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蓝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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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人物笔记试读：
人生就像一场皮影戏（代序）
2012年3月的一天，我来到成都锦江竹林村边的一个静谧小区，采访了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教授。老人很健谈，回忆起自己在1957年初进南京大学时候的生活：“当时师生加在一起不过一百人的德语专业，就拥有自己的德文图书馆。藏书装满了西南大楼底层的两间大教室，真个一座敞着大门的知识宝库，我则好似不经意走进了童话里的宝山。更神奇的是，这宝山竟然也有一位充当看守的小矮人！别看此人个子矮小，可却神通广大，不仅对自己掌管的宝藏了如指掌，而且尽职尽责，开放和借阅的时间总是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还能对师生的提问一一给予解答。从二年级下学期起，我跟这小老头儿几乎每周都要打交道，都要接受他的服务和帮助。起初我对此只是既感叹又庆幸：自己进入的这所大学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日后才得知，这位其貌不扬、言行谨慎的老先生，竟然就是我国日耳曼学宗师之一的大学者、大作家陈铨。”这位图书管理员，早在1931年就从德国基尔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比杨武能的导师冯至先生还早4年。
也许都是四川人，陈铨很关照杨武能，龙门阵摆得欢，偶尔也提到过四川皮影戏。
蜀地皮影亦称“影戏”或“灯影戏”，多具东汉石刻简约纯朴之韵，在清代大盛。皮影分东西两路，东路分布于川东、川北山区，当地人俗称“渭南影子”，这是因它从陕西渭南传来之故。影人形制多以直线造型、刻工精细，以牛皮制成，形体高约30厘米。西路分布于川西坝子，影人形制受北方皮影影响，一般高约60厘米。成都人俗称为“成都灯影”，细分则有“纸灯影”“皮灯影”两类。影人体形硕大，最大的达七八十厘米，其特点为造型大方、组合多变。“成都灯影”服饰华美，面貌俊俏，较为写实。按理说，皮影戏属下里巴人一路，岂料它早引起了一批大学者的注意。
四川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与“渭南影子”就曾结下不解之缘；比他稍早的，却是著名戏剧家、中德比较文学专家、“战国策派”核心人物陈铨。“战国策派”是20世纪40年代以西南联大及云南一批教授为主形成的一个文化群体。除陈铨外，还有林同济、雷海宗、何永佶、洪思齐、王赣愚等人。
陈铨（1903—1969）富顺县人。四川省立一中（现成都树德协进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留学于美国阿比林大学，再留学于德国基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任教。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德文教研室主任，是“清华四才子”之一（张荫麟、李长之、钱锺书、陈铨），于1969年病逝。《中德文学研究》是陈铨1934年在德国基尔大学撰写的文学博士论文，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了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纯文学对于德国文学影响的历史，具体展示了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和抒情诗对于德国小说、戏剧和抒情诗的影响。全书共分绪论、小说、戏剧、抒情诗和总论五章。绪论部分界定了纯文学的概念，明确了学术研究的指导理论和目的，理清了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历史背景和研究时限。因为胡适与陈铨的老师吴宓有矛盾，恨屋及乌，胡在日记中表示了极大的不屑：“看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此书甚劣，吴宓的得意学生竟如此不中用！”并嘲笑陈铨竟然不知《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这很可以看出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胸襟。
这里不多谈《中德文学研究》的普范意义，本书甚至专门列有《德国学者对于中国灯影戏的研究》一节二千余字，论析了卫礼贤、弗尔克、亚克布等学者对中国灯影戏的翻译和介绍，这也是当时中国人著述中涉及汉学家皮影戏研究的开山之作。
德国的浑司楼在《人们的剧场》中指出：“谈有声电影的来源，不能不崇拜中国影戏，是个开山鼻祖了。”剪影动画片的发明者，德国的洛特·赖尼格尔在20世纪初，就开始研究中国皮影戏艺术，在其启示下，中国拍摄了第一部长动画片。皮影戏也为中国剪纸电影的创造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志福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中的考证，1931年，时年28岁的陈铨在基尔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该大学的亚克布教授。有鉴于皮影戏是认识中国的一个绝妙窗口，亚克布教授很希望能得到来自中国的第一手皮影戏资料。他经常请陈铨来家一聚，询问相关情况。陈铨竭尽所能，弄不清楚的就写信回国询问，并托人在成都购买有关灯影戏的道具以及川剧本子，令亚克布教授如入宝山，欣喜莫名。他提出要与陈铨一起研究灯影戏，由此也开启了陈铨的戏剧生涯，并为日后创作轰动朝野的《野玫瑰》埋下了丰厚伏笔。
1932年11月，陈铨收到四弟陈咏南从成都寄来的一套灯影戏。如何把中国的精粹文化展示给德国人？陈铨决定自己导演皮影戏。寄来的资料有《打金枝》《借伞》两部戏的皮影，陈铨将故事翻译为德语演出，几十位学者观看了这原汁原味的中国皮影后，大呼过瘾。第二天，该城报纸刊载了陈铨的开幕词和剧照。这是陈铨第一次出任导演，也可以算是他的牛刀小试。在《德国学者对于中国灯影戏的研究》当中，陈铨谦虚地将这一成绩归功于基尔大学文学戏剧专门研究院，没有一字涉及自己。
