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土耳其）哈坎·甘迪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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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境的逃离(人之初，性本恶！比肩诺奖，新一代《铁皮鼓》)试读：
版权信息无止境的逃离DAHA作者：[土耳其] 哈坎·甘迪（Hakan Günday）译者：刘勇军出品方：未读·文艺家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如果我父亲没杀人，我就不会出生。“在你出生的两年前……有艘船，名叫‘斯温科博’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它……船主拉西姆就是个狗娘养的……反正就是往船上装‘货’，至少有40个吧。其中一个病了。你真该看看那家伙是怎么咳嗽的！只剩下半口气了！大家都在猜他多大年纪，七十，兴许是八十……”
如果我父亲没杀人，我也就不会成为杀人凶手。“我甚至问过他，你这人还能派得上什么用场呢？逃跑，移居到别的地方？就算到了目的地又能怎么样呢？你愿意受尽眼下的折磨再死？唉……然后，拉西姆对我说，赶紧吧，回来的路上再闲聊也不迟。当时我还没买卡车，也没个营生……”
如果我父亲没杀人，我母亲也不会在生我时死去。“我偶尔会帮忙偷运移民。我逐渐摸清了其中的门道，还赚了点钱……我说好吧，那就这样吧。于是我们上了船，到无边无际的大海上……就快到希俄斯岛的时候，竟然遇上了暴风雨！‘斯温科博’号在劫难逃！我们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掉进了海里……”
如果我父亲没杀人，我永远也长不到9岁，和他一起坐在这张桌边。“我看看四周，人们散落在周围的水中，喊呀，叫呀，挣扎呀。这些人是从沙漠地区来的，全是旱鸭子！这一刻，你还能看到他们，下一刻，他们就不见了！像石头一样沉下去了，全部，无一幸免！都淹死了……然后，我看到了拉西姆，他的额头上全是血……他的脑袋肯定是撞到了船上……你真该看看当时的海浪，跟堵墙似的！巨浪打来，活活要把人吞掉！接着拉西姆也不见了……”
如果我父亲没杀人，也不会给我讲这个故事，我也不可能有命听。“我本打算游泳逃生，但我就想了，要往哪边游呢？今晚算是死定了！我拼命地挣扎……然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做到不让脑袋沉到水面之下。我一直浮浮沉沉……我说，阿哈德，你的末日到了。你完了，小命算是送到这里了……跟着，我忽然在两波大浪之间看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顶端黑乎乎的……”
如果我父亲没杀人，我就永远也不必知道他杀了人。“我仔细一看，原来是那个病人……你知道的，就是我刚才和你说过的那个怪老头儿……他紧紧抓着一个救生圈……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游过去的，我游到了他身边……我一把抓住救生圈，从他手里夺了过来……他愣愣地看着我……像这样伸出手……我使劲儿推了他一把……扼住他的喉咙……跟着，一个海浪打来，把他卷走了……”
但是，我父亲真的杀了人，这一切真的发生过……
那天晚上，我父亲慢慢地讲述了这个故事，时不时沉默片刻才会再次开口，而他的话仿佛与我们之间流动的空气融合在了一起。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父亲的故事才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它在我的脑海里安了家，一次又一次地回放。或者说，它留在了我仅存的良知里……现在，我很想知道，如果我父亲没杀人，那我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有父亲。时光荏苒，越发证明了这一点……
他再也没有说起过那次谋杀。他也不必这么做。你会向同一个人坦白同一项罪恶多少次？
听一次已然足够。已经足以让你缓缓地从桌边站起，躺在床上，无法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想：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要在现在讲起那件事？他是讲给我听，还是，只是讲给他自己听？或许对于他9岁大的儿子来说，这是他唯一可以传授的人生经验。或许这是他唯一拥有的重要信息，唯一真正的生活经验，即，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我还记得我从他的故事里总结出了一个教训：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你是如何活下来的……人不应该谈起他们昔日的求生经历。我记得我哭了。人不应该谈起他们曾如何夺走其他人的性命。我只有9岁。我不可能知道的是……你首先得活下来，才能把如何活下来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想象父亲一把扼住那个老头儿的喉咙、用力推开他的情形。我觉得那个老头儿肯定和父亲一样也有喉结。我在心里问自己，父亲是否摸到了老头儿的喉结？那个喉结是否在他的手心里留下了印记？当他抚摸我的脸颊之际，我是否也能感觉到它？我记得接下来我睡着了。
后来，我醒了过来，然后去吃他给我准备的早饭，还挨了他一记耳光，并且收到了他的命令。
一片面包。“昨天我和你说了那件事，你有什么想法？”“不是你死，就是那个人死。”
两片芝士。“很好。那告诉我，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或许那个救生圈能救下我们两个……”
一记耳光。“快吃，别那样盯着我看！擦擦你的眼睛！”“好的，爸爸。”
一个鸡蛋。“如果我死了，也就不会有你，知道吗？”“知道，爸爸。”
三颗橄榄。“很好。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现在告诉我，你会怎么做？”“我会和你一样，爸爸。”
一片黄油。“我这辈子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你。”“谢谢你，爸爸。”
他下达命令。“现在你知道了，这就是适者生存，今天你和我一起去。”“知道了，爸爸。”
后来我才弄清楚，父亲一直在找人做他的小伙计，这个人一定要对他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看来他宁愿把自己的儿子带入行做他的同谋，也不愿意和陌生人分享利润。
他说我要和他一起，我就照办。那年夏天，我刚一拿到成绩单，就成了蛇头。而那时的我只有9岁。其实，自己成为人口走私贩子，与当人口走私贩子的儿子，并没有多大区别。
