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程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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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大案揭秘试读：
第一案 严世蕃案：定罪是一门大学问
明嘉靖年间，御史弹劾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谋反，定罪时才发现没有任何证据。主审此案的刑部尚书黄光升立即改变策略，着手调查严世蕃把持朝政、贪污受贿、陷害忠良等罪行，他的这些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内阁首辅大学士徐阶却认为以这些罪行定严世蕃的罪行不通，还是在谋反罪上做文章。那么到底如何定罪才能将严世蕃送上断头台？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蹊跷？
第一回 老子无耻儿嚣张
严嵩，明朝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大学士，出了名的大奸臣。如果把中国古代的奸臣按照臭名昭著程度做一个排行榜，严嵩肯定会名列前茅。排在“奸臣排行榜”前三名的人物，逃不离严嵩、赵高、秦桧、和这几个人。
严世蕃案，必须得从严嵩说起。在民间传说和影视戏剧作品中，严嵩都是个大白脸，长得很猥琐，一看就是个大坏蛋。实际上，根据《明史·严嵩传》的记载，严嵩身材修长、声音洪亮，完全称得上是仪表堂堂。可见，一个人的外表和本质不一定是一致的。
严嵩是江西省分宜县人，书读得很好，书法也很好，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十五岁的严嵩就考中了进士，之后入选了翰林院。但是，此后的二十多年，严嵩仕途发展并不顺利。其中还因为身体原因“病休”了十年。严嵩可以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一个人在困境中的表现，最能体现他的本性。官员在仕途坎坷的时候，渴望获得提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每个官员都可以通过正常的手段得到提拔。但是，严嵩却迫切希望得到提拔，为达目的，做了一些不太见得了光的事情。他的人品很被人看不起。
当时掌权的内阁大学士夏言是严嵩的江西同乡。严嵩积极向夏言靠拢，态度非常恭谨，希望能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拔。夏言个性自负，为人比较高傲，不太看得起别人。一次，严嵩在家里摆下酒宴，盛情邀请夏言。时间到了，夏言还待在家里，根本就没有赴宴的意思。严嵩亲自跑到夏言府上相请，但是夏言辞而不见。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是怏怏而归，就是勃然大怒。但是严嵩并没有生气，而是表现得毫不在意的样子。他在夏府的大门口，铺开席子，跪在地上，拿出事先写好的文章，大声诵读起来。严嵩写了些什么呢？他大赞夏言，说夏言很了不起，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自己很仰慕崇拜夏言，希望夏言能赏光到自己家里赴宴。在现代人看来，严嵩这么做，有点过了，太夸张了。在明朝读书人看来，就不止夸张这么简单了，而是“无耻”！首先，严嵩的年纪比夏言要大；其次，严嵩比夏言早十几年考中进士。按照科举考场的规律，进士出身的文官最看重科举年份。早中进士的人是晚中人的前辈。早三届考中进士的人，是后来者的“老前辈”。严嵩在科举前后顺序上，就是夏言的老前辈。所以，不管是论年纪，还是科举场次，严嵩都不应该给夏言下跪，不应该如此谄媚、奉承夏言。大家知道严嵩的所作所为后都很看不起他。
但是，夏言刚愎自用，认定严嵩这么做是因为真的崇拜自己，他很感动，热情接纳了严嵩。有了夏言的帮助和推荐，严嵩很快向权力的高峰攀登，开始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
当时夏言是内阁首辅大臣，虽然刚愎自用，但是做事还算负责，还算为国家着想。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在历史上以闭门修炼著称。他可以一整年不上朝，却不能一天不炼丹修仙。嘉靖皇帝不仅自己迷信道教，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积极向其他人推荐，一点儿都不为国家着想。一次，嘉靖皇帝赐给夏言等五人每人一顶道冠。皇帝的意思是希望夏言等朝廷大臣公开戴道冠，引领信仰道教的风气。但是，夏言不这么想。夏言觉得，皇帝迷信什么自己管不了，可是作为内阁首辅大臣，自己要为国家负责，不能把大量人力物力和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宗教迷信活动上。况且，大臣有法定的朝服，穿戴有明确的规定，怎么可以用道冠搭配官服？那样太不伦不类了。所以，夏言公开拒绝戴皇帝赏赐的道冠，嘉靖皇帝知道后很生气。严嵩
第二天，嘉靖皇帝却惊喜地看到有一个大臣公开戴了道冠。不仅戴了，他还在外面罩一件轻纱，怕道冠蒙上了灰尘。这是多么虔诚、多么听话的臣子啊！这个人是谁呢？是严嵩。嘉靖看到严嵩这么做后对他大有好感。其他大臣看到严嵩这么做后大为厌恶。
从此以后，严嵩以拍马屁为专业，一心一意地献媚、取悦于皇帝。嘉靖迷信道教，严嵩就论证道教的好处；嘉靖渴盼祥瑞，严嵩就上奏说自己看到祥云显现。嘉靖举行斋醮仪式的时候，要写献给天神的青词。嘉靖认为青词是自己和上天沟通的重要渠道，是表达自己心意的主要工具，所以很看重青词的质量。严嵩就亲自学习写青词，他的文采学识很好，书法也好，很快就写得一手好青词。嘉靖皇帝觉得，天底下就属严嵩的青词写得最好，最能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嘉靖越来越离不开严嵩了。加上严嵩开始排挤夏言，在皇帝面前不断诬陷、造谣，很快就打败了之前的恩人夏言。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严嵩担任了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值班，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的揽权干政生涯。
