朝鲜族，这怎么说？难道俄罗斯和朝鲜的历史全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同样道理，汉族（Китай）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少数民族，按中国人的逻辑，我们的历史岂不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俄罗斯人？荒唐程度可想而知又有人说了：“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我只能说，这种说法纯属是无知，在俄罗斯联邦中，有不里亚特共和国，卡尔梅克国和国和图瓦共和国，这三个国家都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中国才一个蒙古自治区，俄罗斯联邦有三个蒙古共和国，他们是否比我们更有资格自称蒙古后人？
还有部分人经常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是单单是汉族的国家。”这句话挂在嘴上。那我请问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不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100多个民族，俄罗斯被蒙古统治的时候，蒙古征服中国，算不算俄罗斯人的荣耀？算不算俄罗斯统治中国？
中国和蒙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现在很多人吵着说要“收回蒙古”，但是事实上，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蒙古属于中国领土的说法，恰恰相反，是蒙古统治中国一百六十三年，经历十五代皇帝，应该是他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属于蒙古”才对。成吉思汗创立的是大蒙古帝国（THE GREAT MONGOL EMPIRE），这是全世界皆知的，不是什么“中国元朝”，当时的中国只是在蒙古人铁蹄下灭亡的无数国家之一，只是一块殖民地，仅此而已。蒙古帝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大英帝国和印度的关系，成吉思汗和中国人的关系，就好像伊丽莎白和印度人，大英帝国曾经占领过印度，印度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中国人把蒙古帝国称为“中国元朝”，并说成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大英帝国岂不是成了印度的一个朝代？说成吉思汗是中国人就好像印度人说伊丽莎白是印度人一样荒唐。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推断，蒙古四大帝国的所在地，俄罗斯（金账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俄罗斯人？伊朗（伊儿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伊朗人？中亚诸国（察合台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他们国家的人？如果说忽必烈是中国人的话，拔都就是俄国人了，旭烈兀就成了波斯人了。成吉思汗更是不知道其实哪国人了。各位觉得这些想法荒谬吗？为何用到自己身上就如何正确了？呵呵。
鲁迅在《随便翻翻》中说过：“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指1934年-引者）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如果中国人要说成吉思汗是“我们的骄傲”，那么，俄罗斯人比你们更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他们比中国人做蒙古人奴隶的时间更早、更久蒙古国和俄罗斯是蒙古帝国继承者，中国不是。
1.蒙古人的发源地西伯利亚大草原，现在位于俄罗斯联邦境内。
2.蒙古统治俄罗斯250年，在之后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和俄罗斯人大量混血，欧洲国家至今还称俄罗斯人为“成吉思汗的子孙”，欧洲人有句话“Scratch a Russian and find a Tatar.”意思是撕开一个俄罗斯人，里面其实藏着一个鞑靼人（蒙古人）
3.蒙古对俄罗斯的影响远远超过对中国的影响。客山汗国，阿斯特拉汗，西伯利亚汗，克里米亚汗，诺盖汗的蒙古鞑靼贵族们后来都供职于俄罗斯公国，成为很多大公，王，贵族的姓氏起源。蒙古鞑靼人不仅把血统形式传给了俄罗斯人，而且把政治制度，税收制度，海关制度和军事制度也传给了俄罗斯人，蒙古人为俄罗斯贡献了鲍里斯和费德尔戈杜诺夫两位沙皇。俄罗斯谚语说，如果深究俄罗斯人，就会出现鞑靼（蒙古）人。德迈斯特也说过：“抓伤一个俄罗斯人，就等于抓伤一个鞑靼人。”——摘自《游牧文明史》
还历史真相
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不是中国人，他们与中国人确实也有血缘关系，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弓虽女干，杀害，侮辱过我们的祖先，我们身上还流着他们的血。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综观中国历史，就是屈辱史，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处于事实，但是也是一种羞辱，不过不要为了逃避这样的羞辱，就认蒙古人和满人为祖宗，这样更加可耻。
如果当年抗战失败，日本人在中国建立了“和朝”，一部分日本人融入了中国，成了“和族那我们岂不是该称昭仁天皇是中国的皇帝？东条英机是统一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内战？”
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意识能够正确的反映事物。也就是说，尽管某些时期人类的意识是错误的，但最终，真理将被人类认识到，中国人终将认识到元清侵略者的事实，还历史以客观。
江山如此多娇！5000年来中国势力图鉴
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
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
但是，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断，不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仑人，可谓人类第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人，在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前的亚平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马帝国，可是，那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古罗马）。
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后裔的光荣！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会，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天宇的流星。
为什么？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
存所以，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帝”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也就是说，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都要灭亡。这是民族发展史的铁则。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名。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
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七书》。
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是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即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战国反击——秦帝国大反击——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陕北高原与内蒙古）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抵御两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
战国反击——秦帝国大反击——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陕北高原与内蒙古）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抵御两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
第二阶段在秦始皇统一之时。其时秦帝国军威正盛，举国对匈奴两胡深恶痛绝。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一场。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上将军蒙恬的三十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尔等不是倚仗骑兵剽悍么，偏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一仗打下来，匈奴两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西部反击照样也是全面大捷，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拜！大胜之后，秦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彻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的根据地，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准。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而国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长城只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欧洲国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卫青、霍去病的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开了剿匪式的追击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马援、班超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平定西南、孙权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机到了西晋，形势为之突变。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开国大政权具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实力，拿下了吴蜀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人的腐败裂变。五十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晋惠帝是真正的痴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作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大为堕落，放浪形骸，空谈清议，没有一个干正经事。（据潘光旦先生考证，阮籍、嵇康一伙所谓“竹林七贤”非但是醉死梦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还有名士夫妇钻墙窥视大为赞叹！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全部注释一看）。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腐败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机！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败，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远遁无踪的匈奴、东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冒出。这次他们竟大张旗鼓的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河山。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这是四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被外敌入侵最深、历时最长的一次。不要因为这些胡人后来也化入华夏民族而讳言痛苦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大败之后的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靠他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北伐成功。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的事了。跻身于胡人政权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整军经武，驱赶胡人，统一了中国。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夺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扩展为数千里宽阔的纵深国土。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地区与北部、东部的一些地区。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大唐。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唐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历经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于今日伊朗接壤，称陇右道；北边到达贝加尔湖与今日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日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包括库页岛），称河北道。随着国力消长，唐代的领土也有盈缩变化。我所说的是全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第四次危机是宋明时期。这次是中国民族先处于守势而后大反击的一个时期，也是在富裕状态下屈辱亡国而后东山再起的时期。按照宋朝的经济实力，完全应当振作。但是宋朝却偏偏背离中国优秀的军事传统，实行“将兵分离制”，过分崇尚文职而压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对辽、金、西夏三个强大的军事小帝国和一个大理国，宋代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割地赔款，汉*辈出，先丢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后被元军消灭，中华国土终于第一次被外敌完整占领八十余年。宋朝政权也以屈膝卖国、残害主战派将领而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长久积蓄之后的大反击，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府无能，人民自救！中国民族以这种遍地开花的红巾大起义，吹响了强力反弹的号角。但是，最终完成大反击的，依然是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与军队。这就是明朝初期的强力反弹。
明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之一。高涨的民气、英明的君主、善战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终于恢复了中国民族的固有领土。这次反击虽然最终扩张不大，但却能在八十多年后夺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领土（没有夺回新疆，没有夺回蒙古草原），也可谓一次成功的大胜利。