1934年初，陈铨乘船回国，随即投入教育界，但他的皮影戏研究并没有停止。1935年7月，他写出短论《亚克布：〈中国灯影戏〉》，发表在《清华学报》上。这样的文章具有划时代意义，至今依然是一个时代的空谷足音。
1941年，他的四幕话剧《野玫瑰》在重庆火爆上演。谁能料到，这几乎就成为时代为他挖掘的一个陷阱，“汉奸文学”的恶谥淹没了哲人之路，由此拐入了万劫不复的历程。1949年后，他的笔名居然改为“陈正心”，但丝毫不能减低头上的高帽尺寸。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这个一度是尼采主义信徒的学人，在1969年1月31日撒手人寰，时年66岁……
记得是2012年的春节，我在太湖旁寻找陈铨先生的墓地未果。望着烟波浩渺的水面，觉得陈铨能与侠客要离，南宋英烈韩世忠、梁红玉接水而居，也许只是出于偶然。人生就像一场皮影戏，我们都是被线拉扯着演完了各自的一生，死后追加的荣誉一如水影，好看，但掬不起一捧。所以啊，研究了一生的戏，必须明白这个浅显之理，如陈铨晚年所言：“弄好舞台必须观察现实人生，人生与舞台是分不开的。”
………
就像陈铨先生一样，如今还有多少人知道他呢？陈铨固然拥有抗战期间编写的惊天一戏《野玫瑰》，拥有激烈的文学主张，但晚年生活中的他单单薄薄，俨然文弱书生一个。毕竟人生的皮影戏一直在长演不衰，人们已经难以分清主体与影子之间的从属关系。可谁才是皮影背后的操纵者呢？
首先声明，收入《极端人物笔记》一书里的人物，与“极端主义”无半点关系，而且有些人并不能仅以“极端”来概括。毕竟他们置身于民国前后，那恰恰是一个剧烈动荡、家国飘摇、人心思变的特殊时期，所谓极端之人，必有极端之事，更多的原因是极端时代赋予了他们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并造就了他们迥异于常、直指人心的黑铁言辞。有西哲所言：“人生的三大不幸是：接连不断的极端贫困；使希望破灭的极端忧郁；使灵魂空虚的极端无知。”但是，这样的极端的命运恰恰是对人性域度与智慧渊笃的真正检验—也许，你一旦放弃了与之相抵牾的“极端”，固然获得了暂时的宽松，但接踵而至的，多为哀莫大于心死状态下的呻吟……
现在，我的窗外春色无限。杜鹃在外为春事而忙碌，空寂的成都平原上，开满了杜鹃的花和桃云。这往往是有些人一生中最长的一天……乌鸦顶着炭火而来，用叫嚷敲打树干和窗棂，它让大地隆起，黄昏时分，硬是唤来了一匹南山。归家的鸟越飞越急，那些散步者却轻身而来，叹气而返。在枯叶间窸窣，梅花阵的机关把一条船带往山巅。我的额头触及夜雾的清凉，就像猜不透的事物，往往是在放弃之际，渐渐释然……
暗中的蜀国在忧郁中摊开它的王座、绸缎和腰肢，我估计，即便将成都平原像乌龟那样翻转，也许也不可能看见那些木偶的提线。2015年3月20日于成都九眼桥
名山奇人何崇政——一个被逼上江湖、拒不接受招安的书生
2011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来到雅安的名山县城之外，把车停在一块树林僻地上，顺着泥泞不已的小路，我艰难往上行走。寒风阵阵，雨雪让我的嗅觉变得格外敏锐。当一滴飞雨追上另外一滴飞雨，当一支响箭追上另外一支逃亡之箭，以“飞行交媾”的突兀方式完成大灌顶仪式。我还是不能相信，在那发霉的历史殿檐上，怎么会长出一朵小花？！
为了修订我的非虚构长篇散文《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历史》，前不久我从四川一大学图书馆借出晚清名山县知县胡寿昌所撰《蒙寇志略》一书，胡寿昌自署“愚溪山人”，在柳宗元笔下，愚溪的纯洁秀美与自己的高尚情操、文学才华彼此呼应，把愚溪不能有益于世的惋惜和自己抱负不能施展的抑郁融合在一起，字里行间蕴蓄着自己被埋没受屈辱的愤懑、不平和抗议。很显然，胡寿昌以此自命，也是大有心绪之人。此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刊刻于成都，数万字篇幅全部记载的是李蓝起义军（起义首领是李永和、蓝朝鼎，故称“李蓝起义”）攻打雅安、名山、丹棱、洪雅、眉山县的战事，围绕小小的名山县一地，胡寿昌忠实地记录了一系列大小血案。
来自云南昭通的李蓝大军横扫巴蜀腹地的1860年，胡寿昌年仅三十出头，在同行王崇昆眼中，他俨然英姿飒爽，气度不凡。在得知被朝廷授命为四川名山县知县后，感恩戴德。他慷慨自许，认为受命于危难之际，国家寸土决不可弃，与同时被授命为丹棱县知县的王崇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道理十分简单，既然均为战事惨烈、防备形同虚设的一介小县之长，唇亡齿寒，不能不互为依托。
两个知县各自到任后，“招集流亡，备器械、练图勇，为守御计。无日不往返函商，有令必回”。尽管拼死抵挡，奈何起义军如山洪一般汹涌咆哮，因为无力立即肃清境内敌军，他们先后被清廷撤职问责。1861年骆秉章入蜀后，省城臬司杨重雅认为，这两个人为人处事“异于流俗”，极力向总督骆秉章推荐这一对“城隍庙的鼓槌”，在国家危难、无人可用的情形下，骆秉章认可，他们终于又得到起用。当然，这已经是名山县战事之后的事情了。
在李蓝大军占据宜宾吊黄楼一线，刀锋直指岷江一线的犍为县、名山县时，《蒙寇志略》中特意提到一个本土人物：何崇政。
熟悉一点巴蜀武术历史的人知道，峨眉派亦刚亦柔，一派玉树临风。南宋时期，已经眉毛纯白的德源长老“白眉道人”模仿山猴动作，创编出一套猴拳，一直流传至今。德源长老还把峨眉山僧道的武技资料搜集起来，编写《峨眉派拳术》一书，这是目前找到的有关峨眉武术的最早文字资料，是峨眉派武术发展成熟并自成体系的标志。在这个谱系里，何崇政具有承先启后之功。而关于这一记载，均为传说，并无进一步证据。
在四川近代史大量资料里，何崇政被人称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记室”（相当于随身秘书），说他兵败脱难后，削发为僧，法号“湛然”，来往于川西、川东等地，以哥老会的组织形式结交八方豪杰继续反清，曾经在峨眉山住持多年。他还撰有《峨眉拳谱》一书（亦称《拳乘》，据说至今留有残本，但我未见过进一步的披露），成为峨眉派武术理论奠基石，开篇有诗“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的概述。这其中“一树”指峨眉武术，“五花”指巴蜀的五个片区，而“八叶”则指四川武林中的“僧、岳、赵、杜、洪、化、字、会”八个门。“五花八叶扶”意味着五个不同地区的流派和八个拳术门派互相影响，互为依托。清代木版印刷《御题天下大峨眉山胜景图》《峨眉拳谱》出自“何崇政”之手不假，该书一直在巴蜀武林被尊为武学经典。但我以为，这个作者，是托名的，这种情况古已有之。
其实，何崇政既非太平军，更非翼王石达开的“记室”，而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异端，后来担任李蓝起义军中的“护国军政司”。显然，与后来升任四川提督的唐友耕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流氓无产者，他当时是塾师身份，小有薄田，根本无须因枵腹而亡命天涯。