这时候的嘉靖皇帝，在严嵩等人的怂恿下，越来越深居内宫“修炼”，不再临朝听政。极少有大臣能够见皇帝一面，很多大臣从当官到退休可能都没见过皇帝。只有严嵩一个人经常得到嘉靖的召见，有时候嘉靖皇帝一天给严嵩下好几道指示，同僚们都不知其中内容。因此，严嵩得以狐假虎威，肆意妄为。
严嵩把好不容易到手的权势，都用来贪污受贿、结党营私了。南京御史王宗茂曾弹劾严嵩“久持国柄，作福作威”(《明史·王宗茂传》)，吏部、兵部选拔文武官员，严嵩向他们每人索贿数百两银子。严嵩多次偷偷把财富运往南方老家，用金银做的人物塑像，高达二三尺，甚至连溺器都是用金银做的。在江西老家，严嵩父子广置良田，田产连成一片，遍布好几个州县。严嵩又在府邸后面建造石坎，表面上是用石头垒的，实际上下面埋的全都是金银。
对于不屈服、不听话的官员，严嵩就打压、陷害，毫不留情。因为严嵩最了解嘉靖皇帝的好恶、喜怒，常常借嘉靖之手，不留痕迹地把人给害了。比如，他对要排挤陷害的人，都先称赞其优点，而且还赞不绝口，表现出很欣赏、很爱护的样子，背地里却在皇帝面前微言中伤，或者让受害者在不经意中做一些让嘉靖皇帝讨厌或忌讳的事情。最后，受害者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对于自己的党羽，严嵩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舍弃。兵部尚书丁汝夔受严嵩的指使，在对蒙古作战时态度消极，指挥失措，使得明朝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事后，嘉靖皇帝要杀丁汝夔。严嵩怕他把自己供出来，信誓旦旦地对丁汝夔说：“有我在，你不用担心。”丁汝夔相信严嵩一定会帮自己，只要有严嵩在自己就不会有事，所以咬紧牙关，没把严嵩供出来，直到被押赴刑场了他才知道自己被严嵩骗了，但是已经晚了。
严嵩是个大坏蛋、大奸臣，是明朝官场的大老虎。而严世蕃就是大老虎严嵩的儿子，一头小老虎。他仗着老子的权势无恶不作。在干坏事方面，严世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点儿都没给他老子“丢脸”。
严世蕃的样子和他老子严嵩一点儿都不像。《明史·严世蕃传》说严世蕃的“尊容”是“短项肥体，眇一目”，也就是说严世蕃是短脖子，大胖子，还是个独眼龙。至于严世蕃的品性，《明史》用了四个字形容：“剽悍阴贼。”前两个字说严世蕃做事很凶、很狠、很高调，后两个字说严世蕃很有心机，喜欢来阴的。总之，严世蕃从外形到内里都是典型的坏蛋形象。
严嵩专权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因为早年仕途坎坷的缘故，严嵩入阁专权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十几年后，他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体力和精力都跟不上权力的需要了。各个衙门送上来文件，各级官员前来汇报请示，严嵩顾不过来，就说：“去找严世蕃。”就这样，严世蕃掌握了实权。严嵩狐假虎威，架空了嘉靖皇帝；严世蕃又鸠占鹊巢，夺了老子严嵩的大权。《明史·严世蕃传》说：“朝事一委世蕃。”
有了权力后，严世蕃把聪明才智都用在了两件事情上，一是捞钱，二是整人。他有一项特异才能，就是能把天底下官员的权力大小、油水多少，都计算得清清楚楚，并制定了一套标准，按照固定的标准向官员们索取贿赂。哪个职务每年应该“孝敬”自己多少财物，哪件政务经办者应该“奉送”自己多少银子，严世蕃都有一本账。谁不给，严世蕃就把他往死里整。而且，凡是严世蕃看上的东西，不拿到手他誓不罢休。
刑部主事张曾揭发：“户部每年发的边饷，本来是用来维持强大的军队的。但是严嵩辅政后，军费早晨出了户部的大门，晚上就进了奸臣的家门。朝廷每年的军费四成用在了军队，六成都被严家装入了私囊。我每次经过长安街，都看到严嵩家门口站满了边关的军官。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层层贪财索贿。严嵩的家人严年，就有超过数十万的家产，严家的财富可想而知。一边是私藏充溢，一边是边关的官兵在饥饿和寒冷中朝不保夕。”(《明史·张传》)
最后，严世蕃聚敛了数不清的财富，家里的地窖堆满了金银。一次，他带着严嵩查看装满了一个又一个屋子的金银财宝，看得严嵩目瞪口呆。严嵩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都想不到儿子严世蕃能聚敛这么多的财富。可见严世蕃的财富有多少！他曾经公开炫耀：“天底下还有谁比我有钱？”严嵩听到后，心底里开始非常担心，他隐隐觉得严家可能要败在儿子严世蕃的手里了。
严世蕃要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干什么用呢？用来花天酒地。
严世蕃有了钱，先买房。当时京城里没有房地产开发商，严世蕃就自己买地，自己造大房子。他在京城的府邸占地三四条街，单单水塘就占地数十亩。严世蕃整天在府邸里喝酒作乐，即使在母亲去世丁忧期间也毫不收敛。据说，明代小说《金瓶梅》就是影射严世蕃的，小说中的“西门庆”很可能以严世蕃为原型，因为严世蕃号“东楼”，小名“庆儿”。和荒淫无耻的西门庆相比，严世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有二十七房太太。
严世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高调。他是那种干坏事毫不掩饰的人，恨不得在自己脑门上写五个大字：我是大坏蛋！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看看严世蕃的高调、张扬：
嘉靖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是裕王朱载，也就是日后的隆庆皇帝。嘉靖皇帝跟他不是很亲近。因此，严氏父子对他也很冷淡。就连照例每年该给裕王府的岁赐，户部都因为没有严氏父子的命令而一连三年没给发放。裕王朱载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最后，大明王朝未来的皇帝，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东拼西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给严世蕃，严世蕃欣然接受，才让户部补发了岁赐。之后，严世蕃常常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当作段子向别人夸耀：“天子的儿子尚且要送给我银子，谁敢不给我送银子？”严世蕃的胆子真是大到了极点。
