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康》杂志社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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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们的流年碎影试读：
流年碎影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人们心中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当被拆除的命运吊诡地落到他们故居的院落时，其悲剧感更让人无法释怀。文/孙晓青
某年夏天，北总布胡同3号，这个曾经名噪一时却又埋没很久的地方，因为拆迁，再次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如今，它已更名为北总布胡同24号。1930年至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曾居住于此。多年来，很多人慕梁思成、林徽因之名，来这条胡同寻梦，却总是失望而归。
胡同里有几处旧宅院，如今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小饭馆，商贩肆意地招揽着生意。在一排蓝色铁挡板背后的废墟里，静默着这个著名的故址，砖头瓦砾、一片狼藉。这里再也看不到曾经满是诗影书香的院落，也很难和那些迷人的往事衔接在一起。
在20世纪80年代初，24号院内主体房屋就已基本被拆除，一位开发商买下了24号院的土地，在其中建起了一座三层高的现代楼房，假山、柳树全都被清除，东厢房被拆除，倒座房的房门被砌死。“严格意义上说，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从那时起就已不存在了。”一位老街坊说。而对于这次拆迁，有媒体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大女儿梁再冰更是态度“漠然”，2007年时她去过那条胡同一次，现实与记忆的巨大反差，让她觉得“根本不是故居了，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尽管如此，来自民间的声音仍要求，故居“应予保留”。2007年7月末，市文物局明确要求管理使用部门保护梁思成故居，不仅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拆迁被叫停，梁、林在抗战胜利回到北京后的居所——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寓所也纳入了文物保护范围。北总布胡同
梁、林夫妇在北总布胡同这个庭院里只住了几年，但这里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但开始了他们卓越的建筑史研究，而且林徽因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
梁再冰曾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对这座庭院的记忆：这是一个两进四合院，大大小小一共40来间屋子。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夏末秋初，园中蝉鸣不断，许多红色的马缨花落在石板地上。院子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坛，种着鸡冠花和喇叭花。
梁思成、林徽因就住在里院的一排北房中，房前有廊子和石阶，客厅在正中央，东头是他们的卧室，卧室和客厅之间有隔扇。两头是他们的画图室，周围有许多书架。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林徽因喜爱窗前的梅花，喜欢摆放的泥塑小动物，还有客厅西北角窗前书桌上放置的毛笔和毛边纸。梁再冰回忆，那段日子她还很小，林徽因常常拉着她的手在北面的院子里散步，教她认字。在她的记忆里，“妈妈年轻，很美，脸颊上有一个酒窝，爱笑，皮肤柔和，还有淡淡的檀香味。”
梁、林夫妇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一直保持着在国外留学时养成的每天下午4时喝英式下午茶的习惯，所以每到周末下午，总是有很多人来家里，在女主人的款待下喝茶、聊天，对时局或者文艺问题各抒己见。
曾到梁家造访过的美国学者费正清这样记述当时景象：“凡事都由徽因来管，别人还没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我们都吃得很慢；餐后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5时半，我们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8时半就上床。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徐志摩是少不了的客人。曾一起住在北总布胡同3号的梁家亲戚，还依稀记得，徐志摩每次出现都很“戏剧”——“穿件锦缎长袍，脖子上围着一件细致的英国羊毛围巾，一副怪诞组合”、“他的外表有几分女性气质，人却是热情奔放的”。
至于其他常客，还包括政治学家张奚若、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经济学家陈岱孙、考古学家李济、社会学家陶孟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沈从文也常来，“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来脸很清秀。”梁再冰说。
按照费正清的记忆，那时的沈从文与林徽因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一个亲爱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当沈从文因对“一位北京的年轻女作家”高青子产生爱慕，而与妻子张兆和不快时，“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而林徽因安慰、批评沈的时候，“回忆起志摩如何同世俗的悲伤奋斗”。
林徽因一生，鲜有女性挚友。但同时代的男子，却都对她倾慕有加。作家萧乾回忆起他与林徽因初次见面时“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
1933年秋，萧乾还是个大三学生，他的小说《蚕》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当时刚任主编的沈从文给他写了一封信，“我接到沈先生的信，说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那几天我喜得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
星期六，萧乾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走进北总布胡同。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林徽因。“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件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那以后，萧乾便经常见到林徽因，也跟着大家叫她“小姐”了。
