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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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试读：
余秋雨
排版：Lucky Read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3-12-01ISBN：9787550210875本书由北京磨铁数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由教育文化界的多次民意测验和专家推举，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阐释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这些遗址就此受到保护和弘扬，他也被公认为当代中国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所写作品，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追摹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这个过程中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以高层级的思考性作品，创造了二十年的畅销奇迹。直至二〇一〇年一月，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票选“谁是您最喜爱的当代作家”，他仍然名列第一，且遥遥领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〇〇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中外文化对比史”等课题，广受好评。二〇〇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最近几年，兼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本书第一版，2009年10月本书第二版，2011年6月本书第三版，2011年10月台湾繁体字版，2010年10月
自序
几年前，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
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每次课后学生都会提出很多文化问题要我快速作答，名曰“闪问”；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
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的第一个月，就有很多读者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参与课程的一些北大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出他们的名字。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学问和口才都十分了得，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
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美色与古老话题联在一起的时候，新旧之间互相映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这本书的初版叫《问学余秋雨》，是一个根据录音整理的粗疏版本，但在内地很受欢迎，很短时间内就销售了十二万册。据读者反映，大家最感兴趣的居然是“闪问”部分。台湾顶级出版家高希均教授、王力行女士读了之后竭力主张此书在台湾出版，又建议加入台湾大学学生对我的“闪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把初版书稿交给一部分台湾大学学生传阅，然后请他们提出问题。台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我一一作答，还在台北的“人文空间”与他们进行了当面交流。
相比之下，北大学生的问题比较锐利、重大、活跃、有趣，台大学生的问题比较含蓄、雅致、诚恳、天真。我把与两所大学学生的问答，放在全书之前。
由于两所大学学生的共同参与，新版的书名就成了《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这书立即在台湾成了畅销书，据报道，也成了马英九先生巡视台北书展时首先购买的书。但现在看来，书名太长了，便改成《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同时，“闪问”部分又作了较多增删。
书中的主体内容，就是我在北大开设的课程。这是一部我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明显侧重于早期。理由是，那一时期创建了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相比之下，后来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尽管故事多多，则不妨快步走过。这种格局，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已经有过书面表述。
我与两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那么深入的心灵交往，感到十分愉快。文化可以滋润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润文化。中华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轻而又美好的生命来滋润它。
参与我课程的北大学生早已毕业，都在从事着很有意思的工作。我与其中几位还保持着联系，经常一起吃饭、聊天。正是近几年的交谈，为我们的“闪问”增添了新的内容。余秋雨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写，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改。
参与课程的北大学生（部分）
王安安
出生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系约定俗成之电影诞生日）。幼年起学习乐器及声乐，后转而从事文字工作，有《后校园时代》《昙花之内，时间之外》两本个人文集。二〇〇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目前是一名职业编剧，并在一娱乐传媒集团担任电影剧本开发工作。
王牧笛
出生在黑龙江畔，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外交学硕士学位，法学、哲学双学士学位。曾担任北京大学辩论协会会长，摘得北京大学演讲十佳大赛冠军。学生时代曾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实习，参与《锵锵三人行》《世纪大讲堂》《秋雨时分》等节目的制作。
二〇〇九年起与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联手打造《财经郎眼》，担任制片人和主持人，开播至今成为广东卫视最具标志性和收视率的节目。
周双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生于北京。童年生长在海军大院，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实验班，哲学方向。二〇〇七年七月获本科学士学位。同年九月保送研究生，继续在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硕士，任校研究生会女生部部长。爱好文学、音乐、写作。