总之，严世蕃是一个劣迹斑斑、高调张扬的大坏蛋，名声非常差。《明史》说“士大夫侧目屏息”，迫于严嵩、严世蕃父子手握实权，绝大多数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但是，任何朝代都存在一小部分骨头特别硬的士大夫。他们对严嵩父子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结果遭到了严嵩父子的残酷镇压。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沈炼和杨继盛。
沈炼，浙江绍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当过好几个地方的知县。沈炼为人刚直，疾恶如仇，长期得不到升迁，后来被调到北京担任锦衣卫经历，实际是明升暗降。到了北京后，沈炼看到了许多严嵩父子的丑恶行径，对严嵩父子很厌恶，多次公开抨击他们两个人。看到大多数人都懦弱、退缩，沈炼挺身而出，写了一道《十罪疏》，弹劾严嵩，结果被处以杖刑，谪发居庸关守边。沈炼到了塞外，更加激烈地批判严嵩父子，很快在身边聚集了一批正直的人。沈炼就组织大家训练，期望有一日能为国所用。他以李林甫、秦桧、严嵩的样子，做了三个靶子，让大家瞄准练习射箭。严嵩父子知道后，恨得咬牙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严嵩命令党羽杀害沈炼。恰好当时抓获了一批白莲教教徒，招供出多名嫌犯。严嵩党羽就在嫌犯名单上列上了沈炼的名字。最终，沈炼和两个儿子都被冤枉杀害了。在一次公宴上，沈炼看到严世蕃酒灌群臣，心中大怒，也用酒灌严世蕃，因而惹怒严世蕃
杨继盛，河北容城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从中央的主事晋升到兵部车驾司员外郎。任兵部员外郎时，蒙古首领俺答汗数次带兵入侵明朝北部边境，严嵩及其党羽主和，与蒙古人展开马匹等贸易；杨继盛则写了《请罢马市疏》，驳斥严嵩及其党羽，要求强硬对外。结果，严嵩把杨继盛贬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当典史。典史是不入流的小官，是辅佐知县的小官。
一年后，蒙古人还是入侵了明朝边境。嘉靖皇帝这时候又想起了杨继盛，觉得他有先见之明，起用了杨继盛，半年左右调动了他四次职位。杨继盛很快就升迁兵部武选司郎中。照说杨继盛现在前途一片光明，只要和大多数人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但他偏不这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写了《请诛贼臣疏》。不用说，这里面的“贼臣”就是严嵩了。杨继盛历数了严嵩“五奸十大罪”，公开请求嘉靖皇帝诛杀严嵩。
很快，严嵩假传圣旨，将杨继盛廷杖一百，再投入死囚牢。廷杖的棍子都是大棍子，一般人打个三四十棍就血肉横飞了。杨继盛就被打得伤筋断骨，入狱后伤势很重。一位同僚实在看不下去了，偷偷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告诉他：“用此物可以止痛。”但杨继盛拒绝了，说：“我自有胆，何必蚺蛇哉！”半夜，杨继盛痛醒了。他打碎了瓷碗，用碎碗片自行割下了身上伤口的三斤烂肉和两条断筋。巡夜的狱卒打着灯笼看到这一幕，吓得脚都软了，差点瘫倒在地上。而杨继盛“意气自如”，一点儿都不屈服。严嵩及其党羽想要他死，杨继盛偏要顽强地活着。严嵩本想让死牢恶劣的环境杀死杨继盛，但杨继盛却活了三年之久。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严嵩看到了一个党羽送来的论罪奏疏，上面写着两个嫌犯的名字。严嵩突然想起了杨继盛，就在二人名字后面加上了第三个名字：杨继盛。十月初一，杨继盛被公开处决。杨夫人知道后，自缢殉夫。杨继盛夫妻得到了民间的普遍同情，杨继盛被看作“反击严嵩第一人”。审问和处决杨继盛的时候，有大量的百姓围观。人群塞满了大街小巷，大家都叹息不已，还有人控制不住流下泪来。舆论一边倒地同情杨继盛、沈炼等人，厌恶严嵩父子。严嵩父子已经失去了人心，离倒台也就不远了。杨继盛
第二回 父子倒台
邪恶不可能永远占据上风。严嵩掌权二十多年，身边吸引了一群卑鄙小人，亲信党羽占据了各个要害部门，逐渐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嘉靖皇帝虽然是个“甩手掌柜”，整天迷信道教，连续好几年不上朝，但他不是白痴。他身上流淌着专制帝王特有的血液，那就是对绝对权力的敏感。皇帝的权威、享受，乃至性命，都来自绝对的权力。一旦失去了绝对的权力，皇帝的一切就都受到了威胁。所以，每一个正常的皇帝都不能忍受皇权受到分割和侵蚀。而严嵩二十多年的操纵朝政、安插党羽，终于触动了嘉靖皇帝敏感的神经。
从表面上看，嘉靖皇帝还是对严嵩礼敬有加，但是不再完全相信他的话了。偶尔，嘉靖会突然挑出一两件政务来亲自处理。严嵩不能再像原来那样随心所欲了。同时，嘉靖提拔了徐阶进入内阁。
徐阶是江苏华亭人，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松江人。他是探花出身，也就是科举考试的第一甲第三名。科举高中后，徐阶青云直上。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徐阶的青词写得非常好。我们知道，嘉靖皇帝迷信道教，非常看重青词。严嵩排挤夏言，获取实权的一大法宝就是写青词。而徐阶写青词的能力一点都不逊色于严嵩，而且徐阶的年纪比严嵩小很多，体力和精力都很旺盛，青词的产量和质量很快就超过了严嵩。嘉靖皇帝开始逐渐亲近徐阶。第二，徐阶这个人为人处世周到稳重，城府很深。他很会办事，而且会把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好。而严嵩这一边，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逐渐跟不上嘉靖皇帝的心意和想法，出现的纰漏越来越多，逐渐被徐阶找到了排挤、攻击的把柄。
当时嘉靖皇帝越来越迷信道教，言行越来越古怪，下达的手诏，语言难以理解。严嵩老眼昏花，反应迟钝，常常理解不了嘉靖的意思。遇到这种情况，严嵩常常派人紧急召严世蕃商量。好在严世蕃有点小聪明，多次揣摩对了嘉靖皇帝的心意，总算没让严嵩出丑。后来，严嵩的妻子欧阳氏逝世，严世蕃理应护丧归葬。严嵩离不开严世蕃，奏请皇上让儿子留在京城的府邸中守丧。嘉靖皇帝批准了，但要求严世蕃老实地待在家里守丧，不许外出，更不许进出内阁处理政务。严嵩遇到难题，只好紧急派人送回家，让严世蕃处理，再把处理意见拿回内阁来看。这样一来，难免耽误事情。加上严世蕃每天在家中纵情玩乐，好几次严嵩送来难题，严世蕃不是喝得大醉，就是正在玩乐，没有及时处理。严嵩看时间来不及了，不得已只好自己动手，结果多次忤逆了嘉靖皇帝的心意。严嵩自己写的青词，又被徐阶给比了下去，结果他逐渐失去了皇帝的宠信。
