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轶闻（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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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轶闻（五）试读：

内容简介

野史小说故事中的贩夫走卒、官吏士人、旷男怨女，巫师术士的悲欢离合、兴会际遇的扑朔迷离、奇巧诡谲……这一切神妙的刻镂、编织，几近于历史的全景写真，是历史上长时期的经济，政治、宗教，战争、艺术创造及民间日常生活、土俗民风与社会心理的创造性的再现品。

第一章

美国曾立法在公共场所喝酒要坐牢半年

美国禁酒运动的失败表明，法令、政策声称想要达到的目标，和它们实际上达到的目标，很可能相距甚远。这对中国目前推行的“限塑令”似有参照意义。

你和几个朋友一起在饭馆吃饭。兴致很高，打算喝点儿酒。服务员拿来啤酒和白酒。你和你的朋友们开怀畅饮，兴致越发高昂……

这种场面现在司空见惯。但在20世纪的美国，曾经有14年的时间，上述行为是违法的。一旦被执法部门抓获，当事人最高可能被罚款1000美元并蹲上半年监狱。什么地方犯法了？在公共场所饮酒犯法。当时美国的禁酒令明确规定：凡是制造、售卖及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均属违法。虽然自己在家喝酒不算犯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就属违法。

禁酒的意识在美国可谓源远流长。美国的早期移民，所以离开欧洲，远渡重洋，来到陌生荒凉的北美大陆，许多是为了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这些人在宗教上非常虔诚，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比一般基督徒更重视宗教戒律，更强调严格约束自己。他们认为喝酒意味着放纵和享乐，对酒一直怀有深深的警惕。因此，美国民间一直有着自发的禁酒运动。

到了19世纪，禁酒运动发展到了高峰。这个时期也是美国社会改革和妇女运动快速发展的时期。妇女是推动禁酒立法变为现实的重要力量。许多妇女痛恨丈夫酗酒，进而痛恨所有造酒、卖酒的行为。她们认为酒破坏了家庭，不断呼吁国家立法禁酒。

19世纪中期，美国一些地方开始使用法律手段约束喝酒者。1846年，缅因州首先通过了官方禁酒令，引发了其他一些州效仿。禁酒运动开始进入官方立法阶段。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立法禁酒的潮流渐成气候。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美国正式参战。为了节约谷物，确保战时全国的粮食供应，美国政府颁布了临时性的禁酒措施。主张禁酒的人们抓住机会，竭力让这种临时性的立法永久化。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在这些人的游说和压力下，一战结束后，美国国会不但没有取消临时禁酒措施，反而在1919年通过了宪法第18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类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

与其他的法律不同，禁酒令在得到了众多欢呼之声的同时，也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在禁酒法案生效前一天，道路上的运酒车络绎不绝。许多人都忙着在法律生效以前把酒运回家里，以便以后享用。到了晚上，几乎万人空巷。大家都聚在家里或其他公众场合举行最后一次合法酒会。据说当时一位参议员在晚餐会的一句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今天晚上是美国人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前夜。”

效果适得其反

禁酒令实施以后，虽然实施严厉，但是美国社会并没有像那些主张禁酒的人希望的那样，从此和酒精告别。相反，禁酒令始终被许多人抵制。他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抗法律，通过各种办法依然酿酒、卖酒、买酒和喝酒。政府管制住了市场，但并不能够管制住人们的欲望。毕竟人类饮酒已经有好几千年——也许上万年的历史了。酒的历史可能和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一样长。饮酒作为一种嗜好，是非常难以去除的。

更重要的是，法律盲目地与人类的久远嗜好对立，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还引起了强烈的负面效果。首先，禁酒令的实施催生出一个新的行业——私酒酿造和销售业。不能从合法的途径买到酒，但人们又想喝酒，自然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出来弥补市场的空白。禁酒令执行得越严厉，贩卖私酒的利润越高。这种暴利促使私酒贩子千方百计地进行酒类的运输和贩卖：有的人把汽车的中间掏空，用来装酒；有人用婴儿车来偷运葡萄酒与白兰地。另外，由于是非法的私酒，质量自然无法保障。不法分子甚至用甲醇来勾兑酒精。美国中毒、失明、残废、死亡的人数急剧增加。1930年1月20日，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统计：1929年在公司投保的人里，死于酒精中毒的人数比10年前增加了35倍。

禁酒令造成的最为深远的影响也许是，促进了美国黑社会的发展壮大。

美国黑社会由来已久，不过，在20世纪以前，由于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打打杀杀挣不了多少钱的，黑社会势力还比较弱小，规模不大，社会危害也不大。可是，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黑社会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禁酒令在这方面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

面对贩卖私酒的丰厚利润，黑社会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们的非法组织中的人力和管理结构正好可以用来经营这种好生意。于是，美国各地的黑帮组织纷纷开办非法的酿酒厂，组织生产、运输、销售一条龙，通过贩卖私酒赚取高额利润。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干起了贩卖私酒的行当，贩酒黑市已经成为了全美恶棍的聚合地。非法的生意，良善之辈不会去干，杀人越货的亡命徒便大行其道。而且，由于非法，一旦有了商业纠纷，双方无从寻求正式的司法解决，只好诉诸暴力。这就越发促进了那些具有暴力比较优势的人大显身手，并借此拥有大量财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黑社会组织不但发展壮大，而且拥有了雄厚的财力，终于尾大不掉，成为美国社会的痼疾之一。其中，芝加哥的黑帮干得最兴旺。教父阿尔卡彭的酿酒厂，每日贩卖啤酒所得的利润高达5000美元。而日后芝加哥也就成为美国黑社会网络最发达的大都市之一。

而且，禁酒令还给主管官员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收受贿赂的机会。表面上支持禁酒的美国总统哈定，私下里却在夜总会里抽烟喝酒。他的内阁成员则大肆收受私酒贩子的贿赂，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给私酒贩子提供种种方便。法律提供了大量权钱交易的机会。事实再一次表明，能够凭借自身道德对抗这种诱惑的人并不多。

目标与手段脱节

禁酒令本意是要修正社会道德、让人们更加纯洁，结果却成了犯罪的制造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禁酒令正在把美国变成犯罪帝国。人们开始要求废除禁酒令，这些人甚至包括一些反对饮酒的清教徒。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他把开放酒禁作为其竞选纲领之一。在他上任后的1933年12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21号修正案，废止第18条宪法修正案，终止执行禁酒令。美国全国性的长达近14年的禁酒运动从此宣告结束。而宪法第18条修正案也成为至今为止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条最终被废止的宪法修正案。

美国禁酒运动及相关立法是一个典型的目标与手段脱节、乃至对立的例证。在社会事务领域，尤其在立法领域，事与愿违是经常可以见到的现象。法令、政策声称想要达到的目标，和它们实际上达到的目标，很可能相距甚远，甚至南辕北辙。而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立法者和执政者就必须尊重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体行为的规律。不顾这些规律，一厢情愿地制定法令、政策，试图依靠强制和道德来压制这些规律，不但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反而只能让社会因此蒙受损失。

除此以外，还应该认识到，帮助人们选择生活方式，这并不应该成为政府的工作目标。这种事情，应该交给个人自己去处理。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曾撰写论文试图区分出“不可能有用的”效用和“确实有用的”效用。他认为政府有责任、也有权力禁止那些对于个人没有益处的东西。有些东西，或者其本身就容易让人上瘾，或者由于消费者对其危害知之甚少，或者缺乏足够坚强的意志，或者被狡诈的企业家欺骗。这类消费活动，降低了生产效率，损害了社会环境，具有巨大的负外部性。因此，政府必须替那些消费者做出选择，手段即是查禁。

这个理论实际上是福利经济学的基础。该理论隐含的前提是：公众是盲目的，而政治人物和社会精英比公众更清楚，什么对公众有害以及什么更有助于公众个人的健康发展。

这个前提是站不住脚的。在事关个人的事务上，每个人自己是最好的判断者。否定这一点，不但不能带来效率，还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尊严的强烈蔑视。如果这种蔑视被视为正当，那就不要指望会出现什么好社会。

周恩来巨额外汇存款之谜

1997年在中国银行内部审计中，一笔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笔钱是1967年7月8日存入中国银行的，总额为1.2万英镑，是以周总理的名义存的，周总理当年月工资也不过400元。根据当年的汇率，l.2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是82308元。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笔巨款。

这1.2万英镑为什么会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呢？这是总理的私人存款还是另有他用呢？中国银行的英国姑娘。

1918年，一个叫多利的女孩出生在英国伦敦。当她20岁左右的时候，二战的硝烟弥漫着整个欧洲，1940年，德军对伦敦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轰炸。这时多利所在的公司停业了，为了生计，她来到与原公司在同一栋楼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应聘。

20世纪40年代，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是中行三大海外机构之一，它不仅负责英国本土的业务，还管辖着整个欧洲与非洲大陆的银行业务。多利被聘用后，除了担任柜台出纳应付日常业务，还要为上百名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办理汇款。这些海员都是在国民党管理的俱乐部里活动。在那里，他们都被带坏了，沾染上了英国的坏风气，赌牌、嫖娼。他们把挣来的大部分钱都花在那上面了，看着中国海员把刚刚领到的工资拿去随意挥霍，多利既气愤又同情，那时只要海员们接受她的劝说把工资寄回国内，多利就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减免他们汇款的手续费。

正义让他们结合

转眼间到了1944年，多利在中行伦敦分行已经工作4年了，她的工作业绩赢得了经理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但是在那年的冬天她却闯了大祸。

1944年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都在中行伦敦分行设立了募捐箱，为抗日战争的受害者募捐，而多利发现负责管理中国政府募捐箱的官员经常会盗取捐款。多利就将募捐箱放到了柜台底下，因为她肯定那里的钱都会装进那些官员的腰包。多利的举动激怒了募捐官，他以私藏政府募捐箱为由要求银行经理开除多利。虽然经理知道多利是冤枉的，但迫于压力也只好同意。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中国员工站了出来，他叫刘本昆，毕业于清画大学，原来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雇员，1943年，来到伦敦分行工作。在刘本昆的全力帮助下，多利终于被银行留了下来。

多利的正直善良深深地吸引着刘本昆，而刘本昆的骑士风度也打动了姑娘的心。他们相爱了。1949年，多利与刘本昆在伦敦举行了婚礼。婚后多利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刘道蕊。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在百废待兴之时，稳定金融市场，保护国家财产成了新政府的一件大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中国银行成立了总管理处，并立即通电各海外分行，冻结资产等待接收。但伦敦分行的经理不但拒绝接受中行新总处的领导，还准备把中行在欧洲储存的大量外汇转移到台湾。

保卫当时伦敦中行持有的人民政府的财产便成为一个紧要的任务。那时伦敦分行的大部分员工已被遣散，只有不足10人留守。其中刘本昆等5位员工的亲属都在国内，所以他们对新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为了保护中国银行在欧洲的资产，经过反复考虑，刘本昆等5人决定起义。

5人起义小组成功地保护了国家的财产，刘本昆被中行总行任命为襄理。

新中国成立后，刘本昆一直想回到祖国工作，他给总行领导写了一封信：我希望回国工作，我的夫人也极愿同我回到中国。

作为一名英国人，刘道蕊很清楚，当时中国的条件远不及英国，但作为妻子，她尊重丈夫的选择。为了能和丈夫一起回到中国，她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刘道蕊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成为一名中国公民。

义捐万元英镑

1967年初，在刘本昆的一再申请下，中行总行最终同意让他们夫妇回国工作。接到通知后，归心似箭的刘本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卖了全部家产，因为过于仓促很多东西都是半卖半送，就连自己的一套品质很好的公寓也只以1.2万英镑的低价出售了。满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夫妇俩踏上了行程。

回国后，刘本昆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部工作，刘道蕊在总行进口部欧美组负责制作各种单据。

1967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写到：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1.2万英镑。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我们工资内节省下来的。我们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些陆续积累下来的钱交给国家，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但是由于我们还不很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稳妥可靠。万不得已，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相信您。

随信还寄去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接到这笔款后，周总理很快做出了批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查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但因为“文革”的影响，查找捐款人的事，无法正常开展。为了这笔款的安全，负责调查捐款人的工作人员以周总理的名义，将钱存入了中国银行。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笔钱竟然存了30年。

用存款成立基金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本昆夫妇的工作都有了新的变动，刘本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际部副总经理，刘道蕊负责培训银行的年轻职工。

时间到了1997年，刘本昆夫妇已经退休快10年了。那年在中国银行内部的一次审计工作中，发现了一笔30年前以周总理名义存入的存款，经过查实，这笔钱是1967年周总理收到的捐款。

1967年到1997年，时间已过去了整整30年，将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并加上利息，这些钱在1997年价值467000元。上级领导命令中国银行继续执行30年前周总理的指示，找到捐款人，把钱退回去。经过反复调查，最终证实，刘本昆夫妇就是30年前的捐款人。

当中国银行的代表找到了刘本昆夫妇，问应该怎么处理这笔钱时，他们说，这笔钱已经捐出去了，不能再收回。

其实刘本昆夫妇并不富裕，在很多老同事的眼中，他们一直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那时刘本昆长期患病，经常需要住院治疗，可两位老人坚决不肯收回捐款。刘道蕊说：“我提议以我丈夫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银行的优秀员工”。1997年8名青年职工成了第一届刘本昆基金获得者。

今年1月6日是刘道蕊89岁的生日，中国银行的青年员工们为她举办了热闹的生日聚会。刘道蕊来到中国已整整40年过去了，这40年间她没有再回过自己的故乡英国。刘道蕊说，10年后，她还要在北京过自己99岁的生日。

曹雪芹祖父曾为康熙当了20年密探

曹雪芹的祖父曾是康熙的密奏使，他的密奏中有区域性的天气、粮食价格以及盗匪等问题，这种密奏方式也是康熙管理农业国家辽阔疆域的手段之一。

江宁织造曹寅熟练地将一方写过字的纸折成复杂的六角形，上面的“报告”是除了皇上康熙以外任何人也不允许看的。这张纸在康熙的手中打开后，是一张10厘米宽、20厘米高的密奏。这种纸从江宁到北京，骑马传递大约要20天左右。这项在曹寅和康熙皇帝之间的秘密传送，一直进行了20年。因此，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称曹寅为“康熙的密探”。