诸丛瑜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论文曾获“二〇〇九中国优秀广告学硕士论文大赛”三等奖。曾任香港TVB明珠台记者、主播，多次参与中央台和各地方卫视节目录制，现任东方卫视记者、编导。在感性与理性中游走，坚信科学、艺术和体育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力量。
吕帆
一九八五年生于西安一个电视人家庭，十八岁进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学习，辅修哲学双学位。其间担任北大电视台记者团团长、戏剧社社长，摘得北大主持人大赛冠军。二〇〇七年终被保送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研究生。本人是一个矛盾体：官运亨佳，最怕开会；抛头露脸，实非所愿；站上舞台人来疯，下了台谁都比我疯；可于聚会时大放厥词指点江山，亦喜独处时沏茶品茗读两本圣贤之作，属典型两面派。所幸人本不坏，有点可爱，本性温和，不咬人。
费晟
浙江杭州人，自幼好说爱动，曾在浙江电视台少儿栏目留下身影。长大后明白只有钻研学问才能成为“天下公器”。于是接受先贤教诲，陶醉于墨迹香气。现在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二〇〇七年结缘《秋雨时分》节目，感受颇多。
金子
一九八三年三月出生于哈尔滨。童年与电视结缘，曾是黑龙江省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主演的电视短片《美丽的八音盒》获东北三省电视剧“金虎奖”。二〇〇二年考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曾担任北京大学电视台记者团团长。四年后得到北大校长许智宏推荐，保送北大艺术学院继续攻读硕士。
丛治辰
一九八三年生于山东威海，二〇〇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目前在该系攻读当代文学博士学位。青年小说家、批评家、诗人。曾任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社长、《小说选刊》外聘编辑、凤凰网文化频道主编。组织多种文学和文化活动，参与编辑多种民刊。
欧阳霄
四川绵阳人，二〇〇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哲学学士学位，保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目前已获多所海外名校攻读博士邀请。自幼钟情中国艺术，又性喜思辨玄想，憧憬中国宋明儒学，追慕德国古典哲学。有作品集《余山之南》《云之阁与落木园》《浮沫集》等传行。
何琳
曾经作为北京大学电视台记者团团长采访诸多政要、学者。带着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心，带着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把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软实力交流当成终生追求的职业目标。现在已经是中国驻美使馆最年轻的女外交官。
萨琳娜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电影学专业研究生。有一半的蒙古族血统。但血液中仍然藏着野性，仍然天生善舞，仍然在梦中看到自己高贵的祖先。小时候在东北长大，后来搬到呼和浩特。自幼喜欢看书，喜欢写诗歌、散文、小说。性情安静柔和，害怕别人大声说话，自己说话当然也很轻声。十六岁成为基督徒，生命不再一样。
参与对话的台大学生（部分）
朱天
一九八三年一月生于台湾高雄，现于台北半工半读，努力实践梦想当中：
在梦里，我的左边翅膀充满了音符编织的羽毛，挥舞在充满诗词吟唱、朗诵与合唱的空气中；而右半边则是以笔杆为翼，不时摆动出暗合诗风与文韵的轨迹；双脚紧踏，深植于教育的现实场域；双眼凝望，入神于学术的未来天空。
甘炤文
笔名无邪，布农人，族名勒虎，一九八五年降临于世。最好和最坏的时代他都没能赶上，漫游于这个已然无新鲜事、宛若废墟般的星球，他凭借着与生俱来的直觉，发动想象秘力，坚持依循自己的方式经色身的劫，历浊世的险。
日复日，年复年，太阳底下，他仍旧生活、旅行、弹奏、观影、听歌、阅读、思索以及写字。
杨富闵
一九八七年生于台南市忠义路，在台南县大内乡的芒果、柳丁园中野长成人，念过天主教办的黎明中学六年，再读有基督教精神的东海大学中文系四年，最爱的却是妈祖林默娘。热爱民俗活动，喜欢观察“人”在各种仪式间的细微变化，在锣鼓声中体会“人”、体会“美”，从而体会“文学”。现就读于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从大三开始发表散文、小说，作品迭获各种文学奖，在台湾新锐作家中风格相当强烈。（参与对话的还有台湾政大、师大的部分学生）第一部分闪问北大的闪问巨人的性格和脾气
问：秋雨老师，按照世界历史的常理，一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国力崛起，应该带来里里外外的敬佩、赞叹和趋附，但我们遇到的情景却不是这样。很多分析家把产生这种不正常情景的原因归咎于贫富差异、外国嫉妒或策略有误，其实差异、嫉妒、失策等，是发展中出现的正常现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遇到过。我认为现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我们缺少一种能够让人亲切沟通、广泛感应的当代文化，您同意吗？
答：我说过，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闹市街口，不管是本城人还是外来人都感到了某种陌生和紧张。巨人作出一个个造型，佩上一条条绶带，用处都不大。原因是，大家都无法感知巨人的脾气和性格。
巨人的脾气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
就像当年英国的旗帜飘扬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至少让人以为，里边似乎包含着莎士比亚的影子；就像德国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后，经常会用贝多芬、巴赫和歌德让人对它另眼相看；就像美国纵横捭阖、盛气凌人的时候，总有好莱坞影片的诸多形象相伴随。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好像做不来这些，一直忙着排场很大、格局很小的事情。结果，常常越“文化”，越让人感到陌生。
问：现在看起来上上下下都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不断说“文化是精神家园”之类，以示重视。但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各国通用的寻常比喻，对吗？
答：“精神家园”的比喻还不错。但是，关键在于是什么“精神”。如果“精神”来自利益集团、民粹主义、极左极右、自狂自贬，这样的“家园”是可怕的。
问：后来又提出了“核心价值”，同样缺少确切内容。秋雨老师知道“核心价值”是指什么吗？
答：好像主要属于社会政治思想范畴，又加上几个美好的词语，与文化有一点粘连。但是应该看到，能够提出“精神家园”“核心价值”的概念，尽管内容还不明确，也已经传达了一点比较乐观的信号，表明已经有人知道，中国今天面临的真正困难，在于精神价值。
问：秋雨老师是否认为，现在中国遇到的种种社会矛盾，都与精神价值有关？
答：对。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房地产泡沫”，也就是很多人看起来房子很多，却缺少“精神居所”。富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安顿；穷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自我勉励。遇到了冲突，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排解；遇到了大难，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升华；伤害了别人，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作出自责；做错了大事，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铭刻羞耻……这些都是。如果在精神价值上一直缺少正面归向，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失去魂魄。
