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洪理达,李雪顺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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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时代试读：

亚洲争鸣

洪理达，出生于香港，自小随外交官父亲与语言学家母亲常驻国外。于哈佛大学修读东亚研究，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亚洲研究学学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1996年担任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1998年担任美国CNBC驻上海记者，之后以“美国之音”记者身份长期派驻北京。2002年荣获专业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优秀记者奖。作品散见于《纽约时报》等媒体。译者简介

李雪顺，1969年出生于重庆市武隆县，1992年大学毕业并从事英语教学工作，2010年晋升教授职称，并成为非虚构译坛新人。首部译著《寻路中国》获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1年新浪中国好书榜第一名和2011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好书第一名，译著《江城》获第八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奖、2012年新浪中国好书榜第二名和深圳读书月年度好书第七名，译著《奇石》获第十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奖、新京报2014年度畅销类好书第一名、腾讯·商报2014年度“华文好书”文化类第二名，译著《中国十亿城民》获新浪中国好书榜2014年9月榜第六名等荣誉。其译风独具、译语地道、可读性强，深受读者喜爱和原作者好评。近期译著有《愿你永远幸福》《犹太食规中国行》等。可通过lixueshun@163.com与之交流阅读和翻译心得。

献给傅才德、洪亦丹和洪亦亮致 谢

在长时间的访谈过程中，有许多男女受访者向我敞开心扉，我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并允许我记录你们私生活中一些极度私密的细节。我希望自己充分保护了你们的隐私，没有给你们添麻烦。我在此特别感谢那些同意我公开真实姓名的受访者——冯媛、李金、李麦子、李莹、徐玢和曾金燕，我非常钦佩你们对妇女权益事业的巨大付出。

我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们，你们从一开始就对我的研究项目表示了大力支持。自我就读研究生院以来，我的博士生导师刘精明给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指导，在我收集分析数据的几年中，他持续给了我关键性的反馈。沈原、景军、李强、郭于华、罗家德、罗卡（Jean-Louis Rocca）、梅晓红（Aurore Merle）等人提出了充满智慧的批评意见，帮我把论点琢磨得更精炼。我感谢和我一起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同学们，他们总是热情参与讨论我的研究。我还要感谢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对我的研究生学习给予的大力支持。

我对自己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的论文指导老师刘禾以及柯瑞佳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情，从我初涉研究开始，她们就热情支持我。每当我遇到瓶颈，是她们让我振作起来。她们和高彦颐共同编著的《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跨国理论研究的读本》一书，让我得到不少启发。

我感谢李静君教授，她于2010年在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是我一门研究生课程的老师。在我的研究思路初具雏形时，她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我还要感谢她和苏耀昌（Alvin Y. So）邀请我参加2012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阶级、权力与中国”国际会议，让我得以陈述部分研究成果，并极大受益于与会者的反馈。我在会上结识了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他对我撰写的有关“剩女”和居住性房屋财产问题的几轮初稿均不吝赐教，大大缩短了我的研究框架成形的过程。我感谢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在我取得博士学位后，继续向我提供特别支持。

本书多个章节，都由萨拉·沙菲尔（Sarah Schafer）编辑，得她相助，我感到三生有幸。她犀利的意见让我的写作更加敏锐。我还要感谢下列学者对本书提供过建设性意见：白凯（Kathryn Bernhardt）、贝安吉（Angie Baecker）、郭丹青（Donald Clarke）、玛塔·艾略特（Marta Elliott）、黄瑞莲（Shirlena Huang）、乔雅·米斯拉（Joya Misra）、欧爱莲（Eileen Ottis）、夏互辉（Hugh Shapiro）、阿迪亚·哈维·温菲尔德（Adia Harvey Wingfield）和肖索未。我尤其感谢华志健（Jeffrey Wasserstrom）邀请我为《异议》杂志撰写过一篇论文——此文后来发展为本书的多个章节，以及他对我的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我感谢《异议》杂志的责任编辑马克辛·菲利普斯（Maxine Philips）对拙文《风险中的女权》青眼有加，并将其刊登于2013年春季卷。我深深地感谢袁莉，她主动把我在《女士杂志》发表的关于“剩女”的署名文章译成中文，推荐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站。该文收到大量反馈，大大促进了我通过微博与中国女性开展的对话。我感谢将我关于女性的评论翻译并发表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站的诸位高手。我还要感谢朱颖和玛丽-艾莲·科班（Marie-Hélène Corbin）将我发表在《异议》杂志上的文章分别翻译成了中文和法文。

2012年在印度浦那举行的“女权主义与法律”国际会议上，与贾亚·沙佳德（Jaya Sagade）、福拉瓦·阿格妮丝（Flavia Agnes）和莫克西达·珀托布（Mokshda Pertaub Bhushan）等律师和学者的交流，使我深受启发。其他会议或团体聚会也让我受益匪浅，如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研究中心的学术论文阅读小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的“当代中国女性研究研讨会”，亚洲研究协会在圣迭戈举行的年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女权主义者与国家面对面”研讨会，促进女性社会地位社会学者协会和黑人社会学协会在美国社会学学会丹佛年会期间的圆桌讨论会，美国社会学协会在丹佛举行的小型性别研讨会，以及香港社会学学会的年会等。

我感谢促进女性社会地位社会学者协会的各位成员，尤其是艾敏（Amy Brainer）、特瑞茜·麦克米兰·考托姆（Tressie McMillan Cottom）、珍妮·弗莱温（Jeanne Flavin）、劳拉·克莱默（Laura Kramer）、史蒂芬妮·诺文（Stephanie Nawyn）和南希·那普勒斯（Nancy Napels）给予我的建议和鼓励。我要向斯坦福大学的新闻学教授西奥多·格拉瑟（Theodore Glasser）表示感谢，是他点燃我的热情，从而让我走上职业新闻记者之路。我也要向北京国际协会、毕儒博（Bill Bikales）、汤竹丽（Julia Broussard）、布梅林（Melindah Bush）、陈一筠、金玉米（Jeremy Goldkorn）、戴丽翠（Elizabeth Haenle）、莫大伟（David Moser）、夏维明（Meir Shahar）、沈秀华（Hsiu-hua Shen）、鲁可蒂（Kristie Lu Stout）、苏利文（Jon Sullivan）、狄雨霏、诺拉·特哈达（Nora Tejada）、佟新、魏简（Sebastian Veg）、布莱恩·齐特尔（Brian Zittell）、小航，和北京一元公社的各位优秀志愿者表示谢忱。我尤其要向Zed图书公司亚洲争鸣丛书编辑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表示深深的感谢，他约请我写作本书，并对本书提出了睿智（而有趣）的阅读意见。我也要感谢Zed图书公司的策划编辑金·沃克（Kim Walker），和对外版权与营销专员热纳塔·卡斯浦扎（Renata Kasprzak）。

