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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那子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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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创新试读：

序一

与作者相识二十余年，交往颇深，若说相知，亦不为过。从道理上讲，为《思维创新》这样的书作序，本应以学术评价为主，但自知功力不足，难以从更高角度或更深层次解读作者的思想。好在自己亲身经历了书成始末，大略记之，或许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新视角。

作者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时，两个规定动作必做：其一，一项工作完成后，必须集体总结；其二，外出培训考察，所闻、所见、所想，必向团队汇报。经验教训、信息知识，团队内都要共享。2006年，作者到北大培训三个月，期间和随后一段时间，陆续给我们讲了几次收获和体会，系统化之后，在油田一些培训班上做了多场专题讲座，《思维创新》从一篇讲义，几经完善，逐步成为一本受人欢迎的专著。

坦率地讲，从作者第一次讲座到《思维创新》第一次出版，我始终是两种心态并存：一是震撼，二是疑惑。震撼也好，疑惑也罢，都源于观念上的碰撞、思想上的冲击。以我的直觉来判断，相信会有一批读者与我感同身受：有些观点精妙绝伦，让人豁然开朗，而有些观点则颠覆了我们固有的常识，它们究竟是对是错？

这几年，我多次翻阅《思维创新》，渐渐地，我感到就观点谈观点是消化不了《思维创新》的。无论是震撼，还是疑惑，甚至是自己目前还不能接受的观点，都给了我很多启示与帮助，原因何在？思来想去，我最终的答案是——在于实践！作者从来都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问题的，经世致用，这是他一以贯之、从不动摇的立场。就《思维创新》来讲，三个方面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这本书的源头是实践，是基于企业管理实践的思考。我始终认为，本书的作者不是学者，而是一个实践者（以我的标准也可以称为实践家）。尽管《思维创新》大量引用了专家学者的观点，但根本上讲，引发他思考的，还是实践。这里所说的实践，一方面来自他直接从事的工作，另一方面来自油田广大管理者的实践，来自他在干部考核中对企业管理者及其管理活动的深入了解、持续观察与价值判断。比如，书中所讲的思维创新的第一个取径——“超前的思维”，以及第五个取径——“敏锐的思维”，最初都是在干部考核工作中提出来的。当时他强调的是，直觉是职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识人要培养直觉，敢于假设。有人会讲，这不是先入为主吗？准确来讲，“先入”是一定的，但不一定“为主”，直觉、假设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长期地、全面地、深入地求证，不断地修正，这样才能在考核实践中把“点”上的突破与“面”上的认知结合起来，久而久之，识人的能力，包括识人的效率与深度，就都能提高起来。当年李鸿章请曾国藩在用人上帮助把把关，一走一过之间，曾国藩即断定某人不可用，某人适合做军需，某人适合带兵。这个适合带兵的人，就是后来在危难之际担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这种迅速的判断是什么，我们只有称之为直觉。直觉一定是人人有的，做到准确，才是能力。我认为，对很多职业或事业而言，灵敏、准确的直觉，一直是一种非常必要而又非常稀缺的能力。书中所讲的第八个取径——“如水的思维”，最初也是在干部考核中提出的，只不过最初讲的是“谈”无定式。一般而言，考核谈话需要一定经验和技巧，但最大的技巧是没有技巧，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胜过所有的技巧。这其实是需要我们从修德做起，无厚德则无以载物，对方认为你是一个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人，自然会对你讲真话。实际上，这本书中的绝大多数观点，都能在实践中找到类似的影子，可以说，它是作者对多年来实践的一次系统梳理和总结，当然也是一种升华。

第二，这本书的指向是实践，直接触及企业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所谓文如其人，正像作者在思维创新第二个取径——“实际的思维”中所倡导的那样，他本人的的确确就是一个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人。我们常讲，要善于发现问题，但对于作者来讲，这样说，程度明显不够。实际工作中，他不是发现问题，而是时刻在挖掘问题。对任何一项工作，他都在不停地想：问题在哪儿？他不仅相信问题的存在，更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即便是开一个无关紧要的会，别人走神儿，他也在考虑这个会怎么开才能开出效果来。他是一个对所有实践都感兴趣的人，从根本上讲，他的思考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实践。比如他在书中讲，“学历教育对企业来讲，远不如培训重要”，事实上，自从他意识到学历培训对企业培训资源的浪费后，就一直在推进淡化学历培训的实践，特别是任高级人才培训中心主任后，仍在推进这项工作——要知道，学历培训也是高培中心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淡化了学历培训，等于加大了高培中心的经营难度。再如，书中多次讲到内训师队伍建设，于他来讲，不是原则性的倡导，而是长期不懈的实践，他在这方面的付出，至少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是无人可比的。本书讲的是思维，于我看来，本质上讲的都是实践。

第三，这本书的逻辑是实践，主张按照实用管用而不仅仅是理论上正确的方法解决企业管理中的问题。与作者稍熟的人都知道，他最讨厌的就是绝对正确而绝对无用的观点。尽管作者在书中系统阐述了创新的初始性、科学性、应用性、人文性、相对性，但核心的思想还是应用性，所谓“企业管理不是科学，只是实践，并且全部是实践”，“学习就是实践”，“‘做实’了就是功夫”等等，他所强调的，都是用实践自身的逻辑去解决实际问题。举一个本书之外的例子，或许能更有助于理解作者的思想。一次，他列举了我的一些缺点，然后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这些问题，你就去改；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这些问题，你要反思：为什么会给别人这样的印象？只有这样考虑问题，对自己才有帮助。”我当时很震惊，怎么可以这样想问题，太主观、太绝对、太苛刻了吧？然而，静下来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要改变别人的评价，只有改变自己，至少要改变我们影响别人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去这么做，但是一旦它成为某种特定职业的特定需要，从业者就必须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可以想象得到，书中的很多观点，可能让我们很不舒服，但它们能启发我们正确地思考，能让我们刻骨铭心，更能让我们受益。

还有一条更为关键，就是《思维创新》开篇讲到的，“原创的价值不尽在于其正确性”，那么价值在哪儿呢？我认为，原创的价值，更主要是在于对实践的推动。《大国崛起》是这样叙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为了开辟与印度的海上贸易通道，当时的第一强国葡萄牙的策略是越过好望角，经非洲向东航行。哥伦布提出，向西航行也能很快到达东方。然而这个建议遭到长达六年的冷遇，航海知识丰富的葡萄牙专家们认为：向西航行到达东方的实际距离，将远远超过哥伦布的预测。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但正是这个正确的判断，使葡萄牙丧失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将哥伦布“送”给了西班牙。更让人感慨的是，哥伦布至死都认为他到达了印度，而事实上，他到达的既不是印度，也不是东方的任何一个国家，而是一块欧洲人从来都不知晓的新大陆。严格来讲，哥伦布“正确”过吗？然而正是他完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地理大发现。

这也许就是原创的价值吧！2013年10月7日

再版序言

这是一本大庆油田企业“内训”的讲稿，现在仍是。不同的是，自2006年以来无数次的讲授不断丰富着一些内容，特别是新增加了整整一个章节的“工作者的六种思维”；还有就是这门课程在大庆油田外部企业也获得好评，已经成为一门企业“内训”的精品课程。

我注意到，近些年来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谈思维方式的问题，或结合思维方式来谈创新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专门论述这些问题的著作仍然鲜见。所以，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海龙编辑提出再版的时候，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好事情，尽管自己工作繁忙也还是承担了较为繁杂的修改工作。2013年10月5日于大庆油田

原版序言

这是一本直接以企业“内训”讲稿的面目出版的、严格来讲尚不能称之为著作的出版物——尽管这样也并不能算作“述而不作”。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本讲稿中的许多观点并非从学术研究角度提出的观点，所选的案例亦非严格精心挑选的案例，引用的言论更没有经过多方查证。一方面，我觉得用于企业“内训”不需要精确到那个程度；另一方面，我本人也实在没有那个兴趣和时间。

我在本讲稿中一再强调：企业管理不是科学，只是实践，并且全部是实践。既然我所讲述的只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认识，那么其科学性也就不是我要十分关注和格外追究的了。

本讲稿由我自己作序，是因为我不忍心也不需要他人费力地阅读一遍讲稿，再义务地说几句恭维的话或者根本就没有阅读讲稿却违心而好意地说几句恭维的话——何况这恭维未必贴切和到位。

名人出书，向为我所疑忌。但出版本讲稿，我却全无顾忌——这倒并非因为我不是名人，而是全出于一片有益公众的热忱，以及对本讲稿具有的原创价值、实用价值的自信。

少不得要在这里略述一下本讲稿的由来：

第一，国有企业的培训，到了非抓“内训”不可的阶段了。特别像我们大庆石油管理局这样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营业务，既有钻井、采油、科研、化工、基建，又有机械制造、矿区建设、水电信保障、文教卫生等行业，没有自己的“内训师”、光凭花钱外请教授来授课，是绝对不可以的——缺乏实用性和针对性，不会产生多少实际效果。所以2006年初负责企业培训工作后，我决心抓“内训师”队伍建设，并带头尝试着做“内训师”，想通过亲身体验来探索建设企业“内训师”队伍的路子。

第二，诚如我在讲稿中所说的，自己参加工作20年，最大的体会是：创造性地工作是一切工作的本质要求和最高境界，而思维的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本特征和根本途径。这方面自己的体会很多，急切希望能与大家交流和分享。

于是，就在2006年的9月8日，我在大庆局物业集团园林绿化公司进行了首场思维创新讲座。之后接连在全局组织部长培训班、高级人才培训中心、昆仑集团、大庆局2007年度青年干部培训班、文化集团、创业集团等单位进行了此类讲座，每次反响都很好——至少是“内训”效果突出意义上的好。

我的目标是：再用三到五年时间，建设一支讲授内容能够涵盖大庆局主要业务的“内训师”队伍，在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和技能操作层面，有效而出色地完成企业大部分的培训任务。

我盼望着企业“内训”成熟后，可以向石油石化系统推介“内训”的精品课程，甚至在大庆承办全国企业的培训项目。我想，以大庆油田的这些精品课程，以大庆油田“铁人纪念馆”、“历史陈列馆”、“石油科技馆”、1205钻井队等传统教育基地，以大庆周边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和五大连池等自然风光，作为承办培训的特色元素，办好油田外部企业的培训项目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的话，今后可以通过模拟培训公司的形式进行劳务输出。我想，像讲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两论起家”基本功、油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课，石油石化系统内部不可能有比我们讲得更好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讲不好，我们更没有理由不讲——因为我们义不容辞地担当着传承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重任。还比如讲集团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基层建设、企业的安全和稳定、大庆油田企业管理特色、扁平化与流程再造、市场拓展、钻采技术、科技创新这样的课程，我们都有很多体会和宝贵的经验可讲。

我的思维创新讲座受到学员如下评价：“案例多，效果好”、“应当给各级领导干部都讲一讲”、“很难听到这样的课，希望能多听到这样的课”、“非常生动又发人深省”、“信息量大，观点新，思考有深度，表述清晰，案例翔实，大家听得意犹未尽”、“讲得非常好，很有哲理，看得出是精心准备的，但又是挑精华讲的，大家没有感到疲倦”、“深刻而多彩”、“耳目一新，没有听够，很有底蕴，内容与形式都是创新，比从高校请来的教授讲得还好”、“切入点把握得准确，概念解释得清晰透彻，观点独到而新颖，案例很符合实际”、“听教授讲课感觉就是传授知识，听您讲课感觉就是在用心传递一种责任感”，还有人总结出六个特点：“思辨性、深刻性、实用性、启发性、冲击性、原创性”。

课后大家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内容较多，显得时间不够充分，没有展开讲透”、“跳跃性较大，观点与观点之间显得不太连贯和系统”、“不太好理解，有点儿抽象，听不太懂，有点跟不上”。

这样的评价无论准确恰当与否，作为序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2007年9月27日

一、思维创新的由来

对思维创新这个问题，近些年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特别是结合企业里遇到的实际问题，曾经做过深入的思考。我总的感觉是：一切战略和执行问题，归根结蒂，其实首先都是思维的问题。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战略问题、政策问题、执行问题、方法问题，甚至技术问题，是不是首先都是思维的问题？也就是“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思考”的问题？

我相信：从工作中抽象出来，再还原到工作中去，这是一切学问最好的循环方式。工作中得来的东西，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是比从书本中得来还要宝贵得多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要研究思维创新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全由工作得来。也就是说，自己是在工作中受到了启发、进行了抽象，回过头来想把这种启发与抽象再应用到工作中去，并且通过“内训”的形式分享出来，也是希望能对更多的人有所启发和帮助。

在我以往听过的讲座中，很少有专门讲思维这个问题的，在图书馆或书店里也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专著——少量的专著也都是过于技术性或故事性的分析，因此也就难以为我的这些思考找到佐证。不过那也没有关系，毕竟这些思考是我的真情实感。真情实感总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当然不是单指学术意义上的价值。下面，我只是对这些“真情实感”进行一次总结式的交流。况且“佐证”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尤其在讲创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里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仅基于企业行为的“原创性”的见识、“原生态”的思考，尚未来得及精细研磨，不一定正确或精确，仅供参考。交流的方式，是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再辅以案例进行说明。所以，本讲座实在不能算是严谨的授课，我只是把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产生的一些想法积累并梳理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思维创新这个话题。

1．变化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世界是变化的。有人说，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我觉得，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宇宙运行的“铁则”，甚至不变也只是变的一种表现形式。

过去恐怕很多人通常总是固化地以为：变化是客观的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其实不尽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日世界之变化，恐怕已经愈来愈是一个主观的事情了。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一个高科技的时代、一个能让水稻含有深海鱼类基因的时代，变化已经不尽是客观的事情，而愈来愈是一件主观的事情。且不说人类社会，甚至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愈来愈是一个主观的结果。我们看到，自然界的很多变化，往往就是由人类造成的：专家说地球正在变暖——所谓温室效应，酸雨、赤潮增多，臭氧层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野生动物等许多物种在消失，沙尘暴、土壤沙化等日益加剧。人类给这个星球、给这个世界施加的变化和影响越来越巨大而深刻，并且似乎不可阻挡。据说美国有了征服火星的庞大计划，通过改造火星的地表温度、制造大气层、促使降雨，使火星适合人类居住。从火星上发回的照片来看，的确似有洪水冲刷过的痕迹，很可能火星曾经是一个繁衍过生命的星球。数十年来，核战争、核泄露一直威胁着地球。可以说，人类已经拥有毁灭自己的绝对力量。

2．知变、应变与求变

在这个竞争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互相施加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严重和严峻。所以，变化已经更多地不再是什么客观的事情，变化已经越来越体现出明显而深刻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本质上就是竞争性。可以说，对现代社会而言，变化的本质就是竞争。

所以，我们要努力达到三个境界：第一，知变，也就是了解变化、预见变化；第二，应变，就是接受变化、应对挑战；第三，求变，就是创造变化、争取主动。知变、应变与求变应成为实践中的本能

既然变化已经越来越是一件主观的事情，变化意味着竞争，那么对我们“生存者”来讲，知变、应变、求变不仅应成为行动化的理念，更应成为实践中的本能。这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印证。知变、应变、求变，首先关乎生存，其次关乎发展。当然，生存与发展是同一回事——不存在没有生存的发展，也不存在没有发展的生存。对企业来讲，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在市场行为中，此方求变，他方即需要应变；他方应变之后，反过来对此方又意味着将面临新的变化和挑战。于是市场竞争循环加剧，变化无穷，且将不断升级。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21世纪，尤其是个剧变的世界。西方工业革命后——特别是近百年来，世界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剧变的特征。比如说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人们的心理上，就是很普遍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症状”，有“一夜暴富”的心态，经济犯罪相对刑事犯罪在增多。生存压力在加大，有的人因精神压力过大患上了失眠症，患抑郁症的人在增多——相应地，社会上心理医生这个行业开始“吃香”。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反映在人们的饮食上，则是速食产品类型的增加。人们对超市的依赖是空前的。超市里既有称好斤两、标明价格的蔬菜，又有洗净、切毕、组合好、配齐佐料的半成品菜肴，买回去一炒就得。更有肯德基、麦当劳、华裔日本人安藤百福发明的泡面——这些虽然被很多人称为“垃圾食品”，但许多人照吃不误，就图一个快、省事。快节奏的生活反映在文化形态上，甚至形成“快餐式”文化产品。比如电影、电视、歌曲，甚至文学作品，都越来越多地带有消费性的商业色彩。人们创作这些文化快餐产品，只求一次性消费，不求艺术地恒久地留给后人欣赏。更为严峻的是：这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文化消费方式，甚至是审美习惯。泡面、泡网、泡吧、泡妞儿，连经济都“泡沫”，以至于“泡”成为一种文化，什么都要速成。“泡”也有无聊地消磨时光以及玩世不恭的意思，成为某些群落的一种生活形态。“泡”文化，也算本世纪一大特征。

我们都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变化的洪流或漩涡当中。我们的老祖先作的《周易》，是很了不起的一本书，被称为“诸经之首”，思想方法很独特，对世界的阐释很有创造性。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个评价极高。也许有人会说《周易》太艰深了，非专家莫解。其实，“百姓日用而不知”。一切哲学思想，在百姓那里，都是浅显易懂的道理。只是这些道理往往是以俗语、古谚、笑话或民间故事的形式传承的。这个“易”，就是“变化”的意思，也是“生”的意思，“周”则是“到处都在”的意思。“周易”二字的意思就是“生生不已，无处不在”。也有人说“周”是“周期”、“循环”的意思，我认为不够贴切。说“周”是“周朝”更不对了。从“矛盾论”的角度讲，有“变”就要有“应变”，这是必然的一对矛盾。怎么应变？当年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提出“变化先从我做起”的口号，还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整个亚洲都很有名：“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他是在三星集团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上任伊始就说出这番话的——他在对经理们持续吼叫的九个小时中痛击了当时三星的顽症。所以说，应变首先是内心的一种痛彻的、警醒的心理变化。也就是说，应变首先是一种认识的问题、态度的问题。知变、应变、求变的本质就是提升核心竞争力

如果说变化的本质是竞争，那么知变、应变、求变的本质就是打造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具体说，知变的本质就是学习，应变的本质就是实践，求变的本质就是创新。这也是达到知变、应变、求变这三个境界的根本途径。下面，我就重点说说这三个问题。知变之道，在于学习

了解变化，既是一个感知的过程，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预见变化，则是对感知能力和学习结果的检验。应该说，一切预见皆源于认知，而认知则必须从感知和学习开始。对学习的重视，可说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一等见识。卡尔·李卜克内西说：“学习，学习，这是马克思向我们发出的至高无上的命令。”他说，有时他被马克思注视一眼，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马克思仿佛在督促他要加倍地努力学习。毛泽东逝世前几个小时还在学习，这是怎样的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和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个学习的时代。不学习就要落后，甚至无法生存。学习已经成为生命最重要的特征。尤其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社会，信息工业化、工业信息化。不学习、不了解、不掌握信息，就如同被蒙上了眼睛、被塞住了耳朵、被堵上了鼻子，其结果就是窒“息”而亡。应变之本，在于实践