问：既然已经知道了精神价值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是没有起色呢？
答：因为有很多“伪精神”“伪价值”半路拦劫。大家都把一系列山寨版的“精神价值”当真了。
问：山寨版的“精神价值”有哪些？
答：我必须说明，把山寨版的“精神价值”当真的，大多是好人，因为他们还相信有“精神价值”这回事。所以我们可以说得温和一点，称之为可疑的“精神价值”。
简单说来，可疑的“精神价值”，在民间祭拜的是“成功”，在官场祭拜的是“民意”，在学界祭拜的是“国学”。
把这三者加在一起，使中国这个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因“成功”而势利，因“民意”而喧闹，因“国学”而陈腐。这样的性格和脾气，当然很难让人喜欢。可疑的“精神价值”
问：这三个可疑的“精神价值”，其实也正是您一再警惕过的“文化伪坐标”，概括得令人震撼。它们眼下还在流行，而且势必流行下去。那么，能不能稍稍花点时间，展开讲述一下？
答：可以。
问：先说说民间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成功，好吗？
答：好。“成功”的正常含义，是完成了一件让大家高兴的好事，但现在民间追求的“成功”，却把大家当作了对手，争夺只属于自己的利益。下一代刚刚懂事，就从家长、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伪坐标。很多家长直到今天还坚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奇怪志向，拉拽着自己幼小孩子的手开始了争取“成功”的险恶长途。“成功”这个伪坐标的最大祸害，是把人生看成“输赢战场”，并把“打败他人”当作求胜的唯一通道。因此，他们经过的地方，迟早会变成损人利己的精神荒路。
问：请再说说官方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民意，老师方便吗？
答：对我来说，什么都方便。
从本质上看，官方关注民意当然是好事。但是，“民意”如何取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即使取得的方式比较科学，“民意”也三天一变，流荡不定。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旦陷入号称“民意”的“群众广场”中，也都失去了证据分析、专业裁断、理性判别、辨伪鉴识的能力，因此只能在众声喧哗中“从众”，在群情激昂中“随群”。也就是说，这种“民意”中的我们，早已不是真正的我们。
在当代，这种“民意”极有可能成为一种由谣言点燃的爆发式起哄，一旦发酵于传媒网络，实质早已成为与实相真相、民众善意完全不同的另一番事端。传媒与口水构成一种“互哺互慰”的恶性循环，在山呼海啸中极易构成灾难。
在历史上，那种与乡间流俗合污的伪善者，被称为“乡愿”。孔子把它说成是“德之贼者也”。在现代，我们见到的所谓“民意”，大半是“民粹”，也就是随意冒充民众的名义冲击理性底线的文人恶谑。我经历过的“文革”灾难，一开始由“上意”发动，很快完全失控，任由“民意”驱动，处处都是“革命群众”（亦即当时的“弱势群体”）组成的“民间法庭”，九州大地血迹斑斑。“文革”结束后，我曾多方寻找害死我亲人、关押我父亲的恶人，但最后的回答都是一样：革命群众。
现在不少官员为了标榜自己的形象，把很多并无科学统计的所谓“民意”当作精神价值，我认为，一是无奈，二是作秀。北大学子，必须警惕。
问：我喜欢老师的痛快淋漓，而不喜欢文化学术界惯常出现的那种左右逢源、貌似全面的废话。现在想请您再说说学界祭拜的那个“文化伪坐标”——国学，这对老师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答：“国学”，如果说成是“中国学”“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经典”等，就很正常了。但现在，执意要把一种学问抬升到可以与“国旗”“国歌”相提并论的政治高度，就产生了很多问题。至少，会对国内同类文化不公平，会与国外同类文化不相融。
举一个小例子就明白了。如果说京剧是“中国戏剧”，谁也不会反对；但是，如果把它说成“国剧”，就套上了“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金项圈。这样一来，该怎么处置比它更经典、更悠久的昆剧？怎么处置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的元杂剧？
而且，现在京剧也遇到了重大生存危机。如果封成了“国剧”，还有谁敢动它？还有谁敢改革？“国学”的范围当然比“国剧”大得多，但由于同样在追求一种“国家主义”的文化权威，也就有了“排他性”，会产生一系列逻辑矛盾。
问：我很赞成老师的观点，“国学”这种提法的毛病，是试图通过“国家主义”来推行“排他性”。不仅“国剧”，现在争来争去的所谓“国酒”“国饮”“国服”，也都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推行“排他性”。其实，只要有了“排他性”，反而会把自己做小，对吗？
答：你说得很对。大海如果“排他”，就成不了大海。中华文化是一个大海，是百川汇流的结果，包括很多国界之外的河川。“国学”这个概念首先会遇到一个尴尬的矛盾：佛教算不算“国学”？如果不算，有点难办，因为那是中国两千年来最普及的宗教信仰，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经络血脉之内，连很多第一流的中国文化人都是佛教信徒，肯定已成为“国之重学”，这要不算，说不过去吧？但是如果算成了“国学”，那也麻烦，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印度文化啊，虽然也曾局部地中国化，但至今中国运用的佛教经典，很多重要的专用名词还是梵文的音译，我们总不好意思说它是“国学”吧？
你看，一说“国学”，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就出来了。
问：只要有“自封为王”的“排他心理”，这样的漏洞一定会层出不穷。即使在国内的各种文化中，谁是“国学”，谁不是“国学”，迟早也会引发争斗吧？
答：你的判断很正确。现在所说的“国学”，实际范围不大，好像主要是指儒家文化，加一点道家文化和民俗文化。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字实在非同小可，地域广阔，气吞万汇，其间的文化更是森罗百态，藏龙卧虎。有不少地处边缘的文化曾经强劲地推动过中华文化的重构和新生，例如突厥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西域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等，都非常重要。没有它们，中国之“国”就要退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小“国”去了。那么，这些文化算不算“国学”？我猜，现在的“国学达人”一定会说，“算，迟早会算”。但是，“迟早”到什么时候？我看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丝一毫把它们“算”进去的痕迹或意图？如果不想“算”，那么对不起了，也不应该称作“国学”，因为你们既然要借着这个国字来获取“国家主义”的政治权威，那就不能不承担与它相关的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
问：他们也曾辩解说，二十世纪前期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提过“国学”，这该怎么解释？