现在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喝醉了才把那件事向我和盘托出。讲着讲着，他清醒过来，却发现要住口已经来不及了……或许我的父亲只是隐隐有些后悔，但他本性卑劣，不在乎别人的生死，仅此而已。他这个样子，没准是来自他父亲的遗传，而他的父亲又像他父亲的父亲，他父亲的父亲又像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那我们不就都是幸存者的孩子了吗？从战争中幸存，从地震中幸存，从饥荒、大屠杀、传染病、侵略、冲突和灾难中幸存……
我们是诈骗犯的孩子，是窃贼的孩子，是杀人犯、骗子、告密者、叛徒的孩子，是那些率先离开沉船、从别人手里抢走救生圈的人的孩子，那些人很清楚如何才能活着。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活下去。
我们现在能活着，难道不该感激家族里曾大声说“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祖先吗？或许这种事甚至都与邪恶无关。不过是天性使然……只是在我们看来有些不道德而已。但是，天性中是没有丑陋这种概念的，自然也不知美为何物。
说到底，是两具尸体送我来到了这个世上：一个希望自己活下去，另一个希望别人活下去。前一个希望属于我的父亲，后一个则属于我的母亲，于是就有了我。我有其他选择吗？当然……但谁知道呢？说不定这就是生命的本质，我曾看过有人这样写：生命的本质101
每一次出生至少等同于两个人的死亡。一个有关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另一个有关让别人活下去的希望。两次死亡。
对于新生的人，这两次死亡必须确保他活着，并且觉察不到他甚至是在呼吸。
否则，这个人就会陷入内心的挣扎，并最终活得如同行尸走肉。
是的，我的名字或许是加萨……
而且，我从未想过自杀。
只是，在某个时候……我能感觉自己距离自杀只有一步之遥。★ ★ ★
现在我要给自己讲一个故事，并且对它深信不疑。每次我回首往事，都发现它又一次发生了改变。不是过去的范围缩减，就是过去的那些事混合在了一起。
在我这一生中，没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没什么对其原本的位置感到满意，或许它们其实本就没有任何位置。正因如此，它们才不适合用来放置它们的洞。你一直忙着测量、挖大小正好的洞，却白忙一场！它们只等着你放松警惕，好溜之大吉。要不就是交换位置，把你逼疯。特别是你的过去……
但现在是时候了，是把所有回忆一股脑儿都讲出来的时候了，然后将之尘封起来。因为我已经来到了终点！我再也不会回头看，甚至都不会照镜子，不然我就会在自己的眼中看到如云的往事。我还会把我讲述的往事咬碎吃掉，再用牙签把粘在我牙齿上的碎屑刮掉，用鞋底踩碎。唯有如此，我才能只活在当下，成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不然的话，我的身体一定会想方设法让时间停下！因为我的身体知道一切：知道人会死去，会腐烂，会消失殆尽……是哪个浑蛋告诉它这个的？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一点……我的身体才会像只疯狗似的，紧紧咬住生的机会不放，而这也让我一次次地重复同样的错误。一次又一次！旧事幻现，带我回顾这一生的历程，借此争取一些时间，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很快一切就都结束了。
等我讲完我的故事，我就将保持沉默，自那以后，我只会犯新错误！
新错误是如此陌生，会让时间飞速前进！它们是如此不可知，会把挂钟变成有磁力的指南针！没人听说过这些错误，就更不用说去犯这些错了！这些错误太了不起了，太深奥了，恰如发现了失落的大陆，又如同找到了地外生命！这些错误简直妙极了，仿佛人制造出了能造人的机器，造出的人又制造出了能造机器的机器！这些错误与人创造出上帝这个概念同样惊人！这些错误是那么出乎意料，就像在创造出上帝之后，人类有了第二个最伟大的发明：文字！这些错误就跟降生一样致命！这就是我需要的……此外，我可能还需要一点强效镇痛药——硫酸吗啡。★ ★ ★
土耳其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唯一的差异。我不知道你认为应该怎么得出土耳其这个答案，是用东方减西方？抑或西方减东方？但我敢肯定一点，那就是东西方之间的差就是土耳其。我就生活在土耳其。政客每天在电视上大谈特谈这个国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我以前很不解其意，而事实证明，所谓地缘政治，就是一栋破旧的建筑，里面黑漆漆，到了半夜，有着明亮车头灯的巴士就拿这栋建筑当休息站，因为它正好位于巴士的路线上。土耳其是一座旧桥，像博斯普鲁斯大桥[1]那样，一只赤脚在东边，另一只穿着鞋的脚位于西方：各种非法的人从桥上经过。特别是那些移民，我们尽全力确保他们不会卡在我们的咽喉处。我们将他们吞下去，送他们上路。不管他们要去何方。
我们的生意是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从一个边界到另一个边界。
不用说，世界的其他地方肯定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所以他们才会深陷于绝望，并且从出生之地逃出来，前往他们的死去之所。各式各样的绝望，有的深，有的浅……至于我们，只不过是利用了我们国家的经纬度而已。
我们将从地狱逃出来的人送往天堂。
我既不相信有天堂也不相信有地狱。但那些人相信一切。事实上，他们打从出生起就相信。他们都认为，如果人世间有饥饿与战火肆虐的地狱，就会有美好的天堂。但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都被耍了。这世上的确有地狱，但这并不能证明天堂也存在……然而，我很同情他们，毕竟他们一直都被灌输这样的概念。而且，不止是他们，所有人都一样……一幅令人眼花缭乱、带有金属箔相框的画被兜售给了全人类。在那幅画中，善与恶水火不容，有地狱，也有天堂。然而，压根儿就没有那样的战争，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光明的对立面不是黑暗，黑暗的对立面也不是光明。
真正的冲突只有一个，而且只与生物有关：即生与死的矛盾……在非法走私人口这样的生意中，只要注意一件事：一开始有多少人交到你手上，就要送过去多少活人。除此之外，没有人在乎他们中有多少人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并盼着能抵达天堂。我们运送的只是一堆堆的肉，只有肉体。至于梦想啦，思想啦，感情啦，都不包含在我们的收费中。他们给够了钱，我们在途中也会加倍小心。事实上，我倒是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确保他们在家（或是在他们打从一出生就陷入的困境中）时怀有的梦想不会在途中破碎。有些好莱坞电影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它们可以让这些人更加相信天堂的存在。事实上，我本可以一分钱都不收就承担这份任务，只可惜我还太小，也没那个时间。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加萨！”“什么事，爸爸？”“去把仓库里的链子拿出来。”“好的，爸爸。”“也把锁拿出来。”“知道了，爸爸。”“别忘了钥匙！”“就在口袋里呢，爸爸。”