北总布胡同3号里的聚会，倒也不是林徽因在1930年至1937年间的全部生活。1931年2月，林徽因肺病加重，医生要求静养，遂在香山疗养，同年秋病愈下山。林徽因的堂弟林宣回忆当时徐志摩频繁上香山探林，而二哥梁思成给他的任务是陪徐志摩上山。林徽因素来爱美，即便山居养病也着高跟鞋，下山时，常由徐、林二人在两侧扶持，唯恐跌倒。
另外，每年夏秋，林徽因基本上都同梁思成一同出外考察古建筑。尽管身体羸弱，但遇到需要攀高爬低的测绘，她也从来不假人手。两人共同走过晋、冀、鲁、豫、浙等省，考察了赵州桥、五台山佛光寺、山西应县木塔等建筑。遭暗讽的梁家聚会
1933年，林徽因随梁思成由山西调查庙宇建筑回到北平后，忽然叫人拿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送予冰心，并在以后多年间，一直当做“得意的趣事”。原因何在？据与林徽因私交甚密的文学批评家李健吾说，那是因为，冰心刚刚发表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让“绝顶聪明，好强口快，性子直，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的林徽因，“反应很激烈”。
冰心的这篇小说，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很自然地让人与梁家聚会中的主宾一一对应。难怪此事后，林徽因与友人通信，总将“冰心”直译为Icy Heart，暗指其冰冷无情。
在“考证派”们看来，继冰心小说后，“太太的客厅”又被钱钟书先生写进了小说《猫》里。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梁两家成为邻居，钱钟书确是拿竹竿帮自己家的猫“花花儿”，打林徽因家的猫“爱的焦点”，但文学史料上，却并未有钱钟书、林徽因交恶的记录。然而，钱钟书在《猫》里对“太太”的讽刺，倒是不遗余力。
初见林徽因时，那个羞怯怯的萧乾也被钱钟书写进了小说，演绎出大学生齐颐谷初见李太太的场面。钱钟书顺笔提及齐颐谷与寡母相依为命，点的是萧乾是个遗腹子。
至于沈从文，成了《猫》中的作家曹世昌：“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
在“考证派”眼里，《猫》之众角色，每个都有原型：爱慕女主人的诗人是徐志摩，政论家马用中是罗隆基，袁友春是林语堂，亲日的陆伯麟即周作人。一番人物上场，便将当年的文化名流一网打尽。新林院8号的红色记忆“七七事变”爆发后，梁思成带着全家逃亡到了昆明，此后又辗转了几处地方，过了9年流亡生活。长期的颠簸让林徽因肺病加重。1946年8月，梁、林全家再次回到了北平，10月，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工程学系，梁思成受聘为教授兼系主任，他们搬进了位于清华园的新林院8号寓所，一住就是8年。而梁家下午四时的茶叙，在新林院8号寓所重新开始，而且是每天举行。
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对于过往的记忆便是从这里开始的。1948年，林洙进入清华大学，因为是福建同乡，她父亲便请林徽因照顾女儿。“那天我在她家里看到了她。太瘦太瘦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瘦的人，但她眼睛放射出的光芒还是一下子能把对方抓住。”年过40的林徽因彼时刚动了肾切除手术，肺结核已是晚期。
由于身体孱弱，林徽因每天下午都会发烧，咳嗽得很厉害。可是当有客人来时，她却仍显得生机勃勃。林洙记得，“林先生是茶会的中心，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梁先生则说话不多，总是注意地听着。”那时，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夫妇、陈岱孙这些老朋友依然是梁家的茶客。建筑系的师生们也常来，外语系教授王佐良和周钰良有时也会加入。
1949年以后，新林院8号成了梁思成夫妇完成历史性设计任务的红色中心。在这里，他们和清华建筑系的教师们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当时的客厅里到处是红、金亮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梁再冰用“国徽作坊”形容当时的情景。
同时，梁思成、林徽因也在不遗余力地建议保护北京城，他们有很多美妙的构想：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乐；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以改造成图书馆；护城河可以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为了这个美好愿望，林徽因直斥主张拆迁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800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当时是1953年，林徽因因肺病几乎说不出话。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留梁思成一人，独自为北京城的古建筑奔走。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只是痛哭。“文革”期间，梁思成有一一次流着泪对林洙说：“他们（红卫兵）烧了徽因的照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草图也被撕扯了。”林洙记得，之后，梁思成点燃火柴默默地把设计图烧了。“最后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此后不久，梁思成去世。临终前，他叮嘱林洙，台湾回归之际，一定“家祭毋忘告乃翁”。“文革”时，林洙和子女们被轰出了新林院。后来，她和儿子、儿媳还有小孙女住在一处两室一厅的老房子里。梁思成、林徽因两名建筑学家终生租房，名下没有房产。在梁再冰看来：“我父亲想保护的是北京城，而不是他自己的房子。”梁、林夫妇在很多人心中，是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因而当被拆除的命运吊诡地落到他们故居的院落，其悲剧感更让人无法释怀。好在，有了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阅读链接北总布胡同
总布胡同是一条有数百年历史的北京老胡同，以朝阳门内南小街为界，将总布胡同一分为二，南小街以西叫西总布胡同，以东叫东总布胡同。离东总布胡同东口不远有条南北走向胡同就是北总布胡同，长394米。梁思成和林徽因1930年至1937年居住在北总布胡同24号院（旧门牌为3号），他们的朋友金岳霖住居在紧邻24号院的北侧，12号院。徐悲鸿创建的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在这条胡同。
遗孀林洙：后来读懂的梁思成
朋友常对她说：“你好命苦。”作为梁思成第二任妻子，她显然错过了梁公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文革”期间，外界或已无暇再去揣度她是否有“成为建筑界第一夫人”的野心，她一次次被训话，被要求与“反动学术权威”离婚，但她心甘情愿陪着那个“被抽空了灵魂”的孤独老人。2013年，她已是85岁的老人了，但仍不遗余力地推介着自己丈夫的学术思想，以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的光芒，而她自己则始终活在光芒之外。她是他的“洙”，他的“眉爱”，她所有的不遗余力，也不过都是因为爱。文/罗屿
