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之神：粤商凭什么给点阳光就灿烂(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中天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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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之神：粤商凭什么给点阳光就灿烂试读：

序言

广东能够有今天的繁荣景象，得益于它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活跃在市场中的广东商人。

广东的海岸线全长4300公里，居全国之首。著名的广州港具有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浅的特点，这对于广州的对外贸易来说，无疑提供了最为便利的地理条件，同时，也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和粤商的形成。

闻名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就是广东等。这一条从广州始航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着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非洲东海岸，途经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长达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从此，广州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世界东方大港。

中国的大批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到广州出口，而外国商品也通过广州销往中国各地。面对日趋激烈的海洋贸易竞争，清朝政府不但没有主动参与，反而把国门关闭起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通商口岸，只留下广州一个对外贸易口岸。此时，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到了鸦片战争之时，广州的外贸空前繁荣。

不可否认，广东商人占尽天时和地利。而在此时孕育而生的广东十三行，垄断了对外贸易的经济特权。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彻底摧毁了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特权。广州也不再是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十三行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但是，广东商人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商人迎接着改革的春风，使广东省迅速发展起来。他们之所以能够驰骋在商海中历久不衰，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独特的生意谋略，比如，“敢为天下先”、“人弃我取，抢占商机”、“借来主义”、“求新求变”、“追求卓越”等。正是凭借着这些独特的商业谋略，使得他们走在国人的前面，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

在2009年《福布斯》公布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中，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刘銮雄、邢李源等粤商富豪赫然出现在榜单上。而在2010年的中国仁富榜中，上榜人数最多的仍旧是粤商。如今，粤商、浙商、苏商和闽商，这四大商帮在市场经济中叱咤风云，而其中的粤商，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和考验，不仅能够保持长盛不衰，而且愈加强盛。

本书汇集了粤商的大量真人真事，通过研究他们的性格特征、商业传统和心理文化，向读者剖析和展示粤商获取财富的经商技巧以及他们的成功经验，从而帮助广大有志于经商的朋友掌握与粤商打交道的本领。另外，也希望广大读者朋友们在仔细研读的同时，能够对广东商人的商道作出最好的诠释和解读。

第一回 粤商溯源

回顾粤商的发展历史，离不开航海业的推动，优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粤商的形成。据史料记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广东商人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到海外做生意的记录。到了明代，航海业的兴盛带动了其他商业发展，广东商人更是足迹遍天下，广东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到了清朝时期，乾隆下令封闭全国海关，仅留广州一个海关，从此，这里就成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同时，清政府规定进入中国的外国商人只能同广州的十三行进行直接交易。这不仅促进了粤商的发展，也促进了广东社会经济的繁荣。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广州既是闻名的富饶地区，又是热带珍贵特产的集散地，并且迅速发展成为南方最大的商业与手工业中心。战国时期，广州已开始与邻国有贸易往来。据日本书刊记载：“楚国品物由交趾岭南（两广）蜀各地所输入。”

从秦汉开始，广东就已经开始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广泛地与内地和海外进行密切的贸易往来。当时，广东开辟了自徐闻、合浦、番禺等港口，庞大的海上运输船队与亚、非、欧各国进行紧密联系。中国的丝织品、瓷器、铁器、铜钱、纸张、金银等以广州为起航站运往海外，换回珠宝、香料、象牙、犀角等，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贸易大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当时“九大都会”其一的“番禺”就隶属于广州。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大庾岭新路的开辟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广州的水路交通以及对外贸易也有了明显的发展。当时，对外贸易有陆海两路，陆路主要是西北部的丝绸之路，海路贸易的都会主要是广州。尤其到了宋代，中国经济发展达到鼎盛，加上宋朝对对外贸易的重视，广州的航海业也空前繁荣。当时建造的大船高有四层，可以同时搭载上千人，大船就像一个豪华的建筑，卧室、客厅、餐厅、货仓和厕所等一应俱全。

在此时期，闻名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繁盛时期，而它的发祥地就是广东。这条从广州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着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非洲东海岸，途经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长达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从此，广州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世界东方大港。

宋人陶弼的《广州》这首诗，将广州当年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描绘得十分真切。日边市舶程途远，琵琶洲中船樯繁。岢峨大舶映云日，新酒满筛蛮妪店。

在当时，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有四十多艘。到了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发展到商品贸易全球化阶段，这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到了极盛时代。此时，广东的经济贸易与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交流交织在一起，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和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但带动了丝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广东商人最初就是靠运输货物来从中获利，在后来的贸易活动中经济作物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其中就有荔枝、烟草和槟榔等。出口贸易不再局限于丝织品，很多水果、铁器、陶瓷等商品也开始远销国外。在《广东新语》中曾经这样记载，广东的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等货物，“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这些货物也通过广州远销“红毛、日本、琉球、吕宋、帆踔二洋，悠悠数千里”，为广东商人赢取大量的利润。

明末清初，广东的绸缎因为不褪色、不沾尘，又皱折易直，故有“广纱甲于天下”的说法。因此，广东的绸缎特别受到外国商人的喜爱和欢迎。在当时，广州佛山的铁器销路也特别好。尤其是铁锅，在当时已经成为广货中的“名牌”，风靡海内外市场。后来，佛山的铁锅因为质量精良，引起朝廷的极大关注，户部也定期到佛山购买“广州铁锅”。户部每五年都要到佛山采购一次铁锅，每次的数量都在一百个以上。

由于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海内外进出口货物一下子汇集到广州，来广州的外国商人也与日俱增。

清政府在广州旧城西城外的商馆区建起了一幢幢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商馆，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的国旗。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商馆的墙上都刻着本国的徽记和一句用拉丁文书写的格言，比如，英国馆就写着“为了国王和英国政府的利益”，荷兰馆写着“我支持”……

外国商馆不但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吸引中国内地商人纷纷来到广州目睹外国商馆的风采。曾经有一位山东的商人这样形容外国商馆：商馆房屋临水，八角六角，或为方，或为圆，或为螺形。馆前悬挂着朱红色布制作的荷兰旗。门口有深碧眼睛、卷曲毛发的番奴，手持弗朗机巡逻守卫。屋内地面铺着猩红色的地毯。槛廊则有乐钟，还有千里镜可登高望远……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成为外商在中国合法贸易活动的唯一地点，这促进了广东的经济发展，也使广州成为聚散天下货物的中心，成为世界上最繁忙、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清政府为此设立了官员和部门专门负责管理与接待外国商人。广州每年还在夏、冬两季向外国商人举行“定期市”贸易，成为我国最早的“广交会”。

有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广州商业情况：“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极盛之地。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汇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赚钱的买卖。清末至民国时期，广州大力引进华侨和外国资本开办商业、洋行和银行，商业和外贸的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清朝政府规定，凡是到广州进行贸易往来的所有外国商人，必须先到澳门报关，经过批准后，在中国引水员的带领下才可以抵达广州黄埔港，用小船将货物运到商馆，然后再寻找自己合意的行商，由行商负责销售货物。如果外国商人需要在中国采购其他的货物，也必须由行商负责采购。同时，清政府官员不直接同外商打交道。政府关于外商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通过行商向外商转达，并由行商监督执行。1686年，粤海关官府为了方便管理商贸，在广州招募了十三家比较有实力的商行，设立了“十三行”，专门负责协助粤海关管理广州的对外贸易。

根据清政府的规定，外国商人直接交易的对象只能是十三行的行商。十三行的主要业务包括：为外商缴纳税收及所有费用；为外商出售进口货物以及代买出口商品；监督外商在华期间一切活动，充当地方与外商之间的联络人员及外商在中国的全权代理人。

此外，十三行拥有垄断对外贸易的经济特权。他们替清政府经办一切对外商联系事宜，如传达命令，送交外商公文、外商意见、察帖等，还负责管理外国商船人员，拥有一定的行政外交权。

广东十三行是经营对外贸易特殊机构的总称，并不是指固定的十三家商行。随着对外贸易关系和行商本身经济实力的发展变化，洋行时少时多。根据统计，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家，少的时候只有四家。由于人们叫习惯了“十三行”，无论商行的数目多少，“十三行”的名称始终没有改变。

在十三行商人中，大多数人是由“殷实诚信之商”组成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经商致富后，主动拿出不少银两上缴朝廷，捐纳一官半职，晋升到官僚行列。所以，人们又称行商为“某官”。比如说，伍秉鉴被称为“伍浩官”，潘启被称为“潘启官”，卢观恒被称为“卢茂官”，梁承禧被称为“梁经官”。

十三行中的行商要属伍家怡和行、潘家同文行、卢家广利行和义成行最为著名。《华尔街日报》曾评出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就有伍秉鉴。当年，“十三行”的繁荣可用“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来形容。根据记载，1822年，十三行处发生了一场大火，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出了一二里地，一场大火就烧毁了商馆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我们可以想象十三行当年的华贵景象。

有首诗词曾经这样表述当时十三行的繁荣情景：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在十三行行商中，有一个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它就是潘启官家族。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位行商潘振承开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同文行的创始人潘启，正是潘振承的三儿子。1760年，潘启为了统一价格，避免竞争，联合其他八家行商申请设立公行，也就是后来的“十三行”。因为潘启人缘好，处事有分寸，参加公行的各行商便选出组织公行的潘启为首领，负责处理公行内部事务。

在创办同文行之前，潘启曾经从事东南亚的外贸生意，后来定居广东，在一家洋行中打工。1743年前后，在十三行街区最繁华的街道上，潘启创办的“同文行”热热闹闹地开张了。为什么潘启把商行取名为“同文”行呢？潘启认为，“同”字取同安之意，而“文”字取自家乡“文圃山”之意，“示不忘本也”。

潘启曾经因为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成一笔巨额生意，加速了他向富豪行列迈进的步伐。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潘启最大的贸易伙伴，主要贸易项目是生丝，每年贸易额都在一两千担，居于行商前列。当时，粤海关规定，每艘外国商船贩运生丝不得超过100担。潘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了一份1192担生丝的订单。潘启与英商协定，每担175两，预付金160两，四个月左右交货。为了促进此次交易，潘启不惜重金私下贿赂粤海关的官员。在此基础上，潘启还许诺：海关可从出口的每担生丝中得到五两提成。潘启的确是商界中的高手，巧妙地把自己与海关结成利益共同体。

潘启发现，英商除了需要大量的生丝之外，还需要茶叶。当时，中外贸易多以物物交换方式进行。英国商人需要大量的生丝和茶叶，而他们运到中国的主要商品是毛织品，毛织品在中国并没有多大销路。潘启抓住这一机遇，在与英国签订合约时明确提出，如果英商需要他推销的生丝，则必须多买他的茶叶，而且要多付茶价。如果不要他推销的生丝，则他的茶价可降低4％。

潘启不仅是商界中的精英，也是谈判高手。英商曾经这样评价他：“我们已经发现了高级的商人，他们善于经营，坚持要获得好的价钱。但是，当价钱已经达到极限的时候，他们立即让步，尊重他们的对手，而对手也同样会尊重他们。”应该说，潘启参与了当时的全球化贸易，已经是一位世界级大商人，也成为广东行商的领头羊。

根据史料记载，1773年，潘启承销两份毛织品，英商向他订购7500担茶叶。到了1784年，潘启承销六份毛织品，英商则订购他12000担茶叶。

潘氏家族在十三行对外贸易史上，曾经叱咤一时。潘启凭借着出色的商业才能以及和外商、官场打交道的能力，使同文行一直位于十三行众行商之首，并对十三行公行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潘启自1760年十三行创立起，到1788年病逝，一直担任十三行的首领，是出任总商时间最长的行商，中外商人一致认可的行商领袖。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称他为“公行的大人物”、“行商中的巨头”。

十三行商在外贸交易中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英商对他们牢骚满腹，认为广州的所有交易都是以潘启为首的十三行的主意，粤海关也几乎按照他们的意旨办事。而事实上，十三行商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自家门口占尽商贸的便宜，既为清政府赚取了大量的关税收入，也为行商们带来了财富和荣誉。仅就茶叶出口而言，粤商和晋商就有很大的区别。晋商当时主要通过恰克图与俄罗斯进行茶叶贸易，明显属于行商。粤商则主要在自家门口与各国商人交易，属于坐贾。

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彻底摧毁了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特权。广州也不再是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十三行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但是，广东商人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很多广东商人在与外商的贸易往来中，纷纷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开拓市场，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在世界的商业舞台上，流淌着广东商人的血，也记录着广东商人的辉煌。这其中包括泰国的八大财团之首的陈黉利家族、泰国华裔首领郑午楼、夏威夷枢密院顾问陈芳、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的张弼士等。

大部分广东商人在纷乱动荡的年代持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积极捐资报效，出资制造舰船和先进的武器。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创建中华民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广东商人给了他巨大的财力支持，帮助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比如说，邓荫南就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广东商人。邓荫南青年时代远赴美国经商，后来又回到广东发展，以经营农场和蔗园为生。后来，他建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蔗糖工厂，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1884年，他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是缴纳会费最多的一个。邓荫南又出资聘请了一位外国军官对兴中会的成员进行军事化的培训。当孙中山遭遇财力困难的时候，他毅然变卖所有的家产，将所有的款项全部交给孙中山充做革命费用，并和孙中山一起返回香港，积极筹划广州起义。

除了邓荫南，还有张永福、林义顺、许雪秋等广东商人，他们都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海外的广东商人也立即行动起来，到处筹募财物，支援东北军抗战。南洋各地广东商人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开展了抗日活动。在抗战时期，不论是国内广东商人，还是海外的广东商人，都以无私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出钱出力，支援抗战。

