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纲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经济的逻辑试读：
前言
都要讨论这个问题，但似乎都没有说清楚。有的人说，增长理论只涉及GDP增长，发展经济学还要有制度的变迁、社会的进步等。但是，现在的增长理论已经把制度改革、制度效率的提高，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了，已经不是过去理论中仅仅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了，这样一来，二者的区别不就消失了吗？至于说到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它们从来与经济增长相关，但从来是社会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专题，经济发展理论不可能包罗万象，包涵一切与“人的发展”相关的问题，也不应该“入侵”到别的学科领域“包打天下”。发展经济学究竟与增长理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发展经济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这几十年，我国经济在发展，我们都身在其中，我们研究经济的发展，深刻体会到“发展”这个概念的特殊含义。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发展是落后国家的增长！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特殊对象，就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其共性，比如都需要劳动，需要资本，需要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但是，落后国家，处处落后，要什么没什么，有劳动力缺少教育，收入低资本少，技术落后缺乏创新能力，体制上存在许多缺陷，不会管理企业和开拓市场，但是，你还得增长，还得在已经被发达国家占领、“瓜分”了的世界市场上“挤出”一个份额。而且，你还要增长得比发达国家更快，因为只有你的增长速度比它高，你才能够缩小差距、实现追赶，你才能够实现“趋同”。如果美国每年人均收入增长3%，你也增长3%，你永远不能缩小距离，你就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这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发展的悖论”：你处处落后，还要比发达国家增长得快！。另一个只是增长而不是发展的情况是，200年前英国的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我们现在高，但是那个时候英国不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是“发展”的问题，因为没有比它更先进、更强大的对手和竞争者。而我们今天要面临的问题是在世界市场已经被大国，被跨国公司所占领的情况下，你要挤进去，要追赶，要逐步接近前沿，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时候你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今天遇到的中美贸易战的问题，遇到的华为的问题。这就是发展的特殊问题，也就是发展的特殊的难处，也是“发展的悖论”的一个内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就是研究在发达国家已经占领市场的前提下，落后国家怎么能够增长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今天可以进一步地看到，发展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是你因为处处落后难以实现持续的增长，然后，你发展起来了，有了一定的实力，你又会遇到新的难题：除了继续存在来自强大对手的竞争之外，发达国家还可能会动用非经济手段，动用国家机器，来“打圧”你的企业，抑制你的发展，对你进行技术封锁，与你打贸易战、技术战，尽管还不是真正的军事战争。只有在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关系中，才能理解所谓的“发展问题”。只有在这种国际关系背景下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增长的问题，才算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只讲一国自己，就只是增长理论的内容。二、“增长的要素”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理论的区别就是：增长理论是“一般理论”，它研究任何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都无一例外需要拥有哪些“增长的要素”；而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特殊理论”，即在一般理论的基础上，特别地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一节我们就先深入地分析一下“增长的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别。下一节我们再在此基础上，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发展，如何利用好“发展的要素”。最近几十年，增长理论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长的要素已经由最初大家知道的劳动和资本，发展到把技术进步、制度进步都作为增长的要素。最初，生产函数、增长模型当中只有两个要素，即劳动和资本（转化了的物质资源）。后来，人们开始用技术进步来解释计量模型中无法被劳动和资本所解释的“残值”，即“全要素生产力”。再后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们对现实中制度改进导致效率提高的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理论已经把制度分析纳入了主流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因此，现在研究增长理论已经不是两个生产要素了，可以说是四个“增长要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研究增长和研究落后国家的发展，我们的眼界要超出劳动和资本本身，不仅仅是人口和储蓄导致增长，资本积累导致增长，而且更加关注的是技术进步，关注的是制度的改革，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正在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落后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就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落后国家可能是劳动力人数不少，但是教育水平较低，算下来“人力资本”并不多；落后国家收入低，资本积累的水平就低，也就是“没钱”。更重要的还在于科学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上的差别，在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的差别。总之，前面所说的“处处落后”这句话的含义，就在于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在增长要素结构的落后，优质要素相对较少。收入水平低，产业结构落后，只是表面现象，“要素结构”落后，才是最深层次的原因。发达国家往往在增长要素的四个方面都处在领先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在这四个方面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40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在技术上有我们的弱处，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仍然不高。