我撒谎了，我把钥匙弄丢了。但我没想到这事会穿帮。结果我挨了几耳光，屁股上还被踢了一脚。我怎么能知道，父亲有时候不得不用铁链把那些人锁起来？“加萨！”“什么事，爸爸？”“去拿点水，发给他们喝！”“好的，爸爸。”“不要像你上次那样，一个人给一瓶！两个人一瓶，明白吗？”“可是，爸爸，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还要！’”
我撒谎了。不错，他们老是说“我还要”，因为他们只会这一句土耳其话，但现在麻烦的不是他们需要喝水，而是我的利润眼瞅着就要缩水。一般情况下，水都是免费提供的，但我把水拿来卖。当然了，这事我瞒着父亲……毕竟我现在都10岁了。“加萨！”“什么事，爸爸？”“听到了吗？是不是有人在叫？”“没听到，爸爸。”“肯定是我听错了……”“肯定是这样……”
我又撒谎了。我当然听到有人在尖叫。但自从我发现我的某个器官不止可以用来撒尿，也才过了不到两天。因此，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赶快把这件事做完，那样我就可以回到我的房间，锁上门不出去了。我们开着的这辆卡车的后车厢里有22个成年人和1个婴儿。我怎么能知道，一个女人发现她怀里的婴孩死了，便尖叫起来，其他人却在恐慌之下用手捂住她的嘴？就算我知道了，又有什么要紧呢？我对此表示怀疑，毕竟我都11岁了。★ ★ ★
无从得知人口走私是怎么出现的。
我所做的就是从头到尾汗流浃背，并且尽可能按照父亲的吩咐做事。
运输真的是人口走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没有运输，其他的都免谈。最关键的是，运输是整个过程中风险最大、最累人的一个环节。到了后面的部分，移民会被关在一个地方，一天工作18个小时制作假包，睡在地上，要是他们被别人相中，那可就惨了，但这些和我们所做的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是人口走私产业中的真正劳动者，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工作！首先，我们一直处在压力之下。交付的人，接手的人，中间人：这些人通通都不好惹。哪怕是出了最微不足道的问题，每个人就都吵着要我们负责。时间永远不够用，一切都可能出问题，一开始总是假装不会遇到麻烦，可到头来麻烦会多上好几倍。倒不是说运输有多复杂，而是这毕竟是非法勾当，大家互相不信任，每走一步都得如履薄冰。
我们每个月都会从伊朗边界收到三次货，来自伊拉克或叙利亚的也不少。他们通常坐的都是半挂卡车。当然了，每次的车都不是同一辆。偶尔这些货会被分开，用卡车、小货车或面包车分别运来。一个叫阿鲁兹的人负责组织货从伊朗边界进入土耳其，并安排货物离开。他好像是什么协调执行顾问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协助人们在国际间不受限制地出入，收费标准都是固定的，其中一部分钱将付给理事会，作为其部队的自由生活费用和战争支出。不受限制地出入所需的固定费用都是人们的血汗钱。拿肾来抵也可以，不然就给现钱。如果你问阿鲁兹，他会说他是库尔德工人党里负责走私的部长之一。但他只负责走私人口，至于毒品、石油、烟草和枪支，都由其他部长负责。
就该是这样：要根据不同的目标物划分不同的责任，在管理上分得清清楚楚。不然的话，一切就会搅在一起，互相影响。有了土耳其共和国文化观光部这个反面教材——这就跟战争和平部这个名字一样极不协调——就没人愿意重复同样的错误了。文化和观光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面，一个需要无条件的支持和保护，另一个的目的则是赚钱，这二者竟然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结果文化退化成了一支已经变干的赠品钢笔，观光则是同一支钢笔上被蹭掉一半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标志。但谁在乎呢？阿鲁兹肯定不关心！商务专家和暴力专家都是一样的，阿鲁兹处理起“观光”生意来，办法完全不同。首先，他只通过电话来打理他的非法旅行社帝国。我是说，他简直是在糟蹋手机。
不过这也只是我的假设而已，因为他每次打电话，声音都像是一头淹死的河马发出来的，瓮声瓮气，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好老是说：“我爱死你了，阿鲁兹叔叔！”有时候我心情不好，就喜欢故意惹他生气，我就问：“菲拉特怎么样了？”菲拉特是他的儿子，却不符合他心目中儿子的样子，每次提到菲拉特的名字，他就开始像一头搁浅的鲸鱼那样嘟囔，但一般只是会发出猛犸象一样的动静，而那声音或许是笑声，然后要求我父亲来听电话。他只要一不说话了，我就能推断出他是想找我父亲了。其实，我父亲和他之间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他们有时候一打电话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估摸这也是责任所在吧。归根到底，他不可能通过电话就从背后刺对方一刀。要是真出了背后捅刀子这种事，那准是一部分“货物”失踪了，或是看起来像是失踪了。我知道，我父亲有时候不会把他接到的全部移民都偷运出去，而是把其中一些送到伊斯坦布尔。
这些人像奴隶一样被卖到纺织厂或是卖淫窝点。然后，我父亲就会语气大改，前一刻还是个无所不能的法官，后一刻就成了全能的被告，向阿鲁兹诉苦，谎称我们遇到了事故，弄丢了一部分“货物”。毕竟钱都是按人头算的，所以阿鲁兹一定会像头犀牛一样吼上至少半个小时，然后含含糊糊地说几句狠话，再把电话挂断，因为他知道，他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可靠的运输司机了。
事实上，在有些时候，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他会在每个移民的右脚脚后跟上文一个数字，还会给他们每个人拍一张照片。要是有人不见了，他就问：“那个人的数字是什么？”他很喜欢拍照片，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把12号找来！”等把12号的袖子卷起来，露出了“去你妈的”几个字，阿鲁兹就像头小象一样哈哈大笑起来。最近，阿鲁兹支持的足球队赢了我父亲喜欢的球队，结果把父亲气坏了。捎来这个消息的是个二十来岁的乌兹别克移民。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他也总是笑。他说不定是个疯子。
其实，我觉得他们全都有些疯狂。
这些乌兹别克斯坦人、阿富汗人、土库曼人、马里人、吉尔吉斯人、印尼人、缅甸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马来西亚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土耳其人，所有这些人都是疯子……因为只有疯子才能忍受这一切。所谓的“这一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包括阿鲁兹、我父亲、哈尔曼和多铎尔兄弟（他们是船长，负责把移民运到希腊），还有带枪的人，这些人的数量随着犯罪率的变化时增时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四肢不健全的人，我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这些人在一条上万公里长的路上排成一行，一环接一环地把无数的人送进这个世界……特别是哈尔曼和多铎尔兄弟。他们是我这辈子能遇到的最奇怪的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因为和他们在一起，就好像生活是不存在的。