康熙的密探们

曹寅将他折成六角形的密报，放在一个用封条封好了的小信封里，封条的上面写“固”，下面写“封”，信封上写着“奏折”。他又拿出一只大信封，套住这只小信封，在外面用一根白纸条扎住，他在纸条下写上自己的全部衔阶和名字，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白纸包好，同样在白纸的包装口下方写上自己的全部衔阶和名字，最后用来封箴的几个字是“臣寅”“叩首谨封”。

这封信康熙皇帝看完后，也许会加御批，也许只写三个字“知道了”。但最后都会被一个朱红的“封”字封过以后，重新传到曹寅的手中。

在康熙王朝的晚期，康熙帝非常重视他赋予曹寅及其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后代曹、曹等人这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允许他们“专折密奏”江南地区的官风民情，并“亲手写奏帖来”，这种千里眼加耳报神的职责的确超出了江宁织造的权限范围，对于曹家，可说是一项特殊待遇。

在曹寅、李煦给康熙的密奏中，天气问题如雨水、冰灾，粮食问题如收成、米价，社情民意如疫病、民情、官吏贪廉，都是康熙所关心的。在没有各种地方性媒体的时代，这些秘密渠道传输的情报，也算是一种内参了，通过这些内参，康熙皇帝可以对各地实情“明察秋毫”。

在古代，天气、天象信息事关国家前途，所以这些情况被认为不应该由更多的人所掌握。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度过高的康熙年间，皇帝一定要对各种自然现象了然于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课题第一主持人赫治清告诉《新世纪周刊》，康熙年间旱灾尤为突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年不遇的旱情就出现过12次；康熙四年、三十五年的风暴潮灾，风助浪势，冲入沿海一带就是数百里，这样巨大的风暴潮不仅淹了江浙沿海地区，把今天的上海和苏州也淹了。

赫治清说，在曹寅密报给康熙的奏折里，就雨雪分寸的测量、雨水入土几分、冰雪凝结几寸都有清楚的记载，这对于位居北国的帝王了解长江流域和沿海农耕情况至关重要。

康熙重视天气状况

康熙在位的61年间，水灾与旱灾持续侵犯，旱灾和蝗灾又总是相伴而生，所以康熙非常重视各地传来的有关天气正常和异常的报告。

在康熙初年，他已经接触到一些西方来的传教士。赫治清介绍说，康熙是一位善于学习的君王，他从这些传教士那里学到一些观天气的常识，并懂得了记录天气形势的重要性，于是在全国各地都安排亲信的人帮他观察与记录，那时尽管还不会做出天气预报，但是记录天气成为康熙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他希望能从已记载的文献中找出气候的规律来。

康熙三十二年夏季，淮徐及至江南地区大旱，到了阴历六月中才降雨，李煦奏报收成和米价后，康熙御批道：“五月间听闻得淮徐以南时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因为天气总是和粮食收成及米的价格紧密相关，五月间听说江南一直旱到了阴历六月才下雨，所以康熙凡见到南方来人都要询问详情，他还命李煦到了秋季收成统计出来以后，再报上粮米情况。

不仅要求各地报上天气形势，康熙本人也对天气有所研究。他从清代逐日按时辰的降水记录记载成册的《晴明风雨录》中摘抄下有规律的现象来，并认为通过其中的规律可以做出天气预报。《晴明风雨录》现存的只有雍正二年（1724年）以后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间的天气现象。当时康熙能够看到的规律大致总结为阴历每月初八、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这些日子下雨；在初九到十五这几天能看到月光。如果出现了云挡月，当时就认为将有一场持续几天的暴风雨。康熙不仅摸索旱涝规律，他还观察过风向，康熙曾记录过中国北方在所有季节中西南风是很罕见的；被人们称为客风的西北风出现时，将会在三四天变风向；而一旦刮起东北风和东南风，就是要下风的象征。为了能够准确地判断风向，康熙在他的住所还树起一竿小旗子。非但醉心于观察和学习，康熙还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路记录下来，与来自各地的天气密报做比较。这也应该算是农业大国国君一种特殊的勤政方式了。

科学种田赐“御稻”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一国之君，康熙对于吃粮问题称得上是处心积虑。来自鱼米之乡苏州的密件里，有很一大部分是关于科学种植稻米的。这种优良稻种是康熙命人在丰泽园的多块稻田中培育出来的。然后再命人拿到全国各地去试种。

其中一种新品种名叫“御苑胭脂米”，是一种绯红的香米，有人考证出《红楼梦》中庄头乌进孝给贾府送的，就是这种“御米”。康熙五十八年时，李煦写给康熙的密报中就有某官绅种了多少亩、亩产几石几斗；某商人种了几亩，亩产几石几斗。其实这些人的实验任务也不过是两三亩，只有李煦自己家种的最多，他甘愿冒这种试验性的风险，种了100亩。李煦向康熙报告了自己家那块水稻实验田的收获情况：奴才种了您的御稻一百亩，六月十五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谨砻新米一斗进呈。而所种原田，赶紧收拾，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插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苏州乡绅所种御稻，亦都开始收割了。他们的详细账目，我给您另写一个奏折，请您御览。

康熙在京城搞试验田，也是四处取长补短，有次下江南看到老百姓存有猪毛、鸡毛等不值钱却又污秽的东西，便着人询问，听说当地人用这些东西做农家肥后，他便也做起了试验，结果收效显著。

密报管理的性质问题

尽管康熙吩咐亲信定期或逢到值得注意的事情向他密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这种密报的性质在他的心里一直存在着一个职业伦理的困惑。即使是为了天气农业这样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康熙自己也走不出心理阴影。

李煦在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的密件中向康熙如实交待了自己在去年差人送奏折时，所差之人曾经弄丢了密信的问题，他感到自己实在是罪该万死并求万岁惩处自己。康熙得知此情后，说你奏的那些都是密报，这是与地方官不同的地方，将你的家人一并宽免好了，这种事让外人知道了，也不好听。

由此可见，康熙本人也认为自己派了人在各地暗访密报是与他头上那块“正大光明”的匾额不太相符的事，让别人知道了是不名誉的。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所有密件均由他本人阅读回复。这种心态与他的儿子雍正公然建立自己的特务组织和强化密折制度截然相反，也可以看做是政治清明与独裁的一项分野。

立陶宛将前苏联标志与纳粹标志同等对待

立陶宛6月17日出台一项新法律规定：禁止在公开场合、群众游行、集会和请愿时打出前苏联国旗、出现前苏联国歌，并将前苏联标志与纳粹德国的标志同等对待。

禁唱前苏联国歌——问题是，相关禁令是否完全针对前苏联呢？

根据这项法令，在任何地方公开展示前苏联领袖和纳粹领袖的图像，均属违法。提案者甚至表明：“苏联体制和希特勒法西斯体制是孪生兄弟。”

有分析指出，这种做法是摆脱前苏联而独立的15个国家中，对前苏联时代象征所实施的最严厉的禁令。立陶宛的做法明显触怒了俄罗斯，俄外交部新闻办发言人涅斯斯林科说：“为打倒德国法西斯取得二战胜利，苏联做出了巨大贡献，将其标志与纳粹标志等同起来，是对那些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人的一种侮辱。”

但问题是，究竟禁令是否完全针对前苏联呢？举个例子，新法令禁止出现前苏联国歌，但并没有说这是否适用于俄罗斯目前的国歌——现时俄罗斯国歌的旋律正是沿用了前苏联国歌，只是歌词有所更改而已。

事实上，类似的前加盟共和国“去苏联化”并非首次。去年4月，同样是波罗的海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爱沙尼亚，下令拆除首都塔林的“苏联红军解放塔林纪念碑”。这座青铜战士像是纪念二战期间死在纳粹德军手上的数百万苏联红军，基座下的烈士墓安葬了1944年苏联红军解放塔林时牺牲的13名战士。在俄罗斯人眼中这座纪念碑神圣不可侵犯，但不少爱沙尼亚人却视之为苏共占领爱沙尼亚长达半世纪的屈辱象征，必欲去之而后快。一场拆碑风波迅速演变成爱、俄两国的外交风波，有俄国会议员甚至一度主张断交和对爱进行经济制裁等报复措施。

在“去苏联化”的同时，不少前加盟共和国均被西方大力拉拢，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的这8年间，北约增加了7名成员国，其中就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值得留意的是，最近有消息传出，美国和波兰在部署反导弹系统的谈判上陷入胶着状态，华盛顿已转而同立陶宛接触，准备在该国部署10枚拦截导弹，但美、立双方态度均相当含糊。前者仅表明与立陶宛就反导问题展开一般性对话，立陶宛外交部和国防部均否认与美国就反导弹系统进行谈判，但同时称如果美、波谈判破裂后，由美方正式提出部署反导弹系统建议，立陶宛将“认真进行考虑”。

美、立双方在部署反导弹系统一事上态度暧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对战略空间一再受压缩早已感到极不耐烦，早前普京甚至扬言，如北约容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将把战略核导弹对准乌国。可以预见，如果美国在立陶宛部署反导弹系统真的提上日程，俄罗斯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真实的武松：义杀蔡京儿子最后惨死狱中

这段真实的记载，想必施耐庵是看过的，将其中的几个细节充分渲染，便成了小说中的武松。至于武松的最后结局，《水浒全传》中写到他成了清忠祖师，得享天年，实在是一种符合老百姓心愿的美好的艺术处理。

1976年毛泽东灵车制造经过

1976年以前，中央级的领导人逝世后，没有专用的灵车。大多是用大“解放”车拉着灵柩，上面松枝铺盖、缀以白花，车头上立着遗像。

那时，在北京南二环右安门桥头的有一家“汽车修理四厂”，是挂着“修理”牌子，其实是制造客车的，在全国颇有名气。大约在1975年冬天，汽修四厂接到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限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制造出一辆“后开门”、车厢里带滑轨、驾驶室和车厢分割开的“640型单机客车”。原来，这辆“客车”就是为专为周恩来准备的。那个时候，周总理因病重，不能接见外宾已经很久了。

接到任务后，工人们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任务紧迫，还是赶紧加班加点，研制起新车来。没多久，一种新产品——外观高高大大、四四方方，宽大的前挡风玻璃特别气派的“640型单机客车”就问世了。这种新车的问世，完全取代了以前北京马路上也是该厂生产的“五七型”（1957年定型制造）公共汽车，是一种完全由中国工人脱离开外国图纸，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争气车”。而在此之前，“五七型”公共汽车是仿捷克的“司柯达”制造的，车身浑圆、玻璃窗很小，车体一水的大红色。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汽修四厂的干部工人们亲眼看着自己打造的“640型单机客车”载着伟人缓缓驶向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才知道生产这种客车的用途。而后来，这辆灵车先后交由北京市民政局管理，再后来，被北京市某博物馆收藏，作为历史文物供人们瞻仰。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汽修四厂。第二天，当汽修四厂全体员工正忙着搭灵堂、组织悼念活动的时候，一辆前不久由汽修四厂出厂的医疗车由当时的中央保卫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四厂的上级单位——北京市交通局、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的有关领导护送回厂，并下达一个命令，将这辆为了地震期间（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给毛主席提供办公、医疗用的医疗车在追悼会之前，改造成一辆具有遗体保护功能的灵车，用以专门安放毛主席的遗体。

任务宣布后，汽修四厂2000多名工人淌着热泪纷纷到厂部请战，坚决要求为制造伟大领袖的灵车贡献一份力量，哪怕拧上一个螺丝、刷上一道油漆也行。厂部马上成立了“毛主席灵车制造指挥部”，在2000多名工人当中挑选出了几十名技术过硬、表现出色的工人组成若干战斗小组，轮番上车、轮番作业。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人们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很紧的，生怕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所以将灵车的制造车间选在一处远离主厂、地处偏僻、便于保护和监控的军工车间，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大观园东墙以东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中央警卫局还派来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对灵车的工作现场实施24小时的监控，上车的工人都必须佩有专门的工作证，一班上去、一班下来，换班交换工作证，不使工作证有所流失。其他的工人不许随便到现场参观，并要求大家严格保密。

鉴于灵车的制造任务十分紧迫，接到任务第二天，当时的老厂长被特别获准到毛主席遗体前测量有关数据。老厂长从来没见到过毛主席，当他面对面站在伟人面前时，突然泪水滂沱，手脚不听使唤，很久很久也看不准眼前钢板尺上的尺寸，还是周围的人帮他才完成了工作。

制造灵车的过程中，需要几张装饰用的三合板。提供三合板的是北郊木材厂，接到这项光荣任务后，北郊木材厂全部工人都跑到仓库，负有众望的劳动模范和领导们在成千上万张三合板中精挑细选，选出最好的几张，马上送到车间。加工车间按要求应对这几张三合板进行一道打蜡的工序。工人们怕打蜡机不够精细，保证不了质量，就挑选了几位技高一筹的老工人手工打蜡。为拉这几张意义重大的三合板，汽修四厂还专门开去了一辆后开门并把里面的座椅都拆掉了的大轿车。为保证三合板在装运途中不磨不蹭，工人们舍不得把板摞起来放，可坡着又怕颠簸的过程中三合板磨擦受损。怎么办？结果最后几个工人站在车厢里，用手攥住立在车厢中的三合板，用自己的身体作了运输的托架，保证板材毫发无损。

灵车的改制工程是异常艰苦的，当时天气还很热，车间地处旷野之中，挑灯夜战时，蚊子嗡嗡而来，叮得人们浑身红肿。车上的容积毕竟有限，几十人只好交替上车工作，替下来的人舍不得离去，在车间的水泥地上一躺，睡一会儿，马上抢着再上车。当时唐山大地震不过才发生一个多月，人们的余悸未消。为了灵车的保险起见，灵车改制负责人指派一名专人在车间外看住一个倒置的啤酒瓶子（这是人们在地震过程中总结出的一个土招儿，地面一旦有轻微震动，瓶子必倒），只要瓶子一倒，就马上报警，第一件事就是从车间里抢推出灵车。有一天，不知为何原因，啤酒瓶突然倒地。众人个个不管自己的安危，冲上前去护灵车。后来，工人们索性在室外搭了一个特大的苫布棚子，把灵车推到棚子里干。众多插不上手的工人干部们，一天24小时轮番坚持在现场，随时清理工作场地的弃物，忠实的工人们不但要保证灵车的超级质量，连场地上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亵渎。食堂熬制了大锅的绿豆汤，开饭的时候，上车的工人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个甲菜——红烧肉、酱猪蹄、红烧带鱼，这在当时可是不低的规格！干部们为刚从车上退下来的工人兄弟们递手巾板儿、擦清凉油、上驱蚊药水，很多人还自己掏钱买来冰棍、汽水，众人一条心，就是为提前赶制出灵车，尽早让毛主席的遗体得其归所。

