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物：落后思维如何阻碍了明智决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里克·申克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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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物：落后思维如何阻碍了明智决策试读：

探究本能的可靠性。1.

1891年的一天，一位以戳穿谣言为乐、遍游世界的富翁提出，如果有人可以证明鲨鱼曾在美国东海岸攻击过人类，那么他就给这个人500美元。这一消息上了头条新闻，人们都觉得这钱他必出无疑了。但是，他们错了。

美国国内权威的鲨鱼专家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们早就得出结论，海员们经常谈论的食人鲨鱼不可能出现在美国的非热带水域。专家明确指出，根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出现在美国东海岸海滨社区附近的鲨鱼曾袭击过人类，但不排除误伤的可能性。那么，为什么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鲨鱼有恐惧之感呢？专家将原因归结为纯粹的迷信，并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这种看法。

1916年的暑假前夕，专家一如既往地说服公众不必担心鲨鱼，并坚称这不是个人意见，而是有科学依据的。

日历翻到了7月1日，星期六。

那天，费城的范申特一家穿过特拉华河到达了新泽西州，刚好赶上下午3点35分从卡姆登市开往东海岸的火车。下午5点多一点儿，他们到达了大西洋城以北约20英里的度假胜地——天堂海滩，并入住了当地最豪华的酒店之一——恩格尔赛德酒店。查尔斯·范申特（Charles Vansant）趁着父母休息时，换上一身连体的黑色泳装便出发去海里游泳了。那时还不到傍晚6点。

范申特是个大学生，参加了学校的高尔夫球队和棒球队。一下水，他便大胆地往海的深处游去，比其他人游得都远。当人们正看着他与爱犬在海里嬉戏时，他突然开始尖叫，大声呼救。有东西在水底下拖住了他！

那是一条鲨鱼。当范申特拼命挣扎时，鲜血染红了海水。一位勇敢的救生员迅速游过去施救，把范申特往岸边带。鲨鱼依然咬住不放，直到他们快到岸边，鲨鱼蹭到了海滩才罢休。然而，为时已晚，体格健壮、勇敢无畏的查尔斯·范申特在从卡姆登开来的火车上下来刚一个小时便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年仅25岁。

5天后，查尔斯·布鲁德（Charles Bruder）趁着午休时间出去游泳。他在距天堂海滩以北45英里的斯普林莱克的一家顶级酒店埃塞克斯苏塞克斯担任服务生领班。在包括社会名流乔治·蔡尔兹夫人（Mrs. George Childs）在内的数百名游客面前，一条鲨鱼袭击了他。蔡尔兹夫人称，自己看见了那条鲨鱼冲向布鲁德，“就像一架飞机袭击一艘飞艇”。布鲁德尖叫连连，只见鲨鱼松开了他的右大腿后又去袭击他的左脚。看到了这可怕一幕的几位女士当场呕吐并昏厥。查尔斯·布鲁德休克了，不久便失去了生命。他尸骨不全，血肉模糊，年仅28岁。

随后又发生了几起鲨鱼袭人事件。一次，一条鲨鱼竟然沿着河流逆流而上，出现在离海岸16英里的小镇马塔万。谁都没有想到那个远离海洋的地方会有鲨鱼。这条鲨鱼咬死了一个正在游泳的小男孩和一个试图施救的男人。终于，一天早晨，一位经验丰富的捕鱼者驾着一艘破旧的船捕鱼归来时，捕杀了一条鲨鱼。虽然无法确定这条鲨鱼就是所有这些袭人事件的背后真凶，但它死之后，新泽西州海边的居民们才慢慢从两周以来的恐惧中恢复过来，这种恐惧使当地的经济蒙受重创。之后，没有人再成为鲨鱼的口中之食了。

看上去，1916年鲨鱼袭人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专家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听从自己的本能。鲨鱼庞大又危险，我们应该抱有畏惧之心。当专家告诫人们不用担心鲨鱼攻击时，他们错了，4个人已经因此丧命。听专家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但是，这个貌似显而易见的教训是我们真正需要谨记的吗？难道不需要加以甄别吗？专家对鲨鱼的看法并没有错。数百种鲨鱼中只有几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而这几种又不属于美国东海岸的原产物种。1916年的鲨鱼袭人事件给我们的真正教训并不是我们可以忽视专家的意见，而是应该视情况而定。如果你看见鲨鱼在近海出现，那么就要远离那儿。如果你看见鲨鱼正朝着一群孩子游去，那么就要努力向他们发出警告。安全行事，宁求稳妥，也不要冒险。但是，如果数年来，新闻报道中都没有提及鲨鱼，也没有人见过鲨鱼出现，那么下次去东海岸度假时，你就放心地下海游泳吧！玩得开心些！这才是真正的教训。

新泽西州人在1916年得出的结论也是这个。一旦危险解除，他们就没有再因为惧怕鲨鱼而放弃夏天的乐趣。第二年，他们又回到了海滩，下海游泳。本能告诉他们，这样做并没有问题。本能是对的，它会精准地对身处的环境做出反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害怕，什么时候应该无畏。

本能不仅在细微之处做出反应，而且是自动反应的。当一块石头扔向你时，你不必思考，就会进行躲避。本能反应迅速，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如果你还需要考虑如何不被一块石头击中，那么在想出自保的对策之前，石头已经击中你了。

试想，我们依靠本能就可以避免被石头击中，这真是神经系统的一项巨大成就。本能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试想，你的大脑在发出信号，指示你应该害怕并采取行动之前需要做多少事情。首先，它需要对环境进行正确的评估，可能要调动一两个甚至所有的感官。这次需要用到哪些感官？你的大脑必须做出决定，而这仅仅是需要瞬间做出的千千万万个决定之一。然后，你的大脑必须判断周围环境。向你飞来的是一块石头还是仅仅是一个皮球？扔它的人是敌还是友？是一块大石头还是一块小石头？接下来，大脑还得决定如何反应。此时，大脑运用的是“如果……那么……”的句式：如果是块大石头，那么我躲开；如果是块小石头，那么我接住。“如果谁这样的话，那么我就那样做”，这样的假设数不胜数，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几毫秒内，通常都是出于本能意识。