林洙从来没有想过，那么温和体贴的丈夫，会如此严肃地和自己讲话。“不管你的问题多大，贪污了多少钱，只要你彻底坦白，我愿意也有能力帮你退赔，并且不会影响到今后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如果最终你的话和组织的结论不一致，那我还是相信组织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完了。”
听着梁思成说完这些，又委屈又冤枉的林洙大哭一场。
那是1963年，她和比自己年长27岁的梁思成结婚不过一年。
由于年龄、学识上的差距，外界对梁思成续弦非议颇多。资料员的身份、与前任丈夫的离婚，也是人们诟病林洙的主要理由，也有人揣度她的“野心”——取代林徽因，做建筑界第一夫人。而在那段日子，梁思成一直宽慰鼓励林洙，他承担了所有的责难与诟病。
好不容易“挨到”婚姻议论渐渐平息，林洙却在“双反运动”中，不明不白地卷入让她更加难堪的“贪污事件”，因而也就有了梁思成与妻子的严肃谈话。
梁思成越严肃，林洙就越委屈，但几十年后向记者再度忆起往事，林洙说，丈夫当初的态度也让她感到了踏实：“他说，即便我犯错，只要承认，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更何况，我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贪污。”
在那次严肃的谈话后，梁思成选择相信妻子。“他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林洙说，几乎全系、全校、全建筑界都在猜测、耻笑梁思成的妻子是个贪污分子，他却能泰然处之，没有冷落自己，反而对自己更关心、更爱护。“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他，向我伸出了最温暖的手。当时我就想，为了这样一个男人，我可以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2013年8月的一个午后，清华大学西南小区，林洙向记者缓缓诉说着过往岁月。采访所在的单元房，据说是几年前学校租给她的，被她当做会客室。房间茶几上、书柜里几乎都是和建筑、和梁思成有关的书籍。林洙大部分时间则和儿子一家挤在对面楼里属于他们的住房，唯有当客人来时，她才缓步移至此处。
80多岁的林洙走路很慢，用钥匙开会客室门时，也花了一点儿时间。但她谈起梁思成，谈起他的学术研究，思路却异常清晰。
或许，传播丈夫的思想与精神，是林洙的快乐所在。
梁思成1972年去世时，林洙只有44岁，但她没有动过再婚的念头，反倒是在丈夫去世后一年，她开始全力以赴整理他的遗稿，参与编辑他的书籍，一做就是40几年。
2013年春，林洙的最新作品《心灵之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的前半部分是梁思成的古建筑调研报告，后半部分则是他与林洙的通信。虽然，那时的梁思成已年过六旬，但对妻子仍充满激情与真诚。他的细腻与温柔，甚至带些孩子气的可爱，全部跃然纸上。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梁思成带给林洙的幸福，即便是外人，也能从他们婚后一封封往来信件中略感一二。
考察鉴真纪念堂地址时，梁思成在信中告诉他的“眉爱”（“眉”为林洙小名），“一到扬州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发电报。”
在布拉格考察时，梁思成向妻子“汇报”：“使馆大厅门口有一个相当准确的磅秤，来此第二天，午饭后，我的体重（连衣、鞋）是42.25公斤，昨天已长到43.3公斤了。即此一个现象，就可以告慰。”
当林洙1966年赴延庆参加“四清”工作后，梁思成写信嘱咐她，“关于收音机如何使用”：“收音机内有一根小小的天线，收听时要尽可能使它与播出的电波的方向平行……开了之后，将收音机转来转去，转到声音最小，差不多听不见时，再转90度，就听得最清楚……”
在新疆考察时，梁思成担心妻子在延庆参加“四清”工作“冷得很”，特别买了一件薄皮毛背心给她。“因为大了一些，已将你的白布褂为准，请姥姥（林洙母亲）改一下，改好就托司机带去。”就是这件皮毛背心，梁思成在此后的信中又几次提道：“既然有虱子问题，那就给你缝上里子。”“说到那背心，送来后我又看到它的两个口袋开得太低，在腰部，而且很浅；若放进东西，一弯腰就可能‘倒’出来。忽然想到可以加一块布把它加深，所以又让孩子拿了回去加工。”
梁思成的细致让林洙觉得贴心，但“深究”起原因，老人却说：“因为当年林徽因身体非常不好，思成要从各个方面照顾她。”“每天定时为她注射各种药液，为使她坐得舒服些，他给她安放各种大大小小的靠垫和垫圈……”
无论林洙愿意与否，林徽因都是她无法绕开的名字。
1948年，20岁的林洙第一次见到了林徽因。那年，她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父亲写信给正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福建同乡林徽因，托请她帮助林洙进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因为先修班那一年没有办，林徽因亲自辅导起林洙英语。“林徽因这种女人，几百年也出不了一个，我则是个很普通的人。”林洙自称是“没有学历没有官职的小小资料员”，她对记者说，“尽管林徽因有很多人爱慕，但梁思成对她的爱，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一点，我很欣赏。因为对一个人的爱，是人一生中很重要的。”
因为爱，所以爱。
正因爱着梁思成，林洙也全无芥蒂地赞美着林徽因，就如同她谈及一些问题时，常会说：“这一点，我绝对站在思成这边。”她评价林徽因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最有气质的女人”，“是热爱与崇敬的师长”。
林洙还记得，1963年春天，她已和梁思成结婚。一日中午，她等丈夫回来吃午饭，但直到下午1时才见他捧着一盆仙客来进门。饭后，梁思成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说：“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
林洙一时语塞，她甚至自责。“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很快，林洙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说：“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力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
在林洙面前，梁思成从不刻意谈，或刻意避谈林徽因。一切，都自然而言。就像他在写给林洙最初的“情书”中，也引用过林徽因的诗句“一串疯话”。他也会和林洙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而“普普通通”的林洙，带给晚年的梁思成，或许是另一种感受。他们婚后的合影并不多见，唯有的几张中，梁思成穿中山装，林洙穿花布棉袄。他们留最普通的发型，对着镜头，普普通通地笑。如所有寻常夫妻一样。
他们的恋爱过程，也普普通通。
1959年，林徽因去世已有4年。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馆的管理员，林洙担当了为梁思成整理资料的工作，因此也就常常与他聊天。
过去，林洙与林徽因交谈，都是林徽因说她听，而与梁思成聊天，则是她说梁思成静静听。“我原来是不大能说话的人，也很少敢于对什么事物妄加评论，可在他这个大人物面前，我居然毫无顾忌地大谈起来。”林洙甚至对梁思成讲了她的婚姻、她恋爱的烦恼。“他能让你走到他的心里，他也能走到你的心里。这样的人，他是我唯一遇到的。”