影响颇大的《崇庆县志》记载说，何崇政为蒲江县干溪保人，为落第秀才，这一记载不对。还是胡寿昌的记载更为准确，他的《蒙寇志略》言之凿凿：何崇政生于清咸丰年间，外号“何蚂蚁”，出生地在蒲江县与名山县接壤的何家山。关于何蚂蚁，还有一番来历：何崇政少年时梦见自己蚂蚁附体，所谓“天下蚁动，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也”。因为梦，他显然已树立了成为栋梁之材的人生理想。他少年时代就膂力无穷，精通武艺，加上为人“豪侠好义，急人之急，远近恶少争附之”。他本系己酉科秀才，属于正朔之辈，对农民起义军异常仇视。由于他好大言，有点李卓吾遗风，咸丰六年（1856年）何崇政参加府试，因针砭时弊，遭到主考官指斥和鞭笞。据说他一度得到术士李御风的“神授兵书”，于是心存异志。咸丰九年（1859年）李永和、蓝朝鼎揭竿而起，何崇政一方面满怀对制度的愤懑，另一方面知道属于他的时间开始了。
这就像献宝的卞和一样，他得到的回报，却是体制的当头棒喝。晚清《名山县志》记载说，何崇政一心报国，苦心孤诣上书《平洪杨策》，请咨送江南大营效力。当时川军中向荣为主帅，知府蔡步钟以“违制笞之”。尽管何崇政慷慨陈词，渴望制度能够理解他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但这样的陈述均被官人理解为一种利用危局讹诈政府的伎俩。看来蔡步钟也并没有打错，因为按照清制，士子不谈国事。
历史大错被保守、傲慢的蔡步钟就此铸成，他为此必须偿付巨量的鲜血才能赎清。
被乱棍打出，何崇政报国之心不死，他直奔前线而去。他在快到宜宾的路上偶遇四川提督马天贵率领的兵马，何崇政拦住军队高呼“献策”，奉上《擒蓝李策》。马天贵看着这个一身褴褛的强人，不料他再次口出大言，咋咋呼呼，马天贵感觉官威受到冒犯，下令“笞之”。何崇政缺乏卞和那样的耐性，他愤激到了极点，走出门来，何崇政仰天大喊一声：“那就怪不得我了！”
他立马掉头，直奔驻扎在宜宾城边的李蓝起义军营垒。义军多为胸无点墨的云南农民，从天落下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不禁喜出望外。为展示自己远非纸上谈兵之辈，何崇政决定在叙府石梯桥一带，策划了一场甘蔗林的伏击战。他的计谋很简单：就是将“擒蓝李策”改为“擒天贵策”，颠而倒之，就连设伏地点也没有变。他信心百倍，等待好“收成”。
面对极容易隐蔽兵马的川南甘蔗林，提督马天贵十分轻敌，他遭到了一场突然的伏击战。慌乱中他往开阔地乱跑，一步蹈虚陷入另外一侧的水田，动弹不得，被围上来的起义军砍成烂肉。由于一举击毙四川提督马天贵，续战又擒副将张万禄、都司余振海，连歼清朝大员，起义军像吃了炸药一样，挡之者死。要知道，马天贵是李蓝大军入川以来击毙的最高级别官员。
这一下，何崇政火得不行，出任起义军的“军政司”一职，不少人投奔其麾下。何崇政精于枪法和棍法，因此在军中常教士兵习武，深孚众望。新任四川提督蒋玉龙手下能人太少，尽管都是一副化悲痛为力量的样子，但在名山县被何崇政的兵法所困，起义军将其打得狼狈不堪。
曾经上书《平洪杨策》的何崇政，对当时天下形势自然熟知，他对“蓄谋窥川”的石达开也不会没有耳闻。由此，《名山县志》所载的蓝大顺“通款洪杨”和“拜何崇政为护国军政司”两者之间就显出了内在联系。可以认定，“通款洪杨”也就从此成为李蓝义军的既定方针。何崇政给李蓝起义军的建议是，应该联络四川南部一带的啯噜党，使之成为生力军。这样，啯噜、土匪、强盗、商人纷纷加盟到反体制的营垒中，连名山县的文生邓凌霄也加入进来，这让名山县知县甚觉丢人。他未必知道，丢人是小事，跟着，丢命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
四川师范大学黄尚军教授给我提供了一份珍贵史料：成都蒲江县大塘镇洪福村三组何李氏墓碑背面，载有起义军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天在蒲江、邛崃一带活动的情况：“……庚申年蓝贼扰蒲江，至邛州攻城不克，自州到名山。名山人‘何马蚁子’带数百人投蓝贼。至辛酉年，何贼伙人数千来札蒲江。是年六月初旬，忽来峰顶漕札营。六月十六夜，我父在宋山碥避躲，被贼人掳去。至六月二十七日，贼等撤营去名山。于七月二十一日，分数千人迭回卻攻邛州，闻有大兵到州，不果。是夜，我在场上店内借宿，为贼所获。复札骑龙山。至二十八日，贼回名山大营。……至八月初八晚，贼令次旱撤营，各归本营。……是夜，贼令西营打前队，至古城桥，见对山（疑为“围”）众多。至新店子场口，我就此等父，未几，上杀至，我亦同贼走挐坝场，过数里逃出……”李蓝起义形势图
这一来自民间石碑上的记载，以鲜活的口语充分证明了“何蚂蚁子”为害“桑梓”的行为，也说明了战事给民间带来的深巨灾难。雅安知府何鼎勋认为名山县被起义军占领，是老百姓通敌，掩护何蚂蚁以及起义军，传檄邻县，会剿名山百姓。令人发指之处是，待湘军收复名山后，以“名城失陷久，其逗留城中者，必非好百姓”的官场逻辑，下令将全城百姓毒杀！我想，这笔血债，何鼎勋只会记在乱党头上。
雅安知府何鼎勋切齿不已，他的两本围城笔记可以佐证《蒙寇志略》的真实性，并弥补了记载的简略。他指出，在攻打名山县城时，何蚂蚁子对父老乡亲宣告：“名山系我桑梓地，先人之墓庐在，予不敢扰。有妄取民间之一草一木者，悉叱令送还。名人安之，备渐弛。”
这其实是一出烟幕弹，起义军于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八日突入名山县。这涂炭桑梓的行为，更让当地人发狂。
鉴于在四川连续战败，蓝朝鼎（蓝大顺外号蓝大烟杆，继任者也打这一旗号）率军北上入陕，何崇政率领的起义军成为川西一支独立军。1861年春，各州县衙趁蓝大烟杆率部北上围攻绵州之机，秋后算账，捕杀曾跟随义军的农民及其亲属。为振李蓝军威，何崇政提出“吃大户、杀赃官”的口号，蒲江、邛崃、大邑、崇庆一些乡镇的农民群起响应。其时，清廷再次调兵围剿，估计“何蚂蚁子”的读音关系，官府竟喊成了“红蚂蚁子”。何崇政对此一笑置之，来了个将错就错：“龟儿子些怕红，我们就是要红！”于是下令打红旗、戴红标，坦然接受“红蚂蚁子”称号。5月，何率义军进入崇州隆兴场，待机攻取州城。州人副将张联陞率官军团勇，在中和场组织防御，被义军打败。越日，义军迂回到西河坝，知州董钧令民众守城，调乡团屯于城外。这时，在嘉定的袭侯杨炘（名将杨遇春之孙）闻讯，率兵赶回崇庆增援，同张联陞联合守城。11月兵分三路攻义军，不久“名将之后”杨炘阵亡于金龟桥，各军士气大减，义军乘胜攻城。内应谭八在城堞瞭望，中流弹负伤，被官军发现后立即诛杀。内应已失，州城防守严密，起义军只得退兵。这年冬天，清廷调提督胡中和率楚军配合各州县兵勇，对义军分割围剿。何崇政率主力与楚军大战于大邑县城西，终因寡不敌众，就此下落不明。《蒙寇志略》还记载了一桩“不雅”之举。当地绅士冯朝杰、杨廷梁等人献计，何崇政如此难以对付，实乃本邑耻辱，“是其忘亲背祖，大逆灭伦，罪宜根株尽翦。从来讨叛逆者，必先发其祖墓，冀可一鼓成擒”。既然牛啃南瓜找不到地方下口，胡寿昌与提督蒋玉龙就秘密动手了。他们连夜带领500名士兵，黎明时分来到何家山掘开了何崇政的祖坟，雪亮的锄头伴随第一缕阳光倾泻而下。这是何崇政的父母合葬墓地，地下有石埂，宛如土龙盘踞，隐然有王者之气。打破棺椁，满棺白浆流出，飞出无数野蜂。堪舆家对此地的评价是“地脉天矫，峰峦凶恶，养成戾气，非吉壤也”。
