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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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立断：新中国经济战线的第二大战役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决定
●毛泽东指出：“由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决议，迅速召开全国粮食会议，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
●在会上，村干部不断地动员大家说：“同志们，大家认呀！”
●陈云坦率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共和国故事·当机立断毛泽东要求解决粮食问题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举行了国庆4周年大阅兵后的天安门广场，又恢复往日的宁静。
此刻，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这里商讨国事。
在这次商讨国事中，陈云把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盘托出，经过讨论，陈云的想法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于是，毛泽东当即拍板定案，并指出：
由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决议，迅速召开全国粮食会议，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
由于情势紧急，不能拖延，从天安门城楼回来后，陈云连夜起草了会议通知，并于10月2日凌晨送到毛泽东处。
毛泽东迅即对陈云起草的通知做修改，并决定于当日19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对此问题中央之所以如此紧迫，是因为当时在全国各地对粮食大抢购之风盛行。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相对不足的国家。粮食问题是历代政府都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伊始，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十分突出。建国初期的几次剧烈的物价波动，都与粮食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过土地改革和几年的经济恢复，这一矛盾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以后，粮食供求矛盾更加突出。
当时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社会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兴风作浪，抢购粮食，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
以下是几个抢购粮食大画面：
1952年12月18日到22日，5天内，江西省吉安市上市的稻谷全被私商收去。
……
1953年，江苏省徐州各县，不法私商赶来抢购。他们勾结当地粮商和粮贩子，深入农村抢购。其中王雨农在邳县、新沂等县的集镇上安排10多家“代理店”，抢购黄豆50多万斤；陈生则用抬高价格的办法，一次就抢购黄豆6万多斤。
……
1953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青苗谷13万多斤；浙江省温州专署粮食局在温州蒲江乡36个村调研，有74%的农民卖了青苗或禾花谷。
这种粮食投机市场的存在，严重地干扰国家粮食购销计划的实现，导致粮食产需矛盾更加尖锐。
由于1953年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加上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惜售思想，预计夏粮征收和收购都将大大减少。
全国粮食形势相当严峻！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集中讨论了粮食供销形势，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
粮食形势如此严峻，解决粮食问题，在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极为重大的任务。
1953年，全国粮食形势进一步严峻，毛泽东要求当时充当中国经济领导机关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粮食问题。
在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中财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一时没有拿出可行的办法。
陈云提出解决粮食的方案
1953年6月23日，周恩来给在浙江莫干山疗养的陈云拍了一封电报：
3年来，在粮食问题上采取慎重政策，由中央统一集中管理，得以渡过难关。自下半年以来，由于疏忽，加以今年部分地区发生灾荒，致粮食紧张。今后若干年，此基本情况尚难改变。会议中仍有改变管理与供应制度的提议，同时亦有主张维持原办法，可略增加地方机动之数者。
……
此事关系颇大，你过去考虑过深，请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做出决定。
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陈云非常重视，一边向中央表示他的初步构想，一边积极思考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办法。
7月，陈云结束了在外地的因病休养，回到北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
会后，陈云遵照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调研如何解决粮食抢购问题。
经过调研和多方讨论，陈云提出了解决当时粮食问题的8种方案。反复对比筛选以后，其中的7个方案被否定了。它们是：
第一，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因为在农村里工作的干部听到“征”字就害怕，说在农村征购是不是可以慢一点。
如果实行这个办法，那只是关了一个门。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搞配给，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也不准拿到乡下去。
