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外国中篇小说经典)(中经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哥伦比亚]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名誉(外国中篇小说经典)(中经典)试读：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中经典”总序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

一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

二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还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因此，即使拥有相同的鼻子，也是不同的人。——鲁道夫·托普弗1《面相测试》一

马亚里诺坐在桑坦德公园的对面，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颁奖典礼，擦鞋匠在擦亮他的皮鞋。突然，他确定自己看见了一名早已过世的漫画家。他的左脚放在木箱子上脚印状的凹槽里，为了让长期困扰他的疝气好受一点儿，他背倚着靠垫，阅读地方小报来打发时间。报纸廉价的纸张弄脏了他的手指，鲜红的大标题讲述的是血腥的罪行，偷情的曝光，以及外星人劫持了住在南部街区的小孩。阅读危言耸听的小报带给他一种负罪的快感：他只能在没人注意的时候阅读。就在他想到那一点——想到那些带他逃离于此、交付于这躲在羞怯阳伞下的堕落时光——的时候，他抬起头，将目光从报纸上移开，仿佛为了更好地记住那些文字。出现在他视野中的是高楼、永远阴沉的天空以及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路面沥青的树木，当他目光与之相遇的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是第一次看见这一切。一切也就发生在那时。

仅仅是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那个人着深色西装，领结歪到一边，戴着一顶宽檐帽，他横穿过第七大道，然后转过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街角，便再也不见了。为了不让那个身影从视线里消失，马亚里诺向前倾了倾身子，在擦鞋匠将抹布靠近他皮鞋的同时把放在木箱子上的脚拿了下来。于是，鞋油在他的袜子上留下一个椭圆形的污渍：和擦鞋匠半闭的双眼一样，那污渍如同一个黑色的眼睛从下往上看着他并且指责他。在此之前，马亚里诺都只是从上往下观察过那擦鞋匠：着蓝色工装和布满刚刚掉落的头皮屑的肩膀以及秃得厉害的头顶；而这时，在他眼前出现的是静脉曲张的鼻梁、小而突出的耳朵以及灰白如鸽子粪的胡子。“对不起，”马亚里诺对他说，“我以为看见了熟人。”擦鞋匠继续他的工作，精准地来回擦抹鞋面。“喂，”他补充道，“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老板，您请说。”“您听说过里卡多·伦登2吗？”

他感到一阵从擦鞋匠那里传来的安静：心跳了一下，两下。“老板，我没听说过，”擦鞋匠说，“要是您愿意，待会儿我们可以问问别的同事。”

别的同事。他们中的两

三

擦鞋匠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是在问他。“老板您说什么？”“哈维尔·马亚里诺，您知道是谁吗？”“知道，在报纸画漫画的那个人，”擦鞋匠说道，“但他如今不来这儿了。他厌倦了波哥大，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早些时候他就搬出城，住到山上去了。”

至少人们还记得他。这也不足为怪：在八十年代初期，恐怖主义还没兴起，人们还没什么搬离城市的理由，因此他的离开在当时成为了轰动全国的新闻。马亚里诺一边等着擦鞋匠再说些什么，一个问题也好，惊叹也罢，一边盯着他头顶表面的秃斑，那块毁灭之地只剩下几根头发和一些斑点，斑点揭露了阳光的长时间暴晒：那是些有着癌变潜能的小块，是生命衰竭的起点。但擦鞋匠再没说话。擦鞋匠没认出他来。再过一会儿，马亚里诺将要迎来决定性的庆典、他与他的事业长达四十年的性交的高潮，而尽管如此，他依然感到十分惊讶：人们没认出他来。他的政治漫画已经让他成为了三十年代初期伦登式的人物：他是半个国家的精神领袖以及另半个国家的头号公敌，对于所有人而言，他是一个能够促成某条法律的废除、推翻某个法官的判决、让某个市长下台或严重威胁某个部门稳定的人，纸张和墨汁是他实现这一切的唯一武器。然而在大街上却没人认得出他，将来可能也没人会认出他来，因为跟如今的专栏不同，报纸上刊登的漫画从来不附带作者的照片：对于大街上的读者而言，那些漫画仿佛是自行产生的，没有作者，像一场阵雨，又像一场意外。

画漫画的那个人。是的，马亚里诺就是那个人。那个漫画偏执狂：一个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政客曾经在报纸的读者来信中这么称呼过他。此刻，他透过一如既往疲惫的双眼观察着市中心的居民：卖彩票的人在靠着石墙休息；神情傲慢的学生往北边走去，寻找小巴士；在人行道中央停下来的情侣，男女两人都是职员，都穿着白衬衫和深蓝色下装，牵着手却并不看着对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听见他的名字时都会有所反应——要么赞美，要么抨击，反正不会无动于衷——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认得出他的面孔。如果他犯了什么罪，也没有人能够在一排惯犯中将他辨认出来：是的，我确定是第五个，那个大胡子，瘦瘦的，秃顶的。对他们而言，马亚里诺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征，即使是那些极少数的在这些年见过他的人也通常做出惊讶的评论：从没想到过他竟然是个秃子，也没想到过他那么瘦，还留着大胡子。他的秃顶并不太引人注目；每当再次碰见曾有过一面之缘的人，马亚里诺通常会听到同样的诧异的评论：“您一直都是这样的吗？”或者：“真奇怪！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真没注意到呢！”也许应该归咎于他那吞噬掉人们的注意力的面部表情，犹如吞噬黑洞的光：他那眼睑下垂的双眼从眼镜后面透露出一股持久的悲哀，又或者是那仿佛逃犯的面巾一般将脸遮掩起来的胡须。他的胡须曾经一度是黑色的；如今依然茂盛，只是颜色渐渐变灰了：下巴和鬓角的胡须略微多了一些，脸颊略微少了一些。这都不重要：他的胡须依然掩饰着他。依然没人能辨认出马亚里诺，他依然匿名存在于人口稠密的街道之中。这匿名带给他一种孩童般的愉悦（一个躲在禁止进入的房间里的小孩），也让玛格达莱娜——离开他已经很久的前妻——感到安心。“在这个国家，要杀死一个人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每当他在漫画中攻击某个军人或毒贩的时候，她这样对他说，“最好谁都不知道你是谁，长什么模样。这样你去买牛奶的时候，即使回来晚了我也不用太担心。”