我在此感谢母亲洪越碧在中英两种语言环境下抚养我长大。她曾鼓励我在北京攻读汉语博士学位，对我这样一个美国人而言，此举在当初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后来证明是一段非常宝贵的教育经历。我希望父亲傅因彻仍然在世，能阅读我的著作。他曾教我如何观察世界，如何在奇思妙想出现时做好记录。我爱把自己的发现与他分享。我要感谢哥哥洪汉生，当我最需要他的帮助时，他总会适时出现。我要感谢我的孩子洪亦丹和洪亦亮，感谢他们给我带来的轻松和快乐。

我要感谢通过推特和微博与我联系过的每一个人，感谢你们帮我度过枯坐电脑前孤独沮丧的时光。

我最后要感谢的是傅才德（Mike Forsythe），你是我最为尽职的编辑，也是我最了不起的战友。每当我对自己充满疑虑时，你就会鼓励我勇往直前。有你相伴，我的内心总会充满无限感激。

中文版序

谨以本书中文版献给中国的女性，无论你是单身、已婚，或离异，祝愿你摆脱传统和文化的束缚，做真实的自己。

32岁的尚文（化名）有个三岁的儿子，她是一个单亲妈妈，这在中国并不多见，主要是因为她的父母在2004年帮她买了一套属于她自己的房子。尚文说：“当时的房价还不算太贵，我父母也不知道房价会涨得这么快。”她没有想到，这笔投资会在若干年后发挥重要作用，给了她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大多数年轻的中国女性很难享受这种自由，在近期的经济腾飞中，她们被落得越来越远了。

尚文承认，她和对方见面几个月后便结了婚，因为她当时刚过了28岁生日。“三十岁就成‘剩女’了，所以我结婚的压力很大。”在英国获得学士学位的尚文说，“我年龄越来越大，所以就感到了那种压力。这有点蠢，可也是现实。”自2007年以来，先是全国妇联将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称之为“剩女”，很多女性，包括像尚文那样在跨国企业工作、收入较高的女性，都深受影响。看上去，能够从房地产价格飙升中获益的女性寥寥无几，在中国，每十五名单身女性中仅有一人拥有房产，而每五名男性中就有一人拥有房产。

中国的父母倾向于给儿子而非女儿购房，不过尚文很走运，她的父母属于中产阶级，思想更为开明。两人确定关系没多久，男方就搬进了尚文的房子。然而夫妻感情迅速降温，尚文生下儿子之后，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丈夫一点儿家务也不做，最后的导火索，是他竟然对孩子不闻不问。”尚文说。2012年年底，他们离了婚。离婚前，丈夫已经变得十分暴躁，曾经把她父亲打得鼻青脸肿。

尚文的房子单独登记在自己名下，这对她有所帮助，她可以让前夫搬走，而法庭也支持这样的诉求。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于2010年开展的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已婚中国女性中仅有13.2%拥有以自己名字登记的住房，而已婚男性的这个比例是51.7%。另外，零点调查于2012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一线城市购房行为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尽管超过70%的女性出资购买婚房，但只有30%的婚房登记了女方姓名。

自1998年住房私有化改革之后，上述现象尤其对女性的财产和总体福利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继之而来的房地产爆发式增长给家庭财产带来指数级的回报。购买住房因为房产热潮而获得巨额回报。以尚文在北京的房子为例，她2004年以95万元购入的房屋，升值超过500%，目前市值远高于500万元。

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算是最大规模的居住性房地产财富积累过程中，中国女性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据汇丰银行估计，截至2014年年底，居住性房产价值超过209万亿元人民币，是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3.6万亿元）的3.3倍。即便如此，女性往往将其全部资产转至丈夫或男友名下用于购房，而购买的房屋通常仅登记男方姓名。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包括各种根深蒂固的习俗和偏见，比如房屋所有权人必须是男方，男人必须拥有住房才能娶到老婆，以及父母和家族长辈重男轻女，觉得女儿无需拥有财产，而只给儿子或侄子购买住房。

女性面临的巨大的结婚压力已经造成了破坏性的经济后果，很多女性因为害怕结不成婚而被迫接受了与男友或丈夫之间并不平等的财务安排。

在市场改革时代，这样的态势导致了男女之间新型的财富差距。2011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中对已婚女性财产权利设置的阻碍，男女之间骤然拉大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多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报道，以及媒体将年近三十、受过教育的单身女性斥之为“剩女”的大合唱，证据历历在目。

不过，尽管女权活动人士面临种种困难，年轻女性正在越来越意识到保护财产权利的重要性。例如，2013年1月，一名女性提起据认为是国内第一例的性别歧视诉讼，她起诉一家培训公司以身为女性为由拒绝其求职申请。培训公司告诉她，公司需要的是男性，因为“工作内容包括更换饮水机水桶等体力活儿”。更重要的是，中国在2014年通过第一个《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并有望在次年获得通过。

尚文离婚后，父母帮她照顾儿子。她的工作相当不错，所居住的房子比当初更为值钱，从经济上来说，她事业顺利，经济有保障，住的房子有显著升值。她是幸运儿。

对那些仍旧单身，并正在考虑结婚的中国女性，我有两条建议：

1.如果你决定结婚买房，确保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千万别主动放弃你一生中最贵重的财产的所有权。

2.千万别为结婚而结婚。很多条道路都可以通往幸福的人生，如果你维持单身状态，又有志趣相投的朋友支持你，你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序 言

李芳终于嫁出去了，这让她长舒了一口气。她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做过人力资源经理。她的父母一直担心，独生女儿年龄越来越大，会不会嫁不出去了。李芳也担心自己会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有可能一辈子生不了孩子。她26岁。