这样农民看到政府在城市配给，他就会说：“啊！你缺少粮食，老子不卖。”
所以，如果只在城市配给，在农村中不征购，我们就会买不到粮食。
第二，只征不配。这种方式在城市里工作的干部欢迎。他们说：“农村征购是要的，城市配给可以慢一点。”
日本帝国主义搞了一下配给，国民党也搞得天翻地覆，现在又搞配给，城市人一听“配给”就头痛。
但如果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结果一定会边征边漏。政府在农村里征购，换给农民钞票，农民拿到钞票以后，转身就可以再跑到城里粮食公司把粮食买回去。
第三，原封不动。所谓原封不动，就是照当时那样的办法，自由买卖，这个办法的结果必乱无疑。
有人说：“乱就乱吧，乱一年就不得了吗？乱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翻了吗？”
陈云认为：乱一年要考虑乱到什么程度，要把乱的利害与征购粮食比较一下，如果乱的害处大，就不如搞征购。如果等到乱了一年，再来搞征购就晚了。
第四，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抓大头，搞征购。这样办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到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城市的自由供应也就无法继续了，那时，到哪去买粮？
第五，动员认购。这个办法以前东北做过。在东北做动员认购时，就是上面有个控制数字，交到省，省到县，县到区，区到支部。
然后支部就开会，负责落实。
在会上，村干部要不断地动员大家说：“同志们，大家认呀！”
很多村民都低下头。
村民说一个数，干部就说：“不够，再加！”
村民再说一个数，干部看看还不够，就说：“不够，再加。”
总之，不加够就不散会。这个办法叫强迫而不命令，显然新生的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也非长久之计。
第六，合同预购。当时有人说：“棉花订了预购合同，我们就买到了一些。”
对此，陈云认为：棉花之所以能买到，不一定是合同预购的功劳。最重要的还是棉花收得多。我们一年需要的棉花是1300万担，而农民一年收获量是2000万担。如果棉花收少了，我看合同预购也不一定能收到。如果农民现在收的粮食多了七八百亿斤，他也会赶紧卖的，问题是现在粮食缺乏。
显然，定了预购合同农民也不一定卖，合同预购也不能解决当时的粮食问题。
第七，各行其是。也就是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粮食政策。这样做如果不妨碍其他地方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各地的方法必定会相互影响。
既然前面7个方案都不行，最后剩下可选择的就只有既统又配，即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给。
在当时，陈云还形象地把粮食问题比喻成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造反。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于是，后来关于统购统销的实施背景就有了“一担炸药，八种选择”的说法。
对于这第八个方案，陈云也是比较犹豫的。
为此，陈云打电话给在外调研的时任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征求薄一波的意见。薄一波表示赞同。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陈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于是，在1953年的国庆之夜，陈云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向中共中央和盘托出了他的统购统销计划，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10月2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由于事先已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在报告中提出的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的办法，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但是，对于能否在1953年开始收购，大家都有些犹豫，因为公粮马上就要开始征了，时间上怕是来不及了。
正当大家为能否在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问题争执不下时，时任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机智地提出：把征收公粮的时间推迟一点，征购和征收公粮一起实行。
该意见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可。
在会议最后，毛泽东发言明确表示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他说：
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详细办法以后讨论。粮食问题采取统购统销这样的措施是否迟了一步，将来再看，也许不迟。从现在起到11月中或11月底作准备，从12月到明年1月征粮、购粮同时进行。因此，征粮的布置要推迟一个月。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出粮的，一面是对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
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
通知还规定华东局谭震林，中南局李先念，华北局刘澜涛、刘秀峰，西南局李井泉，西北局马明芳，必须参加会议。
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召开。
根据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要求，此次会议被定为“紧急”会议。但是，为了保密，以免引起恐慌，这次会议对外未用“紧急”二字。
在会上，陈云作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报告。
在报告中，陈云首先向大家说明了当前在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及粮食问题涉及的4种关系。即：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