这远不是当地腐儒凭空臆想出来的举措。一是有挖祖坟的历史传统，二是李蓝大军战事期间，官军就曾经为之。
在中国文化中，挖人祖坟是最狠毒的。当年李自成攻入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掘了皇帝的祖坟。崇祯皇帝怒不可遏，以牙还牙，派人掘了李自成的祖坟。李自成知道后，开始了疯狂报复……在互掘祖坟的暴力循环中，彻底践踏伦理让暴徒们获得了大快感。即使在近现代，挖人祖坟、断人龙脉的事件也多不胜数。这是一种严重有违于伦理的行为。花县知县牟崇龄收到上谕后，即奉命急将洪秀全的祖坟掘毁。但即便如此，太平天国一役，死亡就达几千万人，何曾有半丝作用呢？
但体制中人怒极攻心，就挖过李永和母亲的坟。
1903年，美国探险家埃德加·盖洛到达云南大关县的大旗山下，就是关河和洒渔河的交汇地岔河。岔河旁的麻柳湾是李永和的祖坟所在地。盖洛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异端李短褡褡的祖坟被官府侦知，“狂喜之际，官府光顾了这个河岔口，掘坟毁尸。这样一来，龙脉已毁，这个家庭的气数就断绝了！此后不久，反叛势力被除掉，这位大头领被杀了”。
如果说打开所罗门王的锡瓶是放出了魔鬼，那么国粹化的开坟掘墓，则是让阴魂在朗朗乾坤普照下蒸发遁迹，可万一阴魂又附寄在哪一个泥腿杆子身上，迅速在脑后堆积出“反骨”，那又如何是好啊？
就好像与李短褡褡“同甘苦、共命运”一样，官府发掘何家祖坟后，据说何崇政的起义军逐渐式微，打仗多方掣肘不利索了。单是一次战斗失利，就在名山县被擒3800余名起义军，损失战马1385匹！其实，他依靠智谋出任蓝大烟杆的军师，占据名山县两个月，先后转战于青神、蒲江、大邑、雅安、荥经、天全等十余州县，献计擒斩了清军重要将领张万禄、余振海等人，尽管何崇政部的起义军在名山陷入四面楚歌之境，但何崇政还是逃脱了。他混入湘军果左军胡元廷军门营内，改头换面，名字变成了“昆山”。当骆秉章的缉捕批文发到胡元廷手中时，何崇政已远走高飞了。
胡寿昌一直惦记着这个让他寝食不安的恶人何崇政。他承认，何崇政是他的心病。在他主政成都三道堰、游子堰等水利设施的清淤工程时，突然得到了何崇政投射在水面上的鸟影。
从四川近代史资料来看，何崇政一度还“打入敌人内部”，在胡中和的湘军营中秘密活动，四川总督骆秉章下令通缉，刘蓉亲往雅安查询，何崇政最后壮烈牺牲。
实际情况是，何崇政伪造记名提督胡中和的行军关防令，跑到宜宾的屏山县调动军队。得到这个信息，胡寿昌认为何崇政是准备与宋士杰余党继续为乱，这反而佐证了何崇政亡命江湖继续谋求反清的真实情况。胡寿昌会同张子民太守，设法羁縻住何崇政，秘密与叙州太守朱海门张开罗网。他在《蒙寇志略》里提到重要的一句话，“送郡城讯明正法”，把何崇政的脑袋传遍他犯下罪行的各州县。显然，这里出现了记载问题，要不然是胡寿昌冒功，就是所杀的那个何崇政是个冒牌货。
除了说何崇政被官府击毙之外，地方志里还有三说：一说“后起义失败，不知所终”；一说“后来降清廷”，这显然是污蔑；一说竟然成为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记室”，翼王行踪飘浮，这最不可能。我分析，何崇政芒刺一般回到了民间的山野，身形一抖，就成为了一片枯叶。他在峨眉山落发为僧，法号“湛然”。他常居云遮雾绕的白龙洞，偶尔山风催发酒力，山魈鬼叫，虎豹的吼声震落蝉鸣，他会走几路拳法疏通筋骨，这才有了精研武术、演绎《峨眉拳谱》的后事。也就是说，峨眉武术固然源远流长，但以派别崛立武林，却是从何崇政开始的。
唐友耕率振武军到达名山县的时间，是在石达开的先锋“赖剥皮”赖裕新率军入川的时候，唐友耕主要是在邛崃、蒲江、名山、雅安要隘之处设卡防堵。他听到胡寿昌对何崇政的叙述，颇不以为然。须知，唐友耕精于枪法，他很想会会这个神乎其神的何崇政。可惜的是，历史没有为他安排这个对决机会。
由于战事代价惨重，凡是被起义军入侵的州县，骆秉章逐一提议罢免当地懦弱无能的父母官，这涉及二十几个州县的官员。但他还是清醒的，对那个热血青年、名山县知县胡寿昌记忆犹新，称其“才识兼优，长于吏治，晓畅军事，洁己爱民”，奏请功过相抵，这是唯一的一个得到“恩眷”的地方官。胡寿昌因此被委派为唐友耕部等四路军队提供后勤供给。刚刚经历战火的弹丸之地名山县，为此提供了2万名军人的口粮，可见百姓负担之重。当时的驻守情况是，记名提督胡中和驻扎泸定桥，湘果营将领萧庆高驻扎飞龙关，湘军将领何胜必驻扎飞仙关，唐友耕驻扎汉源富林驿，成为阻截石达开强渡大渡河的生力军……
秀才造反，百年不成。但秀才被逼无奈，即便是短短几载，足以搅动一地的历史与黑暗。其实他们的失败是注定的，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有时是出于一种责任，出于一种命定和无奈，是抛却个人利益的执着，是用自己的骨灰，以一点一滴的失败来为武力流亡画上圆满的句号。所以，知道这个结果而挺身一击，总比坐等这个结果加诸头顶抽干自己的血要好。古来被逼上梁山的知识分子有多种策略算计，“做大了”等候招安成为一种主流模式，但决绝的何崇政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无悔意，已然不是负气用事或倾慕权力，才华尽而气数绝，才华不尽而与一域同辉，似乎才是属于他的“梁山踪迹”。我不禁想起卡夫卡的话：“凡是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人，就需要用一只手稍阻挡住他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他要用另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中看到的东西，因为他能看到与别人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和更多的东西。归根结底，他在一生中都是死者，但却是真正的幸存者。”2014年仲春，改定于九眼桥
王闿运与四川——1880年代四川成都的情色、宴游以及教育
大儒王闿运入主成都尊经书院，开启蜀学新风，这已是学界耳熟能详之事。他睥睨世人，蜀地学人自然进不了他的法眼。在成都期间，他与李蓝农民起义军的“来归者”、后任四川提督的唐友耕（晚清时节四川边地的袍哥老大，被尊为“帽顶”。唐帽顶为云南大关人，练武起家，曾与李永和、蓝大顺起义军血战，俘虏翼王石达开至成都凌迟）频繁往来，深情款款，这是历来未被史家注意过的一个交往之谜。我们从王闿运的蜀地交往史里，可以窥见晚清成都的诸多实情。湘绮楼的“戈儿”与交际学