刚一结婚，李芳就丢了工作，因为她所在的公司不愿意批准两星期的带薪婚假。她和丈夫没有银行联名账户，她也不知道他的账户上有多少钱。不过，即便待业在家，李芳也没打算与自己的新婚丈夫谈论经济问题，因为她担心这个话题会“伤害他的感情”。因此，她的做法是宁愿取出自己的积蓄用于吃穿住行，也不开口让丈夫更多地共担用度。她还觉得，自己无权对婚房的所有权提出异议，即使房产证上只写着她丈夫一个人的名字。“我没有权利剥夺别人的家产。”李芳说。因此，婚姻没有给李芳带来任何资产、财物或收入的共有权，尽管她纯粹因为结婚而丢了工作。那么，李芳何以觉得自己堪称幸运呢？好吧，因为她免遭了这样的下场——她的好朋友31岁，是一家跨国公司的总经理，拿着高薪，不过至今单身，因而被人贴上“剩女”的标签。“好几位男士追求过她，但她都看不上，因为她把标准定得太高。如果再这样下去，她一辈子也找不到老公。”李芳说。

这样的情形肯定不对劲。

在中国，“剩女”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用语被广泛用于描述年近三十甚至更大、但仍旧单身的城市职业女性。诸多城市女性如果年近三十还没有结婚，都会像李芳那样表现出对于成为“剩女”的担忧之情。于是，很多人匆忙结婚——通常在初次见面几个月之内，就是为了避免被人称作“剩女”。结婚的压力来自父母、亲戚、朋友和同事。不过，放大这一压力的却是中国的媒体和政府举办的各种相亲活动。

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甚至助长了“剩女”这个词语的流行。成立全国妇联的目的在于“捍卫妇女权益”。最终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都把妇女解放当作首要目标。然而，在向二十八九岁的城市知识女性施压，要她们放下事业心、尽快结婚生子的宣传运动中，全国妇联一直冲锋在前。

据新华社2007年报道，全国妇联将“剩女”定义为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同年，教育部将此列为词条。此后，各媒体便通过文章报道、调查研究、卡通漫画和社论述评等形式，犹如推波助澜一般对单身女性大加贬斥，声称“嫁不出去”的知识女性数量日增，俨然成了一种“危机”。

某些新闻标题颇具煽动意味，如《克服四大情感障碍——“剩女”也能脱单》《简单八招逃脱“剩女”陷阱》，以及全国妇联网站在201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之后发布的专栏文章《有多少“剩女”真的值得我们同情？》，文中写道：

长相靓丽的女孩子不需要太高的学历照样可以嫁入豪门，但相貌平平的女孩子则很难，所以，这样的女孩子就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学历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悲哀的是，她们不知道女人是越老越不值钱，等拿到硕士、博士毕业证的时候，不料自己已经人老珠黄。

如此赤裸的羞辱性言论，其传达的性别歧视信息对其他地区与中国妇女面临同样问题的诸多女性而言并不陌生。

本书认为，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改革方兴未艾的近十几年，媒体主导的“剩女”宣传运动正是性别不平等现象大规模重现的一部分。我将聚焦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城市知识女性。不过，我的推特账号时常收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土耳其、新加坡、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女性的信息，她们说自己同样会面临巨大的结婚压力和单身的恶名。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女性在财产方面遭遇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正在当今中国女性的身上发生。我希望本书是写给普天下读者的。

中国作为全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推进的“社会工程”却日渐不利于女性，因而加剧了性别歧视现象。

中文里的“剩”主要指应当扔掉的剩菜剩饭。用于指称女性时，该词语增强了中国大众传媒所掀起的这场宣传运动的情感共鸣。这场诋毁单身女性的宣传浪潮极具讽刺意味，独生子女政策下的重男轻女，和大行其道的女胎引产已经造成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男性大量过剩，连国务院都称之为“威胁到社会稳定”。据《人民日报》报道，数百万无法娶妻成家的男性更有可能参与“暴力、偷盗和聚众斗殴”。本书写作过程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在30岁以下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两千万人。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女性人口偏少理应使她们在婚恋市场中占据上风。然而，中国社会的男权法则依然根深蒂固。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一旦对此类歧视性法则表现出排斥，立马就会受到媒体连篇累牍的猛烈炮轰，规劝她们最好不要过多专注于事业，免得终身嫁不出去。

尽管有女性会为了金钱而结婚嫁人，但我很少找到证据证明城市女性整体利用女少男多的状况谋利。相反，我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算是最大规模的居民不动产财富积累过程中，中国女性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而根据汇丰银行公布的数据，这一轮财产积累的总值约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3倍，在2013年年底超过了30万亿美元。很多女性被排除在爆炸性的房地产增值之外，因为价值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城镇房屋往往只登记在男人的名下。父母往往给儿子而非女儿购买房屋。为了购房，女性更是将自己的资财悉数交给丈夫或男友，而所购房产仅写着男人的名字。

很多学者将收入视为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首要指标，但我认为，在分析中国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时，更应该着眼于作为财产形式的居民住房。中国的消费者鲜有投资渠道，大多数人只好投资于房产，它因此成为最具价值的家庭财产，远比工资收入高。实际上，我对房产和性别产生兴趣，正是肇始于想要弄清楚中国城市消费者何以如此醉心于买房，尽管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安家的费用已经位居世界最昂贵之列。

然而，采访越多，我越感到迷惑，究竟有多少年轻聪慧、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职业女性心甘情愿地放弃价值不菲的财产，将用自己前半生的积蓄共同购买的房屋财产拱手交给丈夫或者男朋友。为什么有那么多受过教育、年近三十的女性做出有违自身经济利益的举动？我迷惑了好一阵子，直到我向自己的受访对象明确提出“剩女”这个问题。随即我才发现，尽管接受过高等教育，很多年轻女性却由衷地相信由政府和媒体推波助澜的这一毁灭性神话。这些女性因为担心嫁不出去，在个人和经济方面做出了大幅让步。