从最近中美贸易战，美国打压华为等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我们科技创新仍处在追赶的过程中，许多关键技术还较落后，才容易被发达国家“卡脖子”，这仍然是我们的弱项。体制改了40年，但是仍然有很多要改的东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还是不充分、不健全，经济效率仍然较低。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最关键的还是怎么深化体制改革，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长理论基本的东西说明了我们的差距所在。发展中国家，就是要看到这些差距，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制定我们的发展战略，从落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增长的问题，认真思考我们如何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和吸引人才；思考如何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有效利用资本；思考如何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和底层技术研究，如何形成科技创新的能力和体制机制；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持续发展，别人想扼制也扼制不住我们的持续增长。这里需要再强调一下的是要素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过去人们知道GDP只是一个表面的指标，所以需要更多关注经济结构，较好的经济结构才会产生价值较高的收入。但是，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取决于有什么样的要素结构，或者说就是“要素禀赋结构”（禀赋在这里的意思是到今天为止你有的东西），包括技术的水平、体制的效率、人力资本的结构以及资本积累的水平。要想有更好的、更高级的经济结构，你需要去努力发展和增长那些优质的要素，去改善这些要素结构，你才能够真正获得持久的增长，而不是像“大跃进”那样以为只要大炼钢铁，有了一个经济结构的飞跃，就可以成为强国，可以“超英赶美”了。由于要素结构没有变化，这种赶超的结果只能是浪费了大量资源，并不能真正改变经济结构。基础性的要素结构没有改变，经济结构人为地发生短期的改变，最终是不可持久的。20世纪50年代的现象是大炼钢铁、重工业赶超，最近这些年的现象是“提升服务业比重”、唱衰制造业，都是同一类型的问题。三、“发展要素”：用好相对优势处处落后，还要更快地增长，发展中国家怎么办？在要素结构的问题上处处落后，就需要寻找一些“发展的要素”，即一些可以在某些领域里获得竞争力的“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增长的起步，并一步一步地改善增长要素的结构，实现持续的增长。所谓的“发展要素”简单归纳起来是三点：第一，比较优势。劳动力便宜，就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获得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竞争优势，为落后国家挣得“第一桶金”。第二，后发优势。后发优势讲的是作为后来者可以通过花钱引进受专利保护的技术，缩短研发的进程；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利用前人所积累的很多不受或已经不再受专利保护的大量的技术和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和管理学的知识，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可以学到别人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与教训，我们可以少走弯路，节省试错成本，可以走捷径，等等。第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优势就是“本土优势”，指的是在世界市场一部分的本国市场，本土的企业、本土的竞争者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信息与文化优势。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这个相对优势的确存在，但起的作用不是很大。相对优势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前面所说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在这两个主要的相对优势中，哪个更重要？一些学者反复强调的是比较优势，打开任何一门发展经济教科书首先讲的也是比较优势，客观上说一个落后国家在一开始也就只是有廉价劳动力这一个发展要素。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要素来支撑增长，增长不会持续，也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的4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还是人口大国，我们30年左右遇到了劳动力短缺（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特殊问题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住不下早早就退出了劳动供给），其他人口小国用不了几年劳动力就会用光，还怎么发展？现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因为仅仅发挥了比较优势，没过多久，经济就出现了停滞，经济增长就没能实现一个长期持续增长而真正缩小差距的过程。要解释中国最近这20多年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已经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因为后面的20年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是看到各行各业的发展，看到了技术的进步，看到了高新科技产业的产生与发展。这里就要注意到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差别。比较优势是较低的劳动成本产生的竞争力。但有这种竞争力的只能是在一部分产业当中，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而且只是在比较低端的、不需要很高技能组装与服务环节上。而后发优势不一样。它的本质是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缩短差距，它可以发生在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产业当中，使得经济取得全面的增长，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它不仅在生产活动中存在，在诸如制度改进等这些领域里存在着。作为后来者，通过在开放的过程当中，学习、模仿、引进、吸收，使知识和技术的增长可以更快地接近技术的前沿。中国40年高增长，后来这20年，应该说我们越来越多的是依靠这个后发优势。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强调的是知识创造知识，知识的“外溢效应”。他们用这个来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还能够增长，叫作“内生增长理论”（endorgenous growth）。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我们的发展，用“知识外溢”这个概念思考后发优势，那就是：后发优势就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通过国际交流，得以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到你这个地方来，外溢到落后国家的经济当中；通过学习和模仿，我们可以尽快掌握人类已有的一些知识，取得比较快的进步。这里我用“模仿”这个词。讨论后发优势，离不开这个词。