在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时，我们都依靠本能。过马路时，听到轮胎的吱吱声，是本能告诉我们要马上停下脚步，否则就会被撞。夜深时，身处一条黑暗的胡同，突然出现一个人，多亏了本能，我们的神经才能瞬间绷紧，时刻警惕着身边的环境。战斗还是逃跑？这个决定是由本能做出的。

动物的行为完全受本能驱使，而人类则拥有更高的认知能力，正是这种认知能力赋予了人类理性的力量。但科学家说，人类拥有几十种本能（甚至有人将其定义为几千种），涉及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本能引导着人类一生，甚至连哭和打喷嚏都是人类本能。毕竟，不用别人教，我们就会哭、会打喷嚏。

本能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发挥着良好的作用，自然而然，我们会得出结论：本能总是值得信赖的。大自然教会我们要信赖本能。当真的信赖本能时，我们会感觉很舒服。

其实，我们不应该在所有情况下都信赖本能。虽然本能高度发达，但并不是一直起作用。当本能失效时，会发生什么呢？当大脑对某种情况的判断出错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当本能对于环境判断不正确时，会怎么样呢？回答这些问题，无须深思，放眼周遭即可。因为当本能遇上政治时，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2.

接下来，我要讲述几则故事，看看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多么荒唐、可笑。一位母亲因在一次竞选活动上与约翰·肯尼迪有了一次短暂的目光接触，从此以后便成了他的忠实支持者；一群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者对他的忠诚在40年以后依然未减，现在仍无法接受“水门事件”；一些人认为巴拉克·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还是个穆斯林。当讲到这些人及其他和他们一样的人时，我想让你明白，误解政治的人不仅仅是一帮怪异的无知之徒，我们每个人都会误解政治。那位迷恋肯尼迪的母亲怎么样？她受过教育，十分聪明。那群尼克松的支持者也是如此。那些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的人，许多也是有识之士。政治学专家、政治人物和总统，甚至那些精通政治的人，也频频对政治判断失误，令人错愕。他们也误解了政治。

当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故事时，我会集中笔墨于4种错误行为上：（1）我们中的许多人政治参与度不够，变得越来越冷漠；（2）我们对政治人物的判断通常都不正确；（3）我们对待那些告知我们真相的政治人物过于严苛；（4）我们经常在需要的时候未能表现出同理心。

这4种错误行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更加深入地探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迷惑性。对于第一种错误行为，有证据表明，数千万美国人（真的有数千万之多）的政治参与度不够，对政治的了解严重不足，只能无知地投上一票。这种错误，令人震惊。人类天生对世界充满好奇。我们知道，婴儿出生9分钟后就开始对身边的面孔感兴趣了。随着长大、成年，我们会表现出非凡的接收新信息的能力。在电脑键盘上动几下手指，我们就可以查到任何问题的答案，但仍有数百万人搞不明白巴拉克·奥巴马的出生地和宗教信仰。

第二种错误行为是，我们难以正确地判断政治人物，这同样令人困惑。一般来说，我们在识人方面是有天赋的。一位普通人看一眼自己的朋友，就能知道他今天过得顺不顺利。我们不能真的看透别人的心思。而且，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动机都是无意识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认识自我。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我们以为激励自己的是这件事，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件事。不但如此，社会学家说，我们并不特别擅长判断别人是否在撒谎。但他们又说，人类和其他生物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便是我们拥有看懂他人意图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个人4岁的时候就开始发展。科学家说，拥有这种能力可能就是人类得以主导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我们无法更好地看懂政治人物呢？当事实证明他们与我们的预期不同时，为什么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表示难以置信呢？

第三种错误行为是，我们倾向于惩罚那些讲真相的政治人物。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都宁愿逃避不愉快的真相。但是，如果由着意愿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就不可能生存这么长时间。当一只豹子拦住你的去路时，你不得不应对，而不可能凭主观意愿使之离开。那么，当一位政治人物直言不讳地说出真相时，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是他失言了呢？难道我们不想知道真相吗？

第四种错误行为是，缺乏同理心。考虑到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表现出同理心，这种情况显然令人费解。媒体不断着重报道在灾难中帮助他人的楷模，这些楷模甚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科学已经证实，我们本能地会对他人表示同情。神经学家告诉我们，当看到一个人感到身体疼痛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虽然不是真的感受到身体疼痛，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绪。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对于吸毒者、囚犯、穷人和其他不幸的人的痛苦没有那么敏感呢？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答案就是，所有的这些情况下，一种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或者用我一直强调的说法——本能）出错了。好奇心、读心术、现实主义、同理心无非是本能的几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我想向你证明，在政治上，这些常常不起作用。它们会失灵、失败，然后引我们误入歧途。我想要证明的还不只这些。在本书中，我将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当涉及政治时，我们的本能几乎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本能在政治方面出了错？为什么在个人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相信本能，在政治方面却不行？为什么当我们在丛林中遇到一只美洲豹，或在一条黑暗的胡同里遇到“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时，本能会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当我们试着看懂一位政治人物或是决定投票给谁时，本能无法提供帮助了？

进一步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许多本能在现代不仅失灵，还会导致我们做出愚蠢的选择？答案是，现代政治与石器时代人类经历的事情完全不同，而石器时代形成的本能深深地嵌入人类的基因，形成大脑中最为古老的进化区域。这种经历的截然不同，导致我们现在频繁地自我破坏、颠覆民主，而这些都不是我们有意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本能不是为现代世界而“造”，而是为石器时代而“造”。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类古老的本能仍然可以发挥有利的作用。无论对面站着的是一只美洲豹还是“开膛手杰克”，我们面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战斗还是逃跑？”如今的人类寻找配偶时考虑的因素与千百年前一模一样，女性都比男性更为挑剔，因为她们不得不挑剔——毕竟生孩子的压力只能由女性自己承担。