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现是个特殊问题。满族原于女真部族，其所居住东北地区至少在隋唐时期已经是中国本土，明代也是确定不移的中国领土（称为努尔干都司），相当于一个军事特区。满族虽不是中国主体民族，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人。满族强大而夺取全国政权，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统一形式问题。只是由于中国主体汉族第一次成了B角甚至C角，再加上满族初期入关的报复心理，将自己的外形特征（剃头留辫子）强加于汉族等高压政策，汉族才有了亡国感觉。但是，随着满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汉族进入中央政权人数的的不断增多，以及满族皇室的争气（请注意，满族皇室的勤奋明智与八旗部族的腐败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个皇帝个个都有危机忧患意识），以汉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终于认同了这个成功脱离了落后母体的少数民族的中央统治权。所以，满族主政与中国历史上的外敌入侵有着本质不同。一个最起码的比较是与蒙古入侵后的政策比较。满族主政，在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方面，同样出色的体现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四面边患在清朝中期几乎完全肃清，西藏、台湾、蒙古、新疆，全数回归中国！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大了大约一倍还有余。
中国史上男女最开放的朝代是哪一个？
中国历史上哪个时期的男女最开放自天地混沌步入古代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大一统之后，中国的男女关系可以说并不开放。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要求保持一定距离，这才是礼数，是文明。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连感官状况都做了明确要求。像现在，放开了意淫，那是绝对不行滴。要学做柳下惠，坐怀不乱才是君子。一不小心心猿意马了，搞不好自己都想抽自己耳刮子。
古时礼教，多是约束女子的。少女待字闺中，做些女红，纳个鞋底儿、绣个花儿什么的。这也有好处：一则手头有事做，不至于出去惹乱子；二则也能逐渐适应寂寞。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叫什么来着？我纳的不是鞋底子，是寂寞。偷着绣个鸳鸯什么的，就算是春心荡漾了，绝对地羞为人知。家境好的，比方富二代的千金小姐，能在后花园荡个秋千、抓个蝴蝶什么的，已经是很奢侈的娱乐活动了。不像现在，男女一大帮混搭，K歌喝酒到深夜。彼时女子看到陌生男子，即便有好感，也是“和羞走”，最多来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搁现在，哇噻，帅哥！啧啧！
当然，古代社会还有着另一面。自管夷吾先生开设中国最早的“女闾”（也就是官办那啥，相当于民营的洗浴、歌厅、娱乐城、夜总会等类）以来，也不乏花街柳巷，古代娱乐界特别受附庸风雅人士的追捧，多有朗朗上口的诗词传世。官办的有时也是为了税收，“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魏书》）。但这种场所就像红灯区，是特殊地域，仅限于几处繁华的都市，不是哪里都有。在光脚插禾抡镐锄地的民间，是想也不要想的，粜上一袋子大豆高粱去玩高雅，下顿吃什么呀。
古时的政治也是男人的事，女人要讲妇道，不能随便抛头露面。即便太后临朝听政，前面也要垂个帘子，这不光是一个尊严和政治需要的问题，也是女人的禁忌使然。当然，凡事都有特例，皇帝是不受约束的，那是天子，担负延续皇朝命脉的大任，可以完全放开搞活，搞活的对象自然是女人；皇后能耐的也有，宫廷淫乱之事向来不绝于史，其实看着好像挺多，你要细数数，还真没多少，毕竟几千年的历史了，没有也不正常，但都是特例。
不过，思想范畴的东西不好控制，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男女荒乱之事也多有流传。脏唐臭汉一说，便是两个盛世的侧面写照。然而，脏唐臭汉也并非中国历史上男女关系最开放的时期，因为脏臭之事，多在宫廷，或是在繁华的大都会，长安、洛阳什么的，并未普及到民间的各个角落。要说男女关系真正开放的时代，则非五胡十六国莫属，在那段中国历史上最乱最杂的特殊历史时期，即便在民间，男女之间也鲜有禁忌，可以说是普遍的开放（当然，俺说的是古代）。
文化风俗，决定着男女关系的开放程度。举个小例子，西晋以前人们穿鞋子，女的是圆头，男的是方头，“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是为了区别男女。而到晋武帝初期，“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晋书》）了，男女界限已经开始模糊。事情虽小，却颠覆传统。就像现在，西风东渐之后，有点身份的男女，在公众场合以拥抱贴面取代握手。搁过去，握手都别想，所以才有诸多赞美手的诗句传世，比如“红酥手，黄藤酒”（陆游《钗头凤》），比如“佳人不忍折，怅望回纤手”（杜牧《独柳》），“纤纤手，拂面垂丝柳”（韦庄《河传》），都是酥手纤手的。现在，手再酥再纤，雕上花，它也还是手，没啥吸引力。为了追求更高的行为或是形体艺术，我们的兴趣，已然大踏步地上移或是下移了。
五胡十六国时期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冲突。当时北方胡人数量猛增，关中百万人口中“戎狄居半”（《晋书》），十分昌盛。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发展滞后等因素，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文化。比如匈奴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史记》），鲜卑也是“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后汉书》）。况且对于他们，生存是第一位的，女人没有躲在后方的资本，也一样要抛头露面，所以男女之间禁忌就少。
文化总是相互影响的，胡人在不断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势必给中原带来不同的异域风情，同样影响着中原的汉文化。胡人风俗本是中原汉人所不齿的，然而见得多了，耳濡目染，也就见怪不怪，况且胡汉也多通婚，就让这些习俗文化不断融合。比如汉人过去穿衣是上衣下裳，胡人因为要骑马，是上衣下裤，要利索得多，于是汉人也就效仿。又比如，晋武帝时，“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晋书》），胡人的玩意儿受到贵族追捧，不能不说是受到胡风的影响。有一阵子，北方汉人还以说胡语为荣，既说胡语，未必就不会不办胡事。
这个时期男女关系开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大量减少。自汉末以来，战争一直持续，到五胡十六国时达到顶峰，据《通典》记载，三国时，全国总共有“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口已是少得可怜。到晋末乱世，人口更是降至秦汉以来的最低点。也就巧了，你说那时候人祸多吧，天灾也跟着凑热闹，瘟疫、洪水、地震屡屡发生，那才叫水深火热，好多地方赤地千里，绝无人烟，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挑战。有人的地方粮食也不够吃，以至于出现“人相食”（《通鉴》）的惨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饭都没的吃，谁还有心思去顾忌劳什子的寡义廉耻。
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之间的征战，除了占地盘，就是抢人口，什么叫政权，光有地盘没人，你给谁当皇帝？就像有个大宅子住着，连个保姆女佣都没有，优越感何来？皇帝不光是给大臣当的，他还需要老百姓的顶礼膜拜，还需要劳动力给他们创造财富，需要有人服兵役，去打仗，没有人口是不行的。所以，增加人口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问题，生育自然就被摆在了第一位（这很容易理解，我们现在人口多了，不是把计划生育摆到第一位吗？一样）。官方为增加人口，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晋武帝泰始九年（亦即公元273年），颁诏“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到17岁还不嫁政府就给你安排了。所以那时候没有晚婚的，更不会有剩女，啥歪瓜裂枣的都是宝贝，缺人啊。以生育为主，男女之间的禁忌就要撇到一边。而且战争造成男子大量死亡，女人不得不抛头露面，顶替男子做些事情，男女之间的接触就多了，好多不该发生的故事也就开始发生了。
思想风向标的偏移，也是这个时期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战争灾祸让人感到迷惑，生命的无常让人精神空虚。于是人们不再信奉儒法，开始崇尚黄老，大兴玄学之风。体现在生活上，则追求奢靡，讲究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并探寻养生之法，追求房中之术。男人放开了，就需要女人配合，于是“放纵情性，及其终极”，晋惠帝元康年间，“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如此开放，令人咋舌。大家熟知的“韩寿偷香”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思想的开放，也让男女关系愈加开放。
这个时期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一是同性恋盛行。如“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晋书》），思想解放的程度着实不低。二是流民的增多。流民必是男女混杂，居无定所。什么事情你越禁止，就越觉得神秘，不禁反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男女同吃，甚至一同露宿野外，加上衣不蔽体，让男女之间不但不避讳，甚至也不再有什么羞怯可言，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其实，只要看看这个时期的诗歌作品，其男女开放的程度，便也略窥一二。孙绰的《情人碧玉歌》中写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已是火辣辣的情与爱了；杨方的《合欢诗》，有“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子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也够腻乎的；鲍照《代淮南王》中，“愿逐明月入君怀”、“怨君恨君恃君爱”，爱情的表达则更为炽烈奔放。甚至后来还有艳情文学问世，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自己搞印刷出版，“写而卖之，在市不绝”（《北史》），属于畅销书之列，当时若有福布斯作家排行榜，其销量定然高居榜首无疑。
第二章 历史揭秘
洪洞大槐树的记忆：揭秘明朝初年的人口大迁徙
大槐树传说与中国人的祖先意识“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洪洞县大槐树之所以成了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是因为它承载着先人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和顾盼。同时，民谣中又分明流露出发生在明朝初年那场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的血泪情别。
一亿人的故乡
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既有自发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动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经建文帝、明成祖，历时五十余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所罕见。当时的移民可分为以经济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移民。以政治、军事为宗旨的移民活动，主要指明朝初年朱元璋强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于其龙兴之地濠州和龙居之地南京，以及明军攻克大都后，为加强该地的军事实力，将山西或山后地区大量的民户迁徙至居庸关以南和北平地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尽快使新迁之都北平繁荣起来，又将江南地区大量的富户和工商业者强行迁至北平。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则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也最强。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
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比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成了现今一亿多华夏子孙心目中故乡的象征，成了他们萦回梦里的精神家园。
民俗学上的痕迹
明朝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开始后，每次移民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千民户，甚至万余户。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见《明史·食货志一》），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而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洪洞县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散奔向冀、鲁、豫、皖各地的不归之路。广济寺旁曾是宽广的驿道，驿道边有一棵长势茂盛的大槐树，因位于空旷的汾河滩上，老鸹便在树冠上垒起了舒适的巢窝。根据史料记载，移民活动大都选择在农闲的晚秋时节进行，而此时的槐树叶已经凋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冠和那醒目的老鸹窝。栖息于树杈间的老鸹，在萧瑟的秋风中不时发出声声哀鸣。被迫登上不归之路的移民们，一步三回首，渐行渐远，遥望着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不禁潸然泪下，依依惜别。天长日久，岁月无情地冲刷去了寄居他乡的山西移民们对故土几乎所有的记忆，只有那临别之时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还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心头。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在移民群体中唯一广为流传的故乡的故事，成了他们思念故土之情的排解物，进而变成了故土的象征性符号，深深地融进了移民后裔们的血脉中。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五十亩，或八十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以上见《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于河南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垦田的管理工作，规定凡农民及移民开荒，均归开荒者作为永业。明太祖还责成地方官员发放耕牛、种子给流民、移民，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迁入地，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碑文记载，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京等地，少量分散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十余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谅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面。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朱元璋称帝不久，就曾将太湖流域的数千民户强行迁入他的家乡（《明史·食货志一》）。