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模仿不丢人！现在有人把我们的技术进步都归结为偷窃，这是无理取闹。我们当然不否定落后国家总会有一些违反知识产权的事情，但是一方面中国每年花300多亿美元买知识产权，加速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我们学习、模仿大量的不受或已经不受知识产权保护（off-patent）的那些知识，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中国做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很早就实现了大规模、全方位的开放，让世界上各种先进的知识得以“外溢”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很早就开始引进外资，它们带来的不仅是资本，更重要的是知识，包括技术和管理的知识，尽管它们谁都不会“被强迫转移”核心技术。我们很早就开始派留学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都是学习的过程。后面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就得益于这种在开放与交流中迅速增长起来的知识！是开放与交流，使得发达国家大量的知识存量得以外溢到我们这里来。对发达国家来讲，知识存量产生知识增量，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部分知识存量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也是一种“知识外溢”，因为它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增量！回到现实中来，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过去恰恰是做对了！包括我们的全方位开放，包括引进外资，包括我们的学习交流，有了这些，才有这40年的持续增长。而现在美国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知识外溢的“通道”都封锁起来。现在中国学者谁能去美国访问、去哪个部门都成了问题；中国学生能到美国学习什么专业现在也成了问题，据说麻省理工学院2019年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招，就是想断掉知识交流的通道。美国人看到了这个问题所在，并在这里做文章来抑制我们的发展，这恰恰说明“后发优势”是多么重要！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我们经历的这些历史，都给了我们新的资料，让我们认识到了发展的困难，认识到了未来发展的历程，也使我们得以更加清晰地分析发展经济学的逻辑。概括地说，落后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纯粹依靠比较优势；第二，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这里的前提是你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要开始对外开放，学习模仿，主动地受益于“知识外溢”，假以时日，才能在后面的阶段上接续起来，支撑发展；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同时也到了加大自主创新的阶段了；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也迫使我们必须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了。再高的一个阶段，是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我们作为后来者能够维护这样一个体系，就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不可能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所有的东西都做，都要合作、互利，大家专业分工、互通有无，在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可以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当然了，那个对我们来说还是后话，我们现在是处在第三阶段的开始，我们在许多领域里仍然落后，仍然在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上走在后面，仍然要努力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但我们的确也到了自主创新的阶段，也是只有这样才能突破技术封锁。我们能不能在过去基础上有更大的、持续的发展，这确实要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首先是改革能不能深入，能不能提高我们体制的效率，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其次就是能不能在自主创新上实现真正的突破。科技创新这些事情不是政府补贴能够补贴出来的，不是政府“决定”就能发展出来的，而是要通过一套机制，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投资机制、激励机制，才能使得创新不断地发生。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一些困难，遇到当前我们遇到的这类问题，其实是符合逻辑、符合规律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说所谓发展就是在有人比你先进、比你强大，而且他们已经统治了市场的情况下我们要赢得一席之地，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面对像中美贸易战这样的事，我们也不必太过于觉得不可接受。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要做的只是准确地分析它、认识它，然后就是用好我们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应对它、破解它，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实现持续发展。你持续发展了，它才会认识到封锁、打压也不起什么作用，情况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2019年6月1日前言这里收集的是我20世纪90年代写下的一些可以被称作“经济杂文”的文章。“始作俑者”，应该说是《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高小勇先生，该报创办不久，他就有了办“专栏”的想法，约我开个头。我当时感到他原来的想法是要在报纸上有些“时评”一类的文章，我也曾设想如此去做，就宏观经济的走势、当时争论较多的话题发表看法，但一旦下笔写去，却又觉得有点一般化，况且这类文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登，为什么偏要在“专栏”里做？不如弄得有点个人特点、有些新意，用一种通俗的语言，一种较为轻松的方式，介绍一些经济学的道理。于是有了《“皇冠上的明珠”》《“骗”出一套新体制？》《从经常学界的两位“诗人”说开去……》一类的文章。《经济学消息报》上的专栏文章的特点是文字较短，内容与形式相对较为多样一点，特别是因为知道读报的人们多是经济学研究者或经济工作者，对经济学的问题都有所了解，因此后来写了好几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基础理论、中国经济学发展等方面的文章，与读者们讨论。也可以说，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并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形式，更为“统一”的一组文章，后来出现在《经济导刊》上。该刊编辑部主任乔桐封邀我主持《经济沙龙》专栏，每期一篇，面对较为多样的读者，专写一事一议、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解疑释惑的文章，文章的篇幅也较长一些，容许把道理说得更透彻一点。于是，在乔桐封的“催逼”之下，两月一次，定期发出，三年的时间，形成了《为什么会有“小贩扎堆”？》