没有了规则，生活就会慢慢地消失在空气中。
时间，道德，我的父亲，恐惧，统统都消失了。他们粗野得很，会把他们遇到的那么一点点文明变成荒漠，还会从黄沙中变出一面镜子，用口红一样的鲜血在镜子上写下道别的信息。他们都会拉着我的手，很多次都带我来到人性的尽头，让我了解毫无人性是什么样子，然后再把我带回来。遗憾的是，在我们上次送货的时候，他们把我忘了，把我丢在了尽头……
不错，我的父亲是个毫无慈悲心的人，阿鲁兹自然像只大猩猩，他的内心世界空得就像塑料地球模型，但哈尔曼和多铎尔兄弟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就像两座铁塔！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有4米高， 250公斤重。别看他们都是大块头，声音却很小。他们说起话来总是轻声细语，我只好踮起脚尖，才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总是给彼此文身，我特别想看看他们文的是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他们每次文的都是同样几句话：
生而狂野
长而开化
死而自由
他们浑身上下文满了这几句话。腿上，胳膊上，脖子后面，脚上，手上……“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全是那些婊子的名字！”哈尔曼会这么说。多铎尔看得出我不信哈尔曼的话，就说：“这是土耳其古语，伙计，奥斯曼帝国！”说完就哈哈大笑。三年之后，我才明白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一个晚上，四个阿鲁兹的人杀死了多铎尔，刺了他66刀，转天早晨，哈尔曼用他那惯常的细声细语，这么告诉我：“那个时候，我们跟你差不多大……我们坐船偷跑出来，想去环游世界。反正就是这样……有一天，我们抛下锚，当时我们到了澳大利亚，那就上岸吧，我们说。不行！我们做不到。我们说，伙计，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很不舒服，头昏脑涨，胃里翻江倒海……才刚一提‘上岸’这两个字，我们就脸色刷白，白得跟白床单一样……你知道人为什么害怕大海吗？因为会晕船……可是，我们竟然一想到陆地就晕。我们就打听有没有这种病。他们说没有。他们从没这样过，可我们他妈的偏偏这样！于是，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待在大海上。就这么过了很多年。所以，我们并没有环游世界，只是环游大海而已！还记得你以前常问起的那个问题吗？‘那些文身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故事就解释了……这些是土耳其语版的，以后你可以学学英语版的……”“你们在哪里学的英语？”我问。“在贝尔康纳关押候审的时候！”他说。看到我没听明白，他又说道，“在监狱……澳大利亚的监狱。”“但你说过你们没上过陆地！”我说。他厉声道：“当然没有……我们是在地下。”
我没听懂。我觉得他又像往常一样在跟我胡诌。我是一头雾水。反正不管他是晕船还是晕陆地，都把我传染了。就算是在多铎尔陈尸的太平间的前门台阶上，他也是如此……后来，他拿枪去杀阿鲁兹，非但没有成功，反而送了命。至于我，我学会了英语。现在我知道他们都自由了。不过不是在地面之上，而是在埋葬他们的地面之下……★ ★ ★
我现在12岁了，不同地域的人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这表示我现在像个吉卜赛人那样，拥有丰富的地理知识。
老师在班里指着我说：“就是这样！看到了吧，你们的朋友加萨利用课余时间研究世界地图。如果你们也能这么做，会得到很多好处。孩子们，这个世界大得很，不光是你们住的地方！”然后，除去我的同桌恩德，其他孩子都向我投来掠食者般的目光，他们身上还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我真恨不得打开窗户散散味。
他们都挺讨厌我。我很肯定这一点。他们很想臭揍我一顿，只是不确定做不做得到。因为他们听说过一些令人厌恶的小传闻，关于我和我的生活，以及那些和我关系有远有近的圈子。不过这些没过多久就减弱了，因为有一天，哈尔曼和多铎尔来学校接我，他们两个大汉往那里一站，少年们对我的恨意立马就烟消云散了。
现在只有恩德和我说话。他给我讲了各种各样的事，问我很多问题，只是得不到我的回答，他还总是暗自咯咯笑。他的父亲是宪兵队长。我认识他，叫他亚迪加尔叔叔。每次他在我们放学时出现，都会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给恩德，说：“掰成两半，儿子，一半给加萨。”然后，在我大嚼巧克力的时候，他说，“去我家吧，你萨莉姆阿姨做了肉丸子。”我只是摇摇头，快步离开。他显然知道我父亲是阿哈德，但我肯定他不可能知道阿哈德是什么样的人。或许正是因此，他才总是邀请我去他家，拿肉丸子来套我的话。但是，我虽然没有母亲，却能自己做肉丸子。反正两年来都是这样。
英雄队长亚迪加尔叔叔！这么叫他一点也不为过。两年前，他从森林大火里救出了两个孩子，结果右脸被严重烧伤，他因此获颁了奖章。有一天，恩德把那枚奖章带来学校，所有学生（他们的父亲有的是橄榄种植者、杂货商、裁缝、腌菜工、文具销售商、屠夫、巡警、保安、餐馆老板、家具商，还有的已经去世了）全都嫉妒得要命，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恩德因为和我做朋友，本就不受其他孩子待见，这下更遭排斥了——我们两个，一个是人口走私贩子的儿子，一个是宪兵的儿子，在一个有47个学生的班里受尽了排挤。但恩德反应迟钝，压根儿就没注意到这些，还是自顾自地咯咯笑。至于我，我很肯定，愤怒时而在心里爆发，但表面上却没有显现出来。
移民这件事缓慢且肯定地将我变成了一个讨人厌的人。
每次看到那些人，他们都紧紧地靠在一起，哪怕是稍微有点动静，也会特别小声地叫起来，他们的瞳孔颤动，仿佛是得了帕金森症。他们用凹陷钢笔一样的断鼻子去嗅即将到来的时刻，只会说“我还要！”这个词，但他们一直都用自己的语言嘟嘟囔囔，他们满身是汗，衣服都是炭黑色，只有在讨要东西的时候，才会抬起头来，而面对他们，我只是说：“滚蛋！”我其实是对着他们的脸说的。看起来他们并没有听懂。可就算他们听懂了，也只是垂头坐在那里。
恩德问我：“你这个周末要做什么？”我总不能说：“我要去走私人口，我他妈的就要做这个！”只好说：“我去给我父亲帮忙。”他就会飞快地说出所有我一直朝思暮想要去的地方，像什么城里的电影院，隔壁镇里的游乐场，城中购物中心里的游戏厅，我们自己镇子里的网吧……末了加一句：“真希望你也能来。”恩德从没受过苦。他要做的就是写作业，吃他母亲做的肉丸。我却要像条狗一样干活儿！我要把移民拉屎的塑料袋捡起来，埋在仓库后面，还要去镇里的杂货店，从这家买两瓶水，从那家买三个面包，免得引起注意，我要给移民倒尿罐，他们总是生病，我还要逐家药店给他们买药，连一分钟都不能停下。就因为有人想去别的国家，我就得累死累活！