陈云指出：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接着，陈云明确地对大家说：“要处理好这4种关系，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
对此，有些同志表达了担心：“这样的办法太激烈了，征购这个名词听起来也很吓人，如果能通过自由购买买到粮食，最好不用这个办法。”
面对同志们的担心，陈云坦率地说：“400亿斤粮食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说，如果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能够买到这些粮食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
停顿了一下，陈云又接着说：“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
听到此，很多与会代表都为陈云的幽默说法所打动，顿时，会场响起了一片笑声。
但是，陈云并没有笑，反而显得脸色凝重，他继续说道：“所以，如果采取自由收购的办法，能够买到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但问题是买不到的。如果今天说可以买到，到时候买不到，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陈云的坦率赢得了大家的理解，为了解决问题，有同志又问：“别的办法还有没有？是不是还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
对此，陈云耐心地回答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我想过了，开始从改良主义想起，想了好久改良主义的办法，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最彻底的办法。”
对于决定实行的最后一个粮食统购统销方案，陈云也是有顾虑的。他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20多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城市里的人都要配给，农村里的人都要征购，所以，这件事情跟每一个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关系。财经会议刚开过，如果这个事情出了毛病，翻了车，比新税制翻车要厉害得多。”
当然有些同志担心，统购统销这个办法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担心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会挨农民的扁担。
对此，最后陈云痛心地说：“回过头来想一想，不这样做怎么办？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向加拿大、向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
陈云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如果把这些钱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农民会说：‘请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了。’”
陈云讲话之后，邓小平作了补充发言，他说：“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的4项政策，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只有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保障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
全国各大区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在听取陈云的意见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他们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给，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得到各大区的支持以后，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的办法就基本上确定下来了。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给的名称不好听，他说：“‘征购、配给’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
当时的粮食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他说：“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给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经全国粮食会议讨论、并由邓小平同志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等文件。
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粮食统购宣传要点》。
11月19日，政务院第一九四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于11月23日发布。《决议》指出统购统销包括：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的政策4项内容。
针对4项内容，《决议》指出：
上述4项政策是互相关联的，缺一不可的。只实行计划收购，不实行计划供应，就不能控制市场销量；只实行计划供应，不实行计划收购，就无法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
而如果不由国家严格地控制粮食市场，和由中央实行统一管理，就不可能对付自由市场和投机商人，且将由于人为的粮食山头的相互对立，给投机商人以更多的捣乱机会，结果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亦将无法实现。”
对这4项政策的关系，邓小平曾经用一句四川土话来表述：4项政策“只能穿一条连裆裤”。
邓小平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山头很多，粮食问题又出了几千万个山头。如不强调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就会出乱子。”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