光绪五年（1879年），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力邀，一代大儒王闿运入川主持尊经书院。高人云集，觥筹交错，应接不暇。但他在成都怎么会与一个赳赳武夫、时任云南提督的唐友耕频繁往来？这是所有历史学者未曾注意到的问题。而且，确是一个谜。
话，要从一个侧面才好讲。
晚年王闿运丧妻后，独独热恋佣人周妈，是文人狷介的样板工程。而他的弟子“王门三匠”则是闻名遐迩，学生中有铁匠张晃、铜匠曾昭吉、木匠齐白石。王闿运岁逢七十，他的铁匠学生张晃发起由弟子们捐款为师筑楼的贺寿活动，终成“湘绮楼”。这些交往很能说明他的性情。尊经书院廖平先生书法
王闿运尊经书院的弟子中，以廖平学术成就最大。但廖平远非倜傥的老师所喜欢的类型。廖平口讷而家贫，曾经奋力抄写宋代人著作，而王闿运是不屑于宋人之作的。一个拍马屁的人给王闿运送上一个仕女，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里就有“况氏送来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仅三尺，即挥之去”的记载。如此的比较法，可见廖平的外形多么损害王闿运的审美。有人推荐廖平管理尊经书局，王闿运也不同意。由此可见他对廖平的看法。廖平晚年曾经这样评价王老师：“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自持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廨，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尽管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下册当中，高标“廖平之学，实为经学最后之壁垒，就时间言，就其学之内容言，皆可以结经学时代之局者也。”但学生对老师有这番评价，显然是有另外原因的。
王闿运的风流自喜是永恒的谈资。他先后纳妾多多，有金妪、湛妪、狐妪、周妪、房妪等，房氏、周氏跟随他的时间甚长，俨然“房奴”也。入民国时他年逾八十了，且贵为国史馆长，巍然大儒却带着佣人周妈招摇过市。当时的报刊就有《老荡子行》，又连载《周妈传》，一时沸沸扬扬。可闿运先生根本不在意，说：“八十而不能致仕，役及妇人，礼也。”听听这话，就能感觉到他的不羁气象。清末，他被赏翰林院检讨时，曾自撰一联：“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一时称绝。
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一再相邀，于光绪四年仲冬时节的十一月九日（1878年12月2日）买舟逆水而上，一路游历，历时18天，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达成都，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次年二月，他移居书院以西的君平里街，一直到当年年底才返回湘潭过年。
光绪五年（1879年），经过反复甄别，他把别人推荐而来的年轻村妇罗氏收纳了。独守空房的王闿运由“罗氏侍寝”，他首次由成都返回湖南的旅途中，于闰十二月二日（1880年1月13日）的当天日记里，末尾处轻描淡写地写了几个字：“夜寝甚适，罗氏侍也。”“甚适”之余，让人有点意外的的是，这位罗氏得陇望蜀，又推荐自己的老公苏彬来打工，成为湘绮楼的男仆。仆人的老婆，乃是“苏妇”，王闿运同样也照睡不误。同月十四日，到达湖北公安地界，这乃是杜甫由四川抵达湖南的路径，王闿运想到此，“笑其不能自振”。他当天的日记是顾盼自雄的，自然忘不了身边的罗氏：“遣苏彬上岸，余卧与罗妇谈，苏彬已还船，余未知也。”这个细节对于外人也许尴尬万分，但大儒是见过世面的。个中情愫，或风流自喜，或默默忍受，不言自明。
光绪六年二月六日（1880年3月16日），春暖花开时节，王闿运见在蜀地的教学已经步入正轨，他决定携家眷来蓉。这是他第二次赴蜀，这也是一个浩大的队伍，“美妾”莫六云俨然是女当家，还有女儿帉、滋、茂、纨以及儿子代丰等。
在《清稗类钞》里，恰有《王壬秋规其戚》一则，颇为有趣。说的是王壬秋有一个亲戚准备纳姬，有人规劝他：“志士枕戈之秋，不宜沈溺宴安。”王闿运却大不以为然：“此大易事，即名之曰戈儿，以示不忘在莒之义可也。”
王闿运无意之间，创造了一个独出机枢的词“戈儿”，足见他的玩世态度了。那么，他的“美妾”莫六云是否也是这个模式下的产品呢？
风流倜傥是需要资格的。黄口小儿，近乎白丁，就只能跟在大儒屁股后持身严格，夹紧尾巴做人。早年王闿运游于南昌，文采风流征服朝野，不少女人送头发、递丝帕传情，闿运先生看得很淡：“发剪易长，若能断一指来，我必当迎娶矣。”几年后，新婚不久的王闿运听闻老朋友毛鸿宾升任两广总督、郭嵩焘署任广东巡抚，郁郁不得意的王闿运决定去广州度岁，聊以排遣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一天受官人邀宴，去喝花酒。
大家都玩得开心之际，闿运先生睨视古今目光如炬，透过现象看本质。见一名孤身歌女无人理睬，呆坐一旁蹙眉。闿运先生有长者之风，于是与之促膝谈心，生活如何，收入怎样，吃得饱穿得暖吗？女子渐渐回过神来，说是她刚刚经过故宅，睹物伤心……王闿运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以为这个女子不忘情，苗红根正、品质可贵啊，当即拍板，娶回家置为长妾。这个蹙眉的女子就是莫六云。当此事众口沸腾，督抚们兴奋得腾书相告。王闿运反以为荣，言：“吾妻名动六省督抚！”王闿运像
关于莫六云，流传下来的资料不多。王闿运的朋友丁取忠具有窥视癖，专好观人妻妾。丁取忠目光如电，但一见莫六云来，丁取忠急忙就走开了。据说有人强迫让他再去看看，丁取忠终不愿再吃二茬罪，由此推测，莫六云的相貌自然不佳。莫六云性格执拗，后来干脆取名“大崽”。夫妻就像穿鞋，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两人生活却琴瑟和谐，恩爱有加。闿运这样自况：“得莫氏之力，隐居石门十二年，前负清了，且自奉精美，无复米盐之忧。”
徐珂《清稗类钞》还有一则相关妙文：
咸丰中，（闿运）客粤府幕，纳粤女为妾，名大崽，宠爱逾恒。一日，设筵宴宾，席间极论文章之弊，附几兴叹，谓书须读秦汉以上，六朝以往，等诸徂郐。旋呼大崽出谒座宾，即黑且丑。一客乃拱手贺之曰：“高论良当，诚春风时雨之化也。即尊宠亦古色古香，不屑屑作六朝标格矣。”王氏不知其诮己也，谔眙问故。客曰：“世宁有如此六朝金粉耶！”一座大噱。然大崽善为清歌，每当花阴月午，歌一声月子弯弯，不啻白石道人雪野泛舟垂虹桥下，小红低唱，我吹箫也。
