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经济学 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马克·R.图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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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经济学 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试读：

在西方正统经济学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翻译出版非正统经济学著作，似乎显得不合时宜。而我们认为，对非正统经济学著作的译介，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界完整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认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缺陷。经过多年的筹备和努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译丛》终于面世。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丰富我们的经济学思想库，丰富中国经济学人的思想。“非正统”（heterodoxy）一词常译为“异端”。我们在这里选用(1)中性词义的“非正统”一词，而不用略带贬义的“异端”一词，表明我们并未将本套丛书收录的著作视为“邪说”；相反，这些著作都是一个学派的经典，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我们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正统”与“非正统”理解为对待现存经济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不同态度。自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那些维护这个体制的经济学说便是正统学说，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就是正统经济学的代表；反之，那些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的学说，就属于非正统经济学。由于非正统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因而也成为正统经济学的反对派。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属于非正统经济学。与“正统”和“非正统”相联系的，还有“主流”和“非主流”这两个词。我们认为后者是一个时间概念。在一定时期，非正统经济学可能成为某个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比如20世纪前30年的美国制度主义。同样，正统学说也不一定是主流，比如奥地利学派。

非正统经济学的两个特点是我们翻译这套丛书的主要动因。第一，非正统经济学对现存资本主义体制持批评态度，从而对作为这个体制的意识形态的西方正统经济学同样持批评态度。非正统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批评大多集中于其方法和范围，针对根本，针针见血。这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缺陷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非正统经济学令人信服的批评，有助于消除中国经济学界目前盛行的盲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这一不良倾向。第二，非正统经济学大多能够紧密联系当时当地的经济现实，从剖析现实的角度而不是从维护某种理论的角度阐述理论。今日中国尤其需要适应国情的经济学说。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这种学术态度值得我们借鉴。

近年来，西方正统经济学译著比比皆是，对非正统经济学的译介显得势单力薄，而且缺乏系统性。我们翻译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希图通过对重要文献的系统介绍，将非正统经济学的全貌和最新研究成果展示给国人，为更多人参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研究打好文献基础。我们首先呈现给读者的是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这一最重要的非正统经济学派在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条件成熟后，我们还将系统译介其他非正统学派的文献。

制度主义发端于美国，是美国原生的经济学派。国内学界对制度主义的了解大多停留在其创始阶段，对其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发展比较陌生。

制度主义在20世纪前30年曾风靡美国，对美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经过几十年的沉寂后，制度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复兴，并形成了以凡勃伦-艾尔斯传统（VeblenAyres tradition）为理论主体的“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新制度主义者于1965年组建了自己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并于1967年创办了《经济问题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在J．法格·福斯特（J．Fagg Foster）、马克·图尔（Marc Tool）、保罗·布什（Paul Bush）、威廉·达格尔（William Dugger）等人的努力下，以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艾尔斯（Clarence Ayres）的理论为基础，形成了相对成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今天活跃在欧美经济学界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制度主义还为其他学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比如激进政治经济学在诸多理论问题上从制度主义的学说中吸收了营养，近年来兴起的演化经济学也将制度主义视为自己的源泉之一。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制度主义这一重要的非正统学派的(2)了解远远不够，甚至对它产生了诸多误解。本套丛书汇集了制度主义各时期的代表作，力图反映制度主义的全貌及其新发展。

这套丛书得以面世，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首先(3)要感谢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和吴易风教授，他们对丛书的选题和翻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与无私的帮助。是他们的支持与鼓励才使我们有勇气和条件完成这套丛书的翻译工作。丛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和发展研究院的教师承担，我们也要感谢两个学院提供的大力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张胜纪先生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过人的翻译水平令我们肃然起敬，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最后，我们要对商务印书馆在扶持学术“冷门”、关注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研究方面表现出的远见卓识表示崇高的敬意。丛书编委会2007年6月

(1) 我们本打算使用“反正统”一词。感谢高鸿业教授的建议，他认为丛书所含著作的理论并未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完全对立，因而用“非正统”更为恰当。

(2) 其中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几乎把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视为新制度主义的唯一代表。

(3) 正当丛书即将面世之时，噩耗传来：高鸿业先生不幸逝世。就用这套丛书来表达我们对高先生的深切怀念吧。

谨以本文集中的论文献给进化经济学会每年颁发的凡勃伦康芒斯奖的获奖者。导　　言(1)