为此，中共中央的《决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
1953年11月24日，陈云致信周恩来，提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中不准私商“自由经营”，以改为不准私商“私自经营”为好。计划价格前面应加上“今年秋粮”几个字，因为明年小麦收购价格可能降低。明年公布时，要在报纸上发个消息，说明有些地区并不实行，这样新疆、西藏等地商人就不会恐慌了。
次日，陈云在签发中财委致各大区财委并各省市财委并报中央电中，通报了北京、天津两市粮食统销的工作情况，总结了京津两市面粉统销工作的初步经验。
接到中央的《决议》和国务院的《命令》后，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均根据上述决议和命令，从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于是，一场包括计划收购政策、计划供应政策、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的政策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政策4项内容的粮食统购统销战役在全国经济战线打响了。
二、政策实施
●陈云说：“征购是一项很艰巨、很麻烦的工作，这比对付资本家难得多。”
●农民郑玉刚兴奋地说：“这回说透彻了，俺也痛快了。早知这样，心里就不慌了。”
●刘家福流着眼泪说：“实行统购统销是刨断了穷根，堵死了穷路，走上了富路。”
各地积极宣传统购统销政策
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全国的广大农村开始贯彻执行。
在开始贯彻前，让老百姓了解这项政策是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对统购统销进行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对此陈云深有认识。
早在粮食会议上，陈云说：“征购是一项很艰巨、很麻烦的工作，这比对付资本家难得多。”
为此，陈云提出：“必须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召开一系列动员会议，讲总路线，讲节约生产，讲统销是总路线的一部分的一部分。”
于是，一场对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活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当时，中南地区及其所辖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的党政领导机关，绝大部分都由第一把手带头，组织大区、省、地、县、区、乡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共330多万人，经过短期培训，深入农村进行工作。
华北地区，仅山西省投入这一工作的力量，就有130多万人。其他各大区和省组织的人力均以百万计。
贯彻实施的具体做法，各地以县为单位，先召开扩大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接着由区或乡召开中共党员、青年大会和积极分子大会，然后以乡为单位，分别召开党的基层党组织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再召开群众大会。
在各种会议上，以中共中央拟订的《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宣传要点》为指导，集中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以及粮食统购统销同总路线、总任务的关系。
除召开各种会议，层层深入贯彻外，各地还利用其他形式，配合进行宣传。
在当时，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出动了82个电影放映队，携带幻灯机，把有关的宣传内容制成幻灯片，走村串户进行放映。
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还组织大批戏剧工作者、音乐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等文艺队伍，深入居民区和田头地角，用演唱等形式向农民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四川省还出版发行了宣传材料300多万册，散发到农村，配合宣传。
在新疆某县，为了做好粮食统购工作，该县党委、人委分别召开扩大会，三级干部会、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研究部署，县政协召开常委会号召政协委员，协助政府做好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
该地报纸发表社论，刊登文章，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县区乡各级党政领导深入农村，坐镇指挥，包干负责这项工作。
自治区各地州抽调万人工作团，分赴该县各地。自治区级机关就抽出2000多人，包括主席、部长、厅长30多人，科处长级70余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亲自为自治区下乡工作团作动员报告。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司法厅长、和新疆军区动员部的领导，带领一批干部来该县协助工作。
该县县委副书记兼县粮食工作办公室主任，又从各机关企业单位抽调数十人的工作组下乡，开展以粮食统购统销为中心的农村工作。
自治区、州、县、乡所抽出的同志，编成工作组，分片包干，深入到农业社，同吃、同住、同劳动，跟班劳动到田间地头，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党的粮食政策，并根据自治区党委的指示，秋收前在农村开展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和反虚报、反瞒产与“七查”运动。
与此同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统购统销中，也非常重视政策宣传。
河北省各地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普遍召开了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并以乡为单位训练了宣传骨干。
在当时，仅据张家口、唐山、沧县三个专区不完整的统计，就训练宣传骨干25万多人。
河北省人民政府文化事务管理局还组织了76个电影队在农村进行巡回演出。500多处文化馆、站举行了图片展览和统购统销政策讲座。省级宣传部门还为农村宣传员、业余剧团印发了90多万份讲话材料和演唱材料。
于是，一场大张旗鼓的宣传运动在河北农村中广泛展开。