光绪十年（1884年）一月以后，因托梦兆，闿运改称六云叫“半山”（见光绪十年一月十三日《湘绮楼日记》），比之为宋元话本中的拗相公王安石。
在成都期间，莫六云见到木芙蓉，呼之为葵，“红葵”“白葵”，因为在岭南均是这样称呼的。王闿运由此联想到柳浑诗歌里以戎葵比附牡丹，觉得很贴切。他认为，唐诗里凡是提到葵花，那么都可能是木芙蓉。当然了，向日葵是例外的。
到1884年时，莫六云怀着身孕，再次从湖南入成都，和王闿运团聚。半路在重庆梁平县梁山镇生下了最小的女儿王真，次年因病重死于成都。王闿运本年《七夕词》云：“爱河无岸也须干，辛苦东来一见难。话尽相思便分手，留将条脱任人看。”“条脱”即金手镯。六云病重期间，王闿运定制了金手镯为六云祈福。哪知手镯未成，人已先逝。
莫六云与王闿运一共有21年的美满生活，她生了6个女儿，就是没有儿子，因为没有儿子，她临死都不暝目。王为之作《莫姬哀词》，感人至深。《湘绮楼日记》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887年11月6日）一条记有这样的文字：“夜梦会诸菩萨，余眷属多在。……梦缇（王妻蔡氏）先出，余后。当出旁门，余必欲由正门，门者皆为二轿所塞，旁有无数缝工设案，皆布衣，似未竟之业。余手掀轿开门欲出，且令缝工悉散，已而转念当付半山收拾。半山自内出，余云尚有一面缘，意其必留我。半山殊落落不相顾，但送余出门外。闻梦缇呼云：‘相公丢尽丑。’余大不然之。挥巾而誓曰：‘当与半山再为夫妇。’更誓曰：‘且生生世世为夫妇。’出门遂飞升，心身怡悦。但自闻喉息声，遂醒。”
这样的情愫，不啻于朝云之于苏东坡，似更有过之。所谓“戈儿”，用在闿运先生与莫六云身上，真是绝配。
今录二首王闿运的怀念莫六云之作：其一（原无标题）
浙馆离筵渡鹊桥，送人甲帐伴文箫。
从今不作迁情梦，双宿双飞在玉霄。其二 咏美妾浴罢
闲看芙蓉落玉堂，晚风新浴鬓花香。
书声更在秋灯里，篱豆垂垂络纬凉。
光绪十四年六月七日（1888年7月15日），王闿运的住宅失火，火烧得颇奇怪，并不蹿上邻居家的屋檐。王闿运认为，这是因为迟迟没有安葬莫六云，六云以这奇怪的火来提醒自己。有人认为这是不合法度的“奢僭之咎”，并认为“他人不足致灾，先生乃可致灾耳”，王闿运自认自己远未到这个颓废程度。唐帽顶当了一回月下老人
官场人士总是渴望利用亲上加亲来拧成一股绳。张之洞督四川时，王闿运托人将女儿许与张之洞曾经过继出去的儿子；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他又将自己的第七女王莪（乳名棣芳，莫六云所生），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这就是“王七”配“丁八”，但绝对不是许配给“丘八”，真绝了！何人作媒？乃是王闿运请唐帽顶出马而一举撮合成功！这事在《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十一月一日（1879年12月13日）有明确记载。真到了女儿出嫁当日，唐友耕为王闿运送来的，不过是一大盆祝愿吉祥、长春的万年青，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在四川、江南等地婚嫁造房民俗中，万年青属于一种很重要的吉祥植物，“韩湘子送万年青”可能是其源头。万年青与吉祥草、葱、松四品，并列盆中，隐喻四季如春。女儿出嫁之日，父母会给女儿一株万年青，这就意味着，唐友耕在这场婚宴中，自诩是“王家”之人，扮演“嫁女”的角色。
一代大儒与一省总督就此便成为儿女亲家，并由此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深刻关系。团结一致向前看。大儒总是目光如炬，审时度势，献言献策，张之洞每年白白奉送六百金与他，丁宝桢、刘岘庄都有同样的举动，因此他在成都与湘潭之间奔波，也是生活得有滋有味。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好不快哉！他的日记充斥了饮宴、打牌、玩乐的豪华生活记录。
我反复查阅《湘绮楼日记》，明确了王闿运与唐帽顶订交的时间，他们首次见面于光绪五年四月初十（1879年5月30日）。这种往来一直持续到光绪八年六月初一（1882年7月15日）。三年多时间里，是不是武人送礼宴请太多了，礼贤“上”士，因而大儒觉得拿人手短，不得不应酬呢？我觉得问题不是这般简单。因为随着交往的深入，王闿运开始发现这个武人的过人之处了。不管怎么说，唐帽顶与大文人的觥筹交错，显然起到了“互惠互利”的作用。
他们的首次见面在王闿运日记里也有表现。王闿运到达成都四个多月后，在光绪五年四月初十日《湘绮楼日记》里他特意记载说：“唐友耕总兵来，字宅坡，号帽顶，照通（蒋蓝按：应是昭通）山盗投诚者。言语有小说气，余误问其所以至蜀，遂言之不讳，似胜杨玉科。”
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描绘，等于把唐友耕的耿直气质活脱脱展示出来。在阅人无数的大儒心目中，一个人有“小说气”乃是具有生龙活虎的市井气。而谈及出身，唐友耕不以为忤，他具有极强的控制能力，干脆把自己的底牌翻转出来。这在十分讲究“正朔”的时代，体现了唐友耕的豁达。王闿运提到的杨玉科，是云南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前半生镇压回民起义“战功卓著”，由最下层的把总擢升至一品大员的提督，获赏“正一品封典”，承袭“轻车都尉世职”，晋“二等男爵”。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帽顶，是除岑毓英外的第二号刽子手。初初一见，王闿运已经认为唐友耕在杨玉科之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他对唐友耕的率直产生了好感。
第二天即四月十一日，王闿运即“出拜帽顶”，由此拉开了“浓得化不开”的交往史。
对于一如市井水准的蜀地官场和文人，王闿运怎么会放在心上？这等人一方面是脆弱而狡黠，另一方面又是头脑冬烘，无法交谈。王闿运在当年十一月二日（1879年12月14日）的《缃绮楼日记》中说：“自院外生者，人品以帽顶为最优，议论以帽顶为可听，殊为可慨。”
为什么要“殊为可慨”？显然，读书人早已言语无味了，反而是武人以生活的本味直指人心。就是说，他在尊经书院之外的蜀地交往中，唐帽顶是最佳交往人选。唐友耕的人品能得到大儒如此好评，也属难能可贵了。
反过来看，唐友耕绘声绘色演绎出来的与石达开的战事，也极大地丰富了王闿运《湘军志》中的内容。