《街头公用电话中的经济学逻辑》《从居民楼无法通邮说起》《“吃青春饭”与“信息不对称”原理》等一组形式较为统一、篇幅基本一致、内容也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而不是讨论经济学理论及方法论的文章。应该说本书从头到尾都属“经济杂文”，也是想用通俗的方式，用经济学的道理与方法来说明生活中、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这里收进的几个章节都曾被各种报刊以不同形式摘选刊登过。我想，一名经济学研究者至少应当会写三类文章：第一类是面对“圈内人”写的专业论文，即用专业的术语，讨论经济学专业研究人员感兴趣的理论与实证问题。这类文章可称为“专业论文”，刊登在专业杂志（如《经济研究》）上，而这类杂志原则上说非专业人士也是不看的。第二类是专对制定经济政策的人们（既包括政府的决策人，也包括公司企业的决策人）所写的有关经济政策的分析性文章。这类文章要求把理论模型用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使各方面官员和研究人员得以讨论。这类文章可以称作“政策文章”，报纸杂志上多数文章应属此类。第三类，就可称作“经济杂文”了。经济杂文就内容来说，既可以讨论一个理论问题，也可以讨论一个政策问题，从形式上说也是要求通俗易懂，因此不同于专业论文。但我想这种“杂文”与“政策文章”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的目的不是“对策”，而是“解惑”。解惑当然也有益于对策，而且是对策的前提与基础，但它不直接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而只是力求说明一类经济现象，说明一个经济学的道理。从这个角度看，经济杂文与经济学的“专业论文”性质更加接近，因为二者的主要目的都是“解惑”。有的人总想让“专业论文”直接提出一二三四条政策建议，其实是“难为人”的，专业论文“解惑”，就完成了它的任务，下面的事应由另外的政策文章以及另外的政策研究人员去办。当然，经济杂文与其他经济类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恐怕就在于它要求语言文字更加生动些，不像专业论文与政策文章那样枯燥。又要理论正确，又要深入浅出、说透问题，又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这应该说是对作者们的一大挑战。从读者这几年的反映来看，我想人们是需要经济杂文的，因为它们起到了普及经济学知识、帮助大家理解各种经济与社会现象的作用。在我们这个经济学基础知识教育还不普及、不发达的国家里尤其是这样。南方一家报纸曾登过一篇文章，希望我多写，甚至“主要写”经济杂文供大家看。现在出版这套“经济杂文集”，也是反映了人们对这类文章的需要。从我个人来说，倒并不是由于人们拉我写经济杂文才被动行事，而是因为我自己的确喜欢在刻板的专业论文之外写些轻松一点、活泼一点的经济杂文。把对经济学的一些了解与体验，用较为通俗、形象、具体的方式写成大家较容易接受的文字，应该说也是一种享受（这并不否定写专业论文也有它特殊的享受）。但我也不可能写得再多，这几年约我写专栏的报纸杂志还有若干家，我都没有允诺。毕竟，我还有其他的研究要做，有其他的文章要写，不能一天到晚总写杂文。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要想写好也要费一番心思，花一定的时间，还要放一放润色修改，并不像有人说的“随手的事”。杂文写得太多，其他的事就别干了（这一点请被拒绝的报纸杂志谅解）。不过无论如何，能为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做一点贡献，是我们这些人的一大快事。也希望读者们能从这些杂文中读出些乐趣，从而提高对学习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的兴趣。经济学本身会随着懂得它、研究它的人数的增加而增值，虽然我们这些人会随着在同一市场上“竞争者”人数的增加而贬值。1998年10月27日第一章 没有风险也就没有市场市场、风险与制度中国经济经过这几年的“折腾”，人们的风险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想想两年前的情况还大不一样。那时政府机构、公司企业投资、置业，很少有几个能多想一下可能存在的风险，总以为生产出的东西总会有人要，市场价格会一个劲儿地往上涨，建了开发区总会有人来。个人买股票，几乎是见了就买，连哪家企业发的股票、企业生产经营什么、状况如何、赢利前景如何，都可以一概不问，相信股价会不断地上涨，不会有崩盘的一天，总以为只要人气高、实力强、资本雄厚，什么经济规律，什么市场法则，什么决定金融资产市场价值的基本要素（Fundamentals）都不在话下，都不起作用。有的人甚至认为什么风险理论，在西方适用的，在中国不适用，中国的市场就是不一样，等等。当然我们中国的市场现在还远不是成熟的、安全的市场，因此才会有更大的波动、更多的反复，但毕竟市场法则已经开始起作用，已经开始了几番波动，许多人被套住，亏了本，还有人跳楼自杀（由于我们的许多投资者“预算约束是软的”，所以自杀的人不多，这是一件“憾事”）。但这样一来，人们的风险意识也就逐步培养了起来。1992年至1994年一轮宏观经济波动过去之后，许多老板感叹，今后再做生意，先得考虑风险了！个人投资者买股票时，也在考虑市场的涨跌问题了，股价稍涨了涨，人们马上在想什么时候会落，不再相信它会无限地涨下去。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怎么才能使人们有风险意识？靠学者、专家去向人们宣传、灌输风险意识？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实际上用处不大。投资者、商人讲的是实际，理论再漂亮，他也得在实践中“撞了南墙”才会相信。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可能人们先有了风险意识再发展市场经济，而只能是相反，先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波动起来，才能使人们在市场的波动、盈亏的变动中逐步树立起风险意识；不发展市场，不让市场运转起来，只是在纸上告诉人们有风险，人们便总有一种“狼来了”但总也不来的感觉。没有实际的风险，没有实际的亏损、破产、倒闭、被套等发生，你怎么能让人们在实际中感觉到风险及其后果（有风险又怎么样？），又怎么能有风险意识？把市场发展停下来等人们的风险意识养成、风险管理搞好了再搞市场经济，结果是既没有市场，也没有风险意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市场上每天每个投资者都在谈风险，大的金融公司都有专人或专门的机构研究风险或进行风险管理、风险控制等，是他们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市场波动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家做了更多的宣传。所以说，现在要想培养起人们的风险意识，首先还是要大力发展市场本身，而不是限制它的发展。
我们通常所说的风险可以根据其原因的不同而分成两类：一类是交易当事人之外的各种不测因素决定的，即那些不依交易当事人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外部事件。以证券市场为例，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利率的调整、政府货币政策的改变、国际市场的波动、战争的爆发、天灾的发生等，虽然就整个经济来说有的因素是内生变量，但对于证券市场上的交易当事人来说，却是外部事件（政策变化时有人知道内部消息是另一回事），但它们都能造成市场的波动、价格的变化，对交易者来说具有风险。人们可以利用知识对这些“外部事件”进行分析、预测或猜测（“专家”的作用正在于此）；不同的判断，引起不同的决策行为，有的会抵消市场的波动，有的则会加大市场的波动，还会使市场的风险性加大。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政府政策这个因素。政策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决策者水平的因素等，但更重要的还是经济的因素，主要就是经济利益的因素，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冲突是决定政策的重要原因。市场上“炒家”是一个集团，除了这个集团之外，经济中还会有许多其他集团，也都在想着如何发财、如何得利、如何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他们也会游说政府，或者是通过各种“抱怨”对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府的政策，迫使政府不得不考虑他们的要求，从而引起政府政策的变化。对于市场上的炒家来说，政府决策人的想法、处境，其他利益集团的行为和在各种情况下的要求，也是一种决定市场情况的因素，也具有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风险性，也是需要在“博弈”过程中加以考虑的。如果只想着经济中有自己的利益，只期望政府的政策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不会反映其他集团的利益，是一种幻想，也是不懂经济规律，早晚也会吃亏的。