为了做到家喻户晓，河北省农村中的共产党员和宣传员都充分利用了黑板报、屋顶广播、小型座谈会、个别漫谈等方式，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和群众切身的体会，引导农民回忆、对比、算帐，启发其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使农民进一步认识把余粮卖给国家的重要意义。
宁河县靳家某村的党组织，通过国家电力扬水灌溉站和拖拉机帮助他们增产的事实，向农民进行了工农联盟的教育，使农民了解到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全村59户农民决定把余粮45万斤卖给国家。
在藁城县焦庄，当宣传员讲到1943年闹灾荒的惨景时，许多人都哭了。
农民说，旧社会闹灾没人管，现在有了人民政府咱们过上好日子，别处受灾可不能不管。
在邯郸市陈村，当宣传员来宣传统购统销时，全村人只有一小部分人去听，因为此时很多农民都很穷，都在想办法怎么能得到粮食满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
还有很多农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荒，因为他们觉得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措施，总不会主动发粮食给我们农民，所以再开会也解决不了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特别是听说统购统销还要购走农民手中仅有的一点余粮，农民更害怕了。
宣传员了解了陈庄的情况后，并没有灰心，而是采取更加主动的宣传方式，把宣传工作从会上做到农民家中。
很多宣传员走进困难群众家中，告诉他们统购统销政策会在他们困难时，由政府统一调配粮食给他们。
于是，农民放心了，更高兴了，他们纷纷向邻居宣传统购统销的好处，并积极号召大家去听宣传员的宣讲报告。
经过宣传，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从抵制逐渐到接受转变。
12月中旬，通过各种形势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全国各地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各地积极实施统购统销
1954年初，经过广泛宣传后，统购统销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在当时，山东省胶县十区后屯乡共有702户，3069人，土地1.2万多亩。
1953年，后屯乡因自然灾害全乡平均减产两成左右，农村普遍缺粮，很多农户连粮种都没有。
1954年初，后屯乡人民政府相应党中央的号召，端正党员、干部对粮食供应工作的认识，教育他们自觉、积极地领导与做好统销工作。
开始时，乡、村干部对统购与统销的关系，缺乏完整的了解，认为“统购是任务”，“统销不是任务”，因之只管统购，忽视统销。对统销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统销容易，统购难”，“农民卖粮要教育，买粮不用动员”，有的干部甚至还想买粮囤存。
针对上述情况，后屯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乡、村支委扩大会议。
在会上，乡领导耐心地向大家解释统购统销的政策，特别提出统购与统销的关系。
经过乡领导的认真宣传，大家认识到统购是为了统销，只有做好统购才能满足统销的需要，也只有做好统销才能达到统购的目的。
有的干部说：“过去光管统购，不管统销，就像一条腿走路。”
有的说：“统销搞不好，统购白拉倒。”
认识纠正后，很多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坚决做好统销工作，既要做好统购，也要做好统销。”
统购统销实施后，由于过去全面完整地宣传统购统销政策不够，群众中还存有一些误解和疑虑。
社员张吉坤说：“去年收成不好，粮食缺乏，都统购上去了，今年春天我们一家老少吃啥？”
有的农民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不方便。”
更有农民认为统购统销政策是“国家光买不卖”。
这些认识无疑对全乡统购统销的开展造成了阻力。针对上述思想情况，后屯乡首先通过具体实例，使农民认识粮食统购统销对国家和对农民的好处。
为此，后屯乡积极开展工作，保证了粮价和物价稳定。通过取缔粮食投机，避免高利贷剥削和土地买卖大大减少等事实，进一步使农民认识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
有的农民说：“实行统购统销是刨断了穷根，堵死了穷路，走上了富路。”
实行统购统销前，粮食奸商扰乱市场，小麦涨价，自实行统购统销后，粮价就迅速平稳了。
大家说：“如不实行统购统销，今春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吃。咱们乡老少爷们又要去逃荒了！”
在采取政策的同时，后屯乡还没有忘记对统购统销的宣传。当然，这次宣传的重点是对有余粮的群众。
通过各种形式向有粮户的宣传，很多有粮户深深感到：把余粮卖给国家，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名利双全。
通过教育，进一步提高了群众觉悟，消除了顾虑，积极拥护统购统销政策，并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
当时一个叫李有才的农民就高兴地说道：“大河里有水，小河里不干，只有国家掌握了粮食，咱才有好日子过。”
很多群众还说：“如果不实行计划供应，谁有钱就卖给谁，结果粮食都叫奸商买去了，吃亏的还是咱们农民啊”。
于是，很多有余粮的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纷纷卖出了自家的余粮。如农民张连增之前已卖出余粮1300斤，这次经过教育后，又卖出余粮280斤。
不缺粮或缺粮很少的户提出：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和维持扩大生产，要厉行节约，不买粮食。如农民金世九原计划到银行贷款买200斤粮食，现在也不再贷款买粮。
他说：“我没有余粮卖给国家，要为国家节约粮食，家家节约，积少成多，社会主义就能早日实现。”
缺粮户也纷纷表示：要细水长流，省吃俭用，不多买国家的粮食。有的说：“社会主义是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节约一斤粮，国家建设就增加了一分力量。”
在进行购粮的同时，后屯乡对缺粮户进行了调查工作。在大体了解了缺粮户数、粮数后，后屯乡乡政府非常重视，积极开展工作，帮助缺粮户渡过难关。
为此，后屯乡政府专门召开了全乡缺粮户会议。
会上，进一步宣传统购统销政策，讲明供应的对象、标准和时间。并由积极分子发言，然后由领导方面提出供应名单，民主协商评定供应户，并通过打增产节约谱，由缺粮户自报缺粮时间和实需数量，再民主评定。
最后，经领导批准，发给购粮证。
同时，结合统销工作，对13户长年困难户进行了救济，发放救济款，并帮助他们打出生产自救谱。