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要应变，光学习和预见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抽象出自己的认识来，在实践中检验他人的理论、形成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磨炼解决问题的本领、增长解决问题的才干。学到的只能是知识，而不是本领和功夫。本领和功夫是怎么来的？本领和功夫是操练出来的。所以说，光勤学还不够，还要苦练。甚至光“会”还不行，还要“熟”；光“熟”也不行，还要“快”；光“快”也不行，还要沉淀为一种自然反应、本能反应、瞬间反应。这才叫功夫，这才叫本领。

大家都知道李小龙，他说要训练出“肌肉的记忆”，让身体在瞬间做出正确反应。我觉得，与其说他是位武术大师，不如说他是位技击大师。也就是说，区别套路的功夫与实战的功夫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尤其在实战当中，“花拳绣腿”是不管用的。从招式上讲，李小龙的招牌动作是“旋风腿”。也许很多人可以模仿出那个动作，但是通常却没有那个威力、达不到那个效果。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动作不是本领，招式不是功夫。动作有没有力量、出招准不准、时机抓得好不好，那才是功夫。功夫是怎么来的？功夫是“扎马桩”——屁股底下焚着香、肩膀和头上放着水碗——“蹲”出来的，是打沙袋练出来的，更是实战中悟出来的。这才叫真功夫，这才叫“核心竞争力”。所以，功夫不是招式，而是一种含量。高贤峰老师把这叫作“招可学，功要练”。有一句话叫“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好多学问，本来是不错的，但很多人却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跟着“吠”出来的学问是没有用的。

从应用这一点说，没有实践做底蕴，学问往往是没有力量的。任何个人的体验不管多么丰富多么厚重，说出来写出来，都是常识。我们真正需要尊崇的，往往就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常识。常识很不简单，否则不会成为常识。常识的背后都是血、汗和泪。没有通过实践而轻易得来的常识对个人来说是没有大用的，那只会是他经历失败后脑子里首先闪现出来的最惨痛的知识性记忆。要真正弄懂常识，必须付诸实践。一切学问，要真正弄懂就必须付诸实践。招式是可以学来的，但功夫却是实打实练出来的。

企业的“功夫”，就是核心竞争力。练就功夫，关键在于持续不断的努力，否则再好的创新也是没有用的。拉链的发明，被誉为是“影响现代生活的重大发明”。拉链的发明者贾德森原本是为了解除系鞋带的麻烦而想到的——这说明“懒惰”也是创新的动力之源。贾德森在1893年取得了专利权后，一个叫霍克的军官在筹备建厂中遇到了困难，因为这项专利本身只是一种“可行”创意，并没有广泛应用的“成熟技术”。霍克持之以恒地经过19年的时间才研制出拉链机。对个人来讲，19年是个相当漫长的时间。可生产出来了拉链，却没有人用这个东西代替鞋带，可见创新的好处起初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后来一个服装店老板将思路引向了鞋带以外——这是联想式思维，生产出带拉链的钱包，赚了一大笔钱。从那以后，拉链几乎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社会生产、军事等很多角落，如衣服、枕套、帐篷等。拉链从创意到应用，是个持续不断地努力的过程，这说明单靠好的创意是打造不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功夫”是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获得的。求变之要，在于创新

接着讲前面李小龙的例子，现在我们进一步推想：如果李小龙光靠“旋风腿”，能“一招鲜，吃遍天”吗？肯定也不行。他还有什么“寸拳”、“双节棍”，要花样翻新才行。他的“寸拳”很厉害，据说他的背肌是全世界最完美的背肌，有着超强的爆发力，是他刻苦训练出来的。李小龙自幼身体并不好，他的成功乃在于他的过人天赋、勤奋刻苦、强烈的自信和争胜欲望，以及他的哲学思想。李小龙不满33岁就意外离世，但他独创出思想性很强的“截拳道”，很有创造性。

李小龙风靡西方世界，其在技击界的尊崇地位至今无人能及，不仅是因为他出色的功夫，还有他高超功夫背后的哲学精神。他是在西方生活过的，曾用心研究过东西方哲学，他在华盛顿州立大学选择了当时乃至今天也是冷门的哲学专业。他对信念的执著和训练的刻苦，使他达到身心合一的状态。他的思想外化为一种独特的迷人气质，他的热情散发出一种自强不息的张扬活力，特别是他的自信和“忠诚于自己”，使他能够突破传统，具备超人的创新能力，所有这一切使他的偶像魅力达到永恒。

李小龙的武学思想是把功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思想，第二是知识，第三才是技巧。要我说，搞营销完全可以借鉴他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有思想的拳头造就了李小龙的不凡。他的“截拳道”，按“截拳道”教练石天龙的说法，不是方法，而是方法论。“截”是什么？截阻。预见对方的来招和攻势，有效地截阻对方的攻击。所以说，不输的境界才是最高的境界。你看李小龙临敌时的动作，侧身而立，等待对方出手，却后发先至。这是最有效的技击方法。所以，“截拳道”是很能磨炼快速反应的一种功夫。现在的孩子一窝蜂地学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殊不知当年这些领域的很多高手都曾败在李氏手下——那是个盛行民间高手互相挑战的英雄时代。一个民族如果失掉了自信力，是会连自己老祖宗的好东西、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都不知道珍爱和传承的。

其实，前面讲的什么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都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连“截拳道”也是如此，李小龙就是学咏春拳出身的。他1.73米的身高，在被大个子控制住的时候，怎么办？咬人！李小龙的电影里有这个镜头。所以泰森咬人不是独创。咬人，似乎是“下流”动作，但是，“有效”！遇到不同的对手，就要创出不同的招数来应对。

知变要靠学习，应变要靠实践，求变要靠创新。学习、实践与创新的关系是：没有学习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学习是空洞的学习；学习与实践会促进创新，但缺乏创新的学习与实践是停滞不前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3．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需要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因此，常听到一些管理者抱怨员工“素质低”、“队伍不好带”。其实，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尤其作为领导者。当年，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的队伍素质就很高、就很好带吗？很多都是不识字的、长期禁锢在土地上的、思想狭隘的农民。毛泽东亲自动笔起草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起初是“六项注意”，后来发展到“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归还”、“不损坏庄稼”等等，从“文本”上看似乎很简单，但“做实”了就是功夫。领导者要从根本上感染和影响下属，但要从末节上要求和检查下属。前者是抓价值观的塑造，后者是抓落实的方法。简单的事情做成日常功夫就是不简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毛泽东的“大手笔”，是锻造革命队伍的秘诀。所以，毛泽东说：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没有低素质的员工，只有低素质的管理者。创造性地工作，是一切工作的本质要求和最高境界

我们很多企业组织人员到海尔学习，究竟能学到什么？真功夫是学能学到手的吗？要知道：海尔最初靠的是“不许随地大小便”、“不许把工厂的东西拿回家”等13条厂规起家的——很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一个历练的过程，是一个积累起来的高度。我们今天去海尔，恐怕多数学到的只是一些新鲜好看的“招儿”，却不知道这是须从“不许随地大小便”开始历练的。如果从海尔回来只是感慨一番，不结合自己的实际苦练真功、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做自己的事情”，是留不下任何印记、起不到任何作用、收不到任何功效的。可以说，创造性地工作，是一切工作的本质要求、原始要求和最高境界。“创新度”已经成为衡量企业投资价值的最佳“晴雨表”

目前，创新成功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20％甚至更高的增长率。“创新度”已经成为衡量企业投资价值的最佳“晴雨表”。据埃森哲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球83％的高层管理人员深信，本企业今后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创新”。在“快鱼吃慢鱼”、“聪明鱼吃笨鱼”的时代，要求个人必须是创新型个人，团队必须是创新型团队，企业必须是创新型企业。不创新、创新慢、“创新度”不够，就会死——并且会死得很惨。中国是最早生产VCD的国家，美、日则将之升级为DVD。没有创新，就是死路一条。比尔·盖茨讲：“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张瑞敏说，要“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华为总裁任正非脑子里充满了危机意识，他关于企业“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曾在业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他的名篇佳作《华为的冬天》，曾经被许多企业——尤其是IT界，视为企业危机管理的范本。张瑞敏还说：“创新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德鲁克说：“创新是一种最宝贵的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来讲，要么创新，要么死亡”，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拓进取型”的经济模式。其实，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自主创新的典型，市场经济走到今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日趋成熟。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搞得很成功，尚且问题不少，我们的市场经济才搞了几年？所以，我们要走的路其实还很长。创新的条件性

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部创新史。比如远古时期，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类人猿从树上生活过渡到地面生活，这就是个创新，并由此带来了直立行走，因为在树上是便于瞭望的，而下到地面后采用直立行走，除了是瞭望的需要，还有手与足分工的需要，而手的使用又促进了大脑的发育。所以，从树上到地面，应该是人类第一次伟大的创新。当然，创新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被动性的适应。所以，对环境的适应，从来就是创新的一个主要特征。很多动物的颜色就是根据环境而进化形成的。这是创新的条件性特征。环境就是第一个条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条件太好也不利于创新。印度能购买到全球最先进的武器，所以它的民族军事工业发展不起来；中国正相反，除以色列外的西方国家封锁对华武器出售，反而使我们的军事工业发展很快。

现代社会，人本身就是最大的环境。前面讲的应变，往往是环境先变了，然后我们才被动地去适应、去应变。聪明的做法应该是：预见到变，先于变而变。如果说现在很多优秀企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看主要就是这一点：先于他人做到了预见性的应变。

4．“简易”、“变易”与“不易”

第二个层次，叫作“变易”，是讲创造变化、利用变化、引领变化、驾驭变化的。也是“变化之变化”——我想这有点数学几何式增长的意思。还有“权”、“权变”的意思，它的意思很丰富。

创造变化就是求变。比如我们每每提到开拓市场，总是说要“占领市场”。其实营销的最高境界是创造市场，通过创造需求来创造一块全新的、短期内无人竞争的市场。比如电冰箱，这种高度成熟的产品竞争是很激烈的，利润率很低，而日本人却在趋于饱和的电冰箱市场中投放了一种与19英寸电视机外形尺寸一般大小的冰箱。这种微型冰箱一问世，立即开辟了一大块崭新的市场。特别在北美，人们发现除了可以在办公室使用外，还可安装在野营车、娱乐车上，并由此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微型电冰箱与普通家用冰箱在工作原理及技术上没有区别，其差别只是产品更小。这使新型冰箱的使用方向由家居转换到了办公室、汽车、旅游等其他方向，从而改变了产品的使用环境，引导和开发了人们潜在的消费需求，从而达到了创造需求、创造市场的目的。

我们说消费者是上帝，可上帝通常说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只有将全新的产品放在上帝面前，他才会说“对！这就是我想要的！”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说：“如果当初我问我的客户的话，那么他们只会说要一匹更快的马。”史蒂夫·乔布斯在1998年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很多时候，要等到你把产品摆在面前，用户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索尼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说：“我宁愿花钱推出一款产品，而不愿把钱花在市场调查上。”我想，最好的营销策略应该是靠品质取胜。有利润的企业不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企业一定有利润——短期没有，长期也会有。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的营销应该是没有推销员的。或者说，好的营销是每名员工都是推销员。

第三个层次，叫作“不易”，是指宇宙周期变化的大规律是不变的。也有“经是不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思。当然这个“不易”是相对的，在特定时期内、特定场合下，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也有人说“不易”是指“不变的是变化”，这么解释也通。大家知道，牛津大学一向以近乎刻板的严谨著称。而就是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作风，让它屹立于世界名牌大学之林。曾有一位女学生，各科考试全A，被牛津以“不具备创造潜质”而拒之门外。女学生所在的地方比较偏僻，好不容易才出了这么一个全A的宝贝，进不了牛津不甘心，找到英国议会，议员找到教育大臣，教育大臣找到副首相，副首相找到首相布莱尔，统统在牛津碰壁。布莱尔很没面子，偷偷发了点牢骚，说牛津“太古板了，不能与时俱进，必须进行改革”。牛津师生听到后，大为不满，立即取消了原打算颁发给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计划。其实这“与时俱进”的说法，也不够全面。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应该叫“与时俱进退”，讲“与时俱进”，也要讲“与时俱退”。当然，也可以说，“进”的意思中，已经包含了“退”的意思。只是常人往往不这么理解。我想，牛津看重“创造潜质”的原则尤其值得我们学习。这也就是他们独特思维背后的价值观。我们有些中国留学生非常善于考试，在西方动辄把学校的奖学金全“包”了，曾经多次引起西方学生的抗议和游行。但毕业找工作却不灵了，就是缺乏“创造潜质”的问题。

5．用什么理念指导工作，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以上这些关于变化、关于实践、关于创新的体会，源于我在多年实际工作中的两大观察：工作中我们为什么常常苦于没有思路？有了思路为什么又常常不够切合实际？相信很多人都遭遇过这两大困扰的折磨。其实，我以为这恰恰是一切工作最根本、最核心的两个非同小可的问题。我的切身感受和结论是：解决这样的问题，要靠思维的创新。

于是，我在工作中经常对大家讲，不论做什么工作，一定要解决好这样两个问题：用什么理念指导工作？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对应前面讲的“思路”的问题、“切合实际”的问题，这是必须首先明确的两大根本性问题。前者是价值观问题、世界观问题，后者是方法论问题。比如国企的干部工作怎么搞？用什么样的理念来指导工作？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在实践中坚持两点理念，第一点是以“大匠无弃材”为理念，力争将每名干部都放到相对合适的岗位上，这是国企的特点决定的，否则任何一名干部都会成为不可估量的消极因素；第二点是以“配备有合力的班子”为理念，力争将每个班子配备到相对合理的程度。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有很多，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研究政策，靠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政策，靠切合实际的政策推进工作；二是加强考核，以事实为依据教育干部，以事实为依据调整班子。

再比如国企的培训工作怎么搞？用什么样的理念来指导工作？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记得2001年的时候，我在抓油田干部管理的时候就遇到了如何开办后备干部培训班的问题。经过思考和策划，在培训实施中我以“做管用的培训”为理念，以“挖掘和培养企业内训师”为方法，在此后几年的后备干部培训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自2006年初具体负责大庆局培训工作，特别是2010年7月调任大庆油田高级人才培训中心主任至今，我又提出企业培训工作要以“为企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急需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智力支持”为使命，以“做高品质培训”为核心价值观，以“做强内训，内训外化，做精外训，外训内化”为战略，以“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企业内训师队伍”为基本方法，有效地推进了企业培训工作的转型。其实，现实成就上的差距反映的就是理念上的差距，而理念上的差距会造成方法上的差距。

北欧有些国家，高度重视开展职业技能教育。据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有关国际竞争力的报告称，瑞士全球竞争力第一，世界品牌占有量第一。瑞士国土面积只相当于黑龙江省的1/10，人口不足800万，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据专家介绍，瑞士的主要资产是教育，其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为其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瑞士每年超过2/3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90％～95％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就业。学生就是学徒，每周1～2天在职业学校学习，3～4天在企业实习。国家根据劳动力市场对职业资格的要求和岗位空缺情况，决定职业教育和培训招生计划。这与我们“望子成龙”的理念不同，瑞士人认为“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正相反，本科毕业生太多，却往往找不到工作，甚至有些硕士、博士都找不到工作。在这方面，瑞士等北欧一些国家的做法非常值得我国借鉴。不很好地解决理念的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解决方法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解决企业发展的问题。

其实不论做什么行业、做什么工作，人们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自市场经济诞生以来，人类并没有比过去变得更聪明，但却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更好地利他，才能更好地利己。所以对企业来讲，要使人在幸福的工作状态中去实现人生的幸福。从这一点来讲，以人为本、对人的关怀、人文精神，就是效率，就是生产力。企业管理的模式可以千差万别，但仁爱却是共同的、根本的、最好的理念。“铁人”王进喜说过一句话：“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的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实干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总在实践之中。不去实践，是得不到方法的。当年立井架，“铁人”的方法是“人拉肩扛”，这就是当时艰苦条件下最好的方法。“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铁人”这种实干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6．培养抽象的意识与抽象的能力

如何实现思维创新，我总结了八个取径。“取径”即“选取路径”之意。这八个取径，是我从学习和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总结和归纳。假如思维创新是一朵“雪莲”，那么我并不能把这样的一朵“雪莲”送到大家手里——相信任何课程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自己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找寻这样的“雪莲”的。找寻是一个不可省略的过程，一切真知或体验，都在这个亲力亲为的过程当中。

抽象既是提升学习的需要，又是提炼实践的需要。对于职场人士来说，培养抽象的意识和抽象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好比寻找羊脂玉，在新疆，寻玉世家通常都会将大量的实践经验抽象为几条规律性的认识作为家传“秘技”。没有抽象的意识与抽象的能力，工作就上不了层次和境界。

但要注意，在抽象的过程中，不能陷入“文字相”。这个“相”，是佛教中的一个概念，就是皮相。简单说，“文字相”，就是对白纸黑字的迷信。为什么佛祖释迦牟尼、智者苏格拉底、圣人孔子，三个差不多同时代的东西方思想巨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述而不作”？就是怕后人陷入“文字相”。结果呢，还是陷入了。释迦牟尼说：“我于佛法一字未说。”所以佛经上都是“如是我闻”，意思是“我是这样听说的”。如同“子曰”，属弟子们的追述。后世不识字的禅宗六祖说：“佛法与文字无关”，“我不识字，只识佛法。”佛祖圆寂后，辩经大会很热闹，分出好多流派，有大乘、小乘之分，流传到亚洲各国的，变异更大。《论语》也编辑出来了，光注解就一直注解到现在，各代大儒乐此不疲。今天于丹又搬上了电视，给出一个大众化的、现代化的解释，又有什么“十博士联名倒于”，热闹得很。可见，“文字相”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怪圈儿”，人类还要好好地继续在里面转下去呢。我认为，这全是文本之过。孔子只好编《诗经》、作“微言大义”的《春秋》，稍以聊发著述之情。老子出关，被胁迫了，才作了五千言的《道德经》。鲁迅为此写过一篇历史小说《出关》，写得很有趣。鲁迅写过很多篇历史小说，看一看，能联想到很多现在的事情，很该一读。记得纪伯伦说过一句话：“思想是空间的鸟，在语言的笼里，也许会展翼，却不会飞翔。”可见，有时候头脑中朦胧的想法才是最真实的。所以孔子说“文不及言，言不及义”，指的也是这个道理。以上这些，都是在讲不能陷入“文字相”。

7．什么是创新

在谈思维创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几个前提性的问题。这非常必要。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创新的概念。现在大家都在谈创新，就如当年的“言必称希腊”一样，现在是言必称“创新”。可是，究竟什么是创新？这恐怕是个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创新的含义