这时正好发生了万寿宫失火事件，严嵩进一步失宠。万寿宫是嘉靖皇帝的主要居所，失火后严嵩奏请皇帝暂时搬迁到南城离宫居住。所谓的南城离宫，其实是明朝中期囚禁明英宗的地方。当时爆发了“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虏。北京城没有了皇帝，大臣们就推举明代宗为新皇帝。后来明英宗被蒙古人放了回来，回到北京发现紫禁城换了主人，自己成了多余的人。明代宗尊明英宗为“太上皇”，把他安排在南城的一处府邸居住。这处府邸就被称为南城离宫。因为背后有这么一段历史，所以在迷信思想很重的嘉靖皇帝看来，南城离宫是非常不吉利、非常不适合居住的地方。他很厌恶严嵩的这个提议，甚至怀疑严嵩这么提议别有居心。明英宗朱祁镇
徐阶则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建议，就是加班加点修缮万寿宫。嘉靖皇帝立刻同意了。徐阶马上调集人力物力，加上指挥得当，在极短的时间里修复了万寿宫，恭恭敬敬地把嘉靖皇帝请回来居住。经过这么一折腾，嘉靖皇帝更加亲近徐阶，遇到事情多数时候都请教徐阶，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才转交给严嵩处理。严嵩的实权迅速丧失了。
天下官民早就恨透了严嵩父子。如今看到严嵩丧失了实权，原先被压制着的怒火现在纷纷燃烧了起来。有御史弹严世蕃在母亲欧阳氏丧期内，放纵淫乐，大不孝。又有人弹劾严嵩父子不法。在这个节骨眼上，徐阶也使了一些手段。迷信道教的嘉靖皇帝宠信道士，当时正宠信一位姓蓝的道士。徐阶就拉拢蓝道士。有一次，严嵩即将入宫奏事，蓝道士神秘兮兮地对嘉靖皇帝说：“我测算出来，即将有奸臣出现！”不一会儿，严嵩就出现在了嘉靖面前。这种情况，你让迷信的嘉靖皇帝怎么想？接着，著名御史邹应龙，上疏全力弹劾严嵩父子，揭露严嵩父子种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他还发下毒誓：“如臣所说不符合事实，请斩下臣的首级来向严嵩、严世蕃谢罪。”
最后，嘉靖皇帝还算是照顾到年过耄耋的严嵩的面子，降下圣旨，表面上是说严世蕃的问题，责备严嵩溺爱儿子，有负皇上眷爱和倚重。圣旨还安慰了严嵩一番。接着，嘉靖笔锋一转，对严嵩说，你的年纪也实在太大了，就退休回家养老吧。严嵩就这么被解除了职务。很快，被嘉靖点名认定有问题的严世蕃被革职，还被判决发配广州雷州充军。
随着严嵩被彻底赶出权力核心，严世蕃这头小老虎立刻变成了一只小苍蝇，不但没有了实权，还被发配到当时算是边远地区的广东。但是严世蕃毕竟是一个“高调的坏人”，高调的本性改不了。别人在落难的时候，会夹着尾巴做人，可严世蕃即使在充军的路上也一样张扬、高调。还没走到广州就中途返回来，跑回老家继续当他的房地产开发商了，而且还大兴土木，打造安乐窝。嘉靖皇帝朱厚
士大夫们早就对严世蕃怀恨在心了，现在抓紧机会要置他于死地。严世蕃和严嵩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大老虎严嵩，严世蕃怎么可能任意胡作非为？所以，他们攻击严世蕃，意在严嵩，是为彻底扳倒严嵩做助攻。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御史林润弹劾严世蕃胡作非为。林润给严世蕃罩上了一个很大的罪名——谋反，说严世蕃有“不臣之心”，日夜与亲信罗龙文诽谤朝政，将有不测之变。这奏折一递上去，朝野上下的眼睛都聚拢了过来。大家知道，一场打老虎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嘉靖皇帝接到弹劾后，下旨将严世蕃逮捕入狱，命令三法司会审此案。三法司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中央司法部门，只有官司打到最高级的疑难杂案和全天下关注的大案、要案，才由三法司会审。可见，嘉靖皇帝对严世蕃的案子很重视。
一听说要会审严世蕃了，士大夫们都很高兴。因为严世蕃罪行累累，早就天怒人怨，人人都想杀他。会审还会让严世蕃逃掉？朝野都希望这次能把严世蕃斗死，铲除严嵩父子的势力。可三法司的各位官员拿到林润的奏折，集体傻眼了。
原来，林润提供不了任何证据。他在奏折里说：“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也就是说，林润只是“听人说”严世蕃要谋反，压根儿就没有证据。在古代，御史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风闻言事”，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御史的一项特权，是为了充分发挥御史的监察职能。举报可以没有证据，可是定罪必须要有证据。既然没有证据就不能给严世蕃定罪，三法司的官员被难住了。怎么办？
三法司的核心部门是刑部。在明清两代的这三个部门中，都察院负责监察，大理寺负责复核，具体的审判定罪由刑部负责。而且，刑部人多势众，又和地方司法刑狱部门对接，把持着司法行政实权。所以明清两代的司法实权掌握在刑部手中。三法司会审往往由刑部尚书主导。而此时的刑部尚书叫黄光升。也就是说，严世蕃案的难题，摆在了黄光升的面前。
黄光升，福建晋江人，进士出身。他这个人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书读得很好，当官后非常重视教育；第二个特点是做人刚正不阿，做事坚持原则，一是一二是二，非常认真。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看黄光升的为人处世。黄光升考中进士后，得到的第一个官职是浙江省湖州长兴县知县。明代的进士，都希望进入翰林院或者留在北京各部当京官，都不愿意去地方当知县。因为，当知县不仅晋升没有希望，前途不好，而且事情特别多，工作特别累，弄不好就出问题，受到处分。被分配到地方当知县的新科进士，不是哭丧着脸，如丧考妣，就是找各种借口不愿意上任，要求调整工作。