我找恩德借了本《鲁滨孙漂流记》，可就是没工夫看，只好把书还给他。事实上，我只是对那本书有点好奇，因为恩德是这么概括那本书的：“书里有个奴隶商人，他被冲到了一座荒岛上……”在我听到他说这话的一刹那，我就希望自己也能被冲到一座荒岛上。说我是个奴隶商人也不为过，而且我既讨厌奴隶，也讨厌商品！我只希望能像正常孩子那样，父亲会拿着我的成绩单，指责我考得不好，而不是大骂我忘了开我们在卡车后车厢刚刚安装的空调！这可跟出门时忘记关灯不一样——就因为我没开空调，一个阿富汗人死了。他26岁，还给我折过一个纸青蛙。我用手指一按，青蛙就能跳出去。他叫库玛[2]——那个阿富汗人叫库玛，不是青蛙叫这个名字。几年之后，我发现鲁滨孙也有他的库玛。可星期五只是书中的角色，又怎么能跟库玛一样呢！他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在一辆卡车的后车厢窒息而亡，还送过一个小孩纸青蛙，而那个小孩像条蛇一样冲着青蛙扑了过去。要是鲁滨孙和星期五确有其人，那我们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也会跟小说似的。
问题就在这里。所有人的生活在别人看来都跟小说一样。但生活只是生活，变不成小说，充其量会变成一份尸检报告……一份有特色的尸检报告。图书馆里有的是有特色的验尸报告。有的装订了，有的没有，讲的都是有关皮肤越见苍白的故事。毕竟人都是由皮肤和骨头组成的，要么是慢慢变得满脸皱纹，要么是在半途命丧黄泉。就像是那个叫库玛的阿富汗人，他死时的姿势像极了罗丹的思考者。
库玛这个名字的意思虽然是星期五，他死的那天却是星期日……
我感觉很糟糕，因为我终究还是选择“屈服”，去了恩德家吃肉丸，但这一点用都没有。事实上，坐在桌边，看着他们一家人，我的心情更坏了。肉丸子倒是挺好吃的。
如果我有母亲，我肯定她做的肉丸子也将同样美味。她也一定会这么问：“还要吗？”或许我以后不会再这么讨厌“还要”这两个字了。当我出于习惯站起来要去翻翻锅里的肉丸，我母亲会说：“这不是孩子干的事，别管了。”萨莉姆就是这么说的。那样一来，我只需像个小孩子一样坐在那里等着吃，热油不会烫伤我的手，让我的手指之间长满水泡——每次我自己做饭，都会把手烫伤……
他们说还有冰激凌，但我没有留下来吃。我离开了他们家。亚迪加尔什么都没问。没问起我父亲的身体，也没问他的生意怎么样，只是一直说：“吃呀，吃吧，对你有好处。”好像他已经知道了一切。其实他是对的。我们都在成长变老。无关年纪，每个人都是如此。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我们转呀转呀，逐渐长大、变老。我们的脑袋在旋转……所以我们才要吃东西，才应该吃东西。吃东西对我们有好处，这样我们才能尽快长大。长大才能死去，死了才能给别人腾地方，好让新的时代开始。★ ★ ★
我这会儿在家里。父亲去了城里的工业区买卡车替换的刹车片，要到晚上才回来。就在我觉得独处真棒、长大后也要一个人过的时候，电话响了。一看蓝色小屏幕上显示的数字，我就知道是阿鲁兹打来的。我早就把他的电话号码背下来了。我不想接。反正他打电话，充其量只等三声，然后就会嫌烦挂断。可这次电话铃声并没有停。四声，五声，六声……我们不在家，见鬼！为什么就不挂电话，打我父亲的手机？是不是他已经给父亲打过电话，却没打通，所以才打来家里看看？但父亲总是把手机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他是不是出事了？被警察抓了？是不是宪兵出的手？“你好，阿鲁兹叔叔。”“是我，菲拉特。”
“什么？”“加萨，我是菲拉特。”
我心急火燎的，最初都没听清对方说的话。菲拉特跟我同样年纪，可不知怎的，却显得比我老成。
“菲拉特？你还好吗？”“我很好。你最近怎么样？”“别扯这些有的没的，快跟我说，你在什么地方，出什么事了？”“我爸狠狠打了我一顿，送我去了我叔叔家。他们把我关在房间里。我只能在这里干坐着……我得跑！我他妈的要从这里出去！”“喂，你去年就跑过！你现在要跑去什么地方？”“我怎么知道，伙计，我是不是应该到你家去？”“小子，你来这里要做什么呢？”“那我就去伊斯坦布尔？我有几个亲戚住在那儿。不过那帮家伙都是呆子！”
多年以前，他们按照国家的要求搬出了村子，现在同样是按照国家的指示，他们发现村里又能住人了，于是，阿鲁兹和他那260个手下中年纪较大的人开了个家庭会议，讨论回迁的事。菲拉特打心眼儿里不愿意搬回去，不想离开城里，在大人们开会期间，他就带着几个疯小子来到田野，一把火烧了他们的祖宅。这群异想天开的纵火犯从9岁到14岁不等，做起事来马马虎虎，可比不上从前火烧类似村庄的那些人，要知道，他们放起火来手法细致，没准是按照“烧村指南”干的。火越烧越大，天还没黑，他们就被抓住了。宪兵甚至还出了份报告，声明这次的事件绝对与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国家机构无关，还让阿鲁兹在上面签名。这次的大火在该地区的火灾史上可谓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之后一连4个月，我都没听到菲拉特的声音。现在他却说要逃跑。
菲拉特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事我还记忆犹新。那晚父亲又来找我，唠唠叨叨地说：“快起来，去给你阿鲁兹叔叔打个电话，祝他有个愉快的夜晚！”我只得去给他打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我正要说“真不走运，爸爸，没人接电话”的时候，电话那端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哥哥？”他说，“是你吗？”“我叫加萨。”我说，“你是谁？”我问，他却挂断了电话。“应该是菲拉特……阿鲁兹的小儿子。”我父亲说，“那就算了，你明天再打给他吧。”他说完就去清真寺了。
半个小时后，菲拉特把电话拨了回来，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哥哥在吗？”“不在。”我说，“你哥哥是谁？”“艾哈拉特……”“我们这儿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我们都沉默下来。“你叫菲拉特，是吗？阿鲁兹叔叔的儿子？”“是的……你是谁？”“我告诉过你了，我叫加萨……我爸和你爸在一起共事。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他……你爸在家吗？”“不在，出去了。”他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像是瘫倒在了地上……“菲拉特？怎么啦？”“我要离家出走……”
他一边哭一边说，弄得我都没听明白。“什么？”“我要从家里逃出去！”
如果我是个大人，就会问他当时在哪里，只可惜我不是。“为什么？”“不知道，我只是……”“你准备怎么做？”“我把这台电话卖了……然后到别的地方去……”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他父亲的电话正巧在他手上。他的新主人是要把它卖了，好离家出走去天知道的什么地方。
“小子，这次你爸爸准会宰了你！”“我已经死了！”