他用目光扫过黄昏时分的桑坦德公园，即刻瞧见有三个人在看报纸，他的报纸，他心想，那三个人的视线即将或者已经遇见了他名字和签名的印刷体——那精心描绘的大写字母，立即变身为一连串纷乱的曲线，最终在某个转角分离开来，如飞机坠毁后悲伤的尾流。所有人都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的漫画：在评论版第一页的正中央，为了憎恶公众人物，或者为了找到爱戴他们的理由，每个哥伦比亚人都前往那个神秘的地方，那张属于那个长病不起的国家的集体大沙发。翻开评论版块，首先映入眼帘的即是他的漫画。黑格子，细线条，画框下的一行文字或简短的对话：每一天，漫画离开他的书桌，继而在同一或另一报刊的专栏中、在怒气冲冲的读者来信中、在某个清晨广播节目的任意一场辩论中被称颂、被赞美、被评论、被曲解、被抨击。是的，那是一种极端恐怖的权力。曾经有一段时间，那是马亚里诺最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了得到它，他异常勤奋地工作；他享受它、尽可能地利用它。而今天，在他七十五岁的年纪，正是那个被他无数次攻击过逼迫过蔑视过的政治阶级，那个被他肆无忌惮六亲不认地嘲讽过的阶级（他为此失去了相当多的朋友，甚至好些亲属），决定大花力气费尽周折，在哥伦比亚历史上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向一位漫画家奉上它的谄媚。“这种事以后绝不会再发生。”那家报社过去三十年的主编罗德里格·巴伦西亚在电话中对他说，此事的组织者刚刚结束了和主编的官方会晤，离开后者的办公室，主编就迫不及待向马亚里诺通报官方对他的赞美以及他们的计划。“这种事以后再不会出现，如果推掉的话那真是太蠢了。”“谁说我要推掉？”马亚里诺说。“没人这么说，”巴伦西亚说，“好吧，是我说的。因为我太了解您了，哈维尔。事实上，他们也很了解您。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事先来征求我的意见呢？”“我算是看出来了，您是被派来谈判，来说服我的。”“差不多吧，”巴伦西亚说。他的喉音低沉，声音很自然，毫不忸怩造作。他对自己嗓音的特点十分了解；他早已学会熟练精准地筛选那些最适合自己嗓音的词语。“他们打算在哥伦布剧院举行典礼，哈维尔，好好想想吧。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别像个傻子一样。这不是为了您自己，您站在我的位置想想，我不在乎您怎么样。这可是为了报社啊。”

马亚里诺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说：“您让我想想吧。”“是为了报社啊。”巴伦西亚说。“您明天打电话过来，我们再商量这件事。”马亚里诺说。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是在弗耶尔厅吗？”“不是，哈维尔，这正是我要跟您说的。是在主厅。”“在主厅啊。”马亚里诺说。“对啊，这正是我一直跟您强调的关键。他们可是认真的啊。”

没过多久，他们向他确认了此事——哥伦布剧院，主厅，事情变得认真起来——而他觉得选择的地点太不合适了：在那儿，在六位女神的壁画之下，在上演过吕伊·布拉斯、罗密欧、奥赛罗和朱丽叶的迷幻空间的幕布后面，在他从小到大观看过无数美妙作品的同一个舞台，他在那里看过马塞尔·马叟3，也看过《人生如梦》4。如今，那里将上演他亲自创作的作品：受宠爱的儿子，被授予荣誉的公民，穿着再多勋章也能佩戴得下的大翻领西装的杰出同胞。正因如此，他才拒绝了部长为他安排的轿车接送：一辆装有深色防弹玻璃的黑色奔驰轿车，根据电话里那位声音颤抖的秘书的描述，轿车将到他位于山上的家里接他，然后直接停在剧院门口的石阶前面，恰好在金属华盖的正下方，年轻貌美的女子在那里下车，前往舞会，与王子相识。不，这个下午马亚里诺开着他老旧的路虎来到市中心，把车停在第五大道与十九街交汇的停车场：他想要步行抵达他自己的庆典，像任何一个街坊邻居一样走去那里，当他突然出现在某个街角时，空气中会激起涟漪，唤醒人们议论的舌头，引起转头侧目；他想要用那唯一的姿态向人们宣告，他固有的独立性丝毫没有丧失：他依然拥有将那些人放在靶心的权力，这权力是那个政权、那个庆典以及那辆装有深色防弹玻璃的奔驰轿车都无法改变的。此刻，马亚里诺坐在擦鞋匠对面的椅子上，刷子在他的鞋面移动着（刷子移动太快以至于它变成了一道棕色的粗线条，如同风扇的翼片转动太快而变成了一道白色的圆圈），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在来到市中心前不曾想到过的问题：如果换做是伦登，他会怎么做？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伦登身上，他会怎么做？他会心满意足地参加庆典，还是顺从接受，抑或带着些玩世不恭？他会拒绝出席吗？哎，不过伦登早已用他自己的方式将之拒绝了：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八日那天，他走进格兰大道上的一家小超市，买了一瓶啤酒，画了一幅画，然后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在过去的七十九年，没有人能够对这一切的原因做出解释。“老板，一共是三千五百比索5，”擦鞋匠对他说，“是因为老板您的脚很大。”“人们都这样说。”马亚里诺说道。“脚大对我来说当然更好，请原谅我这么说。”他说。“那倒是，”马亚里诺说，“这样对您更好。”

马亚里诺翻遍裤子的每一个口袋，前面和后面的袋子都翻过了，然后拿起灰色外套，手指在某个缠满线头——如同被海藻缠身的鱼儿——的衣兜里摸到了一张购物收据和一张皱巴巴的快要破掉的绿色钞票。“您看，”他带着预谋好的慷慨对擦鞋匠说，“零钱就不用找了。”擦鞋匠展平钞票，从木箱子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很旧的皮夹子，将钞票平整地放进去，仿佛依照字母排序般地精准。随后，他仰起疲惫的脸，用力闭上双眼，再睁开：“老板，我们去问问吧？”“问什么？”“问您之前在寻找的那位先生啊。没关系，我可以问问我的同事，一点儿也不麻烦。”