接到乡政府的救济款和救济粮后，很多缺粮户激动地泪流满面，他们纷纷说：“政府不光保证缺粮实需户的供应，还对困难户进行救济，人民政府真处处关心人民。”
最后，全乡确定在麦收前，共供应92户414人，占总户数的1.31%。共计划供应粮食和瓜干1.3万斤，平均每户146斤。
群众对这次粮食供应工作都很满意。普遍反映：“只有正确地实行计划供应才能把粮食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这样办就对了。”
已卖出余粮的农民也高兴地说：“统购统销的办法真好，有余粮的卖粮后扩大了生产，缺粮户买到实需的粮食，生产也有了保证。”
缺粮的农民说：“有了统购统销政策，今后再也不受粮商粮贩和高利贷的剥削了，好好安心生产吧！”
因而通过统销工作，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互助合作与统购工作。
统购统销使农民放心了，全乡农民劳动激情高涨，到当年的5月份，全乡耙地已形成运动，互助合作组织也通过订增产节约计划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山东省诸城县第六区桥庄乡，开展粮食统销工作后不久，有些农民还有思想顾虑。
当时全乡有30%的农户要求供应粮食。有的积极分子因受家庭埋怨，后悔不该提早卖粮。
中共桥庄乡总支委员会根据这一情况，首先召开了乡、村支委扩大会议，认真地总结了前段工作，表扬了爱国售粮和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积极分子。
经过反复讨论，与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正确认识了3个月来工作的成绩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农民的好处，并检查批判了前一段工作中的缺点，如只管统购不管统销，对缺粮情况心中无数，没有深入宣传粮食统销政策等。
接着，全乡共产党员根据会议精神，联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农民的好处的实例，广泛深入地向群众进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教育。
经过宣传教育，农民群众普遍反映：“这回说透彻了，俺也痛快了。早知这样，心里就不慌了。”
陈长德互助组组员原来有5户要求供应粮食，这时都自动检讨说：“咱不缺粮，要求供应，真不应该！”
与此同时，干部和党员具体帮助群众订增产节约的计划。
许多原来要求供应粮食的户自动表示不需要供应，全乡要求供应粮食的户减少到占总户数的7.3%。
同时，干部、群众都很满意，积极投入生产。
与后屯乡、桥庄乡一样，当时全国各地，在统购统销的带动下，人民群众纷纷高兴地参加农业劳动，并表示用农业的丰收来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政法部门保障政策顺利实施
1954年3月，在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过程中，各地也还有少数粮食奸商，用各种卑鄙手段破坏国家关于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继续从事粮食的投机活动，扰乱国家的粮食收购和供应工作。
在这些粮食奸商中，有的是公开和国家对抗，继续抢购套购粮食；有的匿粮不报，秘密贩运粮食，从事黑市活动；有的在为国家代销粮食时进行掺杂、掺次、抬价以及挪用粮款和谎报销售量等违法活动。
在当时，江苏省新沂县粮食奸商薄元洪和马贤昭，在国家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以前，就勾结拉拢51家粮商组成粮食投机集团，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抢购套购了320余万斤粮食。
在当地人民政府宣布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后，薄元洪等人还继续抬价抢购了258多万斤粮食。
江西省南丰县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以后，有70多户粮商假报转业，而实际上是化装下乡抢购和套购粮食，进行粮食的黑市活动。其中，仅6户即非法抢购了6万多斤粮食。
湖南省自实行粮食统购以来，衡阳、岳阳等地不断发现奸商偷运粮食。
与此同时，暗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也趁机造谣煽动，破坏国家的粮食收购和供应工作。
山东省济宁市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崔德友，不仅一贯从事粮食投机，而且在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后，还秘密召开小会9次，企图煽惑少数粮贩进行骚乱。
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反革命分子破坏国家的粮食保管和调运工作，盗窃、烧毁国家粮食的事件。
因此，实现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工作过程，也是和粮食奸商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剧烈斗争的过程。
而且，随着我们国家经济计划性的日益加强，这一斗争也将会日益加剧。
很显然，如果我们对粮食投机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那就不仅会使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遭遇困难，而且会使整个国家的建设事业遭遇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在今后继续贯彻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坚决消灭一切粮食投机、破坏活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开始注重在以后的各种工作中，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措施，严格地加强粮食的市场管理，使投机者和破坏者无隙可乘。
但是，要消灭对粮食的投机和各种破坏行为，仅仅依靠宣传教育和经济工作，还不能取得斗争的完全胜利，还必须有人民法院、检察署和公安机关以法律的武器密切配合，坚决惩罚那些犯罪情节严重、恶劣的分子。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中也明确规定：
为了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投机，各级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经常的检查和监督。对于违犯国家法令的投机分子，必须严予惩处；对进行投机和勾结、包庇投机分子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加重惩处；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