听听，这就是一个13岁的孩子说的话。“别傻了，伙计，你没死！”
一年前，我们通完电话之后，菲拉特很清楚，天这么黑他走不了多远便会在墙壁上把脸上的眼泪蹭干回家。两天后，他又给我打电话，用的是他家的座机。现在，我们又开始谈。“我们一起跑吧，加萨！求你了，和我一起走！”“去哪儿？”“我怎么知道？反正就是到别处去……”“忘了这件事吧，小子……或许以后可以……比方说几年后……至少我们得先把学上完……”
我们其实并没有理解对方说的话，但我们这两个从不写日记的孩子竟然从此开始向对方倾诉，把不能对别人说的话通通向彼此一股脑儿地说出来。在我们第二次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在阿鲁兹的电话本里，我父亲的名字是“艾哈拉特”。菲拉特做了个小调查，这才发现阿鲁兹在他的电话本里把非法生意伙伴都保存成了死去亲属的名字。这就是他的安全预防措施。但艾哈拉特是他的大儿子，他的情况并不一样。他没有葬礼祷告，也没有坟墓。在现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地区，早晨见到的人中午就有可能消失了。他就这样人间蒸发，如同从未存在过。他只是一个统计数据，存在于国家反恐历史的失踪人员定额名单中。
艾哈拉特肯定已经死了，但菲拉特一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正因如此，在他离家出走的那个晚上，看到失踪已久的大哥的名字出现在响起的手机屏幕上，他才会瞬间愣住。在那一刹那，唯一一个从未停止相信艾哈拉特还活着的人甚至开始做梦：为了保护曾被数次拘押并遭到严刑逼供的大哥，阿鲁兹就把他送走了，还跟家里人说“他死了！”但他们父子之间肯定有联系，即便只是通过电话联系而已，眼下的情况就是证明：他打电话来了！所以菲拉特接听电话，几乎盼着能听到那个神圣的声音。他未曾如愿，却没有放弃有毒的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把电话打了过来。不幸的是，他只能和我说话……
我恨透了这个叫“希望”的自然灾害，正是它让这个世界上最绝望的孩子们怀有最大的美梦！“你知道吗，加萨？”“什么？”“我爸要把我送到山区。”“去山区做什么？”“你明知故问！当然是参加游击队。他说，他们在那里能把我变成男子汉。”“别开玩笑了！”“我真不想去，伙计……我他妈的去那里能做什么呢？伙计！”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加萨？”“什么？”“听着，小子，要是我当了游击队员……碰上你，该怎么办？”“什么意思？”“听着，千万别去参军，伙计！”“参军，你说什么呢？还要好几年呢……”“反正就是别参军……”“你疯了吧，小子，我们两个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同一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凡事无绝对……至少给我寄张你的照片吧。”
而今，手机只适合聊天，或许还可以用来发短信。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按每个小时付费的办法去上网，而且照相机还是太大，不能连接在电脑上。我和菲拉特从未见过面。
“小子，我没有照片。”
这是真话。我家里只有我母亲的照片。“真的？我倒是有不少照片，不过都在加油站呢……” 阿鲁兹的唯一合法生意就是卖汽油……
“菲拉特，冷静点！你爸可能只是随口一说，吓唬吓唬你。或许他不会真的送你走……”
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的话。菲拉特也没把我的话当真，依旧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小子一向善于发现新事物。他真像个发明家。即便是在最绝望的时候，即便是烧村这种愚蠢到家的计划，他也总是能化险为夷。或者说，他至少尝试去让自己化险为夷。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我有个朋友，未来他可能在不知道我长什么样的情况下把我杀了，对于这个可怕的可能性，我其实感觉挺不错的。
“到时候我怎么才能认出你呢？怎么才能认出你……有了！密码！我们来设定一个密码吧！”
这主意真不错！我想，然后说： “就这么说定了。用什么密码好呢？”“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子吗？就是喜欢我的那个……她叫齐切克……”
他从来都没和我说起过这个女孩子。我也从没听说过她。但现在不是提醒他这事儿的时候。 “然后呢？”“我叫你齐切克。你呢……”“我可以管你叫库玛。”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库玛？什么意思？”“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呀！”这样说的时候，我其实在反问自己，这就是原因吗？我想不是！“不错，但你千万别忘了……我叫你齐切克，你叫我库玛。这样一来，我们马上就能认出对方，不会请彼此吃子弹了……好吗？”“好的！”“我爸来了，我要挂了！”
他说完就从我的世界消失了。那次电话结束之后，生活用腐烂的牙齿彻底咬断了将我们绑在一起的细线。我再也没有和菲拉特通过话，也没有去参军……但偶尔几次，我真的冲人群大喊“库玛！”盼着有人能回应我一句“齐切克”。只可惜没人这么做。没有人对我的密码做出回答。不过有一天我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
一名瑞典籍库尔德年轻人因为同性恋者的身份，在斯德哥尔摩被他的亲属杀害……
虽然并不多见，但世界上总有些地方依然重视人多过重视他们身边发生的事件。因此，这位受害者的情感生活甚至是他的身份细节都未曾公开。再说了，现在这种新闻很常见。同性恋的亲属将他们置于死地这种事在某些家庭里可谓古已有之。
有一点很不同寻常：这位受害者在遗嘱中称希望火葬，还提了一个要求，如果他被他的亲戚或他的亲戚收买的党派杀死，他就要和他的爱人（遗嘱中写出了这个人的姓名）结婚。在瑞典，同性恋结婚是合法的，但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没有死人结婚这档子事。名字出现在遗嘱中的那位爱人立即将此事送交法庭，希望能真的结婚。这起案件的主题有关死亡、人性、浪漫以及悲剧生活的意义，于是成为了史上最具莎士比亚特点的案子。
胆小鬼们局促不安，恨不得世界上的其他人也被他们一直到处宣传的道德准则践踏，很快就开始表达反对意见。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像扬声器，说什么活着的同性恋都不该结婚，更何况是死了的。与这位死者有亲戚关系的七大姑八大姨分散在三个大洲上，他们尤为反对这场婚姻……他们中的有些人原以为谋杀能终结一切爱情，现在却被这位受害者的临终之举弄得怒不可遏，因此，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行道上都有人焚烧瑞典国旗。一时间群情沸腾，公开侮辱的行为不断增多，而有关方面在一个早上突然宣布了一个意料之中的决定：
这对同性恋人，一个已经去世，一个还在人世，没有哪个案件会反对这样的婚姻……