上文中，我使用了“造”字，可能会有误导性。本书使用该字，纯粹是出于便利。我并不是要暗示人类是由造物主创造的。人类是进化而来的，不是被谁造出来的。

但是，人类的进化程度不足以使其在今天的政治世界里游刃有余。我们的进化是为了适应环境，并通过打猎、捕鱼和采集果实生存和繁殖下去。人类及其祖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了几百万年，换句话说，人类自产生以来，99%的时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的。今天，我们的政治能力很糟糕，如随意投票、看错领导者、被花言巧语迷惑并对弱势群体漠不关心。那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还不足以处理好今天的政治局势。要想靠本能搞好政治，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相较于石器时代必须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还未实现。生物学家估计，一个物种发生根本性变化（如人类改变其主要的本能）需要花费2.5万年，即1 000代人。从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的石器时代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只有一万年，即400代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段时间的缺口。正如进化心理学的两位创始人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John Tooby）所言，“要想理解现代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关键是要认识到，人类的脑回路设计的初衷，不是为了解决现代美国的日常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狩猎者祖先所面临的日常问题。那些石器时代的优先事项，使我们的大脑更善于解决一些问题，而不善于解决另外一些问题”。

既然人类大脑的构建方式如此，是否意味着人类注定要按照原始人可能的方式来行事？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这么认为，看看每天早晨的头条新闻就知道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有时人们会说，人类的某些行为方式是基本固定的，但心理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认为，我们把人类的某些行为方式看作是预置好的更为恰当。这个观点更有说服力，它有助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多样性。虽然某种特征可能是天生的，但这种特征能否导致你在某种情况下做出某种行为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假如你开车行驶在一条拥堵的公路上，跟在一辆缓慢移动的车辆后面，而你已经迟到了，那你可能会十分愤怒。但是，若你是位佛教徒，或者只是碰巧经过了一个带有微笑面孔的广告牌，瞬间心情大好，那么你可能不会生气。精神状态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疲劳时的我们与睡眠充足后能量满满的我们，行为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越疲劳，自我控制力越弱。疲劳破坏了我们大脑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所以，疲劳时，我们会疾言厉色。

文化是塑造人类行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的研究表明，今天的我们远远不像数千年前的人类那样暴力，这是由于文化因素。现代世界中，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暴力通常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警察可以为了制止凶手而拿起武器，但你不能因为邻居连续数月把一辆废弃的汽车停在他自己的私家车道上就向他开枪。

尽管如此，我们身上那些预置的特质毕竟还是预置的，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科斯米德斯和图比总结道：“我们现代人的头骨中藏着一个石器时代的头脑。”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的本能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了。正如接下来要探讨的，这些本能尤其不适应我们在现代世界中面临的政治任务。虽然我们的本能或多或少都对应着日常挑战，但在政治上经常无法匹配。这就产生了一种错配。人类的许多特质虽在石器时代很有用，但在今天用处不大。正如生物学家所说，它们水土不服、无法适应。3.“无法适应”，正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阿亨（Christopher Achen）在破解了一个迷人的故事之后得到的经验教训。

2002年，阿亨正在普林斯顿市中心逛一家名叫米考伯的书店。他刚好看到了出版不久的关于1916年鲨鱼袭人事件的两本书（没错，我们又回到了鲨鱼袭人的话题），醒目地摆放在书店最前面的桌子上。一本是《恐惧十二天》（Twelve Days of Terror），作者是理查德·G.费尼科拉（Richard G. Fernicola）；另一本是《靠近海岸》（Close to Shore），作者是迈克尔·卡普佐（Michael Capuzzo）。（当撰写本书序言中1916年的那场灾难时，这两本书我都进行了参考。）阿亨被这些故事深深吸引了。当他站在书店里，思考着鲨鱼袭人事件给新泽西州人带来的必然影响时，他想起了与另一位政治学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的一次对话。他回忆说：“我当时正跟拉里谈论一个关于选举的政治学的观点，即当时局不好时，人们会投票反对执政党，不管这些执政官员是否对不好的时局负有责任。拉里幽默地回答道，‘如果一颗流星击中了亚利桑那州，他们就会投票反对执政者’。拉里现在不记得自己说了这句话，但我当时听来觉得这句话很关键，虽然我们都相信这种逻辑结果，但没人阐述过它所暗含的意义。”

那是阿亨经历的一个经典的顿悟时刻。“忽然间，站在那里，就在书店，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流星’。显而易见，如果我和拉里的看法是对的，那么1916年夏的鲨鱼袭人事件应该拉低了1916年秋伍德罗·威尔逊的得票率。”当时，这位总统正在竞选连任。鲨鱼袭人事件对那些依靠夏季经商维持生计的海滨居民来说，意味着经济灾难。第二次鲨鱼袭人造成了查尔斯·布鲁德的殒命，在这之后，游客都陷入了恐慌。一个以游乐和嬉戏著名的旅游胜地突然间因鲨鱼和死亡而闻名。酒店空了，服务游客的小店铺破产了。正如费尼科拉在书中写的，鲨鱼袭人事件给新泽西州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当时约为1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 600万美元）。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当时刚拿到一笔奖学金的阿亨待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里进行了数周乏味且沉闷的研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出1912年威尔逊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新泽西州的投票结果，然后与1916年的投票结果进行比对。这意味着他需要挖掘相关地区的投票结果，而在此之前，无人研究这些。他还需要钻研有关鲨鱼袭人事件的记载，并且要熟悉当地的政治局势。“我心想，”阿亨开玩笑地说，“如果没有收获的话，那么我得下一番苦功去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来研究鲨鱼袭人事件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不然，给我奖学金的人会想着收回自己的钱的。”

阿亨当时很有可能徒劳无功。伍德罗·威尔逊在担任总统之前曾是新泽西州州长，与新泽西州的选民关系密切，并且他与泽西海岸居民的关系非同一般。夏天，他会过去度假，入主白宫之后依然如此。另外，他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鲨鱼袭人的消息一出，他便采取措施，以示关注。他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命令国民警卫队巡视当地海滩。1916年秋，作为一位避免让美国卷入“一战”的总统，威尔逊要竞选连任了。但是，那年夏天，当鲨鱼袭击人类，让公众陷入紧张不安时，他宣布带头“向鲨鱼开战”。如此看来，选民可能因鲨鱼袭人事件而拒绝投票支持威尔逊的想法似乎有些牵强。常识告诉我们，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阿亨发现了什么呢？从整个新泽西州来看，在鲨鱼袭人事件发生后，威尔逊保持了与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大致相同的支持率，但在恐惧气氛最盛、经济受挫最重的4个城市里，威尔逊的支持率下跌了约3%。当他继续深入研究各个镇的投票情况时，阿亨得到了更为惊人的发现。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两个海滩周围的社区中，威尔逊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在查尔斯·布鲁德被鲨鱼袭击的斯普林莱克，威尔逊的支持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在天堂海滩，就是查尔斯·范申特的殒命之地，威尔逊的支持率下降了11个百分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无他，仅仅是由于鲨鱼袭人事件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阿亨查看了一下“大萧条”对赫伯特·胡佛1932年在新泽西州得票率的影响，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也就是说，1916年的鲨鱼袭人事件对斯普林莱克和天堂海滩选民的影响，相当于1932年“大萧条”对新泽西州选民的影响。