这本约稿写作的文集是《进化经济学》这个大标题下的两卷论文集中的第1卷。第1卷集中讨论“制度思想的基础”，其中的论文明确了制度分析的起源，阐明了支撑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哲学，并探索了制度分析的发展中那些主要考察工具的基本框架。第2卷通过对“制度理论和政策”的思考而扩展了这种考察。该卷收录的论文将涉及基本的经济过程，涉及旨在全面稳定和制订计划的制度及制度运行，涉及制度的力量和承担的责任以及制度与整体的相互依赖。这两卷论文集的目的是为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一个全面的、现代的表述，它是盛行的新古典正统经济学的一种可行的替代性视角。必要的视角转变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曾说：“要战胜旧的理论，需要的是提出新理论，而不仅仅是破坏性地去揭露其假设，或者堆砌新的事实。”（布劳格，1978，第713页）克莱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曾有一次评论道：“无论古典框架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仍是我们现有的唯一全面的框架，而且将保持这个地位，直到另一种关于经济的含义的观念得以成型。”（艾尔斯，1944，第21页）这两卷文集的作者们表明，“另一种关于经济的含义的观念”如今已触手可及；艾尔斯本人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两卷《进化经济学》是就表明制度主义方法如何、以及为何与正统的新古典方法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一主题所作的进一步努力。

一些人把视角的根本性变化理解为一种渐进的、演化的发展。另一些人把这种变化视为长期相对沉寂之后的一种广泛的、爆发性的转变。幸好我们在这里不必一定要在这两种理解中作出选择。只要观察到考察模式确实产生了变化，观察到这些模式的持续与否是公开、自主的行为的最终结果，它们的相关性和价值反映了一种涌现的、累积性的含义，这就足够了。但是，制度主义者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种变化究竟是像冰川移动一样缓慢地发生，还是像革命热情般爆发。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期，那些无法被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所说服的人都会问：“要产生变化，需要做些什么？”制度主义者的回答是，加快对正统经济学霸权的侵蚀，促使政治经济学全面转向一种更加丰富、更为恰当的考察模式。

即便如此，但这两卷论文集首要关注的焦点不是酝酿对正统理论的又一次普遍深入的批评，不是对“旧理论”的一场攻击。这些论文主要关注的是积极地阐述制度主义的替代性视角。这些论文的作者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表明和澄清制度主义观点才通过比较与对照，对新古典立场作出评价。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挑战了正统学说的支配地位，以及正统学说自称的在分析和政策的相关性方面都高人一等的武断声明。论文的缘起

在过去的3年，无论是在通信中还是在学术会议上，制度主义者的讨论都逐渐集中于一个共识，那就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基本的制度主义考察方法的全面整理，对制度主义文献将会是一种有价值的补充。例如，如果你的一位同事或者研究生对正统学说的合理性心存疑惑，或是由于阅读了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克莱伦斯·艾尔斯或者威廉·卡普（William Kapp）的著作而无意或者有意地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希望了解制度主义方法的一般性介绍，你会如何指引他们呢？在哪里可以找到制度主义这种替代方法论个体主义或者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全面阐述呢？这两卷文集就提供了这样的阐述。此外，制度主义者们往往散布于各地，有时是在孤立无援的学术环境中工作，相对隔绝地从事着专业化的研究，他们同样表达了对更加全面的制度思想著作的需要，这种著作能为他们自己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希望此文集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基础。(2)

1984年在圣地亚哥召开的制度思想学会（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Thought）会议上，作为对这些谈话和关注的回应，本书编辑召集并主持了一个负责此项工作的顾问委员会。它的成员包括保罗·戴尔·布什（Paul Dale Bush，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大卫·B. 汉弥尔顿（David B. Hamilton，新墨西哥大学）、F. 格雷戈里·海登（F. Gregory Hayden，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菲利普·A. 克莱因（Philip A. Klein，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安妮·梅修（Anne Mayhew）和沃尔特·C. 尼尔（Walter C. Neale，田纳西大学）以及哈里·H. 特雷冰（Harry H. Trebing，密歇根州立大学）。委员会的任务是探索设计一种框架，以及为一个当前制度经济学家眼中的进化经济学的全面论文集征集论文的可行性。相关论题的建议以及对应邀提交论文的学者的推荐，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从美国及国外的大约50位制度主义者那里征集来的。次年，顾问委员会确定了拟讨论的主题的范围，以及拟联系的稿件提供者的名单。所有在特定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都被邀请。被邀请的参与者热情很高。他们提交了草拟的提纲，这些提纲得到了本书编辑的认可，有时也征求了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意见。通过独立和协作的写作与评论，这一项目得以完成。每一篇文章都反映了作者对所选主题的系统阐述和综合。因此，读者会发现不同作者在观念和分析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源于不同的背景，针对的不同观念，以及不同的分析风格与技巧。因而我们寻求的不是一个观点一致的论文集；相反，我们关注的是这些略有分歧的论文富有启发性、发人深思，从而让政治经济学的考察更有活力。我们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一种尽可能明确的论述。但即便如此，我们都认识到开放性的考察会产生差异，也会产生共识。我们相信后者将压倒性地胜过前者，相信这一系列文章是相互补充的，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的制度主义理论。第1卷的内容《进化经济学》第1卷包括三个大标题下的14篇论文：开篇第一部分仅一篇论文，探讨了制度主义这一美国人对经济思想的卓越贡献的起源，及其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第二部包括4篇长文，特别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人性观、社会变迁的决定因素以及社会价值标准一系列角度，详尽地研究了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些论文特别清楚地表明了正统学说与制度主义在哲学根源上的差异。