这个决定既是出于道德衡量，也有理论的依据，可以这样概括：
只要不涉及法律不允许的实体（动物、孩子等），只要没有第三方受到伤害（比如死者在去世之前处在存续的婚姻关系中），并且有证明双方都同意结婚，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和他们喜欢的人结婚。不论他们是生者，抑或是死者。
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这对所有同性恋，特别是移民中的同性恋者而言，是莫大的鼓舞。他们都曾经或正在遭受家人或熟人的威胁，现在有了这个例子，他们马上就写了单条款遗嘱。这种做法很快就传到了瑞典之外，速度快得就像是在传播预防某种致命疾病的疫苗。对于所有想要隐姓埋名的同性恋而言，瑞典代表着希望。
这世上有人因为同性恋的身份被杀害了，这件事之后，瑞典就有了愿意和同性恋者结婚的志愿者。他们的名字可以列成一个名单。来自世界各地感觉自己受到威胁的同性恋都可以在这份名单中选择一个瑞典人的名字，并将其填写在《死后结婚申请》的表格中，然后把表格寄去瑞典的一家基金会。这个新成立的基金会名叫：“再一个！”他们的口号是：“你的亲戚是一位同性恋，你把他杀死了；可现在你又有了一个同性恋亲戚，你也要把他杀死了。然后，你就会突然又多出一个同性恋亲戚。多出一个又一个……”
这自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反应。然而，这世上的所有的仇恨犯罪不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吗？受害者遭到攻击，不都是因为对谋杀者而言，他们是某种象征吗？仇恨犯罪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客观暴力。若要憎恨受害者，并不需要花时间去了解他们才能建立起憎恶，只需要在空气中飘浮的一点点恨意就已足够。从这个方面来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战争并没有多大不同，都是为了象征而发动。如果将这些象征抹去，那就只剩下因资源分配而进行的疆土纷争了。这世上的所有战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内战。但是，民主、自由、宗教、宗派、旗帜，和所有想象得出的象征性理想，激起了充满诱惑力的狂风骤雨，人类身处其中，几乎不可能不被影响。街道上，沟渠里，所有黑夜和系统性暴力能触及的地方，全都有象征性。只有喷出的血没有。不过即便是鲜血，或许亦有象征意义……这是一个充满象征的世界，犹如沾有金色颜料的低劣同盟。当所有这些象征剥落，下面的阴谋就会显露出来。因为阴谋总是存在的。
就好像瑞典的那个阴谋……
几个月后，一则新闻的出现让所有这些国际运动突然中断了。这则新闻如同一把剃刀——不过是一把生锈的剃刀……隐秘组织天鹅绒黑手党被曝曾威胁和绑架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的委员会成员，迫使其做出那个著名的决定。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同性恋者，在政界和经济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人渴望权力，傲慢嚣张，因为惧怕致命的打击而要控制一切。事情曝出来之后，他们再次出现，试图力挽狂澜，却只是越描越黑。那天之后没多久，所有死者和生者的婚姻都被废除了。只有其中一桩婚姻至今依然有效。毕竟那只是一个象征……
最后，让所有这一切都变得可能的那个人，也是最初那份遗嘱的主人，在特别设计的瓷骨灰盒中，与他的爱人结了婚。仪式盛大，很多人都举着相机拍摄，就这样，他实现了对已被送进大牢的谋杀者和所有在他生前憎恨他之人的复仇。也是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名字才公之于众。或者说，那只是他的绰号：布鲁玛。在瑞典语中表示“花”。齐切克……在土耳其语中也是“花”的意思。是菲拉特吗？
库尔德工人党也会处死组织内部的人，每年春天，野兽会把死尸从群山底部刨出来吃掉。或许他也成了其中一具尸体。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抱着最后一线求生希望做自我批评的时候有没有提到我？而该组织会不会把他交代的话记录到档案中？说不定他在忏悔这件事上已经驾轻就熟，现在正忙着在伊斯坦布尔追着别人做自我批评……
他会不会自杀了？他是否逃到了天涯海角，每天面朝大海，仰望天空？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我能早从这种叫生活的疾病中吸取教训，就会劝说他一番，那他现在已经子承父业，手里拿着阿鲁兹的手机。就是这么简单……他将成为另一个阿鲁兹，不再记得菲拉特，也不会记得我，更别提我们的密码了……
只有我一个人生活在过去，此外再无其他人。只有我一个人待在过去这个又大又阴森的地方，没有一个活物会踏足其中。太可怕了……我也变成了我父亲！我现在就是阿哈德！事实上，我比阿哈德还要坏……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布鲁玛”这个词是不是代表“齐切克”？
齐切克！库玛！
菲拉特！库玛！
没有机会了，库玛！
时间要是能倒转就好了！
不可能，库玛！
我是加萨，菲拉特！
库玛！不要杀我！
库玛！★ ★ ★
锯末让我恶心。每每看到地上有锯末，我就知道曾有肮脏的生命在这里待过。每周开三天两夜的斗鸡棚屋，破败不堪的酒馆——斋月期间人们猫腰从百叶窗下溜进去，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喝酒，只是酒太烈，喝得我直咧嘴；还有警察局——那里就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在里面蹲了两宿，连觉都没睡。
以上这些地方通通都有锯末。
我们就是在坎达尔镇，为了生存而互相争斗不休。我出生得太晚，[3]没有赶上它叫“坎达格尔”的时候。字母“ğ”没有等我便离开了。坎达尔位于坎达格山（形状很像沙发）的中心，平时很少有风。坎达尔是一个小镇，但所有人都非要称之为县。这么称呼，或许会让他们感觉像是生活在城市里——即便只是感觉而已。事实上，坎达尔就是一个跟城镇规模差不多的大坑，这里极为潮湿，湿气仿佛是有形的，如同罩了一道玻璃幕墙，只有用手把墙推开才能前行，得用称而不是气压表来测量。
坎达尔镇犹如一个花盆，这里的水只够现有人口使用，如果人过多，那就如同过度种植的植物，不久就会干涸而死。这里的人爱吃橄榄，爱种橄榄，而喝下一勺橄榄油，就能让人多喝几杯拉克酒。而且，这里到处都是锯末。铺了锯末后，不管向上面喷洒了什么，稍后都比较容易将其抹去。镇里有五辆巴士，四家咖啡馆，一条商业街，以及没人费力去数有多少条的小街小巷。这里到处都有锯末。各家各户有锯末，商店里有锯末，孩子们的鞋底和膝盖上粘着锯末……反正到处都是。整个坎达尔镇都覆盖着一层锯末，它们像是从天而降。于是，不管是坎达尔镇，还是我们，都没有留下什么……
我们的卡车后车厢自然也有锯末。我把锯末撒在车厢里，再把它们扫走。我经常都要重复这个过程，以至于都感觉，无论我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锯末都将牢牢固定在我的生命中。或许就该是这个样子：整个世界都该覆盖一层锯末！有了锯末，就更容易将污秽和血清理干净。因为锯末拥有魔力，可以吸收一切，只用一把拖把就能将其扫走。这就是锯末的功能：吸收肮脏的过往，让地面迎接更加肮脏的未来。