马亚里诺说不用了，在空气中挥动着手，仿佛要把刚才说过的话抹去，然后结结巴巴地向他道谢。然而，他很喜欢那位擦鞋匠，喜欢他自然的礼仪和端庄的举止：那是在这个不优雅、没教养且粗鲁的波哥大面临灭绝的物种，波哥大几乎不具备南美城市的特征。是谁曾经说过在波哥大连擦鞋匠都会引诵普鲁斯特？肯定是某个英国人说的，马亚里诺自言自语道，只有英国人才会发表这样的宣言。当然，这话是在很久以前说的了：说这话的人是在另一个城市，那个已经消失的城市，幽灵的城市，里卡多·伦登的城市，格兰大道的城市，几十年前马亚里诺曾有机会看见格兰大道的大门，从他此刻漫不经心停下脚步的人行道上，迈一小步离开那条充满敌意的街道，他的目光迷失在车窗明亮的小巴士之间。但那家小超市已经消失了。很多商店和咖啡店都消失了，包括格兰大道。会不会从这扇幽灵之门中走出伦登的幽灵？但那不是幽灵：是某个和伦登穿着相同的人，是某个和伦登外貌相似的人，和他戴着同样的宽檐帽，和他一样领结歪到了一边：就是这样。也许，马亚里诺心想，幻觉的产生是由于临近格兰大道或他从前活动的区域，又或许这不过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虚幻的回忆。记忆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它让我们记得那些我们不曾经历过的事情。马亚里诺清楚地记得伦登步行于市中心，在即兴咖啡馆遇见莱昂·格里夫6，在清晨喝醉了，孤零零地、悲伤地回家……虚构的记忆，杜撰的记忆。但他一点都不惊讶：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伦登不可能不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您之前在寻找的那位先生。不，事实上他并没有寻找他：更恰当地说是他想要替代他，接过他的宝座或继承他的王位，或者像他在两三篇评论专栏中读到的其他一些笨拙的比喻，那些专栏的作者消息灵通又做作夸张，记性很好又阿谀奉承。“只能通往过去的记忆是多么可怜”：他不自觉地记起，自由的联想将这句话放进他的脑海里。这句话从何而来，它指的又是什么？但就在那个时候，他决定不再想那个问题，因为他又看了看表，指针的形状变成了一道指责：可能他连自己的加冕仪式都要迟到。

他逆着人流而行，走在第七大道，穿过吉梅内斯大道和罗萨里奥广场，进入旧城区，避开那些无所不卖的难缠的小商贩——买香烟，买价格低廉的金，买玩具汽车或精美的绿宝石，买雨伞或鞋带，买夹心口香糖的棒棒糖，没有棒棒糖的口香糖，裹着巧克力的葡萄干。与此同时，他心想，在波哥大的市中心总是会有逆流而行的感觉，傍晚时分的人群变成了迎面而来的一阵风。为了抵抗这股力量，马亚里诺把头缩进肩膀之间，手插进外套的衣兜里，衣兜的深不可测永远都让他感到惊诧。就在他在想着衣兜、想着外套的隐蔽角落（外套犹如一张地图，而它的皱褶则像地图上留白的未开发之地，有时候让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勘察）的时候，他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或者更恰当地说，脚步声停下来，一只手如落叶般纤弱地搭在他的肩上，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听见了脚步声。他转过身，在惊吓与好奇中看见了玛格达莱娜的脸，她异常浅淡以至于白发都被混淆的头发，她弧形的细眉和她嘲讽的微笑：那是马亚里诺过去非常熟悉的面部风景，如同今日他对窗外景色的熟悉。“看起来我们是去同一个地方呀。”她说。

她的声音里没有不满：那更像一种类似于原谅或者遗忘的礼貌（但玛格达莱娜的声音从来都充满了魔法，能够被赋予任何情感）。马亚里诺亲吻了一下她的脸颊，记起了她的香水，恍然大悟：对呀，玛格达莱娜的电台就在附近。“我想是的，”他说，“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陪你一起去。”她微笑地挽起他的手臂，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将她的手臂缠住马亚里诺的手臂，像他们还是夫妻时常常在市中心散步时那样，那时候他们还不曾允许生活——那固执任性的生活——一意孤行。“这真是你的典型作风，”她说，“我是说走路过去。”

她意识到了这一点。玛格达莱娜通常都能意识到：她一直如此。她灵动的双眼——今天，出于某种原因，它们要比记忆中的更有光泽——能够看见一切，洞察一切。“不然还能怎样呢，”马亚里诺说，“人到了我们这把年纪，是不会再改变的了。”

他们是在村子里的一个小教堂结婚的，教堂的墙面是石灰敷的，石阶梯连着广场，走下阶梯时一不小心就可能把脚踝崴伤。那时候马亚里诺刚开始为一家有保守倾向的家族报业画漫画不到一年——运气好的时候每个月能画上两幅。那家报业永远不会成为出版业的龙头老大，但却好像存在了很长时间，报纸的贩售不是靠卖报人，而是在全世界都将它遗忘的时候突然就出现在了清洁用品店或咖啡馆。那份不起眼的工作（马亚里诺就是带着那么一丝不自觉的轻蔑看待那份工作的）并不是他雄心壮志的一部分：他在大学第二年结束前就放弃了主修的建筑专业，父亲通过关系为他在一家威望很高的事务所找到了一个不需要文凭的工作，他却拒绝了。这都是为了追求他真正的事业，或者说是为了充分发挥他的天赋，因为在画家亚历杭德罗·奥布雷贡7到他家里拜访的那个下午，连他父母都不得不在他显而易见的天赋前让步投降。那个时期，画家在他位于十二街和十七街交汇处的三楼的公寓画油画，以鸽子为主题。他伫立在马亚里诺正在用吹风机吹干的一幅原物大小的裸体画像前，惊呼出一个八个字的句子，那情形仿若新手成为主斗牛士的仪式：“这小子在哪儿学的？”

画布是他的特长。未来（当他默念这个词的时候出现在他脑海中的幽灵们）存在于画布中。因此，在那个时期，漫画成为了他维持生计的口粮，他一边以画漫画为生，一边在院子里积累大开本的画框，让屋子里充满松节油的气味，让那些多多少少有着玛格达莱娜影子的女人的身体随着从天窗照射进来的光线而改变色彩。报社付给他的稿费少得可怜，还常常迟付，并且只有在真正刊登了他的漫画时才支付给他：马亚里诺每周寄去五六幅漫画然后在月底收到退稿的情形并不少见；与退稿一并寄回的还有一张秘书的短笺，评论版的编辑在有着凸纹花饰的纸条上赘述这一次不能使用他的作品，并对此深表遗憾。当时年满二十五岁的马亚里诺仍然没有意识到那是那个国家的编辑部门的一贯作风；玛格达莱娜也没意识到，但后来是她建议马亚里诺一次只画一幅漫画，并且在第一幅被发表之前不要将下一幅画寄出。“那万一他们不发表第一幅呢？”马亚里诺对她说。“那我们就等着，直到他们发表为止。”她说。“但这样漫画就失去了它的时效性。漫画跟鱼一样：今天不用，明天就不能用了。”“你说得没错，”玛格达莱娜准备结束这个话题，“但这也是他们要头疼的问题呀。”