另一类风险，则是交易当事人行为本身的难以预测性。不说涉及众多交易者的证券市场，即使一般的一对一的生意，对任何一方来说，也是有风险的，除外部事件的风险之外，十分重要的一种风险就是可能受交易对方的“骗”。我们每个交易人，可以知道自己的行为特征，比如自己的履约能力、诚实程度、还债能力、稳健与否等，但是，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与陌生人交易的场合，我们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对方的行为特征，不知道对方是否诚实可信，不知道他是在认真地与你做生意，还是在设圈套骗你，或是在进行冒险赌博；也不知道他办事是否牢靠，情绪是否容易波动，是小心谨慎，还是毛毛躁躁，是否容易听信谣言、容易改变主意；也不知道他是喜欢小心稳重的生意人（学称“风险规避者”），还是专爱冒险的赌徒（学称“风险喜好者”）等。所以你在做生意之前，也得花些人力物力对对方的各方面情况作些调查研究（这就是所谓交易成本的一部分）。但调查得再仔细，还是有些情况不得而知，所以也得猜测，不可避免地也具有风险。这种由“当事人对方的信息不完全”所引起的风险，在“人多”的市场上，特别是在多数人“赌”一种或有数种交易对象的证券市场上，会特别地重要。市场上涉及的人越多，人们行为的不可测性越大，一个人的一种心情的变化，也可能（因一系列他人的连锁反应）引起市场的一个大的波动，许多人在那里变来变去、赌来赌去，加上有许多拿着公家的钱玩的人，许多“赚了算我的、亏了算你的”、自己本来一点财产也没有因此不怕破产的“空手道”赌徒，市场就更是不可捉摸。再加上有“大炒家”的存在，那种不可预料的故意靠势大而掀动市场、制造波动以从中谋利的行为，更是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说，证券市场上的风险，除了“天灾”，还有“人祸”。“人祸”作用较大也是证券市场上的风险较大的原因之一。在市场发展的初期，“人祸”的作用会特别地大，也是初期市场上风险大、波动大的原因所在（这就是市场规律，而不是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没有规律）。
市场上人人都想多赚钱，而且往往是想“赚别人的钱”（在许多零和博弈的情况下就只能是赚别人的钱），所以人人都想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信息，又尽可能多地打探别人的消息，那么市场的风险能不能减小呢？不可能完全减小，但可以部分地减小。但这不是靠人们良心发现，也不是靠“教导”人们大公无私、诚实交易等，而是靠合同（少数交易之间）、靠法制（法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合同）、靠规章。制度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时的一种行为规范，是市场上交易各方利益分配与保障的规则，因此它的作用主要不在于防“天灾”，而主要是在于防“人祸”，其作用原理就在于：通过设定一定的行为规范，规定在各种情况下的利益保障办法，并且在有人违规时实施有效的惩罚，从而使人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当人们知道对方违反制度会受到惩罚的时候，人们仍不能绝对地确定对方不会干违规的事情，但至少可以知道对方会通过自身利益的算计，在一定范围不做对自己不利的违规的事，从而减少了市场的风险。由此也可以知道制度不仅是一套纸面上的规则和如何惩罚的条款，而且本身也包含制度的执行，即行为的监控（不能有效地监控，许多犯规行为就不会被揭露）和惩罚的实施（不能执行惩罚的法规等于不存在这种法规）。
制度不可能是一下子就完善起来的。再聪明博学的专家也不可能预见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不可能预见到人们会如何在实践中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各种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来侵犯他人利益、逃避制度的惩罚。任何制度、规则都只能在人们不断交易、骗局不断发生、丑闻不断出现的过程中逐步使制度、规则完善起来。市场不仅是一个无数交易当事人相互博弈的过程，也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执行者与“犯法者”不断博弈的过程，是骗子们不断创新其骗术，防骗的人不断创新其防骗制度的过程。好的制度不在于其完善，而在于其可以一方面允许人们不断地交易、创新（取消了交易，也就不必再有制度），而另一方面又能够使制度不断地得到修订与完善。骗局、丑闻给人们的教训不仅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市场风险的存在，也在于启发人们如何去进一步完善制度，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以控制风险的扩大。金融工具的不断衍生其实正是一种市场交易手段的创新（另一层意义上说也就是“骗术”的创新），相应地也就要求有交易规则、风险控制机制（无论是市场管理方面的风险控制机制，还是金融公司内部的风险控制机制）的不断创新。
天下本来是有风险的，人本来不是能够预见一切的，许多机会也就存在于风险之中。计划经济和管制经济企图取消风险，假定计划者与管制者能够全知全能，结果既使人们丧失了风险意识，又使我们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机会。市场化进程不是要取消风险，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去创造一种新的尽可能地使大家利用机会同时又尽可能地控制风险的机制，使人们的才能、人们的知识、人们的预见能力在风险中提高，使我们的经济在风险中增长。
这本身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但是，我们只能冒此风险，别无出路。1995年6月走进风险的世界
今年招博士研究生，在现代经济理论的考试题中，我出了这样一道概念题：“简要定义资本市场的均衡条件。”十分遗憾，几乎没有一个考生答对这道题。正确答案其实十分简单，只需用一句话：“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均等。”（即考虑到风险因素所带来的预期损失之后的收益均等）多数考生回答了许多东西，但就是没有答出一个关键词：风险（只要提到这个词，我就给分）。我想这既反映出我们经济理论教学上的问题，同时也许正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种现状：还缺乏关于风险的知识。
风险是一个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因素，出门怕下雨，乘飞机怕失事，做生意怕受骗，买个东西怕是假货，等等。但在经济学中，风险这个因素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直到讨论资本、资本市场的时候才出现，并作为一个决定市场均衡的主要因素来加以讨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其道理就在于：一方面资本这个生产要素与劳动不同，不是短期内投入生产，劳动者随时可以撤出又不会发生很大程度的贬值，资本是一种长期投入品，一旦投入某一生产领域，就很难撤出或转产，任何资本的重新配置都会有很大的一笔沉淀资本发生。另一方面，资本要素又不像土地要素，后者原则上指的是那些不会再生但也不会消失，同时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的不动产，其所有权可以易手，但其本身的价值因其稀缺性的决定（不可再生）从长期看总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升值（房地产市场当然也会有起有落，也会出现过热升值或一蹶不振，价格在一段时间内偏离其实际价值，但总体上说，土地的价格波动不大），而资本则很不同，它指的是那些在经济活动中可再生也可消失、其价值可以转瞬即逝的生产要素，指的是那些今天已经生产出来但还未被最终消费者认可（马克思称那种“认可”为“惊险的一跳”）其使用价值的东西（如机器、原材料等）。总之，资本的高风险性就在于：它可以一夜“暴发”，成倍地增值，但也可以一落千丈，赔他个吐血自杀。劳动者（管理者）失业了，“一条汉子”还在，还可以再找工作，尽管收入可能会下降一些；土地这个用途不行了还可转做其他用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资本一旦贬值，一旦没用了，就是分文不值，倾家荡产，而且会“来去无踪”。再加上资本这个东西所体现的不仅是人与物的关系（即生产函数中的一种投入品），而且还体现着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体现着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种种利益冲突：它很容易被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抢走或骗走（广义上的骗，即由信息不公开、信息不对称、虚假信息所造成的利益损失），因此就更多了一层风险，即人世间的“险恶”。