第三部分由9篇论文组成，每一篇都深度研究了一个对于制度主义视角来说非常重要的核心分析概念。这一部分的前两篇论文阐述了技术和制度这两个核心概念。三篇论文探讨了所有经济都要依赖的资源的含义和特征——具有创造性和技能的人，从技术上定义的物质资源，以及自主的金融手段。两篇文章通过对时间和信息观念的批判性思考，将制度主义的视角植根于过程现实性（processural reality）以及科学探究的后牛顿主义（post-Newtonian）和后达尔文主义（post-Darwinian）世界。本卷最后两篇论文通过表明经济学家需要考虑经济体系中的权威和权力的性质及其运用，强化了制度主义立场的政治-经济特征。这两篇论文也揭示了民主政治理论在制度主义对政策形成的分析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正如第1卷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这14篇论文描述了制度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和分析基础。对论文的评论

安妮·梅修的论文“制度主义的起源”在19世纪的美国经济史和知识史背景中去探寻制度主义视角的起源。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公司的工业化以及更加积极干预的政府，反映了经济特征的一种深刻变化，标志着“自由放任的终结”。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它所关注的对象集中于四种重要观念：进化、文化、文化相关性以及工具评价（instrumental valuing），所有这些都成为了早期制度主义者托尔斯坦·凡勃伦和约翰·R.康芒斯著作中的显著特征。梅修并没有把制度主义的出现主要看成那个时期社会改革运动的副产品，没有将其看做对拓疆运动的经验的一种表达，也没有视其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准则移植到美国的结果；相反，它是一种全新的后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考察对流行的社会和经济学说的创造性替代。文章把非正统的制度主义的出现视为社会考察的“岔路口”，在这里，它为了寻求一种理论上更加恰当的、政策导向的考察方法而彻底脱离了新古典正统。

菲利普·米洛夫斯基（Philip Mirowski）在他的“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一文中主张，“制度经济学是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据以产生的哲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的产物”。以“科学社会学的涡流模型”（vortex model）为分析结构。米洛夫斯基解释了各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的起源。一方面，它们源于自然界和社会的观念在一种文化上与概念上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支配和控制的观念以及一种秩序理想在文化上与概念上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一框架下，他接着区分了哲学中的笛卡尔传统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新古典主义信条，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哲学中的皮尔斯传统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制度主义信条。他逐一对二者进行了比较。他的阐释学评价模式（以探究的自我识别的共性为依据的一种解释过程）使他得以广泛地考察皮尔斯传统。比如，这一传统将探究视为不仅包含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还包含了溯因反思（abductive reflection）这个阐述解释性假说的过程。在对从凡勃伦到现在的制度主义者的方法论的详细讨论中，米洛夫斯基发现他们几乎所有人对皮尔斯遗产的思考都是不完全的。他从而看到了继续考察科学探究的性质的必要。此外，他还把新近的哲学发展视为对笛卡尔式的科学哲学的进一步摒弃。因此，尽管当代新古典主义者对科学地位的主张植根于笛卡尔遗产，但这些主张甚至更值得怀疑。

汉斯·詹森（Hans Jensen）在“人性理论”一文中从制度主义的视角继续展开哲学讨论。在这两卷文集中，也许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在人性的讨论中能更清晰地表现制度主义方法论和正统经济学方法论之间的差异了。从一开始，凡勃伦就是依据（遵循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学，而不是像新古典主义者那样依据牛顿物理学来诠释人性。正如詹森表明的那样，制度主义者们发展了人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人的本性并非像效用最大化者那样是固定的、定型的、给定的。相反，他们的本性是发展的，是与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习性和行为习惯是在一个文化背景下后天习得的。知识引导着行为；选择是根据所引起的结果来判断的。人是能够进行选择和判断的经济行为人。

詹森通过凡勃伦的本能理论（劳作或是掠夺的基本冲动，但要受知识的引导）、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习惯理论（行为模式是在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中习得的，并通过教育得以修正）、康芒斯的制度条件作用理论（主要的集体构造是通过制裁而要求得到服从和遵守，但人类的意志是最终的主宰）、艾尔斯的社会-文化决定理论（技术行为和仪式行为是二分的）以及艾尔斯的学生们对该理论的扩展和提炼追溯了这些属性。这些特征实质上与“经济人”或者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这种正统观念截然不同，这不足为奇。相对于正统经济学一维的人，制度主义者（像詹森所描述的那样）提供的是一个社会-文化人，其动机是多重的、复杂的，其行为是有条件限定的，但其知识能够修正、并且的确修正了这个条件作用过程。