王闿运同样描绘了那个时代四川官场的娱乐生活。1879年10月6日的日记记载：“与绶廷及岳生同步穿少城，至武担山看石镜，便至芮园小酌，看墨池书院。主人芮少海招余及督府诸客夜饮，会者十一人。……督府诸客艳言‘瑞华班’之难得，因议召至唐宅演之。”这一帮官员里，唐帽顶是主角儿。众官邀请川戏“瑞华班”演戏，也是由唐帽顶出面筹措，演出地点就在文庙后街的唐府。王闿运也带莫六云赴约，大饱眼福。回忆到此，唐振常先生不禁感慨，自己家的后花园虽然经过父亲唐仲威的改造，已经半中半西了，但是大戏台巍然存立，因为想到大儒王闿运竟然在自己家里看过戏，真是“与有荣焉”。而在我看来，通过这一段交往，唐友耕身上的戾气多多少少得到了洗淘，表面上看他更是“正朔”之辈，而他的书法造诣突飞猛进。这莫非也是得力于王闿运的点拨？“瑞华班”呼声甚高，后来又应约在唐友耕住宅上演过《玉堂春》等川剧折子戏。即便是同一剧目，川戏的风格与京剧的典雅严谨、含蓄隽永恰恰相反，宛如直接摘自田野的果蔬和辣椒，又麻又辣又热，蜀地语言、文化中特有的“消解”意味萦萦而起。尤其是“三堂会审”这一场，从剧本到表演，无不充分体现了川剧中喜剧的特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瑞华班”里有一个姓孟的女主角，托辞天冷，仅演了一折就施施然退场，也让看客大呼过瘾。
唐友耕大宴宾客，王闿运眼福、口福俱至，大快朵颐了，回家却在当天日记里写了一句“浪费非豪举也”。想来唐友耕铺张太过，让人有点招架不住。不料演出后的次日，唐友耕来到王闿运宅，说李湘石准备告发他，理由是说他过于“骄横”。王闿运认为“此心多疑，非豪士也”。大儒的笔法，在此可以有两种结论，一是指唐友耕，二是指李汝南。
李汝南字湘石，四川温江人。同治三年（1864年）优贡。1870年在京城广交名士，工书画。高丽贡大使在京城，请作草书墨兰，献给高丽王。川督丁宝桢礼聘入幕。后来授福建福鼎知县，未出都而卒。我估计，怕是李汝南没有得到唐友耕邀请而怒火攻心所致吧。由此可见，宴游也是官场十分重要的内容。
后来唐友耕干脆把“瑞华班”请到家里唱起了“堂戏”，成为成都官场一个休闲重地。因为被李汝南诬告，他一度把戏班子遣送出城，待风平浪静后由接回来。可见他戏瘾之深。
这个戏瘾，肇始无疑来自大关的傩戏。大关傩戏经过长期改进，融入高原本土，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表演方式，表演角色分生、旦、净、丑四类，其唱腔有“九极十三腔”之说。曲牌有《西江月》《哭梧桐》《柳含烟》《豆芽黄》《洞中春》《梅花咏》《二簧腔》《高腔》《哭声腔》和《走板》等等。演员必须具备唱、做、念、打和手、眼、身、法、步的表演艺术及扑、翻、打、斗、踢的诸多功夫，演出时既有武场伴奏，又有丝竹管弦的文场设置。
在成都上流阶层，傩戏登不了大雅之堂，川戏才是上品。
看戏、宴请、交游，几乎填满了王闿运书院空间之外的业余生活。再如1883年7月26日的日记：“申正至江南馆，顾家山设饮，朱小舟、幼耕、凤茀堂同集，甚热，亥散。”这里的“幼耕”，自然是“友耕”之笔误。可见那个时候，在官场的饮酒、听戏的公共活动空间中，会馆已经峭拔其上，构成了达官贵人“出尘”的高台。
清中叶以后，成都的会馆逐渐林立。紧邻浙江馆之外，有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合建的“江南会馆”，位于大慈寺西侧，里面神位极多，戏台多达7座，随时都在办神会—演戏。名为“乐神”实为乐人，因而冠盖云集，在成都堪称人文荟萃之地。光绪年间，江苏盱眙人吴棠任四川总督，后署成都将军，他特意从江苏昆山训练一批唱昆曲的科生，来成都供官场宴乐，号“舒颐班”，取开口而笑之义。这个戏班后来留在了成都，与川剧融合，对川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王闿运在光绪五年七月八日（1879年8月25日）的日记里记述说：“莫总兵送烧猪鹅鸭，无所用之，以与唐帽顶。”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莫祖绅总兵央请王闿运为其“募修北路”而写序，在大热天竟然送这等粗糙食物，王闿运还可以用来做顺水人情，这固然是王闿运第一次给唐友耕送礼，而稍后唐友耕回赠的礼物不过是甘寒的昭通梨子，但也暗示我们，晚清时节的四川成都，官场生活水平远非我们推测的那样奢侈。
老师的生活态度，不能不反映在他对弟子的看法上。尊经书院的学生众多，最突出的是廖平、宋育仁（芸子）、吴之英和杨锐，才俊中有“院中八景”之称。但是，有其师未必有其一成不变的弟子。
王闿运认为“富顺才子”宋育仁的文章最好，日后必有大作为。与对廖平的态度相左，他更喜欢这个淳朴而恭谨的学生，他甚至把对宋育仁的看法讲给唐友耕听，暗示宋育仁经济情况不佳，而且遭受了一次意外变故。唐友耕是何等心机？他是一踩九头翘的人，立即送上了丰厚礼物：数套刺绣衣物以及大把银两。但宋育仁却是一介孤僻的耿直之人，认为唐帽顶不懂“礼仪”，向毫无瓜葛之人贸然送上大礼，必有不轨意图。他竟然不知趣地退回了全部礼品，也不登唐门致意。夫子王闿运自作自受，只好亲自把礼品送还唐府。但这丝毫没有让王闿运不快，他在同治六年十一月（1867年12月）的日记里称赞宋育仁为“耿介奇士”，足见对弟子的称赞。成都宴游以及纵横家的心机
王闿运毕竟是诗人，教学、写作之余，已经被各地官府、文人的宴请弄得有点焦头烂额，但他也乐在其中。在诗人眼里，风景木头一般不动，乃是纸糊的风景，何况路上佳丽闪动，直入梦境。人一旦动起来，眼前就是内心流动的山水了。
王闿运不但游历了乐山、峨眉、五通、夹江、眉州、宜宾等地，西蜀坝子周边的青城山、都江堰、华阳县、天彭阕、彭县丹景山牡丹、新都的桂湖、宝光寺、金堂沱江风光均一一涉猎，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王闿运集句题尊经书院的对联是：“考四海而为巂；纬群龙之所经。”足见其纵横捭阖之气。前句出自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后句出自汉代史学家班固的《幽通赋》，十二字涵盖撰集者的巨心和魄力，也寄寓着他对巴蜀弟子兼包九流、汇通四海的殷殷厚望。如果把它理解为“校训”，这大概可算古往今来所有书院、学校校训中最有气魄的一个了。至于成都范围内的名胜古迹，诸如洗马池、欢喜院、少城、浣花溪、锦官驿等等，他自然不会错过，留下了许多佳句。
唐友耕有权有势，自然不会放过这些陪同名人“走一遭”的绝好机会。
王闿运在日记中记述道：
出城赴稚公草堂之约，城外泥淖，秋色无可观，唯溪水洹洹颇有凉意，无端感触，咏“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之句，正不必情事副风景也。至少陵祠，幕客至者九人，武有帽顶，文则馆师，为二客也，稚公二子均从，唯见其小者。中饭微雨，菊瘦而高，殊不及湘中。
从行文可知，唐帽顶并不在王闿运邀集的游人当中，他显然是强行加盟的“客人”。我估计唐友耕之所以执意前来，他是利用这个交游机会来请王闿运吃饭，以便得到教益。在王闿运心目中，能够与他交谈的人甚少，“唯稚公、季怀可谈”，可惜知己并非能时时见面，他显得兴味萧索。再出成都南门，至宝云庵，访百花潭，终于在二仙庵遇到了尊经书院学生16人，院生之于老师十分尊重，他心情好转，当场赋诗：“澄潭积寒碧，修竹悦秋阴。良时多欣遇，嘉会眷云林。”
