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概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裘锡圭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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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概要试读：

1963年以来，作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过好几次汉字课，本书是在这几次课的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北大中文系另外设有汉字改革课，所以本文没有涉及汉字拼音化方面的问题。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朱德熙先生给了作者很多帮助。在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的时候，作者总是找朱先生请教，花了他很多时间。有些问题较多的章节，朱先生曾不嫌麻烦多次指导作者加以改写。在修改第五章的时候，曾向启功先生请教，字音方面的一些问题，曾向王福堂同志请教，都深受教益。作者十分感谢他们。

胡平生同志协助准备本书图版，李家浩同志代为摹写铜器铭文，商务印书馆的郭良夫、赵克勤、郭庆山、刘玲等同志，为了本书的出版费了不少精力，尤其是郭庆山、刘玲两位同志先后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给予的帮助尤其多，作者也十分感谢他们。作　者1984年6月29日

朱袖清同志为本书抄写付影印的全部清稿，朱德熙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谨志谢忱。1985年12月23日补识凡　　例

一　本书行文，“之前”、“之后”的用法跟“以前”、“以后”不同。说某一时期之前，不把这一时期包括在内；说某一时期以前，则把这一时期包括在内。“之后”、“以后”依此类推。“以上”、“以下”的用法跟“以前”、“以后”相类，例如“两个以上”是把两个也包括在内的。

二　为了行文的方便，同时也是由于词跟不能独立活动的语素的界线不容易划分，除了某些必须提到语素的地方之外，一般不用语素这个术语。所以本书所说的词，实际上往往是把不能独立活动的语素包括在内的。

三　为了行文的方便，并为了明确字跟词的区别，有时用花括号来标明文章里提到的词或语素。例如“古汉字以‘□’、‘○’表示｛方｝、｛圆｝”这一句的意思，就是古汉字以“□”、“○”来表示“方”、“圆”这两个词。

四　注字音一般用汉语拼音方案，用国际音标时外加方括号。

五　下列各书征引次数较多，一般用简称：　　

六　称引本书章节时，一般只举出章节序数，外加方括号。例如“〔一二（二）2A〕”指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小节里的A小节。

七　图版汇印于书末，书中称引时在图版号前加“图”字。一　文字形成的过程

讨论文字的形成，需要先给文字下个定义。在文字定义问题上，语言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大致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我们觉得这种分歧只是使用术语的不同，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是非。我们是狭义派，因为在传统的汉语文献里，历来是用“文字”这个词称呼记录语言的符号的，采取狭义派的立，讲起话来比较方便。

在汉语里，“文字”一语可以用来指一个个的字，也可以用来指记录某种语言的文字符号的整个体系。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把后者称为文字体系。

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有时能为一种语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但是对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我们把还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称为原始文字。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曾经用画图画和作图解的办法来记事或传递信息。通常把这种图画和图解称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按照“文字”的狭义用法来看，图画文字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文字画这个名称則可以采用。文字画是作用近似文字的图画，而不是图画形式的文字。

从表面上看，似乎从人类学会画图的时候起，就有了产生文字的可能。有些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已经会画人和野嘼等事物了。他们为什么不能画一个人当作人字，画一头鹿当作鹿字呢？难道原始人没有可能指着画出来的一头鹿说出“鹿”这个词来吗？这种可能当然存在。但是这跟自觉地用鹿的图形来记录“鹿”这个词，完全是两回事。文字的产生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使人们感到必须用记录语言的办法来记事或传递信息之前，他们只可能直接用图画来代表事物，而不会想到用它们来记录事物的名称——语言里的词。通常要到阶级社会形成前夕，文字才有可能开始出现。