当然，她说对了。由于定量配给，报纸开始发表马亚里诺寄去的每一幅漫画，甚至增加了他作品的曝光频率。头五个月的情形堪称完美。接着，到了八月，哥伦比亚总统和智利总统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官方表达了两国对多元意识形态的尊重。马亚里诺画了两位总统，哥伦比亚总统的脸上挂着他无意识的永恒的微笑，而智利总统则戴着粗框的茶色眼镜。“看，亲爱的萨尔瓦多，在哥伦比亚，你是自由派或是保守派一点都不重要。”第一行的文字这样写道。接着第二行写道：“重要的是你的家庭出身要好。”那幅画马亚里诺只画了一稿就完成了，他将初稿小心地塞进一个牢固的文件夹里，将文件夹套在一个超市的塑料口袋里（一连几天都在下雨），留在了报社的收发室。然而第二天，当他翻开报纸，发现第二行文字不见了，那一行文字的缺席仿若大地的一条裂缝，仿若一条排水渠，让所有的一切都付之东流。“我希望有人能向我解释一下。”那个下午他在编辑部的办公室说道。因为事关紧急，他搭乘出租车前往编辑部，将报纸卷成望远镜的形状，紧紧握在手里，掌心满是汗水。他不喜欢自己的声音发颤；为了避免发颤，他试着提高声调，但效果并不太理想。“没什么好解释的。”主编对他说。主编是个长着厨师般的下巴和小眼睛的男人；在他那凌乱的面孔，嘴巴仿佛独立于其他肌肉单独运动。“别生气了，哈维尔，这种事经常发生。”“谁？这种事经常发生在谁的身上？”“发生在所有在这儿画漫画的人身上。您还没意识到吗？所有人都明白有的时候需要进行删减。难道现在连编辑都没有删减的权力了吗？”“这种事会发生在专栏里。”马亚里诺说。他的回击苍白无力，但他找不到别的辩词。“但不会发生在漫画里。”“在漫画里也会发生这种事，年轻人，别太天真了。因为漫画也会出现在报纸上，也占据一定的篇幅。否则我要怎么跟刊登广告的客户解释？您说说，我怎么跟他们说？”

马亚里诺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跟他们说，”主编继续说道，用两根拇指扣住皮带，开始在原地走圈，“我就跟他们说：尊敬的广告客户们，每年支付我好几千比索的先生们，我这里出了点问题。尽管报社记者的工资都来源于你们支付给我的广告费，但我无法刊登你们的广告。尊敬的广告客户们，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我的漫画家不喜欢他所占据的篇幅被删减，哪怕是一毫米也不行。即使报社因此倒闭都没关系，反正漫画的位置是丝毫都不能碰的。尊敬的广告客户们，天才往往如此，你们应该为不需要与天才打交道而心存感激。我就这样跟他们说：天才往往如此。马亚里诺，您觉得怎么样？”

马亚里诺什么也没说。“我们将不再支付记者的薪水。或者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将不再支付您的稿费。您觉得怎么样？”

马亚里诺什么也没说。“这样吧，您不如回家，坐下来喝一杯茴香利口酒。您不用担心：下一次遇见这种事，会有人打电话给您，请求您的许可。只要您别再这样勃然大怒就好，该死的家伙，否则这样会搞得我们全都筋疲力尽。”他指了指办公室内侧的那面窗户，窗户的另一侧是由一张张事不关己的面孔组成的巨大壁画，一大片眼睛侧目看着他们：“您看看大家的反应。好像这里是个菜市场似的，真让人羞愧。”

于是，马亚里诺说了最后一句话：“那么，您可以将原稿还给我吗？”

他离开报社，走进暮色中的城市——低沉的云，行人的黑衣服以及满街都已打开的雨伞的窃窃私语。在他到家之前，一场暴雨倾盆而下。他的头发已经被雨水压得塌了下来，肩膀受雨水的重力而垮下来，然而他好像并没意识到自己变成了田野中的稻草人。下一次：当他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向玛格达莱娜讲述的时候，这三个字依然在他的脑海里回响，它们犹如扭蛋机里的透明圆蛋，在他的头颅内壁来回撞击。“下一次。”她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一条紫红色的毛巾，仿佛向他递交一份战争宣言，待他同意并签字。“下一次。我倒是认为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为什么呢？”马亚里诺说。“你听我说，”玛格达莱娜说，“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吸取吸取教训。”

玛格达莱娜只比他小不到两岁，对生活却像农场的总管一样驾轻就熟。她的智慧和她的固执同样出众，她与某间充满传奇色彩的律师事务所——一栋面向国家公园的铺地毯的两层建筑——的创始人同姓，但这丝毫不妨碍她的生活，即使她总是与她的姓氏作对，与她父亲、与全世界的期望作对：玛格达莱娜没有按照家族传统到学院进修，而是成为了全国薪资最高的广播剧主播之一，先是《古墓荡寇》，再是《森林王子》，她的声音在正午十二点钟迷倒了整个国家。成为广播剧主播对她而言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那是她青春期——那时候国家的宣传机构开始争取话语权——所阅读的宣传品的延伸。玛格达莱娜的嗓音沙哑同时又平滑，能让那些扭开收音机的手都瘫软，能将世界的混沌、晦涩难懂的话翻译成清澈透明的语言。“一架会说话的大提琴。”马亚里诺曾这样形容她，而此刻这架大提琴说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马亚里诺心想，是的，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又想，让他们吸取吸取教训。根据马亚里诺过往的经历，那些最困难的时刻往往都会被玛格达莱娜用最简单的言语缩小化解，而那个下午也不例外：在和她交谈之后，在冲了个热水澡洗掉淋雨后的寒冷之后，在一场即兴的性爱和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一切又都明了起来。