灵车的加工过程中，车身上要打上无数个洞眼、拧进无数个螺丝。为了不使电钻头不留神折到钻孔中（这是汽车制造加工中常遇到的问题）留下遗憾，工人们一律用手工钻孔、拧螺丝。很多人手都拧出血泡，一枚枚带血的螺丝紧紧地把工人们的一片哀思凝固在灵车的每一个角落。

灵车完成后的试车过程中，车内冷风出口处有一丝蚊鸣般轻微的共振。用工人们的话说，“不行！一定要让他老人家在平静的世界里安睡。”于是，马上拆掉了全车的风道，在每一个钻孔里，垫上薄薄的密封性极佳的海军呢。这样一来，风机工作时，灵车里静静的毫无声息，工人们才满意了。

灵车完成的那一天，工人们都赶来看，把车间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前脸上装饰着花圈缎带的灵车，在人们的泪眼注视下，十分肃穆地伫立着。灵车的外观设计简洁庄重，风挡玻璃宽大，车头呈四方型。约十米长的车身主色调为乳白色衬以天蓝色的裙边，通体洁净、凝重。灵车前置解放发动机（全车都由国产部件组成）。驾驶室与置放灵床的车厢以木制隔墙隔开，隔墙后是放党旗挽带等的木柜。本色的木地板，地角铺设着冷气风道。车厢两侧是守灵卫士的枪架和排椅。可升降的木制灵床摆放在车厢中央，它是专门由北郊木材厂等单位精挑细选出的技师倾注毕生技艺制作而成。灵床看上去与普通的睡床无异，厚厚的床体和板式床头朴实无华。车顶天花板上镶嵌着两排宽大柔和的日光灯，车厢两侧无窗，只有中部设一个供守灵卫士上下的狭窄车门。后部有两道车门，第一道是两扇对开的大门，第二道为木制推拉门，这是全车的最重要部位，遗体将经由一个特制的托架和滑道，通过两扇门端放于灵床上。

毛主席追悼会前两天的一个傍晚，灵车终于从车间开出，开向当时停放毛主席遗体的人民大会堂。车子刚一启动，四下一片哭声。人们目送着灵车缓缓地驶出车间。当灵车缓缓驶出车间后，由于一道围墙的阻隔前进困难，再好的司机也有失手的时候，可灵车却丝毫不能损伤，不知谁一声呼唤，“拆！”人们马上找来工具，轰隆隆拆倒了围墙。灵车走过一条狭长的过道，道两旁的树丛枝枝杈杈的极有可能划坏车身，人们又自动围上去哗啦啦锯倒了一片树丛。灵车驶出工厂的大门，数不清的工人和听到消息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那素日里少有人走过的右安门护城河西岸，到处都是低声啜泣的人群。

调查显示苏军二战胜利标识照片为假照

叶夫根尼·哈尔杰伊拍摄的苏联士兵将红旗插上德国帝国议会大厦的照片（资料图片）

新华网消息：据美联社16日报道，这是关于二战的一个标志性画面：柏林已经陷落，苏联士兵正在将红旗插上德国帝国议会大厦的屋顶。

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张照片并未真正捕捉到那个历史性时刻。这幅照片是叶夫根尼·哈尔杰伊于1945年5月2日，也就是苏联占领德国议会大厦第3天布置拍摄的。

这张照片是主题为“叶夫根尼·哈尔杰伊：决定性时刻”的展览的核心作品，展览组织者称，这是这位摄影家二战期间的作品首次举行全面回顾展。

展览在柏林格罗皮乌斯博物馆举行，展现了先是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后来又供职于《真理报》的哈尔杰伊通过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模糊了摄影新闻、艺术和宣传之间的界线。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德国议会大厦的图片是象征胜利的重要标志，等同于美联社摄影记者乔·罗森塔尔拍摄的美国国旗在日本硫黄岛上升起对美国人所具有的意义。

但是议会大厦的那张照片却有严重的操作痕迹：背景的黑烟是后来在底片上制做的，为的是让人感觉战争仍在继续。

在另外一个版本上，士兵两只手腕上都戴着手表，照片发表时，手表被巧妙地去掉，以免让人感觉是抢来的。

展览的主办人之一恩斯特·福兰德说，议会大厦的照片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宣传”，特别是考虑到它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制做的。他说：“斯大林非常想让帝国议会大厦和苏联红旗一同出现。”

哈尔杰伊几乎一辈子都在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不为人知，退休后住在莫斯科的一处小公寓里，依靠不高的养老金生活，直到1997年去世。

这次回顾展展出的200多张照片都是摄影作品收藏家福兰德和海因茨·克里默提供的。他们一直努力让哈尔杰伊的作品与更广大的观众见面。

克里默说：“德国每本教科书中都收录了哈尔杰伊的照片。他的照片很有名，但是拍照的人却不为人知。”哈尔杰伊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只出售过少量的作品。

哈尔杰伊1917年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12岁时拥有了自制的第一部相机。1936年，他开始为苏联的塔斯社拍摄照片，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拍摄了最令人难忘的一批作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盟军领导人1945年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照片和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照片。

二战结束后，由于斯大林发起的反犹太人运动，哈尔杰伊很难找到全职工作。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哈尔杰伊才被一些苏联报纸聘用。

福兰德和克里默1991年在莫斯科与哈尔杰伊相遇，从此开始收集他的作品。他们目前是俄罗斯境外收集哈尔杰伊作品数量最大的人。

1994年，他们在柏林首次举办了哈尔杰伊作品展，并出版了一本书，其中收录了哈尔杰伊拍摄的一些照片。

第二章

1945年解放军接管东北内幕：苏军拒绝移交主权

一九四五年四月底，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的结论和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强调：“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来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准确的。东北解放区在整个解放战争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揭开我党我军夺取东北这一伟大斗争序幕的，就是原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曾克林将军，他是我党率军进驻东北的第一人，当年刘少奇同志称他是抢占东北的“先锋官”。

一、解放山海关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所取得的历史性伟大胜利。苏联政府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三个月之后即对日宣战，加速了这个伟大胜利的到来。

早在一九四五年的二月，苏联、美国、英国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议。为争取苏联对日作战，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背着四大同盟国之一的中国，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把恢复俄国一九〇五年以前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交换条件。这是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决定。

八月十四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的订立，事前根本没有和中国共产党联系，所以我党对中苏条约的内容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条约，是斯大林从苏联自己的利益出发，对美国和蒋介石的力量估计过高而决定签订的。斯大林的错误就在这里，他是想通过条约来缓和一下矛盾，避免苏美之间直接对立。这样做，不但解决不了矛盾，反而使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化了。因为这个条约规定国民党的军队有权接管东北，这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坚持十四年抗战所取得的接收东北主权的合法地位，给八路军、新四军进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带来了新的困难。同时，苏联出兵东北，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迅速发生有利于我方的变化，这是事情的主要方面，是必须肯定的。

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八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向日寇及其汉奸走狗展开全面的反攻。八月十日至十一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号命令。

其中第二号命令指示：“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作战，迅速接管东北。

八月十三日，冀热辽军区党委接到延安总部的命令以后，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同志于八月十四日，在冀东丰润县左家坞附近的大王庄召集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军区党委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詹才芳、李中权、张明远、朱其文、苏林燕、李子光和曾克林等区党委、军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以及五个地委书记、五个军分区司令员。会议讨论了执行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的具体方案，确定部队进军东北的任务是配合苏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解放东北人民，扩大发展部队，摧毁敌伪组织，建立人民政权。会上还成立了东北前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决定由李运昌同志率领八个半团的兵力，分三路迅速挺进东北。西路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所属十三团、北进支队组成，约两千多人，由军分区司令员舒行同志率领，向承德、围场方向进发。中路由冀热辽军区第十五军分区所属十一团、青（龙）平（泉）支队组成，约三千多人，由军分区司令员赵文晋同志率领，向赤峰方向进发。东路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所属十二团、十八团和一个区队，一个朝鲜义勇支队，军分区直属侦察连、特务连，“前锋”剧社、教导队组成，共约四千余人，组成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曾克林当时是十六军分区的司令员，担任先遣纵队的党委书记。唐凯同志是十六军分区的副政委，他担任先遣纵队党委宣传委员。张化东同志是冀热辽区凌青绥的工委书记，他担任先遣纵队党委组织委员。曾克林率东路纵队向锦州、沈阳方向进发。“前方指挥所”随东路部队之后跟进。当时，随同部队进军东北的，还有李子光、焦若愚、徐志、李海涛四个地委书记、两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

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六军分区在抚宁的台头营镇召开挺进东北动员大会。曾克林在会上宣读了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传达了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军区紧急会议精神，阐述了进军东北的伟大意义，宣布了分区部队的具体任务。

会后，分区领导就出关路线作了具体研究。从台头营向东不远，就是山海关。山海关是通向关外的重要门户，是我军挺进东北的必经之路。但是，日本虽然已宣布投降，但并没有放下武器，而许多日伪军按蒋介石的“命令”仍固守据点，完整地保持着战斗力，拒绝向我军投降。在长城内外还有敌人的19个旅、27个讨伐队、两个骑兵团和华北伪“治安军”3个团，共有10万人。敌伪地方武装也未解体。山海关是临榆县的县治所在地，驻有日军600多人，伪军1000多人，还有警察大队及敌宪兵、特务等防守，且离重要港口秦皇岛敌伪据点很近。强攻会有困难，搞不好还会影响进军东北的重要任务。曾克林当机立断，决定部队避开山海关，绕道九门口，迅速向锦州、沈阳挺进。当天，十六军分区部队告别了共同抗战8年的滦东人民，离开台头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进军东北的征程。

曾克林率军一路势如破竹，所遇敌人纷纷缴械，于八月二十八日占领了柳江和日伪盘踞的石门寨煤矿，截断了秦皇岛、山海关敌人的燃料基地。二十九日，占领了山海关外的一个小车站前所。在这里，部队解除了驻守在车站的伪军四百余人的武器。截断了北宁线山海关至锦州的铁路交通，使山海关之敌陷入孤立无援之地。晚上，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同志派人送来一封信。罗文是大部队出关前两天，即八月二十七日离开主力带十二团一个连和电台一部，先行出关，北上联络苏联红军，了解辽西敌情去的。他在信上说他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占绥中、兴城，并且和从赤峰过来的苏军会师了。信上还说：苏军要来前所会见我们。曾克林接到报告激动万分，立即决定以隆重的方式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第二天，苏军的一个七十人的战斗分队分乘五辆汽车，来到前所。不料由于语言不通，苏联红军一见面，误认我军是伪军，将欢迎部队团团围住，并要缴械。后经苏军的蒙籍翻译才解除误会，大家互相握手亲切拥抱，共庆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给曾克林增添了更大的信心和力量。又有情报表明，山海关之敌已成惊弓之鸟，有条件能打下来。曾克林遂决定“杀一个回马枪”，收复山海关，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再继续前进。司令部迅速将这一想法用电台报告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得到了批准。接着，曾克林和唐凯就请求苏联红军一起攻打山海关。“我们的任务是到东北作战，山海关属于华北，我们不能去。”苏军没有同意。“我们是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的，任务是配合你们作战，收复东北失地，接管东北主权。而山海关是我军通往东北的要道，还有日军的战斗部队没有缴械投降，不打败他们，怎么谈得上配合”曾克林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了苏军，由我军主攻，苏军配合。

因为山海关是历史古城，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曾克林决定“先礼后兵”，以中苏两国军队的名义向盘踞在山海关的日伪守敌提出最后通牒。军分区的侦察参谋兼侦察连长董占林同志和苏军的一位上尉联络官带着通牒，共同前往山海关日军守备司令部，命令他们立即放下武器，听候处理。先后两次向日伪军发出了“受降通牒”，均遭敌人拒绝。

八月三十日下午5点，曾克林下达了总攻命令。在苏军四门火炮的配合下，冀热辽十六军分区所属十二团、十八团和一个区队、一个朝鲜义勇支队，从多路向山海关发起进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胜利地收复了山海关，歼灭伪军一千多人和二百多日军，日伪残敌狼狈逃向秦皇岛。这一胜利迅速报告了晋察冀军区和党中央。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作了报道。

曾克林军收复山海关以后，决定由第二梯队的一个支队驻守山海关，维持当地的社会治安，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壮大我军。这个支队以后编为四十七团，后来发展到两千多人。

九月三日，曾克林和唐凯等同志率领两个主力团离开山海关，继续东进，沿路接管了兴城、锦西、锦州。在前进途中，每过一地，都要留下一些部队和随军行动的地方干部进行接管工作。在兴城，曾克林留下董占林、吴国栋两同志，收编了伪警察四百多人，缴枪一千余枝。九月四日，在锦州收缴了伪满一个国兵旅的武器，并把十八团留下驻守锦州。由军分区参谋长王珩同志、十八团团长周家美同志、政委吴宗鹏同志等组成锦州卫戍司令部，王珩同志任卫戍司令。留守部队以锦州为中心，又先后接管了朝阳、北票、阜新等地。与此同时，梁天柱同志率领的游击队接管了彰武、新民等地。后来，以十八团为基础，扩编为二十二旅，后来这个旅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

二、进驻沈阳

九月四日，在苏军的一名上校的陪同下，曾克林率领十六军分区部队由锦州乘火车向沈阳进发。列车是用两个车头，一前一后地推拉着四、五十节带有客车车厢、闷罐车厢和敞蓬车厢组成的混合列车，载着部队在辽西平原上奔驰。沿途又陆续接管了锦县、黑山等一些县城，收缴了一些伪军的武器装备。

九月五日早晨，满载着部队的列车轰轰隆隆地进入沈阳市郊。当沈阳铁西区高耸入云的烟囱映入干部战士的眼帘时，车厢内顿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广大指战员既为能马上接管东北第一大城市而欢欣，又为即将能和苏联“老大哥”会师而激动。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由于苏军事先没有接到我军的照会及联系，感到非常突然。他们见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来得这么迅速，十分怀疑，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速调部队将火车包围起来，命令苏军架起机枪，不让下车。此时，部队已经深入东北腹地400多公里，兵力只有几千人，是进还是退？两条路摆在曾克林面前，一是坚持进驻，二是退避三舍。在这种紧急形势下，曾克林主持先遣纵队党委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和唐凯等部队领导迅速作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还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我们冀热辽军区所属的部队就一直在河北、热河、辽西地区坚持抗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因此，我军完全有理由、有权利接管这些生活和战斗过的地区的主权，不叫我军接管是没有道理的，一定要进驻沈阳。并决定由曾克林、张化东和刘云鹤等5名地方干部，带领几名参谋和警卫员，到苏军沈阳司令部去进行交涉。“你们是什么部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一见面就十分傲慢地责问曾克林。曾克林心平气和地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维持东北秩序的。”“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高统帅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卡夫通生硬地把曾克林的要求顶了回去。加上蒙籍翻译翻译水平低，没有译好，卡夫通没有弄清部队的情况，发了一顿脾气。第一次交涉不了了之。