当年的林洙还恶作剧一样，帮梁思成回了一封来自远方的“求爱信”，她自顾自地写道：“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而梁思成看后，则假装板起脸，说道：“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在这相处的点点滴滴中，从“量变”到了“质变”。
终有一日，梁思成鼓足勇气，半是忐忑，半是自嘲，给林洙写了一封大胆的“申请书”：“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信末署名“心神不定的成”。
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梁思成与林洙只是从此决定：生活在一起，做一对平常夫妻。
晚年的林洙回忆往昔时，仍觉得“只要抛开世俗的烦恼，我们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这是我过去从没有体会过的，和一个人在一起，可以那么快乐。”“他是那么尊重我，爱护我，保护我……我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思想与看法，我们纠正对方的错误，也接受对方的批评，这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享受到的。”在林洙眼里，梁思成给她的热情胜过任何年轻人，“思成那么乐观、诙谐、朝气蓬勃。”“他有说不完的笑话和小故事。”比如，梁思成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林洙，自己的“官衔”——“瘦协”“废协”副主席。瘦协，是瘦人协会；废协，是废话协会。另外，他还告诉妻子，自己是个“无耻之徒”（指牙齿）。“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往往我刚要启齿，思成就替我把话说出来。他了解我每一时每一刻的思想。”没有风雨躲得过
没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然而，“文革”来了。梁思成与林洙那些寻常美好的小幸福再难继续。“文革”期间，外界或已无暇再去揣度林洙是否有“成为建筑界第一夫人”的野心，她一次次被训话，要求她与“反动学术权威”离婚。梁思成迫于压力，也对她说：“也许你和孩子们还是离开我好。”（林洙和前夫育有一子一女）
那时的梁思成已遭停发工资，患有心力衰竭，病入膏肓却无法住院，但林洙与北医三院（北京第三医院）几位大夫暗中保持着联系。
她没有离开他，而是竭尽所能保护着他。
一天晚上，几个戴着红袖箍的彪形大汉带着手枪和匕首闯进梁家勒索财物。林洙与壮汉理论，不料激怒了对方，其中一人举起手中皮鞭开始抽打她，而梁思成猛然扑过来说：“你们不能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思成脸色发青，呼吸困难，我自己则大喊‘救命！打死人了！’那些人怕出人命，留下一句‘明天中午等着我们！’就匆匆走了。”
林洙说，次日梁思成要求她离开家，由他一人对付昨日歹徒。“我自然明白他的考虑，我也就更加一步不肯离开他。”“文革”中，一轮轮的揭发检查，首先垮掉的是梁思成本就病弱的身体，再之后，他失掉了曾经的风趣。
1969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的梁思成被安排接受英国作家韩素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访谈，组织一再叮嘱他“随便地谈谈体会，不要像检讨似的。”但谈话还是失败了。梁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我辜负了党的信任。
林洙曾久久地想，为什么过去活跃、诙谐的丈夫，却变得谈起话来空洞乏味？“因为他一直在和自己打仗。”林洙说，梁思成始终坚信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因此他毫不怀疑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与必要，“而他认为自己受了资产阶级教育，他怀疑他在学术领域领错了路。他的‘建筑观’与‘教育思想’被砸得粉碎，这使得他成了一个被抽掉了灵魂的人。”“他认定自己错了，但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林洙记得，梁思成在最后的岁月里，曾黯然地说：“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我还是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想搞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他想和自己的学生朋友讨论‘教育革命’，讨论‘怎样在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是，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就在几天前的元旦，他听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对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我是看不见了，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
几十年来，总有朋友对林洙说：“你命好苦！”因为她与梁思成共同生活的年代，大部分在“文革”时期，但是她说，自己心甘情愿陪他走完他一生中最坎坷、苦难最深重，也是最悲惨的一段路程。“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并感谢上帝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因为路过你的路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梁思成去世后，林洙时刻都在想他一生的功与过。
在她看来，丈夫留下的古建调查报告，是后人继续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于是，在“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后，林洙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要求修改《辞海》中有关梁思成“反动权威”的条目。其二，她希望整理出版梁思成遗著。
邓小平很快将信批复有关单位，“梁思成文集”编委会随后成立，林洙负责选配文集中所有图片。“最困难的是为《中国雕塑史》配图，雕塑史是1930年梁思成在东北大学的讲课提纲，只有文字，没有图片。”林洙说，当时她读着丈夫的讲课提纲，看着上面标注的“见（O××图）”一筹莫展。直到一日，见到笔记中Oswald一词，她断定O必定是Oswald简写，于是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求助，“我找到咨询部一位老先生，但其实特别难为情，我说，我要找一本外国著作，但不知书名，不知作者，只知作者姓名打头字母是O，而且书应当很厚，因为图片标到了几百号。”老先生听后，当即给林洙找出了Oswald Siren所著的《中国雕塑》，上、中、下三大册。林洙对着笔记一张张核对图片，竟全部对上。但三本书不能外借，于是她天天泡在图书馆，泡了一个多月。“就像思成常说的，‘笨人下的笨功夫’。”
林洙类似的“笨功夫”下得不少。当年，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地管理处，都收到过她的信，问对方能否帮忙拍摄照片。“很感谢那些不知名的朋友，拍了清晰精美的图片寄给我，不肯收一分钱。”林洙笑着说，“不过那时，我确实也拿不出多余的钱。一个月工资62块，养活两个孩子还有母亲，多拿一分都没有可能。”