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的经济发展一度独领风骚，珠三角成为国内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在广东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家如雨后春笋般顺势而生。新一代的广东商人正以新的面貌活跃在日益激烈的商场中，比如腾讯公司董事长马化腾、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珠宝大王郑裕彤、“股坛狙击手”刘銮雄、“亚洲小超人”李泽楷等。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新粤商，正在市场竞争中打破各项地域壁垒追求发展，成功地创造出一个个商业神话。

第二回 粤商性格特点

上天好像注定了广东人一生下来就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挣钱，一是花钱。在他们的眼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挣钱。

经商的传统使得广东人时刻明确自己的使命——赚钱。为了赚钱，广东商人干得踏踏实实，时刻都抓紧时间赚钱，让自己忙碌起来。只要和广东商人打过交道的商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广东商人十分精明，而且对金钱是十分迷恋的。和他们谈生意，除了钱，一切都是白费口舌。他们认为，人与人交往，是因为有利益才交往，反之，则视为浪费时间。做生意赚钱比一切都重要。

在广东都市街头，我们很难看见广东人在无所事事地东游西荡，每个人都是神情专注、步履匆匆，人人都在为生计、为挣钱而忙碌着。

以广东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广州人而言，广州人是中国城市人中最忙碌的一群人。广州比上海小多了，但汽车、摩托车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一天24小时，马路上似乎永远是车轮滚滚。夜幕降临之时，司机们奔波劳累一天挣足了自己的钱后，洗车擦车人又开始表现出不怕脏、不怕累的“黄牛精神”。

与广东的城市相反，北方城市中常见的景象是：下班了，几个邻居或熟悉的人凑在一块儿聊天，或者是几个人围成圈打扑克、下象棋、打麻将。对广东人来说，与其把时间消耗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不如用这个时间赚钱更有收益、更加实惠。所以，广东人整日东奔西跑，来去匆匆，恨不得把一分钟“劈”成两分钟用，恨不得从每分钟里挤出几张钞票。在广东，人人都忙忙碌碌，为生计而忙碌，为挣钱而忙碌。为了钱，广东人可以去受累、可以去受苦。忙着挣钱，是广东人的重要性格特征，更是广东商人的突出品质。

广东人忙，忙得只关心自己的生意。从其他省份去广东的人，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街上两辆自行车相撞后，不仅围观的人不如内地多，而且相撞的双方在没有发现各自有什么损伤后，不是停在街上理论、吵闹一番，而是检查一下很快地离开。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其他省份，至少要吵架，甚至拳脚相加。广东人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每天都有忙不完的生意要做，每天都有许多的钱等着去赚。所以，广东人之间就少了那份“窝里斗”，你发你的财，我赚我的钱，何必浪费时间呢。广东人富了，但富得自然，富得有道。

精明也许是广东人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他们始终坚持的原则就是：赚钱才是最终的目的。他们认为，如果让宝贵的时间从身边溜走的话，就等于失去了许多发财的机会。今天可以做完的事情，他们绝对不会等到明天才去做。

大部分企业喜欢追寻热点，哪里热度高就往哪里钻，企图在这种高热量中分得一杯羹。可真正聪明的经营者却往往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那些无人问津之处。广东商人从不把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框架之内，而是保持高度的警觉状态，随时准备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生产经营。广东人的“精”就在这里。市场如战场，但市场不等于战场。战场中双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市场竞争对手则是白刃相争，多求得共同发展。但无论市场或战场，“战况”瞬息万变。谁早变，谁就占有优势，掌握主动权。

广东人头脑灵活，又有经商传统，因而在市场的海洋中游得舒畅、活得自在，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乡镇小厂，由此迅速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企业之星。20世纪80年代，广东有一句顺口溜：三水一瓶水（健力宝），顺德一把扇，鹤山一条毯（拉舍尔毛毯）。这“顺德一把扇”就是顺德县裕华电风扇厂。

谁也不会想到，像广东顺德裕华电风扇厂这样一个乡镇小厂，可以成为全国同类商品的企业之星。它的成功秘诀就在于领导善于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利用聪明才智，将劣势变为优势，掌握主动权。

广东顺德裕华电风扇厂生产的10寸小型台扇，销路一直很好，经久不衰。有一段时间，许多人认为，国内小型台扇市场已经饱和，而且倾向大型化。但是，该企业领导却认为：“风扇仍有大市场，一定要坚守阵地。”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和住房条件的改善，企业领导的预言应验了，从过去“一户一扇”开始向“一室一扇”、“一人一扇”发展。最终，广东顺德裕华电风扇厂生产的经济实用、移动方便的小型电风扇广泛受到大众的喜爱，而且需求有增无减。同时，企业领导发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品必须不断更新，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

广东人的眼光十分独到，能够发现市场的空白点。

冯水兴被誉为“小电视之父”。2004年时，他的金积嘉有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了两亿元。当时，小家电商业市场是一个空白点，善于捕捉商机的冯水兴将目光锁定于此，十几年来一直在小电视、车载视听产品等小家电生产领域打拼。

在他的悉心经营下，金积嘉有限公司的产品不仅覆盖国内的大中型城市，而且远销欧洲、南美、中东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其车载VCD、DVD、移动数字液晶小电视等小家电产品，赢得了广阔的市场。

谈及自己的成功，冯水兴用一句话进行了概述：“创新永远是一个企业、一个品牌走向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黄金法则。”

广东人捕捉商机的能力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广州市有一家知名的时装设计公司——壹加壹，其发展之迅速，令同行业惊叹。其经营上最明显的特色是快速变化，其服装款式、面料的更新是以季计、以月计、以日计，他们善于在迅速的新旧交替中把握市场的脉搏。“壹加壹”的过人之处还在于：有节制地“轰击”市场，每种新产品投放市场总有余地，绝对不“轰”得过火，适可而止。“壹加壹”的想法是，顾客买东西跟吃饭一样，某种东西一旦吃得太多，就会吃腻了，再也提不起吃它的兴趣。一种产品是一次性，但商标则是长期的。如果对“壹加壹”商标“腻味”了，以后的市场则难以打开。所以，“壹加壹”在前一种产品量畅销时，下一个新品种又成熟了。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停地以“快”和“新”轮番“轰炸”市场。

公司老板说，为了适应市场，他们采取的是“排炮战术”，即每设计出一种新款服装，必先放一排“排头炮”，投放到市场检测一下市场的需求情况，再根据第一炮的“轰击效果”，决定第二批、第三批的投放量。

从营销理论上讲，因为生活水平、社会环境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为适应这种变化，企业就应不断地开发新产品，满足这种需求。新产品开发战略是企业的一个重要战略，“广货”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理论。

一件日用品在家中，仅仅有用是不够的，还要讲究与家中环境的搭配，对居室环境的美化，并要和购买者的身份地位相适应。日常用品已经向高、精、轻、美的方向发展，聪明的广东商人适应并引导这种变化。

广东的家具突破家具讲究用途广、容量大、方便这些基本的功能，最早向组合化、主体化、套装化、立体化、高档化方向发展。今天，广东家具已成为精巧、细致、雅致的象征。

广东的家用电器率先向美观、多功能、耐用、电子电脑化、安全节能方向发展；广东的日用五金制品最早向多功能、配套系列化、工艺装饰化方向发展；广东的塑料制品也是比较早地实现了多色、组合、复台等新款式，日常用品美观大方，连垃圾桶都做得像工艺品似的。“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是外省人对广东商人的评价，也是“广货”生产、经营的秘诀之一。

广东商人极善于应对市场的变化。一个新产品面市了，市场反应好，马上大批量投放。一旦市场没有接受，马上调整产品生产。总之，厂家始终保持一种高度警觉状态，随时准备应付市场变化。在产品生产上，广东人重市场；在销售服务上，广东人也重视开拓市场，维护市场，不断推出新的销售方式和服务项目，处处为顾客着想，令人不得不感叹：广东人太精了。

广东人并不都是腰缠万贯的大亨，绝大多数广东人是在自己的勤奋努力下才走向富裕之路的。很多广东商人是从小商小贩起家，他们也讲面子。但他们非常清楚，口袋里空空的是最没有面子的，老幻想电话、传真、谈大生意、赚大钱，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广东人更讲究实际，从实际出发，从小生意出发，卖小吃、摆地摊、开发廊，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也许行业还有体面不体面之分，然而，赚到手的钱一样可以使人体体面面。因此，广东人踏踏实实地走上“发”途。

广东商人不喜欢脱离现实的幻想，更不喜欢整天谈什么大道理。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本身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对他们来说，也许黑格尔的“存在都是合理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式的抽象说法更符合他们的性格。岭南文化更重实际，讲求实利，反对空想，倡导“经世致用”。在岭南文化重实用思想的熏染下，广东人摒弃了北方“耻言利”的传统观念，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形成了重利与务实的精神特质。

和广东商人做生意的商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广东商人的脑子时刻都在飞速运转，时刻都要思考发财的门道。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是广东人的特点。如果你跟不上他们的节奏，让他们占了上风、抢了先机，你肯定会失去谈生意的主动权，最终的结果只能任由他们摆布。这就是广东商人，他们用实际行动把财富梦想当做一生的追求。

广东商人做生意是很勤恳的，只要有钱挣，不管路途如何遥远，他们都会去捞上一笔。在广东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富起来，先动起来。”广东商人的实干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自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人得到中央的特别优惠政策之后，率先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破除传统的经济改革措施。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允许大批境外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雇用工人；私营企业、个体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加，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与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形成鲜明对比；在深圳最早开展风险性较大的证券交易业务，出现了一批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和腰缠万贯的大款。外省人到深圳、广州等地一看，其生活水平确实高，遍地是灯红酒绿的高楼、宾馆，满街都是老板、经理。从那里回来的人，对广东人、特区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由衷感到羡慕。

广东人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已经从过去思想僵化、言行求稳保守的传统禁锢中跳了出来，走向自由创造、大胆探索、视野开阔、一心务实的新天地，已经绕过了“姓资姓社”这个障碍，在发展经济的致富路上专心致志往前奔。而内地许多改革开放滞后的地区，却仍跳不出僵化的传统禁区，长期为“姓资姓社”问题所困扰，观望等待，裹足不前，与广东的改革势态形成鲜明对比。在观念上的时间差、空间差，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效果。

那么，务实的广东人如何看待“姓资姓社”这一问题的？据说，20世纪90年代初，新华社有个记者曾问一位广东农民：“你喜欢社会主义，还是喜欢资本主义？”这位农民回答说：“你看我们这儿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我就喜欢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我就喜欢社会主义!”这位广东农民的回答，典型地体现了广东人重内容不重形式、务实不务虚的实用主义观念。

显而易见，广东人对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务实避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路，理解得最透彻，运用得也最成功。

在这方面表现得较明显的，是广东潮州商人。

近代东南亚商界的风云人物张弼士，于1841年出生于潮州一个贫寒家庭，16岁时便独自赴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谋生。他最初在一家米店当店员，有了一点积蓄后，开始独立经商，创办了裕和公司。张弼士具有非凡的商业眼光与商业魄力，他聪慧机敏，遇事能屈能伸，对人仁义宽容。在长期经商的过程中，他悟出了这样的哲理：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自己的脚步，而且脚步必须快。

有一次，他听到别人说开垦荒地利润高，便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他认定这一行确实有利可图之后，便花巨资开垦荒地，种植水稻、椰子、橡胶、咖啡、木棉、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他看到英国人在其殖民地“专辟商场、开矿，皆获厚利”，便利用殖民当局鼓励经济开发的政策，采用兼收并蓄、全面开发的经营发展方针，大规模利用银行贷款从事实业开发，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1877年是张弼士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候．他在苏门答腊日里创立笠旺公司，专门从事荒地开发，拥有橡胶、椰子、咖啡、茶等各类种植园，仅胶园就有七八处。有了丰富资源后，又购置新式机器，进行咖啡与茶叶加工，逐渐形成自己的工商王国，招募大量华人移民从事经济开发。

当时的华侨汇款回家乡主要靠水客带交，既不安全，又因交通不便而经常延误时日。他便在日里创办日里银行，以办理当地华人移民的侨汇为主要业务，还经营信贷、储蓄、押汇等业务，是最早的华商银行家之一。

日里银行采用近代银行手段处理侨汇，还较早开展电汇业务，能够将汇款人附言与汇款一起迅速送到收款人手中，由于侨汇安全快捷，深受华人移民的欢迎。日里银行业务兴隆，成为张弼士扩展业务的金融基地。接着，张弼士看到锡矿能挣大钱，又进军英属马来半岛的文冬、槟城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亚齐。他在文冬创立东兴公司，从事锡矿开发，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赚钱途径；在槟城创立万裕兴公司，开荒种植椰树及杂粮；在印度尼西亚齐创立广福公司，从事轮船业务。其业务不断向印度尼西亚及马来半岛的各项近代实业延伸。

张弼士利用东南亚地区廉价华人移民与土著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农业、矿产资源，以垦殖、开矿起家，业务遍及商业、金融、航运、房地产等行业，诸利并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致富千万”，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成为近代第一位东南亚华人首富。