在英文中，“创新”这个词是Innovation，它起源于拉丁语，原意有三层含义：一个是“更新”，一个是“创造新的东西”，一个是“改变”。我想这些意思都对，但我认为，创新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理解。大凡人类的活动，不外乎属于思与行之范畴，也就是思想与行为的范畴。凡是新的思想、新的行为，都是创新。所以广义地讲，创新就是：思前人所未思，行前人所未行。这是创新的初始性特征。

如果从狭义的角度讲，创新还有另外特别重要的含义，就是：科学性、应用性、“人文性”和相对性——尤其是对企业来讲。下面我就重点谈谈这几个问题。

科学性，是说你的创新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在绩效量化考核和评价上出台了一些有新意的政策——绩效考核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但科学性这一点普遍难以真正实现。比如，对难度系数的确认就不够准确，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考虑。有的企业是盈利的，但是不是可以更盈利？有的企业是亏损的，但是不是逐渐在减亏？减亏100万与盈利100万是同等的价值——甚至前者分量更重。

应用性，是说你的创新虽然很科学了，理论上站得住脚了，但在这里——你要实行创新的地方——能不能执行。不是说所有那些有道理的东西就一定能应用——“放之四海而皆准”，恰恰好多好的东西就是不能在这里——某一个特定的场合——应用。我常讲，不能一味地强调先进性，先进性归根结蒂要体现在：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要追究这个“度”。说原子弹比弓箭“先进”显然是可笑的，说英、美的民主政治比非洲原始部落的政治制度“先进”也是可笑的。这没有可比性——这么比也不公平。只能说非洲某个部落的政治制度比另一个处于相同阶段部落的政治制度先进。不是说最先进的就该不分场合地去执行，这里有个基础的问题，有个符不符合实际的问题。但是，“完全地符合实际”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包含了对现实的无条件迁就，所以前面说要讲究个“度”。有的企业搞的发展规划看上去都很不错，令人振奋，但应用性不强，缺少可执行性，往往落空。我们只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企业这些年规划的落实情况，就大致清楚了。其实，真正好的规划并不一定是理论上很超前、听起来很完美的，甚至恰恰是不那么超前、不那么完美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符合实际的，才是“可执行的”。前面也提到过创新与条件——环境的关系问题，这就是创新的“条件性”。还有的企业搞的诸如内控、信息化建设、监管分开运行、行业重组等等，都是书面上很好的东西、理论上很好的东西，或者说其他企业搞得很好的东西——这往往成为推行者很好的依据或借口，可一旦拿到自己的实践中去，就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人文性”这个词——《辞海》里没有这个词，在这里是想借这个词说创新应该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经济者，经世济民之意也。所谓人文关怀，不仅对人类是有益的，对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甚至对整个宇宙都应该是有益的——根本上还是对人类有益。比如卫星，用于气象观测或电视转播是好事，用于军事侦察、定位打击就是坏事。核能，用于热力发电就是好事，用来制造杀人武器就不是好事。当然这些若是用在抵御外敌入侵，打“正义”之战，就另当别论了——但我想，杀人总归不是好事。好坏总是相对的。“正义”之战从另一方来讲就是“非正义”之战。两者是同一场战争。战争是残忍的、愚蠢的，极不人道。我看墨子讲“非攻”还是对的。现实中，有的创新就不具备“人文性”的要求。比如有人发明出一种五彩缤纷的墨水，专为男士写情书之用，用这种墨水写出的信——与同样五彩缤纷的、带有香水味儿的信纸配套使用效果更佳——特别能打动爱慕虚荣的女性。妙的是这种墨水尤其符合见异思迁的男性的需求——不够长久，几个月后字迹会自动消失，正可以不留痕迹地抛弃女友。想赖账自然也可以用这种墨水打欠条。还有那种打手机总是显示“不在服务区”的所谓技术创新，让人总觉得不那么对味儿，只图自己省事，却无端地浪费了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培斯说：“最人性的，就是最好的。”他设计的迪士尼乐园中的小路，就很有“人文性”，也很有创意。他的方法是：迪士尼乐园建成后先不设计小径，而是撒上草种提前开放，使整个乐园的空地都被绿草覆盖，短短半年里，草地就被踩出许多小道。第二年，格罗培斯让人按这些踩出的痕迹铺设了人行道，这些依据脚印设计的小道有宽有窄，优雅自然，又实用方便。1971年在伦敦国际园林建筑艺术研讨会上，迪士尼乐园的路径设计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设计迪士尼乐园的道路时，格罗培斯说了前面的那句话：“最人性的，就是最好的。”在我看来，格罗培斯简直就是位艺术大师。与之相比，我们的朱熹老夫子讲的“存天理，灭人欲”，仅从居家生活的角度来讲，也是大违“经济之道”的，更何况深究别意。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人性的最高表现。路，算规矩的一种。但，规矩本身不是目的，它应是人性的理性外化的帮衬。格罗培斯对路的设计是高明的，是洞悉人性的佳作。

相对性，是说你的创新别人已经搞过了，并且成功了，但对你来讲，仍然是创新，因为你没有搞过。这就是创新的相对性。我们应该承认和鼓励这样的创新，否则我们就会流于庸俗化的创新。那就是刻意标新立异、为创新而创新。虽然光鲜炫目、五光十色，但仅仅是一堆泡沫而已，不禁实践的一戳，待泡沫破碎，一无所有，只留下一道道贻笑后人的垢渍。何况，相对性的创新，往往实行起来同原创一样地艰难，并不轻松。只有那些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人，才会觉得省事、好办。其实，一切创新都有继承性。但只有创新，才是真正的继承。没有创新，继承就会失去本来的意义。求知与求实

其实，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讲，创新的本质更在于求知与求实。求知，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占有知识，追求对现有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第二个是创造知识，追求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发现。尤其是这第二点，不断迈向未知领域，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能想象我们的一切创造与求知无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创新是求知的一个过程，求知是创新的必由之路。求知和创新，这是人类的基本特征。那么，求实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求实是个手段的问题，是求知和创新的手段。真理是客观的，不求实就无法求知，也就无法创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求实是无法解决矛盾的，不解决矛盾的创新不是真正的创新。事实上，求实必然包含创新，不创新难以求实，反过来创新必然依靠求实，不求实难以创新。没有创新的求实与没有求实的创新都是软弱无力的、没有用的。我感觉，要真正达到最经济地、最有效地推进企业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还是要靠求实。一般来讲，主观上不求实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客观上才会造成没有求实的结果。特殊情况下，才会从主观上就不去求实，那就是“阶级敌人”了，是在“搞破坏”，或者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去“作秀”。所以，创新的本质乃在于求知和求实。只有解决好求知和求实这两个问题，特别是使求知和求实高度统一起来，人类社会才能在创新中前进。“三个高度统一”

前面说要在求知与求实上实现高度的统一，这是笼统而言。具体讲，是“三个高度统一”，即：创新对象要前所未有地在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人性与自然规律方面重新形成高度统一。注意两处关键词：“前所未有地”、“重新形成”。

形式与内容，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也是一对深刻的矛盾。形式与内容最完美的结合，是事物的最高表现形式。但随着事物的发展，必然就会慢慢出现形式与内容不相统一的时候，不是形式大于内容了，就是内容胀破了形式。形式大于内容，就要犯形式主义错误。内容胀破形式，就要犯实用主义错误。两者都要不得。这个时候就需要创新。创新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形式大于内容时，内容需要创新。内容胀破形式时，形式需要创新（当然，不论是形式大于内容还是内容胀破形式，实际上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需要创新，但是应各有侧重）。这是一个循环，没有止境。因此所谓创新，其实就是“前所未有地”在形式与内容上“重新形成”高度统一的问题。

理论与实践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和一对深刻的矛盾。理论与实践两者最为和谐的关系，就应该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一个良性循环。理论与实践最完美的结合，也是事物的一种最高表现形式。同样，随着事物的发展，必然会慢慢出现理论与实践不相统一的时候，不是理论超前于实践了，就是实践领先于理论了。理论超前于实践，就会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犯列宁所说的“‘左派’幼稚病”。实践领先于理论，就要犯经验主义错误。两者都要不得。这个时候又需要创新。创新可以解决这个矛盾。理论超前于实践时，实践需要创新。实践领先于理论时，理论需要创新（当然，不论是理论超前于实践还是实践领先于理论，实际上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需要创新，但也应是各有侧重）。因此，创新就是“前所未有地”在理论与实践上“重新形成”高度统一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循环。

人性与自然规律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和一对深刻的矛盾。人性与自然规律的关系也应该是和谐的，就是要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这个“天”，就是自然规律，这个“人”，就是指人性。这里所谓的人性，就是指人的自身发展的总和。人性与自然规律最完美的结合，是宇宙，至少是当今世界最高的表现形式。同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慢慢出现人性与自然规律不相统一的时候。人性是发展的，是个变数。但应该铭记：任何时候，人性的发展不能不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性不能无限制地演变或膨胀，否则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我们还要知道，在自然规律的面前，人既是客体，同时又是主体。人工降雨，就是人发挥了主体作用的例子。“天”，这时本来没有要下雨的意思，是“人”，改变了这一时的规律。核泄露，更能影响自然规律。切尔诺贝利现象就是个例子，它使周围的海洋、气候、植物、动物，都改变了运行和生长的规律。所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慢慢出现人性与自然规律不相统一的时候。不是人性违背了自然规律，就是自然规律限制或阻碍了人性。人性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受到惩罚。自然规律限制或阻碍了人性，就会被人类改变（改变的结果有好有坏）。这个时候，同样需要创新。创新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人性违背了自然规律，就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自然规律限制或阻碍了人性，就需要人类通过创新的方式得到某种改变，从而满足人性，为人类服务。这也是一个循环，没有止境。

8．为什么创新

前面讲，创新应该是科学的，应该是能够应用和管用的，应该是有益的。其实这就涉及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创新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创新？这涉及一个“创新观”和创新的“功利性”的问题。创新观

当今世界的主题就是发展。国家、社会、企业、个人都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主要是靠创新求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创新是发展的主要标志。在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创新观？我认为，特别对企业来讲，创新就是为了应用，而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标新立异，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在创新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说明什么不是创新，这更有实际意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讲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应该清楚：不正确的思想与行动是有害的，不管用的思想与行动是于事无补的。所以，如果有一些思想与行动听起来很动听，做起来很好看，但不管用，那是不能算作创新的——只能算作秀。可惜很多国企乃至政府部门所谓的“创新”，大多是作秀。我们常能听到、看到这样的作秀。当然这种作秀常常是有目的的，比如为了捞取政绩、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明知没用，为了图好看、热闹、好听，也要投入成本去干，最后遭受损失的是企业、是国家。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创新的反面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保守——保守主义，一个是作秀——形式主义。作为一名领导者，其创新观如何，是很重要的。正确的创新观应该是使创新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不正确的创新观只是使“创新”成为解决个人问题的手段。不正确的创新观会导致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作秀出干部、献礼工程、形象工程、短期行为、这一届不为下一届负责等等现象。事实上，我们很多企业的老总，把企业发展与个人的升迁联系得太紧密了，这对企业是个大损害。创新的“功利性”

另外，对企业来讲，为什么要创新，一定要强调创新的“功利性”这个问题。这个“功利”，不是“急功近利”的意思，而是“以功求利”。功，就是企业的功力。这个功力，是积累起来的一个文化总量，包括战略化的企业、制度化的员工、人性化的管理。

战略是对未来的取舍。一个战略化的企业，就是知道“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好的战略甚至能规划亏损或破产。比如有些外企在中国进行的生产加工，其实就是策划好了要亏损或阶段性亏损的，这都是为了服从一个大的战略。这是跨国公司常用的“转移价格”的手段，这招“合法”，很厉害。客观上造成了某个分体账上无利润，但大盘子的利润留在体内了。

所谓制度化的员工，就涉及我常说的一个观点：“人治是目前最好的管理”。也许马上会有人聪明地说：“法治才是最好的管理呀。”这就不仅是观点之争，而且涉及“阶段性”的问题了。简单地说，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还不具备完全实行法治（这里仅指企业管理意义上的法治）的基础。何况，我认为，法治其实仍然是人治的一种。因为法是人来制定的，是由人来执行的，用来约束人的。法有好的法和不好的法。法的好坏又是相对的。再好的法，也得有好的、过硬的、高素质的人去遵守或施行才行。即便是有缺陷的法，只要人行、人过硬、人的素质高，也一样执行得好。或者说，法治的前提是人治，法治只是人治的一种手段。管理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人治是属于无形的、内在的范畴，法治则属于有形的、外在的范畴。没有人治的法治，是没有灵魂的法治。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翻译成我们企业管理的语言应该是：“靠制度与流程去管理，以赏罚来约束，员工虽不敢触犯，但会不以触犯为耻；靠企业核心价值观去引导，以职业精神来约束，结合实践整章建制，员工不仅遵规守纪，而且会以此为荣。”

当然，没有法治的人治，是危险的人治，对这一点我们全民族都有痛苦的记忆。西方是法治社会，但其实人治的特征更为明显。这正是其法治得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比如想在西方的学校学习，有教授推荐是很管用的，这就是对人的一种高度信任，这就是人治的一种表现。西方的公务员办事，也是很讲“发挥”的，比如办签证，他们有时就是凭主观判断和直觉办事的，有时看谁不顺眼真就不给他签。处理问题因人而异，制度面前不一定人人平等。政府也支持，给他们这个权力空间。在加拿大，市政厅大楼没有警卫，市民可以直接进入市长办公室，这也是人治的一种表现。所以，关键是人要过硬，人要有高素质。所以，把人做成制度、把人做成规范才是最好的办法。也就是使人成为习惯人、成为观念人，让企业文化成为员工的“下意识”行为，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制度其实就是理念，就是信念，就是价值观的表现形式。所以制度创新必然首先是理念创新，必然是信念的重温与坚守，必然是价值观的整合与再生。好的制度应该是沉淀下来的行为，而不是凭借美好的想象和良好的愿望“写出来”的材料。既然制度包含这些元素，那就必然要求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将这些元素体现出来，并与制度所要发生作用的对象产生情绪对接、心理共鸣乃至文化契合。当年海尔砸冰箱，是基于“不合格的产品要坚决地销毁”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工人们是含着眼泪砸的。听说某个啤酒厂把不合格的啤酒倒掉，工人们是笑着、闹着倒掉的，结果只是作秀而已。所以说形式与海尔一致没有用，关键是砸了、倒了以后干了些什么。这是个有关企业“做实”的功力的问题，是个企业文化建设的问题。所以，制度的合理建立和有效执行，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建设的问题，就是一个理念、信念、操守沉淀下来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许多企业制度很多，汗牛充栋，却形同虚设，就是这个文化管理的问题。现实中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制度浪费现象惊人。这样倒不如没有制度。因为这让人们对制度丧失信心，认为制度无用。所以，行不通、做不到的制度就不要出台——这种性质的“不作为”就是作为。如果不提升制度的科学性、应用性、操作性，制度就行不通、做不到。文本正确也没有用。对企业来讲，盲目追求制度的先进性害处更大。那些看起来不太先进的制度或许更适合我们，因为它们符合实际。所以制度又要与时俱进，总要变法才行。要先创造有利于制度行得通、做得到的环境和条件，并要有配套的细则来执行，程序性控制要跟上。好的程序，就像有人说的：“谁切蛋糕，谁最后拿。”

所谓人性化的管理，就是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管理就是大爱。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管理。仅仅利用人性的优点来实施管理是不够的。真正的以人为本，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而进行的有效管理。这才是大爱的本意。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谈到。

企业如果做到“战略化的企业”、“制度化的员工”、“人性化的管理”这三点，那就可以称作是有实力、有功力了。那么不论在做哪一件具体事情上，都将有深厚的“做实”的功力，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制度上、停留在文本上、停留在规划上、停留在标语口号上。日本企业的质量控制活动开展得很好。日本人说，这招儿是跟中国人学的“合理化建议”，只是他们“坚持下来”，并“做实”了。我们的企业把这些工作放在工会组织，渐渐形式化了。材料上的数字都很吓人，合理化建议创效多少多少，大多是虚的。在国际上，日本和韩国是卖中药卖得最多的国家。这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

企业的创新，只是达到其创效与升值——包括员工本身升值这一目的——的手段。资本有升值的本能，人也一样，因为人是最大的资本。这个创效与升值就是“利”。当然，这个升值是多维的升值，包括企业资本的保值增值、企业员工的成长、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要讲“经世济民”，要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企业的文化成果、企业的国际地位，等等。这是个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问题。企业的创新就应该追求这样的“利”。“以功求利”，就是企业要靠自身功力——一个文化的总量——去追求企业效益和员工升值，这就是创新的“功利性”的全部含义。

我参加过一个公司的创新创效表彰大会，这是我近年来参加的最有感受的一次会议。我多次去过这个公司，却从没听说过这个公司开展这项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才知道创新创效活动在这个公司已经开展20多年了——可见，一个单位的好，是全面的好，不仅仅是一个方面的好。创新创效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而一定是从属于这个公司良好发展的整体，是整体的一部分。当有些公司追求更新鲜、更时髦的管理方法的时候，这个公司踏踏实实地做着“老题目”，扎扎实实地获取着实实在在的进步。同样，一个人的优秀，也是全面的，其品德、能力、作风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都是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所以，伟人的伟大之处，常常在于不拒绝做小事情，并善于做小事情。在铅笔的顶端装上一块橡皮，就是创新。简单、常见的事也不一定不是创新或不能创新，创新不见得有多复杂。其实，创新不拘大小，创新无处不在。对企业来讲，创新的“门槛”越低越好。“蹦极”据说本是某个南太平洋岛屿土著民族瓦努阿图的成年仪式，经商家开发为专利产品，满世界风行。英国人戈登用几片塑料制作的“桌子防摇器”，曾被称为“史上最可笑的发明”，却在短时间内为他带来了500万英镑的销售收入。对企业来讲，创新就是为了应用。应用，就体现在企业积累的功力上。当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不是什么秘密，国民党军队对“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套游击战术也是知道的，但就是对付不了！为什么？光知道这16个字没有用，关键是应用。这完全是战争中实打实的事情。文本与能力是两回事。读了工商管理MBA、读了个“双料”博士，并不代表就有能力领导一个企业。若不经过实践的摔打，不仅做不了企业老总，甚至连一名员工都做不好。

9．如何去创新

前面谈了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的看法，自然就要谈到第三个问题：如何去创新？实际工作中我的体会是：不论是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还是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抑或体制创新，以及其他的诸如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方法创新、组织创新、学习创新、理论创新、价值创新（价值创新是当代很有现实意义的一种创新境界，强调的是价值观整合、创造新的精神需求、引领和诠释全新的幸福判断）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首先都是思维的创新，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思维创新所引发的、带来的。思维的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共同特征。思维的创新是原发性的、方向性的、根本性的。所以，我认为：思维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是其他一切创新的总门径。就像进故宫，不管里面有多少院落多少门径，首先得从天安门进去——当然也可以从后花园进去，这就好比是逆向思维，但殊途同归；即便是翻墙或空投而入，也应划入超常规思维的范畴。思考、思维、思想的区别