黄光升则完全服从分配，立刻就到浙江上任。长兴县的情况特别复杂，政务繁忙。一方面是赋役繁多，征税任务非常重；另一方面是地方官吏和豪强勾结在一起，欺压贫民，社会矛盾突出。黄光升到了长兴后，亲自阅读档案材料，清理税负，找问题，抓落实，把老百姓纳税的标准和数额定得清清楚楚，同时公开宣传，严禁基层小吏和豪强暗箱操作，转嫁负担。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需要做工作的人有极强的责任心，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还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黄光升就做到了这些，长兴县的税负为之一清，等他离任的时候，全县政治清明，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官员工作的时候，难免要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来送礼求情拉关系。不管是谁，黄光升就事论事，拒绝收礼。亲朋好友一开口说情，就被他骂回去。久而久之，送礼求情的人都不敢打黄光升的主意了。社会上公认黄光升是“讼庭如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所以等徐阶掌权后，他就支持黄光升出任刑部尚书，主管天下司法刑狱。如今，徐阶又把严嵩、严世蕃父子的案子，交给了黄光升处理。
那么，黄光升会怎么处理严嵩父子呢？他之前和严家父子有过什么恩怨呢？
严嵩掌权期间，黄光升依旧刚正不阿，没有对严家父子奉承拍马、送礼行贿，没有做出出卖良心的事情。但是，黄光升并没有揭发、弹劾严家父子，没有和严家父子产生直接矛盾。严嵩父子没有陷害黄光升。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黄光升长期在地方当官，迟迟没有得到升迁，没有在京城和严嵩父子共事。而且，黄光升的名声很好，深受舆论好评，严嵩父子颇为忌惮，所以没有对黄光升下手。
虽然黄光升和严嵩父子没有直接冲突，但是他对严嵩父子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一直有为朝廷除害、为天下除害的心思。他也和舆论一样，非常希望借此拔除严嵩父子及其党羽这个社会毒瘤。黄光升太想要严世蕃死了，他觉得没有严世蕃谋反的证据没关系。既然案子转到了我们刑部，我们虽然不能给严世蕃定谋反的罪，但我们可以说在查案、审讯过程中发现了严世蕃罪行累累，不愁找不到其他方面的罪证置他于死地。
于是，黄光升给严世蕃案的审讯和定罪，立下了一个总思路：彻查严世蕃的罪行。
之前我们说过，严世蕃的一大特点是高调。他胡作非为从来不避讳，所以干的坏事一桩桩一件件都摆在那里。贪污、受贿、道德败坏、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就不说了。严世蕃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陷害忠良。遭到严家父子陷害、家破人亡的大臣，经粗略统计就有三四十人。其中沈炼、杨继盛都是著名的忠臣，冒死检举严嵩父子的罪行，反而被严嵩父子诬陷入狱，严刑摧残，最终惨遭杀害，深得舆论同情。官民都非常支持给这些忠臣翻案。
现在，事实证明这些忠臣都是被严嵩、严世蕃父子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的。黄光升和三法司的官员们打算从“陷害忠良”入手，给严世蕃定罪。这么做，一来证据很多，二来容易赢得舆论支持，三来罪名比较重，可以置严世蕃于死地。
于是，三法司的官员们根据实际情况，给严世蕃定了把持朝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制造冤狱陷害忠良等罪名，最重要的罪名是陷害忠良。大家搬出沈炼、杨继盛等人的案子，说明他俩是如何忠君爱国，严世蕃如何诬陷忠臣，又是如何残酷摧残他们的。
三法司商量好后，黄光升拿着结果向已经是内阁首辅的徐阶汇报：“徐大人，我们决定这么处理严世蕃的案子，您觉得怎么样？”
徐阶翻了一下案卷，问：“你们给严世蕃定的是谋逆，还是陷害忠良啊？”
黄光升回答：“陷害忠良，事实都摆在那儿，清清楚楚。”
徐阶就问：“黄大人是想置严世蕃于死地呢，还是要为他开脱啊？”
黄光升回答：“当然是要杀严世蕃啊！”
徐阶说：“可是，黄大人如此定罪，分明是在为严世蕃开脱啊。我怕这个结论递交给皇上后，严世蕃就能轻轻松松骑马离开北京城，诸位大人却要锒铛入狱了。”
徐阶为什么这么说呢？三法司的官员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拟定的结果，为什么在徐阶看来不行呢？严世蕃在监狱里，听说三法司把沈炼和杨继盛的旧案翻了出来，竟然在狱中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第三回 定罪是个技术活儿
严嵩被嘉靖皇帝勒令退休，严世蕃随之失势，却本性不改，依然胡作非为。御史弹劾严世蕃谋反。以黄光升为首的三法司虽然没有找到严世蕃谋反的证据，但根据实际情况，给严世蕃定了把持朝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制造冤狱陷害忠良等罪名。黄光升拿着初步结论向内阁首辅大学士徐阶请示妥否。徐阶却说“黄大人，你这是在替严世蕃开脱”，这一句话就把黄光升给搞糊涂了。
徐阶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三法司给严世蕃定的罪，一探究竟。
第一条是把持朝政。
明朝立朝之初，就确立了皇帝高度集权的制度，建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监督百官，又废除丞相制度，建立内阁制度作为皇帝的顾问机构。内阁大学士本质上是皇帝的顾问，给皇帝出谋划策。可在实践中，皇帝遇到问题，往往要内阁先提出处理意见，称为“票拟”，自己则根据内阁的意见写圣旨。皇帝不可能事事都清楚，加上精力有限，逐渐地就变成基本按照内阁的票拟来处理了。遇到一两个偷懒或者平庸的皇帝，就干脆照抄内阁的意见。如此一来，内阁掌握了实权，内阁大学士就变成了事实上的丞相。
从理论上来说，明朝的君主专制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制度运行正常，皇帝是不可能大权旁落的。当时的嘉靖皇帝掌握了所有权力，严嵩、严世蕃等人是不可能把持朝政的。但是，任何专制体制，对独裁者的个人要求都很高。君主专制体制要想按照理论设计平稳运行，必须要有一个精力充沛、能力出众、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的皇帝。比如，汉武帝时期的文字都写在竹简上，汉武帝每天要处理几百斤的竹简；到了清朝中期，雍正皇帝每天要处理公文到深夜，平均每天睡不了三四小时。同时，雍正皇帝常常一天接见官员三四十人，每人即使只谈个十分钟，一个白天就过去了。所以，皇帝的工作强度非常大。雍正皇帝暴毙身亡，很有可能和他承受的高强度脑力劳动有关。可惜的是，这样的皇帝几百年才能遇到一个，多数皇帝都不好好工作。明朝当时的嘉靖皇帝就是个甩手掌柜，整天躲在深宫，沉迷于自己的道教，哪里有心思处理政务？话说回来，嘉靖皇帝也没有能力推动整个体制的高效运转。因为专制程度越高，对独裁者的能力要求也就越高。嘉靖皇帝没能力，也没有心思去推动君主专制体制高效运转。