洪武九年十一月，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见《明史·太祖本纪二》），目的是尽快让他的家乡繁荣起来。河南地区的移民以洪武年间迁入者居多，永乐年间次之。据方志、家谱、碑文资料统计，移民中有95%以上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从河南地区移民的分布情况来看，多处于黄河和淮河流域，这一地区因元末天灾人祸而人烟凋蔽。河北、北京地区的移民，据家谱、碑文等资料分析，大多是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入的，这与该地区“靖难之役”期间战乱破坏严重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儒家伦理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此可以断定，明初的移民是由政府强制性实施的，移民半路逃亡的事件经常发生。为防止移民的逃亡，移民官员想出了种种办法，如砸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用绳索捆绑等，这些民俗学上也有反映。据说凡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在生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双脚的小脚指甲是复合型的。之所以如此，民间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当时官员们为防止移民中途逃跑，就强行脱下他们的鞋子，在他们的小脚指甲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伤愈之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就变成了复合型的了；另一说为当时政府规定家有两子以上的民户，除留下小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必须迁出。生离死别之际，母亲为将来寻找儿子方便，便将被迁徙儿子们的小脚指甲都咬成了两瓣作为标记。这种生理特征，作为大槐树移民的遗传基因，也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官兵们在押送移民过程中，为防止移民逃跑，还强行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并用长绳索连成一串。由于长期的被押解生活，使他们逐渐养成了背着双手走路的习惯，而他们的后代也在耳濡目染中沿袭了这一生活习俗。押解途中，人们的大小便都要请求押解官员解开被绑着的双手才能完成，于是一有人喊“解手”，人们就知道行进队伍中有人要大小便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移民群体中“大小便”的特殊代名词。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梦里萦回千百度
明初持续五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除在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后裔中留下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理特征外，这一举措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移民活动，首先使移民地区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如河南地区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总数约为191.3万，到弘治四年（1491）迅速增加到约436万人。其次是耕地面积大量增加，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垦田总数已达850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由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田赋总额不断提高。如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可以说，移民政策的强制实施，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永乐、宣德时期明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的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不断泛滥的汾河洪水席卷得杳无踪影了。但作为故乡符号的大槐树及老鸹窝，却永远地沉淀在了那些移民后裔的记忆深层。自明初至今，民间自发的修订家谱、宗谱活动从来就无暇顾及官方三令五申的禁令，盛行不衰，移民们及其后裔在新的故乡另立族谱，他们每每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那“梦里萦回千百度”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辛亥革命爆发后，三民主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激发了人们寻根问祖的热情。从专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那些洪洞移民的后裔们，非常渴望能找到山西故里仍然健在的亲人，在他们中间悄然掀起了一股寻根祭宗的风潮。一些在移民后裔相对集中地区为官的洪洞籍官员，因为同宗共族的缘故，受到了移民后裔的热情礼遇。有感于此，1914年，曾经在山东等地为官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募捐，于古大槐树东旁同根孽生出的第二代古槐处筹建了古大槐树遗址，并竖碑立碣、组织人编修《古大槐树志》。20世纪80年代后，以大槐树移民遗址为载体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更加活跃。自1991年起，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要在大槐树下举行隆重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大槐树移民后裔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虔诚地来到大槐树下，追忆那曾经梦中的情景，这里成了数以亿计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宗的圣地。这种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大槐树情节，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史谜/百万秦军为何在三年内消失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琅琊石刻（秦相李斯题）
秦国自商殃变法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奖励耕战「赏不遗匹夫，刑不避大夫，使天下之利系处于一孔」的基本国策。秦内修明政理以储军国之资，外开疆辟壤与列国争衡。秦国统治者运用严酷无情的法家思想以赏罚为二柄，彻底的动员了倾国之力，投入到战国时代规模宏大而惨烈的兼并战争中。自秦孝公起至秦统一天下的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被称为「虎狼之师」秦军与东方列国大小百余战，共计歼灭六国军队一百五十余万。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大战场上，冷血的秦人踏着六国之人的尸骨与鲜血走上了统一之路。
前237年秦王赢政亲政的这一年，被强秦连续折腾了一百余年的东方六国以无还手之力，各国弱势以成，天下合纵无望，而强秦独步天下随时便有泰山压顶之势。六国君主面临累卵之危，无论再怎样垂死挣扎也无法改变秦国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了。秦国与各国总摊牌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李斯与韩非的授业恩师，战国晚期的大学者荀子就曾预言这个纷争了四百多年的天下，将在二十年之内统一。
前230年至前221年的十年的时间里，秦国统治集团经过精心的谋划与筹备，力图一次战争只针对一个对手，以每两年为一阶段消灭每一个国家。为此，秦国令全国男子书年进行了总动员，随即秦国的百万虎狼之师对六国发动了灭国之战。史记中所载：「秦尚黑，秦崇水德。」不难想像，如黑云蔽日一般的秦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天下，北方四国首当其冲。前230年秦将内史腾攻韩，韩王安被俘、前228年大将王剪率秦军经数日激战消灭了赵军主力，攻破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突围逃往代郡。前226年秦军大举伐燕，燕王喜与代王嘉（赵公子嘉）联合抗秦，燕代联军迎战秦军于易水之滨，燕军大败溃不成军。秦军乘势突入燕境直取蓟城，燕王喜仓促弃城率残部远遁辽东。前225年，被秦军四面合围，只剩下一座孤城的魏王豹，妄图坚守大梁，垂死挣扎。秦军决黄河之水灌城，城中百姓尽成鱼鳖，是年三月城破，魏王豹被杀。
至此，秦国把注意力转向了南方的楚国。与中原国家不同，楚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的南方大国。楚国地大物博，极盛时期，统治着淮河以南，东过三峡西至吴越的广袤领土。楚人自西周以来就有着极强的自豪感与独立精神。虽然一百年来，在秦军的凌厉的军事打击之下，没落的楚国丢城失地，屡次迁都避祸，楚国的发源地荆楚地区几十座城邑大部没入秦国，楚怀王也入秦被囚，客死他乡，楚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皆以为耻。以至于屈子发《离骚》之感，叹《国殇》之悲，投汨罗江而死。应该说，在秦国十年统一战争中，秦军在楚国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李信率二十万秦军伐楚，初战不利。前224年秦国发倾国之兵六十万，由大将王剪率领以优势兵力造成压顶之势，对楚国的心脏西楚地区发动致命一击。楚国集中了全国的兵力迎战秦军，两军决战于淮阳一线，楚军大败，楚王也被俘。楚国大将项燕立即在都城寿春迎立昌平君为王，继续抗秦。秦军进击淮南，兵围寿春，并发动总攻。项燕率楚军拼死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经数日激战寿春城破，昌平君身死，项燕在绝望中自杀。秦军分道渡江进军江南，楚国灭亡。此时一直对五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安享太平的齐国也预感到大祸临头了，开始慌了神。前221年迫于严峻的形势，齐国同秦国断交，并开始陆续征调军队防守西部边境和内长城。秦王政命刚刚远征完辽东在燕地休整待命的王贲，率大军从燕国南下越齐国河内地区，以出齐军防线之后，出其不意直插临淄。秦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倍道而行，齐国连调兵抵抗的时间都来不及，同年秦军进入临淄，齐王建以举国之兵，完甲之师不战降秦，纳土归朝。前221年是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日子，战乱以久的天下重新一统，这来之不易的大一统让人们苦苦等待了四百年之久。
六王毕，四海一，天下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许多老百姓自发的买酒买肉庆贺，以至于出现了「天下大脯」的盛况。一名秦军士兵在寄给后方的家书中高兴地写道：今天是我国消灭各国的日子，大王赏给我们每人一杯美酒。
赢政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私生子，以渺渺之身，振六世之余威，席卷海内，剪灭六国，完成了一百五十年来秦国六代先王的遗愿，为秦人统一天下的事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前222年，秦王政加冕为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从此，一个崭新的强大的秦帝国诞生了。据史***载，秦始皇这位有着夜半狼嚎之怪癖的大皇帝，用冷血、铁腕与强权统治着这个国家，他精力过人，设郡县，废分封，集中央集权与君主集权于一身，每天要阅读数百斤的奏章；他致力于帝国的标准化，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他严厉的镇压六国的反叛势力注重防患于未然，除奸于未萌，迁关东豪族数百家于咸阳，尽收天下兵器筑为铜人，以弱六国之人；他推崇法家思想，排斥各种学说，焚书坑儒，以愚天下之民。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修骊山墓、建阿房宫、开灵渠、筑长城、拓直道，全国都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秦国统一天下但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在穷兵黩武的始皇帝心中这只不过是新一轮开疆辟土的开始。他声威震于世殊，从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他强大的意志，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士卒不敢弯弓抱怨，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前212年秦王朝建立十周年时，这个帝国达到了极盛，秦始皇踌躇满志：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
然而这位大皇帝万万也没有想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传之万世的千秋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十五年。前210年，为弹压日益不安且出现骚乱倾向的楚国故地，秦始皇开始了被称为死亡之旅的最后一次出巡，途中染病，行在驻陛赵地沙丘，同年7月一个闷热的夏季秦始皇病逝于沙丘行宫。沙丘宫这座昔日赵国国王的行宫，在不到90年的时间里见证了，赵武灵王与秦始皇这两位战国时代最伟大帝王的生命终结。此时，在沙丘宫这座阴森而带有晦气的行宫里，在昏暗的灯光之下，宦官赵高与丞相李斯正在策划酝酿着一个天大的阴谋。他们密不发丧，矫旨诛杀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取直径直奔咸阳立公子胡亥为二世皇帝。沙丘对秦帝国而言，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宿命之地。这是天下大乱的前夜，也是秦王朝难逃的劫数。在之后的三年的时间里，无数秦军将士浴血奋战也法挽回秦朝灭亡的厄运了。
前208年9月也就是关东全面叛乱的第二年，秦军大将章邯率秦军主力30万，大破赵军乘胜进占邯郸，赵王歇与张耳率残部退守巨鹿，秦军兵多粮足猛攻巨鹿，赵王遣使向天下诸侯求援。至十一月燕军与齐军近二十万增援巨鹿，但面对秦军浩大的声势与严整的阵容，燕齐援军不敢触秦兵锋，皆从壁上观。十二月，项羽率楚国援军赶到巨鹿，这位「力霸山兮气盖世」犹如古希腊阿硫疏斯一般天马行空的战神，率领着破釜沉舟、英勇无畏的西楚子弟兵怒吼着冲向秦军。楚军陷阵之士，不顾一切的突入秦阵与秦兵拼死肉搏，楚兵以一当十，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惶恐。强调集体协同作战的秦军从没有见过这样不顾生死的军队，心理上以被震慑住了，在三天的时间里，楚军九战九捷，秦大将王离、副将苏角被杀，另一员副将涉闲在惶恐中自戗，被称为虎狼之师令关东人士闻之丧胆的秦军重兵集团遭受了百年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在楚军凌厉的攻势面前，在巨鹿前线的数十万秦军全线动摇了。这之后，项羽被公推为联军统帅，统一指挥各路诸侯大军四十余万对秦军发动了总攻。从棘原到洹水，秦军连战连败，士兵减员了三分之一，仓狂撤退中损失了大量的辎重粮草。自去年九月邯郸战役至今，秦军已经连续作战了近一年的时间，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已经无力抵抗诸侯联军优势兵力的持续进攻了，只得边战边退，六月坏消息传来了，秦军南下的退路被联军彻底切断了。