林洙说，梁思成在她的心中并非一个固定的形象。“文革”前，她看到的是丈夫的温柔体贴；“文革”时，她则体会到他的正直严肃。“永远实事求是，从不落井下石。”“这样一个人，我如获至宝。”
当真正开始通读梁思成的著作后，林洙发现，“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形象，实实在在矗立在自己眼前。”“为什么他能准确地判断古建筑的建筑年代？这与他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对各个时代书法、绘画、雕塑、陶瓷器皿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他常说，调查古建筑要有敏锐的时代感。”“他的《大同古建调查报告》，长达22万字，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他已经吃透了宋辽时期的建筑，并已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1946年，他赴美考察讲学，回国后决心办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建筑系。过去建筑系就是设计房子，他则提出‘人居环境’。”“他对北京市的规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和学生说过‘我到现在为止，不认为梁陈方案有什么错误。但我不希望你们再继续说这个事情，这样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
谈起梁思成，林洙有说不尽的话。
她说自己最悔恨的，就是1969年北京拆除城墙时，梁思成听说西直门发现一个元代城门，像孩子一样恳求她去拍张照片。当年的林洙不假思索地说，“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林洙忘不了，当时梁思成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
那一刹那，林洙以为自己理解了丈夫，“但其实远远没有。当我今天重读《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以及《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我才知道，当年我对他的理解很不够……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才终于读懂了他。”
与谈起梁思成时的兴奋不同，林洙说起自己，话不多。或许，她只是觉得，她做了为人妻的分内之事。
林徽因的母亲一直和梁思成、林洙住在一起。梁思成走后，林洙照顾老太太，直到她90多岁去世。“她最爱吃核桃，谁给她带核桃来，她就高兴。她的脑子有点糊涂，记得的事情，全部都在袁世凯时期。”梁思成去世后，作为外孙女，梁再冰曾想接外婆一起居住，“她不走，说林洙对我好。”
老太太对林洙“大大地表扬”，在梁思成当初写给正在“四清”工作组的妻子的信里，也有提及。他写道：“（老太太）说你‘一点也不懒’‘细心’‘会体贴人’，‘做事有条理，手脚麻利’……”
至于梁思成如何看待妻子，在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著《城记》一书中这样记述：梁去世前，拉着好友陈占祥的手，极其恳切地说，“这些年，多亏了林洙”。
虽然后半生的时光，几乎都在推介丈夫的理论与思想，但林洙仍觉得，梁思成的成绩并没有得到足够肯定。“他不光是一个古建筑专家，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城市规划学家、美学家、哲学家。”只是林洙也说，于自己而言，关于梁思成的研究，出于年龄精力等原因，她“已到此为止”。
偶尔，她会“催促”《城记》作者王军，把关于梁思成的著作快些写完。不然，她怕自己看不到了。
偶尔，她也会幻想，能再和梁思成在清华的校园中走走，“哪怕一分钟也好”。
2013年8月13日，林洙接受采访的当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
采访完成后，林洙从会客室缓缓走回家。
与她错身而过的，是清华园里不时走过的一对对情侣。他们手中捧着盛开的玫瑰花。（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心灵之旅》（人民文学出版社）、《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中国青年出版社）、《梁》（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滚滚红尘20年，谁最懂三毛？
三毛去世前，留了最后一封信给自己的知己、“爱人”眭澔平。三毛死后，眭澔平接续她的脚步，用20年时间行走180多个国家，以双眼、双手、双腿完成三毛未尽的心愿，以自己的方式解读那个率真外表下，“内心压抑得很深很深”的女人。文/苏枫
1991年1月4日，华人文坛发生了一件令人感伤的大事——著名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医院自杀身亡。清晨7时，台北市荣民总医院护士早班查房时，看见三毛的身子半悬在马桶上方。
三毛没有留下遗书。生前一天，她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属于她的至交好友、蓝颜知己眭澔平。小熊：
我走了，这一回是真的。
在敦煌飞天的时候，澔平，我要想你。
如果不是自制心太强，小熊，你也知道，
我那批三百七十五把钥匙会有起码一百把交给谁。
这次我带了白色的那只小熊去，
为了亲它，我已经许久不肯擦上一点点口红，
可是它还是被我亲得有点灰扑扑的。
此刻的你，在火车上还是汽车里呢？
如果我不回来了，要记住，小熊，我曾经巴不得，巴不得，
你，不要松掉我的衣袖，在一个夜雨敲窗的晚上。
好，同志，我要走了。
欢迎你回台湾来。——爱人 三毛
2011年1月4日，是三毛离世20年的日子。海峡两岸的三毛家人、好友和读者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纪念自己心中的三毛。这里面，有一份纪念，是属于三毛最后一封信的对象，“小熊”眭澔平的——眭澔平用20年的光阴，为天堂中的三毛写出了一封“回信”。这“信”里，有20个关于三毛的故事、20首纪念三毛的歌曲、20段三毛尘封的录音、20幅为三毛创作的画卷以及眭澔平在20年来行走180多个国家的旅行记录。眭澔平将它们集结成书，取名《三毛的最后一封信》。在她的剧本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致命伤“我们是知心的好朋友，也是极为投缘的忘年之交。”眭澔平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形容他与三毛的关系。对于三毛遗信中的落款“爱人三毛”，眭澔平坦言：“我们之间是非常纯真的友谊。三毛是个非常保守而规矩的人，尤其是她对于自己的内心，压抑得很深很深。”
众所周知，三毛热爱旅行。她一生中去过54个国家。生前还曾想去探访新几内亚食人族和亚马逊河。三毛离世后，为了了却她的心愿，眭澔平放弃了自己电视主播的工作，用20年的时间行走过180多个国家，写下大量的旅行日志和怀念三毛的歌曲。“每次我在旅行的时候，特别有一种感觉，像是在接续她的脚步，完成她没有走完的旅途。”眭澔平说。
至于三毛死前留下的遗信中所提到的“三百七十五把钥匙”，如今在哪里？“夜雨敲窗的晚上”，又发生在何时？2011年年初的一个早上，身着紫色丝绸衬衫的眭澔平坐在记者对面，一点点诉说着隐藏在“最后一封信”背后的种种深意。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眭澔平，脸上隐约有岁月纹路，但当他回忆起当年如何在短短一年时光里与三毛相识相知时，其神情仿佛回到了他们相遇的那一天。