在玛格达莱娜将盘子、刀叉以及彩色纤维编织的碗垫拿去厨房的同时，马亚里诺拿来一张纸、一支钢笔和一瓶墨水，放在桌子的中央，桌面仍然留有餐具的余温。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她把剩菜剩饭盛了起来，一丝不苟地用铝箔纸将容器盖好，而他则不假思索地迅速画了一幅自画像，然后把它和关于那两位总统的漫画装进同一个信封。他对第一次给自己画漫画感到很愉快：过早秃顶的头，遗传了他父亲的密黑的胡须，镜片很厚的棱角眼镜（它们像两个小小的黑醋酸做的盒子，却无法隐藏他那充满怀疑的双眼），以及那佯装无助的目光。在他嘴巴的位置，被封上了一层胶带；在画的下方，是文字说明。“寡头统治集团不喜欢人们谈论她。”第一行写道。紧接着：“但愿我们不会意识到她依然存在。”信封里还装着另一份文件，那是一封手写的给佩德罗·莱昂·巴伦西亚的信。后者是哥伦比亚历史最悠久的自由派报刊《独立报》的主编，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我给您寄来了一个包裹。”马亚里诺用他独有的印刷字体写道，但信的内容则由玛格达莱娜口述：“包裹里有一幅漫画的原稿，一幅删节后的漫画以及一幅关于该删节的漫画。如果您能够将它们一起刊登，那这包裹就是您的了；如果不能，请将它退还给我，我会询问其他报刊。”为了让马亚里诺不至于看起来太可怜，玛格达莱娜坚持要替他去送信（这种几乎军事化的策略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就在当天下午，家里的两部电话在歇斯底里的合唱序曲中，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评论版的编辑，马亚里诺早前就跟他认识，但一直都不太喜欢他：他是那种被职业牵着鼻子走的人，就算通报好消息也总是让人察觉出他因嫉妒而产生的不悦。马亚里诺知道他打电话来是为了向他通报好消息：他是从后者带着敌意的声音中听出来的，一个一个音节仿佛被砍刀断开来了似的；让马亚里诺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怨恨或嫉妒竟然没在电话听筒里产生出泡沫。“主编想要授予您一个编制内的职位。”那个男人说。“但这不是我想要的，”马亚里诺说，“我不想进入任何人的编制内。”“别犯傻了，马亚里诺。每个画画的都梦想着谋得一个编制内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不知道您是否听明白了。”“我当然明白，”马亚里诺说，“但我不想要。我只要付给我同样的稿费，但没有编制。我向贵社保证不会同时再为别的报刊画画。而贵社也要保证刊登我寄去的任何漫画，即使它反对的对象是贵社的朋友。麻烦请您去询问一下主编的意见，再通知我。”

这一招非常冒险，但却达到了效果：那三幅画在第二天即被刊登了出来，它们临时乔装成连环画，出现在报纸的正中央，吸引住读者的眼球。它们不仅仅是一位自命不凡的年轻艺术家的抗议，更是一番精巧设计的对媒体背叛的叙述，对审查制度的批判以及对资产阶级脆弱性掷地有声的嘲讽，而这一切都是由那个资产阶级中最有权威的一个子女完成的。“你丈夫疯了，”玛格达莱娜的父亲对她说，“他要搞得我们恢复共产主义。”玛格达莱娜向马亚里诺转述这番话的时候，轻轻上挑着左边的眉毛，挂着一丝不对称的微笑，那表情里带着不可置疑的满足感，在紧张且焦虑的一天临近结束时，在那儿，在房间的昏暗里，充满了情欲。马亚里诺打开收音机，心想也许能碰上《古墓荡寇》的重播，然而玛格达莱娜却十分厌恶听见自己的声音，她用滑稽的姿势遮住耳朵，因此他不得不寻找别的广播节目。玛格达莱娜完全无法辨别出自己在节目中的声音。她说，那不是她的声音，而是一个国家阴谋，在她离开录音室之后由另一位受过更多培训的女播音员将她录制过的内容全部重新录音。马亚里诺摊开双臂，玛格达莱娜斜倚在他的胸前，抱着他，嘴里发出两下他没能明白的咕噜声。在沉默了几秒之后，马亚里诺发觉玛格达莱娜的体重发生了改变——她的前臂和手肘，她散发着清香的头。他知道她已经睡着了。他将广播调到了一场足球比赛，在进入梦乡之前，伴着妻子轻微的鼾声和解说员让人厌倦的老生常谈，昏昏欲睡的他听见了阿波里纳·帕尼亚瓜的两粒进球，而他心里想的却是跟进球无关的事，是关于《独立报》上刊登的漫画：他想，自己无法证明，也不知道以什么方式以及什么原因，但是他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刚刚发生了无可挽回的改变。

马亚里诺想得一点儿都没错。那一天即是他生命中最活跃时期的第一天，在那十年，伴随着每天一幅漫画的步伐，他从无名到出名，再到满载盛誉。他的工作是记录他生活的节拍器：如同其他人活在世界杯足球赛或电影的首映式之中，马亚里诺将他生命中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与当时他正在创作的漫画联系起来（颧骨上不长眼睛的那个绑架了荷兰外交官的游击队领袖“百发百中”8总是唤起他对父亲第一次患癌症的记忆；病中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9不存在的下巴和鹅一般的脖子，对应的则是他女儿贝阿特丽丝的出生）。他的作息时间雷打不动。每天早上他在第一缕晨光来临前起床，一边煮咖啡，一边听见两份报纸从门缝塞进来的沙沙声、远去的看门人轻微谨慎的脚步声以及电梯的机械恢复工作的声音——那是电梯悲伤的怨言。他站在厨房的大桌子前读报，把报纸完全摊开在台面上，用炭笔将有意思的新闻圈起来。当他喝完咖啡、浏览完报纸，安第斯山脉清早冰冷的晨光已经羞答答地涌进了客厅，于是他拿着收音机走进浴室，在广播新闻的伴随中，将身体沉浸在如厕和淋浴的愉悦中，那个仪式使他的内脏清洁，是的，没错，然而更重要的是同时也能清洗他的大脑：清洗掉他大脑中前一天积累的垃圾，所有那些力求看起来充满智慧实则满是忌恨的批评，那些本质愚蠢而事实上却让他感到充满攻击性的评论，以及所有发生在这个奇怪的推崇中庸扼杀人才的国家里冲突和骨肉相残。淋浴的热水滑过他的肌肤，在毛孔一开一闭之间，他时不时哆嗦，有时候甚至没办法听清广播里在说什么；但是通过某种想象的能力，他总是能够猜测或凭直觉感应到广播在说什么，于是他关闭淋浴，推开活动门——额外再加两三个动作，因为门的铝边总是陷在门框里——仿佛没有错过任何内容。几秒钟后，当他离开水汽腾腾的浴室时，当天的画作已经在他的大脑中成型，马亚里诺只差用笔画出来了。