前207年7月在洹水之南，殷墟之上，走投无路的秦军大将章邯、司马欣胁迫残部二十余万向项羽所统率的诸侯联军投降。在解除了秦军士兵的武装之后，对秦军有深仇大恨的项羽命楚军违约坑杀秦军降卒，其他诸侯的军队也都参与了这场血腥而惨烈的屠杀。这是一百五十年来，关东六国之人对秦兵压抑以久的总复仇，这也是这支曾经战无不克，攻无不取的强大军队的最后一曲悲歌。当年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的秦国军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遭相同的命运。206年十月楚将刘邦率军越武关进逼咸阳，秦王子赢出降。十一月项羽所率诸侯联军入函谷关，就向灾星划过天际一样，秦国这个自东周以来立国长达五百余年的国家的终结时刻最终来临了。联军统帅项羽压抑不住心中的仇恨，决定对昔日不可一世而如今被踩到脚下的统治者进行最严酷的报复，始皇帝的子孙被项羽阖门杀尽，痛恨秦国***的诸侯军正在四处烧杀。骊山墓、阿房宫、咸阳城到处都是熊熊的烈火与遮天蔽日的浓烟。此时，已经躺在骊山墓中入土为安的始皇帝地下有知的话，也会忐忑不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秦始皇用残暴的手段历经十二年，所建立起来的这个黑色的冷血帝国，被来自南方更残暴的楚霸王项羽无情的摧毁了。「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天离日」的阿房宫，这座「歌台暖晌，春日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举世无双的庞大的宫殿群，整整燃烧了90天，在夜晚，冲天的火光照亮了秦川数百里漆黑的夜空，大火燃烧了整个冬季，一直到第二年的早春才逐渐熄灭。这之后，有关秦王朝的一切都随着这场大火灰飞烟灭，了无踪迹了。
那么这个曾经如此强大的秦帝国为何在秦始皇死后仅仅三年就灭亡了呢？原因似乎很多，始皇帝在世之时，貌似强大的秦王朝的统治也并不是很稳固。六国贵族势力伺机死灰复燃，尤其是广大的南方，天高皇帝远，自由惯了的当地人对严酷的秦法秦制有很强的抵触情绪，面对秦王朝的***，各地的仇恨都在不断积聚着，只不过在秦始皇的高压政策下，暂时掀不起太大的风浪而已。而210年的秦始皇之死，赢胡亥即位为这种仇恨的总爆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秦朝的灭亡总体上来看，可以归纳为：体制上的失败多于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的错误多于军事上的错误，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多于战役指挥上的失误。
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
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但是，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断，不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仑人，可谓人类第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人，在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前的亚平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马帝国，可是，那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古罗马）。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后裔的光荣！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早已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汇，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天宇的流星。
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
其一，文明不是生存的保险。创造文明的民族同样有可能灭亡。
其二，蛮勇武力不是生存根基。唯武民族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其三，人口、幅员之多寡不是生存本钱。地广人众之民族照样可以一朝覆亡，忽啦啦如大厦倾。
一个顽强不灭的民族，必然具有超常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的本质就是其内在的生命力。从漫长的历史可以看出，这种超常的生命力既不仅仅是拥有某种独特的文明，也不仅仅是武力至上的绝对尚武精神，更不仅仅是依仗人众地广之势。那么，顽强的生命力对于民族这样的个人共同体究竟应该是什么？
还是让历史的画卷来说明问题。“民族”是一个近代话语，然而就其基本含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这个话语足以揭示我们所涉及的问题，所以不必争论鸡零狗碎的语词歧义。
从一万年的历史长河看，具有最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汉族。如果将世界民族竞争的起跑线定在六千年前，那么，迄今为止，惟有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民族——一个黄皮肤、黑眼睛、面部线条柔和、写方块字、讲单音节的族类——完整的保留了自己的国家形式，顽强的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完整的保留并不断发展了自己的原生文明！
在六千年的漫长马拉松中，没有一个民族坚持到今天。
虽然后来中途“插队”的某些民族今天超过了我们，但人类竞争的漫漫路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也还没有被那些无情超越的脚步踩踏窒息，我们民族的强势元气也还没有根本性的肢解伤害，凭甚说我们没有希望重新超越？
面对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应当尊重这种最伟大的光荣，应当认真分析中国民族这种无与伦比的耐久力所包涵的智慧、力量与全部技巧，以期做出最为合理的扬弃式继承，为重新超越奠定基础。而不是因一时的贫弱落后妄自菲薄骂口常开。如果说我这种看法是民族主义，我非常乐于接受。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主义，等于这个民族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智慧，没有力量，没有自信，嘛也不是。假如六千年的民族马拉松是一种以千年为单位的单纯的体育竞技，中国民族一口气至少拿了四个“分站”冠军，虽然这一站暂时落后，也会有无数的体育科学家来研究中国民族的战略战术与一切技术细节。
然则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外国人的热嘲冷讽甚或漫骂，不乏浅薄的嫉妒与无知，大可泰然处之。中国人自己也数典忘祖恨不能将中国原生文明焚尸扬灰，却委实令人难解。冷静的看看“二百年短跑”冠军的美国，一方面佯装对别人的辉煌历史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却将自己二百来年的历史反复叨咕，好莱坞电影将所有重大不重大的事件拍了一遍又一遍，文学艺术与研究著作则深入到历史的各种旮旯拐角去品匝，并象骄傲的火鸡一样向全世界公布研究成果。看看美国大使馆向中国人散发的成套成套的美国历史与现状的精美书籍，你能说美国人不重视原生文明的历史？欧洲国家更是沉醉于自己的民族历史，那怕是支离破碎，也要拼凑得熠熠生辉。东洋日本更是恨不能改写自己文明源头的中国色彩，虽然有许多暧昧与不纯，但日本人绝不谩骂自己民族的历史。相反，所有的学者都在费力探究日本的本土文明史，力求将大和民族的尚武传统锻铸得纯而又纯。——为什么？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
所以，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
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帝”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
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后面我将具体展开，归纳中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势之道。
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
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名。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七书》。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是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
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即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那时候，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
然而，就在内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上古话语——汤武革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这个主张的实际含义是，齐国牺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侯都适可而止的停止了反击追杀。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战国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若非桓公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
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的土地没有什么伸展。
第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这次危机虽然不是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期危机。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西部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战争。这场长期战争大体是三个阶段：战国反击——秦帝国大反击——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陕北高原与内蒙古）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抵御两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第二阶段在秦始皇统一之时。其时秦帝国军威正盛，举国对匈奴两胡深恶痛绝。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一场。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上将军蒙恬的三十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尔等不是倚仗骑兵剽悍么，偏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一仗打下来，匈奴两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西部反击照样也是全面大捷，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拜！大胜之后，秦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彻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的根据地，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准。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而国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长城只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欧洲国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卫青、霍去病的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开了剿匪式的追击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马援、班超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平定西南、孙权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机。到了西晋，形势为之突变。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开国大政权具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实力，拿下了吴蜀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人的腐败裂变。五十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白痴（晋惠帝是真正的痴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作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大为堕落，放浪形骸，空谈清议，没有一个干正经事。（据潘光旦先生考证，阮籍、嵇康一伙所谓“竹林七贤”非但是醉死梦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还有名士夫妇钻墙窥视大为赞叹！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全部注释一看）。
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腐败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机！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败，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远遁无踪的匈奴、东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冒出。这次他们竟大张旗鼓的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河山。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这是四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被外敌入侵最深、历时最长的一次。不要因为这些胡人后来也化入华夏民族而讳言痛苦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大败之后的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靠他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北伐成功。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的事了。跻身于胡人政权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整军经武，驱赶胡人，统一了中国。
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夺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扩展为数千里宽阔的纵深国土。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地区与北部、东部的一些地区。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大唐。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唐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历经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于今日伊朗接壤，称陇右道；北边到达贝加尔湖与今日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日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包括库页岛），称河北道。随着国力消长，唐代的领土也有盈缩变化。我所说的是全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第四次危机是宋明时期。这次是中国民族先处于守势而后大反击的一个时期，也是在富裕状态下屈辱亡国而后东山再起的时期。按照宋朝的经济实力，完全应当振作。但是宋朝却偏偏背离中国优秀的军事传统，实行“将兵分离制”，过分崇尚文职而压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对辽、金、西夏三个强大的军事小帝国和一个大理国，宋代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割地赔款，汉奸辈出，先丢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后被元军消灭，中华国土终于第一次被外敌完整占领八十余年。宋朝政权也以屈膝卖国、残害主战派将领而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长久积蓄之后的大反击，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府无能，人民自救！中国民族以这种遍地开花的红巾大起义，吹响了强力反弹的号角。但是，最终完成大反击的，依然是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与军队。这就是明朝初期的强力反弹。明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之一。高涨的民气、英明的君主、善战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终于恢复了中国民族的固有领土。这次反击虽然最终扩张不大，但却能在八十多年后夺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领土（没有夺回新疆，没有夺回蒙古草原），也可谓一次成功的大胜利。