接下来就要谈到第四个问题：思维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对思考、思维、思想这些类似的概念，平时我们在使用中并不注意去区分这些词语的含义。那么，这些概念究竟有没有区别呢？当然是有的。区别这些词语的意义，相当重要。

思考是一种力度，即思之考量、思之程度，它常常代表一种乐于思的愿望、惯于思的意识或正在思的状态。好比武师一拳打出的斤两，只代表分量的轻重。而思维是一种维度，即思之方式、思之模式、思之渠道、思之结构或思所活动着的空间之界限。好比武师一拳打出的线路，代表拳头运行的轨迹。拳头打出的线路是变化无穷的，思维的维度也一样是多重的、无限的、变化无穷的。至于思想，则是一种高度或亮度，即它有多高的认识，它能照亮多远，代表思之高低、思之强弱、思之善恶、思之损益，代表一种结果。好比武师一拳打出的结果，是打没打到、打没打倒的问题。这些概念之间的关联是：思维是思考的方式，思考只是纯粹的、理性的力量，思想是思考与思维合成的结果。思想的高度或者说亮度，取决于思考的力度与思维的维度。假如思想是火花，那么思维就是点燃火花的方式，而思考只是点燃火花的过程。以上的解释，不一定严谨或科学，但至少这样的解释还是有助于或者说有利于我们下面理解思维创新这个问题的。如何改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武师一拳打出的分量有多重，是力量训练的结果；而这一拳的线路变化有多神奇，是技巧训练的结果。思考的力度，是由知识与经验所决定的，而思维的维度（结构、方式）是由品格与习惯所决定的。所以，要想使自己的思考更有力度，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增长知识和积累经验。而要想使自己思维的维度更趋合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修炼品格，以此改变思维的运行方式与运用习惯，或者说要针对不同问题去适时转换和不断改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可以说，没有好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思考的力度不管多么强大，也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因为没有好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等于没有一个好的使用力量的渠道。如果力量分散、力量不够集中甚至偏离了方向，是不会产生好的结果（思想）的。就是说，武师这一拳的力量再大，如果轨迹不对、线路不准，也是不会打出好拳的。反之，若是这一拳的线路非常准确，但力量很小，也一样于对手无关痛痒。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是学历、资历、能力的差别，而主要是思维方式的差别。也就是说，好的拳手并不是力量最大的选手，而是那些拳路变化莫测的选手——当然，如果能够力量与线路兼备，那就是绝代高手。伯克说：“具有创造性独立思维的人，才可能创立伟业。”所以，如何使思考有一个好的方向，即如何改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德鲁克说：“创新就是运用既有知识的新方式，赋予资源创造财富的新能力。”运用既有知识的新方式，就是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赋予资源创造财富的新能力，就是说资源是固定的，但可以去重新整合资源或运用新方式、新手段去开发这固定的资源。这充分说明，一切创新首先是思维的创新。“维度”的底蕴

简单地说，创新首先是思维的创新。前面讲思维是一种维度，是“思之方式、思之模式、思之渠道、思之结构或思所活动着的空间之界限”。那么，思维创新就是不断地转换思考方式、不断地改进思考模式、不断地修正思考渠道、不断地整合思考结构、不断地重新界定思考空间，以使思考有着落、有方向、有章法，使思考这个“力度”更有力度，使思想这一“高度”更有高度。至于思想这个产品，可能是优质产品，可能是半成品，也可能是废品。

那么，思维这个维度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或者说，思维这个维度的底蕴是什么呢？假如柳编是思想、是产品，那么柳条就是思考、是知识、是材料，而编织者、编织的方式就是思维。这个思维，与主体（编织者）的审美情趣、性格气质、习惯爱好大有关系。或者说，与主体（编织者）对真善美的认知能力、对真善美的情感体验、对真善美的实践能力大有关系。我想，这些内在的、气质性的、天赋上的品质与能力，就是思维这个维度的底蕴。

例如，审美情趣就决定思维方式。现代经济可以说就是审美经济，产品的流线型、黄金分割、民族元素、复古风格、奇异造型等等都在无声地表达着设计者的审美能力。性格气质也决定思维，甚至于企业也是有性格和气质的，那就是企业“一把手”、企业灵魂式人物的性格和气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文化就是“一把手”文化。习惯爱好也决定思维，所有的发明不仅源于实际功能需要，也来自发明者的个人喜好和偏爱。认知能力也决定思维，很多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认知能力却决定着每个人的获取意识与获取能力。情感体验也决定思维，从这一点来说思维就是记忆，而记忆永远是有选择的，所以思维也永远是有选择的。现在街上年轻人爱去的“陶吧”就是情感体验的产物。有一种饮料的广告词说“给你初恋般的感觉”。被毕加索称为“我们所有人的父亲”的塞尚之所以喜欢画苹果就是因为童年时左拉曾送过他一筐苹果。实践能力也决定思维，我的母亲动手能力很强，所以每次遇到困难，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不断地去尝试，与我那喜欢坐而论道的父亲在思维上就截然不同——事实上，他们俩的搭配是绝好的组合。品质与格调也决定思维，近代马一浮、南怀瑾读书惊人之多却少有著作（演讲集除外），是自律甚严，也是自视甚高的缘故，而卡夫卡甚至边写作边烧掉自己的文稿。想象力也决定思维，假设未来的飞机没有翅膀，那就是狂人的想象力。洞察力、预见力也决定思维，未雨绸缪总比亡羊补牢好。灵活性也决定思维，叛徒还可以再叛变回去。叛逆性也决定思维，离乡背井者往往先富起来过上好日子。欲望也决定思维，这大概是思维最大的底蕴。所有这些内在的、气质性的、天赋上的品质与能力，都是思维这个维度的底蕴。人的思维就是生理的、心理的、品格的、道德的、风范的、信仰的、经验的、学识的以及行为习惯的综合反映过程。思维创新的根本途径就是不断地改善上述的这些品质特征。

思维方式决定着人的一生都将去做什么样的事、人的一生都将怎样去做事。怎样使我们周围的一切物体都飘浮在空中？只要我们倒立去观察世界就可以做到。如果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因此，我们有理由永远从自身找原因。如果我们改变不了我们自身的知识与能力的现状，那就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坚信：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

为什么中华牌香烟在境内外有两种不同的包装盒？这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国内的包装很豪华精致，彰显的是身份、身价。国外的包装太吓人了，黄齿黑肺，惨不忍睹，直观地告诉消费者这几乎是毒品。两种思维的底蕴差异甚大，一为害，一为爱，高下立判。现在腋下的手术刀口为什么是S形而不再是传统的一字形？这又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字形代表只追求健康，保住命就行。S形是仿佛安装上了弹簧，让患者彻底病愈如初，追求的是恢复自由伸展的手臂，过高品质生活。这思维的底蕴又是爱。爱是最好的思维方式。

研究思维以及思维这个维度的底蕴，当前企业和个人都十分迫切。看问题的角度要比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怎样思考问题要比怎样解决问题更重要。德鲁克说：“当前社会不是一场技术革命，也不是一场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

据说企业家牛根生原是一个苦孩子，当年从乡下被卖到城里时仅值50元钱。他在伊利集团干过洗瓶工、车间主任、厂长、副总裁。2005年他将10亿元股份全部捐出。他曾说：“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现在很多人不怎么提他了，这又是我们中国人很不好的一种思维方式，不能够客观地历史地看待曾经的风云人物。李想，1981年出生，泡泡网CEO，掌控的资产过亿，高中文化。他小时候喜欢打电玩，很多父母怕孩子沉溺于打游戏而千方百计进行限制，他的父母却给他买了一台游戏机，并且陪他一起玩，与他交流心得。2000年他放弃高考去创业。我们看到，当下的成功模式，往往不是由知识来成就的，也不仅是由能力来成就的，而多半是由思维方式来成就的。

我曾看到过两份发人深省的名单：一份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另一份是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我相信即便是历史学家，都可能认不全第一份名单上的人物，可要知道他们都曾是历史上的状元。后一份名单，可谓妇孺皆知式的人物，可要知道他们全是当时的落第秀才。所以，我总结了四句话：第一句是比职位重要的是经历，强调经历，就是强调实践，经历是最好的教材，我们只能在做事中学会做事，主体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将被优化；第二句是比知识重要的是思维，思维就是思考的方式，而思考方式决定思考结果；第三句是比能力重要的是习惯，习惯是文化的最高形态；第四句是比习惯重要的是品格，品格是文化的全部基石。其实那第二份名单，细细研究开来，我们还会发现更多有关思维底蕴的妙味。思维是可以训练的

前面讲的都是对思维创新的前提性问题的认识，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彻底追问。后面展开来谈思维创新这个主题，主要是谈方法论。正如前面讲的：思维就是思考的维度，不断地改变这一维度的容量与结构，就是思维创新；思维创新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改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问题。既然思维是个习惯的问题，而习惯是养成的，所以思维是可以养成、可以训练的。后面我将重点介绍改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八个取径。另外，我将穿插讲到与创新，特别是与思维创新有关的一些特性方面的描述，比如前面讲到的条件性、初始性、科学性、应用性、“人文性”、相对性、功利性。虽然还有其他方面特性的描述，但不作为主要内容。

二、超前的思维

假如明天下雨，我们就会在明天出门的时候带上雨伞。假设就是对明天的叩问，就是对未知的探求。假设会带来验证性的、全新的行动。养成假设的习惯，人就会始终处在超前的思想和超前的行动状态当中。因此，我把这一个取径称为“超前的思维”。

这一取径要重点介绍，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思维训练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有些归纳性的语言可能讲得比较抽象，我尽量多用案例来说明。先讲对这个问题的概念性解释：所谓“养成假设的习惯”，就是在实际工作或生活中，经常地对未来提出假设——包括推翻旧的假设。下面我将几个主要观点与案例穿插进行讲解。

1．假设是创新的开始

创新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样的事情首先只能以假设的方式在头脑中出现。其思想基础——只能暂时借用“思想”这个词，一个是梦想，一个是恐惧。前者是希望某种事情发生，后者是害怕某种事情出现。比如，人类是先有了飞行的梦想、登月的梦想，才有了实现梦想的行动。可见，行动首先需要假设。可以说，梦想是假设之母，假设是创新之父，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自从人类有了飞翔的梦想，于是种种实现飞翔的假设便不断被创造和刷新：在希腊神话里，用蜡来粘贴羽毛被证明是不行的。有一幅著名的油画，描绘的就是伊卡鲁斯因为忘记警告太靠近太阳而融化掉了翅膀从天上掉进红海里的情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画中那些在海边劳作的人们对如此壮观的场面视若无睹。难道画家想以此表达对不切实际、缺乏科学性和应用性的创新不屑一顾吗？有时，荒唐的举动来自欲望的冲动，但这也正是创新的最初萌动。绝对的理性就是停滞和死亡。

时代发展到今天，人类过去很多的“荒唐”梦想都变为了现实。我们中国人早在《山海经》和《博物志》里就有记载：奇肱之国，其民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战国公输班的“木鸢”、晋时的“竹蜻蜓”，都有些飞机或螺旋桨的影子。在这里也体现出了中国人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人思维空灵，不拘泥于实物，不直接模仿，而是宏观把握精要。就如中国画与西方油画的不同一样，前者是写意，后者是写实。达·芬奇的遗稿里也有飞机样的草图。200多年前，英国人发明了无动力滑翔机，虽然还不是动力飞行，但毕竟体验到了飞行的快感。紧接着，法国人有了蒸汽动力飞机，尽管飞行距离和高度还很不够，但却实现了动力飞行。后来，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了以汽油内燃机为动力的初具现代特征的飞机。人类登月的梦想由中国的嫦娥服下仙丹奔月，到阿波罗飞船登月，也是经历了几千年。可见，随着人类假设水平的不断提高，梦想的实现才会更为接近完美。我们中国人的第一位飞行大师是冯如。他生于19世纪末的广东，少年时随亲戚远赴美国旧金山谋生。当得知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后，冯如决心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制造飞机，并得到当地华侨的赞助。他驾驶自己制造的飞机在奥克兰进行飞行表演获得成功，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关注。辛亥革命时期，冯如被广东革命军政府委任为飞行队长，后来在一次飞行表演中失事遇难。对冯如这样的飞行先驱者，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没有梦想，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就不会产生创造力，就不会有什么发展。没有假设，就不会有超前的思维，就不会有创新。至于因“恐惧”而做出的假设，保险业的各种险种就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这也是创新，是恐惧感带来的创新。随着社会的发展，保险这个行业还会出现新的假设带来的险种。比如西方就有人专为自己的鼻子之类上保险，将来出现为“念头”上保险的业务也说不定，我想那一定是非常有利于诞生创新的一个险种。梦想也好，恐惧也好，都属情感范畴。前面我也讲了创新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强调审美情趣、性格气质、习惯爱好、对真善美的认知能力、情感体验、实践能力。这些，也可以说是假设的底蕴——生发假设并决定假设的质量。

2．真正的智者善于超越知识局限提出假设

也许这样说有些抽象，或者让人感觉与我们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有些差距，但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在工作中常常深思的一个问题。

当年，毛泽东提出的对日战争“持久战”、“五年结束解放战争”等设想，这种假设直接导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略决策的形成、战术的运用和战局的走向。在当时，对日战争的速胜、必败、求和等等论调众说纷纭。毛泽东的持久战的观点鲜明而独特，高瞻远瞩，当时让很多人感到不解或震惊。应该说，没有深刻的洞察力，是提不出这样的假设的。持久战这个观点告诉人们：中国必胜，但要拿出耐心，进行韧性的战斗，要做出牺牲，抗战必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艰苦卓绝的战争。持久战的观点给当时的抗战军民以战胜日本的信心和耐心。我相信这至少在策略上是极其成功的。

到解放战争时，很多人看到国民党力量的强大，认为也将是一场持久战。只有毛泽东，洞察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及消长，大胆地提出“用五年时间打败蒋介石”。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三年就结束了战争。东北野战军艰苦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之后，整个战局立变，可以说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横扫千军。那时候，据说斯大林提出过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建议，而毛泽东在一首大气磅礴的诗中写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都是预见，是洞察，是假设。

毛泽东可以说是位假设大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个假设，带来的是我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智慧与信心。“枪杆子里出政权”，也是个假设，带来的是武装斗争的方式和武装斗争的能力。再比如比尔·盖茨，他曾提出“未来家家会拥有机器人”的预言。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几千年的梦想，古希腊的冶炼之神打造过一个黄金机器人，达·芬奇留下的草稿中也有一个机器人。未来的产业，始于今天的准备，而先行者都受启于假设。

一切现有知识，都是过去时的东西。所以，现有知识有很强的局限性。不管一个人的知识多么丰富，他的局限性都是很大的。甚至是知识越多，局限性越大。伏尔泰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他说：“有学问的傻瓜，要远比无知的傻瓜还要愚蠢。”过去，我们说“无知的人才迷信”。其实，“有知”的人更迷信——迷信他的“知”。已知与未知，从来是成正比的。这好比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所比喻的“圆圈”，已知是圈内，未知是圈外，已知越多则未知越广。有人说“无知者无畏”，这是因为他所知甚少，才不知道怕什么，这只能叫莽夫。假若有知者无畏，这才是可敬的人，是真正心灵强大的勇者。已知永远无法考证未知。只有假说才更为接近未知。所以，真正伟大的假说甚至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证明这一假说的所有理论或方法都只属于现有知识范畴，而现有知识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或者说，假设总是属于“圆圈”之外的范畴，一旦被证实则即成为“圆圈”之内的知识。人类的“圆圈”总是被假设牵引得越来越大，并且这个速度在加快。这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大爆炸”。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话本来挺好，可后一句不对劲了：“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好在他的“殆矣”，并没有吓退或妨碍人类向自由王国的挺进。未知越多，才是好事，这反证人类获得的已知就越多。已知愈多，人类才更为自由。

真正的智者，不是知识最丰富的人，而是那些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前瞻力的人，是那些对未知领域有着强烈好奇心的人，是善于超越知识局限对未来提出假设的人。而这样的假设一经提出，反过来必将大大推动知识的丰富和理论的进步。天才的假设就是理论——只是需要时间来证明。我想，如果一个人知识很丰富，只能说他博学，不能称他为智者。智者应该是那些勇于并能够凭借超人的洞察力、卓越的前瞻力、强烈的好奇心为未来创造知识的人。没有潘钟祥的“陆相生油”假说对传统的“海相生油”理论的挑战，就不会有我们的大庆油田。中国有个成语叫“沧海桑田”，冥冥中似在印证古人的智慧。创造知识远比学习知识重要。比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很大程度上不是依据现有知识，而是凭借良好的直觉和大胆的猜测。正如牛顿所说：“没有大胆的猜测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甚至作为哲学家的康德还提出了“星云假设”。当然自古哲学家都有懂天文的传统，这并不奇怪。哲学本身就是想象的学问，而宇宙总是给人最广阔的想象空间。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在夜里躺在草地上痴看满天的星斗，引发了无穷无尽的想象。

现实中，我们很少看到专家治国的楷模，也很少看到专家治企的典范，很多时候看到的却是“外行领导内行”的成功案例。为什么？学识不等于智慧。智慧的要害是独立思考，要有超人的洞察力、卓越的前瞻力、强烈的好奇心。智慧的核心是决策与应用，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专家来给智者打工倒是最合适的。好比现在的IT界，科班出身的多在给外行打工。什么是现今中国最稀缺的资源？人才。高素质的人才，尤其是那些被称为企业家的那种人才。企业家是现今中国最稀缺的资源。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智慧，而不是因为有知识。就是说，我们并不缺少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瑞士的年轻人大多是职业学校毕业的，但这一点都不妨碍瑞士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较量中名列前茅。我们真正缺少的是像张瑞敏、李书福那样知识虽然不够丰富但是有智慧、有胆识、能成事的企业家。余世维说：“我读博士，是为了虚荣，唬一唬研究生可以，别的没什么用。可在中国，这个头衔似乎很管用。”

3．提出假设的能力就是创新能力

尖端技术、尖端科学从来就是假设的天下——不仅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没有假设，就没有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新的假设或推翻旧的假设的能力就是创新能力。我们不难发现，在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创新大多是建立在天才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列宁早在1915年就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这就是一个超越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睿智的、大胆的、有效的假设，并最终被俄国的十月革命所证实。列宁的假设，来自理论创新的勇气和对俄国社会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大势的深刻观察。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柏拉图的《理想国》、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一种政治空想。这些都是假设这一方法在建国上、政治上取得的思想成果。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假设在科学上、在企业管理上取得的辉煌胜利。空想，不是事实，却极为接近“真实”和真理，其价值难以估量——原创的价值不尽在于其正确性。自古以来，空想作为一种思考方法，十分管用。空想就是一种思想“图像”，虽然并不存在，却并不与现实存在过多冲突。中国人的骄傲陈景润，主攻的领域就是“哥德巴赫猜想”——一个伟大的猜想，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陈景润为这个猜想献出了全部精力。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由不可分的“原子”构成，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伟大的假设。哥白尼的“日心说”更是推翻了神学意义上的“地心说”假设，这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创新。因为“地心说”在西方统治了一千多年，是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支柱。所以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哥白尼的伟大贡献，说：“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前进。”