好了，现在你说严世蕃把持朝政，就等于指出了内阁制度有问题，便利了个别人揽权，就等于在说嘉靖皇帝不理朝政、荒废政务，等于在批评皇帝没有能力、没有心思好好工作，等于是说明朝现在的政治体制失灵了。你说，嘉靖皇帝愿意听到别人告诉他大权旁落吗？
三法司给严世蕃定的第二条罪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严世蕃的钱是怎么来的？各地各部门的官员，包括宗室王爷们，为了求他办事，行贿的。可是严世蕃本身只是工部的侍郎，法定权力不大，实权却很大。那么，他的实权是哪里来的呢？再推理下去，就又牵涉嘉靖皇帝没有当好皇帝，导致大权旁落的问题了。
再说了，向严世蕃行贿的官员，虽然有的已经被处理了，但多数还在位。追究严世蕃受贿，势必牵涉这些行贿的人。万一追究起来，或者万一严世蕃把巨额财产的来源一五一十都交代清楚了，那得牵涉多少人啊？万一严世蕃崩溃了，把违法乱纪分子都供了出来，估计审讯的官员就要崩溃了。
所以，说严世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不仅牵涉嘉靖皇帝，还容易得罪难以计算的行贿的人。这第二条罪名也不行。
三法司给严世蕃定的第三条罪是陷害忠良。
严世蕃陷害忠良，铁证如山。但是，严世蕃也好，严嵩也好，都没有杀人的权力。生杀予夺大权，只掌握在皇帝手里。所有被杀害的忠臣，从被捕入狱到押赴刑场砍头，都走了“合法手续”。沈炼，不但当场受到嘉靖皇帝呵斥，还遭到了廷杖。沈炼也好，杨继盛也罢，都有嘉靖皇帝下令杀头的圣旨。真追究起来，嘉靖皇帝才是真凶，严世蕃不过是帮凶。
你说严世蕃陷害忠良，不就是说嘉靖皇帝瞎了眼，分不清是非曲直了吗？那问题就大了。之前我们分析过，君主专制体制的正常运转，皇帝发挥着核心作用。皇帝的能力、品行是整个体制运转的客观条件，也是体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为，皇帝人品贵重、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素质高超，所以大家都拥护他，相信他能带领着国家和百姓走向美好的未来。现在，严世蕃的罪名暴露出皇帝竟然是一个善恶不分、滥杀忠臣的昏君，在逻辑上就动摇了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合法性。
说严世蕃陷害忠良，就是说嘉靖皇帝是昏君，就是抨击整个大明体制。
这么一分析，三法司给严世蕃定的罪名，的确不恰当。严世蕃的这三宗罪都牵涉嘉靖皇帝，容易让人联想到整个大明王朝病入膏肓。嘉靖皇帝肯定接受不了。《明史》说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就是说他是一个刚愎自用，不喜欢别人揭短的人。三法司的定罪意见无疑撞到了枪口上，是不会被嘉靖皇帝接受的。如果皇帝不认可三法司的定罪，那严世蕃不就是无罪之人了吗？徐阶说：“如果各位将案子就这么递上去，恰恰是要放严世蕃出来。杨、沈冤狱，都是严嵩巧取圣旨办理的，现在说它们是冤案就是指责皇上的过错。只怕结果是严世蕃骑着马高高兴兴回家去，你们几位大人要遭不测了。”
严世蕃劣迹斑斑，铁证如山，可就是不能定罪，因为君主专制体制已经扭曲了真相，很多问题我们不能用正常的逻辑来思考。给严世蕃定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门艺术。
那严世蕃的案子，究竟应该怎么判呢？
徐阶有主意。他给三法司和黄光升指出了一条思路：巧立名目，声东击西。
嘉靖皇帝虽然懒惰而且迷信，是明朝有名的昏君，但权力欲很强。和所有皇帝一样，嘉靖不允许有人威胁皇权，侵犯自己的权威。严嵩父子把持朝政数十年，自觉不自觉地就触犯了嘉靖敏感的权力神经。徐阶指引黄光升沿着这个思路把案子办下去。严嵩、严世蕃已经被嘉靖皇帝认为侵犯了皇权，痛打落水狗应该不是难事，只要在嘉靖皇帝的敏感神经上再扎一针就可以了。
黄光升听了徐阶的解释，一时半会儿领会不了，不知如何是好。徐阶就亲自提笔，给严世蕃写了一个新罪名：谋反。
这个罪名延续了御史林润弹劾的思路。可是之前三法司的官员没有找到严世蕃谋反的证据，怎么办？徐阶的过人之处是，他搬出了证据：
第一，严世蕃在江西老家，挑了一块据说是有王气的土地，盖了一座“制拟王者”的府邸，居心不良。这是一条有据可查的证据，是过分高调的严世蕃主动送给徐阶的把柄。
徐阶接着说第二条证据，严世蕃的亲信罗龙文和勾结倭寇的著名汉奸汪直有亲戚关系，严世蕃也就与倭寇挂上了钩，企图里通外国。罗龙文组织死党五百人，准备护送严世蕃投奔日本。
嘉靖年间，倭寇乱起，朝野以日本为死敌。说严世蕃投奔日本，容易引起朝野愤怒和皇帝的憎恶。但是说严世蕃要逃亡日本，估计很多人会表示怀疑。当时的日本，生活条件远低于中国，而且处于战乱时代。严世蕃为什么放着江南富贵乡、烟雨繁华地不住，要逃到日本去自讨苦吃？至于五百名死党，没有名单也没有供状，是不是存在都很可疑。
别人怀疑没关系，徐阶马上又搬出了一条证据。严世蕃曾经有个亲随叫牛信，后来在山海卫担任军官，最近弃职北逃，企图“诱致外兵”，响应严世蕃的谋逆行为。这条证据充分显示出了徐阶办事细致，城府很深。他很留意收集信息，同时把这些信息与自己的目的联系起来。之前，他知道有一个叫牛信的山海关军官失踪了，这个人恰好和严世蕃有关系，于是顺理成章在他头上安一个勾结外敌、响应叛国的罪名，而且死无对证。
看完以上这些似是而非的证据，估计很多人即使心存怀疑，也开始暗地里嘀咕严世蕃是不是真的有谋反和叛逃的嫌疑了。嘉靖皇帝的心里，估计也有类似的疑问。
马上，徐阶又提供了一个重磅证据，坐实了严世蕃图谋不轨，想造反。徐阶写了第四条证据，严世蕃与宗室朱典私底下交往密切，招募亡命之徒，训练私人武装，密谋造反。
朱典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年初被废的伊王。伊王这支血脉出自朱元璋庶出的小儿子，封地在洛阳，以当地的伊水得名。朱典这个人贪婪无度，残暴自负，公开地欺压官吏，抢夺财富。官吏有不听朱典的话，或者满足不了朱典要求的，朱典就千方百计地说他们的坏话，捏造种种事实，恶人先告状，不让他们罢官撤职不罢休。官员们经过洛阳境内，伊王府的人就会追上来，拦住去路，责问“为什么不去参拜伊王”。官员去了，就会受到伊王的侮辱和非礼。所以，伊王在朝野的名声非常差。官吏缙绅往来，都绕开洛阳。明朝皇帝却一直默许、纵容朱典为非作歹。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历代皇帝看重同宗血脉，而是和明朝的宗藩制度及其目的有关。