1990年，台北市阴雨连绵的一天，身为记者的眭澔平在琼瑶的引荐下与三毛初次见面。“你按错电铃啦！”——“这是三毛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像极了《红楼梦》大观园里大声大调、精明干练的王熙凤。”
当年，眭澔平回头仰望对面四楼窗口，探出一位面带笑容的女子。三毛一手拿烟、一手捧着黄澄澄的烟灰缸，怡然自得地倚在门口，盯着首次相见又略带羞赧的眭澔平。“冷不冷？我都穿男孩子的衣服，给你套一件？”“肚子一定饿！我去舀碗热的桂圆汤给你！”“三毛的流浪与率真，一直是我从她作品中感受的特质，而坦诚、自信与热情，则是我与她见面5分钟之内立即冲击到的温热暖意。”眭澔平说，“当时的我开始意识到，三毛是一个能在极不平衡当中，找到平衡点的女人。”
眭澔平曾经在对三毛首次的访谈后感叹道——她的人生内涵极为丰富开阔、见闻又广博，所以用了“一个拥有375间客房的大旅馆”来形容她；因为三毛就像是一名在柜台后方陈列着375把钥匙般丰富精彩的人，每一间房间里都有不同才情的陈设。换言之，尽管三毛用每一把钥匙可以开启那375个不同房间里的万般情怀风景、千百阅历见闻，内心却依然是那么地孤独。毕竟，当三毛面对周遭一般人的时候，大家要不就是对她充满好奇，要不就是既听不懂也无法沟通，甚或无力承受。莫怪三毛失望地说：只要“三把钥匙”就够了，因为“我心里有很多东西，在这个社会上用不着。跟一个人可以沟通的时候，我心里简直是狂喜”。
不甘寂寞，却又相当寂寞；表面大说大笑，实则孤独至深。三毛孤独的心灵空间，在与眭澔平谈话时曾经多次流露。
眭澔平曾问三毛：“你快乐吗？”
三毛当时指着自己书橱旁边的木头鸟笼，里面没有小鸟，敞开的小门里，坐着一个瓷娃娃。“我就像这个娃娃，需要一座保卫自己的城堡，但是又不能把门紧闭，因为我还要自由，我还喜欢观察人、接触人。”
三毛曾对眭澔平道出内心的奇想：她要发明一种放在街头的投币式“小熊拥抱机器”——每当人们觉得空虚孤单，需要关爱的时候，只要投个硬币，就可以得到来自这暖暖机器的热情拥抱。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需要爱，她来不及付出。《红楼梦》是三毛的一生灵物。眭澔平说，不妨用这本书，来理解三毛的多元个性。
三毛并不是一个只会像史湘云般潇洒又率性的人，更不是一个像贾宝玉般会放纵自由的人。三毛同时还拥有林黛玉细腻敏感的才情与王熙凤的才干。只不过当她面对真正的内心世界时，三毛心底藏着一个既拘谨保守又固执所爱的薛宝钗。亦即她一直在悄悄地拉锯，用“应对进退得宜”与“喜怒不形于色”的“自制心”，深深压抑着自己内心那份澎湃的热情。
三毛曾经对眭澔平说，“在我的剧本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致命伤。但剧本里面的人没有为‘钱’成为他致命伤的人，都是‘情’，都是‘情’……”幸好有她，替我们远行
三毛，本名陈平（1943年3月26日—1991年1月4日），是全世界数亿华文读者心目中广为人知、也极具传奇色彩的台湾女作家。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三毛曾被评选为60位影响中国的女性之一，理由是她的文章影响了新一代中国人的思维。
三毛生前所撰写的23本书中，有19本是自传体的散文集，完整记录了她48年真实的生活历程与旅行点滴。此外，由她所翻译的三本英文作品、一套西班牙文漫画、一张结合音乐文学的唱片，特别是唯一创作的一部电影剧本，也是她此生最后一本著作《滚滚红尘》，处处反映出三毛对于生命中真挚感情的向往和对于自由的勇敢追求。“在封闭保守、剧烈变动的年代，忽然传来这样的文章。台湾人发现，原来一个女子也可以走出这样一片天！”眭澔平说。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大环境的困顿、岛内的政治威权、言论的禁锢，加上升学压力、亲子代沟等问题，造成当时的青少年心中普遍存在一股找不到出口的压力。当他们看到三毛能够不顾一切、率性而为的流浪世界，仿佛替自己实现了无法付诸行动的梦想，因而从心底里狂热地认同和崇拜三毛。
三毛生前好友、“云门舞集”艺术总监林怀民曾对记者解释三毛在台湾的影响力：“三毛在台湾流行的时候，还在戒严的时代，空气紧张。她告诉大家撒哈拉沙漠、遥远的异国、带着吉他去流浪，那是一个向往，那个时代的向往。”“三毛！像你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是没有的！你纯洁、坦荡而自信，我只能在史籍中的竹林七贤、扬州八怪略见一二。”这是20世纪一封来自大陆的信件。在20世纪末，三毛在很多大陆读者心目中构成了对台湾的想象。当年三毛的大陆返乡祭祖之行，很多读者对三毛说“你就是我不及的梦”，之后，拥着她哭泣。
三毛扬名大陆的时候，是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后的改革开放之初。大陆读者在各自刻板僵化的生活空间中，通过阅读三毛远及亚、欧、美、非四大洲，以至深入撒哈拉沙漠的文学世界，探索到某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可能性，也似乎触碰到了生命存在的真谛。“因为我们自己走不出去，幸好，有三毛替我们远行。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远方；而三毛，提前到达。”电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在当初，琼瑶是女生必读，武侠令男生痴迷，三毛则属于所有人的青春。
所以，直到今日，在这个追逐财富与权力的时代，很多人的内心角落里都为这位女子留有空间。记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曾经出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子，青涩少年在懵懂的时光透过她的文章，看到了外面开阔的世界、听到了内心温柔的声音。这些滋味，何其珍贵。热烈释放真性情的年代，随她而去“眭澔平，我是三毛，你在不在家？……你不在家？好……我是三毛……”这是当年眭澔平家中的电话答录机留下的三毛最后的声音。没有接到三毛去世前的最后一通电话，一直是眭澔平最大的遗憾。
在去世前一周，三毛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曾经背给眭澔平一段话：“生命之伟大无限量，坟墓岂足为归宿；死不过是生之历程，犹如道路的标志。”
三毛的父亲陈嗣庆说过：“我女儿常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地活过。我想这个说法也就是：确实掌握住人生的意义而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虽然心痛她的燃烧，可是同意。”“至今我还是不认为三毛是蓄意自杀的，我认为或许是抑郁症的困扰。生命的阴影与明亮，与三毛的每一天如影随形。”面对记者时，眭澔平坦言，“不过，我总以为我们聚焦的重点更应该放在三毛的写作才情与勤于记录分享的人文精神层面，因为这个光环曾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延续到90年代的海峡两岸，并且必将跨越时空一直到遥远的未来。”
与眭澔平的说法形成呼应的是——当生在大陆，长在台湾，嫁到西班牙，浪迹天涯的奇女子三毛，终于按照自己的心意，在一个夜雨敲窗的晚上，画下了生命的句号后，来自各方的质疑之声背后隐隐藏着一种时代的伤感——有太多人认为，热烈释放真性情的年代，也随她而去了。
无论是深情的眭澔平，还是20多年后仍旧爱着三毛、念着三毛、纪念着三毛的我们，或许也都知道，某种意义上，三毛只是一名文采出众、灵气逼人、人生际遇坎坷波折的女子。