由此可见，广东商人的“利之所以，足必至之”的实干精神，确实为他们带来了财富。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官本位”的思想根深缔固。所以，从古到今，经商的人都想进入政府，谋得一官半职。但是，粤商却正好相反，他们不但与政治离得远远的，而且厌恶谈论政治。广东人远离政治中心，政治对他们的影响太小，通过政治获取支配地位的人太少，这使得广东商人干脆漠视政治、远离政治。即使是赚了大钱，腰缠万贯，他们对政治仍不会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当然，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的的广东人也不是一心只问盈利事，两耳不闻他人言。期货商或者炒股票的人也会关心政治，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完全是出于对钱的关心。这样就使得粤商的商人本色更加浓厚。

曾有一位报纸的知名记者到广州的企业采访，发现这里的企业作风明显与外省的企业不同。第一，不善于介绍经验。厂长经理介绍情况很少会滔滔不绝，没有“宣传”的“准备”。第二，保密观念强。许多能表现企业经营业绩的数字往往不告诉记者，怕记者写出来透露给同行对自己不利，有的企业某项经济指标明明已在全国领先，但偏不愿让人知晓。第三，对上门谈生意的人的热情大大超过对记者采访的热情。记者采访结束后，几乎没人送“纪念品”。遇到吃饭时，也简单实惠，绝对不铺张。

因此，在不少北方人眼里，广东人太俗了，谈起钱来眉飞色舞，没完没了，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广东人都认为，没有钱就不能活，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汉。

总之，多讲钱，少谈政治，是广东商人的突出特性之一。广东商人很务实，在他们的眼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挣钱。他们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更喜欢踏踏实实地挣钱。

究其原因，这与广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距离”较远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广东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使得广东人对政治不怎么关心，登科取仕的气氛不浓，远道来粤的客家人中有士族官员，也多官场失意者，对政治多持敬而远之甚至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这更使得广东人不热心政治。

在广东，企业考核员工，干活的效率、质量才是最重要的。在广东，上至老板、经理，下至“打工族”，人人心里都明白，只有企业发展了，自己的碗里才能有足够的粥。对员工的报酬，也主要以物质刺激为主，广东人也只认物质报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广东人最为认同，理解和实践得也最为彻底。

第三回 粤商英才一：从酒楼跑堂到泰国首富

盘谷银行不但是左右泰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机构，而且影响着东南亚其他各国的金融经济。盘谷银行在泰国设有分行281家，遍布泰国各府，国外分行有纽约、伦敦、汉堡、东京、雅加达、香港、台北等15家，职员近两万人，总资产94亿美元。这家银行的主人就是著名银行家、盘谷银行创办人陈弼臣。

泰国华人陈弼臣是一位被誉为“白手起家”的海外粤商的典型代表，号称“企业北极星”。他从酒楼跑堂到泰国首富，一生的发迹史充满传奇色彩。有人把陈弼臣的生平喻为“一部值得学习的个人奋斗成功史”。由此可见，陈弼臣事业成功的轨迹是值得我们回顾和探究的。

陈弼臣的祖先像千万粤商一样，是从河南迁徙来的中原人。根据峡山乡陈族乡亲介绍，陈弼臣是峡山乡陈族十二世六房兆榜之后裔，是陈族的第十九世裔孙。由此可见，陈弼臣家族自一世祖知县陈公在潮阳肇始，已传二十几代、六百余年。

20世纪初，他的父亲陈子贵随当时乡里的移民热潮来到泰国谋生。在曼谷，陈子贵靠打工过活，当过枋廊文员，期间勉强糊口。1910年，陈弼臣在泰国出生。当时，他的父母给他起了一个泰国名字，叫“苏冯班力治”，意思是“好生意”，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发大财，彻底改变贫苦家庭的命运。

在世界经济发生危机时，南洋各地受到影响，商业不景气，失业工人人数日增。于是，陈子贵回归故里，第二年5月因病去世。

陈弼臣自幼和母亲一起生活。当时，家境艰难，他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对陈弼臣的期望很高。陈弼臣五岁的时候，被送回家乡潮阳读书。

当时，他的母亲还规定他放学回家的时候，必须拾回三块狗粪。长大一些后，他每天帮助家里耕田干农活，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贫困生活的磨砺，培养出他刻苦耐劳、勤奋好学和发愤图强的好作风、好品德，这对他以后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成功后的陈弼臣曾回忆说：“我小时候和我娘生活很苦。父亲在海外没寄钱来，我们常常挨饿。我跟乡间的穷孩子一样，常到外面去拾猪粪、狗粪。每年冬天，我拎着破竹篮去路旁拾甘蔗渣。我看见大人买了甘蔗边走边吃，便跟随在他后面，等他把蔗渣丢在地上后，便抢着拾起来放到篮里，等到篮里放满了，拎回家晒干当柴烧。我小时没穿过新衣服，都是穿别人给的旧衣服。衣服破了，我娘补了又补，常剪衣角补衣背，补到不能再补为止。”

即使他后来致富了，仍然毫不铺张。他经常向属下员工说：“我是从贫穷来的！”他以此来激励员工和自己必须珍视今天的成就，不要忘本。员工对于陈弼臣不耻于贫穷的身世，很受感动，便把陈弼臣的这句话，用中文、泰文、英文印染在五颜六色的T恤衫上，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前进。

17岁那年，陈弼臣就读于六都中学，父母因为失业，没有钱供他读书。他被迫退学，乘船回到曼谷，开始人生奋斗的里程。

最初，他为了生计，只好四处寻找工作。在亲友的帮助下，陈弼臣到一家酒楼当跑堂，勉强维持生活。他白天为老板端盘子、送菜、招呼客人，晚上便努力学习泰文。由于他聪颖过人，又勤奋好学，很快在益成木行找到一份新工作。他每天搬运打扫，粗重工作都干，每月换取区区八铢的薪水。但是，他毫不灰心丧气，对所有分内工作，都全力以赴、埋头苦干，什么活儿都干，既当杂役，又兼厨手，深得老板的赏识。

很快，他从杂役一步步被提升为文员、会计，乃至经理。月薪也从八铢升至四十铢。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有更远大的理想。为了今后的发展，他利用空余时间向贴素辇佛寺僧人学习泰文。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他终于能书写泰文，讲流利的泰语。这无疑为他日后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1930年，20岁的陈弼臣成了益成木行的副经理，可谓是事业有成。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火把公司的木材全部烧光，他也因此而失业。后来，陈弼臣经友人介绍，来到郑景云开设的森兴隆木材有限公司任门市部经理。郑景云十分看好陈弼臣，认为这个年轻人有志气、有理想、有毅力，认准目标绝对不回头。有一次，郑景云当着陈弼臣的面对一位朋友说：“他日后一定会成大事！”

由于陈弼臣熟悉木材业，掌握木材的品类及有关知识，了解木材市场行情的变化，他管理的森兴隆木材有限公司门市部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930年，他回乡完婚。四年后，他在汕头与亲友合开了一家洋行，自任经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出洋人数剧减，移民骤少，加之各地政府加以限制，1930年8月1日下令禁止华工大量入口，使走这条航线的轮船公司无法经营。而其他埠也由于增收华人入口税，使想出洋的潮人止步。因此，陈弼臣在汕头开创船务公司，选择的不是一个好时机，一开始便遇到困难、陷入困境。

1932年，陈弼臣回到曼谷森兴隆公司，担任总经理。在陈弼臣的悉心管理下，森兴隆又重新兴隆起来。

但是，陈弼臣并不安于现状，一有机会便谋求独立发展。他在森兴隆只待了大约三年的时间，于1935年，在友人的鼓励和资助下，又离开森兴隆，独创“曼谷木业公司”。这是陈弼臣最熟悉的行业，业务开展进行得异常顺利。

由于他聪颖能干，善于经营，在短时间内，做到货出钱收，充分利用资金周转快，多做生意，多赚钱。同时，他眼光锐利，思维敏捷，善于看准经济形势的发展方向，适时地开拓新的经营领域。于是，陈弼臣趁着好运，又创办了星原货栈商行，经营五金、文具、药品。

善于抓住时机是陈弼臣能够从此前的阴霾中走出来的一大原因。在商场上摸爬滚打的他，极善于将手中有限的资源“无限化”。同时，了解自己长处的陈弼臣“熟做生不做”，起初选择的便是自己熟悉的木材行业，这让他最终取得卓然的成绩有据可依。

1941年，他又办起亚洲联合、亚洲保险等公司。业绩斐然，声誉四起。开设亚洲保险有限公司的时候，他得到保险业界前辈郑景云的鼎力支持。郑景云帮助陈弼臣分析形势，将陈弼臣的保险公司业务定位在水火保险、汽车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上。

1944年，陈弼臣与中泰绅商合作创办盘谷银行任董事，后逐步成为该行中坚分子，自1963年起担任董事长长达20年。

陈弼臣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其积累了资本。他从最初一个酒店跑堂，之后白手起家，终于成为盘古银行董事，而且其事业在不断发展壮大。这应该说是他“个人奋斗成功史”中的一次飞跃，无疑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陈弼臣的一生中，创办和经营盘古银行是他最光辉的一页。

1941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泰国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饱受战火，进而物资匮乏。次年，泰国加入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成为协约国一员而向同盟国宣战。基于此，在战前于泰国投资兴建的成立于1888年的泰国第一家外资银行，以及另外两家英资银行和一家法资银行被泰国政府“查封”。当时，除了日资银行外，所有的外资银行都处于停业的尴尬之境。

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样也影响着商人。眼光敏锐的陈弼臣察觉到，银行也似乎是一个“空白点”，而且是进出口业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银行给予信用和融资资助，国外贸易是无法顺畅进行的。于是，尚从事保险业经营的陈弼臣瞄准了金融业。

陈弼臣所受的正规教育有限，仅是初中一年级文化而已。可他“通于方敦”，对数学运算极具天赋，这成了他进军金融业的有利条件。很快，他创办了一家“亚洲信托公司”，这成为其正式迈进金融业的标志。“亚洲信托公司”是当时泰国信托行业第一家公司，该公司享受某些特权。当时尚未出台规定金融信托业的经营范围的法律，陈弼臣的亚洲信托公司提供的服务与商业银行十分类似，唯一受限的是不能接受客户的存款。

在陈弼臣的经营运作下，亚洲信托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信，就连设在泰国的西方银行也参考亚洲信托公司每天所报出的美元、英镑和日元等外币汇率，将亚洲信托公司的报价作为其日外汇兑换率标准。

1944年，陈弼臣联合几位朋友组建银行，并定名为盘谷银行有限公司，陈弼臣是11名董事之一。由于当时他只是一个小股东，没有直接参与银行事务，他的才能并没有机会施展。直到1946年夏，当陈弼臣被聘任为银行买办后，才开始大显身手，为盘谷银行作出贡献。到了1952年，由于金融才干的显露和所取得的成绩，陈弼臣获得董事会的信任，出任盘谷银行总经理。在他卓越的领导下，盘谷银行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

后期的盘谷银行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是与陈弼臣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洞察力、捕捉时机以及预见未来的能力分不开的。

创建盘谷银行的时候，正值“二战”期间外国银行被封闭。“二战”后，泰国政府推行发展银行的政策，规定大米出口补贴金需有银行作保。盘谷银行在外贸融资中，获得优厚的融资手续费。50年代，泰国政府又规定外国银行不得在曼谷市内和市外设立分支机构，但允许本国商业银行增设分机构。

虽然盘谷银行占了不到一年的先机，但正是这不到一年的宝贵时间，使盘谷银行得以迅速抢占市场份额，比如三聘街一带的纱布商等。

应该说，盘谷银行在开业初期的定位是准确的，即以扶助泰国国内商人发展贸易为重心，切实引导本地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并给予融资扶助和种种方便。值得一提的是，盘谷银行的信贷政策和业务活动是非常广泛而灵活的。盘古银行先于政府发放农业信用贷款，比其他任何银行提前很多经营各种零售银行业务，以帮助低层的人提高收入。盘谷银行还在每年财政预算中拨出一定数额的款项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如医疗保健、教育文化等。

此外，盘谷银行还是采用先进技术的开路先锋。它既是泰国使用电子计算机的第一家银行，也是泰国第一家服务到车上的银行。迄今为止，它的服务方法仍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盘谷银行开业不久，有两位本地商人来银行开户存款，顺便说了一句想做点进出口生意，但不知如何办手续。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立即将他们请到业务洽谈室，并请来一位业务主管。主管了解到，这两位商人因手中有些存款，希望涉足进出口贸易，但苦于是生手，不知如何来做。这位年轻的主管便详细地为两位商人谋划，说道：“做进出口不难，我们银行完全可以帮助你们。假定你们要办入盘，我们会建议从哪个国家进口最合适。认定了哪个国家来办，我们会向该国驻泰大使馆商务专员询问，请他们提供该国出口商品具体资料和货物价钱，这个价钱往往比本地洋商的低10％。如果你们决定要低价采购，不用担心手续问题，因为我们银行有专职人员随时为客户填写表格和代写英文信件，你们只需在文件上签名盖印就可以了。”这位业务主管说得既清楚又有条理，两位原本只是来问一问的商人，不禁被说动了心，当即准备试一试进出口贸易。由此可见，盘谷银行正是秉持“关注每一个客户”的态度才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的。

1954年，他率先在香港开设支行，并与友人合作经营香港商业银行。后来，又相继在东京、新加坡、中国台湾、纽约、雅加达、伦敦等处设立分行，逐渐成为泰资银行业进军世界金融的先驱。

1962年，泰国政府颁布并实施投资奖励法，鼓励引进外资，盘谷银行借此机会扩大机构，拓展业务，通过合资企业，积极同外国银行联系，吸收外资，同外国银行共同投资设立合资企业，盘谷银行获得迅速发展。