也许有人会问，原始社会里用来表示数量的符号，难道跟我们的数字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文字产生之前，人们的确已经在使用划道道、点点子等办法记数了。但是同样是四道线或四个点，可能在某一场合代表四天时间，在某一场合代表四个人，在某一场合代表四头鹿，在另一些场合还可以代表四个别的什么东西。所以这种记数符号还不是语言里的数词的符号，还不是文字。从画四头鹿或划四道线来表示四头鹿的意思，进步到用这两个符号来记录“四鹿”这两个词（在古汉字里，“四”本来就写作），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的。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记录语言的時候，如果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前面已讲过，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精确地描绘这个过程。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几种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如古埃及的圣书字、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我们的汉字，都缺乏能够充分说明它们的形成过程的資料。但是根据关于这些文字的已有的知识，并参考某些时代较晚的原始文字的情况，还是有可能为文字形成的过程勾划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来的。在原始文字方面，我们准备引用我國云南纳西族使用过的一种文字，即所谓“纳西图画文字”（以下简称纳西文）的资料。〔1〕

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來的字应该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如象人形的“人”字、象鹿形的“鹿”字等。因为这一类字显然最容易造。但是实际情况恐怕并不是这样的。跟这类字相比，图画的表意能力不见得有多大逊色。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曾经引原始岩窟艺术里人射鹿的图画，跟古汉字里的“人射鹿”三个字对比：

谁都能够看出来，如果仅仅为了表示人射鹿这一类意思，并没有必要撇开图画去另造文字。从后面要谈到的纳西文的情况来看，在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大概是长期混在一起使用的。对人、鹿等物和射这类具体动作的象形符号来说，文字和图画的界线是不明确的。

人们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正式的文字的词，其意义大概都是难于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数词、虚词、表示事物属性的词，以及其它一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此外，有些具体事物也很难用简单的图画表示出来。例如各种外形相近的鸟、嘼、虫、鱼、草、木等，各有不同的名称，但是要用简单的图画把它们的细微差别表现出来，往往是不可能的。这些事物的名称在语言里经常出现，也不能没有文字来记录它们。

在文字画阶段，已经开始用抽象的图形，或者用象征等比较曲折的手法来表意了。这些方法可以用来为一部分上面提到的那些词造字。有些词的意义可以用抽象的图形表示。例如为较小的数目造字的时候，可以继承文字画阶段划道道或点点子的表数办法，古汉字的“”、“”、“”、“”（四）就是例子。又如古汉字以〔2〕“□”、“○”表示｛方｝、｛圆｝，圣书字以“”表示｛划〔3〕分｝等等。还有一些词可以用象征等手法表示。例如古汉字用成年男子的图形表示｛大｝，因为成年人比孩子“大”（也有人认为“大”字以张开两臂的人形表示“大”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曲折的表意方法）。圣书字用王笏的图形表示｛统治｝，因为王笏是统治权的象征。用这些方法造出来的字，虽然外形往往仍然像图画，本质上却跟图画截然有别。例如用“”表示｛大鹿｝，跟画一头很大的鹿来表示这个意思，是根本不同的两种表意方法。不知道代表｛大｝，就无法理解说的是什么。如果把它们当图画看待，只能理解一个人跟一头鹿在一起。人、鹿这一类具体事物的象形符号，大概是在“”、“大”等类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文字开始产生之后，才在它们的影响之下逐渐跟图画区分开来，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

〔4〕的。

凡是字形本身跟所代表的词的意义有联系，跟词的语音没有联系的字，包括前面讲过的“鹿”、“射”、“”、“大”各类字，我们都称为表意字。显然，语言里有很多词是很难或完全不可能给它们造表意字的。上面指出过的那些难以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其意义的词，其中的大多数，即使采用象征等比较曲折的表意手法，也仍然无法为它们造出合适的文字来。

在文字产生之前，除了一般的文字画之外，人们还曾使用过跟所表示的对象没有内在联系的硬性规定的符号，把这种符号用作所有权的标记，或是用来表示数量或其他意义。例如：云南红河哈尼族过去使用的契约木刻，以代表一元，代表十元，代表五十元，〔5〕代表百元。代表一元的小点，跟“一”、“二”、“三”、“”（四）所用的线条一样，可以看作抽象的象形符号。代表十元、五十元、百元的符号，至少是后两个符号，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硬性规定的符号。这种符号很难命名，我们姑且借用一个现成的词——记号，作为它们的名称。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是不是可以分别为它们规定某种记号作为文字呢？