那曾经是——也将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都是——他在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半个钟头，抑或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在那段时间，在方形画纸之外，在那个他用阴影和线条、用墨汁的踪迹孕育、创作或建造的世界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事物。在那几十分钟的时间里，马亚里诺甚至暂时忘记了造成这幅漫画诞生的愤慨、怒火或激烈反对，他所有的注意力（这一点跟在性爱中的他一模一样）都集中在某个迷人的形体上：一对耳朵，几颗夸张的牙齿，一绺头发，一个故意显得滑稽可笑的领结；而在那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他完全沉溺其中，除了在画作很艰难或顽固的时候：那种情况非常少见，马亚里诺通常将自己关在客房的浴室中，左手拿一本《花花公子》杂志，一次快速的手淫让他准备就绪，返回去完成与画作的搏斗——通常都以他的获胜而告终。画完后，他站起身来，往后退一步，像观战的将军一样看着画纸；随后在画上签名，只有从那个时刻起那幅画才开始成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仿佛存在某种对他有益的魔力似的，在绘画的时候，漫画并没有什么后果，仿佛那幅画只为他而存在、永远不会被另一个人看见，只有当马亚里诺在漫画签上自己名字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做了或表达了什么。于是他几乎看也不看就将画纸装进信封里（“就像珀耳修斯把美杜莎的头颅装进袋子里一样。”好几年后，他对记者这样比喻道），再将信封装进玛格达莱娜在跳蚤市场买给他的破旧的皮质公文包里；他搭乘公共汽车前往报社的办公室，那是一栋地堡似的建筑，那里的居民——从清洁女工到摄影师——都好像带着混凝土的色彩；他把信封交给报社，随即返回到他的生活，他感到一阵空虚，不知道空空的双手应该握住什么，问自己为什么要继续做所做的事，以及他的漫画会在那个混乱且遥远的世界（那个世界起始于他书桌的边缘，那块精良的木质悬崖）产生什么样的现实意义？那是一种幻灭的感觉，抑或仅仅是迷惑，还是厌倦？他是否正在掉进古老的陷阱，与对绘画的欲望相比，他是不是更多是出于对愤怒的发泄？他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改变：佩德罗·莱昂·巴伦西亚让位给了他的儿子，而马亚里诺发现，为《独立报》工作的乐趣之一即是与传奇人物一起工作，被传奇人物发现或创造。最初几年的新鲜感过去后，每天早晨督促自己打开报纸找到白纸黑字的自己的名字的那股推动力已经消失了，于是马亚里诺开始在心里问自己为了这些而放弃画布和油料是否值得：为了他已经不再感受到的肾上腺素的分泌，为了那些他从未认识的想象中的读者的想象的反应，为了那模糊甚至也许根本是虚假的、只为他带来个人烦恼的重视感：家人对他不再如从前那般亲密，朋友也不再请他和妻子到家里就餐。究竟是为了什么？

就在那个时候，在某一个奇妙的日子，他所有的疑问都得到了答案。那时候的他习惯每天下午到市中心散步，或者给女儿买玛格达莱娜执意要她收集齐全的毫无意义的卡片，或者去擦鞋顺便与擦鞋匠聊聊政治，或者仅仅是看周遭的生活，某种饥饿感促使他留在街上而不要回到每天早上的监禁中去。他脱去外套，走在街上，用手臂去触碰别的手臂，用鼻子闻闻充满生命力的身体，吃进去的食物和残留在角落里的尿液的味道。那个下午，正好是礼拜二，马亚里诺在每个礼拜二走去阿维安卡大楼，从他的邮政信箱里取出信件（那个深不见底的灰色金属小盒子总是带给他无以言喻的快乐，如同魔术师的帽子带给小孩的快乐），然后在附近随便找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看看杂志，也写写回信。他通常从第七大道靠近国家图书馆的位置开始，沿着东边的人行道往南走，有时候注视着嘈杂混乱且脚步急促的城市，有时候却心不在焉，在阿维安卡大楼出现在他眼前时才回过神来。大楼笔直的长线条直插云霄，在每个晴朗的下午，那些线条受到一束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强烈光线的撞击。他走进大楼，手已经在衣兜里摸到了钥匙扣，摸索着将信箱的钥匙区分出来，这样他就不必浪费时间面对着信箱的水泥墙掏钥匙了。那一次也不例外：马亚里诺穿过走廊（走廊里发白的灯光为每个人的双眼都画上眼影），走向那个灰色的小盒子；他精准地伸出手臂（那只不需要借助工具就能画好直角的手），像中世纪的骑兵将长矛的尖端刺进对手的心脏一般，将钥匙插进锁眼里。但钥匙却没能插进去。

他的第一反应是可能弄错了信箱。他凑近信箱，仔细看了看信箱上面金属标签的每一个数字，完全正确，马亚里诺牢记着那串数字。邮箱没有错。真相如一位疏忽的宾客，很晚才到来：或许是一道阴影或一道纹理让他起了念头，凑近信箱的金属壳。当他的眼睛距离锁眼只三根指头的距离时，他发现锁是被口香糖塞了起来。变硬的面团（大概已经塞在那里好几天了）将锁槽细致地塞满，不留一点缝隙：有人故意使坏。马亚里诺将钥匙的顶端靠近面团，试着往里推，面团被撕开了一点点，接着他像镌刻工一般完成了一系列手腕的动作，然而却失败了：干硬的口香糖一动不动。“哟，看看这些人对您做了些什么！”某个声音说道，马亚里诺转过头，看见一颗金牙闪耀在一张胡乱修剃的面孔上。“那确实没有办法了，现在的人真是没道德。”片刻后，马亚里诺沿着大理石楼梯往上爬，走到一个柜台前，递上他的证件，看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如何查看文档、打开抽屉、再关上抽屉、然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拿出一张表格的复印件并询问马亚里诺是要使用现金还是支票付款，而当马亚里诺抗议说他并没有弄丢钥匙，而是有人用口香糖将他的锁眼堵了起来时，那姑娘像聋子一样无动于衷，她说都是一回事，并再次询问他要如何支付：现金还是支票？接着是紫色墨水的印章，碳式复写纸和色彩柔和的收据，浪费在一张又硬又不友好的塑料椅上的时间以及——终于等到的——回响在水泥墙之间的叫喊声：“马亚里诺？哈维尔·马亚里诺？”