陈弼臣深知香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在1957年至1963年期间，陈弼臣虽避居香港，但他并没有过清闲日子，而是近距离观察国际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脉络，为盘谷银行在国外拓展业务设计蓝图。

1963年12月，陈弼臣从香港回到泰国。由于陈弼臣的金融才干和出色的工作，深受盘谷银行董事会的信赖。在一次董事会上，他被遴选为盘谷银行董事长兼总裁，登上了盘谷银行的最高领导地位。在陈弼臣出任盘谷银行董事长兼总裁的20年里，盘谷银行飞速发展，跃居国内三十家内外资银行之首，成为泰国金融巨擘。

20世纪60年代后，盘谷银行的海外业务又有了新的发展。到80年代初，盘谷银行已成为著名的国际性银行。他们在泰国拥有263家分行，并在国外拥有15个分支机构。

1982年，盘谷银行自曼谷中国城狭窄的小街搬到最繁华的商业大道上。这不仅意味着盘谷银行的蒸蒸日上，也象征着陈氏家族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崛起。一个华人银行家的人生传奇令人叹为观止。

随着总资产的不断增加，盘谷银行在世界500家大银行的排位也不断上升。1982年，由原来的第221位上升到200位。到1984年，又从第200位上升到194位。

后期的盘谷银行已成为泰国重要的经济支柱，泰国每年的出口贸易中有40％是盘谷银行资助的。此外，盘谷银行还经营着泰国40％的大米贸易。《美国金融月刊》1984年公布了世界12位富甲天下的银行家，陈弼臣名列其中。他还被风行全世界的金融业杂志《亚洲》选为1982年度杰出银行家。

陈弼臣到底拥有多少资产？没有人能准确地回答。曼谷的一位美国企业管理顾问彼得·彼东指出：“现在，陈先生共有140家公司。盘谷银行在泰国共设有263家分行，在国外有15个分支机构，分别分布在吉隆坡、雅加达、大阪、新加坡、东京、纽约、洛杉矶、汉堡、伦敦、香港和台北等地，雇用1.66万名雇员。”另外，还有许多不动产没有公布。

毋庸置疑，陈弼臣及其领导下的盘谷银行为泰国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经济评论》曾经这样评价陈弼臣：“他和盘谷银行战后的崛起以至今天，对泰国所作出的贡献，以经济而言，至少使泰国经济发展步伐加速了10至15年。”

1984年，陈弼臣荣获泰王颁赐的朱拉隆功大学工商管理名誉博士学位。表彰报告中这样写道：“陈氏为一位经营银行业务而获得卓越成就，获得国内外所公认的杰出银行家。他运用才智和经验进行行政管理，解决问题及改进业务，为企业与经济整体带来利益。在泰国首创地将适宜的措施用于正在发展中的企业，提高了人力资源使用效率，依每个人的智能进行分工负责，从而使企业和银行业获得迅速发展。此外，献身于公益事业，致力促进泰国艺术文化发展，振兴及维护对后代极具价值的优良传统文化风俗，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以提高教育水平，勤奋工作终生，志在事业成功进步，是故应在学术界受到推崇，作为可资仿效的风范，获颁赐工商管理名誉博士学位以嘉奖之。”这是对陈弼臣一生业绩与品德的最好评价。

陈弼臣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海外华人，深知创业的艰难，更知道华人在国外的艰难。所以，他时刻不忘团结、帮助自己的同胞。

早在创业之初，陈弼臣就经常帮助那些被外国大银行拒之门外的华裔商人，为他们解决资金和业务上的困难。有些身穿短裤、走投无路的小商人直接闯进他的办公室，陈弼臣也并不因此而生气，而是满怀同情地接待他们，尽己所能去帮助他们。

1957年，印尼著名的“红顶商人”林绍良在陈弼臣的帮助下，正式创办中央亚细亚银行。因为有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经营范围迅速拓展，生意兼有工业、商业、金融，林氏集团初显雏形。

1969年，马来西亚赌王林梧桐事业跌入低潮，遭受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也是陈弼臣和他的盘谷银行向其伸出援助之手，让他透支高达500万令吉。凭借这一支持，林梧桐绝处逢生。

在盘谷银行初建时，陈弼臣就与亚洲各地的华人商业团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今，他已经跃身亚洲最大的富豪之列，可每个月还抽出两个周末赶赴东南亚各大城市和香港，与他的华人老朋友们洽谈业务。

美联社记者在一篇特稿中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这四十几个华人家族在海外华人中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在东南亚的一片赤贫土地上努力奋斗，网罗大众阶级，互相帮助，如同中国古代富族互相通婚一样。他们赚取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陈弼臣一生对社会公益及慈善事业不遗余力，历年来以其本人名义或其辖下公司名义对各种公益事业捐献多多，其数额当以亿铢计算。

1978年，他还专门设立“陈弼臣慈善基金会”，每年设奖学金资助泰国各大、中、小学贫苦学生。正是由于陈弼臣对泰国经济繁荣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贡献特别大，为表彰陈弼臣，泰王御赐他红十字一等奖章、童军荣誉奖章、自由荣誉勋章和一等白象大绶勋章。

1985年1月21日，75岁高龄的陈弼臣带领眷属及东南亚、港澳知名人士两百多人，回到家乡参加峡山学校的落成揭幕庆典。陈弼臣独立捐资680万港币建成这座学校。建成后的峡山学校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设备上，在当地都堪称一流。

在典礼上，他深情地说：“我出身贫苦，读书不多，在创业上深知没有文化之苦。我希望家乡的青少年能学好文化，将来为祖国争光。”接着，他欣然为母校题写了“峡山学校”校名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赠言。在陈弼臣的影响和带动下，许多潮籍的侨胞纷纷慷慨解囊，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这些事在东南亚的华侨中被传为美谈。

凡是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及社团、宗亲会馆的活动经费，陈弼臣无不慷慨解囊。尤其是救灾、恤难、济贫等公益事业，他总是积极主动捐助。他知道，他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富有的他也要回馈社会。

1988年1月，陈弼臣与世长辞。他去世后，得到了泰王御赐火化大典的荣誉。能获如此恩赐，足见陈弼臣对泰国国家、社会的重大贡献。正如《新中原报》所指出的：“陈老先生虽已撒手尘寰，惟其典范盛德永留人间。”

同时，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德维曾致函盘谷银行，对陈弼臣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赞扬陈弼臣为发展泰国的经济、增进泰华社会的团结和促进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去世前，陈弼臣对未来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早已作了安排。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对陈氏家族的财产作了妥善的分配，对该家族持股或辖下的各种企业的职责也作了明确的分工。对盘谷银行，也早在1984年就把银行的行政管理权顺利地移交给陈有汉，自己光荣地引退。

陈有汉毕业于伦敦银行学院，并在伦敦苏格兰皇家银行工作两年。他悉心研究欧美银行事业。后来，他进入盘谷银行工作，职务由担任一个部门的副经理做起。前后经过21年的磨炼，才由董事会一致推选他为总裁，成为陈弼臣的得力助手。

因为在英国银行工作过，陈有汉深知计算机在银行业的重要作用，主张在会计部实行全计算机化。在银行业务中使用计算机，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所以，这一提案数度受到否决。因为陈有汉的一再坚持和努力，才使盘谷银行成为泰国第一家使用计算机管理的银行。事实证明，陈有汉是对的。由于引进计算机这一先进电子技术，银行的经济效益更为明显。因为在业务上的出色表现，陈有汉很快升职，从经理升至副总经理。最终，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当上了总裁。“父亲特意安排我们到外国读书，在国外公司打工，就是要我们学习知识、增长见闻，学成归来后也是从基础开始接受培训。因为我父亲觉得，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要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回想父亲的一言一行，陈有庆显然非常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知道父亲是希望自己以后能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承担起兴旺家族生意的重任。

陈弼臣特别注意培养接班人，吸取世界各家族企业衰落的教训。陈弼臣的故友许敦茂曾经这样形容他：“陈弼臣几乎是万事通；懂得关怀友辈、照顾客户；工作时专心致意、废寝忘食。他的这些特点是成功者的重要素质。”针对陈弼臣善于用人方面，他是这样评价的：“他能够依每个人的才能进行分工，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

盘谷银行早期聘用泰国法政大学毕业生，曾在泰国中央银行工作的年轻有才华的会计师黄闻波就是很好的例证。

1977年，陈弼臣辞去总经理一职时，他手下有两名副职，一个是他的儿子陈有汉，另一个是黄闻波。陈有汉是银行业界中公认的杰出人才，所有人都认为陈弼臣会把自己的儿子选做接班人，毕竟是自己的生意，交给自己的儿子管理是理所应当的事。但是，出人意料，陈弼臣却选中了黄闻波。黄闻波于1952年进入盘谷银行前，只是一家小小的会计事务所的主持人。在被陈弼臣相中后，他受聘盘谷银行审计主任，在改革会计管理制度方面作出了成绩，不久便被提为副总经理。

1957年，沙立将军发动政变。陈弼臣因与沙立的政敌前警察总监关系密切，怕招来麻烦，暂时离开泰国到了香港地区。国内银行业务，交由其得力助手黄闻波掌管。

黄闻波接管后，盘谷银行不仅保持原来的兴隆景象，还获得发展。黄闻波在担任盘谷银行总经理期间，提出仿照“日本股份公司化”的“泰国股份公司论”。陈弼臣十分满意，对黄闻波愈加信赖。

为此，有人称赞陈弼臣会用人，使人尽其才；有人称赞他管理才能出色，为盘谷银行建立了一套良好的行政制度。

1980年，黄闻波出任泰国政府内阁副总理，盘谷银行总经理一职才由陈有汉接任。

陈弼臣的儿子们谈起父亲，首先提及的并非当年父亲白手起家如何不易，更多的是津津乐道于父亲对中国市场的重视。1981年，陈氏家族的盘谷银行在北京成立办事处，开启了在中国投资的序幕。1986年5月，该行又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这是泰国商业银行在中国设立的首家代表处，推进了中泰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向前发展。

陈弼臣曾任泰中友好协会顾问，陈有汉任泰中友好协会副主席。自1975年中泰建交以来，盘谷银行为促进泰中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所作出的努力，功不可没。

耳闻目睹父亲对家乡公益事业的热心支持，陈弼臣的儿子陈有庆、陈有汉也十分关心家乡的经济发展，对家乡的教育事业牵挂在心。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陈有汉怀着满腔热情，携全家到汕头访问。他为母校聿怀中学捐建综合教学楼“有汉楼”。1990年，他又捐赠聿怀中学教育基金会200万泰铢，并担任聿怀中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和荣誉理事长。1999年10月22日，陈有庆莅潮参加旅外乡亲金秋联谊会，特意回到母校观光。当他知道母校急需体育馆、图书楼和办公楼时，欣然表示捐资予以兴建。此外，他还捐资100万元，助建汕头潮汕体育馆。2000年，陈氏家族再次捐资，在潮阳峡山镇的六都中学兴建了一座体育馆和两座多功能大楼。为弘扬陈氏家族捐资助教的义举，学校特为这三幢建筑物取名为“陈弼臣体育馆”、“陈有庆楼”、“陈有汉楼”。

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然而，这句老话却被陈氏家族所颠覆。如今，陈氏家族依旧基业常青、后继有人。陈有汉不但从父亲陈弼臣的手里接下家族事业并将之发展壮大，而且将家族事业平稳过渡到第三代，并且为第三代接班人才能的发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从酒楼里跑堂的人，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跃成为金融巨擘，陈弼臣已经把粤商的具备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从他的成功中，相信更多有心人会发现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持之以恒这样的字眼。这些都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是他们搏击长空的有力武器。

第四回 粤商英才二：贫苦家庭走出的华人首富

李嘉诚这个名字，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震撼着世界。特别是在地产界和金融界，李嘉诚这个名字对于香港人来说更意味着财富。他拥有着“超人李”、“大哥诚”、“塑胶花大王”、“地产猛龙”、“地产大王”等称号。

关于他缔造商业神话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身无分文的青年李嘉诚如何赚得第一桶金？李嘉诚如何从小老板变为“塑胶花大王”？李嘉诚如何把握房地产市场良机？李嘉诚如何以7亿搏60亿？李嘉诚如何连续多年稳踞全球华人首富宝座？如果我们了解李嘉诚的成功秘诀的话，这些问题自然都会迎刃而解。

李嘉诚于1928年出生于潮州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曾任一个小学的校长，特别注重对孩子的教育。童年的李嘉诚聪颖伶俐，3岁便能吟诵《三字经》、《千家诗》。5岁时，李嘉诚进入潮州北门街观海寺小学就读。

那时，李嘉诚家中有一间小小的“藏书阁”。李嘉诚每每放学后便钻进藏书阁中饱读诗书，《诗经》、《论语》、《离骚》……李嘉诚涉猎广泛，在传统文化中吸取了日后可以让自己“雄霸一方”的精华。

李嘉诚的堂兄日后曾如此评价儿时的李嘉诚：“嘉诚那时就像书虫，见书就会入迷，天生是读书的料。他去香港办实业成为巨富，我们都感到很吃惊。”另一位从事教育事业的堂兄也说：“嘉诚要小我十多岁，却异常懂事。他读书非常刻苦努力，我看过好多次，他在书房里点煤油灯读书，很晚很晚都不睡觉。”

勤勉的李嘉诚深得父亲的喜爱，他觉得李嘉诚日后在求学治学之路上必将有所建树。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嘉诚最终却用所学的知识缔造了中国实业界的奇迹。