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现是个特殊问题。满族原于女真部族，其所居住东北地区至少在隋唐时期已经是中国本土，明代也是确定不移的中国领土（称为努尔干都司），相当于一个军事特区。满族虽不是中国主体民族，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人。满族强大而夺取全国政权，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统一形式问题。只是由于中国主体汉族第一次成了B角甚至C角，再加上满族初期入关的报复心理，将自己的外形特征（剃头留辫子）强加于汉族等高压政策，汉族才有了亡国感觉。但是，随着满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汉族进入中央政权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满族皇室的争气（请注意，满族皇室的勤奋明智与八旗部族的腐败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个皇帝个个都有危机忧患意识），以汉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终于认同了这个成功脱离了落后母体的少数民族的中央统治权。所以，满族主政与中国历史上的外敌入侵有着本质不同。一个最起码的比较是与蒙古入侵后的政策比较。
满族主政，在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方面，同样出色的体现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四面边患在清朝中期几乎完全肃清，西藏、台湾、蒙古、新疆，全数回归中国！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大了大约一倍还有余……
综上所述，“强力反弹，有限扩张”，这是中国民族在长期生存竞争中的第一个大智慧——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
有人说中国文明其所以能够以国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于中国西南部环山、东部临海、北部草原荒漠，远离西方冲击力的原因。这是不了解中国历史。诚实的说，在冷兵器时代，中国经历的巨大冲击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都惨烈！而实践证明，任何军事力量（当然包括西方）都不足以摧毁华夏民族，尚且不说匈奴人的许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种人。如果以近代以来的历史说话，西方力量与东洋力量难道没有企图灭亡中国的事实？当这些火器民族无情“冲击”我们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尚未脱胎换骨最为贫弱落后的时候，中国没有灭亡，难道是他们可怜我们？
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中国正在积聚强力反弹的力量。从历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不要说当代技术日新月异，再有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重新伸展的余地无穷之大。然则即或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应当牢牢记住民族生存历史所沉淀凝聚的智慧，只是有限扩张，而不是向全世界疯狂报复。
一个经常处于神经质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内乱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个根本性威胁。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内乱分裂必然导致强敌入侵与外来势力的各种不正当进入，从而最终灭亡这个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灭亡，虽然不是全部个体生命的毁灭，然则却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文明根基彻底瓦解星散，使灭亡后残存的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创造力与传统生活方式，沦为精神乞丐，沦为行尸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内乱分裂，绝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从根本上说，更是每一个体的灾难。
某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国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已经成熟。从此，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族的外壳与灵魂，国家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从本质上说，民族的分裂内乱所侵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形式，通过对国家形式的破坏而消解浸蚀民族生存能力，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远古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体原因了。但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断上演着相同或相近结果的民族悲剧。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体无二。前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一等强国，数年之间轰然崩塌，虽然每个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经使他们共同辉煌过的国家形式却无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独行的俄罗斯举步唯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其他获得独立的小民族国家，更是全部沦为第三世界（虽然他们原来的生活状况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时他们的民族地位却是第一流的）。尽管这不是民族灭亡的悲剧，但是，当全面内乱摧毁了历史选择的最适合于他们的国家形式（联邦制统一国家）时，每个民族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另一个案。倏忽之间，一个二战期间的英雄的多民族国家竟然弄得几乎只剩下塞尔维亚一个光杆主体，遍体鳞伤，谁都可以对他指手划脚。
分裂内乱，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现实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至少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那时候，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尼罗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恒河？伏尔加河？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国的起源（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魏特曼的《东方专制主义》）。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统一联邦制的夏。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的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从夏开始，至今大约四千一百多年。让我们先来宏观的看看在这漫长的四个千年中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的线条：
夏，16王，大约500年，联邦制的统一国体。
商，17代31王，大约600年左右，联邦制统一国体。
西周，13王，257年，联邦制统一国体。
以上三代是中国第一种统一的国家形式。说她是联邦制，主要是诸侯国的军政自治权比较独立。也不是西方的松散联邦制。远古国家性质是一个专门问题，不想在这里拉扯过多。
东周，即春秋时代，25王，100余诸侯国，大约300余年。
战国，7大战国，30余小诸侯国，大约250年左右。
以上两段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黄金时代，是中国创立新型统一国家的过渡时期，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分裂时期。
秦帝国，两任皇帝，15年，统一帝国。
楚汉相争，5年内乱（分裂）。
西汉，15帝，215年，统一时期。
新，1帝，15年，统一时期（后期三年内乱）。
东汉，14帝，196年，统一时期（初期8年内外战争，后期24年内乱）。
三国，60年，分裂时期。
西晋，4帝，52年，统一时期（后期15年内乱）。
东晋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时期。
隋，5帝，39年，统一时期（后期3年内乱）。
唐，25帝，276年，统一时期（中间及后期内乱大约30年）。
五代十国，52年，大分裂时期。【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北宋，9帝，163年，统一时期。
南宋，10帝，157年，大分裂时期。
元，13君，88年，大分裂内乱时期。
明，19帝，294年，统一时期。
清，10帝，296年，统一时期。
1840年后的160年，只算共和国50年基本统一，其余110年全部记为内乱、外侮、分裂时期。
根据以上粗线条，中国前两个千年基本统一，后两个千年（秦帝国之后）中，统一时期为1215年，分裂内乱时期为785年（加上统一时期的中后期内乱，大约800多年）。
从总的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统一占据了主流，分裂内乱终归统一。一个基本规律是，强盛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全部是分裂内乱时期。
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民族象中国这样历经如此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终回归统一潮流！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功过一次，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迹。
中国民族智慧中最为眩目的明珠就是统一意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整合统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每次面对分裂，统一立即成为中国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绝不动摇。民族的最高荣誉总是给予能够领导统一的英雄领袖，民众追随的目标也立即汹涌澎湃的倒向统一力量。中国人总是将分裂内乱视为“国破”，又总是将“国破家亡”连成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视做天经地义的逻辑。这就是中国民族面对分裂的思维定式，一种永远不能改变的民族价值观。请每个中国人牢牢记住，这就是中国人历经数千年锻铸出来的精神利剑，光芒闪烁，充满霸气——对分裂者没有道理好讲，就是必须统一！
其二，痛下杀手，毫不手软。中国民族对分裂势力的杀伐决断远远狠于对外来势力的运筹抵御。对外用兵，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般都极为谨慎。但对内消除分裂完成统一，中国民族从来没有优柔寡断。在是否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人从来没有决策过程。要决定的只是一个，如何打？而且，统一战争从不顾及力量对比，打败了也要前赴后继的再打。每每是统一战争，中国史书都触目惊心的记载着“血流漂杵”“浮尸百万”！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发生在统一战争中。战国的长平大战，秦赵两国共出动雄师百万，一战消灭赵国五十万大军，从而创造了古典战争的最高典型。对外战争虽然也同样有著名战例，然则就战争规模而言，远远不如中国内部的统一战争。诚实的说，几千年历史上，能在中国人马前走几个回合的外敌，还确实没有几个，虽然近代以来我们也有过战败的耻辱。但是，内部分裂势力却是同样优秀的人种，就不能不碰撞出最为绚烂的战争火花。这种为了统一不惜付出最大代价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民族刚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势力先自气短三分。
其三，没有谈出来的统一，只有打出来的统一。这是残酷的事实，痛苦的经验。从本质上讲，统一意味着分裂一方的阴暗命运，丢失政权并遗臭万年，盲目追随分裂的民众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设若抵抗并战而胜之，安知分裂者不能争得统一的权柄？这种幻想每每支撑着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与动乱势力，使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回到“和平统一”的轨道，而总是选择刀兵相见——战场上说话。国有国情，族有族情。不要说世界上已经有和平统一的先例，更不要说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请牢牢记住，世界在变，但人性没有变，各民族的独特精神也没有变，残酷竞争的主流更不会变，而且永远不可能改变；中国民族几千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统一经验，绝不会因为世界出现了电脑、原子弹、卫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劳什子而突然过时。
从本质上看，统一没有玄妙的技巧，更没有我们祖先没有想到的奥妙。中国人纵横捭阖施展谋略，那可是如同儿戏。几千年几百代无数能踢能咬能不够者看穿了的东西，绝不会走眼的。
想要中国统一强盛，还得有祖先强势生存的铮铮傲骨与巍巍霸气。
神、气、力合一，黑客般的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世界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生存文明。
在漫长的生存竞争历史中，不计其数的文明形式伴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成为飘散的文明粒子。同样，不计其数的民族也因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导致民族主体在竞争中的灭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质，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载体。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与民族形式的命运具有完全的历史同一性。迄今为止，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文明，更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民族。