在文字形成过程刚开始的时候，通常是会有少量流行的记号被吸收成为文字符号的。古汉字里“”（五）、“”（六）、“”（七）、“”（八）这几个数字的前身，很可能就是原始社会阶段用来记数的记号（参看〔三（一）〕）。但是要新造很多记号字却是有困难的。记号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词没有内在联系，比较难认难记，不容易被人接受。事实上，无论哪一种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在形成过程中都极少造记号字。记号字的局限性比表意字还要大得多。

要克服表意字和记号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难，只有一条出路：采用表音的方法。这就是借用某个字或者某种事物的图形作为表音符号（以下简称音符），来记录跟这个字或这种事物的名称同音或音近的词。这样，那些难以为它们造表意字的词，就也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这种记录语言的方法，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上称为假借。用这种方法为词配备的字，就是假借字。

由于传统文字学的影响，不少人觉得假借的道理很深奥。这是一种错觉。我国民间歇后语和谜语中所用的谐音原则，就是假借所依据的原则。例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这句歇后语，就是由于“舅”、“旧”同音而借“舅”为“旧”的。从民族学资料来看，有不少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在利用实物表意的方法中也已经用上了谐音原则。例如：西非的约鲁巴人曾经习惯于用海贝来传递信息。在他们的语言里，当“六”讲和当“被吸引”讲的那两个词是同音的，当“八”讲和当“同意”讲的那两个词也是同音的。所以，如果一个年轻男子把串起来的六个贝送给一个姑娘，这就表示“我为你所吸引，我爱你”。姑娘的答复可能是串起来的八个贝，这就是说：“同意，〔6〕我跟你一样想。”我国云南的景颇族过去通行“树叶信”。他们把一些不同种类的树叶和其他东西分别用来表示某种固定的意义。在景颇族载瓦支系用来谈情说爱的树叶信中，“蒲软”树叶所表示的意思是“我要到你们那里去”，“豆门”树叶所表示的意思是“你快打扮起来吧”。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当到达讲的那个词跟树名“蒲软”〔7〕同音，当打扮讲的那个词跟树名“豆门”同音。看来，谐音原则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普遍为人们所熟悉了。

前面已经说过，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文字的那些词，有很多是难以用表意的造字方法来对付的。人们无疑很快就会发现，可以用自己本来就熟悉的谐音原则来解决面临的问题。所以，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表意字的开始出现和假借方法的开始应用这两件事，在时间上不会相距很久，很可能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

在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等古老文字体系和一些原始文字里，都有大量假借字，而且有不少极为常用的词就是用假借字记录的。例如：在古汉字里，常用的语气词“其”是用音近词“箕”的象形字来记录的。在圣书字里，“大的”这个词是用同音词“燕子”的象形字来记录的。在纳西文里，“有”这个词是用音近词“芜菁”的象形字来记录的。这种现象也说明假借字的历史一定非常悠久。在文字形成的过程中，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应该是同时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在表意字大量产生之后，假借方法才开始应用。

前面曾经指出，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表意字的产生，有助于使那些本来跟图画分不出明确界线的象形符号，逐渐跟图画区分开来，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假借方法也能起这样作用。那些性质还不明确的象形符号，如果经常跟假借字放在一起使用，或是被假借来记录跟它们所象的事物的名称同音或音近的词，就会较快地成为真正的文字符号。可以说，跟图画有明确界线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现，是文字形〔8〕成过程正式开始的标志。

假借方法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对找不到合适的单个假借字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可以假借两个以上的字组在起来记录它。例如在纳西文里，对双音节词“化育”〔〕，就是把“蒿”〔〕和“蛙”〔〕这两个词的象形字组合起来记录它的。在圣书字和楔形文字里，这种现象更为常见。

假借方法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记录语言的能力。但是假借字多起来以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被假借的字本身有自己所代表的词，同时又被假借来记录同音或音近的词，而且假借它的词可以有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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