根据中央要求，在整个粮食斗争中，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署和人民公安机关都有责任努力抓好这项工作。
在政法部门履行职责过程时，公安机关有重点有计划地加强粮食斗争中的保卫工作，加强对于破坏活动的侦查和破案工作。
法院和检察署抓紧检查和处理重大的粮食案件，并且积极地对广大群众进行守法教育，提高广大群众保卫国家建设的警惕性，组织群众性的监督和检举活动，使一切破坏国家粮食收购、供应和保管工作的犯罪行为能被及时发现或防止。
为了有成效地组织群众性的监督和检举，各地人民法院、检察署和公安机关还通过自己的工作系统和所接触的群众，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陪审员、人民检察通讯员、治安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及其所联系的积极分子，结合各种工作，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国家的粮食政策和法令，揭发粮食奸商的投机行为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性，使群众能自觉地起来协助政府，检举和制止各种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的犯罪分子和阴谋破坏粮食政策的反革命分子，使他们无地藏身，无法进行破坏粮食政策的违法活动。
人民司法机关在处理有关粮食问题的案件时，经常有计划地选择一些重大的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举行公开审判或公开宣判，借以交代人民政府的政策，扩大法纪的宣传教育。
1954年9月，湖南省零陵县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在六区菱角塘乡举行了邻近4个乡的群众大会，公开宣判了一件纵火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阴谋抢劫粮食和杀害乡干部的反革命案件。
在此次案件中，首犯邓振忠是一个兵痞流氓，在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他煽动和勾结邓新孺、邓谷雨、邓建军进行破坏活动。
邓振忠还对他们说：“我们多买粮食都要受限制，得想个办法放火烧屋，等干部和群众出来救火时，我们就去抢粮。”
同时，邓振忠等人还阴谋杀害乡农民协会主席和乡人民政府秘书，劫取枪枝，武装暴乱。
7月1日至5日，在邓犯振忠的操纵下，罪犯们曾连续四次纵火破坏，在放火的同时，罪犯们又两次散发反动传单，威吓群众，严重地影响了菱角塘乡的超额增产运动。
为了坚决打击破坏分子，保障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和增产运动的顺利进行，零陵县公安局组织警力迅速侦破了此案。
案件破获后，检察机关立即依法向零陵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零陵县人民法院根据确凿的犯罪事实，判处怙恶不悛的罪犯邓振忠死刑，判处伙同组织纵火的罪犯邓新孺10年徒刑。
从犯邓建军、邓谷雨两人，系首犯邓振忠诱哄参加，事后肯坦白悔过，从宽处理，邓犯建军教育释放，邓犯谷雨免予追究。
以上判决在会上宣读后，邓振忠当场伏法，到会群众一致拥护人民政府的判决。
通过这种形式，对典型案件的公开审判和公开宣判，能够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帮助群众熟悉国家的政策法令，并教育群众遵守政策法令。
在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工作过程中，许多地方采用这种办法，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在惩罚犯罪，处理具体案件时，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犯罪情节，分别对待。坚持首恶从严，一般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的原则，以达到惩一儆百和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目的。
在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人民法院、检察署和公安机关所担负的任务是光荣的和艰巨的。
各级人民法院、检察署和公安机关除抽调干部参加有关部门所组成的经常性的检查和监督以外，还经常地或定期地调查研究有关粮食方面的违法犯罪情况，总结粮食斗争的经验，借以提高干部水平，改进工作。
省、市人民法院的经济建设保护庭或审判小组，专区和县人民法院所派出的巡回法庭或巡回审判小组，人民检察署所派出的巡回检察组，均把向群众进行有关粮食政策的宣传，检查和处理有关粮食案件，当作经常的重要的工作，及时发现和惩处粮食投机奸商和阴谋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保障国家在粮食战线上取得完全的胜利。
统购统销从粮食扩展到棉花
1954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二二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于9月14日公布。
为此，中央决定：
从9月15日起，国家对棉花实行高度集中的统购统销政策，除留给农民少量自用外，全部由政府指定的棉花经营部门，即供销社收购，同时取消了私商棉贩和公私合营纱厂联合购棉处。棉花销售执行严格的计划分配，国家每年根据棉花可供资源和纺纱计划进行平衡，下达调拨供应计划。
于是，一场对棉花与棉布的统购统销工作在全国展开了。
中央关于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政策公布后，各地的宣传工作迅速展开，仅几天的时间就已经是“家喻户晓”。
当时在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政府这项新措施，并且表示要以实际行动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执行。
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女工李玉英、沈芝莲等都表示要尽量减少棉花的浪费，生产更多、更好的棉布。
亮马厂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邢玉贵等提出要努力改进技术，争取多生产更多更好的棉花卖给国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