我们的甜蜜小家就在一条200米长的土路的尽头，过了坎达尔镇的出口标志牌，就是这条小路。标志牌的一面写着“欢迎来到坎达尔”，另一面写着“再会！”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就是不愿意给这条土路铺路面，所以我们每次都是满身是灰地来到大路上。于是，我做了个路牌，上面写着“尘土街”，并把它固定在土路入口处。路牌得到了广泛认可，就连邮递员都把这个路名写在了他的地址簿上。因此，我们家的地址就成了坎达尔镇尘土街。没有门牌号，毕竟这里只有我们一家。我甚至都讨厌我们的地址。如果它是个活物，我一定会杀了它！
我们的土地有1.5英亩，是我外公留给我母亲的，他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实际上，我感觉这块地是除了父亲之外我唯一的亲戚，此外再无他人。我不知道我父亲那边的亲戚在哪里，在做什么。父亲也从未和我说起过他们。我只知道他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从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南非或是其他让我毫无兴趣的地方来到了坎达尔镇，或许他是在途中和家人走散了。
我母亲肯定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的外表和镇子里的普通人都不一样。他的皮肤白皙，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英俊不凡。从骨子里而言他是个卑劣的家伙。他很快就把我母亲弄到了手，然后我就出生了。后来我母亲去世，就轮到我受他控制。我不晓得他这辈子有没有做过合法的工作。没准儿他和我一样，从9岁开始就做同样的活计了。其实我知道的只是我家的房子、车棚和车棚下面的贮水池是他工作的地方，他偶尔还会运点蔬菜水果什么的。我估摸他这是做给别人看的，好叫人们知道他有份正经营生……
阿鲁兹那些半挂卡车离开坎达尔镇，进入小亚细亚腹地，来到300公里外的德尔克村入口，沿德尔斯索河（冬天时的河水比夏天时宽很多）行驶，然后进入森林。再往里开几百米才到路尽头，而巨大的卡车早已被周围的红松、黑松和意大利五针松团团围住，从外面根本看不到。为时15分钟的货物转车正是从这里进行的，我要做的只是开关“保险箱”的门，此外便无事可做。百里香、鼠李草和薰衣草的香气扑鼻而来，我想象着，若是将整片林子都烧了，它们的香气会不会更加强烈。
我父亲就把库玛埋在这里，埋在薰衣草之间……
那天早晨，我在该开空调的时候忘了开，之后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按照我父亲的计划，我们要在黄昏时分把库玛送上船，再折回德尔斯索河去接新货。父亲肯定相信我都安排好了，因为他在出发之际并没有检查后车厢。但是，当我们来到船只等待的海湾，打开后车厢时，看到的不是活的库玛，而是他的尸体。我父亲迫于无奈只好做决定，要么是把库玛埋在海湾的某个地方，迟一些交货，要不就是带他去德尔斯索河，在那里再把他埋了。他选择不延迟交货，并且给了我点教训……因此，在回德尔斯索河的路上，我不能坐在我父亲旁边的副驾座上，可以一路上看着公路，而是要坐在后车厢里被吓个半死。在路上的那几个小时，我尽可能不看并远离库玛那不断摇晃的尸体……
来到德尔斯索河，我父亲像只海狸似的挖了个洞，手脚麻利地埋葬了库玛。这片树林在我看来邪恶可憎，在移民看来却十分神圣，因为来到这里，他们距离目标就又进了一步。等把他们转移到我们的卡车上，就要处理一点交接事务，然后，我们就要开上300公里，返回尘土街。我们把卡车停在车棚里，打开“保险箱”的门，再打开车棚一角的地下室活门，说：“下去！”就算听不懂，但光是看我们的手势，这些移民也知道该怎么做，然后穿过仅能让一人通过的洞后就消失不见了。
父亲在两年前找人挖了这个贮水池。为保安全，有时候必须用铁链把移民锁起来，但是否采取这个办法要取决于交货前后的步骤，而且经常都会延迟交货，他就觉得车棚不再适用。于是他从200公里外的巴尔纳克村找来了建筑工人，并告诉他们：“给我造一个贮水池。”他甚至还从主管道分出一根水管连接贮水池，以免惹人怀疑。工人称，贮水池应该距离房子近一点，这样才能保证水管稳固，但花钱的是我父亲，他们也就没有坚持。他还要一个铸铁门，他们知道后也没有刨根问底，因为铸铁门可比铁门贵多了。而且，就算有个傻瓜要把贮水池封闭起来，再留一个像检修孔的铸铁门盖，也不是他们的问题！
活门安装好了，这下我就得更像个下水道清洁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地狱般的深坑任凭我们处置，只要人们收腹、一个紧挨着一个，大坑就能容纳200个人。这里就像个恒温的墓穴，混凝土墙壁上的潮湿印记和地面上的水洼不断地变换位置和形状。这里犹如囚室，布满蛛网，我每周都要为这里更换两三次灯泡，所以，这里时而有光，时而没有。
这就是我们用来藏人的地窖……
然而，那些移民经过了数千公里才来到这里，从不介意地窖的环境，只是立即排成一行坐在潮湿的地面上，活像是每天都会来，然后双手托腮，摆出等待的姿势。真是完美的等待者啊！他们可以坐上几天、几周、几个月，都不会觉得累。他们把脑袋搭在手掌上，就像航天飞机一样解除了束缚，进入奇怪的沉睡中，直到再次醒来。这如同一种待机状态，与沉睡不太一样，更像是自动麻醉！
根据经验，坐在潮湿的地上会让他们患上痢疾，我只好没完没了地扫锯末，还交给他们一些报纸和泡沫。而且，出于很明显的原因，我会把桶摆在他们面前。一家一个，或是几个朋友一个。我问几个没伴的人：“你们想和谁一起拉屎？”他们自然是听不懂的。我也懒得解释。在我要走上贮水池通往车棚的第六级木台阶时，一个移民会走上前来问问题。他们通常都有一个“发言人”。这个人能一连说出大约四个英语单词，或是脑筋灵活，能学会他们途经国家的语言中几个有用的词。这样的人比较聪明……我当然知道他们要问什么。但我假装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用所有他们掌握的语言问。他们会问什么时候出发。我告诉他们别想得那么久远，只管好眼前更急迫的事即可：不出几个小时，他们就会用上那些桶，所以该好好想想届时要怎么做。我的回答这么长，他们听不懂，就会重复刚才的问题。我不再搭理他们，径直走出去。等我回来，会拿来一根晾衣绳让他们系在墙钩上，再给他们一张旧床单挂在绳子上，我把这些东西交给又过来找我的发言人。他们只会默默地盯着我，并不知道用这些东西可以将他们这个家（长12米、宽6米、高12米）一分为二，为他们自己隔出一个有些原始的厕所。而他们还没回过神来，我都已经到了上面的车棚，放下了活门。他们一定会悟出那是用来做帘子的。还从没有过例外。就算什么都不给人们留下，他们也能无中生有。
他们在贮水池停留的时间取决于每次的条件，有时半天，有时要两个礼拜，然后就会上路。决定权在多铎尔和哈尔曼手里。他们先要去海岸警卫队那边疏通好关系，再确定起航日期，并打电话给父亲，用暗语告知他见面时间和地点。到了时间，我们在晚上打开地窖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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