曾克林回到火车上，和唐凯等同志商量。经过讨论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虽然中苏条约限制了我们的行动，但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是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武装，有权进驻沈阳，接管东北。况且我们有中央的二号命令，一定要和苏军力争。

然而，卡夫通仍然固执己见，蛮不讲理，坚持不让我军下车。

这时，曾克林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领导的部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我们中苏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对我们发脾气我们提出抗议！”

紧绷着脸的卡夫通两手一摊，耸耸肩。第二次交涉还是没有结果。

可是部队已经在车上停了一天，吃喝拉撒睡都成了问题。事不宜迟，下午3点，曾克林和唐凯第三次找卡夫通交涉。

这时，曾克林和唐凯的态度都很强硬，见到卡夫通时，唐凯伸出手，捋起衣袖，指着参加革命后手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一边比画一边大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曾克林接着据理力争：“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战斗过了，又在锦州与你们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要我们来，让谁来”义正词严的质问，令卡夫通哑口无言，十分尴尬。曾克林还说：“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莫斯科……”听了曾克林的意见，加上苏军翻译克拉夫钦科的正确翻译。卡夫通感到很有道理，同时又感到很为难。经过商量，最后终于同意我们下车，但要驻到离沈阳30多公里外的苏家屯。尽管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但也算是取得了初步胜利。

傍晚，部队集合出发，曾克林和唐凯牵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干部战士排成四路纵队，一色肩扛大盖枪，身着黄军装，每个连队的队列前头，威风凛凛地排着九挺轻机枪，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高唱军歌，通过市内大街，向城东小河沿方向前进。饱受十四年亡国奴压迫的沈阳市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都自动地围了上来，夹道欢迎八路军。广场和道路上聚满了人群，附近的房顶和阳台上也站满了人。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抗战胜利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八路军万岁！”沿途欢迎的群众很多，人山人海，足有几十万，口号声震天动地，场面十分感人。一个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沈阳的站前广场上，摔响了一颗手榴弹，炸伤了一名老百姓，威胁群众不准接近曾克林军。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拳脚交加，当场将这个暴徒打死。

苏军看到有这么多老百姓自发的欢迎八路军军时，非常震惊。卡夫通司令马上改变了原来怀疑的态度，派两名上校乘一辆吉普车赶到队伍前面，让部队停下来，诚恳地对曾克林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还说：“你们这个队伍不是一般的部队，不要走了。”于是部队改往小河沿一带驻扎。先遣纵队的司令部就设在小河沿附近的一所师范学校里。

第三天，驻沈阳苏军司令部派来两名苏军上校，请曾克林等部队领导到他们司令部去。曾克林和唐凯去了。苏军的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柯上将接见了他们。在座的还有军委会委员杜曼宁中将，及坦克军长、炮兵军长等。见面以后，他们开始对曾克林、唐凯以同志相称啦了说，你们的部队没有标志，也没有军衔，不好识别是不是正式军队。又说，我们已经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啦，知道你们确实是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是中国的八路军。不过，我们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政府订有条约，规定国民政府接管东北的主权。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有监督，如果同意你们接管东北的主权，美国、英国提出抗议怎么办？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怎么办？曾克林和唐凯针对苏军的谈话，再一次陈述了我军在冀热辽地区的战斗历史和我们的合理要求。他们听了后，说道，你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有帮助你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你们抗战时期就在这个地区活动，现在又回到这里来，我们苏军暂时先维持这种局面。但是在上面，在外交场合，这要另外考虑。在中苏条约中，曾经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三省后，需要与“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合作的条文。于是建议曾克林把部队的称呼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以东北地区的地方性部队的名义开展活动。主要任务是与苏军合作，肃清日伪残余势力，消灭土匪，维持社会秩序。这样就可以不受条约的约束。曾克林和唐凯采纳了苏军的意见。

九月九日上午，由汤从烈主持，在原伪省政府召开了一个由地方社会名流参加的会议。曾克林在会上提出四点要求，大意是：第一，要求市民服从军事管制，协助我军维持治安；第二，要求工厂恢复生产，商店开门营业，活跃市场，严禁囤积居奇；第三，要检举汉奸特务，制止一切非法的政治活动；第四，所有市民都要安分守己，不得藏匿武器和敌伪分子。之后，经过与苏军协商，正式成立了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由民主人士白希清担任，焦若愚任副市长。这样，沈阳这个沦陷达十四年之久的工业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自己的怀抱。

为了控制和稳定局势，安定人心，由军法处长汤从烈主持对一些民愤大罪恶严重的汉奸特务分子实行了三次镇压，坚决打击了日伪分子的破坏活动，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也有所收敛。同时，我军还深入群众宣传我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的纪律、宗旨，打破日伪反动势力的造谣诬蔑，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由于八路军在东北是当时唯一合法的武装力量，不搔扰市民，为群众除害，政治影响日益扩大。所以，市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军。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不仅老十二团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又扩编新团。在沈阳铁西区组织了四个工人大队，共三千人。在东部还组织了一个团，负责沈阳市内警备任务。这样一来，军队干部越来越感到不够用。曾克林想到留在绥中的十六军分区十二团副团长马骥带兵打仗很有经验。就给的他拍了个电报，请他赶快来这里带兵。马骥到了之后，立即着手整顿和训练新扩大的部队。后来，他带领这支部队开到抚顺、新宾、西丰、东丰、梅河口、辉南一带，组成二十四旅，发展到上万人，一九四六年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

一段时间过后，不仅部队扩大了，而且武器装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原十六军分区参谋长王珩把在沈阳接管的一部分炮和在接管锦州时缴获的炮，集中在一起，组成炮兵混成旅。在我军的威慑下，一些由日伪残余编成的保安队、警备队以及杂七杂八的部队，纷纷向部队靠拢或交出武器，接受改编。在这时，我军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剿匪，很快接管了辽（宁）吉（林）大片地区。向南接管到营口、大石桥、瓦房店、安东（今丹东）一带；向北接管到铁岭、四平、郑家屯一带；向东北接管到梅河口、辉南、盘石以及通化等地。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大城市，则由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同志率领的抗联战士，配合苏军予以接管。这样，我军就争得了先期接管东北的主动权，为应付以后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复杂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延安汇报

曾克林率领部队进入东北以后，尤其是进驻东北的最大城市沈阳以后，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第一，要同日伪残余势力作坚决斗争；第二，要同国民党特务分子、“地下先遣队”等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第三，还要同苏军对曾克林军活动的限制和刁难作坚决斗争。

在这样复杂的斗争面前，曾克林感到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是多么渴望尽快地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啊！可是，由于使用的电台功率太小，无法同党中央取得联系。经前委决定，由曾克林向苏军提出要求，请他们帮助派一架飞机送曾克林去延安汇报情况。当时，苏联方面也急于同我党中央联系，以便向我党中央说明其处境。经苏军司令部请示莫斯科，很快派一架飞机，还来了一名大校叫卫斯别夫和一名少校翻译官谢德明，同曾克林一起乘飞机去延安。

九月十四日，曾克林一行由沈阳北陵机场起飞，当天在热河的多伦（今内蒙古自治区管辖）着陆加油。第二天中午到达延安。飞机在延安东关机场着陆，杨尚昆和伍修权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机场上迎接曾克林和两位苏联军官，用汽车把他们送到王家坪。吃了午饭，在窑洞里休息一会。下午两点多钟，彭真同志带曾克林去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一间宽敞明亮的窑洞里开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已经去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中央工作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任弼时、陈云、张闻天、李富春等同志见到曾克林，都高兴地站起来同曾克林热烈握手。少奇同志说，你从东北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接着又说，东北是战略要地，东北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面是我们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冀热辽地区。这里有山区，有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作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央根据当前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要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支援和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斗争，以争取国内和平、民主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有利地位。少奇同志又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把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转向东北。但是，我们讨论了半天，没有个结果，对东北整个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下不了决心。你来得真巧，请你谈谈东北情况，越详细越好。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曾克林把部队进军东北、沿路接管各城市和反复与苏军交涉进驻沈阳的经过以及部队的发展壮大等情况，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

在两个来小时的汇报中，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几次插话，提出问题问曾克林，曾克林都一一地作了回答。最后少奇同志说，东北有强大的工业，交通方便，物产丰富。国民党蒋介石一定不死心，会派大量军队争夺东北。因此，我们要和国民党针锋相对，力争完全控制这个地区。只要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朱总司令也讲了话：东北人民受日本鬼子十几年的压迫，生活非常苦，我们要关心他们，一定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我们党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入民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特别重大啊！第二天早晨，彭真同志对曾克林说，党中央为了协调我方与苏军的行动，决定先派遣他、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同志和曾克林一同乘坐苏联飞机去东北。彭真还告诉曾克林，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已经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原来计划拿五万干部、二十万军队经略中原。现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决定将所有准备南下的干部和部队统统停止待命，准备北上转赴东北。中央将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到东北去。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领导，政治局在九月十五日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听到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定，曾克林心里非常高兴和激动，多少天来盼望的事情，这下总算都解决了。

九月十六日，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由延安起飞。卫斯别夫、谢德明也同机返回。谢德明在飞机上对曾克林说，朱德同志昨天接见了卫斯别夫，并同他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朱德同志指出，冀热辽地区原为我军的抗日根据地，这些地区的主权，应该由我军接管。卫斯别夫表示同意。但他在解释中苏条约的内容和苏联处境时，坚持要我军从哈尔滨、长春、沈阳等东北的大城市里撤出，苏军准备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将上述城市的主权移交给国民党。

为了与延安保持联系，曾克林还携带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准备到沈阳安装。当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加油时，由于驾驶员疏忽，飞机冲出跑道，使好几名中央领导同志受伤。九月十七日，驻守山海关的四十七团用火车把中央首长送走，中途在锦州停留一宿，于十八日到达沈阳。彭真、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到沈阳，立即宣布成立东北局，由彭真同志担任书记，陈云同志担任副书记。

东北局成立后，于九月十九日在沈阳“大帅府”驻地召开重要会议，由彭真、陈云主持，伍修权、叶季壮、李运昌、程子华、唐凯、朱其文、段子俊、刘达和曾克林等二十几位军队和地方领导同志参加，研究部队进东北以后的形势和当时的斗争任务。彭真和陈云传达了中央的决心和方针。指出，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力争控制东北。东北局的任务就是要组织部队占领城市，控制铁路交通线，以及营口、山海关等重要海、陆交通要道，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的到来。同时，针对国民党企图里应外合，独霸东北的局势。会议决定，迅速发动人民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发展生产，扩大武装，准备同国民党作坚决的斗争。

这次会议正确的贯彻了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为我党创建东北根据地，开展东北工作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会后，曾克林率领冀热辽出关部队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全面接管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整个东北大地上，到处是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收缴敌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的轰轰烈烈的场面。

不久，党中央指派的2万名优秀干部和10万主力部队陆续到达东北。十月三十日，中央正式决定进入东北的我军部队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政委。至此，与国民党争夺东北关键性的第一步实际上已经实现。曾克林和他率领的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历史性任务。很快，他们又在党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投入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中。

林彪曾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毛泽东下台

1932年2月，聂荣臻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林彪也同时接替朱德出任第一军团军团长。从此，聂荣臻开始与这位比自己小8岁的军团长一起领导红一军团转战南北。

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子”成了部队一项主要任务。部队入城后，有条不紊地进行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然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一天，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一些人光着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聂荣臻上前喝止，战士怯生生地说：“报告政委，这些老财不肯交款，军团长说……”

聂荣臻愤然找到林彪，说：“林彪同志，在红军里怎么能采取这种手段呢？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政治影响很坏。”林彪突然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聂荣臻严肃地说。林彪不再吭声，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有所收敛。部队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了。为了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四渡赤水，巧出奇兵，调虎离山，巧渡金沙江。这种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但可以蒙蔽敌人，让敌人对我军捉摸不透，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

林彪对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不理解，认为这是在走冤枉路，尽走“弓背”，不知走捷径。他还带头倡议搞了一股小小的风波。一天，林彪突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德怀同志，现在的领导不成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你出来指挥吧，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话音刚落，立即遭到彭德怀的严厉斥责。当时聂荣臻就在旁边。他针对林彪这种严重的反党倾向，警告林彪：“林彪同志，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用政委的名义下指令，部队可以不执行。”

林彪不仅没有接受聂荣臻的严肃批评和劝告，而且还在几天之后，竟然给周恩来、王稼祥写信，要求毛泽东下台。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彭德怀、聂荣臻和林彪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什么弓背路、弓弦路？乱弹琴。你林彪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1935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凭借自己人多枪多，无理要挟中央。当年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根本不愿执行这次会议的决定。他企图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聂荣臻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

聂荣臻得到信息后，告诫林彪，我们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林彪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搞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一提到“路线”这根敏感的神经，林彪心头突地冒起一股无名火，他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2万多，他有8万多。”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桌上的一个盘子震落在地，摔得粉碎：“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欧洲的祖母：点燃侵略中国第一把战火的女人

中国人恨透了晚清的两次“鸦片战争”，却不清楚，究竟是谁点燃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把战火。她就是号称“欧洲祖母”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从1837年到1901年，长达63个春秋。从她登基，到1914年，是英国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年，英国人的日子太舒坦了：举国上下，空前团结。工业革命使这个西欧岛国一下子活跃起来。它在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都闹得如火如荼，成就卓著。家底一厚实，英国人就开始满世界物色殖民地，不朝外扩张地盘儿、不四处划拉财富抢东西，哪能变成牛气烘烘的绅士？贵族、绅士都爱财。“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想钱都想疯了，他们驾船出航，充当海盗。