从本质上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从民族竞争的意义上说，民族文明是该民族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该民族抗击其他文明蚕食的本体武器。文明形式有多么饱满，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么强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少死穴。
漫长的历史兴亡，一再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理。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是一种温和脆弱的海岛民族的文明。尽管这个文明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理性的法学、浪漫的神话与一些著名的科学原理，已经成为人类不朽的文明遗产。但是，古希腊文明缺乏一种内在的强悍与巨大的生命张力。她们关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诞生了深刻的哲学。她们关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诞生了法学。她们沉溺于浪漫的幻想，所以编织了灿烂的神话。然则，一个拥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却竟然没有诞生兵学著作——一种伟大抗争精神的结晶！这只能说明，对外部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识，根本没有成为这个民族的文明组成部分。最终的结果，古希腊民族没有逃脱灭亡的厄运，被文明落后的罗马民族的骑兵无情的消灭了。
文胜于质，是古希腊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腊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战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缺乏丰厚渊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绝汲取古希腊文明而改造自身。虽然强悍，却没有柔韧的文明根基。罗马帝国留给人类的，除了庞大的斗兽场、血腥的奴隶角斗场、无数的征服战例、奢靡的沐浴方式与酗酒恶习，以及一部《罗马法典》与哲学诡辩派之外，还有什么呢？对于一个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国，其主体文明竟然如此贫瘠，确实令人不胜惋惜。
惟其如此，在历史岁月的侵蚀中，罗马民族最终无声无息的解体了。倒是曾经被他征服的许多民族，依旧没有灭亡。
质胜于文，这是古罗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罗马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冲突竞争。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并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形式的亲和力等等等等，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强烈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
文明冲突是民族竞争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的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严极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群文明的冲突，谁也容纳不下谁，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衰落。
历史不乏文明冲突导致战争与对抗的例子。
十字军东征大约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典型的战争。所谓宗教圣战，无一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战争。就现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冲突中受伤害最深的恐怕莫过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即或这个故事是信史），一个犹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堕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一切对犹太民族的残害杀戮，莫不起源于这个“神圣”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民族的灾难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为某种文明的狭隘与偏见仍然没有结束。
中国民族的圣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时的敌人多如牛毛（有没有出卖过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请热心的网友查证）。可那个中国人要将孔子敌人的后裔当作异类消灭，那在中国民族看来简直要笑掉大牙，连认真的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说这是不伦不类的比较。我倒认为非常的能说明问题。假如说出卖孔子的叛徒还没有找到，那么出卖武圣人关羽的孟达总是真有其人吧，还有割去了关羽头颅的潘璋（东吴大将）也是证据确凿吧。可是，非但封关羽为“圣”为“王”的政权没有下令将潘璋、孟达的后裔（潘孟二族）斩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讲“忠义”精神、尊关羽为“鼻祖”的中国会道门们，也没有对潘孟二族寻仇。中国民族在汉代之后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说对不对），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之后，竟然姓秦者依然如过江之鲫！
不要说中国文明不认真不严肃没有仇恨意识。斤斤计较仇恨的文明永远不会“泛滥”为汪洋恣肆的文明。
说到底，还是文明的“海纳”问题。
中国民族在历史上遇到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1.外来民族入侵而被驱赶后，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不能磨灭。
2.自愿归化的少数民族的文明。
3.和平往来中流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文明。
4.周边民族的文明伸展。
以上四种情况，大约每个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种情况。
对待文明冲突，每个民族并非都是相同的对策。
就整个欧洲而言，可以说文明形态并无大的差异，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欧洲就是一个大的文明形态。其文明形式的差异，绝不会大于中国西北与岭南人之间的差异。西方学者动辄精通十几种语言，恩格斯能“结结巴巴的说二十多种语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约也能通晓三五种语言。这就是文明基本标志——语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国，除了文字的统一，语言可真是千差万别，江南岭南数十里不同语的山区大有在者。饮食、居住、婚姻、风俗等等，也自古有“十里不同俗”之说。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拥有稳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国。欧洲却从来都是由许多许多文明相似的国家组成的民族生存区域。
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冲突的能力所致。
中国文明对前两种情况下的文明冲突，总是有着一种伟大的情怀——“以仁为本”。具体说，不夺其地，不变其俗，不杀其人。即或对于那些曾经以野蛮方式对待我族而后来成为失败者的夙敌，也不睚眦必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春秋对夷狄，秦汉对匈奴，隋唐对胡人，明对蒙古，民国对满族，二战中对日本战俘，抗美援朝对美国战俘……不要说中国人应该狠毒。正是这种伟大的“王师”气魄，使中国文明保持了饱满的文明正义的资本，从而在危亡关头敢于大无畏的面对任何强敌。整个农业文明的数千年，中国屡屡面对无赖民族的纠缠，但却从来没有丧失高贵的人性尊严，从来没有与无赖之敌一起堕入灵魂的地狱。中国文明中历来有“杀降不祥”的价值观念，从不推崇那些残暴杀降的功臣。
一个典型例子。战国秦昭王时期的统帅白起战功卓著，每战拔城十座以上，最后打得山东六国无人敢于挂帅迎敌。后来的长平大战中，白起秘密挂帅，一战灭敌五十万，创造了中国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称战神当之无愧！然则由于他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却被中国的正统史家永远的打入另策，从来不列为名将褒奖（当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国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杀的“英雄”，除了说明这个民族没有多少名将英雄可供奉外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琐的价值观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任其自生自灭。苦难多多而又号称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在北宋朝时期，曾经有四百多户流入开封，百年之后竟全数变为中国人。二战时期，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敢于接纳犹太人，然则民国政府对流入上海的大量犹太人，却没有因为世界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而拒绝接纳，成为为数极少的敢于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之一。据一则资料，中国虽然曾经长期谴责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并大张旗鼓的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但犹太民族对中国的攻击立场却一直保持沉默，原因就是只有中国在犹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敢于以国家形式接纳犹太难民。
中国民族也不是没有扩张（虽然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的范围内）。但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中国人的国策远远比欧洲移民（后来的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伟大高尚得多。与日本民族的大屠杀、日耳曼民族的种族灭绝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两重境界。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绝对能够从它的战争方式中表现出现出来。侵略战争与有组织的战争暴行，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堕落。这种野蛮的堕落，将这些所谓的发达民族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文明在对外战争中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光辉，永远是世界历史的一盏明灯。
不要因为我们落后了，就将那些曾经是野兽般残酷屠杀与掠夺世界的所谓发达文明，看得如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道貌岸然。对那些家伙别太当真。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平衡的，一个依靠屠杀掠夺其他民族而积累了原始资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后来戴上了何等光芒闪烁的桂冠并且以世界领袖自居，他终究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列宁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历史的报应”，好像还举了印度与英国作为例子（请那位网友论述一下，我一下记不清楚了）。这是民族生存竞争的法则之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记住中国人的这句老话。
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会象中国民族这样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与资本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历史的大血债，没有资本掠夺的大血债。中国的崛起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不要以为这种伟大的文明情怀是一种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贵所在。一个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心态，即或是一时落后，即或是曾经屈辱，也无法掩盖她不朽的万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为什么偏偏诞生在自诩“最优秀种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对这种邪恶“主义”的毁灭性失败，很少有人从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询，却围绕战术与武器找原因。这种卑劣与浅薄以日本民族为甚，至今还在喋喋不休的探讨“二战如果这么这么打，日本就会胜利”。从游戏软件到研究文章，从靖国神社到天皇、议会、政府，无耻低能得令人齿冷。
一个强盗杀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则如何能被捉住？却从不去想强盗行径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强盗，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必然的结果，即或赢得了一场战争，这种被杀的结果总会到来。
一个民族的文明中隐藏了邪恶与疯狂的基因，能说这个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贵的成熟的么？如同一个患有癫痫（羊角风）并不时疯狂发作的人一样，能说他是健全高贵的么？
对待周边民族文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以一贯之的国策，古人人称做“怀柔”“安抚”或者“绥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和平共处的有限让步，从而获得文明共生。无论中国强大与贫弱，这个传统都没有大的偏离。对越南，对朝鲜，对蒙古，以及对周边更小的民族，几乎没有例外。
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行为遭到非议贬斥。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说那是一场毫无经济观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缺乏经济观念的典型例证。设想如果中国当初象数百年后的哥伦布那样有用小玩意儿交换土地的头脑或者征服意识，郑和下西洋都会成为一次规模庞大的征服战争，至少会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从条件说，郑和的远洋舰队拥有这样的能力，当时的东南亚小国没有抵御这种远洋征服的能力。
可是，中国的明朝政府没有这样做，郑和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除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趋赶异族入侵之后的统一政权，对蒙古人的结局有着特殊体会，对于依靠武力征服他国有着特殊深刻的认识。蒙古人征服中国将近一百年，最后还是在土崩瓦解，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陆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证征服的最终胜利，况且远隔重洋迢迢万里，征服掠夺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如果今人想到了这一层，就会对明成祖政权的和平舰队有更深的理解。