1937年，对于中国而言是难忘的一年。日本侵占潮州的事实打破了李嘉诚父亲所有的计划，而李嘉诚的命运也因此改写了。当战火波及到潮州每家每户时，李嘉诚的父亲举家流落到香港。

当时，李家投靠李嘉诚的舅父庄静庵。原本以为可以躲避战火，可不想一年之后香港沦陷，李家一家人的生活更显窘迫，幸得舅父的接济才避免流落街头的惨状。这时的李嘉诚已经无法继续上学，而父亲也因为常年劳累病倒了。不过，李嘉诚还是很幸运，因为他即便失去了一切也没有失去父爱。

父亲李云经为了支付李嘉诚的学费，纵然身体羸弱也坚持不住院，并把买药的钱节省下来供儿子上学。然而，他的一片爱子之心却无法打动病魔。1943年冬天，李云经长辞于世。

这时的李嘉诚只有14岁，却不得不担起照顾一家人的重担。为了照顾母亲、抚养弟弟妹妹，李嘉诚开始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挣扎。

李嘉诚回首往事，这样描绘他少年时的心态：“小时候，我的家境虽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教育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先父来到香港，举目看到的都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感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很多感想。就这样，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决定担起照顾家人重担的李嘉诚在西营盘的“春茗”茶楼找到一份工作。他到这里之后，学到的第一个功夫就是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达茶楼，最后一个离开茶楼。

广东人习惯喝早晚茶，天蒙蒙亮，就有茶客上门。店伙计按照季节的不同，必须在早上五时左右赶到茶楼，为客人准备茶水茶点。

舅父送了一只小闹钟给李嘉诚，好让他掌握早起的时间。通过长时间的观察，舅父不再怀疑外甥独立谋生的能力。当时的李嘉诚并不奢望很多，他只想好好做这份工作，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

李嘉诚每天都把闹钟调快十分钟响铃，就是为了第一个赶到茶楼。调快时间的习惯他一直保留到今日，他做任何事都走在时间的前面。

茶楼的工时，每天都在15个小时以上。茶楼打烊，已是半夜人寂时。李嘉诚回忆这段日子的时候，说道：“我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这对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白天，茶客较少，但总会有几个老人坐茶桌泡时光。李嘉诚是地位最卑下的堂仔，大伙计休息，他却要待在茶楼侍候。

李嘉诚曾经对儿子谈及他少年的经历，说：“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三天三夜。”

一年后，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他渴望从事新的职业，尤其是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李嘉诚迈向社会，曾拒绝了舅父的一番好意。此时，李嘉诚又觉得，他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自己是在社会闯荡和磨炼过的人，进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

庄静庵回忆少年李嘉诚时说：“阿诚的阿爷谢世太早，故阿诚少年老成，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顺利进入舅父的公司后，李嘉诚并未因是舅父的外甥而受到特别的照顾，他还是从小学徒干起。最初，李嘉诚还不能接触钟表，只能干扫地、倒水等杂活。由于在茶楼工作过，李嘉诚对杂活儿十分在行，这令许多不知道李嘉诚是老板外甥的职员对其褒奖有加。有人说：“李嘉诚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这样的褒奖是对当时的李嘉诚最真实、最公正的评价。

进入舅父公司的李嘉诚志在学习修理钟表的技术，一有空闲时间，他便跟师傅们学习。心灵手巧的他很快便掌握了一门门相对复杂的技术，能够修理各式各样的钟表了。

大凡成大器者，聪明是其一，重要的还是勤奋。李嘉诚就是这样的人。他给自己定下新目标——利用空余时间自学完成中学课程。他年少位卑，骨子里却有股不屈的傲气，渴望出人头地，干一番大事业。

李嘉诚尽管有十分强烈的求知欲望，却不得不为买教材而发愁。他的工薪菲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还要保证弟妹读书的学费，他希望弟妹能一帆风顺读完学业，而不是像他这样。李嘉诚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购买旧教材。许多中学生将用过的教材当废纸卖掉，或当垃圾扔掉，因而就有书店专门做旧书生意。

李嘉诚谈起节省几港币买新书的钱，言谈表情比现在赚几亿港币还兴奋：“先父去世时，我不到15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不得不去工作，忍痛中止学业。那时，我太想读书了。可家里是那样的穷，我只能买旧书自学。我的小智慧是环境逼出来的。我花一点点钱，就可买来半新的旧教材，学完了又卖给旧书店，再买新的旧教材。就这样，我既学到知识，又省了钱，一举两得。”

从这件小事，可见少年李嘉诚已开始具备商业头脑。

三年过去了，当年那个14岁的少年已经长成精瘦但结实、英气十足的小伙子了。17岁的李嘉诚突然离开发展势头很好的中南公司，在一家五金制造厂以及塑胶带制造公司找到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开始了香港人称之为“行街仔”的推销生涯。

当时，塑胶带公司有七名推销员，数李嘉诚最年轻，资历最浅。另几位是历次招聘中的佼佼者，经验丰富，已有固定的客户。

面对前辈们，李嘉诚没有退却，而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三个月内要与其他推销员一样出色，半年后超过他们。重压之下，李嘉诚随后也表现出超常的能力。

李嘉诚知道，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推销员，勤奋和动脑缺一不可。如果只是勤奋，没有好的指导方法，推销起来必定困难重重；而如果仅仅有小聪明，不务实的话，一样无法达成预期的目标。

当时的李嘉诚负责推销新型产品——塑胶洒水器，勤奋的李嘉诚一连几天都未能成交，这让他有些着急。一天，李嘉诚早早地来到一家批发行，等待职员上班后与其洽谈。这时，他看到一个清洁工在打扫卫生，李嘉诚眼珠一转，热心地用带来的洒水器帮助清洁工洒水。

李嘉诚的想法是，当上班时间一到，该批发行的职员就会“眼见为实”，看到塑胶洒水器的优点。正如李嘉诚所料，批发行的职员上班时看到了李嘉诚用洒水器干活的一幕，而且他还是负责日用器具的部门经理。如此，李嘉诚如愿以偿，与该项目经理商谈得十分顺利。

虽然只是小小的推销员，但李嘉诚把它当做事业来做，并不看重能赚多少钱，工作起来劲头十足。皇天不负苦心人，李嘉诚凭借着自己的刻苦，提前达成了自己的目标：超过了公司中另外六个出色的推销员。那六个推销员难以置信李嘉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便获得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不由得心服口服。当老板拿出财务统计结果的时候，李嘉诚不由得大吃一惊——他的销售额是第二名的七倍！

李嘉诚从推销员做起，超时工作，白天疲于奔命，晚上又到夜校进修英语。凭着这股吃苦耐劳的精神，20岁那年，他跃升为公司业务经理。几年后，他积蓄了一笔钱然而，他时刻不忘有朝一日自己单独闯天下。

20世纪40年代中期，塑胶工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香港作为全方位开放的世界自由贸易港，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从欧美输入的塑胶料制品。塑胶制品易成型，质量轻，色彩丰富，美观适用，能够替代众多的木质或金属制品。虽然塑胶有易老化、含毒性等缺点，但这些缺点被人们趋赶时髦的风气所湮没。时至今日，塑胶制品仍大行其道。

李嘉诚在推销五金制品时，就敏感地意识到塑胶制品的巨大威胁。最初，塑胶制品是奢侈品，价格昂贵，消费者皆是富裕阶层。塑胶制品的价格一直呈下降趋势，从欧美输入的产品愈来愈多，尤其是港产塑胶制品面市，造成价格大跌。李嘉诚清晰地意识到，要不了多久，塑胶制品将会成为价廉的大众消费品。

1950年，22岁的李嘉诚辞去经理职务，筹集五万元，创办了一家专门生产玩具以及家庭用品的小塑料厂——长江塑胶厂。

李嘉诚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毅然辞工，独立创业。成功后的他回忆起塑胶公司的经历时感慨道：“这段生活，是我人生的最好锻炼，尤其是做推销员，使我学会了不少东西，明白了不少事理。所有这些，是我今天10亿、100亿也买不到的。”

当时，李嘉诚资金紧张，而香港政府只允许他租廉价的厂房。从港岛到九龙，李嘉诚跑了一个多月，最后才在港岛东北角的筲箕湾找到勉强合意的厂房。筲箕湾是港岛的偏僻地，厂址就更偏僻，临靠山谷的小溪。正因为偏僻，租金较低，几经讨价还价，加上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厂房，李嘉诚便租了下来。

厂房破旧不堪，就连窗户也难得找一扇完好无缺的，厂房里的压塑机也是破旧不堪，是欧美淘汰的第一代塑胶设备。香港有许多塑胶厂，业主多是小本经营。因此，就有人专做旧机器买卖。当时，谁都不曾料到，就是这样一个小工厂，会成为世界塑胶业的“老大”，出口量居世界第一。

李嘉诚有句座右铭：“男子汉第一是能吃苦，第二是会吃苦。”这是他成功的第一要诀。李嘉诚曾回忆说：“在最初创业的时候，我每星期要工作七天，每天至少工作16小时，晚上还要进行自修，加上工厂人手不足，自己要身兼发货、接单等工作，经常睡眠不足，早上必须用两个闹钟才能惊醒起床，可以说这是每天最艰难的时刻。”

创业之初，由于公司缺人手，李嘉诚就自己动手，从采购、设计、施工、推销等，他都亲力亲为。人们很难想象，李嘉诚哪来的这么旺盛的精力。事实上，他靠的是远大的抱负和顽强的意志支撑着。正如香港《星岛经济纵横》所形容的：“李嘉诚发迹的经过，其实是一个典型青年奋斗成功的励志式故事。一个年轻小伙子赤手空拳，凭着一股干劲勤俭好学、刻苦而劳，创立出自己的事业王国。他常言，追求理想是驱使人不断努力的最主要因素。”

李嘉诚投身塑胶行业，正是顺应了香港经济的转轨。第一批产品很顺利就卖出去了。接着，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他手里捏着一把订单。然而，正当李嘉诚春风得意之时，他遇到意想不到的风浪。一家客户宣称他的塑胶制品质量粗劣，要求退货。李嘉诚不得不冷静下来，承认质量有问题。他意识到自己太急躁了，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了质量。

当时，李嘉诚手中仍攥着一把订单，客户频频打电话催货。骑虎难下的李嘉诚知道，延误交货就要罚款，连老本都要贴进去。他亲自蹲在机器旁监督质量。然而，靠这些陈旧的机器确保质量，根本就不可能。

不久之后，推销员带回的客户反馈令李嘉诚不寒而栗——客户拒收产品，还要长江塑料厂赔偿损失。李嘉诚这时才认识到事态的严峻，质量就是信誉，信誉是企业的生命线。塑胶工厂日益增多，竞争自然日益激烈。竞争的法则是优胜劣汰，粗劣的产品必然会被逐出市场。

仓库里堆满因质量差和延误交货退回的玩具成品。一些客户纷纷上门要求索赔，还有一些新客户上门考察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见此情形扭头就走。

李嘉诚抽调员工，对积压产品普查一次，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有机会做正品推销的；一类是款式过时或质量粗劣的。

李嘉诚如最初做“行街仔”那样，马不停蹄地到市区推销，终于正品被卖出一部分。他不想被积压产品拖累太久，全部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专营旧货次品的批发商，在制品的质检卡片上，一律盖上“次品”的标记。

李嘉诚陆续收到货款，马上偿还了一部分债务。

1955年的一天，李嘉诚召集员工聚会。他首先向员工鞠了三躬，感谢大家的精诚合作。然后，用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宣布：“我们厂已基本还清各家的债款，昨天得到银行的通知，同意为我们提供贷款。这表明，长江塑胶厂已走出危机，将进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话音刚落，员工顿时沸腾起来。散会前，每个员工都得到一个由李嘉诚亲自分发的红包。

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化形成热潮，港产工业品源源不断打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引起国际商界的重视。

香港的塑胶及玩具厂已有三百多家，长江厂只是其中经营状况良好，但缺乏特色的一家。李嘉诚曾想站在消费者立场上，推出新产品左右商家，但因为太忙，风险又大，一直没能实施。

一天，李嘉诚翻阅英文版《塑胶》杂志，目光被一则简短的消息吸引住：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出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即将投入成批生产推向欧美市场。一直苦苦寻找突破口的李嘉诚，兴奋不已。

1957年春天，李嘉诚揣着希冀和强烈的求知欲，登上飞往意大利的班机前去考察学习。他在一间小旅社安下身后，急不可待地去寻访该公司。经过两天的奔波，李嘉诚风尘仆仆地来到厂门口，却没有进去。

他知道一个企业对于产品的技术保密和戒备，唯恐自己的技术泄露出去。当时，李嘉诚看到这家公司的塑胶厂正好招聘工人。情急之下，李嘉诚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马上去报了名。李嘉诚成了车间打杂的工人，负责清除废品、废料。当他推着小车在厂区各个工段来回走动的时候，他的双眼却恨不得把生产流程吞下去。收工后，他又急忙赶回旅店，把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笔记本上。

李嘉诚满载而归，不但了解了塑胶花制作、配色的技术要领，而且了解了塑料花的销售情况。

他回到长江塑胶厂，只是把几个部门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召集到他的办公室，把带来的样品展示给大家看。大家看后，简直被这些塑料花迷住了。李嘉诚当场宣布，长江厂将以塑胶花为主攻方向。于是，他迅速地一边加紧扩大厂房、增加设备，一边争取塑胶花的海外客商的订单。