这太可怕了。让7月发生的偶然事件影响11月的选举行为，不应该是理性的选民所为。领导者只应为自己可以理性负责的事情负责。只有当政治人物辜负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应该投反对票，而不应因一些超出政治人物控制的、影响我们自身的事情影响投票行为。威尔逊本不应该因为鲨鱼袭人事件而失去任何一张选票。那次事件不应该由他承担责任，他也没办法做任何事情阻止事件的发生。他能做的就是表达关心，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对于斯普林莱克和天堂海滩的人们来说，这些还不够。

如果说哪一年的大选投票最需要进行清醒的审议的话，非1916年莫属。当时，欧洲遍地战火。两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士兵遭到了杀戮，惨烈之甚前所未见，而美国也有被卷入的危险。下面是当时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些头条新闻标题：德国加快潜艇作战，8月1日至9月11日击沉194艘船法国突破南防线，索姆河大战正酣美国人在德国U型潜艇击沉的英国装甲巡洋舰中丧生法国将亡！兴登堡说，如法继续作战，将令其全军覆没

如此种种的新闻标题，即使今天看来，仍会令人想起那些可怕的画面，至少当我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网站上看到这些标题时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在美国政治学家阿亨看来，它们并未成为那些海滨选民投票的主动力。他们的主动力是造成恐惧和经济损失的鲨鱼袭人事件。

竟是鲨鱼袭人事件！

如果问问那些选民，为什么投票反对威尔逊连任，他们无疑会给出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答案。投票反对威尔逊的原因也并不难寻。西奥多·罗斯福等奉行“大棒政策”者觉得威尔逊畏首畏尾，是个和平主义奉行者。反战派代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辞去了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一职，因为他认为威尔逊总统的和平主义立场不够坚定。那些爱尔兰裔认为威尔逊与英国走得过近。许多商界领导者认为他改革过度。妇女参政权论者奚落他，因为他不愿支持国会通过一项赋予妇女投票权的修正案。还有各种各样的反对原因。鉴于当时的情况，给出一个貌似合理的答案很容易。上述所列的立场，任何一项都合乎情理。如果问斯普林莱克的选民为什么给威尔逊投反对票，他们给出的原因极有可能也是合理的。人人都想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很合理，不是吗？我们需要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合理，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维护自尊。但事实是，当解释我们的政治行为背后的原因时，我们经常撒谎，不仅对别人撒谎，也对自己撒谎。

阿亨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想了解人们某种动机背后的真相，不要认为仅仅通过询问就能了解。我们必须研究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一些规律，从而了解塑造他们想法的真实力量。我们把研究局限于个体（即使有时这些个体碰巧是我们自己）时未能发现的真相，可能就在这些规律之中。我们认为自己十分了解自己，但实际上，我们会把一些事情隐藏起来。即使对自己诚实、坦率，我们也不能做到真正的自知，因为我们大脑中发生的事情大多是无意识的。正如我刚才指出的，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把我们当作某个群体中的成员来研究。这才是获取真相之道，也是2002年克里斯托弗·阿亨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里的收获。

我们总是认为，人们如果为自己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那么他们就是理性的人。其实，我们落入了一个陷阱，即把人们（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话太过当真。我们不该如此。天堂海滩和斯普林莱克的选民投票不理性，只是他们不自知罢了。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治就是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也是政治。政治是一些隐藏的规律，需要像阿亨那样的政治学家从陈旧的记载中挖掘才能发现，别无他法。这些规律至关重要，只有理解了这些规律才能了解政治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

如果想避免上文提到的那4种极易发生的、破坏民主的错误行为，我们就必须要理解这些规律。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详解这4种错误行为。4.

克里斯托弗·阿亨向同事报告研究结果时，立刻遭到了大家的质疑。大多数政治学家不愿意相信，鲨鱼袭人事件会对总统选举有重大影响。像经济学家一样，政治学家的研究也是基于所谓的“理性行为者”模型。政治学家会毫不犹豫地承认，选民的行为并不总是符合自己的利益，当大环境不好时，无论是不是时任总统的责任，选民都会投票反对他。但是，政治学家基于的一般性假设是：多半选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如果阿亨想证明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就需要有更多的证据。

为了进行必要的研究，他与拉里·巴特尔斯进行合作。巴特尔斯的那个“如果一颗流星击中了亚利桑那州，他们就会投票反对执政者”的玩笑为他们提供了灵感。他们决定专注研究天气对选举的影响。他们猜想，天气可能是影响政治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天气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认为，天气也可能和鲨鱼袭人事件一样对选举产生影响。于是，他们着手研究能否在选举与恶劣天气之间建立某种关联。为什么要专注研究恶劣天气，而不是好天气呢？政治学家早已确定，外部力量若带来负面影响时，会造成政治后果。包括哈佛大学的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在内的心理学家对此做出了解释：人类的大脑天生专注于消极事物。这是人类为了适应外部环境进化而来的一种特性，在人类的存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面我们还将提到这一点。

巴特尔斯和阿亨首先查看了2000年乔治·W.布什和艾伯特·戈尔角逐美国总统之位时，佛罗里达州的投票情况。那是一场令人费解的选举。虽然佛罗里达州是摇摆州，但那一年它本不该起那么大的决定作用。2000年，佛罗里达州经济状况良好，失业率低至3.8%。理性地看，佛罗里达州在2000年本应该坚定地向民主党倾斜。鉴于当经济不好时，选民通常会对时任政府投反对票，政治学家认为，当经济状况好时，他们应该倾向于投票支持时任政府。这意味着，他们本应该投票给当时的副总统戈尔，而事实并非如此。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天气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吗？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指出，2000年1月佛罗里达州不同区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旱影响。最初，遭遇干旱的只是少数县，2月、3月旱情基本稳定。但到了4月，佛罗里达州中部地区旱情更为严重，而且旱情正在蔓延。到了6月，受到严重干旱影响的地区已经覆盖了佛罗里达州的一半。连接西部的坦帕与东部的代托纳比奇的4号州际公路以北地区，一直向北扩散到该州狭长地带的顶端，都遭到严重干旱影响。到了8月，各地区的情况持续恶化，半个州都呈现极度干旱状态。