只是，当我们带着一颗温柔敦厚之心看待三毛和她的种种特立独行，追忆这个女子的一生时，我们也越发体悟：每个人都不是、也不必是完美的；每个人，各有令人又爱又恨、又要又怕的角色在轮回扮演。这或许也是20多年后，三毛依旧感动着我们的所在。今日的我们，何妨珍藏美丽、释怀哀愁，就像三毛当年写下的：
人生是戏
今日出将入相，明朝嬉笑怒骂
总有落幕的一天
戏散的时候
为自己拍拍手
给他人鼓鼓掌
笑一笑 我走了
不带一片 挥一挥手的云彩（本文参考《三毛的最后一封信》（眭澔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三毛：1943-1991》（师永刚 陈文芬 沙林 编著，作家出版社））
萧乾是她一生的宗教
83岁的萧乾遗孀文洁若，如今仍愿做丈夫的影子：写回忆萧乾的书；随身带着萧乾的刻印；讲话时，一定扯到萧乾身上。萧乾100周年诞辰时，纪念活动不断，活动现场总能见到文洁若，拄着她那根刻了萧乾名字的拐杖。文/管方方
来到萧乾遗孀文洁若独居的那间老房，你会看到在客厅的两面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萧乾从青年到老年的风采尽收眼底。就像萧乾还生活在这间屋子里，从没离开过一样。在一张黑白照片上，扎着两个蝴蝶结的文洁若被俊朗的萧乾拥在怀里，幸福而单纯地笑着。
2010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萧乾的遗孀文洁若将自己珍藏的一批书稿和实物资料，当作礼物捐赠给母校清华。83岁的文洁若思维敏捷，语速极快，画淡妆，佩戴简单首饰，讲话时态度娴雅。
文洁若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在她翻译过的众多著作中，最满意和成就最大的是与丈夫萧乾合作的《尤利西斯》。翻译家和战地记者萧乾100周年诞辰时，纪念活动和传记书籍的出版此起彼伏，围绕文洁若的问题自然躲不过萧乾。
文洁若与萧乾互相陪伴走过45年岁月，她对丈夫至今仍抱有无比强烈的崇拜之情。
采访这位老人时，记者结识了文洁若的忘年交：辰甫。辰甫是文家的常客。独居的文洁若平时做不动的力气活儿，有时会留给这个常常看望她的年轻人。“刻上字，人家就知道这是萧乾用过的”
我和文老的相识，是在北京国贸的一个艺术展上。那天我陪着谭宗远先生，就是为了去见文老。宗远先生是藏书家，在朝阳区文化馆任文学刊物《芳草地》的主编。我在朝阳图书馆任职，我们爷俩儿是忘年之交。
文老那天穿的是旗袍，由宗远先生介绍，我和文老就这样认识了。宗远先生拿出两本书，是文老的回忆录《无限生机》。文老就近找了个桌子坐下，给宗远先生买的自己的书签名。从宗远先生口中得知我擅长篆刻后，文老很高兴地邀约我有时间去家里坐坐，给她刻几枚印章。
在一个春日下午，我如约前往。跟我想象的一样，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居所，不管大小，一般都是简约干净的，且不乏藏书。两个一居室，合在一起，显得更加宽敞。可宽敞之中又不免狭小，因为到处都是书和杂志，且略显凌乱。凌乱也是好事，这说明这些书的幸运，书之幸运在于有人看。于是，这些书们都兴高采烈地摊在茶几上，摞在书桌上，堆在床铺上，或被翻开，或夹满了小纸条儿。
挨北窗的书桌上，摆着文先生手书的一幅字，内容是范文正公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的一幅字，被人拿去，在网上卖了二百元。”文先生笑呵呵地说。
边聊，文老边拿出几个印章的样子，其中一枚是半通印，就是竖长的那种。我小心收好，用带来的几块石头，给文老刻了3枚印章。文老很高兴，拿出4本书送给我，一本萧乾的回忆录，一本萧乾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另两册是文老的《无限生机》和芥川龙之介小说集。
第二次来，我带了几枚印章，其中一枚是我仿刻的“萧乾”印。文老拿出萧乾留下的4个拐杖，问我能不能刻上萧乾的名字，我说可以，少顷，刻制完毕，有隶书也有楷书。文老说：“这下好了，刻上字，以后人家就知道这是萧乾用过的东西了。”说着，文老又拿出一把紫砂壶来，问这上面能不能刻上名字。我说我试试看，手下用力，感觉有戏，于是聊天的十几分钟里，壶把儿的圆弧背上，刻出了工整的隶书“萧乾”两个字。文老一看，欢乐非常。
这以后，我就成了文老家的常客。我住北京城东边，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尽力帮老人去办。这时我正主持着朝阳区图书馆的“朝阳文化讲堂”，蔡元培先生说过，图书馆是国民自我教育的最好途径。当年文老就读的孔德学校，恰是蔡元培兼任校长。于是我邀请文老来讲课，文老欣然应允。
按辈分，文老可以做我的祖母。于是每次周日讲课，我都亲自来接，安排好讲课的一切细节，讲完后亲自送回。每次来回的路上，车里总有谈不完的故事，她说往事，说故人，也说萧乾。文老在讲坛上讲过巴金，讲过冰心，讲过日本文学的概貌，讲过大江健三郎，讲过萧乾在干校的日子。最后一首爱情诗
文老14岁时第一次听到《尤利西斯》这部书的名字，那时她在北平圣心学校读英语，教书的爱尔兰修女介绍说，“这是爱尔兰很有名的作家乔伊斯的名作。”那是1941年。后来文洁若认识萧乾，才知道萧老1940年在剑桥大学时，已经把这部“天书”通读一遍了。萧乾大文洁若17岁，他们相识的时候萧老已经有些发福，秃头，甚至白发，他纯粹是靠智慧和学识吸引了文老。
最初是文老对“啃”下这个大部头跃跃欲试的，她觉得这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但萧老比较谨慎。他在剑桥大学当研究生时，钻研的恰是心理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伍尔夫、乔伊斯三位意识流大师。他读过《尤利西斯》，后来又硬着头皮读完了更晦涩的《芬尼根守灵夜》，之后把研究成果写进论文，彻底地突破了当时盛极一时的自然主义小说的窠臼，举起了心理小说的叛旗。
放在现代人眼里，萧乾是水瓶座人，他对乔伊斯这个具有叛逆精神的作家兴趣浓厚，也许是天性使然。
二位老人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候，一位是80多岁的高龄，另一位也奔70岁了。两人的分工是文洁若“打头阵”，翻译初稿，然后给萧乾润色，做文学上的加工。翻译过东西的人都知道，第一遍通稿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文老的方法是，将《尤利西斯》跟荷马史诗《奥德赛》对比着来理解，并且参照《尤利西斯》的日文版本。
文老是个很有拼劲儿的快手。在工作最高潮的时候，她一天能翻译10000字。1961年有一本小说《光枝的初恋》需要翻译，要求的是8天时间，她跟别人合译。另一位译者说：“我需要翻译、抄写、校对三个人通力合作完成，而且15天才能翻译其中的一半。”结果没办法，文老一个人翻译，白天上班，晚上熬夜，硬给按期翻完了。
翻译巨作的4年时间里，两位老人早上5时起床，从起床到8时半吃早饭的这一段，是一天中的黄金时间，没电话，也没访客，完全没有干扰，二人约定这个时间段不交谈，全神贯注地放在工作上。文老初译一页原文，萧老校改10页译稿。这个时期照顾二老生活起居的，是文洁若的三姐。
1993年美联社的记者采访萧乾和文洁若时，要他们举些例子说明翻译工作的难度。萧老这么说：“乔伊斯非常爱用象声词，什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他都能用词语表达出来，除此之外，小说还夹杂着法、德、意、西以及北欧多种语言，并且时常使用希腊、拉丁、希伯来等古代文字，包括梵文。例如第8章，戴维·伯恩同大鼻子弗林聊天，出现这么个词：smiledyawnednodded，其实就是“微笑、哈欠、点头”三个词过去分词的连写，作者用来表现三个动作的同时性。”
100万字的《尤利西斯》，其中注释加起来有近20万字，光是第15章的注就达到984条。