塑胶花从塑胶制品家族脱颖而出。老一辈港人记忆犹新，几乎是在数周之间，香港大街小巷的花卉店摆满了长江出品的塑胶花。寻常百姓家、大小公司的写字楼，甚至汽车驾驶室，都能看到塑胶花的影子。

李嘉诚掀起了香港的消费新潮，长江塑胶厂蜚声香港业界，他也因此赢得“塑胶花大王”的桂冠。

从1957年到1964年的七年间，长江实业公司生产及经营的塑料玩具及时地转向塑胶花，不但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且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塑胶花生产厂家。塑胶花为李嘉诚赢得了平生的第一桶金。

20世纪60年代初期，李嘉诚从塑胶花生产经营中获取巨额利润，使得资本雄厚起来。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笔资金投向地产业，购进了大量地皮和大批旧楼。李嘉诚对此成竹在胸，认定香港经济的大发展和市区建设的再次火爆将拉动乡郊的建设，将会有更多的写字楼和居民楼拔地而起。到时，这些地皮都将不再是冷地皮。

当时，香港社会出现了动荡，人心浮动，地产业一落千丈，一些商人纷纷抛售地皮，以防万一。李嘉诚却在地产低潮中大量购入廉价地盘物业，这显示出他超人的远见。

他最欣赏香港最大的地产商——英资置地公司的保守做法，重点放在收租物业。置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直雄踞“地王”宝座，拥有大量大厦物业。只要物业在，就等于捧得了永久受益的聚宝盆。

李嘉诚在收租物业时，虽然没有像买卖楼盘那样谋取暴利，却有着稳定的租金收入。随着物业的增值，他手中有大量的土地，渐渐成为香港最大的“地主”。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地皮拥有者为了避免新条例实施后吃亏，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炒作之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他们看准地价楼价日涨夜升的畸形旺市，以小搏大，只要付得起首期地价楼价，就可大炒特炒，趁高价脱手。

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李嘉诚坚定地以长期投资者的面目出现在地产界，他又是长期投资者中的保守派。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

20世纪70年代初，李嘉诚已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租金收入为390万港币。

1971年，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1972年，香港股市一派兴旺。李嘉诚认准时机，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李嘉诚把长江实业集团25％的股票公开上市发售，使长江实业公司在香港拥有市民的广泛支持。这次发售股票得款约3100万港币。到1976年，长江实业公司有50％股票为香港市民所持有，从而使长江实业公司资产更加深广庞大，一跃为香港华资地产的首领。

20世纪70年代，李嘉诚开始在香港地产业大展拳脚。这一时期，长实的主要地产业务有。

斥资8500万港币，向“太古地产”购入北角半山赛西湖地盘，地盘处于著名风景区，面积约86.4万平方英尺。李嘉诚划出5.3万平方英尺的地皮，兴建高级住宅楼10幢，每幢24层，总面积达130万平方英尺，计划两年内竣工。

用户购楼，每个单位可配得车位一个。楼宇发展中后期，正值地产复苏，成交转旺，李嘉诚建造的楼宇销售一空，获利6000万港币。地盘剩余的94%空地，李嘉诚建成一个集娱乐、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大型活动场所，与风景优美的赛西湖风景区连成一片。

李嘉诚与南丰集团的陈廷骅联手，购入太古山谷第一号地盘，几个月出售，获纯利1450万港币，超过1974年上半年的租金收入。

其后，李嘉诚又与新鸿基、恒隆、周大福等公司合作，集资购入湾仔海滨高士打道英美烟草公司原址，建成伊丽莎白大厦和洛克大厦。楼宇以平均每平方英尺400港币的价格出售，共盈利一亿港币。长实占其中35%权益，获利3500万港币。

1977年，是李嘉诚事业上不寻常的一年。

1977年，长实参与地铁中环站、金钟站的兴建权竞投。

当时，地铁工程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整个工程计划八年完成，需耗资约205亿港币。中环站和金钟站，是地铁最重要、客流量最大的车站。中环站是地铁首段的终点，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金钟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首站，又是港岛东支线的中转站，附近有香港政府合署、最高法院、海军总部、警察总部、红十字总会、文物馆等著名建筑，与中环银行区近在咫尺。

1977年初，地铁公司将于1月14日开始招标，地段是邮政总局原址。原址拆卸后，兴建车站上盖物业。

公众焦点聚在李嘉诚身上。只要他出现在拍卖场，记者就会盯着他穷追不舍，采访拍照。李嘉诚举手应价，被誉为“拍卖场上擎天一指”。

当时，各竞投公司频频与地铁公司接触，刺探地铁公司意图，准备投标书及附件，在限期内呈交上去。

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30家，超过以往九龙段招标竞投的一倍多。据报界披露，它们是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金门建筑、日澳财团、辉百美公司、嘉年集团、霍英东集团、恒隆地产等。

李嘉诚在投标书上，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但这仍不足以挫败其他竞投对手。任何竞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李嘉诚的“克敌”之法是：首先，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次，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这对长江实业来说，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作一次冒险。

根据自己对香港和国内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李嘉诚把握了香港地产业的脉象，从而认识到：在公司还没有充分壮大之前，应当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那些投资少、升值潜力大的地皮进行房地产经营。而正是靠着僻郊偏乡这些“置地公司”的地皮，李嘉诚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为长实集团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准备了发展的后劲。如今，地铁公司招标，未来的物业将成为地铁站的地上物业，使这块地皮增加了开发潜力。这正是一个进入中环的良机。而此时资本也积累得足够了，就该抓住机会不松手。

1977年4月5日，香港各报章均围绕“长实击败置地”报道中标结果：“时值约2.4亿港币，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竞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卒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

1978年5月，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分层发售，时值地产高潮，用户购楼踊跃，广告见报后八小时内全部售完，交易总额5.92亿港币，创香港楼价最高纪录。

1978年8月，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币，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最好业绩。

地铁首期工程，于1979年9月底竣工，中环、金钟两站上盖物业发展利润，大大缓解了地铁公司的财政困难。地铁公司主席唐信对与长江的合作非常满意，他说：“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地产发展，为本公司二期、三期工程的车站上盖合作，树立了样板。”

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两座发展物业，为长江实业获得七亿多毛利。

整个地产界的富豪们都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长实的盈利，虽然低于地产高潮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但李嘉诚却获得了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信誉。这也是他参与竞投的主要目的。长实不再只是一间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长实中标，为他取得银行的信任，为他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0世纪90年代是李嘉诚收获的大好时节。他推出的大型屋村先后竣工，楼利滚滚而来。他大举进军海外的同时，也未放弃在香港的拓展。

长实在海外投资回报不利的情况下，在港的投资却令集团和李嘉诚本人赚得盘满钵满。

业界最看好的，是该集团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推出的大型屋村计划，20世纪90年代进入收获旺季。

1996年6月底，香港上市地产公司的排行榜上，长实集团已赫然位居榜首，产值为281.28亿港币，而一直是地产业老大的英资置地公司市值为261.31亿港币，已退居第三位。凭借对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李嘉诚沙里淘金，一次又一次地把一些冷落地皮炒热，赚取了大量资金，最终超越了置地公司。

2003年，一直备受市场关注的和记黄埔广州市区南边的大石临江豪宅项目被正式命名为“珊瑚湾畔”。对于李嘉诚来说，房地产是他的老本行，驾轻就熟，做起来得心应手，而广州的房地产市场已发展得十分成熟，正可以让他大展拳脚。

和记黄埔“珊瑚湾畔”位于番禺大石镇沙蛲岛，南面为珠江花园，东侧为海怡花园，整个项目总占地约49.1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方米。在户型设计上，由于项目已决定将目标客户定位于广州的高收入阶层，使广大买家的关注聚焦在此。

根据和记黄埔地产（广州）总经理欧伟明介绍，和黄大石临江豪宅项目总体规划以澳洲黄金海岸式“滨水生活”为主题，从规划、建筑风格以至园林，均体现澳洲崇尚自然、傍水而居的风格，因而命名为“珊瑚湾畔”。

欧伟明还透露，“珊瑚湾畔”采用豪华低密度设计，以澳洲豪宅户型为蓝本，设有大型豪华住客会所。首期将设有江景和水景独立式豪华别墅及叠加式别墅。其中，独立别墅共有五种户型设计供选择，兼容高智能化配套设施。叠加式别墅楼高十层，附有观光电梯，部分单位包括地面花园及空中花园。

李嘉诚进入广州地产业不算早，时机却刚刚好。凭和记黄埔的超强实力，一旦该新盘推出市场，竞争早已白热化的华南板块楼市格局有可能出现全新的改变。

作为新一代豪宅，“珊瑚湾畔”号称有五大突破。

突破一：澳洲黄金海岸滨水生活。“珊瑚湾畔”规划以澳洲风格为蓝本，小区园林以水景为主，小区内设有人工河道将各组团加以分割，在塑造景观的同时增加豪宅的私密性。

突破二：九大主题的双会所。总面积达14000平方米，有海逸高尔夫球会会籍、室外人造冲浪沙滩、草地滚球、园林式香熏水疗套间、室内全天候泳池、攀岩馆等设施。

突破三：先进的智能家居科技集成。别墅配备中央空调、中央静音吸尘系统、观光电梯、燃气泄漏探测器、破玻璃感应器以及红外线防盗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等，先进的智能化设施处处体现出居住的舒适与安全。

突破四：人性化的建筑创新。和记黄埔方面负责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建筑上的创新和建筑施工精益求精。独立别墅和叠加式别墅与各具特色的澳洲园林融为一体，崭新的观光式电梯连接每户私家电梯大堂。首创平顶式屋顶设计和立体式三空间花园，并采用大面积的玻璃材料和原生石材。

突破五：港式物业的管理模式。由香港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公司下属之专业物业管理公司管理，拥有规范的运作机制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并已在当地取得相当成功的经验。

2004年“五一”黄金周，“珊瑚湾畔”闪亮登场。此期间，该楼盘参加了在广州体育馆举行的“第二届广州汽车嘉年华”，现场除设展位详细介绍楼盘项目外，还设专车接载客人，当仁不让地在别人的地头上拉客，参观其全新示范别墅。

李嘉诚大手笔出击广州楼市，气势非凡，大大地露了脸。

2003年，李嘉诚在地产业大展拳脚的同时，又把目光转向医药行业。年底，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注资1.17亿美元，与同仁堂集团合资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北京同仁堂和记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公司的总投资额约为2.39亿美元，同仁堂与和记黄埔各占49%股权，另由同仁堂选定的小企业出资占余下2%的股权。

长期研究中国医药产业的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张仕元如此评价说：“此次合资对同仁堂的海外战略扩张肯定有助推作用，对整个中药产业借助资本力量进军国际市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业内人士透露，李嘉诚对同仁堂的浓厚兴趣以及合资计划，是他与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郑裕彤联手投资50亿美元打造香港“中药港”这一庞大工程的一部分。李嘉诚打造“中药港”，在制造业方面香港并无现有资源可用，急需在内地寻找可合作的中药企业，使之与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丰富的国际市场销售经验的优势相结合。

内地的中医药发展虽然十分成熟，但主要局限于国内市场，没有走向海外，发扬光大。而香港背靠内地，可以借助内地丰富的人才、科研、经验、原材料、产品等资源，成为引领内地中医药走向世界舞台的跳板。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对于李嘉诚与同仁堂的合资，相信没有“国际中医药中心”这个背景，单是“同仁堂”这个金字招牌，以及净资产溢价1.5倍的价格，已经对李嘉诚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此前，新世界发展也在国内进行了多项与中药有关的巨额投资。李嘉诚与同仁堂的合作，正是这种发展思路的典范之作，被关注“国际中医药中心”的人士寄予了很高期望。

同仁堂与李嘉诚的和记黄埔的结合，实现了内地与香港中医药的优势互补。同仁堂也将凭借自身在产品、技术及人才等方面的资源，背靠李嘉诚这棵有着丰富的国际市场销售经验及雄厚实力的大树，加快向海外扩张的步伐，以香港为跳板，引领中医药走向国际舞台。

对于李嘉诚的投资手法，深有研究的分析师认为其特点在于前瞻性、战略性的投资方式，因为李嘉诚从事的产业无论是房地产业还是运输业，都因其快人一步抢到头啖汤而获得长远发展。在中国内地医药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和记黄埔对市场的周密布局可见一斑。

李嘉诚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多个领域崭露头角，实为“粤商之领袖”。而其在商场风光无限的同时，亦不忘回馈社会。

1980年，李嘉诚领衔成立了李嘉诚基金会，致力于参与公益事业，并且为家乡发展作贡献。李嘉诚基金会及由李嘉诚成立的其他慈善基金对教育、医疗、文化及公益事业支出的款额约110亿港币。此外，李嘉诚也推动旗下企业集团捐资及参与社会公益项目。

2009年，“第二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暨2009公益推动力评选”候选名单出炉。从公益新闻人物的候选名单上可以看出，各行各业人士均对公益事业贡献不俗。其中，企业家贡献最大，人数占候选名单的近34%，李嘉诚再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中。

2009年上半年，我国内地共接收来自国际组织和港澳台地区、华人华侨的境外捐赠共计40.8亿元，香港首富李嘉诚也以20亿元人民币的捐赠额名列第一。

李嘉诚看到这样的数据，总是很坦然，并且表示：“李嘉诚基金会将继续加大对内地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力度只会加大不会减弱，基金会的事业将长期进行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只要是对祖国有利的事，我都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如今，李嘉诚统领长江实业、和黄集团、香港电灯、长江基建等集团公司，不愧为全球华人首富，全世界华人最成功的企业家。