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历史上，她带给中国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小民族产生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且稳定的壮大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
一个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独行，难以滚大。有人说，大了有什么好？统一有什么好？劝这些朋友去问问欧洲共同体那些竭尽全力追求欧洲统一的官员和有识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国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劳什子大欧洲统一？何况还在当代社会？再去问问西方与日本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多少个“国家”合适的机构与学者，为什么如此卖力？中国“小”了对谁好？现在的大中国（尽管还是残缺的）对谁不好？
一种汪洋恣肆的强大文明形态，如果同时以统一国家的形式出现，其对民族的凝聚力与未来无可限量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文明灭亡后个体的悲惨命运是无须论证的。它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绝不会因为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了所谓人权理论而改变。时髦者们发发牢骚骂骂大统一大文明何尝不可，然则千万别上脸当真。毕竟，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日子谁也不会向往。看看我们那些海外“民运”人士，不惜游说美国国会断绝与中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彻底摧毁现政权，再造一个“民主中国”（魏京生可谓典型）！美国人嘲笑这是比冷战思维还要极端的极端观念，嘲笑一通之后，连魏京生的“办公桌”都被端了。且不说这并不是美国人有伟大的文明胸怀。即或真如魏京生所言，彻底打烂重来，可能么？一旦打烂，重来的机会何在？统一文明的框架一旦解体，虎视眈眈的列强们岂容你“重建”更伟大的更有力的文明框架？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渐进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的境遇，如同濒临泥沼悬崖的巨大的战车，只有一丝一丝的从旧日泥沼中拔起，一丝一丝的脱离临渊之危，稳健渐进的驶入快车大道，才是唯一的选择。
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汉们，都会导致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整体毁灭。
知识阶层的地位，决定着民族与国家的兴衰生灭。
世界文明竞争展现着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知识阶层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优秀民族，都曾经有过足以骄人的光荣与梦想；知识阶层地位卑下弱小，甚或不足以产生知识阶层的民族，都是显而易见的落后弱小民族，都无可避免的陷入“鱼腩”境地；当一个或若干个民族以国家形式生存的时候，知识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就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生存命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孕育出具有优秀传统与非凡智慧的知识阶层，意味着这个民族与国家是否拥有最根本的竞争实力。
也许，这幅画卷曾经有过一笔两笔的异色与偏差。但就主流趋势而言，这幅历史画卷是清晰的，那铁血交织的兴亡线条永远的震慑着我们，警示着我们。
知识阶层是一个民族孕育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所产生的智慧活体，是一个民族血肉滋养成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为自己铸造的远航灯塔，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凝聚催生的导航师。
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但却不能没有知识阶层。
浏览民族竞争的血泪历史，我们会偶尔看到这样的异象：一个在文明形态上显然落后的剽悍民族，突然之间吞没了某个文明民族（古罗马吞并古希腊征服埃及、拜占庭征服西亚、亚利安人吞并古印度文明创造者达罗毗荼人等），可是不久，吞并者自己也轰然崩塌了；一个同样落后的游牧民族，电光石火般征服了许多民族，然则还来不及享受帝国的财富，就在马背上解体了（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相反，许多曾经被一时占领征服的民族，却又奇迹般的重新崛起，重新焕发出文明的异彩！
这种异象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甚至还没有完整知识阶层的落后民族，是无法理性的把握自己命运的，其对文明民族的吞并征服永远都是暂时的，因为她没有消化文明的能力；一个拥有优秀知识阶层的民族，虽然可以暂时被“征服”，但她的智慧与理性却往往使自己能够起死回生。
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当知识阶层被一个民族抛弃践踏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陷入热昏状态，就会将整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日耳曼民族、意大利民族、日本民族，都曾经陷入过这种热昏状态。中国民族也曾经在当代陷入这种热昏，虽然是短暂的，但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却几乎是致命的。
痛定思痛，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漫漫数千年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始终居于国家领导地位，中国民族对知识阶层的景仰呵护是绝无仅有的。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中国民族在残酷竞争中的高度理性与卓越智慧，创造了五千多年一脉相承而岿然屹立的文明奇迹。
所以说，知识阶层长期稳定的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民族强势生存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春秋之前，中国尚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民族文明精神主要通过贵族阶层中的文职机构、官员与少数专职知识分子（史官、占卜、巫师等）来体现。虽则如此，夏商周三代时期贵族知识分子仍然是国家的精神领袖，仍然是文明中坚，对国家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是中国上古留下来的治国经典，而其中论述治国纲领的名篇《洪范》，就是周武王灭商后请教殷商贵族遗臣箕子（大学者）如何治国，箕子写下的治国纲要。事实上，从西周“礼乐治天下”开始，知识阶层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大松动与各种形式的变法（改革），促使自由平民阶层壮大（基础是隶农制解体，大量奴隶成为平民），中国的知识阶层终于成熟起来，破土而出。
这就是“士”阶层的出现。“士”是一个非官、非农、非工、非商的“国人”阶层（请注意，“国人”是一种社会地位）。他的初期主要特征是拥有专业知识与一技之能，四处流动而独立谋生。但其主要成分是有武技（剑术）造诣与专业知识的分子。经过数百年稳定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纯武技者逐渐从“士”阶层分离出去而仅仅保留了一个社会名号，通常称为武士。士人阶层开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
士人阶层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使知识分子从僵化的贵族硬壳中剥离出来，以平民社会作为自己的根基，成熟壮大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因此而成为能够广泛汲取民族文明的营养，真正体现民族智慧水准的一个社会阶层。
这是中国民族真正成熟发达的伟大里程碑。
士人阶层一旦出现，立即爆/发出无比的力量与光彩。在春秋战国这个大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管仲改革（齐国）、子产改革（郑国）、李悝变法（魏国）、吴起变法（楚国）、商鞅变法（秦国）、申不害变法（韩国）、驺忌变法（齐国）、乐毅变法（燕国），就连赵国的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也有名士肥义的一半功劳。
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也都是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著名者有苏秦的合纵抗秦，张仪的连横破盟，范雎的远交近攻。
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有名士的运筹帷幄。吴起的大战诸侯（十余年间，大战76次，胜64，平12），孙膑的围魏救赵，商鞅的收复何西，乐毅的联军破齐，司马错的长途奔袭巴蜀（秦国），尉僚的策划灭六国。
而在统一中国、实行法制、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等架构文明的大业中，名士商鞅、李斯的名字更是谁也不能忘记的。
一部《战国策》所迸发的国策智慧，至今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的建树，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艳，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时代竞争的浪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煌煌光焰，使既往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贵族阶层黯然失色。在整个战国时期，贵族阶层没有出现一个堪称名士的知识分子。名满天下的“战国四大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除了最优秀的信陵君文武俱佳具有名士风范外，其他三位只是以养士”闻名，春申君更是个酒囊饭袋。余此而外，各国的王族阶层与传统贵族阶层，没有涌现一个大家。请注意，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可是治国名臣尽出于传统贵族。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其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高。
春秋战国时代其所以出现“得士者兴，失士者亡”的普遍现象，根源正在于知识阶层大大超出社会其他任何阶层的创造力。秦孝公怀雪耻之志而向天下各国发出《求贤令》，才有商鞅入秦，秦国二十三年间一跃成为第一强国。这是用平民知识分子振兴国家的典型。相反，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强国魏国则是另一种典型。魏国本来是当时的中原文明中心，拥有最具智慧水准的士人阶层，是战国名士云集的渊薮之地。然却因为颟顸平庸的魏惠王顽固的依赖贵族治国，蔑视平民士子，逼走了一个又一个才堪扭转乾坤的名士（吴起、商鞅、孙膑、张仪、乐毅、信陵君、范雎、尉僚等都是魏国人或前来投效的他国名士）。随着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出走，魏国也象太阳下的冰块一样溶化了。
中国第一代士人阶层有一个显著特点——极少有贵族分子，几乎全部是平民出身的布衣之士。这一构成说明，基于平民社会所成长的中国知识阶层具有正义生成的特质，即他不依赖过量的财富滋养而能茁壮生成的朴实本色。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是这里无法完成的。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是中国民族知识阶层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根源，也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世界性特征。稍许留意就可以发现，许多民族的知识阶层是依赖于贵族阶层的财富与生活方式的，贵族的兴衰荣辱，就是知识阶层的兴衰荣辱。印度大约比较鲜明。
牵扯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独立性问题。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真正独立的思考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
然则只要仔细审视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成特性，就不难明白，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期就具有溶入社会潮流并积极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原生基因；追求仕途并改造社会，是中国士人阶层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从来不以孤立抽象的保持某种理论价值（主义）而作为自己的生存目标，从来就不追求超然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中国士人阶层讲究的特立独行，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标新立异，而不是在社会喧嚣之外保持一种纯粹审美意义上的独立。春秋战国的墨家团体，是士人阶层中唯一没有追求仕途的大学派。但是他们的天下意识却是那样的浓烈，简直就是一个古代的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组织严密，勤奋节俭，具有先进的科学观念与工艺水平，不依附任何国家保护，但却反战反腐，兼爱天下，墨家暗杀暴政的剑士团曾经令所有暴君酷吏胆寒三分。这是“独立”么？显然不是。老子、庄子大约是当时为数寥寥的游离于大潮之外的名士，但也不是“独立”，而是自觉无力回天后的遁出。纵然如此，他们的著作中也渗透出浓郁的忧患意识，以致使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老子》是一部经世治国的著作。儒家更不用说了，列国求仕而不得，孔子方做《春秋》而企图匡正天下。更是这位老人家给知识分子确定了实际目标——学而优则仕。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在原生时期甚至从来没有过尝试“独立”。这是历史形成的基因传统。正视这个传统，才能清醒的看到中国知识阶层这一特质基因的巨大长处与相对短处。
由于知识阶层第一浪潮的强大力量，中国民族的治国主导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一的传统贵族阶层转变为贵族阶层与知识阶层结合的架构——贵族当船长，知识阶层掌舵导航。
从秦汉开始，这种架构始终没有改变，知识阶层始终在民族文明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种领导主导，不独是文化知识的直接创造与传播，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策划运作，直接作为官员阶层出现。由于这个特点，中国历史上有着其他国家与民族少见的一个现象——学在官府。
虽则如此，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知识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同一。从根本上说，知识阶层的平民性（布衣）特点，并没有因为增加了一个贵族来源而改变。