英国人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成全了一大批江洋大盗和冒险家。他们以政府的名义，在海外“弱肉强食”。从西欧到东亚，从北太平洋，到南印度洋，到处都飘扬着侵略者的“米字旗”。什么叫“日不落帝国”？就是在全世界造孽！背后为此撑腰的，正是一个铁腕女人——维多利亚。为了扩张领土，女王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别看是个娘们儿，她似乎生来就会玩弄权术：阴谋、强权、收买、霸占……软的不行，来硬的；影的不灵，玩阴的。这种无耻的治国之道，还真奏效，短短半个世纪，就把英国从一个地位平平的欧洲国家提升为世界性的强大帝国。

维多利亚，的确不是一般的女人。她出身显赫的贵族家庭，父亲是肯特公爵——爱德华。真是“人走时气马走膘”，本来就极为尊贵的维多利亚又攀上了一门好姻缘。她嫁给了表兄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阿尔伯特，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越来越近了。1837年，收割政治果实的时候到了——18岁的维多利亚正式登基，就任“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次年6月28日，英国皇室在维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加冕典礼。这个头戴皇冠、手握权杖的“美少女”面含微笑，她雄心勃勃地注视着英伦明媚的阳光……

女王的婚姻还算美满，她为爱德华先后生下了9个孩子，可惜，近亲结合严重影响了子女的健康。四位王子，三个都患上了“血友病”。五位公主倒是个个儿端庄、漂亮，欢蹦乱跳，却把看不见的“血友病遗传基因”继承了下来。好闺女，嫁四方，如此显赫的家族，当然要找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于是，婚纱一披，与之联姻的各国皇室便掉进了“血友病”的泥坑里。

看看维多利亚女王膝下这些宝贝疙瘩吧：大女儿做了德国国王腓特烈三世的皇后，她的一个外孙就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另一个外孙女成了希腊王后。第二个孩子，即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第三个孩子阿丽丝，成为德国西南黑森亲王路易四世的王妃，她的一个外孙女做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还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是德国南部巴登堡和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亲王的王妃。还有一个，嫁给了苏格兰公爵，后来荣任加拿大总督。当然，儿媳妇们也个个儿出身名门，她们多是丹麦、俄国和德国的公主，最起码也是郡主。

有这9个拔尖儿的子女垫底，还怕什么？晚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就已经成为“欧洲的祖母”。可惜，她做梦都想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就是这帮至亲骨肉“窝儿里斗”——谁是敌？谁是友？谁获胜？谁失败……说到底，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中国人极少谴责维多利亚女王，似乎鸦片战争都是那些“战争贩子”们一手策划发动的。其实，这位野心勃勃的“欧洲祖母”，妄图做全世界的奶奶，她始终支持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

中英两国最早的贸易，仅限于茶叶和丝绸，这些名贵的“舶来品”，让中国人捞去了大把黄金白银。连年出现贸易逆差，使英国的国家利益受损——怎么办？干脆没着良心，倾销鸦片。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打破了英国人的如意算盘。21岁的维多利亚女王随即赤膊上阵，她在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扬言：“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向中国发动战争。就这样，中国长达百年的屈辱史缓缓地拉开了序幕……

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在怀特岛去世，终年82岁。与此同时，她策动的那场鸦片战争，已将东方的大清国推向了土崩瓦解的边缘。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空都升腾起血色的晚霞——回光返照啊。大清帝国即将挺尸；“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英国，也风头渐衰，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下坡路。

乔冠华夫人龚澎：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龚澎——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杰出的外交家。她的才干，她的人格魅力不仅为她的同事所钦佩，也令无数对手所折服，周恩来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这本《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作者乔松都以一个女儿的独特视角和挚切情感，为读者展示了乔冠华与龚澎的革命传奇人生和三十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读来催人泪下。

母亲在山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这里，她将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此时周恩来同志已经开始着手培养我们党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外事组的同事们以逻辑严密、真实可信的发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和观点。

1941至1942年间，日军飞机不停地在重庆上空轰炸，曾家岩50号的部分楼房也被炸坏了，母亲与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搬到了红岩村。为了开展外联工作，母亲每天冒着酷暑从郊区步行数里，先在化龙桥坐马车到上清寺，然后再换乘公交车赶往闹市区。那时，她经常身穿一件简朴而合身的旗袍，随身的手包里放满了来自解放区最新的广播稿副本，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南方局可以经常接收到延安的消息和来自抗日前线的战地新闻，母亲和同事们总是即时将有关内容编写翻译成英文，然后编印为若干份材料，并将它们很快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中。

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母亲承担了大量的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翻译成英文的。母亲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译好每一次谈话，校准每一份稿件。后来上级专门抽调了两位同志负责编译对外宣传的英文小册子。最初他们出的是油印本，后来改进为铅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聚合地。这里设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性反法西斯组织与十多个中外文化协会。据1943年10月底重庆官方统计，常驻渝的外籍人士达1192人，其中英国人329名、美国人168名、苏联人163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外交等各个领域。

驻重庆的上百名外国记者来自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国际新闻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著名国际新闻通讯机构；美国《时代》、《生活》、《读者文摘》、《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每月邮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悉尼晨报》，《巴黎晚报》，《莫斯科世界新闻》等著名报刊在重庆都派驻有记者。

两路口的记者站实际是国民政府为外国记者办的新闻招待所。旧址原有的砖楼成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室，操场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简易房，里面居住着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来自美、英、法等国各大新闻媒体，左、中、右各派势力都有。这是一批极为活跃的人群。

记者们以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战时消息和发布当日的重要新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信息抢先发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国人起床时间比较晚的习惯，他们的新闻活动大都选择在午后进行。在记者站里可以遇到各方熟人，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母亲的到来和她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瞩目与欢迎。尤其是她带来的那些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载的内容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

驻重庆的西方记者每天都在跟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和独家专政的做法极为不满，自然更加关注来自反对党方面的消息与报告。“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期间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来到山城后，母亲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还是各国大报刊的记者她都认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母亲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后来有些记者时常主动代母亲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方支持。

母亲认为，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问题的，要做到随时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当时美联社的记者是个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母亲并没有疏远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和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记者发回的稿子尽管态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内容仍是引自母亲提供的资料。

记者站也是许多国民党特务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常混杂在其中盯梢监视进步人士。中统特务更有阴险的一套，他们不但分区搜集情报，还会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这里随时都会遭到绑架和不测。斗争是严酷的。

可这些并没有吓倒母亲，在朋友和同事们的眼里，她既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女记者，又是一个顽强不屈的勇士。母亲大胆机敏地周旋在各国记者中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她总会化险为夷，把最新的消息迅速发布出去。“横下一条心！”“要做事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这是她的口头禅。

母亲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她从事外交的才智赢得了外国记者的钦佩，他们称她是消息非常灵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发言人”，一些朋友主动帮助她传送消息。母亲也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潜心研究中国问题几十年，是西方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经过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见，他见到了母亲。他曾回忆说：“没几天后，就有一位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时，已是环球新闻界一个出类拔萃的妇女了）”，“龚澎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国外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的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母亲答应定期来访并辅导费正清先生学习中文会话。费正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岩50号拜访母亲的经历：“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们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女朋友龚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当递给我这些书时，这位非常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机关认为她散发了过多的宣传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对她进行绑架，因此，她不能过多离开这个庇护所。我向她保证，她的追随者马上就会订出一种护送制度……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随从武官来接她去吃午饭，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所在的老鼠横行的堡垒。”

这位来自哈佛的中国通在其日记中这样评价母亲：“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罪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显出纯粹的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

龚澎的魅力倾倒了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不少年轻人，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费正清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萨瓦莱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像你一样的善于同人交谈的品质。”

自然，在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女记者周围，浪漫的插曲会悄然响起。当时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对母亲极有好感，尽管他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却一往情深地暗恋着母亲。他没有任何非分的举动，却总是默默地出现在妈妈经常出现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母亲一如既往地对待每一个朋友。很多年之后，几位老记者还得意地讲起这段浪漫的故事。

第一个在越南称皇帝的中国人

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化的浸润，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朝廷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远在秦汉时代，此人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

赵佗在岭南可是大有名头，他曾是两广及越南一带的“拓荒者”，同时，也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属于南越堂堂正正的皇帝，尽管出于礼节，不得不对汉朝象征性地隐藏起自己的帝号——“南越武帝”。他在位71年，卒时已是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他的寿命确实超过了一百岁，是名符其实的“长寿翁”。

很难考证赵佗确切的出生年月，只能根据《史记》粗略地估计。但赵佗却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他的老家在恒山真定，也就是现在河北正定。赵氏，原非皇亲贵胄，而是武将出身，凭借赫赫战功，一点一点熬上来的。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屠睢因为滥杀无辜，引起当地人反抗，被当地人杀死。秦始皇又任命任嚣为主将，和赵佗一起征杀了4年。公元前214年，岭南总算顺利地划进了大秦的版图。随即设立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三郡。赵佗被委任为南海郡龙川县令，这是个战略位置相当重要的地方。赵佗上任后，采取“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并上书朝廷，要求从中原迁居50万居民至南越，一来，促进民族融合；二来，利于休养生息。

公元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临终前，他特意把龙川县令赵佗召到床前，千叮咛万嘱咐，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险可据，是块称王称霸的风水宝地。如今，中原战乱四起，怨声载道，倘若有一天，大秦垮台了，南海郡还能拥兵自立。咽气之前，南海郡尉向赵佗颁发委任状，指定他接替南海郡尉的职务。

任嚣死后，赵佗立刻集合军队，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并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掌控了全局。这时，他手下的地盘已经囊括今天中国的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部分和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手握重兵，又把持地盘的赵佗，在秦朝刚一完蛋，就自称“南越武王”，把国都定在了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

刘邦登基，两个政权貌合神离，汉高祖一死，各种摩擦、矛盾彻底公开化。汉朝禁止南越在边境市场上购买铁器。赵佗一怒之下，打上门来，一口气夺取了几座县城。赵佗从此加冕为“南越武帝”。他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与汉朝皇帝分庭抗礼。

汉文帝即位，对外采取安抚政策，主动向南越修复旧好，还在真定为赵佗父母的坟墓设置守墓人家，每年按时举行祭祀，又召来他的堂兄弟，赏赐官职和财物。文帝在丞相陈平的推荐下，任命陆贾为太中大夫，前往南越当使者，借机责备赵佗自立为皇帝而不派一个使者向汉天子报告。

陆贾到了南越，向赵佗晓以利害关系，赵佗被说服，表示要长久做汉朝的藩属臣子，遵守向汉天子纳贡的职责，决定去除帝号归复汉朝，仍称“南越王”。

陆贾回京报告此事，汉文帝非常高兴。一直到汉景帝时代，尽管赵佗表面上客客气气，俯首称臣，并且春秋两季，派人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但是，在南越国，他却始终沿用皇帝的尊号。

这位世界上最长寿的皇帝，“和辑百越”，治国有方，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给包括越南在内的“南越”带来了繁荣。赵佗打开了一扇民族融合的大门，对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点，连现代越南人都感同身受。

越南史学家黎嵩赞对赵佗歌功颂德，代表了绝大多数越南人的看法。他说：“赵武帝乘秦之乱，奄有岭表，都于番禺，与汉高祖各帝一方，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安阳王蜀泮），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教民耕种，国富兵强……真英雄才略之主也。”

公元前112年，南越国末代君主赵建德与西汉发生战争，公元前111年，终于被汉武帝所灭。这个横亘南疆的政权维系了90多年，历经五代而亡。

英美烟草与国产烟草商之间惊心动魄的商战

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英美烟草公这场卷烟大战中，“商品质量”、“外观包装”、“市场推销”等等普通商战中的决定性因素，此时显然已经无关轻重，最能直接决定公司命运的，则是比较双方谁能够更加符合民众的爱国情绪。

1915年，在香港经营多年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度涉足内地市场，在广州设立了华南分公司，立足未稳，便遭到了当时在国内市场上一手遮天的英美烟草公司三板斧袭击。

三板斧的第一板斧颇为恶毒。英美烟草故意购进大批南洋的香烟，放进阴暗潮湿的地沟里使其发霉，然后再投入市场，以此破坏南洋的信誉，让人们形成南洋产品质量低劣的印象。一段时间里，南洋不得不整天面对愤怒的顾客的投诉和赔偿请求。

英美烟草的第二板斧是发起污名化运动。一位身份不明的记者给广州《国民日报》写了封匿名信，指责南洋依赖日本的原料、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此外，英美烟草公司还派小贩收买南洋的香烟，然后再大声叫卖，声称这是日本人的香烟。英美烟草甚至雇了一批地痞流氓，到各个烟摊买烟，若烟贩推荐南洋产品，便喝斥拒绝，称其为日本人香烟。不少零售商多次受到此类信息误导，便放弃销售南洋香烟。

英美的最后一个杀招是兴讼起诉南洋产品商标侵权。除了在法庭上提出诉讼外，英美烟草公司的人还散发传单，警告说任何出售南洋产侵权产品的人都将被“拿官究办”。

面对英美烟草公司的咄咄攻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时间一筹莫展。

抵货带来的转折

中国人接触机制卷烟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时国人吸食卷烟已相当普遍，形成了巨大的市场。

全球最大的烟草垄断组织英美烟草公司于1902年成立伊始，就在上海开设了卷烟厂。作为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成功实行了“本土化”政策。凭借雄厚的资本，该公司迅速组织了庞大的销售体系，并在云南、河南、山东等地设立了烟叶的种植基地。在短短二、三年间，英美烟草公司就垄断了中国的卷烟市场。

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立于1905年。当时，广东人简照南兄弟在香港注册创立广东南洋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设厂制造卷烟。他们从日本购买了卷烟机器，还聘请了日本技师。按照简自己的说法是：“我从日本偷来了烟草技术。”但其主要资本则是他开办航运公司的利润以及同乡好友拼凑来的资金。

为了避免与英美烟草公司直接竞争，南洋公司在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致力于开拓东南亚市场。没想到刚刚试水国内市场，就遭到了英美烟草公司的“当头棒喝”。

但就在此时，一场国人针对日本“二十一条”而发起的抵制外货运动却意外地令南洋公司走出了困局。

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引发国内声势浩大的抵制浪潮，一些城市市民发起了抵制外货的行动。

南洋公司获知消息后，在第一时间参加了广州的抵制外货行动，提出“中国人请吸中国烟”口号，大造舆论。南洋的行为得到香港华商总会、广州华商总会、广州总商会和广州报界工会的支持，这些组织纷纷发表声明，盛赞南洋是真正的爱国公司，也是彻头彻尾的华人企业，而英美烟草公司才是外来的破坏者。