李嘉诚的奋斗之路如同他的人生经历、创业经历一样，始终以超越为主题：从超越平凡起跑；为超越对手努力；达到巅峰，超越巅峰；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他的人生经历值得我们称赞和借鉴。

第五回 粤商英才三：“我不可能一辈子都贫穷”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他的三大贡献：一是非凡的商业头脑和大胆的创新意识，为推动国家创新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二是全力参与海南等地的经济建设和公益卫生事业；三是在国家体育事业方面，为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实现体育现代化、支持国家发展体育及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作出了卓越贡献。

当有人称赞他作出的贡献时，他总是这样说：“我出身贫寒，少年时因过早为生计奔波而营养不良，尝够了体弱多病之苦。懂事后见国家贫弱、人民多难，更深知如果不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民族难兴国家无望之理。”为此，霍英东一直把支援祖国建设视为振兴中华的重要目标。

很多人对他的发家经历很感兴趣。事实上，他的成功之路可能比任何一个商人都要艰难，更富有传奇色彩，这都要归因于他低微的出身、凄惨的童年、坎坷的创业历程……

霍英东原籍广东番禺，1922年出生在船民之家。在香港华商中，霍英东的起点可能是最低的。

当时，霍英东的家里没有自己的驳运船，他父亲只好租别人家的货船从事驳运生意。驳运货物，本来收入就有限，加之要给船东一笔不小的租船费，家里的收入甚微。

事实上，功名成就后的霍英东也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低微的身世，反而时常向别人讲述自己苦难的童年……

有一年大年初一，霍英东一家也和所有的水上人家一样歇业过年。霍英东家里虽然穷，过年过节他的母亲还是要给小孩子添件新衣裳的。但是，他的母亲却没有想到给霍英东买一双新鞋子，因为每年春节他们都是在船上度过的，根本不用穿鞋子。

当时，难得空闲的父亲特别想带他一起去街上逛逛。对于常年在水上居住的霍英东来说，市井坊间可是另一个世界。为此，他的母亲特意给他们买了新鞋子。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穿过鞋子，他的父亲穿上鞋子后，觉得很别扭，浑身不自在。当他们在街上游来荡去几圈后，肚子饿了，就进入一间小吃店。他的父亲把鞋子一脱，光着双足蹲在板凳上。一碟米粉端上来，他们两个人大大咧咧吃完，用手擦擦嘴，双脚落地便回船上。

他和父亲一回到家，几个兄妹看到父亲光着脚回来了，觉得很奇怪，连忙问父亲新鞋子哪里去了。他的父亲一怔，才发现把鞋子遗落在小吃店里，忘了穿回来。于是，一家人大笑了一番。“这不能怪父亲，因为我们水上人家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很多年之后，当身为亿万富豪的霍英东向别人回忆起这件往事时，总是自我解嘲地说。

1930年8月的一天，霍英东正在海边和一些小朋友打野壕。突然间，狂风四起，暴雨倾盆而下，霍英东连忙朝家跑去。眼前的一切，把年少不经事的霍英东吓呆了：港湾里一片狼藉，船只在风浪里上下颠簸、左右摇晃，有的倾覆在海中，有的桅断帆破。

他的母亲跪在岸上对着大海失声哭号。原来，一场台风骤然间夺走了霍英东两个哥哥的生命。

禁受不住打击的父亲，在几个月后又染病去世了。霍英东回忆这段往事时悲痛万分，说道：“家里很穷，没钱医治，只能买些草药服用。我母亲听人讲田螺能把颈部的浓血化掉，就买来田螺，用布包着敷在父亲的颈脖上，但这种方法并不见效，父亲的病一天天恶化。其实，患这种病当时怎能有得救？也就是我两个哥哥遇难后几个月，我父亲就停止了呼吸。当时，我的一位堂叔见到我父亲断了气，急得连忙拍打父亲的背部，以为这样可以使父亲苏醒过来，但都是枉然的。”

当时，有不少人都说，霍家将会彻底垮下去，再也没有希望了。于是，霍英东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弃舟登岸，在湾仔找个地方住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为了生计，母亲带着霍英东和九岁的弟弟、五岁的小妹住到了湾仔一座危楼里，与其他五十多个房客租住在一层。房子破旧不堪，几张三层高的碌架床把房子挤得满满的，碌架床之间的空隙处，就摆了一些帆布床。

因为居住的环境十分恶劣，常常会出现传染病。有一次，在那座危楼里，其他房客染上了肺病，霍家却挺了过来。霍英东曾经回忆说：“我那时睡的是床板。有些时候，放床板的地方被别人占去了，我就只好拿着床板，铺在花盆架处，凑合着过一晚。房间黑暗、潮湿、闷热、腐臭，不通风、不透气。在这样的环境中，肺痨病威胁着每一个住客。与我相识、相熟的一个姓梁的住户，就因此患了肺病，最后无钱医治而死去。”

每天，他的母亲都早出晚归，以此获取低微的佣金。有一次，霍英东和母亲谈话时无意中谈起了他的父亲：“最穷时，我父亲都送我上‘卜卜斋’（私塾）读书。我记得，‘卜卜斋’就在我家不远。第一天，还是父亲背着我去求学的。那天的拜师仪式极为隆重，父亲用一把葱和几块棋子拜师，以喻聪明。”他的母亲听了霍英东的话，不禁潸然泪下。他的母亲决定，即使生活再贫困，也要让霍英东上学读书。只有知书达理，才能出人头地，过上好的生活。

没过多久，他的母亲就把他送到敦梅小学就读。敦梅小学位于湾仔洛克街，入学是要收费的。但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主要是照顾水上人家的孩子。这个免费班只招收30人，入学需要考试，学生要做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写了一篇短文交上去。结果在被录取的名单中，霍英东排在第一位。

霍英东在敦梅小学读了三年。那三年，是霍英东最为快乐的日子，因为他既可以和一大群小朋友一起读书、学习，又可以和他们一起玩耍。霍英东读书十分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敦梅小学就读期间，霍英东迷上了体育运动，他最为喜爱的一种运动就是打球。

五十多年之后，霍英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追忆那段在敦梅小学期间喜爱打球的往事，写道：“我跟小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在住处附近，横街也好，公厕旁边也好，只要有二三十英尺的地方，就成了我们的‘球场’。这样的‘球场’也很罕有，下课钟声一响，就要飞跑出去，先到先得，霸占地方踢足球。所谓足球，当然也不是现在大家熟悉的那一种，只是简单的‘橡皮波’。”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从敦梅小学考进香港一所著名的中学——皇仁书院。这所书院是英文书院，用英语教学，其编制很特别：进校时由第八班开始，逐步升班，升到第二班，中学教育就结束。霍英东考进第八班A，即成绩最好的一班。

皇仁书院是收费的，每个学生每个月要交五元的学杂费。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五元钱不算是一个小数目。虽然当时霍家的生活相对以往来讲是安稳了许多，但还算是较为清贫的。每月为霍英东支付五元学费，对于他的母亲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每天，他的母亲都要给霍英东一毛钱，让他用来搭电车和吃午饭。霍英东不舍得花掉来回六分钱的车钱，就步行半个多小时去上学。中午，他就花四分钱到学校旁边的食杂店吃点糯米饭充饥。

皇仁不同于敦梅，校内有一块空地，可以供学生打排球、篮球，或者踢足球。那时，霍英东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踢足球。可以说，在皇仁的学生生涯，是霍英东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一段生活记忆。

当霍英东离开皇仁48年之后，重返皇仁参加母校创校125周年纪念庆典的时候，他曾向各界来宾和各届校友回忆道：“在校时候，同学们最喜欢的有两件事，一是下大雨，一是足球练习比赛。大雨淋湿了衣服，学校会突然宣布放假一天，每逢下雨，同学们就将衣服弄湿，要求放假。足球练习比赛，规定到铜锣湾球场举行，同学们个个兴致勃勃，奔驰于球场之中，玩到筋疲力尽，还舍不得收队离开。”

霍英东上中三时，日军侵华，时局动荡，生活日益艰难。他只好辍学，从此开始走向社会……

那时，霍英东已经18岁，在家贫如洗的处境下，他不得不考虑：要尽快找一份工作，挑起家庭的重担。

一段时间后，霍英东找到一份工作，到轮船上去做加煤工。但因身小力薄不称职，不久就被辞退了。失去工作的霍英东一时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游荡了几天。随后，他听说日本人开始扩展机场，需要很多的劳工，虽然每天只有七角工资和半磅米，但霍英东还是咬牙到机场上班。

为了省钱，他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步行到天星码头，花一角钱乘轮渡过九龙，再骑自行车上班，这样一天就能剩下五角钱。可这样一来，早上还行，到了晚上，他全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又酸又痛。

终于有一天，霍英东支持不住了，一根手指被一个50加仑重的煤油箱轧断了。迫于无奈，霍英东只好又到船上去当铆钉工，但没多久又被辞退了。

一个被生活逼到绝处的人很容易从此萎靡不振，但也有可能会更加顽强、更加发奋。意志坚定与否往往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霍英东恰恰属于后一种人。

对于这段往事，霍英东仍然记忆犹新。经历了这几次挫折后，他终于体会到：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学一门手艺，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天天卖苦力了。

此时的霍英东觉得自己不适合帮老板打工，他一直想自己创业，闯出一番事业。当时，他的母亲同其他13个人合资买下了湾仔市场附近的一间杂货店。失业的霍英东只好帮助母亲暂时料理店务，计算账目，由此得到初步的商业锻炼。

在杂货店中，善于观察学习的霍英东不仅得到了必要的商业训练，也体悟到了成就事业的道理：“创业要向大处奋斗，还须在小处节俭。”

1943年，霍英东终于如愿以偿。在湾仔坚拿道西鹅颈桥，他的“有如”杂货店开张了。“有如”虽然规模小，但毕竟是霍英东一手建起来的，它是霍英东艰苦创业的第一步，它让两年来一直在外面打工受苦受气的霍英东初次尝到了当“小老板”的滋味。“有如”杂货店的门一开，附近的居民便陆续前来买东西。有时一下子涌来太多顾客，霍英东就叫其他店员到路边招呼他们，想办法把他们都揽住，不让他们跑到别的杂货店去。霍英东天生是做生意的料，他的经商本事在“有如”开始表露出来。

在店里，他俨然是个小商人的模样。顾客一进店，霍英东就热情招呼。因为是杂货店，卖的都是小货品，顾客一般会买很多种。霍英东掌秤的功夫一流，他拿着秤，手脚很快，每次总能把秤尾向上翘起，看得顾客个个满意。他的算术也好，心算又快又准。

对于这段创业初期的往事，霍英东曾经津津有味地回忆说：“‘有如’繁忙时，我时常要面对十几二十个顾客，这就要面面俱到、方方照应。经营杂货店，一定要懂得揣摩和顺应顾客的心理。比如，顾客来买一斤半糖，你先称14两，然后再加一块，口里还一面说，大婶，不够吗？再加一块！其实，加了两块之后才够16两。但顾客却很高兴，对我有一种信任感。还有，开店须有敏捷的头脑，一定要把顾客买货的钱迅速算出来，慢了就会影响生意。”

经营杂货店，虽然辛苦劳累，但这毕竟是自己的生意。所以，霍英东干得很起劲，从不叫苦叫累。由于霍英东的精明经营和料理，“有如”的生意日渐兴隆。虽是薄利经营，但积少成多，霍家的生活状况也因此有所改善。

日本投降后，战火平息，人们生活趋于稳定，各行各业也渐渐走上发展轨道。不久，霍英东得知日本商人以高价收购可制胃药的海人草，怦然心动。以自己从小在舢舨上成长的经验，他知道这种海草生在海底，而且在东沙岛周围才有。于是，他把“有如”杂货店出让给别人，拿着手中的钱买了一艘61尺长的摩托艇，并联络到八十多个想赚钱的渔民，一同驶向东沙岛。

东沙岛是东沙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从汕尾至东沙岛，与汕尾到广州的距离差不多，风平浪静时，大约是四五天的航程。航程虽短，但要顺利登上东沙岛却不容易。

东沙群岛包括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岛屿，东沙岛虽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但它只有一小部分冒出海面，不容易寻找和辨别。以前曾有几家打捞“海人草”的公司，船已开到东沙岛海域，辗转几天还是没有找到东沙岛，最后只好放弃。

霍英东有信心找到东沙岛，因为有人告诉他东沙岛只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岛上有三棵椰子树；另一个是岛上有一座天后寺庙。霍英东在岛与岛之间辗转，流连了大半天，果然见到了一个岛上有椰子树，还看到有烟火从岛上冒出。霍英东让船工把船慢慢靠近海岛，船只抛锚后，霍英东终于顺利地踏上了东沙岛。

踏上东沙岛的霍英东并没有感到一丝轻松，他发现理想与现实、计划与实际之间总会存在着差距。当时，东沙岛十分炎热，最令人头痛的是淡水有限，加上所带食品和药品不足，采摘海人草的过程充满了艰辛。

在海里采集“海人草”，可不像在陆地上割草那样轻松、容易。这种松节藻科类植物，一般生长在离海平面2～7米深处的珊瑚丛中。他们没有任何潜水工具，只有一副自制的十分简陋的、木框潜水眼镜。每个人深吸一口气潜进水中，一两分钟就得浮上水面，如此短的时间里，根本采集不到多少“海人草”。潜下浮上，反反复复地折腾一整天，一个人也采集不到半筐“海人草”。