幸运的是，对于佛罗里达州的人们来说，极度干旱到了9月就结束了。但是，糟糕的干旱仍然影响着该州的大部分区域，中部地区最为严重，一直持续到11月选举的时候。

就总统选举而言，这次干旱本不应该算什么大事儿。它还没严重到可以对佛罗里达州的整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无论如何，干旱都不应影响总统选举中的公民投票，因为总统不该对天气情况负责，正如他不该为鲨鱼袭人事件负责一样。虽然，有时干旱造成的影响的确应该归咎于不力的公共政策，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黑色风暴事件”一样。但在2000年，没有人要求总统候选人在有关那场干旱的任何问题上表明立场。没有人认为那场干旱会成为选举中的一个因素。读读2000年发表的关于总统竞选的所有内容，没有一次提到那场干旱。在总统选举中，天气几乎从来都不是重要的因素，除非一场暴雪提前到来，影响11月的投票率（随着全球变暖日益成为现实，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改变）。

但是，巴特尔斯和阿亨通过分析发现，那场干旱的确影响了佛罗里达州许多选民的决定。基于历史平均水平，那些本应该投票给戈尔的选民却把票投给了乔治·W.布什，并且这样的选民有成千上万之多。布什以537票的优势赢得了佛罗里达州的普选，从而一举赢得选举。不考虑“蝴蝶选票”的设计缺陷，或是其他有利于布什的因素，大获全胜的都本该是戈尔。佛罗里达州本不应该造就布什的胜利。

天气真的有那么关键吗？

此时，巴特尔斯和阿亨深信自己真的有所发现，他们进而把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国家。如果天气影响了佛罗里达州的投票结果，那么或许也会影响其他州的投票结果。

这两位政治学家分析了数据之后，恰好得出了上述结论。他们运用了一个复杂的模型，将政府发布的三个不同版本的干旱指数都考虑进来，把过去的选举结果与2000年的选举结果做了比较，发现天气影响选举结果的现象不仅发生在佛罗里达州，而且发生在亚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田纳西州和密苏里州。被天气影响投票的选民数以百万计。被奉为“政治学界杰出人物”的巴特尔斯和阿亨称，大约有2.7%的选民，即约280万人口，“在2000年因自己所在的州太干旱或降雨太多而没把票投给戈尔”。

戈尔因5张选举人票之差而在2000年大选中失败了。如果不是由于天气原因而丢失那些州，那么戈尔将以139张选举人票的优势赢得选举。布什将仅获得199票，而戈尔将获得338票，这样戈尔就会赢得选举人团大胜，可与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和1996年的两次胜利相媲美。然而，戈尔失败了。

现在，巴特尔斯和阿亨已经可以确定，天气不仅影响了2000年佛罗里达州的投票结果，而且影响了其他6个州。他们决定再扩大研究范围。利用已知的天气对2000年选民行为的影响，他们仔细研究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所有的总统选举结果，一直追溯到1896年，然后将其与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提供的天气统计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在遭受洪水或干旱影响的州，选民对时任总统有着很强的认知偏差。巴特尔斯和阿亨因此得出惊人的结论。我们采用不同版本的干旱指数进行各种分析，得出了一

致的结果：毫无疑问，干旱和洪水灾害一般会对时任总统所

在党派的选举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不是巧合，也

不是选民因为某位总统未能为某一场灾害做好充分准备或做

出积极的应对而对其进行的理性惩罚。这种负面影响对于每

一个寻求连任的执政党派来说，都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风险，

就像刮风下雨一样，是不可控的。

总体而言，巴特尔斯和阿亨发现，恶劣的天气条件会让执政党丢失1.5个百分点的得票率。当选举难分上下时，这可能会直接决定成败。（1900年以来的总统选举中，大部分时候两党候选人的得票率之差不到5个百分点。）

鉴于这些结果，我们在讨论政治时，如果仍认为政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人物的行为和言论，或是民意调查结果，即公众辩论中的那些平常问题，还有意义吗？如果鲨鱼袭人事件和干旱等潜在因素能够影响政治，那么我们不应该试图弄清楚背后的原因吗？有没有可能是人类的本能在作怪？5.

每年3月是美国大学篮球联赛进入高潮的一个月份，在此期间，全体美国人都会为这一赛事而陷入疯狂，“疯狂3月”因而得名。用谷歌搜索一下，便可以感受到人们的疯狂程度。仅是输入“疯狂3月球迷”，就会跳出数以千计的新闻报道、日记和视频，这些都证明了球迷对于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组织的这一赛事有多么热爱。你可以搜到这么一则视频：得克萨斯大学对阵维克森林大学，疯狂球迷的疯狂3月。

视频内容是，2009年，一位得克萨斯大学长角牛队的铁杆球迷正在观看长角牛队与维克森林大学魔鬼执事队的一场比赛。长角牛队快输了，而这个粉丝快疯了：“他们要让我心碎了。”“投！投球！那个大个子已经犯规离场了！投呀！投

球！”他大声尖叫，“投！”“对，对，对！对！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手舞足

蹈了一会儿。“加油，小伙子们！耶，乖宝贝！进攻！”

几分钟后……“开什么玩笑？”“他们全都在瞎打，不输才怪，天哪！”

几分钟又过去了。长角牛队一度在加时赛中领先了8分。但当哨声响起时，他们还是输了。“我就说吧，他们会让我心碎的。”这个球迷开始破口大骂。在该视频下面的评论区，有这样一条表示同情的评论：“球赛就是这样，不管输赢，都是情感的宣泄。我以前也跟视频中的男子一样，但后来我的妻子告诉我不要那样了。所以，我现在都是出去后才大喊大叫。”