简氏兄弟还亲自将南洋的香烟赠送给北洋政府的头面人物黎元洪、徐世昌等，以及各部总长、次长，还赠送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天津陈列所、海关等部门，以扩大南洋香烟的影响。

1915年7月，英国驻广州领事在写给上司的信中说道，南洋的报纸广告“在激发爱国者只抽他们的香烟和支持本地工业方面是有效的。”在爱国主义情绪的刺激下，南洋在广州的销售额急剧攀升，产量一度无法满足来自推销商、摊贩和沿街叫卖小贩的需求。为此，简氏兄弟在香港建立了第二家工厂，增加了21台最新的美式机器。整个1915年，他们从美国进口烟叶的数量增加了37%，共生产了9.3亿余支香烟，几乎是1912年的四倍。

在华南立稳脚跟后，南洋开始发动“北伐”，将战场移到长江流域和华北。1916年，简照南在上海租入东百老汇路栈房，购置了卷烟机，次年便开工生产卷烟。两年后，简照南将上海分厂改为总厂，业务重心逐渐由香港转移到了上海。

在新市场的争夺中，南洋和英美再次打起惨烈的商战。

在华北，英美烟草花钱收买一批无业人员，撕毁南洋的户外广告牌，还唆使妓女偷走妓院里摆放的南洋免费香烟、礼品和日历；在上海，他们把已运往外地的洋烟又运回上海，然后集中发起强大的削价攻势，大幅降价，少则二三成，多则卖一送一。

南洋则避实就虚，在相应降价的同时，在英美撤货的长江各口岸加大了铺货力度，令对手首尾难顾。在渗透与反渗透的过程中，南洋再次运用了“国货”的武器。在此期间，南洋特别推出了爱国牌烟，简照南亲拟广告词：“齐家兼爱国，天职属男儿……利源防外溢，国货应提携！”爱国牌应市后，一时反响不错。

不过，总体而言，南洋在新市场的国货战略不如在华南奏效。上海的南洋代理人王世人曾说：“沪人最杂，其爱国货心亦薄弱；尤有一种心理，凡上等社会及狭邪游中人，吸烟必要价贵为佳。”

在向上江上游市场的渗透中，南洋的产品同样遇到了顾客缺乏“爱国热情”的问题。公司创始人简照南在亲自视察了这些地区后吃惊地发现：“一些内地人民不知国货为何物。”

尽快如此，通过艰苦的努力，南洋还是在新市场慢慢站住了脚。1917年，南洋盈利150万元，1918年，盈利200余万元，营业额达1400余万元。

民族主义的双刃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抵制外货的风潮。在此前历次抵货运动中屡有斩获的南洋兄弟烟草准备借此机会，再次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扩大公司的市场规模。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英美烟草公司早已洞悉了南洋兄弟的意图，也开始利用“民族情绪”这张牌，展开商战。

英美烟草公司委托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江叔颖，在当地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批文件，证明简氏持有日本护照，有日文名字，并曾以日本公民的身份在日本法庭上打过官司。

出生于广州附近贫寒之家的简氏兄弟，在10多岁时就东赴日本打工讨生活。经过初期的打工生涯后，简照南将自己的积蓄投入到进出口贸易中。羽翼丰满后，他在神户开办了盛泰航运公司。为向日本政府注册、领取“广东丸”在公海航行的执照，曾于1902年4月加入日本国籍，取名松本照南。

简照南是日本人，所产香烟是“日货”——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几乎令南洋公司陷入了毁灭性的境地，销路直线下降。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到1919年秋，“南洋的卷烟在长江流域和华北事实上绝迹了”。

打击还不仅仅如此，据简玉阶回忆，英美烟草公司还出40万元重金，以黄楚九为包办人，买通农商部以简照南拥有日本国籍为由吊销了南洋的营业执照。

这一杀手锏直接令南洋兄弟公司陷入了绝境。在这场卷烟大战中，“商品质量”、“外观包装”、“市场推销”等等普通商战中的决定性因素，此时显然已经无关轻重，最能直接决定公司命运的，则是比较双方谁能够更加符合民众的爱国情绪。

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简照南于5月14日在上海《新闻报》上声明从未脱离中国国籍，“照南，粤人也。粤为中国国土，则照南固为中国国民。”他承认自己早年获得过日本国籍，但同时保留中国国籍。

接下来，简照南又于5月27日宣布放弃日本国籍，并于次日办妥了脱离日本国籍的手续。在宣布放弃日本国籍的同一天，简照南宣布将立即在公开市场上发行价值1000万元的股票。在对股东的呼吁书中，简氏兄弟指出：“鉴于外侮之频仍，以为一家公司惧难持久，不如公诸国人，俾同胞咸获投资，得借众人之力推广国产……”

此外，简氏兄弟还主动设立了南洋奖学金资助学生去欧美一流学府深造。1919年第一批五个奖学金名额都给了北大的五四运动领袖，他们分别是“五四宣言”起草者罗家伦，最早当选加入北大学生会的康白情，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段锡鹏，《新潮》月刊创办人孟守春，以及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汪毅熙。当时他们被戏称为“五大臣出洋”。

南洋一系列的行动，赢得了中华国货维护会、报界联合会等9个团体和158家烟业同行的声援和支持。海外华侨团体也纷纷致电北洋政府，指出中国政府以前从未反对过双重国籍，此例一开，华侨将“俱为寒心”，将从中国撤回他们的投资。

面对国内外舆情汹涌，1919年9月13日，北洋政府内务部恢复了简照南的中国国籍，农商部恢复了南洋的执照。1920年初，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销售开始再度回升。

从五卅到北伐：抵制运动的顶点

五卅运动开始后，简氏兄弟迅即向罢工工人们提供了资助。他们在罢工期间捐款达10万元，相当于捐款总额的12%。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英美烟草公司上海工厂的工人们罢工长达124天之久。这次罢工后来也成为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最长的一次罢工。

运动期间，南洋还派出多名推销员分赴各大城市广场作公开演说，动员群众自觉抵制洋烟。他们还广泛散发各种纪念品，并在每件纪念品上都印有一只乌龟，嘴里叼着英美的“哈德门”牌洋烟，图案上印有一行醒目的字：“你仍旧在吸‘哈德门’或其他牌号的英国香烟吗？”

五卅运动使得英美的烟草销售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5月30日后的六周时间内，该公司在上海和浙江的销售额骤降95%，在江苏和安徽也出现来大致幅度的下降。在华北，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在北京下降了90%，在青岛和天津下降了一半。在华南，据一名英国领事反映，该公司在广州的销售“完全停顿”了。另一名英国领事注意到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在重庆已经“绝迹”。

这回轮到南洋兄弟对英美烟草大举追杀。据英国领事们估计，五卅期间，南洋的销售量在各地分别激增了60%至300%，仅6月份的销量就400-500万元，是上年度月平均销售额的二倍多。对南洋香烟的需求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南洋开足全部马力也只能满足全部订货的四分之一。

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给南洋公司带来了更大的收益。随着北伐军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数省节节推进，英美烟草公司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罢工和抵制风潮的冲击。以广州为例，按美国商务参赞安立德的说法，“英美烟草公司在广州的6000名街头小贩中，大约只有20名还在兜售该公司产品。”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厂的工人们于1926年7月、10月和1927年2月举行了三次罢工。

南洋公司一如既往向罢工工人提供资金支持，并像在五卅运动期间那样散发反对英美烟草公司的传单，其中一份这样写道：“轻烟缭绕青天白日旗，但请看那是国产香烟。”

1926年秋，在所有支持北伐军的省份里，南洋的销售额都蓬勃增长。到年底，南洋统计发现当年共获利230万元，比上年度多了一倍。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但这个“黄金发展期”实际上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民众抵货热情的消退，加之管理不善，大时代政治变动等等因素，南洋兄弟公司在1927年就开始走向了下坡路。在抵货热潮过后，英美烟草公司重新占据了市场主动，而南洋公司则在1928-1930的三年间，就亏损了575万元。无奈之下，南洋公司不得不实行停工关厂，解雇工人等措施，却再也无法挽回当初的辉煌。

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

1.感恩节的由来

首批英国移民1607年和1620年先后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和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登陆后，受到了好客的印第安人的友好接待。他们向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提供食品，并无微不至、耐心细致地教给他们种植玉米、南瓜、西红柿以及狩猎的技术。这些英国移民就这样在这个“新世界”里生存下来。英国在北美第一次种植的玉米获得丰收，这些英国移民欢天喜地地予以庆祝，并称丰收日为感恩节。这就是美国这一特有的节日的由来。但他们感谢的是上帝的思赐，而不是感谢印第安人。

2.屠杀和消灭

相反，随后不久，在大批英国移民陆续涌至后，美国资产阶级的前身——这些英国殖民者便恩将仇报，开始驱逐这片大地上的主人，掠夺他们的土地，使用包括分而治之、软硬兼施等殖，义者惯用的种种手段，分化、收买印第安人各个部落，制造有利形势，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向印第安人开战，实行大屠杀。殖，义者的屠杀虽然遭到了印第安人的英勇反抗，但处于人类发展史上的原始部落阶段的印第安人终究抵挡不住已经开始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英国殖，义者，不得不且战且退。英国殖，义者屠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战役和印第安人的反抗，从1622年一直持续到1769年。美国建国以后，随着疆土的大踏步向西扩展，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印第安人的征讨和屠杀进一步加强了。美国政府开始正式建军后，命令军队立即向西开进。美国陆军第一团从成立之日起，征剿印第安人就成为它的基本任务。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和民兵从事的这种残暴的屠杀和征剿，从1803年一直持续到1892年，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美国联邦正规军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集中发起了1000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基本上完成了消灭印第安人的作战任务。

3.《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参与了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的行动

威廉？福斯特在有关著作中叙述这段历史时写道：“美国向西、向南、向北三个方面猛烈推进时，不仅排挤了阻止它前进的国家，并且残暴地粉碎了这些土地上原来的主人——印策安人——的反抗。这种残酷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污点之一，而当时美国许多杰出的，领袖也曾积极参加这种行动。”“曾积极参加”这种“残酷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的“当时美国许多杰出的，领袖”之一，就是提出“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说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美国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以后，随着疆土大步向西推进而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在杰斐逊的总统任期内开始的。

4.屠杀的战果

如此长期征剿、屠杀的结果是什么呢？据美国一些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依据史料重新做出的推算，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居住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少则为3000万，多则达l亿。为谨慎起见，我们就以他们推算的最低数字、即3000万人为难。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我生活在美国期间，被迫分散聚居在美国全国各穷乡僻壤的“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总人口还剩下了多少呢？据美国官方统计，还不到80万人。这就是说，在这3000万人里，至少有2900万人先后被美国资产阶级的前身——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义者和建国以后的美国资产阶级所屠杀了。

5.任何印第安人部落已经灭绝

布什政府宣布，它有权宣布在美国境内的任何印第安人部落已经灭绝！

事情至此还没有完。在整个20世纪，无论是，党人或共和党人执政，幸存下来的印第安人在美国一直处于受歧视、受迫害、受摧残的地位。直到1992年7月，布什政府还宣布，它有权宣布在美国境内的任何印第安人部落已经灭绝！

凡此种种，这难道还不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么？这难道还不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种族灭绝么！这难道不堪与***的种族主义大屠杀相媲美吗？难道从这些历史事实中，能够找出“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说的一丝一毫的真实性吗？试问在这种种族灭绝中，美国的所谓“民主”何在？“自由”何在？“人权”又何在？

北美印地安人灭亡的原因——托克维尔论北美印地安人的命运

首先必须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即把印地安人的灭亡完全归因于殖民者的残暴屠杀，不可否认，对于印地安人的种族屠杀的确发生过，但这并非印地安人灭亡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印地安人的灭亡更多的是以一种正规的或者是合法的方式进行，印地安人的悲剧不如说是文明征服野蛮的必然结果。

在全书第一章中，托克维尔指出生活在丛林中的印地安人虽然野蛮，但也有着一些高尚的德行，他们虽然贫困无知，但大家都是平等和自由的；他们朴素而不知道财富的价值，因此他们不会忌妒欧洲人利用财富获得的享受；他们举止毫不粗野，反而习惯于谦让持重，甚至表现出贵族气质；又比如他们温存好客，甚至会冒着危险搭救陌生人；又比如他们即使被俘虏，也决不愿意象征服者求饶，反而是百般羞辱嘲弄对手，以求速死。

印地安人以狩猎为生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无法接受农耕文明和定居生活，然后如果不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则文化不能传承下去，印地安人爱好自由的天性甚至使得他们鄙视劳动，视劳动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于是他们的种种德行，自由，自尊，高傲在面对文明的时候就完全成了偏见和恶习。他们顽固的抵抗着文明。

同时，白人的生活方式也腐蚀着印地安人，火器，铁器，酒还有纺织品这些奢侈品被带到了印地安人中间，而一旦他们沾染上这些嗜好就无法摆脱，印地安人于是需要捕猎更多的野兽以换取这些奢侈品。他们的需要在增加，他们的资源却在减少，很快他们生活的地方就不能满足他们的捕猎需要，于是他们只能迁徙到新的地方去。他们离开，白人随后就到了，白人所到之处就开荒种地，伐木开路，飞禽走兽往往在白人还没有接近他们的时候就逃之夭夭，而印地安人只好随着野兽继续迁徙。这样很快，在托克维尔的时代，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地安人已经非常稀少了，面对印地安人的深重灾难，托克维尔充满叹息，然而他又不得不作出预言，一旦欧洲人在太平洋海岸立足，那里的印地安人也将不复存在。

此外白人往往借助半是说服半是威胁的手段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印地安人手中购买大量的土地，有时候他们花言巧语的让印地安人相信他们不会继续提出土地要求，然而不出几年他们便会反悔。白人无止境地追求土地的激情不会让印地安人有片刻停歇，他们不会划出一片土地专门归印地安人狩猎，谁能抗拒土地的诱惑呢？终究有一天，他们会将整个北美的土地文明化。

托克维尔指出，印地安人要避免灭亡只有两个办法，其一是开战，消灭欧洲人，其二是接受文明，变成和欧洲人一样的人。

消灭欧洲人已经绝不可能，印地安人早已经被四面八方，潮水般迁徙过来的白人所包围，他们唯一的机会也许是几百年前欧洲人刚刚登陆北美的时候。

接受文明是唯一可能的生存方式，然而当他们想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因为生活在白人社会中，他们的技艺极其低下，白人可以轻松获得丰收，而他们费劲力气也种不活庄稼，激烈的竞争让他们即使生活在文明中也倍感艰辛，但如果他们往前走上几公里，重新回到丛林中，他们又可以重获自由，很多印地安人就是这样中止了文明化的过程。