在某种意义上，“剩女”并不存在。这是政府为实现人口统计目的，即为促进结婚率、计划生育率并维持社会稳定而虚构出来的一个群体。媒体掀起的“剩女”宣传运动只是近年间的信号之一，不同于主流新闻机构的各种宣示，中国女性一直感受到的，是在权利财产方面相较于男性的大幅退步。正是在这一更为广大的层面上，广大女性才成为“剩女”，才让步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跨越发展的目标。

情况并不一贯如此。尽管遭遇诸多挫折，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就把破除传统的男女不平等观念确定为重要的革命目标。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宣布“妇女能顶半边天”。革命成功的数年内，社会上公开宣布实现性别平等，并广泛采取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向城市女性分配工作等措施，致力于促进女性就业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然而，女性在过往历史阶段所获得的种种利益，在后社会主义改革时代已经遭到破坏。

飙升的房价、传统性别规范的卷土重来、在已婚女性财产权利方面的法制倒退、女性就业率的日益降低，以及媒体为“剩女”宣传造势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导致中国女性在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方面相较于男性呈下降趋势。这样的女性多达六亿五千万，相当于世界女性人口的五分之一。

本书是我在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进行的为期两年半的调查研究项目。2010年11月，我针对北京的几家房产机构进行民族志研究，并首次关注买房成家过程中传统的性别规范。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婚姻法》的最新司法解释。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赋予女性包括财产、离婚和自由选择婚姻在内的诸项权利。此后针对该法律的历次修改也一直强调婚姻共同财产这一概念。然而，最高法院在2011年做出的最新司法解释专门规定，除非提出诉讼，婚内房产原则上属于房屋产权所有人。在当今中国，这个人通常是男性。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和凤凰网在2012年开展的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中国顶级房产市场买卖行为的调查，尽管超过70%的女性出资购买婚内房产，但仅有30%的婚内房产证书写有女方的名字。以上数据已经能够揭示男性和女性在房屋所有权上的惊人悬殊，不过我本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将仅为男性所有的房产一并考虑进去，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则更显严峻。2011年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力挺者认为，女性有权为婚内购房所支付的份额获得补偿，但女性大多未能保留自己出资购房的收据。一旦遭遇离婚，全职妈妈们将更难获得经济保障。

婚姻法最新解释给城市男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对此深感好奇。我在解释公布后就申请了新浪微博账号，并发动大家参与我的研究项目，探索性别规范如何影响房产购买行为。我就参与者的身份、购房愿望和购房款出资方式等问题草拟好调查问卷，并发送给每一个感兴趣的人。我承诺不透露网络调查参与者的姓名。注册账号几天之内，全国超过950名男女公开关注我的账号，我还收到150条左右的私信。我向100个人提出后续问题，他们均表示愿意进一步参与网络调查。我的最终调查一共有283个样本（151名女性，132名男性），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厦门、成都、重庆、大连、福州、杭州、苏州、昆明、南京、沈阳、天津、武汉、温州、呼和浩特等城市，遍布全国各地。

除了通过微博开展调查，我还针对60人（36名女性，24名男性）进行了正式而深入的访谈，其中北京39人、上海18人、西安3人，有些人访谈数次。我之所以选择北京和上海，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线城市，拥有最贵的房价。我在西安访谈过三个人，则是为了了解在房价相对较低的二线城市，性别对购房的影响会不会有所不同。接受我正式访谈的受访者大都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收入状况普遍在平均收入水平之上（因而可被视作“中产阶级”），年龄介于二十五六至三十出头——这是谈婚论嫁和在城市首次购房的黄金年龄。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过程，随着人们从农村涌进城市，全国人口的构成已出现由农业人口占多数到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历史性转变。我的正式访谈对象一半来自独生子女家庭，仍有一半有兄弟姐妹，他们由计划生育政策较宽松的地方来到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我同时访问来自多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的人，意在掌握父母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区别对待情况。人口统计学家汪锋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中国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口不受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而城镇家庭也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如缴纳罚款）规避这样的限制。

我对媒体在网络上发布的有关购买房屋和“剩女”现象的新闻报道、社论述评和各类图表进行过分析。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还在北京对数百位男性和女性就性别和购房这些话题开展过随机交谈。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微博账号仍在不停地收到来自数千网民对于“剩女”、购房和性别不平等这一话题所发表的看法。

我的父亲傅因彻（John Fincher）和母亲洪越碧（Beverly Hong-Fincher）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作为女儿，我经常随他们到访中国，想要研究中国的想法多少受此启发。1971年，三岁的我随母亲第一次来到北京。此前不久，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举行秘密会晤，并为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的历史性访问铺平道路——此举使断交多年的中美关系最终得以重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时常在暑假造访北京。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3年，我先后供职于多家美国新闻机构，担任驻华记者。

在东亚其他更为富裕的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香港地区，女性越来越晚婚。我写作本书时，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大陆的结婚年龄几乎不超过35岁。不过，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尤其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以26岁的张玉为例，她毕业于长沙一所大学，2013年为逃避家人来到上海开创自己的事业。被父母催婚多年之后，张玉终于忍无可忍。“我干脆决定，既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她对我说。

在这个知识女性常被家人、朋友和媒体唠叨，不赶快结婚就会遭人唾弃的国度，张玉不结婚的誓言显得特立独行。然而，如果女性的权利不能得到改善，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像张玉那样拒绝婚姻。

大学毕业之后，张玉为了省钱，一直与父母同住，一度对父母关于自己可能成为“剩女”的担忧摇摆不定。可在阅读到女权主义网站刊登的文章之后，她逐渐认识到，目前流行的这个词语不过是想把女性拽回到家庭。于是她大胆辞职，舍弃温暖的家庭来到上海，与另外九个人同住一室。目前，她很喜欢自己新交到的朋友，以及那种自由的感觉。“男人还在用旧思路考虑问题，但女人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感觉很轻松。”张玉刚刚找到一份销售工作，面对我的采访她如此说道。

北京的一个年轻女孩得到跟张玉一样的结论。“婚姻制度基本上有利于男性，女人受到伤害的时候，这样的制度根本无法保证我们的权利，”她对我说，“单身才是最理智的选择。”