如何安置宗室成员，是历代皇帝头疼的敏感问题。历朝历代的政策都在重用和压制两端之间摇摆。明朝成立初期，朱元璋大封儿子到各地为王，给予他们很大的权限，希望他们能够拱卫朝廷。部分亲王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结果很快就爆发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于地方，推翻中央，篡夺了皇位。之后的明朝皇帝吸取教训，不允许宗室亲王拥有实权，也不给他们历练的机会，只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好吃好喝供养着，就是不让王爷们办事，也不鼓励王爷们学习。结果造成宗室王爷们消磨雄心壮志的同时，能力迅速退化，道德水平迅速败坏，退步成了社会的寄生虫。明朝的皇帝却觉得这样的宗藩制度达到了目的，那就是消除血脉亲戚对皇位的觊觎和威胁。
所以，当朱典这样的宗族败类为非作歹的消息传来，嘉靖皇帝一点儿都不关心。不就欺负当地官吏，侮辱过路官员吗，又不会威胁嘉靖的皇位。而且王爷们的名声越差，对皇帝的权威越没有威胁。嘉靖皇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了。
后来，朱典做得越来越过分。他借口修建新王府，夺取民宅。郎中陈大壮与王府相邻，不愿意让出自己家。朱典就派出数十人和陈大壮同住一间屋，夺取陈大壮的饮食，把一个朝廷命官给活活饿死了。而且，朱典下令关闭洛阳城门，挑选了七百多名民间女子，从中挑选九十名供自己享乐，其余人通知其家人拿钱赎回。最后，朱典建造了一座“崇台连城，拟帝阙”的新王府。这是明显逾制，御史纷纷弹劾朱典。永乐帝朱棣
嘉靖皇帝也觉得朱典做得太过了，下令革除伊王三分之二的俸禄，拆除僭越的宫城，归还民间女子，把犯罪的打手、爪牙交给地方官员审判定罪。朱典拒绝执行。朝廷多次发牒催促，朱典竟然说：“牒子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补棺材的。”这下，嘉靖觉得朱典越界了，触犯了皇权，下令会审朱典。大臣们一致认为朱典荒淫残暴，不守臣礼，给予“禁锢高墙，削除世封”的处分。嘉靖欣然同意，撤销了伊王的封地，把朱典及其儿子安置到开封监管。
徐阶把严世蕃和朱典这么一个在民间声名狼藉，肯定没有人同情，在皇帝心中又是触犯皇权的角色联系在一起，不仅让嘉靖增加了对严世蕃的厌恶，怀疑严世蕃、朱典两人勾搭成奸，图谋不轨，而且为朝野痛打了两只落水狗，不会牵涉旁人，引起他人的反感。
其实，严世蕃这个人虽然高调、张扬，但要说他勾结宗室、训练军队、里通外国准备造反，还真可能没那个胆子。但是，嘉靖皇帝最害怕的就是“谋反”两个字，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更何况，嫌疑人还是自己讨厌的人。
徐阶搬出来的四条证据，没有牵涉其他人，很容易被官场接受。嘉靖皇帝也很认可这个结果，没有波及他，还可以借机把揽权结党、侵犯皇权的严氏一党彻底铲除，何乐而不为呢？可见，强中自有强中手，徐阶能够接替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是有道理的。
黄光升按照徐阶的草稿，向嘉靖皇帝报告。严世蕃在监狱中听说后，大惊失色，说了两个字：“死矣。”
果然，嘉靖皇帝很快批准了三法司的报告，大笔一挥，判决严世蕃等人斩首，严家抄家，所有家产没收。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因谋逆罪被斩首，严家被抄家，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余两，其他珍宝、器物价值数百万两。老百姓拍手称快。严嵩虽然没有被法办，但是被扫地出门。八十五岁的老人，无人肯收留，也无人肯可怜，只好流落街头。又过了两年，严嵩垂老有病，在墓舍寄食而死。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严嵩父子虽然死了，被他们残害的忠良还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嘉靖皇帝死后，隆庆皇帝继位。翻案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徐阶采取了一种既低调又高调的方式，为杨继盛、沈炼等人平反。说他低调，是因为翻案过程并没有提什么陷害忠良，也没有涉及细节，更没有否定嘉靖皇帝。徐阶只是借新皇帝登基，抚恤老臣的机会，主持追封杨继盛为太常少卿，谥号忠愍，给予祭葬，也就是朝廷为杨继盛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和重新安葬仪式。朝廷还直接任命杨继盛的一个儿子当官，当作对忠良之后的褒奖。同时，沈炼被追封为光禄少卿，谥号也是忠愍。此外，地方上都奉命修建了杨继盛、沈炼的祠堂，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
回顾严世蕃案，我们清楚地看到权力因素对司法审判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无形的，已经深入古代官员的潜意识里。在古代政治中，皇帝占据绝对的核心地位，集最高立法权、司法权和监督权力于一身。司法程序的完成，必须得到皇帝的同意。所以，官员们在司法过程中，自觉地揣测皇帝的意思，而不是忠于真相。这一点在类似严世蕃案这样的重大、敏感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尤其明显。隆庆皇帝朱载垕
第二案 张福弑母案：权力夹缝中的小人物
明嘉靖年间，一位名叫张柱的年轻人被东厂指控杀人，尽管张柱矢口否认，东厂还是在没有口供和画押的情况下企图以张柱杀人结案。嘉靖皇帝为此下了好几道圣旨，反复指导案子的审讯，引起朝廷多个部门的激烈博弈，多位大臣因此被革职罢官。那么，这起命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北京城里的一起普通杀人案又为何会惊动东厂和嘉靖皇帝呢？
第一回 老实人被冤枉
明代嘉靖年间，鼓楼是北京城的闹市区。从鼓楼往西有一条街市，名叫西斜街。街道的中部有一条小胡同，住着一个叫张柱的小伙子。张柱老实憨厚，与父母相依为命，因为家境贫寒，起早贪黑贩卖水果为生。他常常凌晨三四更就起床，趁着大地沾染露水的时候，赶到后海采集鲜莲蓬、鲜慈姑等水鲜。
嘉靖八年(1529年)的夏日的一个凌晨，张柱背着水果筐，踩着四更天的露水，就往后海赶去。天还暗着，张柱只顾赶路，突然被地上什么东西绊了一跤，扑通一下跌倒在地上。张柱爬起来，想看看地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他仔细一看，发现地上有个黑影，走近前去一看，地上趴着一个人。他以为是个醉汉，伸手碰碰那人，感觉对方的身体已经冰凉了。张柱心中暗叫“不好”。只见地上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子，身穿粗布衣服，倒在血泊之中。张柱吓得慌忙后退，刚想用手捂住鼻子，突然发现自己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他大叫一声，跳了起来，丢下筐子和采集水鲜用的镰刀，拼命往家里跑去。