那么，现在假设你就是那个球迷，篮球对你来说意味着一切，而现在刚好是选举投票的时候了，你的脑海中是否会闪过一丝念头，长角牛队的输球可能会影响你的投票行为？我猜，在没有读到过鲨鱼袭人事件和干旱对选举产生的影响之前，你的回答可能是否定的。但现在，你知道自己将做何回答，并且你的回答是正确的。2010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安德鲁·希利（Andrew Healy）、内尔·马尔霍特拉（Neil Malhotra）、塞西莉亚·永珠·莫（Cecilia Hyunjung Mo）指出，体育比赛的结果会影响选民对于时任总统的评价。社会学家曾在2009年的“疯狂3月”期间，向在第三轮和第四轮比赛中胜出球队的球迷调查他们对奥巴马的看法，得到的结果要积极很多，奥巴马在这些人中的支持率上升了约2.3%。

他们也调查了橄榄球球迷的反应，得到的结果相同。获胜球队的球迷比失败球队的球迷对时任政府更加有好感。如果他们支持的球队在选举的前两周赢得比赛，那么他们对于时任政府的支持率就上升1.05%。社会学家由此认为，“我们找到了明确的证据证明，当地大学橄榄球球队在大选前夕的成功与失败，会显著影响时任政府在该地区的选举前景，这表明选民会因与政府政绩无关的自身的悲喜来奖励或是惩罚时任政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结果表明：选民的投票决定受到与时任政府的执政能力或效率不相干的事件影响”。

鉴于上述结论以及之前巴特尔斯和阿亨所说的，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民主无望了。和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一样，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把舆论和民意说成是丢失理性的、飘忽不定的，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该结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毫无依据的；我们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人。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事实不是这样的。

会被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投票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社会学家说，2010年智利地震同样影响了智利的大选，就像上文提到的干旱和洪水影响了美国的大选一样。有没有可能，智利和新泽西州的人们对于某个自然事件产生的类似反应只是出于巧合呢？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当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对一些事件产生同样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并不合理时，我们可以确定，这种反应是由一种演化的心理机制引发的。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现代事件只是导火索，唤醒了人类的一种古老的本能。这种观点很有说服力，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继续讨论。

在科学证据面前，我们不可能再假装认为，可以运用纯粹理性这一优点来引起甚至赢取政治辩论。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且我们解决政治辩论的方式就是提供论据，而这些论据让我们完全相信自己就是理性的。我们落入的陷阱就是：我们坚持认为理性论据是影响我们的唯一动力。但有丰富的证据可以证明，民意和舆论往往不是理性的，我们的反应是多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是看不见的力量。

问题不在于选民愚蠢，这一点我将在第二章详细阐述。问题在于，人类在石器时代是以小群体群居的，而今天的民主社会由数百万人组成，我们从石器时代继承的大脑与我们处理今天的挑战所需的大脑之间出现了错配。这种错配可以解释为什么本能在政治上经常误导我们。本能最初的形成是为了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小团体成员与其他小团体竞争，而不是作为大众社会的一员与其他大众社会竞争。无论新泽西州选民投票反对伍德罗·威尔逊的心理原因是什么，鉴于现代世界中的政治运作方式，这种原因都是不合理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迫使领导者为糟糕的事情承担责任，这在石器时代或许是一个稳妥的策略，即使它不太完美。相较于没有运用这种策略的人，那些出于本能运用这种策略的人很有可能更占优势，从而提高了他们的适合度，使其能够更好地将他们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但是，在一个易受一系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的现代化多党派的大众民主社会，这种策略绝不明智。

那么，情感在政治中所起的邪恶作用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对此已经多有耳闻。问题并不是情感本身，而是这些古老的本能导致了我们的情感被错误地应用。如果想了解政治，那么必须了解这种本能是如何干扰我们以及为什么会干扰我们。关于这个答案，接下来我会反复提及的一点是，本能在政治上会失效，是因为我们搞错了大环境。

归根结底，政治是本能（及其所触发的各种情绪反应）与高阶认知在大脑里进行的一场拉锯战的结果。虽然政治通常是围绕着候选人的简历、意识形态和个性而进行的，但其实政治不是关于候选人的。政治是关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大脑里所发生的一切。

不久之前，我们对于本能与现代世界在哪些方面是错配的仍然不得而知。但是，科学的发展已经足以让我们自信地说出，人类最重要的那几种本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政治的。我们不再需要猜测了。从过去二三十年开始，某些领域是从过去几年开始，科学家已经着手揭示我们决策过程中的秘密了。大脑不再是一个密封的黑盒子。科学已经开始将它撬开，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可以了解本能的根源，以便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解释人类在政治中大部分神秘的行为。在《政治动物》这本书中，我将探索引发这些新见解的科学突破。

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我们对于大脑的这种新型理解不是单纯地属于一个科学分支。只有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各个分支学科里认真研究，我们才能透彻地理解它。这些学科包括神经学、遗传学、进化心理学、人类学、行为经济学、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博弈论。在本书中，我引用了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研究。我希望能和读者分享我在研究过程中体会到的兴奋之情。作为一名记者和历史学家，在引用那些研究时，我经常觉得自己像是一名在异国他乡游览的观光者，但这样的比喻也不完全贴切。虽然我对科学家使用的数学很陌生，我对所要抵达的彼岸却如家乡般熟悉。我看到的是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树木和同样的房子，但它们看起来又不太一样。因为科学改变了我的视角，我也希望科学能改变你的视角。

在科学的帮助之下，本书将着力解决以下4个主要问题：

1. 为什么选民的好奇心和知识是有限的？

2. 为什么我们觉得难以看懂政治人物？

3. 为什么我们不能更现实一点儿？

4. 为什么我们对陷入困境者的同情往往看起来比较少？

读者可能会问，回答这4个问题有什么好处？我在写这本书时也曾问自己这个问题。了解这些本能有什么好处？你的直觉可能认为这根本没有什么好处，毕竟本能就是本能，对吧？正如我在书中所说，我们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本能做出反应。即使我们意识到某些认知偏差也仍会将它们坚持下去。伟大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后面仍会提到他）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总是屈服于那些由自己识别出来的认知偏差。社会学家说，实验中意识到认知偏差作用的受试者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并未减少。某一党派的坚定支持者一般无法客观地看待自己党派的候选人，也无法客观地看待其他党派的候选人。正如接下来会看到的，我们天生就不是客观的。（参见第七章）