正因如此，市场经济越是发展，资本经营者们的风险意识越强烈。国际上多数大公司，特别是那些从事资本经营活动的大公司，至少都有一个部门专门进行风险分析，都有一位专职副总经理，专门负责风险控制。股民、公众对资本风险的意识也越来越清楚，有关资本风险的许多深奥理论，实际上首先是一般人在长期经营活动中经验积累而获得的一些直觉或常识。比如说，资本理论中说较高期望值的资本一般有较大的方差，这其实是对直觉或长期观察结果的一种理论概括和数学表达，因为它所说明的不过就是“收益较高的资产风险也较大”这么一个常识性的道理。
写此文章的直接起因其实是最近在美国，看到电视上在辩论最近一时期那里汽油涨价的问题，许多人攻击石油公司。说它们内部勾结、哄抬物价，为了高利润而损害消费者。而石油公司代表（是位经济学家，即公开地代表石油工业利益集团利益的经济学家）的回答却颇为耐人寻味，他不去找诸如成本提高、储量变化等客观原因，而是说，从主观上，作为石油公司并没有靠提高价格来增加利润的动机，因为利润突然增大会“赶跑投资者”，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广大投资者都知道利润率今天突然地高增长，明天就可能大幅度下跌，这样就增大了资本的风险，从长期来看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因此，石油公司的代表说他们的战略是尽可能保持利润的稳定以减少投资的风险，不愿意做那种在短期内靠提价而提高利润的事。他的这一答辩并不一定说明石油公司的战略多么正确，但无论如何说明了广大投资者，也就是在资本市场活动的公众，对风险的重视和对风险的知识。
在我们国家，长期的国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也磨灭了人们的风险常识。过去的投资，其实也是有风险的，但这些风险都被掩盖在国家那个“大锅饭”之中了（那也是一个巨大的资产组合），而作为投资活动的直接参与者、经营者、管理者，是感受不到风险的，赔了反正有国家兜着，没有人作为资本所有者受什么损失，继续拿他的那份固定工资。这样一种经验背景，一搞市场经济，就难免准备不足，被风险所耍弄。典型的情况就是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刚刚开放初期，有一阶段市场价值持续高额上涨。这当中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市场从无到有，最初供给不足），也有大家在缺乏风险意识下的推波助澜，因为那时人人都以为、人人都相信市场就会那么不断地涨下去，只要拿到了股票、拿到了土地就会赚钱，在买股票时甚至都不知道股票是谁发的、那个企业生产什么、经营状况如何、利润率多高；买房地产时只看一眼图纸就敢拍板，都不问问周围建了多少新房，今后会不会有人来买房，等等。直到“泡沫”破灭，许多人惊呼上当，才第一次知道资本市场这个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它会有起有落，有赚有赔。
要想使人们具有风险意识，靠书生们去宣传、教育风险的理论，恐怕是没什么大用的（就像改革的政策不是来自理论分析一样），对多数人来说风险意识只有在亲身经历了风险、亲自吃了亏、赔了本、碰了壁之后，才会逐步地养成。这也就是说，风险意识只有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展开、市场交易的活跃本身来培育与发展。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股民们上过一次当，现在某一天市价上扬，他们已不会相信这一态势会永久地持续下去，而是高兴之余马上担心什么时候它会下跌，这就是一种风险意识的表现。这就叫作投资者逐步地成长与成熟。
不过还是有人不懂今天过度增长意味着明天过度下跌的道理。比如说现在许多人在叫经济增长速度太慢、经济过冷，总想着再回到前两年“每年翻一番”“增三倍”“增五倍”的高水平。我们要是真的能长久地、全面地（各地一样、大家一样）保持那样的高增长当然是好事，但客观规律是增长速度越高，经济当中不稳定的因素越大，越是可能出现大的波动，像100%~500%的增长率，或者再低些30%~50%那样的增长率一般地说是注定要导致后面的暴跌、紧缩、调控的。作为白手起家的“暴发户”，对于那些现在仍一无所有的后来者，希望发生经济的大起大落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那种高风险的波动为他们提供了大捞一笔的机会（捞走了什么？捞走的是现在一些人手中已经积累起来的东西），捞不到也没有什么损失。一个市场上若都是这么一些“空手道”的玩主，我们也就自然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总在那里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是与别国的不同（其实只是阶段的不同）。但是作为已经经历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大公司、大厂家，作为一个国家，却一定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要满足于一个不太高但是能够持续的、较为稳定的增长率，要以这样一种增长率作为政策所追求的目标，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防止公司股票市场价值曲线大上大下地那么“难看”。大起大落的效率损失和收益损失，要比稳步成长大得多。这就是有经验的经济管理者都注重“风险控制”的原因，是好的经济学家不会一味地在那儿鼓吹“大干快上”或一个劲儿地“造市”的原因。
今后也许我们还会有机会再来更深入地分析一下风险的源泉和如何依靠制度来降低风险。1996年市场无需大智慧
市场的发展并不需要大智慧，因为市场本身是可以由最一般的智慧水平的“小市民”以至“鸡鸣狗盗”之徒（出狱改过之后）进行交易并以某种方式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机制。市场的发展，体制的转轨，也不需要特别的大智慧，而只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一种“承认现实”、从现实出发的态度。现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就从现实出发承认什么是可行的、有效的、合理的，就去做什么，市场就会逐步发展起来。开始时可能有许多问题，但总会逐步完善。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还是不承认现实、不从实际出发做事情的问题。明明旧的体制已经运转不灵了（比如固定利率制度），还不开始动手改革；明明到处都存在行之有效的体制（比如民营银行和民营的投资基金），仍然不鼓励发展；明明需要尽快开始着手解决的问题（比如国有股、法人股的问题），却拖着迟迟不加以解决，不是缺乏大智慧的表现，而是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解决问题，改进制度，发展证券市场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不意味非得有什么超人的大智慧，而只是说要有一个在现实中逐步探索、逐步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世界上所有的证券市场、资本市场以及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不出现问题的；不能指望存在什么大智慧，能在一开始就把什么都设计好，然后“开步走”，或者能在一开始就预知到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矛盾、骗局、风险等，一下子建立起一种完善的体制不使任何问题发生。制度从来是在一个个问题出现后逐步完善的；法律、规章从来是在一个个骗局发生后建立起来的。不让市场发展，自然不会出现问题。但这也就是说，不让问题出现，等于不让市场发展。我们现在有世界上不少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以吸取，有许多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可以借鉴，这有助于我们缩短发展的进程。但抄来的法规要变成市场各方充分理解的、能够真正实施的行为规范，也仍然要有一个出问题的过程。那种能够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的大智慧，我想我们人类还不具备。