不知道在这儒者云集的场合，唐友耕有什么表现。我估计应该是颇为有趣的，一方面要一本正经，另外一方面又须体现虚心问道的表情。
这个戏，真不好演。
唐友耕的常久施善，自有报答。在《湘绮楼日记》中，我发现自此以后，他们之间的往来逐渐增多，后来几乎达到隔一两天必会晤的程度。王闿运办事，路过唐府，也要进去稍坐片刻，歇息一番，喝几盏茶再去办事，可见已到十分写意的地步。稍后，唐友耕正式升为四川提督了，大儒接到唐友耕请求，王闿运无论如何也要为唐帽顶正式写点东西了。
他在赠诗前的“题记”里写道：“四川提督久阙实任，牙门荒芜。唐泽坡新建旗竿，因题为贺，作绝句二首云—”其诗如下：其一
锦城烟景静濛濛，
二月寒深花市东。
惟有戟门堪跂马，
旗竿吹雨识春风。其二
三边无事鼓声和，
五丈高牙树。
不待晴光薰翠羽，
柳旗阴处飐春多。
从贺诗里可知，朝廷对唐友耕的提督任命是在1881年（光绪七年）初春下达的，唐友耕立即在提督府门前立起了高大的旗杆，可以想见他是何等“春风得意马蹄疾”。而在《湘绮楼诗集》里，这两首诗有了标题，叫《旗竿二首》。当年二月廿日的日记里王闿运补记：“昨见提督立旗竿，挽架甚盛，作绝句二首。”诗里均以马为喻，暗示唐友耕脚下所指示的方向有多个，也就是将面临多个叉道。这分明是一种警策，只是不知道唐友耕能否在春风得意之际，明白脚下隐伏的危机。
王闿运离开成都尊经书院返回湘潭，时在1882年。新春之际，他给四川官员写了很多感谢信，他自然不能忘怀唐友耕。他的慰问信写得情深意长：
泽坡仁兄军门节下：
三年款聚，厚爱先隆，携取如家，求施不厌。别时既承早饯，又拜多珍，琼玖投难，但歌永好耳。新春受福，四境同康。节度从容，仍开高会。坐少一客，时复相思。
闿运顺水还湘，将春入室，家庭纷冗，酬接疲劳。亡子葬地尚无期，讲舍已将起馆。命中少暇，世上多缘，遥羡清尘，堪推整暇。西云可望，良讯时传。专肃申谢，叩颂双安，并贺年喜。
从内容可以知道，三年来唐友耕对王闿运是礼数备至、尽力结交的。王闿运临行，唐友耕一早为他及家人准备了丰盛的宴席。推想起来，应该必有锦江码头送别一幕。因为王闿出入成都多次，均赖锦江。三国之时，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因有“万里之行，始于此桥”的感叹，万里桥就此成为锦江文化的地标。无论是人头攒动的水东门货运码头，还是运送盐糖、布匹为主的合江亭码头，抑或因木柴而兴的九眼桥码头，浪涌人聚，千帆竞流，逐渐形成上起新南门、下达望江楼的庞大码头聚落。这一线均为锦江码头。
王闿运在光绪五年来蓉于年底返回湘潭时，唐友耕也来码头送别。当时王闿运向唐友耕借款“五百金”，用于支付尊经书院的公车费。其后日记里，记载了还款事项，但后来又向唐友耕借400两银子，自此王闿运飘然东还湘潭，未见还款。可见，唐友耕为尊经书院做了点儿贡献。
挥手作别。春水明媚凝脂，烟光梦田含翠。置身锦江码头，思接千载，知锦江之高义；逝者如斯，念崇丽之无尽。
自此之后，他们再未谋面。从宋育仁在陕西街失窃案看王闿运断案
宋育仁遭到了什么“意外变故”？《湘绮楼日记》没有详细记载，但从王闿运的书信中就可以得知真实情况，并把四川提督唐友耕扯了进来。尊经书院宋育仁先生像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复庵、道复，四川自贡市仙市镇（原属富顺县）人。清末“新学巨子”，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一代杰出报人。宋育仁初读尊经书院时，约在同治六年十月（1867年11月）左右，估计是学校住宿住不下了，只好住在陕西街的一家旅社里。某天突然窃贼光顾，盗走了他本就菲薄的行囊和衣物，这让他大受刺激。王闿运得知后，在宴请中把此事告诉了唐友耕，这就引出了唐友耕蓦然为宋育仁嘘寒问暖送银子送衣物的后话。
从王闿运致宋育仁的回信来看，显然宋育仁写了一封给老师的致谢信，连同唐友耕送来的物品，他根本不屑于开启，一并交到了王闿运家。从礼数上，王闿运对学生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对他某些天真的想法不以为然，加之宋育仁“语多悔愤”，更鉴于“儒者处世未能坦怀而多有物累”，于是写了这封长信予以开导。开头就讨论了由小及大之“贼”，王闿运宛如老吏断案，采用了顶针回环之笔法，烘云托月：
今世政废久矣，尝以数大臣共守江南名都而忽然被盗，又尝以七卿四相诸司数千百人共守一京师而忽然被盗。天下之有四川，四川之有省城，省城之有陕西街，陕西街之有客店，客店之有宋孝廉，宋孝廉之有衣箱，衣箱之有衣，诚不可云太仓之一米矣。一旦被盗，而曰有司之责，何其重视有司乃至于此耶？然既告之闿运，闿运固非有司之比也。遣一能缉捕者侦之，而唐提督乃与闻其事焉，非其无因而横相干也。唐提督侦之而惧我之穷其事，则谢曰是不可治，牵涉多矣。吾适有衣可偿，则未知盗者之即为唐提督所遣耶？抑别有有力者主之而不可诘耶？
王闿运明知道这区区盗窃案与唐友耕无关，但他用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直问宋育仁：如果这一盗窃案是唐友耕或者另外的大人物主使的，你又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王闿运自问自答，等于告诉了学生一种处世哲学：唐友耕看在王闿运面子上，为你送来了衣物，“受其衣，答其意；不独答其意，我之所求在此也”。那么“偿于盗与偿于官、偿于友、偿于路人，有以异乎？”既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唐友耕赠送的衣物，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须接受的。王闿运干脆挑明了实质：他不是重视你宋孝廉，而是重视我对他的看法。
因为唐友耕固然渴望结交儒者名士，你明白了这个目的，也应该投桃报李，而不应该一味谢绝，这就等于得罪了对方的一片好意。
但王闿运对宋育仁退回唐友耕赠送的数千银两却大加赞许：“辞其银，示之义；不独示之义，且以杜其后日无穷之求与一时自得之一意，以为凡武人、官人而有财者，必意揣天下之儒生、文人皆好利而忘义。故凡与世人交，不可受其铢两之赠，非矫激也，受之则彼轻我而交不终，亦全交之道也。……”
王闿运语气一变，总体分析了学生的举动：“两俱受之，两俱还之，如吾弟今日之所为，亦绰绰有裕。而至谓其无重士之道，与悔其往见之辱，这大谬于情，而亦不安于义。”
通篇数千字里，这是一段分量最重的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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