4．思维创新需要勇气和想象力

现在我们知道，原子并不是不可分的。哥白尼的“日心说”当然也是错误的，但相对于“地心说”来讲是个很大的进步，是相对正确的。其反宗教神学的现实意义更是难以估量，史称“哥白尼革命”，这已经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前面讲过创新的相对性问题，现在又讲“相对正确”，这是创新的相对性另一个方面的含义。乔尔丹诺·布鲁诺由于执著地信奉和宣传哥白尼学说，被囚禁了八年之后在罗马被天主教会烧死，成为献身科学假说的世界第一人。科学需要执著精神，而执著精神需要有一种宗教式的情感。其实，布鲁诺本人也以超人的预见能力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在那个年代，他就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认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以至他的卓越思想使得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感到茫然和惊愕，甚至连开普勒在阅读布鲁诺的著作时也感到一阵阵眩晕，无法接受。布鲁诺曾对教会当局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宣读判决时的恐惧心理，比我走向火堆还要大得多。”可见，勇气不仅能够创新理论，还能使人坚持真理，能够产生足以战胜一切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

勇气可以产生三种力量：物质力量、精神力量、科学思维的力量。李广射“虎”，箭头深深嵌入石头。有一位外国老太太，当丈夫被狮子咬住的时候，她随手捡起一根木棍冲上来与狮子搏斗，硬是将狮子打跑，棍子都打折了，这就是勇气的物质力量。我有个邻居，是一位老人，修自行车的，没什么文化，脑子里没多少知识，当然也就没什么思维框框，患了癌症，却非常乐观，很有一种劳动人民的朴素的气质和大无畏的气魄，不把癌症当回事儿，配合化疗，整天乐呵呵的，一直到现在都还快乐地活着，这就是勇气的精神力量。北京有个抗癌协会，是民间组织——国际上也有很多类似的组织，这些人对现代医学已经绝望，决定以人自身的智慧及潜能向癌症挑战。他们风雨无阻地组织登山、安排拉练，结果这伙人都比躺在医院里的癌症患者能活，且活得精彩。我们看到，勇气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惊人的。

其实，精神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活动。因为精神活动的介质就是物质——大脑。大脑就是物质的。大脑的活动就是物质的活动。所以，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即物质。精神是物质的最高表现形态。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就是精神活动的物质体现。古人说“笑一笑，十年少”、“怒伤肝”，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据说人在盛怒时呼出的气体是有毒的，提炼出来是粉红色的物质，注射到小白鼠身上会杀死小白鼠。

我们再看看勇气所产生的科学思维的力量有多么惊人。据说有个美国人，立志要“用80美元周游世界”，为此他制订了一整套实施计划，如设法领取一份可以上船当海员的文件、去警署申领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取得美国青年会的会籍、考取一个国际驾驶执照、找来一套世界地图、与一家大公司签订一份为其提供所经国家和地区的土壤样品的合同、同一家航空公司签订一份为其拍摄宣传照片的免费搭机协议等等。这就是勇气带来的科学思维的力量。一般来讲，勇气带来的那种科学思维的力量，常人往往预见不到，也不擅使用。

思维创新更多的不是需要知识，而是需要想象力。当代天文学界一位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霍金，他提出的黑洞能发射辐射（现在叫“霍金辐射”）的预言现在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天才假说，现在人们对霍金的想象力仍寄予极大期望。他的《时间简史》就是超越了一切现有知识的想象力的杰作，这本书被称为“外文版本的《道德经》”。在霍金之前的物理学家兼哲学家玻尔创立了“互补哲学”并解释了“波粒二重性”。据说当他读了老子的《道德经》之后，大受震撼，因此在丹麦皇家颁发给他荣誉证书时说：“我不是理论的创立者，我只是个得‘道’者。”而且要求把太极图作为荣誉证书的背景图。

有学者说：创新首先需要知识结构的更新。我要说：创新首先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因为我在前面说过：知识，还有经验，是属于思考力的范畴，而不属于思维方式的范畴。所以笛卡儿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培根说：“一切知识不过是记忆。”光靠记忆人类怎么能继续生存和发展？我相信，缺乏想象力的人，别说做事，做梦都不会精彩。还有德国的魏格纳1912年提出的大陆漂移假说，在当时被认为是荒谬的，因为在这以前，人们一直认为七大洲、四大洋是固定不变的。为了进一步寻找大陆漂移的证据，魏格纳只身前往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探险考察，在他50岁生日的那一天，不幸遇难。但他的大陆漂移假说，现在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据说欧洲和非洲至今还在不断接近当中。应该说，正是这一伟大的科学假说，以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板块学说，才使人类重新认识了地球。我们不难看出：魏格纳不仅有想象力，还有勇气，更善于观察。

历史上，能够提出非凡假设的人，往往不是最初即是学这个专业的人士。可以这样解释这个现象：思维创新更多的不是需要知识（因为知识等同于局限），而是需要想象力。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我们能想象出“白雪公主与七个少林和尚”这样的创意吗？据说迪士尼影业公司要改编这部电影。有时在名称上做文章尤其重要，而这需要想象力。前几年有本书挺火，书名起得很好，叫《人体使用手册》，内容当然无外乎是讲健康，讲保健，讲如何调动人体自身智慧与机能，与古人所说的“大医治未病”是一个道理，讲的是自然医学。可是，书名如果叫什么“保健”之类，就不会那么吸引人。有人戏说，《水浒传》按照今天的商业炒作模式，可以翻译成《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黑格尔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这是创新的艺术性的特征。哥白尼最初是学法律的，获得过教会法规博士学位，出版过数学、经济学专著。1517年，哥白尼总结了货币量化理论，成为当今经济学的重要基础之一。1519年，哥白尼在格雷欣之前总结出了劣币驱逐良币理论的前身。这一理论的普适性很强，可以引用到社会学领域——低俗文化会在市场中驱逐高雅文化。哥白尼当过牧师，还是一位不错的医生。当然他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当条顿骑士团疯狂侵略波兰时，他挺身出征，保卫自己的祖国。布鲁诺早年则是在修道院学习经院哲学，在法国图卢兹的一所大学任过哲学教师，后来钻研记忆术、鲁尔艺术和巫术（魔幻术、炼金术、占星术）。魏格纳则首先是个气象学家，早年甚至只是个普通的军人。至于霍金，他曾先后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并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许从哥白尼、布鲁诺、魏格纳、霍金的经历来说，他们的想象力与他们自身的英雄气质不无关系。

另外还可以列举几位重量级人物的知识背景来说明专业与成就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早年是纽约一家夜总会的萨克斯乐手。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于1936年他21岁的时候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他那位大名鼎鼎的、曾经挽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师凯恩斯则是位花花公子、情场高手加诗人（当然擅写情诗）。原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早年是位法学学士，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同时是个大提琴手，还参加过奥运会击剑比赛。还有尼采，原是学语言学的，上大学的时候就被老师评价为是“德国一流的语言学家”。尼采的书其实只是笔记，而且是他妹妹在他去世后整理出版的——前面讲的“述而不作”的大人物还要加上尼采一个。所以，专业给予人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素养、气质和深度，而这正是思维的底蕴。

5．搞经济、搞企业管理尤其离不开假设

14世纪，在现今比利时一带，一位肥胖的国王被发动政变的弟弟囚禁在一个有门有窗的房间里，获得自由的条件是他只要能从这些正常的门窗走出去。可是，面对弟弟每天送来的美食，这位国王的体重不减反增，在这个敞开门窗的房间里一直关了十年，直至最后病死。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很多时候，关押人的囚笼，不是那有形的墙壁，而是人性的弱点。这位国王的弟弟就是假设他的哥哥克服不了自身贪吃的弱点，才提出了一个看上去宽宏大量的获得自由的条件，结果达到了自己要囚禁哥哥一生的目的。我们搞企业管理、搞经济工作，尤其离不开假设。譬如人性假设，就是搞企业绕不开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企业管理的意义上开展对人性的研究，我们起步还比较晚。甚至可以说，对国企来讲还尚未真正起步——特别是在应用性的研究方面。

作为管理者，我们应该知道西方管理理论中关于人性的一些基本假设。至少在经济史上，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假设应该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人性是利己的”假设，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理性人假设”。从这一点来说，亚当·斯密应该是博弈论的始祖。他正是基于这一假设才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一影响深远的“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创新理论。亚当·斯密是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出这一假设的，他认为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无形中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他说：“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并不关心社会利益，他也不知道社会利益为何物。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得他增进了社会利益。这样所达到的社会利益，比人们去追求社会利益的时候还要大。”也就是说，当人们出于利己的目的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时候，往往客观上不得不给他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利己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大于利他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利他只是利己的手段。所以说，市场经济更符合人性，以致渐渐形成这样一个理念：成为富人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

当然，利己不纯粹是以获取物质利益为目的的经济行为。利己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一种感觉、一种幸福观的折射。比如父母为子女付出，全无所求，不计代价，苦中作乐。这个“苦”，似乎是在利他。其实后面那个“乐”，正是利己——获得了满足感和幸福感。

其实，我觉得，利他也是人的本性。如果人性中没有利他，人类就等同于低等动物，人类的文明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光辉灿烂。事实上，我们所谓的低等动物也广泛地存在利他的行为。高尔基说：“爱孩子，这是母鸡们也会做的事情。”但利己与利他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有时出于利己的目的，客观上往往会助人；而有时出于利他的目的，客观上往往会害人。这样的例子，生活中不胜枚举。

其实，讨论人性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或者说事实上人性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据什么样的假设做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自从亚当·斯密揭示了“人性是利己的”这一秘密之后，西方后世学者便将人性假说作为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提出“群氓假设”，即社会由“一群一群的无组织的个人所组成”，并以一种“计算利弊的方式”为个人的利益而行动。从这一假设出发，必然的结论是对这些“群氓”只能运用绝对的“集中权力”来统治和管理。20世纪初，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管理学家泰勒把“经济人”假设应用到企业管理并建立了科学管理理论，人性假设就成为系统的管理学理论不可缺少的理论假说。其实泰勒所谓的“经济人”的概念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个人利益的追逐者”。所以，搞企业管理离不开假设。因为管理的第一对象是人，搞管理就离不开人性假设。这同操纵和使用设备之前，首先要了解设备的性能或功能一样。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管理就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失败的假设——尽管是一个听起来很美好的假设。儒家思想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以来，维系封建制度的“重农抑商”思想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机器发明更是被称为“奇技淫巧”，什么“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更是从群体意识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开辟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时代，而这个时代永远不会结束。1933年提出的“社会人”假设则是后来的梅奥对管理科学的重要贡献，这个假设肯定了人的社会属性，为建立行为科学奠定了基础。1943年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论对人性研究也有很大的贡献，在他的理论中“自我实现人”代表人的最高级需求，人的实现价值的欲望被揭示并被高度肯定。1960年麦格雷戈提出的“X理论—Y理论”对人性进行了归结分类，对人性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进行了假设，其中Y理论就是基于“自我实现人”假设。丰田公司就是运用“Y理论”在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理论的代表口号是“工作即娱乐”。1965年，埃德加·沙因在《组织心理学》中对人性进行了归类并提出了四种人性假设：“理性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其中“复杂人”假设被称为“超Y理论”。“超Y理论”具有“权变”的性质，是指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况，“选择或交替使用X、Y理论”。这种理论是要求将“工作、组织、个人”三者做最佳的配合。1970年，约翰·莫尔斯和杰伊·洛希发表的《超Y理论》继续对前述人性研究做了总结，其阐述的“复杂人”的观点揭示了人的多维结构上的多面性。可以说，正是对人性的层层揭示和多面展示，才引导着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使得其流派众多、精彩纷呈。20世纪80年代初迪尔和肯尼迪又提出了“文化人”的观点，进一步对人性进行了揭示和阐述：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于文化的层层叠加、累积和变异，人的未来是不可知的。80年代后期，又有前面提到的“理性人”假说，即人的最优选择或许更加趋于理性——博弈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一假说基础之上的。更有人提出了“多维博弈人性假说”，认为人性表现具有多维性，在特定的管理场合中能够进行行为取向的调整。

回顾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人性假说是任何系统的管理学理论都无法回避的，而且各种管理理论也都选择了不同的人性假设作为理论基础。现在又有人提出，文化管理的人性假说是“观念人”假设(或称“自动人”假设)——人的行为受其观念的巨大影响。“观念人”假设强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基本的观念体系对人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过影响和改变这些观念就可以深入持久地影响和改变人的行为。我始终认为，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观对企业管理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文化管理的核心就在于塑造共同的价值观，或实施基于价值观的管理。1996年的八国里昂会议上，一些专家们的看法是：“谈管理，就要研究人在劳动中的表现，而人的表现一般来说取决于以下三个重要因素：心理状态、信念和利益。”“观念人”假设与文化管理的核心思想完全契合，因而正是文化管理理论的人性假说。“观念人”假设告诉我们：要重视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思想观念因素的影响，把塑造共同价值观作为管理工作的基石。人性是依据现实条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企业管理的人性假设将是没有尽头的。何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甚至不同企业呈现出来的人性必然是多样性的特征。所以，管理也必然是依据不同的人性假设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或者说，假设的意义不在于正确，而在于适用。

其实，一切产品，皆依人性而设计。当然，宠物们用的产品要依据各自的动物本性而设计。人分男女，男用产品与女用产品大有不同。现在看，女性产品的市场更为广阔，这源于女性的心理弱点，当然也可以说女性更爱美。女性的行为心理偏向恐惧、胆小、缺少安全感，要挣她们的钱，首先得吓唬她们。现在恶俗小广告铺天盖地的都是宣扬这类的产品：无非是肥胖者要快速瘦身、有缺陷者要立竿见影美容之类。那些肥胖和缺陷的镜头看多了，女性自然就怕了，怕自己也变成那样子。女性的思维方式与男性迥然不同，女性是偏感性的动物，世界上每14位数学家中只有一位是女性。生产女性用品，要考虑到女性的这些心理特征。譬如，通常女性会嫉恨丈夫喜欢玩的东西——棋、鸟、武器。为什么？因为女性会认为自己在男人眼里不如那些东西重要。这种思维方式是潜意识里的，也是很奇怪的，更是很独特的。又比如，女性喜欢男性在纪念日送鲜花、首饰之类的礼物，所以商家大可以做这方面的文章。人性中都有自我保护意识。比如，男性中喜欢偶像剧《流星花园》中的F4的很少，这不奇怪——嫉妒他们的帅而有钱，又可以经常“泡妞儿”。其实本来这样的电视剧开发出来就是给少女们看的，所以不喜欢F4的少女很少，少女们潜意识里都在与其中的某一个谈恋爱。同样道理，女性中喜欢演员张柏芝的很少，喜欢张曼玉的比较多。因为觉得张柏芝个性张扬且美不可及，潜意识里就嫉妒，于是自我保护意识被调动起来了，甚至有少女说她丑。她们觉得张曼玉那种韵味的美尚可接近或努一下力也能部分地达到。这些都是心理倾向导致出来的思维方式。所以还是那句话，搞经济，不研究人性不行。

再比如，人又分老少，小孩子的钱好赚，多半因为父母的望子成龙等心理。老年人的钱很难赚，菜贩子一定这么认为，但搞健康理疗的人却不一定这么认为。前几天看报，有一位老年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老了老了非要买一张上万元的理疗床，家人怎么劝都劝不住。商家的办法恰恰是利用了老年人爱占便宜的弱点，免费做理疗，边做边“洗脑”，老年人排队做免费理疗都排到大街上了，于是店面一派繁荣景象，久而久之，老人们则纷纷掏腰包矣。为什么很多人爱穿牛仔裤？一是穿起来无分贵贱，二是穿起来耐脏耐磨，三是穿起来随意、轻便、休闲且有活力（以至于有些人上了岁数更爱穿）。这些都是人性的特点，牛仔裤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这些需求。

我们常说“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话不一定正确，大可商榷。为什么呢？经济规律，背后就是人的规律。人的规律就是人性的规律。怎么能说经济规律是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客观存在呢？离开人，经济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规律就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反映的就是人性的规律。

6．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继续前面的话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我们大庆油田的真正优势究竟是什么？我想，所谓优势，从来都是人的优势。人的优势，归根结蒂是人的精神的优势。原子弹不是打赢战争的根本力量，而是一批制造原子弹的人。“两弹一星”的卓绝背景更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设备、技术、资金、市场份额都不是大庆油田真正的优势——尽管我们在这些方面是有优势的。我们的真正优势、核心优势，就是我们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事实上，在大庆油田的会战年代，像王铁人这样的工人有一大批。我经常这样想：目前我们的企业太需要，或者说太缺少像王进喜这样的人了。有个德国人这样评价我们：“中国有很多人口，但人才不多。而在这有限的人才中，品德好的更有限。”我认为，对企业来讲，“有用”是人才最大的特征，而责任感，是人才最核心的内涵。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受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很了不起的一种精神，是很有我们民族特点的一种精神，是很耐人寻味的一种精神，是对全世界、全人类形成贡献的一种精神。一方面，市场经济更需要“三老四严”。另一方面，大庆精神也需要市场经济的检验。

我们现在学习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学什么？不是学文本。是学习文本产生的过程，是学习为什么在当时那样的条件和环境下，能够迸发出那样空前的、强大的创造力，源源不断地生发出那种原始创新力。当时的会战在道德层面解决了很多问题——解决了全体会战人员的价值观问题；在方法层面解决了大量问题——创生出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两个成果是惊人的。如果说世界强国有什么惧怕我们的，正是这一点。合众国际社记者罗伯特·克雷布在《王进喜式人物正在使中国前进》一文中写道：“尼克松之所以要访问北京，多半是由于王进喜以及像他那样的中国人。”美国总统为什么如此重视一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并没有过时，过时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善于解决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过时的表现。于是我们总想回过头去找答案，“王进喜们”当年是回过头去找答案的吗？实干永远是最好的办法。对此王铁人说得好：“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其实，我们现在与会战时期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思想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等。如果说有差别，只是条件不同而已。但是，我们现在缺少像会战时期那样有效的手段，不善于在目前的条件下，创生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精神与企业文化。我想，今后，要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作为大庆油田各个层面培训的“必修课”，要以“内训”的形式广泛地进行应用性的开发，要进行“活化”教育，要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中得到启示，创造性地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总之，我们有责任经营好大庆的优良传统。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宣传和灌输，也应该是持续不断的。