中文版《尤利西斯》问世的1994年，恰好是萧文二人结婚40周年，萧乾曾经说：“如果有人问我，人到老年，夫妻怎样才可以增厚感情，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说，共同干一件十分吃力的事。搬个花盆也好，一、二、三，两人一起使力气，等到干成了，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由衷的欣喜，这就是我们合译《尤利西斯》的心情。”“那天，萧乾悄悄地对她说，我有家了”
萧乾去世后，文老晚年的生活，平静而忙碌。她在家的时候，常常是穿着一身普通的灰布或者蓝布衣服，每当敲门声响起，她便起身，寻找自己那根上面刻了萧乾名字的拐杖，然后答应着，慢慢地去开门，钥匙是插在里面门锁上的。
工作的时候，文老总坐在一个位置，是原来萧乾的书房。写字台在西面，上面立着一个镜子，椅子后面有一个小书架，还有一个大书柜，那里面都是萧乾以及她自己的重要著作。
文老给人赠书是常有的事。给书签名，她总是不忘问问对方配偶的名字，然后前面写上“贤伉俪”的字样，后面常常写上“存正”或者“惠正”，再工整地写上“文洁若敬赠”，日期是大写的，从不写阿拉伯数字。印章当然是少不了的，而且不是盖一个。常常一个是萧乾的，一个是自己的。
前几年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剩下的，文老一定要打包回来。有的时候吃上好几天。过了80岁，文老身体依旧健朗，只是膝关节差了一些，行动有些不便，于是接受人劝，对自己的健康更加在意了，剩饭菜大抵是不怎么吃了，楼上的邻居常帮忙来给做饭，饭吃好了，自然也就有精力尽力地编写出新东西。
师大有个老教授，70多岁了还会聊QQ，文老则与这些新潮东西无缘。她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那部红色的老电话。
写东西的时候，她在纸上圈圈点点，修修补补。一篇文稿写成以后，看上去活像一个认真的教授批改过的卷子。有的时候，甚至稿纸下面接了一大块上去，整个一个加长版。所以，文老的写字台，三样东西绝不可少：笔，剪刀还有糨糊。一篇篇文章，便这样一笔一画，一剪一贴地“生产”出来，让用着电脑却绞尽脑汁的我，内心充满无限惭愧。
不用电脑，绝不证明老人跟不上时代，章子怡、周迅甚至超女，也常会成为老人嘴里的话题。被邀请参加活动或者演讲，文老若欣然前往，必定是邀请了三五个年轻好友，或者叫上胞弟。一旦坐在讲台上，她便低了头，也不怎么看听众，盯着手里的讲稿，一路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语速极快，你需字字紧跟着她才行，因为里面还有思维的跳跃，有感想。
对于自己的稿子，文老向来珍惜。稿子发出久无回音，便会催还。文老记忆力也极好，借出去的书籍，大都记得很清楚。所以一个人的衰老，真的不在身体，而是脑子。文老跟我说，自己还要多活20年，我问为什么，她说要把耽误的20年补回来。我说那您就争取超过宋美龄吧。当年在湖北咸宁干校，文老受过很多苦。为了护着萧乾，反倒被说成偷懒，于是夫妻两个都在向阳湖拼命抢重活累活干。文老跟我说，要是没她的话，萧乾活不到那么长，也许早就死了。于是我暗自感叹：一个好女人对一个男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喜欢战争史，于是也问文老萧乾“二战”时在欧洲的故事、翻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当年的照片。萧乾穿着军装的样子酷极了，尤其是那张在巴伐利亚山顶上倚着栏杆、端着啤酒的照片，令我无限神往。年轻时的萧乾，是充满热血与责任感的。这在他充满感情的文笔中，可以感受到。也难怪当年林徽因会在“太太客厅”见他，并给他那样高的评价。
当萧乾越过英吉利海峡，坐在装满炸药的汽车里追赶第7军的时候，年轻的文洁若，还在北平读高中。战争结束的第二年，萧乾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大公报》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这时的文洁若，已经考取清华大学英文专业，成为一名大学生。7年之后，他们相遇了，一年后的“五一劳动节”，两人结为夫妻。那天，萧乾曾悄悄地对她说，我有家了。这半个多世纪前的幸福，从那帧北海划船充满欢笑的照片里洋溢出来，弥漫了整个房间。
最后一次请文老讲课，文老的膝盖已经肿了。于是回来后，我带着老人去了复兴医院。检查完，开了些药，我们一老一小穿过地下通道，往家走。走到楼下的时候，远处一个妇人用轮椅推着老伴走过来，文老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前面又走来一位老婆婆，也许是中风的缘故，叉着两条腿往前挪步。文老对我说：“我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的。”
文老其实还有个爱好：乱点鸳鸯谱。曾给我介绍两个姑娘见面，我都没去。第三次文老把我诓来，那女孩原来早就认识。我们两人出门后，在门口小店一起吃了顿饭，说起文老的“可爱”，不禁哈哈大笑。（部分内容参考丁亚平著《水底的火焰——知识分子萧乾1949—199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阅读链接萧乾眼中的夫妻合译
1922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1994年中国才出了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70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1954年5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的高峰。
江冬秀抡向胡适的那把菜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响当当的人物。而其结发妻子江冬秀的“菜刀”亦非常有名。据说1923年胡适闹婚外恋，江冬秀抡起菜刀，声称要先杀掉两个儿子，再跟胡适拼命。胡适惊惧之下，从此定心。他们的婚姻得以善终，似乎是江冬秀暴力胁迫的结果。事实真的如此吗？文/闫红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最多、影响最大、自传材料最丰富的名人之一，同时也是被人顾盼、窥伺、议论，也最被人误解的名人之一。
几经浮沉后，2011年12月17日，在其诞辰120周年之际，胡适的名字仍是热点。
有学者探讨他与鲁迅两种不同的气质与立场；有人思考这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第一人对于当下的意义。
然而，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思想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最为人乐道的，还有他的情事——他与那些“红颜知己”如韦莲司、曹诚英“似是而非”的情感；与在“父母之命”下结合的旧式妻子江冬秀，看似差距巨大，但却携手走过一生的婚姻。
当年言及张幼仪与自己的种种不合适时，徐志摩用了一个比喻叫做“小脚与西服”，其实张幼仪根本是一双大脚，这个比喻用来形容胡适和他的太太江冬秀，也许更加妥帖一点。
江冬秀与胡适，同为徽州人氏，是幼时订下的娃娃亲，之后，一个继续藏在深闺之中做女红，一个则走出山村，走出国门，之后又学成归国，名噪一时。这桩典型的“小脚与西服”式的婚姻，维持了整整一生。
有很多人说，这结果要拜江冬秀大智大勇所赐，1923年胡适闹婚外恋，江冬秀抡起菜刀，声称要先杀掉两个儿子，再跟胡适拼命。胡适惊惧，从此撂下了另起炉灶的念头，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得以善终，是江冬秀暴力胁迫的结果。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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