关于野蛮民族如何才能接受文明？托克维尔极富洞见，他指出：“一般说来，野蛮民族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逐渐地自行文明起来的。当他们主动去从外族汲取文化知识时，他们在这个异族面前，总是处于征服者的地位，而不是处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当被征服的民族是开化的民族，而进行征服的民族是半野蛮的民族时，比如象罗马帝国被北方民族入侵时，或象中国被蒙古人入侵时，胜利赋予蛮族的权力足以使他们达到文明人的水平，并能把他们的平等地位保持到文明人变成他们的对手的时候。一个凭借武力，另一个依靠智力。前者钦佩被征服者的学识和技术，后者羡慕征服者的权势。最后，野蛮人把开化人请进他们的宫殿，而开化人则对野蛮人开放他们的学校。但是，当拥有物质力量的一方也同时具有智力的优势时，则被征服的一方很少能够走向文明，他们不是后退便是灭亡。总之，可以说野蛮人是手持武器去寻找知识，而不是凭自己的资质去接受知识。”

那么，印地安人的命运便只能是灭亡了，170年后的今天，在美国虽然仍然有印地安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彻底改变，还有哪个印地安人谁会愿意回到丛林中去生活呢？他们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印地安人，他们被迫接受现代文明以确保其生存。

对此托克维尔总结到：“西班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使自己遭到奇耻大辱，以史无前例的残酷手段，也未能灭绝印第安种族，甚至未能阻止印第安人最后分享了他们的权利。而美国人用十分巧妙的手段，不慌不忙，通过合法手续，以慈善为怀，不流血，不被世人认为是违反伟大的道德原则，就达到了双重目的。以尊重人道的法律的办法消灭人，可谓美国人之一绝。”【附识】我写此文的并非宣扬什么“文明征服野蛮论”，而是描述一个托克维尔描述过的事实：即北美的印地安人在消亡。事实上，如今在北美大陆，有印地安血统的人当然还存在，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已经基本消失，他们不得不融入主流社会，否则无法生存，这是不争的事实。印地安人之所以消亡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美洲殖民者的屠杀，当然，殖民者的屠杀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最为关键的原因，我们强调这个片面的原因已经太久了，因此我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托克维尔的观点就是：新的文明所带来的冲击改变了印地安人的生存环境，而他们的文明却无法适应这个转变，即使他们自身的文明本身具有着某种高贵的品质，但仍然无法维持其存在，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我们无法否认！

而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灭亡？历史上，我们也经历过蒙古人，满族人，日本人对我们的残酷屠杀，我们为什么没有象印地安人那样灭亡？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强大的儒家文化作为基础，野蛮是征服不了文明的，尤其是象中国这样悠久先进的文明。即使象罗马帝国被北方的蛮族冲击得支离破碎之后，蛮族们不是一样服膺于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

第三章

三国时代的衣食住行：馒头是那时的一大发明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主要食物为米、麦、大豆，主要饮料是酒浆汤之类，浆是冷饮，汤是热饮。但浆汤都不过是喝水的别称，不如酒那么珍贵。三国时饮酒之风颇盛，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孙权、孙皓均是好酒之辈。

在饮食烹饪方面，各民族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方法都带到了中原腹地，从西域来的人传入了胡羹、胡饭、胡炮、烤肉、涮肉等制法；从东南来的人传入了叉烧、腊味等制法；从南方沿海地区来的人则带来了烤鹅、鱼生的制法；从西南滇蜀的人民，传入了红油鱼香等饮食。至北魏时，西北少数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又将胡食及西北的确的风味饮食大量传入内地，使宫廷饮食也出现胡汉交融的特点。

面食在民间因发酵技术更加成熟有了进一步推广。中国食面习俗形成与秦汉时期，三国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扩大和推广。

馒头。据宋人《事物纪原》中说：“诸葛公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杀人以其首祭，则神享为出兵。’公不从，因杂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祀。神亦享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名馒头。”由此而见，那时的馒头不但夹有牛、羊、猪肉馅，而且个头比较大，与头相似。

乳制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大批西北游牧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及中原畜牧业发展，乳制品成为经常性的食品。当时乳制品主要有酪（发酵乳）、酥（酥油）、乳腐（乾酪）等，其食法主要是放入面点之中或作饮料之用，也可直接食用。

这一时期，筵席也出现了新特点。筵席场面更为宏大，礼仪复杂、菜肴丰富。例如，元旦向君王行朝贺之礼，君王大宴群臣。曹植在《元会》诗中写道：“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朝贺赴宴的官员要“衣裳鲜洁，黼黻元黄”。宴席上“珍膳杂沓”，冷盘、热菜，分层推上，君臣一堂，“欢笑尽娱，乐哉未央！”

在三国时期之前的文献中，“茶”字不见经传，只有“荼”字。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曰：“荼，苦菜也。”由于茶树种植的增加，茶叶在南方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通饮料，蜀人饮茶习俗已传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一时期流行的名菜有：鱼鮓、五味脯、胡羹、胡炮肉、莼羹、蒸豚（就是蒸小猪）、跳丸炙、武昌鱼。

穿在三国

三国服饰按其组成可分为：冠、衣、裳、袜、履、饰品等六部分，材料为丝、麻、葛诸种织物。

冠。《三国志》中可供查考的冠只有两顶：一顶为曹操所拥有，称作“远游冠”，《后汉书·舆服志》说：“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筒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一顶是杨彪的，称作“鹿皮冠”。与冠作用相当的巾则广为流行。有质地为绢的幅巾，细绢制成的缣巾，平常百姓则戴蔓草茎纤维制成的葛巾，葛巾布衣成为平民式的典型装束。纶巾与由青丝带编成，质地较葛巾为佳。此外，三国时的帽子还有帢、绣帽、皂帽、絮巾等。

衣。三国时衣的种类较多，大致有单衣、复衣、糯、衫、扭褐、褚、辛圭、褶、裘等，其中单衣、复衣指衣的厚薄，可合称为单复。三国人着衣以长衣为主，单衣不仅长且肥大，由袖子形制的差异又可分为檐榆和褚。檐榆为直据。褚，“禅衣之无胡者也，言袖夹直形如沟也”，大袖单衣又有缝掖之称。贫寒人家则要省去单复的修饰，只著短衣。糯为短衣一种，质地不佳者则称为很褐。妇人衣多艳丽，男子着绢衣，则会被看作是轻浮的人。此外，衣的颜色又可以用来区分人物身份，如商贾则着白衣。

裳。《诗经毛仁》中有“上曰衣，下曰裳。”三国男子裳有挥、挎、裙。女子裳为“贯两脚上系腰中”。

饰品。妇人饰品有头饰、腕饰、腰饰，男子则要在腰带上挂一肇囊，来盛日常琐碎物品。腰带多做为贡献赏赐之物。

住在三国

这一时期庭院式住宅种类众多，五花八门，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型、曲尺型、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型之分，但基本结构都是一堂二室，并且都带有庭院，当然面积大小不等。

在住宅平面和立面的处理方法上，小型住宅比较自由，中型以上则有明显的中轴线，并以四合院为组成建筑群的基本单位。后者主要是以围墙和廊屋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建筑。

从汉代到清代，这一传承不但贯穿普通住宅，而且宫殿与庙宇也遵循此方法。这使得建筑外观比较简单，而内部以院落为中心的各种房屋的空间组合，以及若干院落的联系调和与变化自然成为艺术处理的主要对象。汉代起使用更多砖墙，屋檐结构为了缓和屋溜与增加室内光线向上反曲，这是屋角反翘的主要原因。汉族住宅甚至汉族建筑的主要特征，在两汉三国时候基本形成。

贫民的住宅一般没有庭院，十分简陋，有些还住半地下室。一些寒士（比如早期的孔明）只能“居山泽，结草为庐。”

秦汉三国时期盛行神仙方士之说，根据“仙人好楼居”的说法，楼阁式住宅应运而生。当时人们对大自然充满崇拜与向往，凭高远眺也有着其特定的审美趣好，加上居住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等，高层楼阁建筑形成热潮。

东汉三国的楼阁一般采用构架式，斗拱的使用进一步普遍化和多样化，已成为整座建筑物有机组成部分。

秦汉三国时期一般民居的结构是一堂二室，建筑形式以夯土和木框架的混合结构为主。规模较小的住宅，房屋的构造除少数用承重墙结构外，大多采用木构架结构。砖瓦的普遍应用，是秦汉三国时期民居建筑的重要特征。从东汉起，高台建筑逐渐减少，多层楼阁大量增加。

人们还综合运用绘画、雕刻、文字等作各种构件装饰建筑，实现了结构和装饰的有机结合，成为之后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手法之一。（本刊记者白伟志整理）

行在三国

成书于秦或汉初的《山海经》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当时人们眼界的开阔，他们不仅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甚至开始涉足海外。秦汉帝国的建立，进一步促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交通体系的建立，天南地北，皆可见官吏、旅人、商贾等奔忙的身影。三国鼎立以来，道路为之隔塞，然而区域交通却因此而有了繁盛的可能。尽管通隔交杂，兴衰错落，羁旅之路却别有风采。

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水陆交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当时的水陆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要发达得多。驰道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网的主干，可通向全国各主要城市。西汉以长安为中心的主要驿道把当时有名的都会连接起来，如号称五都的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东汉时期的陆路交通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时期的战乱与割据在很大程度上打断了陆路交通的一体化趋势，栈道被毁，旧有道路因缺乏维护而日渐荒芜，原为交通枢纽的城市因战乱而衰败，各政权间的边界也成为无形的阻隔。

不过新兴的政治格局也形成了新的陆路交通格局，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邺城、成都、建康、平城等新兴交通中心城市，并且区域内次要道路地位得以抬升。如建业在汉时只是丹阳郡内一县，然经东吴、西晋的开发，已成为南方的最重要城市之一。

秦代的海上交通相当发达，汉代的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东汉末的动乱没有废止海上交通，东吴政权通过海路与辽东半岛以及南海诸国保持联系。

三国时内河交通也很发达，割据政权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十分勉力于沟渠的开凿。太湖水系、北方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等的开凿沟通了南北交通，不仅促进了物流运输能力，也促进了地方繁荣，为之后全国运河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的交通工具也是别有特色。车辆就像现在的时装一样，翻来覆去的流行。比如汉代时多为中下层官员称作的轺车（四面无挡板，以敞露为特点），到后来却逐渐为高官贵胄所青睐。再比如在汉代时地位低贱的商人才能乘坐的牛车，到三国两晋时却成为天子贵族的爱车，发展到晋代，上层社会居然流行起了乘羊车。

此外，当时的陆路交通工具还包括舆轿、辇（人力车）、鹿车（独轮车）。水路交通工具包括以楫拨水前行的小船，也包括规模宏大的楼船。

“大英雄”项羽真实面目：令人心悸的恶魔

历史上的人物，由恶魔变成英雄，有一条最不易为人觉察的路径——历史的浸泡。

楚霸王项羽，是秦帝国末期人物，是当代人熟悉的大英雄。这个“大英雄”的真面目，其实是一个令天下心悸的头号恶魔。

在我的《大秦帝国》中，项羽虽只出现在最后一部，且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但项羽的出现，还是搅翻了天地，搅乱了思绪。历史浸泡的淫威，在修炼项羽的个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挥洒。这种淫威，造成了一种奇特的令人深思的另类历史变异，完全可以称之为“项羽现象”。历史变异的本质，是历史意识的扭曲。历史意识的扭曲，则源于社会历史土壤的变化。如此这般颇费脑筋的思辨问题，先不说。先来让我们看看，项羽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何等样的一个恶魔。

先罗列一番基本事实。《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集团的六次大屠杀——

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

第二次城阳大屠杀，杀光了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

第三次新安大屠杀，坑杀秦军降卒20万。

第四次咸阳大屠杀，杀戮关中平民无计，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

第五次破齐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大劫掠大烧杀，逼反复辟后的齐国。

第六次外黄大屠杀，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说辞，好不容易放弃。

述杀戮，全部都是战胜之后骇人听闻的屠城与杀降，六次！

再来看看项羽的社会政治作为，大体也是六方面：

其一，复辟狂。一举恢复诸侯分封制，使当时中国重新陷入战火纷争。

其二，酷刑狂。恢复战国大煮活人的烹杀酷刑，对说真话者当即一锅煮。

其三，杀害狂。杀害郡守，杀害宋义，杀害楚怀王，杀害子婴，杀害全部嬴氏皇族。

其四，毁灭狂。火烧大咸阳与整个关中，大火三月不灭。

其五，盗墓狂。大掘秦始皇陵，地面建筑破坏殆尽，地下墓室严重摧残。

其六，劫掠狂。典型两次：对关中财货大劫掠，对齐地财货人口大劫掠。

以上基本事实，证明项羽其人是一个完全变态的社会虐待狂，文明毁灭狂。

项羽集团的大规模施暴，使大屠杀的酷烈恶风在秦末之乱中骤然暴涨。

被称为“宽大长者”而相对持重的刘邦集团，也有两次大屠城：一屠颖阳，二屠武关。自觉推行安民方略的刘邦集团尚且如此，其余集团的烧杀劫掠与屠杀，自可以想见了。当时，进军中原与河北的复辟集团，莫不以大杀戮大劫掠为能事。在项羽集团的暴行恶激下，一大批复辟恶魔竞相施虐天下，将华夏大地近3000年以来累积的物质文明成果几乎全部毁灭，人口锐减，民生凋蔽，普天之下陷入一片萧疏！

以项羽集团为轴心的秦末复辟势力，变成了疯狂的恶魔，对整个社会展开了变态的报复，其残暴酷烈与秦帝国的文明建设精神相比，直有霄壤之别。此等无与伦比的大破坏暴行，使“楚汉相争”的短短几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毁灭时期。其直接后果是，繁荣昌盛的秦帝国统一文明，在五六年中骤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社会大赤贫境地，以致西汉建政50余年后，仍然陷入严重萧条而不能恢复。