答：那个时候列强频频进犯，国运危在旦夕，提“国学”，是一种“在最后时刻自报家门”的凄楚之声，丝毫不存在借取“国家主义”来实行“排他主义”的嫌疑。最早章太炎他们成立“国学振起社”，时间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之间，地点是在日本东京，时间和地点的针对性不言而喻。后来，以美国所退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大学，也成立过国学研究机构。但是，无论是章太炎，还是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他们都知道，学术无界，文化无墙，永远不能画地为牢。他们几位本身的文化结构，更是宏观全球，博采寰宇，融会贯通，不设边防。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那时候，新时代的学术研究刚刚起步，连他们这些学者，也还没有理清楚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章太炎还认为来自巴比伦呢。因此，他们是面对一大串问号进入的，想为中国文化找出一条依稀线索。这与今天高谈阔论的“国学”，完全是两个面貌。
问：近年来的“国学热”，我们北大基本上没有参与，还算不错吧？但我们远远看去，事情好像越做越过分了。而且因为裹挟着“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因素，让人很难劝解。秋雨老师，您劝过他们吗？
答：劝过。有一位企业家曾经兴奋地告诉我，他与几个朋友在郊区开办了一个“国学堂”，招收不少小学生天天诵读国学经典，连行为举止、生活礼节都要仿效古人。我便忍不住询问：“这些孩子毕业之后，会到哪里工作？”
那位企业家一愣，但很快就充满信心地说：“文化学术界的很多专家都向我担保，今天的社会太需要这些年轻的国学人才，而且越来越需要。”
我说：“对不起，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到古籍出版社当校对。但我早就打听过了，那里已经满员，没有名额。”
这就是我的劝说。
问：但是还有很多人着魔。现在已经不只对小学生了，有的大学还开设了“总裁国学班”，收很高的费用，把那些企业家吸引过去，关上门，拉上厚厚的窗帘，不知在里边讲什么。如果是“爱国”，也不必那么神秘啊！您估计，窗帘里边在讲什么内容？
答：毫无兴趣。我只想提醒大家一句，最早章太炎等人提出这个概念时，确有救亡、爱国的动机，但从整体来看，“国学”与“爱国”不能画上等号。抗日战争爆发时，连很多文化程度很低的军阀、土匪都积极投入抗日，反倒是一批“国学专家”快速做了汉奸，例如罗振玉、郑孝胥、梁鸿志、胡兰成，等等。连五四新文学阵营里的“国学专家”周作人，也成了汉奸。因此大家看到了，在战后审判汉奸的法庭上，那些著名的被告都穿着长衫、马褂之类的“国服”。相反，原来一直被嘲笑为“西装革履、数典忘祖”的“西派人物”，却一批批在国际舞台上用英语捍卫着民族尊严，从顾维钧到倪征燠，都是这样。
问：您说起审判庭上的“国服”，使我想起，在“国学热”中，确实有一些激进青年提出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必须过自己的节日，声势很大。秋雨老师，我们该如何反驳他们？
答：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汉服”，而在于“必须”。中国人好不容易迎来了服饰自主的时代，任何强制都是倒退。“爱国主义”加上专制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如果你们认识这些激进青年，可以在他们耳边悄悄提醒一句：汉服，在唐代长安就没有什么人穿了。“枯燥文本”和“戏谑文本”
问：秋雨老师，如果不是那么变态地祭拜“国学”，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是应该抱着一种恭敬的态度来选择、学习、铭记吧？如果能够躲过那些“总裁国学班”和“国学达人”，应该如何进入正常学习呢？
答：这也是我下决心接受邀请，花整整一年时间来为你们讲这门课的原因。应该如何正常地选择、学习、铭记中国文化精华，我将会按历史顺序凭借实例一一说明。
我下这个决心，还有一个偶然原因，那就是在香港一所大学看到了一本中国文化教材。那本教材从反面深深地刺激了我。
问：香港一所大学的中国文化教材？
答：对。好像是他们委托北京的一些大学教师编的，不知道北大有没有参与。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工作，有一批大学生跑来，态度坚决地向我申诉：“余老师，我们决定，拒绝接受中国文化了！”
我听了很吃惊，连忙问原委，他们就甩出了这么一本中国文化教材。原来，他们说拒绝接受中国文化，是拒绝接受那本教材。
那本教材很厚，像一块耐火砖。由于用道林纸印制，因此又比耐火砖更沉重。我翻看了一下，确实是枯燥无味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几千年来有点名堂的文章，都像陈年鱼干一样密密麻麻地堆放在那里。一点儿看不出它们曾经活过、游过、掀起过波涛。不要说香港学生，连我这样的人，看一会儿也被鱼干的隔代腥膻味熏晕了。
问：秋雨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平常见到的教材，多数也是这样的。您是不是觉得，香港学生的拒绝有道理？
答：有道理。我想讲一句俗话了：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你？因为你故意面目狰狞。
问：面目狰狞也有可能挺好玩，网络游戏上常见这种面目。狰狞往往蕴藏着一种扭曲的生命力，就像古代青铜器上似人似兽的表情。但是，我们的教材却留下了狰狞，丢弃了生命力，结果狰狞得刻板、冰冷、重复、无聊，让我们怎么忍受？我想问，编写这些教材的老师们，真是故意的吗？是不是嫉妒我们的青春，才这样折腾我们？（笑）
答：不，这些老师没这么坏。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有过年龄上的青春，却从未有过文化上的青春。他们从未在文化上激动过、痴迷过、爱恋过。他们在文化上投入过很多时间和精力，却从未投入生命。因此，在面目狰狞背后的他们很可怜。我年轻时只要听到难听的课，就对老师特别同情，甚至怜悯。
问：对于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刻板课程，要不要向老师提意见？
答：提意见没用，他们改不过来。如果是选修课，就不修。如果是必修课，你坐在下面可以作“反向设计”：老师讲得如此难听的原因在哪里？这部分内容今天如果由我来讲，应该改换什么样的逻辑思维？经常这么想，你就有可能获得极佳的反向磨炼，最后成为一个优秀教师。
当然，如果你有幸做了系主任和校长，那就要考虑更换课程和教师了。
问：现在大学文科教学中也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有些老师发现了“耐火砖”和“死鱼干”实在无法吸引学生，就矫枉过正，模仿单口相声，在课堂上把孔子叫“赶路老爹”，把司马迁叫“可怜叔”，把李清照叫“赵姨”，中间又穿插着大量添油加醋的生动情节，整堂课笑声不断。这好吗？
答：这个趋向，在一些电视文化讲座和流行历史读本上早已出现。我觉得，这种“戏谑文本”是对“枯燥文本”的讥讽和躲闪。由于目前占领统治地位的还是“枯燥文本”，它们的“造反”行动受到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欢迎。但是这种做法，在学术上隐藏着一些问题，在传播上也隐藏着一些问题。
问：请您先说说“戏谑文本”在学术上隐藏的问题。
答：学术上隐藏着两个问题：一、它们最戏谑的地方，大多出于揣测内心，虚构细节，编造情景，并在词语上作现代化的拼接。这一来，听众和读者虽然笑了，却当作了一种说唱艺术，并不相信。这种不相信，对于学术是致命伤。二、它们最叫座的地方，往往是在诲导处世谋术，也就是如何制伏他人获得自我生存的计策。这对中国文化的大道，是一种“有魅力的曲解”。对社会精神价值的重建，负面影响不小。这一点，已被很多人指出。
问：这些讲述者也许认为，牺牲学术是为了传播。那就请您接着说说，他们在传播上所隐藏着的问题。
答：传播上也有两个问题：一、它们受到欢迎，是因为有“枯燥文本”的对比。当“枯燥文本”在它们的戏谑下逐渐减少，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背景。二、它们的套路，高度重复，极易被模仿，也极易被厌倦。何况，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解构文本已经在影视中出现，它们很难长存。
问：这些正在流行的“戏谑文本”也应该有一些正面意义吧？