反对发展市场的一个经常说到的理由是人员素质低、没有人会运作，也是说人们缺乏应有的智慧。当初搞股票市场时就有人认为中国还早呢，“谁会搞股票交易”；现在要发展基金，反对的理由之一又是“谁会搞基金”。其实，这些世界各地是个人就能搞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那么没智慧？这些年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基金其实早已以各种形式出现许多了。一个单位里几个人把钱凑到一起让一个“热心人”或“能人”去证券市场上炒作，其实就是形成了一个基金，只不过是处在初级阶段或初级形态罢了，只不过你没有把他们正式请到一个场地中来挂牌，没有正式给它一个名分罢了。这些事实上在搞基金的大小“能人”其实也并没特别的大智慧，他们只要不断操作下去，在实践中成为专业的基金操作者，就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你不让他们发展，不让他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积累起经验，阻断他们的专业化进程，反过来又说人们缺乏智慧，其实是在扼杀智慧，也扼杀了市场。
认为人们缺乏智慧，因此无法发展市场的另一个理由是现在各级政府还不会管理市场。其实，市场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与水平是与被管理者的能力与水平一起发展的。魔高了一尺，道才能高一丈。你不让市场运作起来，不让被管理者“玩起来”，你就永远只会纸上谈兵、奢谈管理，而永远不会学会管理市场。天下没有骗子行骗，人们就不会知道如何防骗。一种经济机制就是一组人们之间互动的关系，互动的双方只能一起成长。这其实也正是市场发展的本意。政府、市场管理者也不需要是具备大智慧的超人，大家都是凡夫俗子，需要的只是使凡夫俗子们积累经验与知识的过程。
市场的发展不仅不需要什么大智慧，而且我想最怕大智慧。计划经济其实最初都是由一些智慧极高的人设计出来的。我们现在最怕的一种大智慧就是自信世界上别人都搞并已证明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可以不搞，自信我们可以搞出另一种市场，一样有效率。市场经济其实不是建立在人的智慧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人的自利这样一种“本能”的基础上的。自信的“大智慧”否定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还是和计划经济一样，是要否定普通人、一般人、芸芸众生的作为人的本能。按照这种大智慧，我们还会有什么市场呢？（本文原为上海某报纸组织召开的研讨会“市场需要大智慧”而作）“市场发育”杂谈（四则）一、矛盾冲突与历史进程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在自觉不自觉中走过了16个年头。16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而16年过去了，我们的经济却似乎还是步履蹒跚，每天在生活中遇到的，还是种种的问题，重重的困难，通货膨胀、假冒伪劣、欠债不还、官员腐败、产权不清、法制不力，等等。似乎还远看不到市场经济建成的那一天。总说要“在三五年内建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好几个“三五年”过去了，不知前面还要有多少个“三五年”。于是产生了不少的焦躁。
其实，16年的时间，在历史上只是暂短的一瞬；在市场经济制度发育的过程中，也还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初期阶段。人们现在总是在拿西方社会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我们现在的体制相比，说人家的体制如何如何地完善，我们是如何如何地混乱。但是，“人家的”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至少是经过400年的时间、经过反反复复的摸索逐步发育起来的，其中又经历了多少的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甚至战争。而我们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之后，又加上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然后人们想起来要搞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过16年的时间，经济的发展水平本身又还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又能要求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达到怎样的水平呢？客观地说，16年来，我们已经用相当快的速度走过了别人历史上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走过的道路。由于是后进国家，有先进（先走一步）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所以我们可能并不需要也用400年的时间来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但毕竟，我们也得一步一步地走过处在向市场经济发育过程的各个必经的阶段。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初级阶段上，你能期望什么？期望没有问题、没有混乱、没有冲突、没有矛盾？中国人已经够聪明的了，我们可以学习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进行市场化改革，但我们不可能聪明到一夜之间干成全部事情、一夜之间消灭全部问题的地步。那不是人，而是神，是神话。现实的改革与发展，一定是充满矛盾、充满冲突，也一定是不尽如人意的——各个利益集团会从各个角度获得实惠，也会从各个角度提出自己的不满，还会有的集团获益多些，有的集团获益少些，有些人甚至会受到利益的损害。只要没有神或者超人在天上重新分配人间的利益（这是改革的本质所在），就会存在不合理分配，会存在利益冲突。
我们不能期望没有冲突，问题是在冲突背后的大趋势是走向崩溃还是走向和谐。举一个例子：笔者曾在西方报纸上不止一次地读到过中国即将发生“内战”，出现“军阀分裂”之类的说法，依据是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差距近年来在逐步扩大，相互间的利益冲突有所加剧。但是，在中国的现实中，有着更基本的事实使冲突向着合理解决的方向转化。第一，只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中的各地区、各部门、各集团正日益更加紧密地在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上相互依存，割裂市场的动机对任何人来说只会是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发达地区会越来越依赖于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劳动力和产品市场，而落后地区会越来越依赖于发达地区的资本投入、技术转移与劳动力市场，总之是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会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第二，一个以年均9%~10%的速度增长的经济，尽管有收入分配不公、有通货膨胀，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仍会每年有所提高，人们的生活状况总会有所改善，而在一个多数人的境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人们总会更多地倾向于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试图分裂来另起炉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重要的政治与经济的因素推动着中国朝着统一大市场的方向发展，这里不一一列举。