记忆会代替思想，这就是洗脑之法。一种记忆可以冲淡另一种记忆。记忆的特点是重复性、愉悦性、暗示性。要解决思想问题，就不能不在记忆上下功夫。这就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形式之重要，也即在于此，要入耳（比如音乐）、入脑（比如道理）、入心（比如情感）。所以我常讲，要创新培训方式。最好的工作方式是学习，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工作。我们要很好地研究学习的方式、工作的方式，把形式的优势发挥出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最有价值的本土资源，也是我们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最大优势。

国有特大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国家的“经济柱石”。履行好“三大责任”（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需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其中的滋味和苦衷，是私企老板们所体察不到的。在这样一个企业，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实行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文化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张瑞敏说：“海尔的企业文化是海尔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是否也应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看作是我们这个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呢？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讲企业文化，其实，企业文化不是文化人写出来的，而是实干家干出来的。听实干家讲企业文化，才有更强烈的感受，才有更突出的效果。很多企业用几个文化人“编写”出来的《企业文化手册》，印出一大堆发到员工手里，其实并没有几个人真的认真去看，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7．假设的运用及意义

从前述各派管理理论的发展中，我们不难看出理论假设的威力有多么巨大。托马斯·费里德里曼说：“世界是平的。”这也是个假设。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必定抵挡不了全球化的浪潮，他说：“当世界变平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也被铲平了！”我要说：“世界是不平的，并且永远不会平。”古人说：“不平则鸣。”“平”了就没声音了。而事实上，世界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经济越是全球化，世界越是不平。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将与个性化的国家政治、差异化的民族文化产生撞击。那时世界会更热闹，或游行，或动荡，或战争，反过来也许会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前面讲过，世界是基于变而应变、而求变的。要时刻关注变化，必须提前去假设变化、引领变化。为了使我们搞企业的人更直接地感受到假设的巨大作用，我在这里想引用一下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在他90多岁高龄所著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1999年出版）一书中提出的令人惊异的假设。他说：“事实上，日本和所有南欧国家，都将在21世纪结束时走向集体自杀。”因为所有发达国家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以至于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必须推迟到“79岁左右”，而“现代世界上所有的机构，特别是企业，至少在近200年来，都假设人口会不断增加”。而这无疑是个过时的、极为错误的假设。德鲁克说：“从今以后，发达国家所有的机构必须将战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假设上，那就是人口将不断萎缩，特别是年轻人口。”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在悄悄步入衰退，这要引起我们决策层足够的警惕才行，否则将“负债”累累。德鲁克甚至认为：“未来二三十年，人口结构将会左右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局势。政治不可避免地将要波涛汹涌。没有一个国家对此做了十足的准备。”如果说老龄化问题带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话，那么养老金问题可能将深刻改变公司治理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企业为谁的利益而经营？为员工、股东，还是为那些准备为自己攒点养老钱的人？现在全球资本市场有1／3的钱是养老金。那些替将来要退休的人投资的机构至少持有美国上市公司40％的股权，而在大型公司里的股权可能超过60％。同样，他们还拥有其他发达国家公司的股权。而这些持股人更看中的是二三十年后的经济收益，而不是短期收益。德鲁克说：“这是一场看不见的革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非凡前瞻性和洞察力的假设可以使企业提前进行科学的战略决策，以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

处在信息时代的企业特别是我们国有企业，必须将更新、更多的信息作为补充材料并以此为基础来提出新的假设，以应付变幻莫测的形势。这样才能更好地洞察和把握未来的发展走向，才能占得先机和赢得未来。相反，如果不能从过时的假设中走出来，企业必然会走向死亡。当然，德鲁克的假设是不会成为现实的。目前一些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德国和俄罗斯。虽然德鲁克的假设不会成为现实，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假设就失去了意义。事实上，德鲁克的假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鲁克还说过：“管理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它只是实践。”这使我想起北大教授刘文忻的一句话：“经济学更推崇和相信直觉。”这两句话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恰恰相反。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是完全契合的两种表述。一方面，企业的事情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就是一个实践、实践、再实践的问题，总结出来的艺术性、科学性没有太多的普遍意义，并且很快就会过时。另一方面，经济活动更是瞬息万变的，离不开天才的想象与直觉。后面我还会讲到这个问题。假设的下意识应用

假设的应用是这么重要。也许我们觉得这很难在实际工作中去运用，那是因为我们很少想到去运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中已经下意识地应用了假设。比如说，制度的前提是什么？其实是存在一个“无赖假设”的，即把制度所发生作用的对象假想为无赖。这就是下意识的应用。我们企业所有的制度，有意无意地都遵循了这样的无赖假设。制度如果约束不了坏人，只能约束好人，就是不好的制度。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不讲道理的道理。前一个道理是小道理，后一个道理是大道理。也就是说，制度就是不讲小道理的大道理。再比如对搞物业管理工作的，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假设？我说应该有个幸福假设，即假设人们是永远追求幸福生活的，是追求舒适、干净、整洁的环境的，是追求绿化、美化、亮化的，是追求完美服务的，这样的假设是不会有错的。那么，也可以进一步做出假设：小区的居民对物业服务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根据这个假设，那么至少我们的工作心态、工作方针和工作方式都会有一个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方向。再比如，对我们从事干部管理工作的人来讲，某些时候还需要一个亲人假设，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干部，这样就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谅宥、多一份关爱、多一份帮助、多一份耐心。还有，通常我们总要在做事之前做最坏的假设，并据此做出预案。比如安全预案等，都是假设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假如我们的会场失火了，怎么办？或者闯进了一名手舞菜刀的精神病患者，怎么办？这样的设想，就是假设，依据这样的假设制定的预案就是创新。假设的水平往往决定工作的水平

据说英格兰足球队有一个球员，投掷边线球十分出色。经专家分析，他的投掷角度并非是物理学定律初速度45度的最佳角度，而是30度。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假设上出了问题。因为人体结构对这一定律有一个修订值但被大多数的球员所忽视了。当年，美国兰德公司预测“中国将出兵朝鲜”，这是一个经典的假设案例。可惜美国政府没有购买这个假设。否则，历史就要改写，中、美、朝就不需要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了。兰德公司是20世纪5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的一家决策咨询公司，“兰德”的意思是“研究和发展”，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颇负盛名，以擅长介入政府决策名扬天下。当时二战刚结束，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状态，为了在战略上取得优势，杜鲁门政府欲出兵朝鲜，但对中国是否出兵一直难以判断。兰德公司对美国出兵朝鲜，中国将会采取怎样的战略进行了决策分析，向美国政府索要巨额咨询费。美国政府不愿为“中国将出兵朝鲜”这几个字付出高昂的咨询费。结果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以志愿军的形式出兵了，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了三年多的浴血奋战。后来美国远东军司令长官麦克阿瑟将军讽刺美国政府说：不愿花一架战斗机的价钱，却付出了数艘航空母舰的代价和几十万军人的生命打了这场预先可以避免的战争。据说朝鲜战争结束30年后，美国政府从兰德公司手中花重金买下了整套咨询报告。但不得不承认，美国对南联盟的假设是极其成功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准确的假设，使对手们在很多方面措手不及、弱势尽显。现代咨询业与专业预测机构的兴起，可以说是假设的改版和升级。

再比较一下我们与美国的假设习惯。我们每次开“两会”，都是假设所有的文件是最好的，然后展开讨论，自然绝大多数是欢迎的、赞同的声音，代表们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个个热血沸腾、热情洋溢、信誓旦旦。回去后面对现实会怎么样呢？美国的总统国情咨文，却是被公众假设成是有问题的，因此总是遭到批评，然而在一片质疑当中却不断得到完善。两种不同的假设习惯当然将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给大家出个测试题：某人从某地出发，向南走1000米，再向东走1000米，然后向北走1000米，他会走到哪里呢？如果我说他回到了出发点，你相信吗？这就是个假设的问题。我们如果假设他是从北极点出发的，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将某一假设作为目标会迅速带动全面创新

三星公司在面临危机时曾大胆提出：“三星的手提电脑要比索尼的薄一厘米。”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完成这个任务却意味着不仅将彻底扭转危局，甚至会跃居亚洲电子“老大”的位置。提出“一厘米”的假设，一场全面创新的战役就此打响了。三星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一飞冲天。我想，目标甚至可以不是为了达到而确立的，而是为了在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实现追求状态的最佳化而确立的。如果这样去确立目标，那么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将会发生。养成了假设的习惯，创新的能力就会提高

提出假设，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养成了假设的习惯，假设的能力自然就会提高，那么创新的能力、工作的水平也就提高了。这里，我着重解释一下“习惯”这个词，以及为什么强调说要养成假设的习惯。“勉强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这句话很重要。比如，人人都知道健康很重要，但很少有人能够持之以恒地形成良好的饮食起居习惯。在一次参加安全会议的时候，我讲过这样一段话：“工作流程要变成动作习惯。理念要变成行为习惯。总结要成为思维习惯。求甚解要成为思维习惯。习惯要靠养成。点滴积累成习惯。优秀其实是一种习惯。竞争，就是体现在习惯上的竞争。习惯即文化。或者说，文化是习惯的背景，习惯是文化的主角。超一流企业做文化，超一流企业比习惯。养成习惯是痛苦的。痛苦之后是快乐的。痛快痛快，先痛后快。”养成好的习惯，的确很重要。习惯是什么？其实，习惯就是文化。文化又是什么？文化就是行为的积累。两匹马屁股的宽度等于马车的间距，等于电车间距，等于铁轨间距，等于美国火箭推进器宽度，等于罗马战车间距，谁能说清是为什么？这个文化形成的过程是复杂的，是传承下来的，也是合理的。

我们说有的企业是创新型的企业，那么，首先是因为这个企业有一个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的习惯，有一个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的文化。我们很多管理者，其实有意无意中正在扮演扼杀公司员工思维创新潜能的角色。好的管理者，要努力建设并形成一个可充分激发员工进行创造性思维、充分开启每名员工智慧潜能的优良企业文化氛围。领导者的责任，就是释放下属的能量。企业的每一名员工，都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比如，随时将自己头脑中闪现的想法记录下来，日积月累积攒下来就意味着创造性素材在潜移默化地增长，往往在这些生机勃勃的创意、“杂草式”的构思和异想天开的奇思妙想中，就孕育着创新。纸条、小本子、手机录音、电话留言，都是记录的好载体。领导者则要对思维创新者所表现出来的古怪行为付出宽容和忍耐。再比如，对司空见惯的老构思、老套路，也要不断地赋予新意，使老构思、老套路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焕发生机。这样做，很多时候比我们重起炉灶去进行全新的探索更为节省成本，也更为快捷有效。我们总要在错误的发音中学会语言，也同样总要在将杂草丛生的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学会创新。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愿意将心中的构思表达出来，并愿意付诸实践。

科学是什么？科学的本质乃是人类的好奇心。或者说，科学乃是大自然对人类好奇心的一种回馈。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人类在惊奇后的思考。问题是，面对星空我们要深深地感觉惊奇。好奇心就是创新的内在动力。保持好奇心，就是保持创造力。创新无处不在，创新不分大小。我们每个人都要试着去当发现者、发明者、创新者、创造者。如果认为自己不是创新那块料，那么原来所具有的创造性潜能将慢慢丧失掉。

我们常说，思想决定行为。可要知道：习惯就是行为的积累，习惯性的行为将形成或改变性格，而性格决定命运，所以应该说习惯决定命运。好的习惯就是一种修养。修养重于学识。当年，苏联准备发射第一艘载人航天器，组织了一批宇航员参观宇宙飞船。其他宇航员都是穿着鞋子走进座舱，只有加加林脱掉了鞋子，穿着袜子小心翼翼地进入飞船。最终，加加林被选中，成为苏联飞天第一人。素养、品格和好的习惯确实是最好的通行证。不同的假设会形成不同的工作方式与重心

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假设。其实，我们也可以据此进一步做出假设：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选用机制的竞争。这个假设无疑也是成立的，并能使我们的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人才不是凭空产生的，人才选用机制显得更为重要。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人才，没有看到人才的培养、选拔和管理机制。甚至我们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竞争。这个假设更为具体，更为实际。人才机制是哪里来的？人力资源部无疑是个关键所在。基于这样的假设，就会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有一个全盘把握。再往下推演，可以说，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人力资源部经理之间的竞争。越往下的推演越具体。各企业人力资源工作水平之间的竞争，取决于人力资源部经理的认知水平和实践水平——对国企而言，更取决于他的价值观。这个假设还包含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作为企业的一名人力资源部经理，不仅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足够，而且还要有正向影响“一把手”的能力，也就是具有说服本企业老总的能力。说服能力不够，政策再好也推行不了，就做不成事情。说服不了老总，人力资源部经理是有责任的，甚至是不合格的。而且人力资源部经理还要有很强的明断力，能够从下属那里获得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这又是个分辨力的问题。所以，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含量（内涵与外延）应该是相当大的。

不同的假设带来的巨变是：整个工作方式都产生了变化，整个“打法儿”都变了。当年周恩来曾指出：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可以说是一种假设。在计划经济年代，就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有效的假设。再比如，假如我们会场突然停电了，怎么办？假如我们用于播放幻灯片的电脑坏了，怎么办？事先我们有没有预案？事先有没有像飞机多备用几个发动机一样多备用几台设备？这就是个工作水平的问题，这些都是基于假设做出的。当年邓小平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一个人大报告，五千字就管用了，这在今天是个奇迹。这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思想的问题。想想看，五千字就应该管用。这就是一个假设，假设五千字就能解决问题。从“写材料”的思维来看，是不可能的。但在伟人那里看，五千字足够了。老子的《道德经》就是五千言。《孙子兵法》也仅约六千字。毛泽东的文章都不长，很有激情，更像散文，形散却神聚，《矛盾论》、《实践论》篇幅都不长。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完成起草人大报告的任务，必然会带来认识上的创新和写作上的创新。所以说，不同的假设带来的是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重心和工作结果。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曾批评过“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的形式主义现象。他自己讲话、写文章都很有特色，特别简短有力，善于抓住要害，从不冗长繁琐。他在70年代末强调实事求是问题时曾说：“毛泽东同志讲过：‘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119篇文章中，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语言完全是自己的，独具特色，生动、新鲜、朴实、精辟，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八股腔，简明扼要且内涵深刻丰富。我觉得，能坚持说自己的话，是真本领。就像袁枚说的，“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在企业里，没本事，讲话才多；没思想，头脑不清晰，写材料才长。假设的错误会带来很严重的恶果

假设是处于现实、处于已知，基于空想、基于判断，面向未来、面向未知的一种创造性思维。科学始于假设，假设错误就会带来违反科学的行为。依据错误的假设开展工作，会带来很严重的恶果。永动机就是个错误的假设，许多人耗费精力去研究，以至于法国科学院200多年前就形成决议宣布永不受理关于永动机的发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大搞“人民公社”、“大跃进”、“三五年超英赶美”，这就是基于“人性善”、“新社会人们都有高度觉悟”这样的假设。事实证明，愿望是良好的，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觉悟和热情维持一阵子可以，长久下去是不行的。光有好的愿望没有用，关键是要找到实现愿望的办法。邓小平后来痛定思痛地说：“办事靠觉悟，短期可以，长期不行；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于是，才有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的假设。

其实，毛泽东早就预见过社会主义要经历至少一百年的建设时间。伟人对于时间的感觉是很敏锐的，他们的预言往往是极准确的。早在1961年，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就对毛泽东说：“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50年过去了，今日中国的崛起，印证了蒙哥马利元帅超人的预见性。当时毛泽东就敏锐地听出蒙哥马利元帅的言外之意，正是今天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所以，毛泽东马上对蒙哥马利元帅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的一些话，今天重温感觉很了不起：“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话透着超人的预见性，今天读来我们深感震惊的同时又不免心痛。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头脑发热，提出“15年赶英超美”，我们是苏联的小兄弟，才提出“三五年赶英超美”。

假设的错误是会带来巨大恶果的。美国也同样会犯这样的错误，断定中国不会出兵朝鲜，就给美国带来很大的损失。世界上80％的坏事都是好人干的。搞经济，完全靠觉悟是不行的。改革初期，实行土地承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这就是人性利己一面的体现。张五常说：“市场上总是一片砍价声，这就是人性的声音，是本能的呼声。”政府（或企业）的责任，就是设计和出台能够反映这种人性呼声的制度。所以，基于人性假设做出制度安排，是经济规律的一种要求。搞经济工作，搞企业管理，就要重视这个问题。

小结：变与应变是这个时代永恒的主题。由此我们必须培养假设的意识与假设的能力。那么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呢？有这样一些关键词：“抽象”、“勇气”、“观察”、“气质”、“直觉”、“想象力”、“洞察力”、“信息”、“实践”。这些关键词，有些我是当作思维创新的气质性来看待的。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三、实际的思维

人的思维，总是围绕问题来进行的。没有问题就没有思维。亚里士多德说：“思维是从问题和惊奇开始的。”惊奇是最深奥的疑问，是最美妙的表情，是人类最活性的瑰宝。所以，如果要想让自己的思维活跃起来，就必须时时刻刻去捕捉问题、寻找惊奇。对这第二个取径，我称之为“实际的思维”。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在头脑中时时刻刻保持一种主动去发现问题、主动去思考问题、主动去解决问题的意识。这样的意识，反映在人的思维上，就会是一种敏感的、细腻的、被激活的、触角游动式的状态。对企业来讲，所谓“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是战略上的、理念上的、思路上的问题，这主要是决策层、企业核心领导者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是机制上的、执行上的、管理上的问题，这主要是执行层、中层管理者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个是技术层面、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员工在工作中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还包括企业员工比较关注的或反映较多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

1．发现了问题，就等于是发现了创新的对象

我们搞企业，既不是整天埋头学术研究，也不是整天忙于行政事务，而是每天做很多实实在在的经营管理上的事情。这些事情有的是战略上的，有的是战术上的，但更多的是一些实际的管理工作。海尔的张瑞敏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职工在车间里随地大小便。我们常说要“正确地做正确的事”。其实，能够看出问题是管理者的一种日常功夫。看出问题，是做“正确的事”的前提。就如从简单的事情中要看出不简单。要成就伟业，就要把简单的事情做好。海森堡说：“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李政道说：“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创新的第一步。”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一个新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我要说：问题就是一切。很多时候，答案往往就在问题当中。凡是一个问题的提出，必有深厚的背景，往往意味着事情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局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在靠大量消耗资源、高投入和乱排放来维持生产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在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多、引发尖锐矛盾和问题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所以，更高层面提出的问题，应是预见性的、前瞻性的，而不应是被动反应式的。领导者，一定要预见到未来将会成为主要问题的问题。