女性的日子总体正过得越来越好吗？《剩女时代》将会揭穿这个广为流传的神话。一本小书当然不可能讲述中国性别不平等的方方面面，我也不会着眼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村女性和进城务工女性。本书主要聚焦于媒体在2007年大力宣传“剩女”问题所产生的后果，以及由房产市场火爆而形成的、堪称前无古人的男女财富不平等现象。与认为单身职业女性可悲而孤独的定式思维不同，我将向大家展示迥然不同的现实状况：正是由于年轻女孩过早步入婚姻殿堂，最终导致麻烦不断。

第一章探究在广泛的社会矛盾中，中国媒体大力鼓吹“剩女”问题与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意图有关。本章指出，媒体大力鼓吹“剩女”问题，是为了配合国家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而向受过教育的“高素质”女性施压，督促她们尽快结婚生子。

第二章讨论年轻女性为躲避“剩女”压力而结婚，这使她们在婚姻生活中做出过多让步，因为她们担心自己离了婚便不能再嫁人。这样的担心导致一种现象：中国女性被排除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房产财富积累过程之外。

第三章分析大家庭之内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厘清众多父母何以歧视自己的女儿，仅给儿子购买昂贵的住房。本章还探寻正在崛起的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热衷于购买住房的各种动机，以及购房狂潮与政府的置业限制共同作用，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男女财富的巨大差异。

第四章梳理后社会主义时代女性财产权利遭到破坏的历史脉络。本章将当今时代女性微弱的财产权利，与一千多年前的北宋精英女性进行对照。历史学家柏清韵（Bettine Birge）的研究成果表明，宋朝女性享有的财产权利超过任何其他历史时期。本章评述了民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并对比了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的实际生活状况。

第五章描述妇女财产权缺失与家暴肆虐的关联。中国不是唯一存在家暴问题的国家，但法律保障的缺失及警察维护社会稳定的角色，意味着受虐妇女在向他人求助的同时往往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和进一步的报复。

第六章描述女权运动举步维艰的状况。本章同时揭示，尽管面临种种压制，女性总会寻找各种途径，与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展开斗争。

因自身权利遭受破坏和践踏而引发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国女性会走到这一天吗？也许现在还难见分晓。革命女志士秋瑾在1907年写道：“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数年以后，为争取更多自由而奋斗的中华儿女终于推翻了清王朝。以史为鉴，我们若是对日益加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实属把自己置于险地。

[1]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书人物均为化名，译者采用音译方式译出；作者对官员、学者、社会活动人士等采用实名，译者采用实名方式译出。外国（籍）学者，如有中文姓名，译者除提供中文姓名外，在首次出现时附上英文姓名；如无中文姓名，则采用音译方式译出。——译者注

第一章 中国“剩女”

污蔑年近三十的单身知识女性

陈苏毕业于一所重点大学，在北京一家市场营销公司担任经理职务。她有稳定的收入，一年可以分几次给住在广州的父母汇钱，有时还能够补贴入不敷出的大哥。大学刚毕业那几年，陈苏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相当满意，可随着翻过26岁这道坎，结婚的压力开始让她纠结不已。

陈苏对自己的男朋友感到很窝火，说他“自私而木讷”。每个星期见面超过一次都让她觉得很勉强，因为她根本不愿意同他说话。“说的话都很无聊，”她说，“我跟他说话总是放不开。”他每次出去都不愿意带她，除了偶尔参加商业聚会，要求大家非得带上一位女伴，就算这样的场合他也不希望她开口讲话。他也不愿意陪她的朋友们外出。他爱吃醋。他们经常争吵。可他还是提出了结婚的想法，而她也差不多算是答应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她的一个好朋友给她支过招，她不用等着另选他人，因为“根本就没有天生的好男人”。“我都快成‘剩女’了，”陈苏说，“哪还有分手的勇气，再说，我觉得自己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男人。”

陈苏也许没有意识到，可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大众传媒自2007年以来宣传的“剩女”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这样的想法被陈苏牢记在心中：最先由新华社网站在2008年贴出的一篇专栏文章《晚婚女不能一味“晚”下去》，同年被全国妇联的网站转发，随后至2013年间被各大媒体的网站广为转发。文章规劝广大女性降低要求，别再一味追求如意郎君，否则只能一辈子单身：

为期待真爱的出现蹉跎青春。寻求真爱被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女性）过分追求完美。许多人的问题在于太清醒，不能容忍对方缺点，尤其是随着“三高”（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女性越来越多，她们在事业追求和择偶标准上期待比较高，等到（想）结婚的时候才发现，学历和年龄相仿的男人大部分都已结婚。

……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的白领一族，“孤独”是他们司空见惯的表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孤独感指数在大龄未婚白领女性中更高。

媒体有关“剩女”的新闻报道、调查报告、专栏文章、卡通漫画和电视节目都带着明确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城市知识女性一再推迟结婚年龄。信息出现的形式千差万别，但主题大都一致，而且针对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单身女性：别再打拼事业；眼光放低，别再好高骛远；别再对结婚对象挑三拣四。正如新华社的专栏文章《有多少“剩女”值得我们同情？》所告诫的那样：

造成很多女孩子成为“剩女”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的择偶要求太高……只要女孩子自己不是太挑剔，找对象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为时两年半的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大力鼓吹“剩女”问题对许多三十岁上下的城市女性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加在“剩女”身上的恶名使得二十五六岁至二十八九岁的女性压力倍增，导致她们纷纷与并不适合自己的男人匆忙结婚。它打击的是女性的自信心，导致诸多女性在结婚的时候罔顾自身经济利益。

2007年，全国妇联首次将“剩女”界定为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但事实上，随着各大媒体对“剩女”宣传的持续发酵，“剩女”一词被扩大至刚满25岁的女性。

2010年，全国妇联的一个下属单位婚姻家庭研究会，与婚介行业委员会和百合网联手，在全国31个省份针对三万余人展开调查。其针对中国人婚恋态度的官方调查报告广为流传，其中一条副标题名为“看看你‘剩’到了哪一级”。