退一万步说，一个12亿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还很低的国家真的发生了混乱，谁能获得好处？正如不少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那将是一个世界性的灾难，是一个谁都承受不起的悲剧。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无视现实的矛盾，无视潜在的危机，不抓紧时机进行改革与调整，也不是说问题可以自然地得到解决，但历史的进程是有一定规律的，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是可以分析出来的，矛盾冲突的存在不一定必然导致“分裂”或“崩溃”的发生。二、有序与无序
市场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建立起来的；而在市场化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由于旧的规则还没有完全消亡，新的规则还不完善或还没有建立，难免出现一些混乱，显得有些无序，因而很容易引起一些人的惊恐，似乎天下大乱。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出现一些乱子，反而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明改革根本没有取得实际的进展。比如当前令人瞩目的一个现象是骗子增多，假冒伪劣盛行，引致许多人惊呼世风日下，有的甚至责怪搞市场经济搞得人们道德沦丧。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人非圣贤，承认总会有些人要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和制度上的漏洞，用各种可能的办法为自己谋取一分利益，我们就应该承认在体制改革的最初过程中，假冒伪劣多了一些是十分自然、十分正常甚至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原因正是在于：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坑蒙拐骗，经济生活当中就难免出现一些制度真空，可供“小人”们钻的空子也就会多起来。假冒伪劣的事情多了，正说明我们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信用之类的东西不是因为其美好才被人们所信奉，而只是因为它有用、有利，才被人们所遵守。事物发展的这一逻辑，一方面表明在新型的商业道德确立之前，总难免有一个假冒伪劣泛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利于大家诚实合作的市场经济体制，往往正是在大家你骗我、我骗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骗人的，就有人要防骗，那防骗的过程，其实正是制度的形成过程。比如合同或“契约”（社会制度则可视为社会上大家共同接受的一套契约），就是为了防骗而产生的。虽然有国外一些现成的规则可供参考借鉴，但有中国特色的骗子总得我们自己对付，所以新体制有赖于我们自己在与各色骗子的周旋中逐步形成、掌握和应用。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的，不受骗不知防骗之重要，不受骗难学会防骗，所以在一开始不可能把一切规则都搞得很完善、很精细，总要有一个过程。骗子一多，大家都引起重视，新规则才能普遍地形成；打假办的建立，“质量万里行”的举办，消费者协会的发展，“消费者权益法”的通过，等等，都是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一种标志。
有序都是从无序中发展起来的。市场化改革要破除多少年形成的一套旧体制，若一开始什么事都很有序，那才是真正的无序，因为那样一来就不可能发展起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同时，任何秩序要想有效率并能持久地存在，都是因为它符合了当事人的某种利益需要，或是增进自己利益的需要，或是防止别人侵占自己利益的需要；真正有效的秩序，都是在无序之中通过当事人自己的相互交易、契约和反复试错而逐步形成的，而不是由专家们或某种权威从上面教授而成的；即使我们事先设计或引进的规则或秩序是正确的，也只有通过人们在实践中的反复尝试以致吃过亏、上过当、受过骗之后，才能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愿意遵守、维护的新秩序，它也才能在实践中立得住，才有其生命力。比如现在没有一种证券市场的规则不是要求买方仔细审查卖方的可信程度的，但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种种原因就是会有许多人见到证券就买，都可以不顾谁在卖；吃了几次亏，出了几次风波，人们才有了风险意识，才会不仅遵守规则，而且要求政府建立规则、加强法制，法制建设也才成为经济中一种“制度需求”。市场化改革还要经过很长时期的过渡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许多无序的现象出现，我们只有能在其中看到积极的趋势，才能更积极主动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进程，而不是一看到出了点问题就取消市场，把市场发育的进程停下来，把我们的经济拉回到旧的“有序”中去。三、依赖“专家”还是依赖民众
市场经济机制便可定义为在人与人自愿交易基础上协调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规则。它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特点，就是它的运行首先依赖于一般的个人、依赖于民众，依赖于他们自主而自愿的行为，而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依赖于少数的“专家”、依赖于“精英”，依赖于他们对民众或个人的“指导”。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往的某些社会主义理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相当根深蒂固的“精神遗产”，那就是不相信民众之间自利的行为和互利的交换能够使经济有秩序地运行，只相信“专家”或“精英”们的理性与智慧。这种可以称作“精英治国论”或“专家治国论”的思想总是认为：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组成的政府或计划当局，第一能够知道民众的物质与文化的需求偏好是什么，因而知道所谓的社会福利或全民利益是什么；第二能够根据这种被知的需求偏好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使其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而个人自己，却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究竟是什么，特别是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或长远利益，个人自己在市场上追求自己的眼前利益，一定是“无政府主义”，一定不能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总之这种思想的核心就在于：民众个人是不可依赖的；由个人自负其责、自行其是，是会出乱子的，因而是要不得的；“有政府”一定比“无政府”要好，在集中计划体制下事情没搞好、出了问题，不是因为体制上的弊病，不是因为解决经济问题的基本思路出了问题，而是因为“计划不科学”，管理者“素质太差”“政策失误”，等等，总之是因为你“笨”，只要换一个“聪明人”或“懂行的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