答：有。我认为这些“戏谑文本”的最重要成果，是幽默地进行了一种“解构”，让中国当代话语的官场化、模式化、骈文化趋向，受到了冲击。由此，也就启发大家可以把一切枯燥、艰涩的话题讲得轻松一点，有趣一点。
是啊，我们见到很多公务员和发言人的语言方式，实在需要好好改一改了。我敢于大胆说一句：我国内政和外交上的不少困顿，至少有三分之一，被语言方式加重了。语言能力训练班
问：秋雨老师，我听说北京几位著名主持人提出建议，希望由您亲自出马，开设一个各级发言人的语言能力培训班。据说您没有答应，为什么？
答：高超的语言能力是一种天赋，比学会几门外语复杂得多。我们各级机构选择发言人，主要是看已有的职位和业务，顺便听一听普通话的清晰程度，这与我要求的语言表述能力有很大距离。因此，即使集中起来培训，也难有成果。
问：请原谅我的好奇。如果由您开设一个训练语言表述能力的课程，学员也是您亲自挑选的，那会实行哪些训练？
答：三个月就够了，定期完成一项训练。
第一个月，排淤训练。即尽量排除令人厌倦的句式，包括空话、套话、言不由衷的话。我会把流行套话集中起来，印一本书，让他们一一攻坚。
第二个月，质感训练。即努力让宏观潜伏于微观，让抽象潜伏于具体，让理性潜伏于感性。即便在论述大事时，也寻找一个小巧而幽默的平民化角度。这也是语言的低位化训练，唯低位方能亲和。
第三个月，撩藻训练。即撩去一切不适合口语、又不方便翻译的形容、排比、对仗、骈体，改成质朴叙事、透明表述。这情景，就像我们在大大小小水域里撩去蓝藻、红潮、浒苔一样。
在这三个月的训练中，还要给他们讲授一点“接受美学”的原理，主要是让话语立场，由“表达者”转向“接受者”，而且是那种“不准备接受的接受者”。
问：感谢秋雨老师对我随口提出的小问题回答得那么详细，那么系统。如果真由您亲自开设这样一个语言表述能力训练班，我一定第一个报名。我觉得很多行政高官也应该接受这种训练。他们的话语系统最要命，恰恰影响又最大。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向他们说出真相。他们听到的永远是：“首长，您的报告太精彩了！”
秋雨老师，您是不是觉得语言方式的突破，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
答：这又讲大了。语言方式毕竟只是语言方式，它从属于思维方式、人生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一学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并没有人提出类似于“国学”的复古主张，却由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些形象艺术家，用最感性的方式把古典、宗教中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让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丽和温度，于是，漫长的、充满经院论辩的中世纪立即黯然失色，新时代来到了。可惜，我们总是在用巨大的金钱和精力，构筑着中华文化复兴的反方向。文化的定义
问：秋雨老师，我们在“闪问”中已经涉及当前中国文化中几个可疑的“伪坐标”，也讨论了其间的“枯燥文本”和“戏谑文本”，收获很大。这也就产生了一种期待，能不能为“文化”下一个定义呢？
我知道这很难，因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定义已经有两百多个，都立足于特定的学派，拉扯得让人劳累，而且有很多已明显过时。中国当代词典中的文化定义，把文化说成是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真是大而无当。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把文化缩小成“文联”“作协”所管的那档子事，唱歌、跳舞、画画、写诗等等，范围又小得可怜。
您能“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出来吗？
答：（笑）我倒是“想”了一个出来，写在《何谓文化》那本书里了。我想，任何好的定义，都应该切中那个最关人们痛痒的命脉。在文化的问题上，什么最关人们痛痒？我发现，三十多年开放后很多跨国婚姻的破碎，大多出于同一个原因，叫“文化差异”。多年夫妻因“文化”而离异，但他们两方都不是文艺专业。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命脉所在。
我参考了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的定义，终于“想”出了一个最短的，请你们指正——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作为定义，前半句也可以算是完整，二十二个字。加上后半句十四个字，总共也只有三十六个字，已经构成复句定义。这，肯定是世界上最短的。
问：确实是一个明快、简洁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定义的二十二字主体容易理解，只是对于后面复句结构中的“集体人格”，含义不太清楚，能解释几句吗？
答：在文化的定义中引入“集体人格”，已属于目前文化研究中的最高等级，估计多数研究人员也不清楚。我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个艰深的学术课题展开讲，只能简单提一句，你们也就能大体明白了：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不是别的，而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鲁迅。他把集体人格说成是“国民性”，写《阿Q正传》《药》《孔乙己》都是在探究集体人格。这个问题，比鲁迅大六岁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说得最深刻，可以读读他对歌德《浮士德》的分析。
问：鲁迅所解释的国民性，有很多比较负面。您所说的文化，包括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也都有正面、负面的区别吧？
答：对。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最后都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努力把人们引向正面的集体人格。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觉者”，道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的影响更大一些。你们如果要从集体人格上研究中国文化，我建议，可以先从“君子”入手。
问：“君子”“觉者”“至人”，这些人格理想有没有共同点？
答：有。那就是大道。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得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
问：现在社会上某些热门“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宫廷权谋、制胜方略，甚至在油腔滑调地扬恶抑善。这一切，不都是对大道的玷污和干扰吗？
答：对。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断论述着恶的深刻，善的浅薄；不断展示着恶的痛快，善的窝囊。结果，有些文化课变成了让人变坏的课。
问：这是文化的堕落吗？
答：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
幸好，大道只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说，每个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说“为仁由己”。在儒学后期，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题，认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个觉悟者的起点和终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说“天良发现”“天地良心”等。这些说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与生俱来的道德起点，与天地大道相呼应。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人本性的信心。