但事实证明，我们可以采取许多措施塑造应对事件的方式。或许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本能，但我们可以消除许多破坏民主的本能，同时加强其他有用的本能。总体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需要承认本能在信仰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大多数人都很容易做到的。我们没必要看出那些存在于个人想法中的本能的认知偏差，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都受制于这些认知偏差。然后，我们可以运用本书结语中概述的那些措施尝试消除这些认知偏差的影响。

其中一个措施是从鲨鱼袭人事件的教训中得出的。大环境很重要。如果是因为大环境出错而导致我们的许多本能出错，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能够改变大环境的一切方法，以便让本能发挥作用。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弄清楚如何使本能有利于民主，而不是破坏民主。我稍后将会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的方法之一，是让自己充分接触不同来源的信息，培养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看待政治。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多亏了一种基础本能：社会本能，即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所说的“群居性”。我们喜欢群体，用群体来自我定义。通过选择生活在一个由不同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人组成的社区（即群体）中，我们的思维可以变得更加多元化。你肯定听说过“用脚投票”，这是用脚思维。可以肯定的是，这要求我们超越另一种本能：想要生活在与自己相似的人群中的本能。但那不是一个大障碍，因为我们还有另一种本能：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历史表明，大多数人喜欢生活在城市。多亏了进化，我们才没有成为趋向同一个方向的、只拥有几种本能的物种。所以，我们才拥有自由，走自己的路，所缺少的只不过是意愿罢了。

最后，虽然本能就是本能，但人类要高于本能的总和。即使进化心理学家也承认，进化并不是命运。今天的妇女不必像石器时代的妇女一样对丈夫言听计从。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即使东非马赛族的妇女可能完全顺从丈夫，印度东北部的卡西族妇女却并非如此。因为卡西族仍延续母系社会的传统，妇女是统治者。

人类并不是进化史的囚徒。正如我在结语中强调的那样，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自我解放。科学正在给予我们这个机会，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了。第一部分好奇心  第一章 迈克尔·乔丹的启示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没必要投票和关注新闻？1.

本书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但据我所知，有一则体育故事比任何一则政治故事都可以更好地诠释本书的主题：选民看起来似乎不太善于投票。这则故事是关于历史上最著名的篮球运动员的。即使不关注体育的人也知道他的名字：迈克尔·乔丹。因为作为运动员，乔丹太过于出类拔萃，已经成为一种现象级人物。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称其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北美运动员”。美联社将其列为仅次于美国棒球运动员巴比·鲁斯（Babe Ruth）之后的最佳运动员。乔丹最著名的技能是从罚球线起跳滑翔扣篮。这种能力为他赢得了“飞人乔丹”的称号。《纽约时报》体育专栏作家艾拉·伯科（Ira Berkow）曾写道：一天，我坐在一艘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上。这个海

峡不仅隔开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而且隔断了欧亚大陆。

这趟上午的旅行只有两名游客，导游是一名年轻的土耳其

人，中规中矩地给我们解说着。他靠着船舷（如果没记错的

话，他朝向亚洲那侧而不是欧洲那侧），问我在美国是做什

么的。我告诉他之后，他兴奋起来。“那你见过迈克尔·乔丹

吗？”他问。我说见过，做我这一行难免会碰到他。那位导

游激动地说：“我的天哪！”

1993年，迈克尔·乔丹在第一次赢得三连冠之后，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他从篮球队退役，转去打棒球了。当时，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这则新闻。

从击球成绩来看，历史上最好的棒球选手是特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他在1941年击出了0.406的成绩，是有史以来单个赛季中的最高成绩。首届棒球名人堂得票率最高的棒球手是泰·柯布（Ty Cobb），他的击球成绩为0.366。而那些得分低于0.230的，则被认为是下等击球手。

那么，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棒球打得怎么样呢？最初，他效力于一支职业棒球小联盟（属于低于AAA联盟的AA联盟）的球队，击球率仅为20%，赢了三次全垒打。后来，他参加了亚利桑那州秋季联赛，有AA级选手，也有AAA级选手，他的成绩为0.252。虽然这个成绩是可敬的，但仍然令人失望。在这之前，乔丹在篮球领域是位巨星，但在棒球领域，他不是。“放弃吧，乔丹！”《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的某期封面曾赤裸裸地印着这几个大字。

乔丹打了两年棒球之后，又回去打篮球了，受到公牛队球迷的热烈欢迎。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爱的球队在乔丹退出后丢掉了冠军，现在乔丹再一次称霸球场。在第二场比赛中，他就独得55分。接下来的赛季中，他平均每场得30分，成为联盟的顶尖球员。有了乔丹，公牛队重获昔日连胜的辉煌。在他回归后的第一个赛季，公牛队赢了72场比赛，只输了10场，创下了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历史上单支球队的最佳常规赛纪录。

高中时代，擅长某一种运动的学生通常也擅长另一种运动。翻开高中年鉴册，我们会发现在多项运动比赛页面上总是出现那几张面孔。这一页上拿着棒球棒的明星学生在下一页又戴着头盔或抱着橄榄球出现了。网球队的球员也兼任篮球队的防守队员。但到大学，情况就不同了，运动员有自己的主攻方向。我们很少看到哪个大学生运动员参与多种体育项目。原因在于，大学生运动会往往涉及资金问题。校方希望运动员参加的是自己最擅长的项目，大多数人也都有自己最擅长的运动项目。大学生运动会竞争激烈，即使是一个天才型的全能运动员也不可能在所有项目上都擅长。

维基百科上有一个引人注意的词条，上面列出了在其他体育项目上赢得知名度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名单。这个名单很短。这么多年来，在一万多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中，只有116人榜上有名。维基百科的另一个词条还列出了在不止一项体育项目中获得过奥运会奖牌的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的运动员多达10万余名，但在不止一项体育项目中获得过奖牌的只有81名。这表明，明星运动员很少在不同的体育项目中都表现卓越。不仅如此，如果认真研究这两张名单，会发现一个规律。以下是同时擅长其他体育项目的橄榄球运动员的情况。橄榄球运动员中擅长棒球的有49人，擅长田径的有24