与此相比，整个战国之世刀兵连绵，却没有过一次屠城暴行。

秦始皇灭六国大战，秦军也没有任何一次屠杀平民的暴行。

项羽的恶魔暴虐，在当时的复辟阵营中，已经有比较清醒的评判。

不幸成为“楚怀王”的芈心，对项羽的种种恶魔行径，始终心有余悸。就是这个楚怀王，曾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请注意，“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这句话。这是说，项羽经过的所有地方，都无一例外的被残酷毁灭！想想，这是一种何等令人发指的景象？故此，这个楚怀王坚执不赞同项羽进兵咸阳，而主张由“宽大长者”刘邦进兵咸阳。

楚怀王说的“剽悍猾贼”，是什么意思？剽者，抢劫之强盗也。悍者，凶暴蛮横也。猾者，狡诈乱世也。贼者，邪恶残虐也。楚怀王芈心的这四个字，最为简约深刻地勾出了项羽的恶品、恶行、恶性。但是，这个聪明的楚王虽然对项羽有清醒的认识，却未能逃脱这个恶魔的杀戮。他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因了他的这番评价，项羽对他恨之入骨。此后两三年之间，楚怀王便被项羽以“义帝”名目架空，之后又被毫不留情地杀害了。

楚怀王尚有如此评判，足见项羽的酷烈大屠杀，在当时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了。

太史公亦曾在《史记？项羽本纪》后对其凶暴深为震惊，大是感慨云：“羽岂舜帝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史记？索隐述赞》，最后亦大表惊骇云：“嗟彼盖代，卒为凶竖！”——很是嗟叹啊，他这个力能盖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

显然，项羽之凶恶为患，在西汉之世尚有清醒认知。

孰料世事无定，历经“历史浸泡”，一个骇人听闻的恶魔竟然炼成了英雄！

宋明伊始，开始有人殷殷崇拜项羽为英雄。

发端的点，不是历史学家。迄今为止，历史学的主流对项羽还是清楚的——虽然谴责的程度已经大大减弱，却很少有人敢老着面皮吹捧项羽。只有极少数另类历史家，跟着“潮流”荒腔走板地胡诌。事情的本源，是不可思议的。崇拜项羽的发端，是一个名女人的无知的感性宣泄。这一宣泄，是那样的荒诞不经，那样的偏狭幼稚——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便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唯一流传下来的一首诗——无题绝句。

这个李清照，富贵娴雅而极具才情。她伤感于北宋放弃抗金而渡江偏安，伤感于从汴京一路南逃的惊险艰辛，要发感慨，原是必然。可是，这个感性体验无与伦比的女人，历史认知却糊涂低能得惊人。她一生极少写诗，此时写了这首小诗，却竟然选择了一个罕见的恶魔，作为宣泄抵抗心绪的对象，实在荒唐幼稚得不可思议！

李清照凭着女人的感性想象，本能地认定：长枪骏马力可拔山最后又不肯过江的男人，一定是大英雄。于是，某个慵懒的午后，春睡醒来又对镜梳妆完毕的李易安居士，在庭院深深梧桐风雨的万般闲愁中，多情而伤感的吟出了那20个字的小诗。

这首小诗，最充分地表现出名女人喜好感性臆断的毛病。易安居士不知道的是，正是她的这句小诗，成了点进“历史浸泡”中的恶性药引子。迭遇抗战倒退的南宋社会，大觉这首诗为自己的柔弱灵魂找到了一个无比“阳刚”的历史依托。于是，不由分说地，对项羽的思恋情结开始在市井勾栏间弥漫了。其后，元明清社会也屡次遭遇如何对待抵抗运动的历史问题，对这种已经在民间市井流传开来的思慕抵抗的诗情，不想也不愿做历史澄清。于是，历史意识大扭曲，市井勾栏戏剧评话，竞相以项羽为哀思对象。实则，却是要展现自己的英雄情怀。

其“英雄气概”的各种作品广为流播。时至今日，霸王别姬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无论在戏台下，在屏幕前，在音乐厅，在史学家的讲堂上，在诗词文人的笔端下，观者听者作者，无不为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洒一掬同情之泪，发一通无尽感慨。

项羽，没有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相反，项羽的头上，有了英雄的光环。

后来的关羽变身，较之项羽的恶魔英雄大转换，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如此荒谬史识，如此荒诞认知，我族良知安在哉，理性安在哉！

一个没有出路的随军美女，一曲自大狂的末路悲歌，一匹杂毛马，一根大铁矛，一句“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哀叹，辄遇在抵抗外患中形成的反逃跑主义的社会历史土壤，遂在“历史浸泡”中生发出滑稽组合——于是，死硬的恶魔，骤然变成了不屈的英雄！

这便是恶魔炼成英雄的路径。

想做英雄的人，却以恶魔为偶像。

历史哈哈镜之滑稽，使人捧腹大笑，却笑出了泪来。

“火星来的猴子”：55年前UFO造假事件

据国外媒体报道，其他的博物馆可能有更多奇特值得炫耀的珍藏，但是在美国乔治亚州调查署的微型博物馆内却保存着“来自火星的猴子”。

该调查署声称，保存在玻璃圆筒中的“火星猴子”其实是55年前3位恶作剧者的一场闹剧，他们将一只死亡的猴子处理成为死亡的外星人，然后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关注。1953年，正值美国掀起一股UFO热潮，两个年轻的理发师和一位屠夫策划了一起外星人恶作剧，他们找到一只死亡猴子的尸体，将其尾巴割掉，剃光了猴子身上所有的毛发，然后用绿色颜料涂在尸体上。1953年7月8日黎明前的几个小时，他们三人带着这具化妆后的猴子尸体来到了亚特兰大市一个偏僻的公路上，在警察到来之前，他们用酒精喷灯在公路上烧出一个圆圈。当时到达现场的警官谢利？布朗说，“如果我们早到5分钟，将会目睹他们恶作剧的全过程。”

三个人布置好现场之后，便拨打电话呼叫警察，当警察到来时他们声称，在晚上看到公路上有一个红色飞碟状飞行器，几个2英尺高的外星人看到我们时急忙跑回飞行器，在它们启动飞行器逃跑前，我们三个人将其中一个外星人击毙，飞行器点燃离开时在高速公路上留下了烧焦的痕迹。

警官布朗将这次事件做了笔录，在回家之前向警察局递交了报告材料。当他刚交班回家时，立即电话就响了，很多人关注这一奇异事件。他说，“美国空军部队和每个人都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试图揭示其中的奥秘。同时，关于此次UFO和外星人尸体的各种消息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就在当天晚上之前，一些亚特兰大地区的居民声称自己看到了大型、多彩飞行物掠过天空。一位检查过尸体的兽医表示，这具外星人尸体很可能来自地球之外的世界。新闻媒体也开始大量报道这三位恶作剧男子所描述的虚假UFO事件。但是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这具外星人的真实面目就被揭穿了。

当天晚上，乔治亚州调查署实验室主管赫尔曼？D琼斯博士和埃默里大学解剖学教授马里恩？赫因斯博士检查了这具神秘尸体，最终宣布这只是一只化妆后死亡猴子，是一场恶作剧。赫因斯引用美联社一篇文章声称，“如果它来自火星，那么在火星上一定存在着猴子。”之后将这具猴子尸体放在指定的博物馆内。

这三个恶作剧者所用的猴子来源尚不清楚，他们也承认了自己的恶作剧行径，并接受了40美元的公路阻堵罚款。

1959年朱德为什么拒绝担任国家主席？

1959年4月，朱德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是朱德、周恩来等在投票。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第一次向党外人士公布了他不准备担任下一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并拱手拜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帮他“刮点小风”。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二届人大定调子的，其中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向二届人大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名单，新的国家主席人选当然也包括在内。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中，可以作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身上。

按照惯常的做法，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也普遍持这种观点。还在半年前，为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草拟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候选人名单，发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在这份名单上，仍把刘少奇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而没有提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这就透露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刘少奇仍将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既然如此，国家主席候选人显然就是朱德了。

为此，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回想起和毛泽东的一些往事。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朱德的名字与毛泽东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自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锤炼，我军逐步发展成为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连、坚不可摧的队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一个漫长的征途上，“朱毛”的旗帜为革命者所共同高举。朱德和毛泽东本人也把“朱毛”作为一种团结的象征。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1935年6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共同北上。当红军行进到川甘边界时，张国焘借口无法过河，企图使部队回转南下，并且要求与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军的朱德发表声明，反对毛泽东的所谓“右倾逃跑路线”。朱德面对张国焘的威胁和利诱，毫不退让，明确地表示：“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当作一个人，朱怎么能反对毛呢？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事后，毛泽东得知此事，深受感动，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新中国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也是他的首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祖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作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象征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一直空缺。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以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无人可比的崇高威望，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而德高望重的朱德，则当选为副主席。

几年后，毛泽东多次对朱德等人说：“去掉国家主席职务，专做党的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适宜。”朱德长期同毛泽东朝夕相处，深知他的脾气禀性。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人，也十分理解毛泽东的苦衷。他们在党内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和解释工作，终于使党内在毛泽东不连任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1958年12月1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愿，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谁是第二任国家主席的人选，毛泽东没推荐提名，只是说“让别人干”。朱德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候选人名单后，明白了中央的意图。1958年12月29日，朱德提笔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要“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我提议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以后在一系列公开和私下场合，他还多次说过自己比毛泽东年长七岁，由他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并再三坚持举荐刘少奇。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议。于是，中央全会一致同意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主席候选人，而朱德为委员长候选人。

1959年4月5日，邓小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国家机构人事配备方案的报告。对于决定提名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他作了这样的说明：“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党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是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刘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面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

邓小平在会上特别讲到朱德的功绩。他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在日本侵略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局十分危急的时刻，朱德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到1940年为止，八路军、新四军由4万人发展到50万人，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1940年5月，朱德由前方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解放区战场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亲自筹划和指导进行石家庄战役，首开攻克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并向全军推广了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在战略决战阶段，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他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历任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1955年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毛泽东在紧接着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10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我们的朱老总”，一再赞扬他“肚量大如海”，号召党内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学习。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上，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奥地利特种兵1年前曾冲到沉睡的卡拉季奇床头

中新网布拉格7月26日电据奥地利《皇冠报》报道，逃亡12年，5天前刚刚被捕的战争罪嫌犯、前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一年前曾在睡梦中被“眼镜蛇”特种部队攻到床头，可惜那批奥地利精英士兵并没有认出眼前这位穿着T恤、旧裤子和屋内便鞋的大胡子老人就是在全世界遭到通缉、被控要对成千上万人死亡负责的所谓“巴尔干屠夫”，白白失去了立功机会。《皇冠报》说，两名在维也纳生活的塞裔人之间一次造成死亡后果的吵架导致这场奇遇，58岁的男子因怀疑对方打牌时作弊而盛怒，回家取枪击中对方脖颈后逃走。

几个小时之后，即2007年5月4日凌晨5时，奥地利“眼镜蛇”特种部队士兵砸开涉嫌开枪杀人的那名塞裔人的女朋友位于维也纳第14城区三月大街一处住所的木门，而以所谓“奇迹康复者”的“佩拉医生”的身份在奥地利行医的卡拉季奇当时也恰好住在那里。据报道，他曾在那儿住过3个月。

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眼镜蛇”特种部队士兵站在卡拉季奇的床前时，他毫不惊慌，“连眼睫毛都没动一下”。“眼镜蛇”士兵觉得这位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脖子上挂着护身符的老人有点怪异，他讲结结巴巴的德语，但是一点也没有紧张，而且显得特别乐于合作。他称自己正在维也纳接受培训。警察很快就打消了对他的怀疑。“我几个小时前在这儿看到过那名男子，但是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象一名守法的公民告诉警察说。

卡拉季奇向警察出示的是一本伪造的克罗地亚护照，他成了克罗地亚公民佩塔尔，格卢马茨，1930年3月16日出生。当时警察记录时还把他的姓望文生义地错写为德语的“演员”一词。“眼镜蛇”士兵很快退出了那处住所。在这场奇遇的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成功地在附近抓住了那名行凶的嫌犯。此人后来被判入狱9年。而幸运漏网的卡拉季奇却又继续逍遥了14个月。

奥地利内务部7月25日晚上证实了这一巧合事件。奥地利宪法保护和反恐怖主义当局BVT已对此事展开调查。

据《皇冠报》报道，卡拉季奇与奥地利的不解之缘还不止于此，他的一名贴身保镖曾在萨尔茨堡落网。

80年代日本买下美国10%的不动产的种种奇闻

80年代日本买下美国10%的不动产的种种奇闻即使像洛克菲勒中心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也能顺利买卖，说明美国制度中对于私人产权的尊重，而这也是美国在这次商业博弈中最终胜出的原因之一。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到了70年代，日本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却由于政府长期过分干预经济、低效率的国有福利体系、石油危机多种原因而陷入了经济停滞。世界范围内，日本经济可谓一枝独秀。日本制造的工业产品行销世界各地，所向无敌。美国几乎只有招架之功。底特律的汽车业尤其损失惨重。美国汽车工人们天天唠唠叨叨地把日本人挂在嘴边骂个没完。

一国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其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必然提高其货币的购买力。而且，美国等国也非常愿意看到日元的升值，这样将会减弱日本出口工业品的竞争力。于是，1985年，美日英德法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规定美元实现贬值。这样也就是提升了日元的币值。“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的几年，日元币值差不多上升了三倍。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的工业出口能力确实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但日本人也因此变得空前富裕了。他们手里的日元可以换来更多的美元了。这种局势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资产在日本人看来一下子便宜多了。过去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根本买不起的东西，现在似乎唾手可得。

于是，手里拿着大把美元的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大肆购买。普通消费者在夏威夷之类的地方买一些商品，美国人倒还高兴，但令美国人感到不安的是日本人对美国企业资产的大量收购。这些挥舞着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对价格根本不屑一顾。他们似乎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

整个美国尽在彀中

在这个看起来有些疯狂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事情。一栋美国大楼打算卖给日本人。美国人报价4亿多，双方谈妥，就等日本人付钱交割了。日本人忽然拿来了新的合同书，上面写的价格是6.1亿。美国人莫名其妙。日方人员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

到了1989年，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的6月，索尼公司宣布，他们以34亿美元的价格成功购买了美国娱乐业巨头、也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此举是索尼公司由制造业转向娱乐业的战略行动之一。此前，三菱公司已经以14亿美元购买了更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这个代表着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全盛时期的伟大建筑现在属于日本人了。

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并且主要集中在饭店、高级住宅等不动产方面。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总共进行了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巨型海外并购案，其中有18起的并购对象是美国公司。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日本人在美国大量购买资产，尤其是购买那些如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这样的影响巨大的企业资产，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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