问：我们从小就听说，人应该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师的说法，人的天性高于文化，是吗？
答：对。可以问问刚做父母的人，婴儿的眼神、表情、动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类学课本？因此，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庄子认为，人们平日学到的东西，大多属于“机心”，也就是机智巧变之心。这种东西一多，纯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备，于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难于进入了。
问：这么说来，文化教育的终极意义很值得怀疑？
答：正因为有些文化教育削减了人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种文化教育来抗衡，让人在更高意义上恢复本真。简单说来，有人在堆积障碍，有人在排除障碍。但在多数情况下，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更风光、更得意、更受人追捧。
问：这不是很悲哀吗？
答：就像都市之夜，最风光、最得意的一定是经销商和消费者，而不是清道夫。经销和消费的时间一长，再好的东西也会变成城市垃圾和身体垃圾。
我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发觉文明历史越长的地方现在越坏，几乎成了一种“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几千年来“经销商”和“消费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却已伤残凋零。最后，真正伤残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区、那些国家、那些文明。
问：我听您多次说过，中华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湮灭和中断的，难道它一直拥有足够的“清道夫”吗？
答：中国第一个哲学家老子就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遗嘱就是永远做减法，走向极简。
由他领头，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是复杂的。这个起点，造成了中国文化早期的“轻装”状态。后来越来越臃肿，因此也越来越迟钝，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难了。
幸好，中国文化的体量巨大，由此产生了一种自我荡涤作用。这就像大海，算起来每天有多少垃圾倾注在里边，却因为大，日夜翻卷、移动而自我净化，构成了一切小逻辑都解释不了的“体量逻辑”。
问：您所说的“体量逻辑”很深刻。体量大，除了空间，还有人口。历来被写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种种“大事”，绝大多数民众一无所知，因为文盲的比例十分惊人。不少人把这种现象看成是落后，向往着西方那些沙龙、学派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情景。我猜想秋雨老师未必这么认为，您甚至会觉得，中国民众对学理的隔膜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是吗？
答：你很棒。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几千年来他们只记住不多的几句圣人教言，自在度日。背得多一点，是为科举。那些评古论道、咬文嚼字的人，不多，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关系不深。如果这些人成了气候，空论、激论、偏论泛滥，对谁也没有好处。
总之，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灌输，不喜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
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长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问：既然中国文化对高深学理比较淡漠，它又通过什么方式把民众的直觉经验与大道人心、集体人格融合在一起？
答：艺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归向，有的归向于宗教，有的归向于征战，有的归向于科学，有的归向于政治，有的归向于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归向于艺术。请你们注意孔子在《论语》中对于这个问题的两度概括。第一度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二度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通过修身的方式获得人格享受。李泽厚先生把“游于艺”“成于乐”说成是“人格的完成”，我很赞同。
问：中国很多人都习惯性地把文化看成是政治的附庸，您说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更偏向艺术，我听起来有点新奇。但是细想之下确实也有道理，中国的唐诗、宋词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李白、杜甫、苏东坡，一直是历代最流行的“公众人物”。连政治人物李煜，风传世间的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面。这些，能不能佐证您的观点？
答：可以，但事情比这些证据大得多。按照古代圣哲对于中国文化的设计，“礼乐”二字，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传统。“乐”是艺术，这一点你们明白，但我要告诉你们，连“礼”也是艺术化、表演化、程式化的行为方式。因此，所谓“礼乐传统”，也就是古代圣哲为中国社会构思的一种“美的宗教”。
问：您多次说过，我们目前在攻读的“中华文化史”课，必须改变平常对文化的误解。对此，我们作为学生，应该作哪些努力？
答：我提三点要求，请你们参考：
第一，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从古代就开始了。因此，我们要摆脱历史性的心理暗示，让精神价值、集体人格、礼乐传统等重要命题一一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独立行走。
第二，抢救你们的感觉系统，警惕你们的思维习惯，拒绝课堂上常见的人云亦云、咬文嚼字，激活你们的生命活力，创建一种活跃而睿智的教学气氛。
第三，每次开课前可以作一些简单的准备，减少进入新课的陌生感。但切忌准备过分，以免在课前形成固执的观念，而应该在课程中自由寻路，不断重塑自己。评判社会言论
问：秋雨老师，有了网络和各种媒体，现在社会评论非常活跃，打破了原来“舆论一律”的沉闷和虚假，这当然很好，但也涌现出大量的气话、疯话、脏话、过头话。其实大家都想听听高屋建瓴的冷静判断，您又不上网，能够利用这个“闪问”的机会，把我们平日搞不太明白的某些社会言论，请您评判一下吗？至少，您是“旁观者清”，又有“长者眼界”。
答：这也是我学习的机会，很愿意这样做。但是，对于潮涌般的社会言论，我们的评论最好也力求简短。以“闪答”对“闪问”，以快速对快速，才有意思。那么，请开始吧。