该报告将第一级界定为25岁至27岁的单身女性，称之为“剩斗士”——取自日本漫画《圣斗士星矢》的谐音。属于“剩斗士”的女性们“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第二级是28岁至30岁的女性，被称作“必剩客”，与全国连锁饭店必胜客谐音。这类女性机会有限，因为她们忙于事业而没时间找男朋友。第三级是31岁至35岁的女性，叫作“斗战剩佛”，是拿美猴王被封的佛家尊号开涮。此类女性属于“高级剩女，在残酷的职场斗争中存活下来，（但）依然单身”。最后一级是“齐天大剩”，指那些35岁及以上的女性——又是美猴王的名号。这一类女性“有豪宅、私车，还有公司”，可还是成了“剩女”。

该项目其他貌似客观的调查结果被各大媒体广为转发，如新华社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剩女”在光棍节这天团结起来》的报道。该报道说，“90%以上的受访男性表示，女性应该在27岁前结婚，否则就没人要了”。

全国妇联参与贬低单身知识女性？该组织由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创建，是国家级的妇女组织，致力于“男女平等”，及“捍卫妇女权益”。妇女的解放事业曾经是中国革命的凝聚性口号，妇联的领导者曾经在争取性别平等的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农村开展识字班和其他项目，以提高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数年间，全国妇联还推进了一些针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高质量研究项目。

然而，除去妇联性别平等的宗旨不谈，已有学者指出，全国妇联在诸多方面与任何其他组织区别不大。历史学家柯瑞佳（Rebecca Karl）在《毛泽东传》一书中说，政府制定了独生子女政策，妇联主要负责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对育龄妇女采取有创式监测和强制性引产，致使其为妇女维权的其他工作黯然失色。“广大妇女的身体纯粹变成国家实施节育控制的对象，和快速实现人口统计目标的工具。”人口专家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如此认为。

如此一来，对于全国妇联在迫使城市知识女性专注于婚姻而非职业的宣传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过去数年间，诋毁“剩女”的书面报道多次刊发，先是由新华社刊登，随后再被贴到全国妇联的网站。以新华社的专栏文章《简单八招从“剩女”中突围》为例，该文呼吁女性“诱人而不缠人”“执著而不偏执”：

等待一个男人，他要既富有又英俊、既浪漫又专一、既睿智又年轻……那么这是偏执的“非精英不嫁”。这样的完美男人存在吗？也许存在吧。但是他凭什么一定娶你呢？

我决定试着做一个粗略的追溯，看这篇专栏文章在过去几年间转载了多少次。该文最初于2007年发表在新华网上，当年被转发到了全国妇联网站，随后再被中国的各大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数次转发，其中有新浪网、搜狐网、百度网、腾讯时尚频道、39健康网、太平洋时尚网、和讯网、网易博客等（在数到几十个网站之后，我没再继续数下去）。接着，新华网在2010年再次一字不差地刊登该文，随后经由多种渠道被转发若干次，其中包括全国妇联网站在2011年再次转发。我在2013年进行最后一次核对时，新华网又刊载了该文，标题由原来的《简单八招从“剩女”中突围》改为《八招教你从“剩女”迅速突围》。每次转载，唯一的差别是配图发生了变化。

自2007年以来，全国妇联网站将新华网上有关“剩女”的诸多文章都尽职尽责地进行了转发，其中包括《有多少“剩女”值得我们同情》。这篇文章批评单身女性道德沦丧乱上床：

很多高学历的“剩女”性思想非常开放，她们最喜欢到一些娱乐场所去寻找一夜情，或者干脆傍个官员或大款做二奶，等自己青春不再的时候，被别人一脚踢开才想到自己还要找个结伴终生的人。所以说，大多数“剩女”不值得我们同情。

而女人一旦找到婚姻的幸福，如果遇到丈夫出轨，她应该怎么办呢？看看新华社的一篇社论吧，该文也被全国妇联网站（以及更多媒体）转发。文章的标题是《婚姻危机来临，女人善变应对》：

当你发现了他的私情，可以怒发冲冠大闹一场，但你也要知道，这样一闹，等于闹走了男人的面子……但没有男人会一辈子对结发妻子死心塌地。试着变一个发型，换一件新衣。女人要时刻善变。

换句话说，在这些媒体看来，丈夫因为自己的太太人老珠黄才出轨，“剩女”因为挑剔而沦为单身。值得注意的是，媒体没有发过一篇社论，提醒男人要多一些关爱，否则自己的老婆可能会出轨。

婚姻、社会稳定与提高“人口素质”

尽管媒体已经大力鼓吹“剩女”问题，让大家觉得她们就会一辈子单身，但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适婚年龄的女性不足。性别比例失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即数千万男性将成为“剩男”，无法找到结婚对象。通常而言，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应该维持在105比100左右。然而，据新华社报道，诸多因素——比如独生子女政策、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运用科技判断胎儿性别，以及随之而来的选择性流产——导致全国的性别比例失衡日渐严重，2008年男女出生比例已达到121比100左右的顶峰水平，到2012年略降至117.7比100，但截至本书写作时，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仍然高居全世界参与研究国家的前列。（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其他国家也因为性别选择而导致男女出生比例失衡，如印度是110比100、巴基斯坦是109比100、阿塞拜疆是116比100、亚美尼亚是114比100、阿尔巴尼亚是111比100、越南是111比100。）

数百万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不仅是将来要面对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适婚年龄人群已经开始面临这一首要难题。201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了这一巨大的潜在人口风险：

男女比例失衡影响我国人口发展。作为直接的生育者，女性“赤字”必然导致出生率水平下降，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长远看，“盈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给未来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带来问题……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数量的不断积累，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的风险。报告显示，部分被调查村落的大龄未婚男性，在过去三年中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发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聚众赌博、聚众闹事、合伙偷窃和聚众斗殴。

聚焦于数百万“剩男”的报道和研究大量涌现。这类人被称为“光棍”，大多生活贫困、读书不多，且家居农村。马语琴（Mara Hvistendahl）在《非自然选择》一书中对全球性别比失衡现象进行了描述，中国的一些偏远村庄几乎清一色男性，男女比例高达3比2。不过，媒体并没有责怪这些男性的单身状态。婚恋网站世纪佳缘网在2013年针对29岁至39岁的男性集中进行了一次有关“剩男”的调查。该调查一方面发现，“剩男”普遍比“剩女”的教育程度更低、生活状态更贫困，另一方面，与单身知识女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知识男性普遍不急于成婚：“尽管狼多肉少……但大多数30岁以上单身男性仍然觉得自己处于黄金时期，丝毫体会不到（结婚的）压力。”此处的“狼”喻指男性，而“肉”指的是女性。