一位消瘦且悲伤的锁匠——他的工作服保留着阴干的衣服特有的气味——跟着他来到那个造反的信箱面前，从皮腰带里拿出一系列叫不出名字的工具，在霓虹灯下发出金属的亮光，接下来即是对锁的侵犯，或者说马亚里诺感受到了某种侵犯，即使是他亲自授权应允，即使他亲眼目睹了全部过程，他依然感到了一种暴力的侵入，那是对他私生活的背叛。锁舌的跳开、信箱门打开犹如扇过的巴掌，从信箱昏暗的深处哀怨注视着他的杂志（最新一期的《选择》10、最新一期的《纽约客》和一份巴黎同行寄给他的延误了很久的《鸭鸣报》11）的脆弱，都让他感到阵阵疼痛。他想要离开：想要回到家里，回到他的庇护所，喝着啤酒，阅读杂志，享受或凭直觉感受到妻子和女儿让他平静的陪伴。但是他还得继续待在那里，等着安装新锁，拿到新钥匙，再签一些文件，并往那漠然的手里塞小费，然后才能将手提皮包斜挎在胸前，带着大汗淋漓的后颈和因长时间处于黑暗中而疲惫的双眼，离开大楼，走上第七大道。过了一会儿，他想到，在每次同这个国家毫无意义的官僚机构、或者说仅仅是同那个洁净的白色信封——信封上没有任何标记和文字、没有印章、也没有来自国外的快件所特有的红蓝条纹——搏斗之后，正是那种疲惫或迷惑将他完全击垮。他一边走，一边把手伸进手提包（迫不及待地想要翻阅杂志），指头像在档案夹之间移动一般，埋着头看杂志的封面，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夹在书页里的尖角。他在公园的中央停了下来，查看了信封的两面，然后打开信封。“哈维尔·马亚里诺，”信中写道，信是用打字机写的，没有留下地址和时间。“您歪曲事实攻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损害其威望，与敌为盟，您是一个骗子，是一个无国籍人士，我们向您宣告，亲爱祖国的忠诚卫士的耐心正在耗尽，我们知道您住在哪里，您的女儿在哪里念书，如果您再做出损害我们名誉的事情，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对您采取最强硬的惩罚措施。”在信的最后一行，没有“谨启”，没有“此致”，也没有“诚挚的问候”，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词在最右边，仿佛在纸上呐喊：“爱国者。”

他到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即是把匿名信拿给玛格达莱娜看，并且从她对其文字和语法的嘲笑中听出她这一回是真真正正的焦虑与担忧。他们俩一起坐下来回想他最近画的以军人为主角的漫画是哪一幅。他们一直追溯到六个礼拜前，才发现了一个由三幅画组成的系列，在画中，一匹面露忧伤的马在和一个正在塑造铁制架构的女人聊天。马亚里诺之所以画那个系列，是因为以使用废铁而闻名的波哥大女雕塑家费莉萨·伯尔斯坦12被指控从事颠覆活动而被囚禁在军队的马厩中，受尽折磨和凌辱，最终被迫流亡他乡。玛格达莱娜和马亚里诺将原稿摊开放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注视了好一阵子，仿佛渴望着它能从不久前的过去消失。那个夜晚，他们害怕极了，于是他们在卧室放了一张床垫，让那时刚满六岁的贝阿特丽丝睡在他们的卧室。一家人就那样，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呼吸着不新鲜的空气，将合成木板的房门牢牢锁紧，熬过了整个夜晚。接下来的几天更是妄想不断，在市中心的街道上不时向后面看看，在天黑前赶到家，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那一纸威胁渐渐被淡忘，他们记得的只有罗德里格·巴伦西亚听说此事时的反应：当玛格达莱娜在收到匿名信的第二天打电话给报社的编辑部向他通报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在电话的另一头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马亚里诺看见玛格达莱娜将电话筒贴着耳朵，皱起眉头，随后听见她一字不漏地转述了他的话：“罗德里格说祝贺你，你终于到了早应该到达的位置。他说，在这个国家，只有当别人想要伤害你的时候，你才成为一个重要人物。”

马亚里诺在舞台左边的幕布后面等待着。颁奖典礼的组织者吩咐他待在那里，直到听见叫他的名字。于是他乖乖地待在那里，找法子自我消遣，观察幕布的天鹅绒和木地板的纹理，也看着忙碌的人们走来走去却永远不会撞上梁架、不明用途的电线和仿若远古战争的遗骸一般被废弃的道具。哥伦布剧院隐没在半明半暗之中。台下的观众——专程为他而来的观众——在全神贯注地观看舞台的白色屏幕上播放着的零散的画面，与此同时，一个专业播音员的声音在有些矫情的背景音乐的伴随下，讲述着他的生平事迹。马亚里诺试着在不被瞧见的前提下探头观望。尽管角度非常小，他依然认出了在父母家的院子里画画的自己、正在同贝坦库尔总统13交谈的自己、在他位于山上的家里接待几位前来拍摄纪录片的摄影师的自己、在九十年代初期他的第一个回顾展站在一幅早年的画作旁摆好姿势的自己。那是一幅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漫画；马亚里诺对那幅画记忆犹新，仿佛是昨天刚画的一样：模特秃顶的头，头上并没有画他那著名的胎记，而是画着尼加拉瓜和伊朗的地图。在戈尔巴乔夫的身后，罗纳德·里根神情焦虑地注视着他，陷入沉思。漫画下方的文字写道：这些俄国人，是要对我们重演“伊朗门”事件吗？那幅画马亚里诺只花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完成了，然而他却一直都对文字里浅白的玩笑不太满意。此刻，他的不满意被唤醒，他在脑海里拟写新的文本，将同样的词语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更富有深意的双关语。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上台的通知，于是接下来就该走到幕前，忍受灯光的攻击，感受狂风般迸发的掌声，听见暴雨般的轰响。