问：有人发表文章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应该取缔，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不该取缔。秋雨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就是靠中医佑护下来的。天下最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
问：有学者说，龙在西方是一种凶恶的形象，为了避免误读，中国应该改换一种文化图腾。秋雨老师，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别的民族一直用狼、熊、狮、鹫作为文化图腾，没听说要改。祖先们正是预料会有脆弱的后代，才选择了凶猛刚健。我再重复一句话：天下最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
问：体会您重复说出的这句话，我是否能认为，您也不同意用西方现代的价值标准来裁割中国的历史文化？
答：对。西方现代的那些价值标准都很不错，但应该明白，在那些标准出现之前，中国人已经非常精彩地活了几千年。活出了诸子百家，活出了秦汉帝国，活出了盛唐大宋。如果说这些都是白活，你难道不像我一样生气？
问：不少文化人写文章说，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把一种非常值得回忆的早年生态破坏了。秋雨老师写过很多描述早年生活的优美散文，一定也赞同这种看法吧？
答：不赞同。一切回忆，都会以情感删削真实。一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由于连年战乱、自然灾害、阶级斗争，“早年生态”的低劣程度超过现在最坏的想象。就连现在被不少文人描写得流光溢彩的老上海，也完全是一种矫饰的幻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来到上海，他从南京路来到上海的中心区域老城厢后说：“这是整个地球上最贫穷的族群，备受欺凌，牛马不如。我们一直在为世界争取幸福和公平，而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直到我年轻时，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态都触目惊心。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主要是针对大面积的低劣生态进行的。中国百姓苦了那么多年，有理由稍稍过得好一点。
你们毕业后，最好不要为了“玩文化”而伪造“贵族凋零”“皇城暮鸦”“风华散尽”之类意象，来鄙视普通民众的生态进步。
问：又有一些文化人不断写文章说，北京城新建的地标诸如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都光怪陆离，如果梁思成先生在世一定悲叹“城将不城”，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一个大国的首都，应该保存一些珍贵的历史遗迹，但更应该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请你们联想一下：曾经以花岗岩、大理石的古典建筑自傲的巴黎，在建造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罗浮宫玻璃金字塔时也遭到过激烈反对，但现在这些新建筑却都成了巴黎的无敌标志。这是一个文化心理的新生过程，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有过描述，你们可以找来一读。
至于梁思成先生，那是一位思维健全、兼容古今的人，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保守。一九四七年他第二次从美国考察回来，在课堂上对欧洲现代建筑结构的几何化、抽象化和不可重复性，如包豪斯学派的主张，都很推崇。他如果晚生几十年，除了仍会着力保护古建筑外，还一定会设计出不少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创新建筑，就像贝聿铭先生在巴黎做的那样。
问：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大问题，现在该不该动手挖掘秦始皇的陵墓？有人说，现在经济力量和学术力量都已具备，可以挖掘了。有人说，永远不要去打扰它。秋雨老师的意见呢？
答：过于自信就会产生莽撞，人类不应该把最好奇的事情都在自己这一代手上做完。但是，“永远不要打扰”的说法也不妥，因为谁也没有权力发出隔代命令。
我有一种朦胧的预感，随着机器人和高清晰度遥感技术的发展，今后的考古发掘未必继续沿用大规模的开膛剖肚方式。再耐心等等吧。
问：我想请教一个现实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今天社会上，媒体追捧的都是章子怡、刘翔这样的明星，而不是大学者、大科学家？这是不是产生了文化重量的颠倒？
答：你说错了。如果大学者、大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广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记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大学者、大科学家们的安静。
问：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卖炒粉，我们北大的一个毕业生在卖肉，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说他们给学校丢脸。我并不这么看，但细细一想心里又不是滋味，很想听听秋雨老师的意见。
答：在教育大普及的时代，拿一张大学文凭太容易了。如果有勇气在毕业之后返回社会底层取得一番尘世历练，很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学历”。如果是人才，即使一辈子卖食品，也能创建一种高品质的经营模式。
当代中国人的最大隐忧之一，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最大疑虑之一，不都是食品吗？那儿大有用武之地，坚持几年，可望大成。反之，自以为聪明的毕业生不敢面对“民之难题”“国之难题”，只会拼凑那些谁也不会去读的论文，那才丢人呢！
问：社会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在为评奖而忙碌。他们把自己行业内的一个个奖项当作足球比赛的球门，整年都奔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那些“裁判员”很可能是一个贪污受贿的昏庸群体。国际间的评奖，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我们这些人毕业后也会无奈地进入一次次评奖赛事，怎么办？
答：世上一切处于上升势头的行业都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陷入困境的角落。因此，如果你们今后频频得奖了，那就要考虑赶快改行。
问：我们这里有很多教授喜欢把“博士生导师”当成头衔印在名片上，使国外来的教授大惑不解。秋雨老师怎么看中国千奇百怪的“名片文化”？
答：中国文化历来重“名”，所谓“名正言顺”。但是，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名片，本是交际活动中的一个小物件，却越来越成为“名号紧缩本”，展示着人们的不自信。
我见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很多名片上印着“国家一级演员”，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个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拒绝文艺体制改革，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评选？但据我所知，“国家”并没有设立过这样一个统一的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有“一级”必有“二级”，但那么多年来，我怎么从未见到过一张名片上印着“国家二级演员”？在北京还见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界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审定他。