有一句俗语“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黄泥巴”，把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的双重标准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存在性别比失衡现象，但中国的男性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因此，媒体掀起一场宣传运动，抓住单身女性天然导致社会不安定这一点向其施压，以求其与现存的数百万“剩男”进行婚配，其中的逻辑显而易见。

不安分的单身男性被视作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而单身女性也威胁到伦理结构，因为她们作为自由的个体，既没能担当起延续子嗣的责任，也没能驯服一个不安分的男人，这总显得有些不合自然规律。在政府看来，已婚夫妇更不易惹是生非。翻开任何一本出版物你都会知道，婚姻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而“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一词引申出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阐释，其中首推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

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鼓励结婚的夸张事例，发生在2008年四川那场摧枯拉朽的地震之后。这次地震导致87000人死亡或失踪，另有约40万人受伤。布鲁克·拉默尔（Brook Larmer）在《纽约时报》报道了政府工作人员在几被夷为平地的北川动员鳏夫和寡妇相互结合的事情：“社会如何重建？在中国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撮合悲痛中的男女组建临时家庭，以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据《纽约时报》报道，正是由于结婚动员，地震之后不到八个月，就有614名幸存者登记再婚，而很多人正是出于“爱国责任”结婚。典型的一起鼓励结婚的事例发生在2013年6月，武汉提出一项议案，拟对单身妈妈进行罚款处理。对未婚生子的女性的罚款额度约为82 000元，相当于武汉年平均工资的四倍，不过此议案据说在武汉遭到反对之后即搁置。

中国媒体掀起的“剩女”宣传运动，是为维护社会稳定而做出全方位努力的措施之一。已有的新闻报道在将“剩女”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同时，配以大量的漫画和图片，这些图像的内容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受教育程度高、事业有成、高高居于众人之上（影射中国男性数量过剩）的女性盲目追求事业目标，而将男人拒之门外。有些配图还出现了父母的形象，这些老人带着失望的神情看着自己嫁不出去的女儿。

媒体无一例外将“剩女”形象描绘成“高学历”，这说明了过去十多年中城市女性在受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2010年，中国城市女性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比例约为26%，比十年前增加13个百分点。该调查显示，很多女性在大学时的学业表现超过男性，62%有大学学历的女性表示自己“学业优异”，而此类男性只占53%。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女性本科生和硕士生人数已经超过男性。为进入全球各商学院而参加管理科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即GMAT）的中国女性也已创下历史记录（尽管有女性向我表示，她们急于离开中国，恰是因为自己在国内面临较为严重的性别歧视）。

然而，媒体对“剩女”的描述，将城市女性取得的巨大成就视为笑柄。受过教育的女性被一次次描绘成过于聪明和咄咄逼人，因而找不着丈夫的漫画形象。有一幅广为人知的漫画，画着一位女性，生日蛋糕上插着数字“27”的蜡烛，蜡烛正在燃烧融化。那位女性——戴着的宽边眼镜显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面部扭曲地站在“27”这个数字后边，她的身上结着蜘蛛网，四周是凌乱飞舞的钢笔和笔记本。窗外的屋顶上积着厚厚的白雪，烟囱里冒出的烟雾形成一个“囧”字，同样形似一张苦瓜脸。这位女性活像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里那位著名的老处女哈维辛小姐的年轻版，她头顶上方的文字是：“我甚至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可一不小心就成了‘剩女’。”

一幅主题略有变化的漫画描绘了一名女性，她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手里攥着大学毕业证书，战战兢兢地站在覆盖着白雪的塔顶，四周的雪花漫天飞舞。惊恐或寒冷使她瞪着眼，塔上的说明文字是“都市‘剩女’寻找婚姻伴侣”。这位抵御着严寒的女性运气不佳，因为塔下的两位男士对她不理不睬。与那位女性周围的冰天雪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位男性站立的地方根本没有风雪，他们穿着棉衣、围着围巾、戴着帽子和手套，显得暖和而惬意。“学历太高。”一个人说道。“事业太成功。”另一个人说道。

另一幅漫画也广为流传，一位年轻女性带着宽边眼镜（显示她受过高等教育），从城堡的护墙往外窥视。她的头顶飘着一行字：“为什么我的白马王子还不到来？如果这样等下去，我这个白雪公主都要变成老巫婆了！”她脚下的塔身蚀刻着三个词：“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画面底部是攒动的模糊人头，代表着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剩男”。另一幅漫画的主题与之类似，三名女性站在高台上，对聚集在脚下的男人视而不见。两位女性手执望远镜看着远方，第三位女性手搭额头，凝视着头顶的天空，显然是在寻找如意郎君，却对脚下的人群视若无睹。几位女性站立的平台上搭着三块木板，依然写着“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

一幅主题迥异的漫画里画着一位女性，她穿着婚纱，头上的学士帽显示她受过大学教育，上方的红双喜象征着婚姻。然而，她身边站着的不是新郎官，她挽着的是衣架上挂着的一件空空如也的男士西服，地上搁着一双鞋子：她想结婚，却找不到新郎。另一幅漫画稍加改动，穿着婚纱、戴着学士帽和宽边眼镜的女性正汗流满面地一路狂奔，婚纱下面是松垮的牛仔裤和拖鞋——她正在追逐披翅挽弓的爱神丘比特。整幅画面环绕着心形玫瑰花瓣。在一幅同一主题的照片式漫画中，女主人公的边上是一位男性的背影，她正挽着背影直视镜头。背影的头和身体幻化成一个大大的问号，照片上方的文字写着：“‘剩女’——坚持还是让步？”也就是说，已到“剩女”年龄的女性要么坚持不懈地等待着完美男性，要么做出明智的让步，跟一个虽不完美却真实的男性结婚成家。