2．管理者的真本领在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我们的管理者更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一个善于思考问题的头脑、一身善于解决问题的本事。要在头脑中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就是要能够在别人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敏锐地发现问题，要时时处处用捕捉问题的眼光去观察，要时时刻刻在头脑中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师傅带一名新来的徒工，首先教他如何保养机器，给机器的几个加油孔加润滑油。徒工问师傅：为什么要给其中一个没有任何说明的孔里加机油？师傅说自己也不知道，是自己的师傅带他时告诉他的。后来这名徒工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弄清楚了，这是一个通气孔，根本没必要加机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所以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发现问题是管理者的责任。能不能发现问题，既是管理者的水平和能力问题，更是管理者责任感的体现。不善于发现问题的管理者，是平庸的管理者。没有本事快速地、高效地、经济地解决问题的管理者，是不称职的管理者。解决实际问题是我们职场人士的迫切追求，我们总是处在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有了问题意识，就等于有了创新意识，而有了解决问题的本事，就等于有了创新的能力。我们知道，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王明与毛泽东是大不相同的。王明发现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没有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毛泽东发现的问题是：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经过革命实践来检验普遍真理，形成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创新理论。对问题的认定不同，导致行为上的不同。王明听共产国际的，搞城市暴动。毛泽东首先教育、组织、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打游击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大胆地“闯”、“试”。这与当时大多数领导人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南方谈话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台风”。这股强劲而清新的“台风”吹散了长期笼罩在理论界的阴霾，极大地鼓动了改革开放的巨帆。毛泽东、邓小平就是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善于解决问题的大师。往往一个问题出来了，对问题的解释却很不同。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我曾问过一位教授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她知道我是搞石油的，她说，美国其实不是为了石油，而的的确确是因为伊拉克在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想，这种对问题的看法，对于教授来讲，是犯罪，而且是职业犯罪。当然是为了石油！为了控制伊朗，进而与以色列遥相呼应，在中东这个地区形成军事和经济战略上的优势。这也就能解释清楚，为什么美国两次增兵伊拉克，而不是像很多人预料的那样——从伊拉克撤军。回想2001年美军打击阿富汗，相信这位教授也会说是为了“反恐”吧。当然也不是！而是阿富汗虽然小而穷但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并且对中国形成了包抄。美国至今不是还没有撤军吗？往前展望，美国打伊朗，应是迟早的事。英国看到了这一点，配合得很积极。很多人还不理解为什么英国怎么比美国还要积极。

再比如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低息或无息贷款，不能单纯地理解成对各国的帮助。当然，二战后很多国家认同一个道理：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可能会引发战争，由此才诞生了类似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但根本上，还是发达国家在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做出的“英明”决策。因为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发展更符合美、日等经济大国的长远利益，同时资本有输出的本能，单纯理解成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显然是不对的。另外，现在已经不再是列强通过武力进行经济殖民的时代了，要继续保持强国的地位，只能靠文化输出、资本输出这样的软手段。

3．要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主要是周文化，是周公整理并集成了黄帝、尧、舜、禹时期的文化而形成的。相传尧、舜时期，在交通要道竖立“谤木”（也就是后来的华表），征集老百姓的意见，通过纳谏来治理国家。可见，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管理，是我们的传统。

其实，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管理，这也是海尔管理的成功经验。在海尔，发现不了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不断地检查，不断地纠错”，是海尔执行文化的特征。当然，过度强调执行力也会压抑创新。从哲学意义上讲，企业就是在问题管理中前进的，旧的问题解决了，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只有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当中，企业才能越走越好。德鲁克在谈到创新问题时指出，“充分地利用现存的不协调现象和工作中的困难或问题，自然会产生创新。”

我们不要把“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管理”理解为只适用于创业初期的管理方式，以为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稳定成长期后就应该以战略管理为中心了。其实，问题有大小。战略管理本身就是个问题。战略管理上同样会出问题，出了问题，同样是“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管理”的题中之义。再说，战略并不是固定的、套路的、理论的东西。其实战略就是“要做但没做”的东西，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就是激情，战略就是感觉，战略就是信念，而不是教条意义上的“科学”。战略甚至有时取决于对手的反应。在研究战略这个问题上，不能形成“路径依赖”。事实上，在战略上出问题的企业是很多的。

4．国企面临的问题

国企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总是没有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整天忙于具体事务。拿人力资源工作来说，工作分析、岗位分析相当重要。但是，有几个企业把这件事情做实了？工作分析、岗位分析是人力资源工作的全部基础。这个事情做不实，一切工作都是低效的，都是在做无用功。

小问题也是问题，小问题折射大问题。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老百姓说：“针鼻儿大的窟窿，斗大的风。”小事不注意就会酿成大祸患。细节之处，往往更见品质。一次，我参加一个公司的会议，会议室窗明几净，看上去管理得很好，可我突然发现，我的裤子被桌子底蹭上了许多灰土，弄得很脏。擦桌子不擦底，这就是管理问题。其实，很多事情，都有这个做“表面文章”的问题。高水平的管理，应该是从来不留“死角”的管理。

其实，问题就是机会。或者说，机会往往以问题的方式出现。真正的管理高手是能将问题当作机会的。海尔维修人员经常接到来自同一个地区的维修报告，调查人员发现，这个地区的老百姓用洗衣机洗地瓜，海尔的管理层没有把这个现象当作用户使用不当的问题来看待，而是看作了市场需求、看作了机会，研制成功了既能洗地瓜又能洗衣服的洗衣机。

谈到问题意识这个问题，顺带说一句：西方经济学习惯将原因当作结果去看待，再不断地把找到的原因当作结果继续去分析原因，直至不可分解。这与我们东方的思维习惯有很大的不同。应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举个例子：西方某公司对大楼出现裂缝的调查结果发现，裂缝是化学试剂造成的，因为使用试剂是为了清洗鸟粪，鸟粪是燕子带来的，燕子的到来是因为有蜘蛛，而蜘蛛是为飞蛾而来，飞蛾是因为有尘埃才光顾，尘埃是强光造成的，有强光反射是因为不拉百叶窗。不拉百叶窗，是造成大楼裂缝的终极原因——不可分解的原因。

5．解剖我们企业的问题

下面，联系我们企业的实际，集中来谈一谈树立问题意识这个问题。2006年，可以说是我们企业的“培训年”。我们企业为什么下这么大功夫抓这九期的研讨班？集中培训了650名中层干部，为什么这么重视？我体会，这就是要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从而解决干部行为上存在的问题。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一切行为都能在思想上找到根源。也就是说，举办这九期研讨班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我们在推进集团化、专业化运作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其实，在企业转型等关键时期，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首先往往还是思想上的问题。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行为上的一些问题，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思想上的问题带来的。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第一资本。但是，人也是最难于管理的——否则不会有管理学的产生。因此，研讨班结束回来后，曾玉康同志要求大家都要好好围绕这些思想上、认识上、行为上的问题，进行剖析、查找、梳理：究竟我们的实际工作出现了哪些问题？究竟我们下一步应该怎样去解决问题？

那么，关键问题是什么？当时我也参加了研讨班的学习，通过学习，应该说加深了对《二次创业指导纲要》的理解，同时对集团化、专业化运作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联系实际，我感到：不管多么好的理论，不管多么好的战略，不管多么好的政策和制度，必须要有一大批高素质、强有力的人去落实才行。所以，最大的问题是抓落实的问题，抓落实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曾（玉康）总向大家推荐了一本书——《关键在于落实》，还把作者请来讲了一课。曾总对抓落实这个问题这么重视，可见这个问题的确是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如何才能抓好落实，我认为有五个关键：第一，各级领导干部是抓落实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一把手”，特别是行政“一把手”；第二，制约我们执行力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心问题；第三，领导干部的观念问题、认识问题不解决，是抓落实的最大障碍；第四，衡量抓落实的标准，不是看层层开了多少会，也不是看出台了多少办法，关键是看解决了多少问题；第五，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是我们抓落实的前提和保证。

如何做到快速、高效、经济地解决问题，就是要做到“清晰、管用”四个字，力戒形式主义。搞经营、搞管理，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应该多考虑按经济规律办事，少考虑靠意识形态办事。搞经济需要懂政治，但不需要政客。形式主义对于我们国企的危害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工作不动脑筋、缺乏创造性、作风飘浮、不求真务实。毛泽东说过：“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这是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讲的，时间虽然是1930年5月，但这段话针对性很强，对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对上级指示不是采取分析消化的态度和方法，而是照本宣科、不动脑筋，实际上是一种渎职行为。它反映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常常是歪曲了上级精神，也扼杀了群众创新。现在，不愿做冷的研究，不愿做深入的工作，不愿做长期努力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干部比较浮躁和功利。如果不愿把时间用在研究论证上，不愿把精力用在做真功夫、细功夫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搞形式主义的同志，有时候也知道这是形式主义，也知道它的危害，但还是搞，因为这样搞省事，不容易出乱子，对上级也好交代，有时政绩还来得快、来得明显。这也是干部的一种普遍的心理。但是，每个对事业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力戒形式主义，特别是要从领导做起。楚王好细腰，楚女就饿肚子。上行下效。如果下边的同志看到领导不喜欢搞形式的东西，自然也就不搞了——总搞他们也烦。我们现在形式的东西太多。会议太多，不解决问题。党的七大开了50天，战争时期召开的，不是十分必要能开这么久吗？会议开多少天不重要，关键要看管不管用、解不解决问题。

如何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如何抓落实、如何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首先需要我们转变思维方式。比如，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认识问题，就是一个转变思维方式的问题。我前面讲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最有价值的本土资源，也是我们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最大优势。这也是2006年我去北大学习最大的体会。为什么说这是个转变思维方式的问题呢？因为在思维上，我们总是习惯于否定自己的东西，否定熟悉的东西，否定陈旧的东西，否定国产的东西，否定穷人的东西，否定“微人”的东西——人微言轻，而去认同别人的东西，认同不熟悉的听起来深奥的东西，认同新鲜出炉的东西，认同洋人的东西，认同富人的东西，认同权贵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势。转变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就要不断打破这些思维定势。

举个例子来说，电脑键盘字母的布局，就是不可忽视的习惯的力量造成的。原来电脑键盘字母或英文打字机的键盘字母是按ABCD正常顺序排列的。可是因为太方便了，打字员击键速度就太快，容易发生两个字键绞在一起的现象，而降低打字员击键速度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乱26个字母的排列顺序。后来，当由于材料工艺的发展，字键弹回速度远大于打字员击键速度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排列，已经无法推广使用更合理的按字母顺序设计的方案了。

我们大庆传统中的精细管理手段，甚至与德鲁克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这说明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仍然可以印证时代最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比如，对《大庆油田可持续发展纲要》的认识，也是这个问题。其实《大庆油田可持续发展纲要》是我们走过的路，自己的足迹，实践的总结，甚至是个在理论层面上也很超前、不落后于人的东西，是个对企业来讲应用性很强、很个性化的东西，并且与传统精神一脉相承。当年的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自力更生精神，不就是大庆油田再现的“缝补厂”精神、“干打垒”精神吗？这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合。“干打垒”不简单，解决的是会战人过冬的实际问题，每平方米7元钱的成本。否则，就要在冬季撤出大庆啊，可是在当时那么一个艰苦的条件下，参加会战的几万人又能撤到哪里呢？

在北大学习期间，我还有一个感受：大庆的地位，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得多，大庆的发展，面临重大的机遇期。温家宝总理到大庆来，讲了很多事情。不久又到吉林油田，也做了很重要的讲话。短短的时间内，他两次到石油企业，讲了很多具体的东西，比如“俄油”、“俄气”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去新疆、去苏丹，也做了关于发展石油工业的重要讲话。所以，我们要敏感，要抓住这个机遇。对我们企业来讲，只要有一个超前的理念、一个清晰的战略、一个高效的组织、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保障，资源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没有问题的。关键要解决工作状态的问题，解决思维上的问题。

小结：没有问题就没有思维。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看不出问题，是管理者的严重失职。大到战略、小到具体执行甚至技术细节，都有问题可挖掘。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解决问题。第三步，就是要创造问题。对管理者来讲，这是个永无止境的循环。

四、活跃的思维

思维是个空间。好的思维方式，就是填满这个空间。只有像烟雾一样弥漫开来，才能调动和运用好思维。这一个取径，我称之为“活跃的思维”。所谓“尽最大可能地发散思维”，就是说，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变化着的事物。尽最大可能地去广泛地联系、尽最大可能地去广泛地联想。这是从概念上讲的认识，下面从观点和案例上来分析。

1．要学会从给定的信息中生成新的信息

孔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说，告诉你一个墙角，你如果不想到三个墙角，那我就不再教你什么了——也没法子教你了。举一反三，就是发散式思维。发散思维是多向的、辐射的、扩散的。它不拘泥于一点或一线，而是从仅有的信息中尽可能地向多方向扩展，不受常规的约束。

发散思维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人伍德沃斯于1918年提出来的，后来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把它纳入到“智力结构的三维模式”中。发散思维的主要特点，就是从给定的信息中生成出新的信息。20世纪50年代后，一些学者通过对发散思维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发散思维的流畅度、变通度和独创度这三个维度，而这些特性是思维创新的重要内容。比如说铅笔的用途，大家都知道，当然是写字了。可是，1983年，一位叫普洛罗夫的捷克籍法学博士在做毕业论文时发现：50年来，纽约里士满区一所穷人学校出来的学生在纽约警察局的犯罪记录最低。经过调查，当问到“学院教会了你什么”时，74％的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人回答，他们在学校里知道了一支铅笔有多少种用途。原来，这是学校对学生们进行的一种启发式教学的题目。答案是：铅笔不仅只有一种用途——写字，还能用来替代格尺画线；还能作为礼品送朋友表示友爱；能当商品出售获得利润；铅笔的芯磨成粉后可以做润滑粉；演出的时候笔芯粉可以临时用来化妆；削下的木屑可以做成装饰画；按照相等的比例锯成若干份，可以做成一副象棋或当作玩具的轮子；在野外缺水的时候，抽掉笔芯还能当作吸管喝石缝中的水；在遇到坏人时，削尖的铅笔还能作为自卫的武器。正如一块砖头，既可以盖楼，又可以铺路，还可以拍人。我在讲授这门课程中，学员们还头脑风暴出更多用途：用铅笔绘画、当筷子用、笔芯粉当作慢性毒药、石墨笔芯可作导体、当作燃料、生产成金刚石、制作成木船、当作广告载体、用作撬棍、干燥的情况下能当作绝缘体、当作内六角扳手、制成牙签。应该说，这些很好的创意都来自发散思维。

日本的东芝电气公司20世纪50年代前后曾一度积压了大量的电扇卖不出去，一个小职员提出了改变电扇颜色的建议，生产浅蓝色电扇。当时全世界的电扇都是黑色的。东芝公司只是改变了一下颜色，大量积压滞销的电扇，几个月之内就销售了几十万台。这一改变颜色的设想，既不需要有渊博的科技知识，也不需要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只是突破了“电扇只能漆成黑色”这一思维定势的束缚。这就是运用了发散式思维。鲁班由茅草的细齿拉破手指而发明了锯；威尔逊移入大雾中抛石子的现象，设计了探测基本粒子运动的云雾器；格拉塞观察啤酒冒泡的现象，提出了气泡室的设想；等等。这些，都是运用发散思维的成功案例。

国民政府时期，一次蒋经国到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家，看到餐桌上只有两盘素菜，不由得感叹道：“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党国就有救了！”由两盘素菜想到党国命运，这是蒋经国的发散思维。但杜聿明却与蒋经国不同。一次杜聿明也到郭汝瑰家，看到堂堂的中将厅长家里客厅的沙发竟然打了好几个补丁，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马上心里起了很大的疑心：“我在国民党里已经算是清廉的了，郭汝瑰的家竟然比我家还寒酸，他不是共产党谁是？”其实郭汝瑰正是共产党，后来被蒋介石称为“最大的共谍”。我们看，蒋经国与杜聿明看到的是同类的现象，发散出来的思维却大不相同。

其实，人的发散性思维能力是可以通过锻炼、训练而提高的。这就需要观察、思考。“超女”很火，这是怎样一种现象？有人说是商业运作的结果，有人说是“一夜暴富”的心态反映，有人说这是大众文化走向低俗的象征。但我却觉得这样的说法挺有趣，说“超女”现象反映的其实是个大众“民主意识觉醒”的问题，即对权贵般明星的蔑视，对央视垄断的挑战。虽然缺少能沉淀下来的审美价值，但却使“以人为本”由以明星大腕和央视为本走向了以普通百姓为本。这就是运用发散思维得出的结论。

2．发散思维需要开发好、调动好、准备好潜意识

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的大脑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受潜意识支配的。专家说人脑有一万亿个脑细胞，每个脑细胞都像章鱼一样复杂，左右半脑又各有分工。总之，人脑的容量大得惊人。有一次我对朋友开玩笑说，科学也许只是人类的回忆。因为当初造物给人以灵通，却被人遗忘在繁琐的尘世中了。南怀瑾说，人类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历史，其实只是二十几岁的历史、年轻的历史。因为人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具有无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比如盯住一抹云彩、一块泥土、一只茶杯就能饶有兴趣地赏玩它几个小时，整个世界全是由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创造的。不管怎样，开发潜意识是无限的。

历史上有大作为的人，都是开发好、调动好、准备好潜意识的高手。万有引力的发现、蒸汽机的发明、相对论的诞生、浮力定律的问世，都是发散思维的结果，也是开发好、调动好、准备好潜意识的结果。否则，再多的苹果落在牛顿头上、瓦特无数次地看到沸水掀动壶盖、爱因斯坦天天看钟表、阿基米德一天洗十次澡都是没有用的。

思考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灵感。灵感不会光顾懒于思考的人。有的人为什么接受启发的能力特别强？就是这个道理。谁教到这样的学生不会高兴？就如孔子的学生颜回，这种人就是英才。武术史上就有很多师傅遇到好材料非要收下为徒的有趣故事。无怪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乐事。潜意识是害羞的，它需要宁静的环境。宁静是一种“守中”、“中和”、“守虚”的状态。宁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诸葛亮说：“非宁静无以致远。”

3．要跨专业、跨行业、跨国度思考问题

跨越式的发展，首先源于跨越式的思维。当年熊彼特就是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数学和统计学对经济学的巨大作用，倡导成立了世界计量经济学会这一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顶级学术团体。我觉得，统计是最直接认识事物规律的办法，是认识事物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对付完全陌生领域的唯一办法，更是一个懒于思考的人走捷径的笨办法。熊彼特倡导成立世界计量经济学会，这是跨专业的发散思维。有句成语叫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要尝试调动其他学科的知识解决本行业的问题，就是要跳出本专业、本行业的范围，摆脱习惯性思维，将注意力引向更广阔的领域，从其他领域事物的特征、属性、机理中得到启发。一个行业的衰败往往预示另一个行业的兴起，传呼机与手机就是这种跨行业的替代关系。今后，对企业来讲，跨行业的思维非常重要。