人，擅长篮球的有20人，擅长足球的有7人，擅长武术的有

5人，擅长摔跤的有4人，擅长长曲棍球、高尔夫球和拳击

的各有3人，擅长赛车、《美国忍者战士》赛事和冰球的各有

1人。

你发现了吗？总体来说，这些运动员擅长的并不是两种完全不相关的体育项目。那些他们擅长的项目需要的技能是类似的。橄榄球与棒球和篮球有很多共同点，这三项运动都要求运动员拥有良好的手眼协调能力或是跑得快。橄榄球与田径之间的相似度没有如此明显。我们总觉得橄榄球运动员块头很大，而田径明星都很纤瘦。但是，擅长投掷标枪的田径运动员很可能也擅长打橄榄球，并且那些擅长田径项目的橄榄球运动员中也确实有几个是出色的标枪运动员。但上述其他体育项目都是例外。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有些体育项目压根儿就没有提及。例如，没有橄榄球运动员在游泳或是网球方面有所建树，这点十分引人注意。

如果我们研究奥运会获奖者，会得到相同的规律。运动员术业有专攻，要么参加夏奥会，要么参加冬奥会，但有4名夏奥会奖牌得主曾在冬奥会上得过奖牌。而既参加过世界职业棒球大联盟，又参加过“超级碗”的运动员只有一位——迪昂·桑德斯（Deion Sanders）。还有一位叫博·杰克逊（Bo Jackson）的运动员，他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许多体育新闻记者认为，像他那样的运动员独一无二。他拥有棒球运动员和橄榄球运动员的双重身份，曾赢得大学生橄榄球赛的海斯曼奖（即大学生橄榄球运动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在那之后，各个棒球队和橄榄球队都纷纷向他发出邀请。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为他制作纪录片的工作人员曾说，杰克逊的冲浪和轮滑技能更赞。

这表明，人类不是超人，即使是有天赋的人类也不是超人。这就是由迈克尔·乔丹得出的启示。一个人在某些事上很擅长，但不可能擅长所有的事。一个人可能在某项体育项目上胜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上都胜出。这些体育明星何时会成功呢？当他们的技能与所面临的挑战相匹配时。何时会失败呢？当他们把这些技能用在不太适合的项目上时。正是这个缘故，马克·斯皮茨（Mark Spitz）等游泳运动员不会去打橄榄球，而乔·纳马特（Joe Namath）等橄榄球运动员也不会去争夺奥运会的游泳奖牌。

这个道理是否能够用来解释为什么选民难以关注新闻动态、做出明智的决定？2.

只要人类尝试民主制度，就总会有人说民主制度行不通。他们最常给出的原因是，公众是无知的。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是早期关于控诉最有名的例子。故事一开始，讲述了一群自幼就被困在一个洞穴中的囚犯。他们戴着枷锁，借助身后的火堆投射过来的昏暗光线，唯一能看到的就是面前的洞壁。他们无法环顾，甚至不能扭头，只能死死盯着面前的洞壁。他们身后有一个舞台，类似皮影戏演员使用的那种舞台。柏拉图让我们想象，在表演者（如皮影戏演员那样是在观众视线之外的）的控制下，类似马、人物等各种各样的实物的剪影在舞台上来回移动。这些囚徒看到的不是实物本身，而是它们投射出来的放大了的影像。

囚徒们对世界的唯一认知就是这些影像。有一天，其中一名囚徒获释了。当这名获释的囚徒起身到处走动时发现，他们这些年来一直看着的并非实物，而只是影像。在他走出洞穴，眼睛适应了外面的光线之后，他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物体。“那么，当他想起那个洞穴和洞穴里其他囚徒所能知道的事物，”柏拉图问道，“你们难道不觉得他会庆幸自己出来了，并可怜剩下的那些人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但故事到此仍未结束。柏拉图让我们思考，如果那位获释的囚徒回到洞穴并告诉同伴他的发现，那么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期待他的囚徒同伴们会因知道了现实世界的样子而感激他的话，那么你要失望了。柏拉图推测，实际上会发生的事情，将是一出悲剧：他视力模糊，眼睛尚未适应（要再次适应洞穴里的光线

所需的时间会相当长），这样的他不会被奚落吗？那些囚徒

也许会说，他走出去了，然后又回来了，眼睛还不好使了，

因而出去这件事最好想都不要想。如果有人试图为他们松绑，

将他们带到光亮之处，那么他们就要抓住这个人，然后把他

处死。

见到光明的人因为自己的远见而遭到没有远见之人的惩罚，柏拉图讲述的这则故事以悲剧结尾。这看似极端，却是经验之谈。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因追求真理而付出生命。在现代西方的先进民主国家里，预言家不再被处以死刑了，而是会得到一份出版合同。现代的柏拉图们在书中厉声呐喊无知对民主带来的挑战，他们对无知的危言耸听成就了一个事实上的手工行业。走进任何一家书店，我们都能找到诸如斯蒂芬·普罗瑟罗（Stephen Prothero）的《美国人人都须知却无知的宗教文化》（Religious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and Doesn’t）之类的书籍。这本书警告人们，对宗教的无知会带来危险。再比如，马克·鲍尔莱（Mark Bauerlein）的《最愚蠢的一代》（The Dumbest Generation），指责在谷歌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读文学作品，无法理解基本的科学概念，对美国政府的运转模式一无所知。

鲍尔莱在那本书中认为，年轻人属于一类特殊的无知者——或许他们真是这样，这一点批评家们已经抨击了几十年，却始终徒劳。大众是无知的。这点可以参考沃尔特·李普曼的任何一本书，尤其是他199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他在书中重提柏拉图，试图唤醒人们去正视公众普遍无知的问题。李普曼的这类书籍在“二战”后特别受欢迎。纳粹主义让人们陷入了恐惧，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了杞人忧天者，或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成了“紧张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似乎不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了，而成了问题本身。纳粹主义表明，即使是像德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也会有数百万人民是无知的。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因为政变，而是利用民众的不满上了台（虽然如此，他并未在自由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

卑尔根·埃文斯（Bergen Evans）曾撰写了一些在战后初期最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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