有些漫画拿“剩女”和“圣女”这两个同音词大玩文字游戏。一幅广为流行的漫画上，女性戴着一顶写着“圣女”的皇冠，意即该女性还是处女之身，未曾有过男人。除了皇冠，她还披着绶带，上面写着“齐天大圣”——35岁及以上级别的“剩女”，在官方分类中位列最末。这位女性旁边的地上插着她用过的刀剑——鲜血淋漓、刃口翻卷。鲜血从一把宝剑上滴落三级台阶，直至她座位底下的平台。平台上堆着血淋淋的男性尸体、一朵玫瑰花和一块丢弃的标牌——上面写着“爱情”。每一级台阶都刻着“剩女”的级别：31岁至35岁的“斗战剩佛”、28岁至30岁的“必剩客”，和最底下那一级25岁至27岁的“剩斗士”。它预示着这位女性经历了血腥的斗争才到达成功的巅峰，却要在无性的状态下孤独一生。另一幅画更简单，一架穿着女士服装的骷髅正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身上结满了蜘蛛网，其上的文字写着“还在等待如意郎君”。

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鼓励结婚只是媒体大力宣传“剩女”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与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目标有关。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解决“空前人口压力”，全国妇联网站紧随其后贴出了有关“剩女”的第一篇文章，我认为这绝非巧合。国务院将性别比失衡列为人口压力之一，因为它“影响社会稳定”。该《决定》同时认为，“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国务院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指定全国妇联作为主要实施单位，与其他部门如宣传、公安和民政一道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将培养高素质公民作为发展目标的理念，在中国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具有争议性。诸多学者分析过人口素质在中国国策中的重要性。人类学家朱爱岚（Ellen Judd）在其著作《处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运动》中，描述了“素质”一词在全国妇联以及政府所倡导的旨在提升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其他活动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同时，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不只是控制人口数量，还包括提高人口素质。文化研究专家艾华（Harriet Evans）教授指出，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之前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优生保健法（草案）》。艾华写道，“只在‘精神疾病或传染性疾病’等例外情况下，妇女‘暂缓结婚’和终止妊娠的行为才被视为合法——实际上，《优生保健法（草案）》对此持完全支持态度。”

人口学家葛苏珊和埃德温·温克勒（Edwin W.Winckler）指出，中国近年已改变强行引产（尽管至今仍时有发生）等冒犯性和强制性的计生手段，转而通过宣传教育影响公众意识，其目的在于造就“新自由主体”，即以国家利益优先为前提实现自我控制。葛苏珊则在其著作《培养全球公民：中国崛起中的人口》里如此描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优生优育融入了基因工程，但又远不止如此。它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的素质受基因、环境和教育等一系列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大多可以实现后天控制，因此能够根据国家的需要对人的潜能加以塑造。

要提高人口素质，还有什么方法比规劝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女性为国家利益而结婚生子更好呢？城市高学历女性正是政府希望其结婚生育的人群，因为她们可以生下具有“优良”基因的孩子，还能够尽力给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不光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还自然而然地希望推迟结婚年龄。近年间，中国大陆女性和男性首婚平均年龄均有小幅提高：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女性首婚年龄约为25岁，男性约为27岁，而2000年时分别为23岁和25岁。但在周边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结婚年龄均比中国高得多，完全不结婚的知识女性数量日渐增加。如果中国女性步其后尘拒绝结婚，将会给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目标带来致命打击。

2008年以来，南京、宁波等地方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已经采取措施，对维持单身状态的女性人数日渐上升这一现象带来的“危机”加以“干预”。《金陵晚报》刊登过一篇题为《南京“城市剩女”现象日渐加剧——人口计生委计划实施干预》的文章。一些地方妇联组织，如浙江省平湖市妇联在2012年3月为高学历、高素质女性安排相亲活动，以使广大“‘剩女’尽快找到美满姻缘”。2011年以来，上海市各有关单位，如上海市妇联、上海市民政局，以及政府下属的上海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已多次为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单身男女举办婚介活动。据新华社报道，2012年和2013年有近四万名青年男女报名参加活动，其中80%以上参加者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

新华社的报道标题《今年万人相亲会三成女生是90后——报名截止本周末》颇有广告意味。新华社报道，2013年参加上海相亲会最年轻的女性刚21岁。多家媒体转发了她的话：“明年我就要达到‘晚婚’年限，所以为了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成为‘剩女’，我最好提前参加这一次相亲会。”新闻报道中均未提及这位21岁女性相亲者的姓名，她的这番话完全有可能是出于宣传目的而人为杜撰。上述相亲会非常受欢迎，所以上海决定自2013年下半年起，每年举行两次大规模相亲会。上海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也开始制定计划，每个月为城市居民举办一次深度交友性质的小型相亲会，每次人数局限在300人。同时，政府举办的大规模相亲会也正扩展至其他大城市如杭州等。据新华社报道，杭州市在2013年11月举办的一场相亲会吸引了五万人参加（包括单身青年男女的父母在内）。

政府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另一个举措，则是媒体经常刊登有关婴儿出生缺陷的报道，并大多将责任归咎为“高龄头胎产妇”。《人民日报》网站在2013年9月刊登过一则报道，题为《数据显示：北京每年有四千余名缺陷婴儿降生，近年数量有所上升》。文章开篇即是一句警示：“随着高龄产妇比例逐年上升以及其他种种社会因素，数据显示，北京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近年来有所上升。”

2012年9月，新华社援引卫生部数据刊发过一条相关报道，说中国每年的新生儿出生缺陷超过90万例。这则报道引述多位不具名专家的言论，认为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与2003年取消强制性婚前检查及越来越多的高龄头胎产妇存在关联。科学研究表明，尤其在严重依赖煤炭进行火力发电的地区，新生儿出生缺陷与严重环境污染紧密相关，但媒体的报道很少或几乎从不提及此事。任爱国、邱兴华、靳蕾等几位科学家及其同事于2011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公布中国的煤炭业中心地区山西省的新生儿神经管缺陷已达警示性高危比例。该研究表明，缺陷儿胎盘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香烃的含量高得异乎寻常，而这些都是煤炭和其他石化类燃料在燃烧时进入大气的物质。

然而，媒体报道对环境的异常恶化只字不提，却将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原因有效归结为女性延迟婚育年龄，或未能执行婚前医学检查。葛苏珊在《培养全球公民》中对有关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官方报道进行了分析：

据媒体报道，出生缺陷的增加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负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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