所不同的是，历史发生了一次知识阶层“内讧”事变，使知识阶层的力量构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短视的汉武帝竟然采纳实行了。儒家在先秦时代曾经梦寐以求的独霸学界，遭受到普遍的嘲笑冷落。儒家是个很记仇的学派，秦始皇因焚书坑儒（数量极其有限），被儒家口诛笔伐了两千多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因治国主张的落后而备受其他学派责难，不能风光，自然将仇恨深深埋在心里。对于刘邦这种皇帝，儒家不敢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们怕那个江湖豪客会将洗脚水泼到自己脸上。隐忍一百多年，到了汉武帝刘彻这种做事虎头蛇尾的富贵皇帝时期才提了出来，可谓匪夷所思！
终于，狂妄的梦想，离奇的变成了现实。
儒家独霸，使中国知识阶层失去了汪洋恣肆博大汹涌的气势与力量，变得单调沉闷起来。儒家虽然博学严谨，但在治国方面却极为保守（在战国时代依然主张恢复井田制），所以在春秋战国四百多年中在政治上被天下共同抛弃。但是，儒家在当时并没有失去他应得的社会尊重。子思、孟子及其儒家弟子传播学问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依然受到了各大战国的高度礼遇。弃其政治而敬其学问——这说明，战国时代是一个非常清醒而具有大器局的时代，取舍得当。而儒家独霸且渐渐成为治国主导观念，恰恰是将儒家最不擅长的一面抬高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从此，中国知识阶层的学问、精神、器局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都大大缩水。治国理念、国策规范、官员行为、民众风俗，无一不以“儒”为最高标准。甚至连孔夫子编写的《春秋》都变成了决狱的案例，连稍知诗书但其职业精神与“儒”最不沾边的将军，也被冠以“儒将”雅号。对治国最重要最具有价值的法家，历来激烈反对儒家，坚定主张“唯法是从”。现在，法家也被儒家阉割了，儒家用“人治”代替了法治，法典从崇高的社会目标沦落为可怜的工具。
壮士断臂，佳人扼腕。虽然这一悲剧令人深深叹息，但是中国民族的知识阶层的领导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民众意识、社会价值、官府构成等基本方面，知识阶层都明确无误的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大辉煌，但也是保持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与良知，在激烈残酷的民族竞争中保持了民族文明的屹立不倒。
中国知识阶层在民族竞争中的领导作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绝无仅有的。任何形式的贬低这种作用、贬低这种地位，都会给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应该学习我们祖先那种朴实的本色精神，谁行就说谁行，谁不行就说谁不行。如果弄反了，麻烦也就来了。儒家独霸后能够成为不倒翁，也就是他具有追求认识事物的本色精神，老老实实讲出来，不怕难听。我相信，中国语言文字中关于生殖器的用字肯定是最多的，其他语种无法望我项背。不嫌难听，不怕难看，看到的各种形状都有文字可以表现。这就是古代知识阶层的精神勇气，本色精神。孔孟老夫子说过许多令人难堪的老实话，但却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实——
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生怨。（近了轻狂，远了挨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官府带头正，谁敢不正！）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若民，因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斜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孟子）
……
赤裸裸的，没有丝毫矫饰与说教。
不管现在进入了什么时代，也不管有多少眼花缭乱的“高新”，都抵挡不住那永恒的本色。
一个民族如果丢弃了社会结构应有的本色，民族就要灭亡。
一个民族如果颠倒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走向热昏与疯狂。
一个民族如果污染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在堕落中腐朽。
中国民族的民运依然寄托在知识阶层，尽管这个阶层那么需要住院治疗。
中国民族是否还能浴火重生再度崛起？
自从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国门，这个令人心悸的话题就一直在炮火硝烟与灾难频仍中五光十色的延续着。
一开始，中国人几乎被坚船利炮打懵了，大清官员竟然要在长江口用狗血粪尿“镇压”这喷火的邪器。近三百年从未在外患边乱中吃过亏的清帝国，开始并不软弱，更不想卖国。从林则徐焚毁鸦片，到战斗力最强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在炮火下尸横遍野，清政府拿出了全部家底抵抗，也未能挡住区区万余人的洋师攻入北京焚烧掠夺。圆明园的断垣残壁，给古老的中国第一次留下了永远的火器创伤。生死存亡之际，清政府只好“戒急用忍”，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列强势力堂而皇之的进入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民族开始了漫长的灾难。
民族危亡，救国浪潮风起云涌。
民间势力拣起的是古老的巫术与江湖手段，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等各种山头自发的杀洋人、烧教堂，宣泄着怒不可遏的仇外激情。甚至刚刚传入中国的洋教也成了中国平民的精神武器，拜上帝会催生的太平天国，掀开了民众救国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摇摇欲坠的帝国上层，走得是变法图存的正道。年轻的光绪皇帝有着非凡的胸怀与满族人的激情本色，情愿缩小虚化皇权，实行君主立宪，推行戊戌变法。短短百日，颁布与起草的法律就有一百多部！为了维护变法，竟不惜与太后派火并，其急迫之情直是心头滴血。
帝国实权派阶层也同样努力，花大价钱建立了自己的北洋舰队与火器步兵，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新军静态力量而言，当时在东亚堪称首屈一指。然而，一场甲午海战，中国的“师夷制夷”的战略观念被血淋淋的埋葬到海底了。
这一切，都悲剧性的失败了。这些失败，非但宣告了以帝制政府为主体领导层的救国道路无法使中国民族摆脱危机，而且也宣告了一切以古老落后的“信仰”为帮派团体凝聚力的民间救国道路的失败。
救亡图存，中国就必须走新的道路。
危亡伊始，中国民族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思索这条道路。从孜孜勤奋的翻译介绍西方著作，到实实在在的洋务运动，中国人的眼界逐渐的艰难的扩大着。随着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走出国门，随着长期奋斗而在海外站稳根基的受到良好新式教育的海外华人投入救国大潮，中国的救亡新道路终于出现了新气象。历经艰难曲折，辛亥革命终于发生，帝制被推翻，共和得实现。
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丝走向现代国家的曙光。
但是，灾难并没有结束。一架古老而又庞大的战车，当它的几乎所有零件都锈蚀衰朽而需要更新的时候，仅仅换掉车头的旗帜与驭手，是无法使战车飞驰的。军阀割据、列强瓜分、强大的复辟势力、文盲充斥的愚昧，这一切，都给新生的第一共和带来无法逾越的障碍。孙中山盛年病逝，蒋介石的民国新政权痛下决心，要用武力统一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族重新凝聚起来。这是当时中国进步阶层的共识，否则就没有当时的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之后，中国形式上获得了统一。但是，蒋介石民国政权没有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成熟的架构各种社会力量，而是笃信中国传统的极端集权的帝国形式，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其一，领主式政策，只注意维护富裕阶级的利益，而蔑视广大穷困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主流人口的贫困农民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一项象样的政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在发霉的古老根基上严重失衡。其二，采取灭绝手段消灭共/产党。历史的看，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势力很弱，但她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劳动阶级，其主要成分构成也的确是当时中国民族的优秀阶层。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阶级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是不言自明的。孙中山不愧伟大的政治家，他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请注意，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权力意识也是很强的，他团结当时弱小的共/产党，是以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并服从国民政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让共/产党发挥的作用就是将劳动阶级凝聚到国家政权的旗帜下，而绝不是让共/产党坐大与自己共享政权。当时的共/产党是毫不犹豫的接受，并派出优秀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政策，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也不能接受，竟在统一战争的关键时刻，非得灭此朝食。
蒋介石政府的短视、极端，使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不可避免的走向对抗。偏偏又是雪上加霜，东洋日本帝国此时又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又一次沦入血与火的劫难。救亡图存又一次成为迫在眉睫的民族大义。当此之时，中国社会的上层力量发生了四重裂变：一是残存的清皇室依附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二是***高层派别卖国，成立汪精卫汉奸政府；三是蒋介石民国政府主流力量提出匪夷所思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入侵不抵抗；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战政策与合作政策。这种裂变使中国抵御外侮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大混乱，汉奸遍地，绥靖盛行，政治腐败，战斗力空前低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切身感到了军人阶层对不抵抗与“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满与可能发生的更大威胁，方忍痛退让，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正面抵抗日本入侵。
历史的报应是公正的。伪满洲国亲手抹去了帝制的最后一丝霞光，使帝制复辟与君主立宪等在中国永远成为梦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王权帝制的国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汉奸政权不管怎样叫嚷自己“曲线救国”，都无可避免的身败名裂。蒋介石民国政权则由于屡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狭隘偏执，虽有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却是冰消雪解般崩溃了。中国共/产党虽然长期弱小，却因为屡屡在社会基本问题上切中要害，并屡屡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展现铮铮硬骨，所以竟屡屡死里逃生，屡屡战胜强大对手，硬是建立了真正统一的大中国。
用种种希奇古怪的野史秘闻甚或高层的恩怨隐私来解释历史，或恶意中伤那些历史人物，都表明了传播者自己的阴暗心理。国家兴亡，政治成败，无不在于政治力量的基本作为，而绝不在于细言末行。
20世纪末期，中国民族终于重新回到了民族竞争的跑道。
中国的前途如何？还能赶上世界一流强国么？还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么？
这个问题表面上很简单，然则背后却包含了太多的内涵，所以答案竟是多样化的。无论就前途还是就对策，都有很难弥合的分歧。
就中国民族的前途而言：
有人说，中国文明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必须全盘西化。
有人说，中国文明已经沦落为“周边文明”，再也不能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心动力之一，只有跟在西方后边亦步亦趋。
有人说，中国文明痼疾深重，中国人品性丑陋，不可能再创辉煌。
有人说，中国民族比起同是东方民族的日本，只算劣等民族。
就中国富强文明的“药方”而言：
有人说，中国的落后根本在专制，非民主制度不足以挽救中国。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地土太辽阔，分为若干小国方可发展。
有人说，中国的病根在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非共/产党下台，社会主义退出意识形态，中国不会成为文明富强国家。
外国人说，今日中国只是一个二流国家，明天也不会怎么样。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根本国策与国家发展战略，往往不是一下子能明确的，它有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许多时候，走着走着才能明白。只要一个民族保持着非凡的智慧与历史选择能力，战略选择的机会就不会错过。对于许多太基本、太困难，甚或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大问题，轻易的非此即彼，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应该有等待的耐心，经济发展与富裕文明的目标一旦达到，历史的选择自有他的法则。图大则缓，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但是，从前途而言，中国民族的希望是空前的。
这里并不将简单的经济富裕当作崛起的目标，那些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文明发展的石油国家，绝不是中国民族崛起的指标。我们说的民族崛起，指的是这样一副蓝图：先进合理的国家制度，高度发达的文化传播方式，世界一流的物质财富，作为具有世界意义与强大再创造能力的东方文明中心。
台湾学者的“周边文明”说大约能理论化的代表一种相当普遍的沮丧观念。（顺便提及：周边文明，即脱离世界文明中心、只能受别人影响而不能影响世界文明历史进程的落后文明）。中国在“硬件”上赶上并超过一流国家，大约没有多少人怀疑，分歧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在文明的再生并重新领先世界这一点上，怀疑者却是大有人在。
然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却恰恰是最有潜力最有底色最有创造力。
先说文明自身体系中的“硬件”——国体与国家制度。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以启蒙运动诸学派为核心力量，发明创造了“共和制”的现代民主国家形式——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与选举制度。应当说，这是西方人文在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她的光辉将长久的照耀着人类的历史。但是，这与中国人在国家政体方面的创造力不过打了个平手而已。如果说，奴隶制时代，东西方大致在同一水平的话，那么在农耕文明的封建时代，国体政体的伟大创造属于中国民族。中国民族对国家行政治理权的黄金分割（郡县制），至今依然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国封建国家的官制体系也是那个时代最为科学合理的。国人长久的沉浸其中，熟视无睹使我们许多人容易忘记中国民族的基础贡献，容易被形形色色的时新蛊惑得迷失自己。可是，世界历史学家没有忘记，一切清醒客观的科学史家与人文学者也没有忘记。
他们写下的历史，代表着人类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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