张柱跌跌撞撞进了家门，把老母亲给吵醒了。母亲问他出什么事情了，张柱吓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脱下沾满鲜血的靴子就上床躺着发抖去了。现今的北京鼓楼
没过多久，张家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敲门声，一声紧似一声。原来，早晨出来巡逻的东厂差役在胡同口发现了无名女尸，找人辨认是住在胡同里的张孙氏。死亡时间推断是凌晨时分。差役们根据现场散落着的水果筐、一把锋利的镰刀，还有一串血脚印指向张柱家中，认定张柱有重大杀人嫌疑。东厂差役蜂拥而来，等不到开门，就破门而入。他们在张家搜出了沾满鲜血的靴子和惊魂未定的张柱，当场就拿出铁链将张柱套牢，抓回东厂审问。
进了东厂，张柱清醒了过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他一再申辩自己是凶案的发现者，不是凶手。差役们听他说得合情合理，看他的模样也不像是杀人越货的歹徒，所以就把案子上报给了当值的理刑百户李青。李青查问了案情，认定张柱就是凶手，吩咐上重刑严刑逼供。东厂可是一个魔窟，凡是人们想得到的刑具和逼供方法都有，人们想不到的变态刑罚也有。可张柱忠厚老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拷问好几个回合，还是那么几句话。老虎凳也坐了，辣椒水也灌了，张柱就是不承认杀人。最后，负责这案子的百户李青熬不住了，干脆在没有张柱招供画押的情况下，武断地把案子以张柱杀害张孙氏的结论结案。然后，东厂把这个案卷上报给了嘉靖皇帝。
讲到这里，有读者可能会问：北京城里的凶杀案，为什么要由东厂来直接审讯，然后直接汇报给了皇帝？难道民间的案子不应该由地方州县衙门先审讯，然后层层上报给刑部吗？这就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明朝北京城特殊的审讯制度了。
在明代司法体系中，一般的人命案子还是要走地方州县衙门初审、省级官府复审、中央刑部终审的程序。刑部衙门在整个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发挥核心作用。但是，在北京城里，这套审讯程序就不起作用了。因为东厂占有特殊地位，气焰嚣张。明朝初期，在正常的司法体系外，建立了东厂，专门监视朝野和社会。北京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首都无小事，任何事情都可能关系重大。所以，北京城处在东厂的全方位监控之下，无论事情大小，理论上都会报告皇帝。有时候，百姓家里因为柴米油盐的琐事发生争吵，紫禁城里没多久就传开了。比如，张三到李四家赌博，因为王五出老千，他们三个人打起来了。这事儿，皇帝都知道。我们可以想象，东厂对北京城监控得有多么严密。东厂对北京城发生的很多事情，比地方官员都熟悉。在这种情形下，北京发生的大小案件，很多都由东厂直接侦查、审讯。皇帝也允许东厂干涉正常的司法。所以，东厂不仅办理谋反、叛逆等政治大案，也处理一般的民间刑事案件。现今的北京东厂胡同
东厂，不仅是一个监察机构，还是一个特务机关、秘密警察机构和情报中心。它的地址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现在我们都知道明朝有一个锦衣卫，那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监察和特务机关。影视剧对锦衣卫塑造得比较多了。实际上，明朝东厂的地位在锦衣卫之上，锦衣卫通常要接受东厂的指挥。两者合称“厂卫”，厂在卫之前。皇帝任命自己最信任的太监担任东厂首领，叫“提督东厂太监”，朝野俗称“厂公”，或者“督主”。担任过厂公的都有哪些人呢？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等。你看看，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大权臣，恶贯满盈的大太监。由此也可见东厂的权势。
东厂只对皇帝负责，不经正常程序，随意监督缉拿臣民，这就打开了太监干政的大门，激起了朝野大臣的反感和抵制。
那么，东厂和刑部是什么关系呢？东厂和刑部其实没有业务关系，前者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构，后者是朝廷的司法机构；它们也没有上下级关系，前者属于内廷，由太监负责，后者是传统的六部之一，由文官负责。它们的关系是一种间接关系，东厂直接审讯的案件，结案后要先上报皇帝，然后由皇帝转发给刑部，走完正常的终审程序。明朝中央集权制度
明朝皇帝设立东厂的动机，就是对正常的官府体系和官僚群体不满意，所以另外设立了特务机关，直接掌握、插手具体事务。皇帝更信任东厂，东厂权限更大，办事情更直接，效率更高，这就让东厂具有巨大的“额外权力”，势力如日中天，监察百官，掌握部分武装力量，对朝野百官颐指气使。皇帝也默许东厂这么做，默认这种状态。
具体到张柱的案子，东厂百户李青认定张柱是杀人凶手后，就以东厂的名义向皇帝奏报了案情。嘉靖皇帝接到报告后，按照惯例发给刑部走程序。
刑部接收了卷宗和人犯后，不敢怠慢，马上启动司法程序。案子的证据似乎都指向张柱，但是张柱大喊冤枉，坚持自己没有杀人。刑部差役们经验丰富，恐吓、拷打张柱，但张柱就是不承认自己杀人。没有人犯的供状，案子就不能正常了结。刑部办事还是比较规矩，官吏们坚持依法办事，讨论后奏请嘉靖皇帝，说这个案子还有疑点，需要再审。嘉靖皇帝也没有多想，同意了。刑部郎中魏应召奉命主审。
案子在东厂和刑部转来转去的时候，西斜街胡同的张家，张柱的母亲早哭得昏天黑地了。她不相信儿子会杀人，可所有证据都对张柱不利，张柱也没有告诉她什么情况。眼看着儿子身陷牢笼，老人家无能为力。正在老人家痛哭的时候，一个身穿孝衣的女子冲进屋来，扑通一声就跪在张柱母亲面前，哭了起来，口口声声说自己害了张柱。这是怎么回事呢？
来者正是遇害者张孙氏的女儿张秀萍。张秀萍说自己有个哥哥叫张福，好吃懒做，还沾染了赌博的恶习，赌输了就回家逼母亲张孙氏给钱。母子俩不知道吵了多少回架了。事发当日的头天晚上，张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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