在南联盟即将进入战争状态的时候，我们的温州人早已经给难民预备好了帐篷、水壶和食品，这是跨国度的思维。很多所谓外资企业，其实不过是在国外注册个公司，把钱打过去，再投回来，玩的就是这种跨国度思维的把戏。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不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没法做生意的。冰岛是个没有锁的国家，到这样的国家卖锁无疑就是自杀——除非往那里多移民一些小偷。有些中国人不喜欢“本田”，为什么？把“本儿”“填”进去了。不喜欢“奔驰”，为什么？“奔死”。到日本去开花店要注意了，日本人不喜欢荷花——认为肮脏。皇室才配用的菊花，中国人却习惯将之用于祭奠。在德国，康乃馨是送妓女的。也不要轻易对外国人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因为西方普遍认为龙就是四脚蛇，说我们是龙的传人会吓着他们，谁敢买“四脚蛇”生产的东西？一些台商认为在合作对手中哈尔滨人的素质是倒数第一。这当然是成见，但这样的成见是会影响到合作的，所以对这样的成见是不得不察的。从这些事例我们看到，跨专业、跨行业、跨国度思维，是多么重要。

4．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观察事物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就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观察事物。只有更多地联系、更广泛地联想，才会有意外的收获。五禽戏，就是东汉末年的神医华佗所编创的一套养生健身术。是华佗在观察了很多动物之后，以模仿虎、鹿、猿、熊、鹤五种动物的形态和神态，创立的舒展筋骨、畅通经脉的一种健身方法。今天盛行的太极拳最初就源于华佗编创的五禽戏，以至于太极拳传承至今还留有五禽戏的痕迹。其实五禽戏这看似简单的几种招式却是中国流传年代最为久远的健身术。这就是华佗发散思维的结果。还有中华武术的一些拳种——比如螳螂拳、猴拳、鹤拳、形意拳、鹰爪功等等，很多都是从动物那里获得灵感的，首先是观察，然后是联想，最后模仿而创造出来。还有很多：苍蝇的眼睛与照相机、蝙蝠的耳朵与雷达、乌贼与侧壁气垫船、蝴蝶与卫星温控系统、萤火虫与闪光灯等等。这就是仿生学给人类带来的很多发明创造。

再比如，假如某个新建小区入住的多是年轻人，那么要在小区周边开超市的话，货架上最好放上什么商品？一定要放上“尿不湿”，并且在旁边摆上啤酒，看似不搭界，其实这都是为年轻的爸爸们准备的。

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那么实行禁烟可以吗？想法可取，但不可行，因为这不现实。首先，从法律意义上讲，香烟不是毒品。其次，人有选择吸烟的权利。最后，吸烟也有好处。有经济学家说，吸烟有四个好处：一是创造了可观的税收；二是创造了就业；三是现代社会是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今后通常只有低素质的人群才会选择吸烟，这样会加速淘汰低素质的人群，有利于优化整个人类的种群；四是通常吸烟者会更早地死亡，这样更有益于公共养老费用的节约，等于资助了非吸烟者。其实，要我说还有一个好处，吸烟更有利于思考，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军事谋略、创造发明都是吸烟的时候产生的灵感。所以，从现实的角度讲，吸烟虽然不值得提倡，但没必要禁止。比较现实的对策，是限制。至少有五条限制措施是可行的：一是明令只许在允许吸烟的场合吸烟。二是加税。三是限制经营，例如实行专营，普通商店不许经营香烟。四是规范香烟包装。例如前面讲到的中华牌香烟在境外的包装是很令人恐怖的，黄齿、黑肺、烂脚等，惨不忍睹，直观地告诉消费者吸烟有害。可我们国内的有些牌子的香烟包装却很豪华精致，彰显的是吸烟者的身份和身价。中外两种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五是做大量的公益广告，广泛宣传吸烟的危害性，包括禁止过多地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上出现吸烟的镜头。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这都是发散式的思维。联想既是能力问题，又是方式问题。爱因斯坦的一位朋友给他打电话，末了要求爱因斯坦把她的电话号码记下来，以便以后通电话。她说：“我的电话号码很长，挺难记。”“说吧，我听着。”爱因斯坦并没有拿起笔。“24361。”“这有什么难记的？”爱因斯坦说，“两打与19的平方，我记住了。”这就是爱因斯坦的思维方式。确实很好记。但是，如果换作我，我会说，一天24小时，我一定会挤出时间下一盘围棋，让自己的思想驰骋于361点棋枰之上——围棋盘是纵横19道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取决于教育程度、文化背景、工作经历、社会阅历、审美情趣、习惯爱好和个人性格。我在前面讲过，这就是思维这个维度的内涵和底蕴。

普遍联系是建立在探索共同点基础之上的一种求同的思维方法——后面我还要说到求异的思维方法。所以思维的创新，一定要发现规律、探索规律、遵循规律、把握规律，这样才能符合实际，产生实效。比如创新的产品，要有利于用户产生联想，因为联想便于识别与记忆。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就是生活，凡是我们看得见并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就是美。”休谟说：“一个人由趣味的愉快中所得到的幸福要比由欲望的满足中得到的幸福更大。”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那就是选择愉快的事物。好的产品，要能够引起人的美好回忆，要符合人们的记忆规律。

据说加拿大政府在给爱斯基摩人推广电话时，曾伤透了脑筋。因为爱斯基摩人长期过着原始生活，不会计数。为此，思维学家根据爱斯基摩人形象思维能力强的特点，将从0到9的每一个数字都用一种动物来代表，比如用海豹代表数字1，就在电话的号码键上画上一只海豹。这样一来，爱斯基摩人在打电话时，只要按顺序拨动物号码就行了。爱斯基摩人很快便学会了打电话。

思维要打破常规，另辟蹊径，但要符合逻辑，符合实际，让创新能够切实可行。仙人掌这种沙漠植物的生命力极强。有人将它带到澳大利亚去卖，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仙人掌在澳大利亚以近乎疯狂的速度繁殖，不到一个世纪，仙人掌就侵占了200多万公顷的牧场、农田。澳大利亚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用割草机割，用轧路机轧，但都无济于事。这时，有一些生态学家就联想：为什么这些植物在自己的故乡就能安分守己、安然无事呢？一定有什么东西在维护着它的平衡。果然，生态学家在沙漠中发现一种小虫，这种小虫会啃食仙人掌，使它容易腐烂，生长因此受到抑制。于是生态学家赶紧将这种小虫引入澳大利亚。没多久，仙人掌就大大减少了，慢慢恢复了平衡。那些头脑灵活的人将仙人掌引进澳大利亚的确是创新之举，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大自然内在的客观规律，以至于惹出麻烦。所以，创新就是要探索规律、遵循规律、把握规律，这样才能符合实际，产生实效。

5．要高度关注细微之变

这种发散式的思维，往往带来的就是意外的机遇。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逆料的、巨大的变化，都会带来更多的机会。“风起于青萍之末。”《易经》上说，“履霜，坚冰至”，“见微而知著”。熊彼特说：“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创新。小业主只是对环境做出适应性反应，企业家则是对环境做出创造性反应。”所以，市场的变动、产业结构的变动、人口的变动、新观念和新知识的诞生，都是与我们的实际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只要我们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深入观察、分析和判断，就会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创造性的反应。我曾听一位教授讲，北京的白领女士流行用奶瓶喝水，有人说这是小资女人的自恋心理导致的行为，或者干脆认为是一种内心不愿长大、追赶时尚的装嫩行为，但据她们自己讲是为了躺着喝水方便，同时脸面运动有利美容。这位教授说，每一个新事物出现，就是一个机遇，每个成年人都有躺着喝水的权利，如果哪个厂家能借此迅速推出成人奶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创举。有些创新，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东西。比如“伟哥”，是治心脏病的药物，用在性事上，只是其副业。但显然人们对“伟哥”的兴趣全在其副业之功效。可见“食、色，性也”这话还是对的。也足见人类对精神愉悦的追求往往比对生命本身还要珍视。

6．“雾状”思维

发散思维当然还包括我们常说的逆向思维、横向思维、纵向思维、换位思考等等，这都是指思维的维度、空间、方向，但我觉得不管是逆向、横向还是纵向和换位，都只是“线状思维”或“点状思维”，这种发散的程度还是不够的。因此我形容真正的发散思维应该是“雾状”的思维——“像烟雾一样弥漫开来”的、不留“死角”的思维。求异思维与“用弱”谋略

前面讲过求同的思维，是讲按规律办事。其实，求异的思维，也能显示按规律办事的特点。这道理很简单，事物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也；弱者，道之用也。”意思是说，事物有向相反方向转化的规律，善于“用弱”，是利用这一规律的基本方法。这个“用弱”的思想，高明至极，细细揣度，也平常至极。我在电视上看到，狼会装瘸，借以麻痹猎物，这不就是“用弱”的思维吗？古文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用弱”，就需要逆向思维。求异的思维，也就是逆向思维，往往会取得出其不意、事半功倍的效果。牛根生说：“钱越分越多”，从反面正应了老话讲的“财聚人散”。李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把良驹和美服都换了佳酿来享乐似乎是不会过日子，但他再“斗酒诗百篇”，又闹什么“天子呼来不上船”，折腾一圈儿下来又循环出钱财来了。金钱，守是守不住的，只能循环，循环是金钱的本性，这时人的能耐全体现在他有多强的循环能力和多快的循环速度。前面讲过，过去我们总以为无知的人才迷信，迷信是因为无知。运用逆向思维反过来想也是有道理的：有知的人更迷信——迷信他的知。古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张瑞敏却说：“用人亦疑，疑人亦用。”联系现实深思一番，显然是高明之论。还可由“猫论”反证得出“耗论”：不论白耗子还是黑耗子，不被猫抓住的耗子就是好耗子。班门弄斧不好吗？其实弄斧必到班门才能得到高人指点，才学得到真本事。通常说学以致用，反过来说用以致学更有趣，强调实践出真知。过去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若进入深水区就得抱着石头过河，不练就闭气的内功是不行的。

以上都是很有趣的求异思维，而掌握“反其道而行之”的火候，就是“用弱”谋略。我们知道，女人通常是“弱”者，她强在哪里？强就强在她“弱”。这才符合辩证法。所以，善于示“弱”的女人，是最聪明的女人，在男人世界里尤其吃得开。如果哪位美女娇羞落泪如梨花带雨，男人则要小心中计。我们说“韧性”是最好的力度，为什么？因为有“弱”在里面。尼克松说周恩来“手里有牌”的时候更显得谦逊。战争中，“有”示之以“无”、“无”示之以“有”、“强”示之以“弱”、“弱”示之以“强”，就是这样的佳例。围棋的哲学

记得有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形容围棋（大概意思）：这不是人类能够发明的游戏，围棋一定是外星人送给我们地球人的礼物，用来磨砺我们人类的智慧。我觉得，从围棋极其丰富的包容量来看，它蕴含着的更多的是哲学，而不是数理——当然在发明围棋的古老时代哲学与数理本就是一回事。我是喜欢从围棋中悟得道理的。围棋反映的是价值观与实践价值观的能力。所包含的全部信息就是两个范畴：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方法（技术）。一盘棋下来，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价值分割”的过程，是一个围绕价值观、运用实现价值的能力而展开的一场战争。

传统围棋的价值理念是“金角银边草肚皮”，即四个角部最大，四个边次之，中腹因空旷难围，所以价值最小。我认为，用逆向思维来分析，可以假设为“草角银边金肚皮”，彻底地重视中腹。虽然古人也有“高者在腹”的说法，但那是指在“中盘”战斗中要“自然地”进入棋盘腹地。而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在布局阶段就直接将子下在中腹及四边呢？于是我有了执黑棋时在中腹及四边下“五连星”、执白棋时在中腹及两个边下“三连星”的设想。为了求证这个设想，我在网上练习了一千多盘，胜率比以往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有几位棋友承认，从战略上很难“正常应对”我的布局。我的体会是：他们建立在传统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成熟技术”（实践传统价值观的能力）在我的全新创意面前根本就发挥不出来，结果我们下的已经不是围棋（或者说这才是真正的、原始的、“有趣”的围棋），而是“思想”，是对围棋的“本初”理解与认识。以至于后来，我就像所有体育竞赛中的左撇子一样，练就了一身“左撇子”功夫，并且形成和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整套战术及“成熟技术”（实践我的围棋价值观的能力，也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我发现：往往我用传统思维战胜不了的对手，会在我的逆向思维面前屡吃败仗。有的棋友说，“不知不觉就输掉了”，“输得莫名其妙”。我专门去过中国棋院，向国手刘星讨教过这一设想，他出乎我的意料开明地评价说：“可下。”然后又谨慎地补充道：“虽然可下，但实战中不好把握。”20出头的年龄，回答问题就如此老成，这全要归功于棋对人的磨砺。

我在自己的实战中逐渐体会到，围棋其实与战争极为相似，进而与商战也极为相似，那就是没有“绝对的道理”。如果说一定有“绝对的道理”，那就是不顾一切地争取胜利——不择手段、灵活机动地争取胜利。吴清源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我们从他创造的无数“新手”中，就可以找到答案：打破传统定势，自由地看待围棋。所以，“宇宙流”创始人武宫正树曾由衷地说：“如果说我们作为职业棋手有什么荣耀的话，那是因为有一半是托了吴先生的福。”日本人深刻地认识到了围棋的价值，将围棋作为中学生的必修课，有意识地对后代进行思维训练，我想这是极有深谋远虑的一招“新手”、“胜负手”。

围棋不同于中国象棋或国际象棋，围棋在思维上很符合东方人的思维特征。总之，围棋的本质就是检验人对价值的看法，对弈就是检验这种价值观的质地和先进程度，同时也是检验对弈者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逻辑能力和数理能力。诸多游戏之中，只有围棋具备这个特征。其他众多的棋类，都无法与围棋相比。围棋具有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人类智慧的“试金石”。

这里给大家出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假如你是一名棋手，在比赛中对手突然自紧了一口“气”——这样的事情在重大比赛中真的发生过，你可以趁机吃掉对方的棋子，将反败为胜，这时你会提掉对手的棋子吗？要知道，现代重大比赛的奖金是很高的。“应氏杯”的冠军奖金是40万美金，是台湾应氏家族出资为了推广“应氏规则”而举办的比赛。这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提掉”取胜，捧走奖杯，拿走奖金；二是不“提”，让对方补棋，自己输掉比赛和巨额奖金。在古人看来，第一种方式“胜之不武”，不是君子所为。但现代人逢此场合则会不假思索地“提掉”取胜，因为他们认为比赛就是为了取胜的，一切符合规则的取胜方式都是正当的、正确的——只要有效。这一点对我们企业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另外还有一个含义：教育。教育对手：轻慢是对对手和对自己的不尊重，你必须接受你所犯下的低级错误。作为棋手，你要养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习惯，必须以“提掉”这样无情的方式给你一个惨痛的教训，让你记住：你必须为你的轻慢付出代价。如果我以所谓的君子之风容让你一次，其实你并不会珍惜。从让的一方讲，就是教唆，就是纵容，既是对体育道德、求道精神的严重背离，也是对围棋艺术的亵渎。这其实是两种文化、两种思维方式的问题，当然这两种选择都无关善恶。

在韩国和日本棋界，有很严格的所谓“内弟子”师带徒制，就是徒弟从小住在老师家里很多年，一直和家庭成员一样，直至出徒。出徒后弟子对老师最大的报恩，就是在比赛中战胜师傅。当年韩国“围棋皇帝”曹薰铉被弟子李昌镐赶下王位，作为师傅才会失落中又感欣慰。木谷实在战胜“不败名人”秀哉后，深深地向老人伏下身子致谢。那盘棋是秀哉惜败。川端康成的《名人》中有浓墨重彩的描写。自杀式的思维

说到自杀，我们不妨也来分析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有这样几种思维方式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原因：第一种是追求完美的思维方式，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诗人中的比较多，比如顾诚、海子。还有就是在失恋的群落中发生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为什么？因为追求完美使得他们将对一个人的失恋当作了对整个世界的失恋。第二种是文化对抗的思维方式，这种情况发生在学者中比较多，比如王国维。这也是一个不能打破文化定势的问题。说到这个问题，我感觉在文化领域中的比较或竞争也有些类似于我们企业的竞争，也应该提倡我们企业里讲的“蓝海战略”的说法。相比那种基于竞争、对抗思维的“红海战略”来讲，“蓝海战略”更强调摆脱竞争、另辟蹊径、整合需求、创新价值。所以，文化对抗不足取，当然文化统一也不足取。在文化领域里，还是百花齐放、百草共荣的好——这才是文化和谐的境界。我相信未来的大同世界就是一个文化和谐的世界。这个道理应该多给美国人讲一讲，叫他们以后不要再搞文化霸权。第三种是“孤愤”的思维方式，这种情况多是发生在政治“生态失调”的时期或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某种时候，一些政治家或带有政治情结的文人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比如屈原、老舍、茨威格。第四种是“面子”思维方式，多散见于我国广大农村，比如许多农妇，“偷汉”败露后的第一选择就是寻找农药结果自己——我们中国人为“面子”活着、为“面子”做无谓牺牲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第五种是“鸡毛蒜皮”的思维方式，凡事不擅关注要点和大方向，小事上看得尤重，往往想不开，与自己过不去，活得很琐碎甚至猥琐。以上五种思维，即便不自杀，也无异于自杀——活不出境界和趣味。这才是我要强调的：自杀式的思维比自杀本身更可怕。与其追求“正确”，不如追求效果

我前面讲了，企业行为不是科学，只是实践。对企业来讲，追求“正确性”往往会流于只是确立了“正确”的形式而缺少管用的内容。其实在我看来，既然企业行为不是科学，那么企业行为中所谓的“正确性”，应体现在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管用的、有效的。世界的经济形势发展很快，留给我们国企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们不应过多地纠缠在理论上（何况往往是过时的理论）、不应过多地纠缠在“正确性”上（正确从来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正确），应该多去实践，在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靠思维的创新解决创新中遇到的一切问题。而思维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去逆向思维、横向思维、纵向思维、换位思考、求同思维或求异思维，像“烟雾一样弥漫开来”进行思维。

打个比方，魔术是怎么回事？魔术家研究的就是人的思维定势，然后运用逆向思维有针对性地进行大量的研究、设计及演习，真可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大卫·科波菲尔为了创新一个魔术，常常与助手们绞尽脑汁地设计、演练。魔术需要不断地创新，总演老套路观众会腻烦的。我们在欣赏魔术时，感觉很神奇。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真相。一旦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就索然无味，觉得很平常，甚至觉得无聊，所以最好不要弄清楚魔术背后的“真相”，那样会失掉趣味——总要在意料之外，人们才会感觉神奇，这是人的思维特征。如果我们严肃地说，魔术是“骗人”的，是不“正确”的，这只能让人感觉到契诃夫笔下“套中人”式的认真与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式的可笑。魔术的智慧体现在“艺术的欺骗”与“欺骗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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