马亚里诺举起一只手，向观众致意；他难以察觉地动了动嘴角。他看见在烟雾中空着的自己的座位；他看见向他打招呼的面孔，以及伸长来试图跟他握手而后又缩回去继续鼓掌的手——动作如此之快，犹如擦鞋匠的手。按照老习惯（但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何时养成的？），他从胸口的衣兜里拿出两支钢笔和做笔记用的铅笔，放在桌子上，形成三条完全平行的直线。整个大厅都坐满了。有那么一瞬间，他记起了从前来到这里的情形，在脑海里将制琴师乐队14的演唱会同一场他很喜欢的查瑞拉歌剧混淆了起来，尽管路易莎·费南达15（至少）在第一首歌就唱破了音。他寻找那时候所坐的包厢，总统包厢向右第四个，而此刻占据着那个包厢的是一行六个年轻人，他们正站着鼓掌致敬。只有当其他观众渐渐坐下，在观众席形成柔和的波浪之后，他才发现之前所有人都是站着的：他们都站起来欢迎他的登台。罗德里格·巴伦西亚坐在第一排，两手合十，放在腹部，手肘霸占着邻座的位置：巴伦西亚常常都给人一种椅子过小的感觉。一个声音从扬声器里传来。马亚里诺不得不四处找寻它的来源，先是望向桌子，随后才在挂着哥伦比亚国徽的廉价木制讲台上找到。在讲台上，女部长（马亚里诺在新闻中看见过她，也读过她的声明：她的别有用心跟她的愚昧无知一样值得颂扬）开始演讲。“如果有人问我前总统帕斯特拉纳16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说：“或者如果有人问我佛朗哥或阿拉法特是个什么样的人，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不会是一张照片，而将是马亚里诺大师的一幅画。我对很多人的印象都来自于他的作品，而不是我亲眼所见的他们本人。也许，不，我敢肯定，在座的诸位也有相同的经历。”马亚里诺全神贯注地盯着桌子，感到众人的目光仿佛一只手似的抚摸着他，同时把玩着手指上一枚不存在的戒指：那枚曾经戴在他左手无名指的戒指，如同截肢的人能够感知到缺少的肢体，直到今天他依然感受到戒指的存在。“从某种意义来说，”女部长继续演讲，“成为哈维尔·马亚里诺漫画中的主角就意味着开启了政治生涯。从他的画作里消失的政客都不再存在。他们的人生从此进入新阶段。我认识很多政客，他们还告诉过我：离开马亚里诺之后的生活比从前美好多了。”她风趣的言语赢得了一阵短促的笑声。原来这个女人还有点幽默感呢，马亚里诺心想，并抬起头来；就在那一刻，如同我们在一页文字中总是首先被自己的名字吸引住，马亚里诺在微笑的人群中间一眼看到了玛格达莱娜明亮的面庞。她也在微笑，只不过那是忧郁的微笑，属于逝去之物的微笑。此刻她的生活中在发生些什么？他们俩已经很多年没有一起正经聊过天了：他们之前像签署国际条约般郑重地达成了协议，认为了解彼此的私生活只会让他们的关系更加复杂：只会像电池一样加速他们过去美好回忆的腐烂变质，并且让贝阿特丽丝的生活更加痛苦——贝阿特丽丝的青春期是一场艰苦的殉难，家庭所有的不幸都被归咎为她的过错，而在那之后，她的生活则是一场顽强且迅捷的向前的逃离。对马亚里诺而言，他女儿所作的那些重要抉择——嫁给来自外省的天主教家庭的丈夫，选择无国界医生作为职业——都是为了逃离那个家庭、摆脱那个常常让她感到尴尬的姓氏、同时也远离作为一对失败夫妻的女儿的痛苦经历。这个夜晚唯一的遗憾是贝阿特丽丝的缺席，她正好这周临时需要去一趟玻利维亚的拉巴斯，然后过几天将开始另一场计划已久、时间更长的旅行，前往一个名字很难念的阿富汗村落。在两段旅程之间，她也许会来看看他或者打电话约他一起吃午餐，而马亚里诺知道，在那次探望或午饭之后，将是一片好几个月都无法再见到她的荒漠。突然，女部长讲起了古希腊陶器和它的基本轮廓，提到诸如“象征”、“隐喻”和“标志”这类的词，而马亚里诺则回想起在一场关于评论新闻学的研讨会上——夸张的标题和浮夸的受邀者——有人问他如果有可能，他想要生活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而当时的他脑子里想到的只有同贝阿特丽丝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这四十年成了我们今天举行这个庆典的原因，”与此同时，女部长讲道，“马亚里诺大师的画作愈加悲伤，漫画中的人物变得强硬起来，他的目光也愈加坚决、犀利。他的漫画也几乎变成生活的必需品。我无法想象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马亚里诺的日常漫画，但我更无法想象一个国家能够奢侈到没有他。”这句话，马亚里诺承认，说得很漂亮：演讲稿是谁写的？“也正因如此，我们今天在这里为他举行颁奖典礼，这是我们能够给予一位变身为这个国家的批评良心的艺术家的最微薄的认可。今天我们将授予他这枚勋章，它代表我们伟大祖国的最高荣誉，但同时我们也将授予他另一样东西，大师：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在桌子后面，舞台的最深处，再次出现了开场时的白色屏幕，在屏幕上投影出一幅画：马亚里诺在四十年前为他自己所画的那幅漫画，那幅帮助他对抗审查制度的讽刺漫画，同时也因为那幅画，他才开始了在《独立报》的事业。但是在那儿，在屏幕上，那幅画被镶上了带齿轮的框，并且在马亚里诺长满胡须的脸旁，大概在眼镜的高度，写着一个价格。那是一枚邮票。“马亚里诺大师，”女部长说，“请接受国家邮政局发行的新邮票中的第一枚，从今往后，在祖国各地贴上邮票的信件也将成为对您的一生以及您的作品的深深致意。”她离开麦克风和讲台，走到马亚里诺身边。他看见她披在肩膀的长发、因呼吸急促而起伏的胸部、递给他黑色画框时导致精美的手镯叮当作响的手。出于长期以来的习惯，马亚里诺的注意力被木画框、毛玻璃和泡沫板吸引住。那枚邮票躺在一片巨大的黑暗中央，如黑夜般深邃。画框就此易主，暴雨般的掌声第二次在大厅里响起。马亚里诺感到后颈微微发痒，嘴里有什么从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