霍英东虽是老板，但身先士卒，他干起活来比工人还要卖劲。他和渔民们一起每天半裸着身子，拼命地采集海人草，在海岛上苦干了六个月。而当海人草全部卖完结算时，霍英东和渔民们却哭笑不得，因为六个月含辛茹苦海上作业的所得竟然仅够开销，付出后等于一无所获。

这一次挫折并没有打败霍英东的信念，他一直认为，男子汉要干就大干，宁可干不成，也比不干好。直到他功成名就后，心里仍然很不服气：“一个人要干成一番事业，其中放开眼界、抓紧时机、百折不挠、艰苦创业，占95％的因素。我一生事业有成，也是靠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渡过难关，取得成功的。在初次闯海创业失败后，我再没停下过创业的脚步，一直寻找机会，待时而起。”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霍英东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当时，香港成为中国进口物资的中转港，大量军用物资堆积在码头上。因此，霍英东在香港开始做起了驳运生意。由于恰逢其时，霍英东的驳运生意搞得有声有色，他的拖船数量也从一两条变成数十条。这次创业让霍英东积累起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抗美援朝的四年中，霍英东凭借自己的商业头脑和艰苦努力，一跃成为当时香港业界新贵，开始声名鹊起了。多年来，对于霍英东的这段经历，商界中流传着多种说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霍英东靠走私起家”，二是“霍英东那时曾做过军火生意”。而当时的报纸杂志，对此也是轻描淡写，寥寥几句说霍英东冲破“禁运”，运送物资到内地。

事实上，霍英东对这段经历从来都不避讳。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主动谈起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在1997年前我都不想过分宣传。但有一条，当时，我们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用快艇运货，因为我们运的大多是一些粗重的物资，如厚铁皮、铁板、胶管，快艇根本装不了多少东西。而且我们也是取合理、公道的方法。与内地做生意、打交道，如果有些东西不公道，就会有人说你发‘国难财’、‘抢购物资’——罪名可以由人讲。我有我的原则。当时，有些人卖西药，有些是假药，有些是过期药，或者没有消毒膜，这是伤天害理的。”

抛开是是非非问题不论，就说霍英东这个人，若不是有着过人的胆识，不断地追求新商机，就绝对不会有冲破“禁运”做生意的传奇经历出现。

此时，霍英东正好30岁。他不用再去冒生命危险去赚钱了，也不用为别人打工解决温饱问题了。他要用海上贸易赚取的钱，去做更大的生意。

1950年前后，一种新兴的行业开始在香港隐现，这就是地产业。大量资金涌入，人口急增，地产行业的兴起和繁荣也就成为必然。霍英东审时度势，决定把自己的资金全部押在地产上，大干一场。

1954年，霍英东创建了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放手从事地产业的投资经营。当时，香港从事房地产投资的人很多，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赚钱又多又快的行当。

1954年12月20日，霍英东抛出120万港币，在铜锣湾买下了他的第一宗地产，并正式挂出“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的招牌，收购及拆卸旧楼，建筑新楼，开始了其事业的全新时代。

1953年底，霍英东购下九龙油麻地榕树头公众四方街至东莞街的一块地盘。这块地皮有10万余英尺，属香港的犹太籍商人嘉道理所有。嘉道理家族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已到中国内地经商，后移师香港地区发展，经营山顶缆车和中华电力公司，财力雄厚，是香港屈指可数的富豪家族，也是香港的犹太人“第一家族”。

当时，霍英东在地产界只是初出茅庐，与那些大商家并不相识。据他回忆：“那时我并不认识嘉道理，亦无缘与他接触，两间公司之间只是通过书信往来，并各派一名律师办理买卖手续。我还记得，当时的地价很便宜，只是每英尺二十多元，花了几十万就买下一块很大的地盘。那是我花钱买下的第一块地。但当时的情况很复杂，我已经付款给嘉道理，他已办好买卖手续了，但地盘上仍堆满烂铁、烂物，搬迁赔偿问题没有办妥。那时还没有租户法庭，对这类事情没有妥善的处理办法，搞得自己很头疼……”

霍英东花几十万买下四方街地皮，是想在那里建楼。但建成后，他不想用来收租，而是想向市民出售。其实，把楼宇出租，是当时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可是，霍英东为了加快资金周转，缩短投资回收期，他积极地把四方街的楼宇迅速推销出去。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就在四方街地盘建起一百多栋共六百多层、折合五十多万平方英尺的楼宇，蔚为壮观。四方街一带，也因此成为香港最早、最大的屋村之一。以每层楼赚一万元计算，光是四方街地盘，霍英东就赚了六百多万元。霍英东也因此财富剧增，成为地产界的新贵。

在兴建四方街楼宇的同时，霍英东还兴建立信大厦和香槟大厦。立信大厦位于九龙弥敦道和佐敦道交汇处，是霍英东与香港牛奶公司合作兴建的。而香槟大厦是霍英东向何东买地兴建的。

购买香槟大厦地盘时，霍英东又碰到一些有关搬迁、补偿的麻烦事。他至今仍然记得，向何东购下这块地盘后，有一天，有个花农竟然到地盘上去种一些花草树木。公司派人去交涉，他却说：“我不想搬，就不让你们起小楼。”后来，交涉很久才把问题解决。

虽然建大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霍英东认为建大厦比建那些矮小的旧式唐楼划算。因为同样面积的一块地皮，若建大厦，向空中发展，建筑面积就比旧式唐楼多几倍。

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只一年时间，既重金买下当时香港高级的使馆大厦，又闪电般地在四方街建成一百余栋楼宇和立信大厦、香槟大厦，而且都是一销而空，在香港地产发展史上创下了一个神话。

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霍英东名下已有三十多家公司，大部分经营房地产。而他本人已经成为香港地产建筑商会的会长，商会会员达三百多名，共拥有全港70％的建筑生意。“真是想不到，一开始做地产，就与利铭泽、何东、嘉道理这香港三大家族交手……”谈起当年经营地产的情况，霍英东总喜欢说这句话。当年，霍英东只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而那三个人已是香港赫赫有名的大富豪。能够跟他们交手做生意，是因为霍英东一涉足地产业就出手不凡，做的总是大买卖的缘故。此事当然也令霍英东感到自豪。

后来，有人总结了霍英东的经商战略，认为他思维超前、行动超前。比如，分层出售楼宇、卖楼花、编印售楼说明书等，这都是霍英东在经营手法上开创先河的具体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霍英东首创的经营地产的手法给后人奉为经典，因为他那几种全新的经营手法给冷清的香港地产市场注入活力，香港地产市场也在他的带动下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霍英东把白天鹅宾馆视为自己的杰作之一。向来处世低调、不爱张扬的他，后曾多次在演讲会、座谈会上等多个场合高谈阔论，讲到自己在白天鹅宾馆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效应。

事实上，霍英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白天鹅也是内地城市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

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霍英东、李嘉诚等一批香港工商界巨子应国务院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邀请，赴京参加了这一历史盛会。22日，会议一结束，霍英东等人被留了下来，与旅游部门商量制订一个计划：准备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

当时，霍英东对此是有顾虑的。白天鹅宾馆副总经理彭树挺回忆说：“霍英东说他在香港从来不建宾馆的，因为他说曾经建过一个大厦，后来大厦的一个老外（住户）天天给他写信说隔壁的公鸡每天早上叫，把他给吵醒，让霍英东先生的公司派人去找那个住户把公鸡杀了。霍英东说，对人的生意是最难赚钱的。他说开始没想到合资，（不如）捐钱算了。”

当时，廖承志和广东省的领导就做霍英东的工作，说中国要开放，就要引进外资。现在很多外商有疑虑，还在观望，希望霍英东带头做个榜样出来。于是，1979年1月，霍英东就同广东省和广州市有关部门开始了合作建酒店的谈判。当年7月，在白鹅潭边，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兴建的五星级宾馆宣布动工了。

事过多年之后，提起这段往事，霍英东仍然有很大感触：“那时，没有哪一家酒店、宾馆像‘白天鹅’那样让老百姓自由进出。这一步骤很重要，不单只是广州人，全中国的人经过这里来看看，都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新事物。你认为我真是想多赚点钱，让多些人进来？”

1982年10月15日，秋季交易会在广州开幕，世界各地的商贾云集广州。白天鹅宾馆决定10月14日试行部分营业。参加交易会的客人中午、下午将陆续入住，而晚上他已邀请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做客。

可令霍英东没有想到的是，他原先以为客人不多，开几桌就绰绰有余了，谁知陪同任仲夷来的却有一百多人，把当时这间举行宴会的玉堂春暖厅都坐满了。对厨房能否做出这么多席饭菜，霍英东心里没底。后来的结果却让霍英东喜出望外。客人入座后，端上来的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是多样精心炮制的菜式，而且从两桌增加到二十多桌，颇具晚宴规模，都是国内员工自己完成的。当时，霍英东激动不已。

宾馆虽说还没有开始正式营业，可霍英东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多。他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白天鹅是否对所有的老百姓开放？

霍英东认为，从酒店全面开业那一天起，就将酒店开放给老百姓，任由他们参观、拍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认为这没有先例。一开放，可能会出乱子。

白天鹅宾馆副总经理彭树挺曾回忆说：“我们都想不通。‘四门大开’，阶级敌人就很容易搞破坏了，既担心客人安全，又担心设备损坏。霍英东说，什么坏了我就给你们买什么，不用你们花钱。”

双方争执不下，霍英东的秘书柯小琪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转告白天鹅霍英东先生，过去的酒店宾馆越盖越高级，越来越森严壁垒，不让老百姓进去。现在改革开放了，广州是个试点，应该让老百姓进来，四门大开。”

白天鹅全面开张那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参观庆贺，人山人海，差点把大门挤倒。

之后的十多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卫生间的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手纸也被游客乱用，一天耗费几百卷。

酒店负责人和保安人员感到压力很大，要求恢复警卫森严、来访登记的老规矩。但霍英东还是坚持向群众开放。几周下来，人潮汹涌的现象开始缓解。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拍照，但没有再出现乱子。上级领导觉得酒店开放是正确的，所以坚持了下去。

白天鹅宾馆开业后，曾接待过不少中外政要名流，其中有英国女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

1984年早春，邓小平登上“白天鹅”的28层“总统套房”，俯瞰珠江两岸景色，禁不住拉着霍英东的手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1985年9月9日，尼克松下榻白天鹅。他在留言簿上写道：“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的许多酒店和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超过白天鹅宾馆。”

1986年4月，“世界一流酒店组织”的名誉主席威尔特·斯尼达哥到白天鹅考察，对白天鹅的建筑设计、酒店设施、服务水准，都甚为满意。同年7月，白天鹅被接纳为“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成为首家被这个代表世界最高荣誉的酒店组织接纳为成员的中国内地的酒店。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广州，中国政府在白天鹅设国宴招待她和随行人员。

1990年2月，白天鹅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五星级酒店，成为内地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1991年，白天鹅宾馆编撰出版了超过30万字的一本关于白天鹅宾馆管理方法的书，初步总结白天鹅宾馆的管理模式，被国内旅游行业誉为“白天鹅模式”，在内地的高级酒店中推广。

自“白天鹅”之后，李嘉诚、郑裕彤、胡应湘、冯景禧、李兆基等香港七大财团投资兴建的广州大酒店，以及主要由利铭泽家族投资兴建的广州花园酒店（中国八大旅游酒店发展项目之一），也分别于1984年、1985年建成开业。加上原有的国有宾馆——东方宾馆，广州市的酒店业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

由于“白天鹅”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大型合资酒店，又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和自行管理，因而其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很远大，有人把“白天鹅”誉为当代中外经济合作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第一座里程碑。

商人出身的霍英东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对祖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的爱国行为，几十年始终如一。

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90年夏秋之交，霍英东专程远赴德国考察。他在德国跑了十多天，认真考察德国方方面面的情况。他希望通过现场考察，把两德合并后的种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出来，向中国领导人献策，以促进祖国的繁荣和统一。而后，他又到了东欧一些国家考察。

1990年，霍英东和大儿子霍震霆两次上京，与国家领导人谈香港的前途问题，畅谈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畅谈中国的体育发展，畅谈北京亚运会……

1993年初，霍英东、安子介、马万祺一起被选举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从而迈上人生的一个新高峰。

1995年底，霍英东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

1992年11月，霍英东和南沙开发区组成联营公司，共同投资开发南沙以东共21平方公里土地。霍英东投资的南沙东部将建成国际化的港口新城区。除前期建成开通的虎门轮渡码头和南沙客运港外，在1999年之前，东部要完成八大项目，其中包括联合客运码头、广州至南沙轻轨铁路、高尔夫球场、27个万吨级以上泊位、国际商贸一条街、南沙游乐场等。

霍英东开发南沙的惊人壮举，引起海内外的关注。那几年，多位中央领导到南沙视察，还有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专家考察团前往南沙考察。曾经的世界首富、美国微软集团主席比尔·盖茨在1995年底，也慕名前来南沙参观。

内地地产业风起云涌，香港不少地产商也到内地发展房地产，但他们几乎都是单一地发展地产项目，急于见到回报。而霍英东在南沙的地产项目，只是他整个庞大的南沙开发计划的一小部分。他的设想是，不急于发展地产，首先是把南沙的投资环境，包括客运、货运、高尔夫球场、商贸中心等搞起来，使南沙真正成为粤港澳三地的交通枢纽后，再把地产项目推出去。

霍英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持之心日月可昭，他的“南沙之梦”定能在他的雄厚财力和本人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下实现。作为香港人的他，从未把自己与中国内地分割开来。心系祖国的他，永远坚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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