在这件事上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真正有魅力的人，总是穿得简洁素雅。如果服装上加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那一定是想掩盖一些什么。名片也是这样。
问：秋雨老师，在我国各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分量都大大超重。这很奇怪，追溯原因，可能与前几十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这门课不必有古文、外文的技术性难度有关。我想提一个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前不久韩寒、陈丹青在电视上说，冰心、茅盾等人算不上文学大师，却被时代过誉了，结果遭到网民的暴怒型攻击。对此您怎么看？
答：《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一直都太夸张，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应该大大缩减。因为在中国现代，真正的好作品实在太少，大多处于比较幼稚的摸索阶段，又兼兵荒马乱，成果更是寥落。当然，应该容忍后人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
这些年来我每次去纽约演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而且每次都坐在第二排，后来我们两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由他老人家起头向华文世界推荐的钱钟书的小说，机智过露；我也不喜欢他起头推荐的张爱玲小说中那种太故意的慵滞和琐碎。说完我们都举起酒杯，高声大笑。
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自我感觉的人，更不要成为思想僵滞却动辄“暴怒”的一群。
问：您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太重要，但也有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德国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比不过现代文学。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答：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一种专业，投入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封闭式的迷醉。即使这个人的视野并不狭窄，也会陷入这种迷醉，就像一个行车万里的司机老是惦念着那个经常栖宿的小旅馆，认为它超过别的很多旅馆。这种陷入很可爱，而且无法辩论。
问：中国当代文学您关注吗？一般的印象，您非常宏观，只在乎屈原、司马迁、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您说过，中国现代文学中，只有鲁迅和沈从文表现出了较高的文学才能，可惜中断创作的时间太早。出于这样等级的判断，您怎么会留意当代文学？
答：即使从最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我也不能不重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学艺术，更是气象大开，粗犷有力，直逼大地人心，重寻苍凉诗情，总体成就早已远超“五四”。我很少结交文人，但在当代小说家中却拥有贾平凹、余华、张炜等好友，与年长一代的张贤亮、王蒙、冯骥才也有交情。高行健、莫言、刘震云、马原、唐浩明、张欣、池莉都是朋友。结识的诗人有舒婷、杨炼、麦城、于坚。散文界的好友是周涛，我实在欣赏他牵着马缰、背靠大漠的男子汉情调。在港、台，金庸、白先勇、余光中都是我的好友。本来龙应台也是，曾与贾平凹一起结成“风格迥异三文友”，但她现在做了高官，那就很难继续成为好友了。对文学而言，太高的职位，是友情之墙。“掏糨糊”
问：在您的全部讲述中，与上海文化隔得很远。当然，您本来就远远超越了上海文化。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越来越低的上海文化屋檐下》，把今天的上海文化嘲笑得无以复加。文章以为：“在巴金、谢晋、黄佐临、陈逸飞、胡伟民、程十发相继离世之后，上海文化已乏善可陈，具有全国影响的只剩下了一个余秋雨教授，却似乎又格格不入，已经很少有人把他与上海联系起来。”我想问的是，这种“格格不入”，是由于上海，还是由于您？
答：责任全在我。
问：有人调查了一下，自您辞职之后二十多年，上海的任何文化、艺术、学术会议上都见不到您，连规模不小的上海书展也不见您出席。但是，您却一直生活在上海。按照我国现行的体制，上海断线了，北京的相关机构、各种荣誉也联结不到您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答：责任全在我。
问：又有人调查，说您辞职之后二十多年，居然没有见到过上海任何一任的“首长”，连在集体场合也没有。是他们不找您，还是您故意躲着？
答：责任全在我。
问：秋雨老师，您不能总是这么回答。我估计是上海文化界有点怕您，不是怕您尖锐，而是怕您天马行空般的壮举把他们比下去，所以不敢打扰您，是吗？
答：相反，是我有点怕他们。
问：能不能多讲几句？
答：（笑）那就多讲几句吧。我历来胆子极大，否则不会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但是，我却害怕上海文化界的“掏糨糊”，所以避之唯恐不及。
问：什么叫“掏糨糊”？
答：凡是当代上海人，都懂。“糨糊”大家都知道，“掏”是动词，相当于“搅”。糨糊本来就不透明，一搅就更模糊了，怎么也看不清谁在搅，又是怎么搅的；糨糊越搅越黏，黏住了就很难清洗，而且很快就会风干；谁也不会来帮你擦掉，因为一擦，他也会被黏住……
问：我明白了，这是不是有点像柏杨先生说过的“酱缸文化”？
答：比“酱缸文化”更严重。因为酱的黏度不大，容易清洗，而且没有人把搅酱缸当作一项日常消遣。“掏糨糊”在上海是日常消遣，俗称“白相相”。
问：我大致可以概括“掏糨糊”的几个特性了：不透明、无主题、无焦点、无责任人、无救助者。这样的概括可以吗？
答：概括得不错，但具体事情发生时比你想象得更腻烦。这是旧上海“五方杂处、帮派横行”的环境中养成的小市民谋生哲学，现在上海在整体上已经告别，但在一些“无事生非”的领域，还在滋生，例如文化界。上海文化乏善可陈，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很多优秀人才都被这种低层次的腻烦吓跑了。我本人深受“掏糨糊”之害，只因老母还在上海，没有离开。
问：能否从您自己的经历中举几个实例，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上海文化？
答：我可以试一试。我辞职之后二十多年，各种谣言没有断过。初一看，打手全在外地，细一看，根子全在上海。为什么不在上海把根子拔除？不可能，因为那些人全在“掏糨糊”。你可以向恶棍拔剑，可以对谤者怒斥，却怎么对付那一摊摊黏糊糊的糨糊？
例如，几度全国盛传，我和妻子离婚了，后来终于找出其中一个上海造谣者。他似乎认识我们，在某个场合用平静的男低音叹了一句：“两人早就离了。”谣言闹大后他才轻轻一笑：“我是说他们早就离开了原来的职位。”
又如，整整十几年全国都根据一个上海文人的说法，批判我参加过一个“文革写作组”，最后才发现那个写作组是周恩来总理布置成立的鲁迅研究组，我恰恰没有参加。问起那个上海人，他说：“我职位太低，见不到周总理。”
又如，有人说我并没有像外传的那样为灾区捐款二十万元，于是在媒体上大闹了两个月。等到灾区证明，我捐的是五十万元，那人又笑了：“我说对了吧，不是二十万元！”
再如，上海一个文人撰文，称警方发现一个妓女的手提包里有我的《文化苦旅》，由此引起全国对我的讪笑。但如果问他是哪里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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