在下一篇论文“制度变迁理论”中，保罗·戴尔·布什转向了进化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部分。通过反映源于皮尔斯和杜威的制度主义方法论，综合詹森把人视为自然出现的（emergent）、适应文化的、自主的（discretionary）行为人的观点，布什解释了制度变迁理论从世纪之交随凡勃伦的理论而起源，直到其最近的特性这个演化过程。

布什把制度定义为“行为的一系列由社会所规定的模式”，并认为所有行为实质上都是受制度所规定的。这样的规定被有意无意地内化为习惯。行为模式是有目的的，并且通过将价值用作行为的标准而相互关联。然后他详细分析了仪式-工具二分法（ceremonial-instrumental dichotomy），这种二分法是对两类普遍而又不同的规定性行为模式的规范性说明。他在知识的发展及其与技术的结合这个动态连续统一体中，发现了社会和经济变迁持续的诱因及刺激。他所指引的对倒退的经济变迁的思考，是以他的知识的“仪式锁闭”（ceremonial encapsulation）这个概念为基础的。这种仪式锁闭可能是“后向的”（past-binding）、“前向的”（future-binding）或者是李森科式的（Lysenko type）。变迁的这些障碍在制度主义文献的相关特定问题领域的专论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

他的渐进经济变迁的观念以工具行为模式对仪式行为模式的替代为基础。知识储备（fund of knowledge）确定了什么样的变迁具有可行性；“仪式支配”（ceremonial dominance）的特征和程度限定了变迁的内容。布什的分析的基本原理是要表明，制度变迁是一种持续性的必要，是自主的，是规范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政策的计划和评价中，制度变迁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斯蒂文·希克森（Steven Hickerson）的论文“工具评价：制度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指针”，阐述了也许是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中最重要的哲学观念——工具价值原则。

以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一再坚持的“我们总要作出评价”这种观点为出发点，希克森通过深入批判库尔特·克拉福茨（Kurt Klappholz）的价值中立方法论，摧毁了正统学说关于价值中立的种种托词。希克森总结道：“事实上，［在考察中］引入价值是不可避免的。”通过重申米洛夫斯基引入的一个论点，希克森发现，在新古典经济学所吸收的笛卡尔传统中有一种理性与经验的二分法，与经验相比，理性被划定为是“一种更可信的知识源泉”。在基于笛卡尔规则的一种科学中，演绎推理处于支配地位，目标、目的或者“应该”这些内容是没有地位的。

希克森反驳了笛卡尔式的论点，主张制度主义者不能接受这种规范-实证二分法。在手段-决定-目的这样一种关系中，目的并非预先给定的，并非与目的相隔离和分离，因为它们的作用相当于随后的手段，所以它们是探究的一个必要部分。从而，从逻辑上来说，经济学家不可能“在不同目的之间完全保持中立”。规范-实证二分法不能为逻辑和经验依据所支撑。借助于一种可靠的评价原则绝对是探究的实质。

希克森的论文通过追溯工具价值原则在凡勃伦、杜威、艾尔斯、J. 法格·福斯特（J. Fagg Foster）和福斯特的学生们的制度主义传统中的演化发展而得出结论。这一原则反映了一种文化起源以及一种过程特征。以布什和其他人的理论为基础，他区分了仪式评价模式和工具评价模式。最后，希克森将工具评价探索性地、说明性地运用于环境保护和废弃物处理领域。

在“技术概念”一文中，米尔顿·洛厄（Milton Lower）探讨了制度经济学中的技术概念。洛厄指出：“在制度主义者使用技术这个概念的所有情况下，都指的是一个文化方面的范畴。”他主张：“制度主义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发现了技术这个使文化进化理论得以统一的基础所具有的一般性理论含义”。洛厄通过对“技术与文化进化”、“技术进步”以及“技术与工具评价”的思考，探讨了这一贡献。他的方法是过程式的、非机械论的。通过采用来自生物学的进化类比，他寻求对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起作用的“累积性因果关系进行遗传意义上的思考”。

因此，广义的技术变革“在文化进化中起到一种动力的作用”。技术变革是文化中活跃的、引致变迁的一个方面。技术来源于知识本身的发展，也来源于跨文化的借鉴。但文化模式也限定了文化吸收的程度和特征，决定着文化累积性转变的性质。在洛厄看来，技术进步源于工具和思想相组合的过程——用艾尔斯的术语来说，就是“工具组合原理”——在这个过程中，工具和知识是、而且必然是相互依赖的。进步是思想、工具、技能及其在文化方面的运用这些因素累计性发展的结果。“这个功能上的连续统一体，一个累积性的、加速的工具组合过程”，贯穿于整个历史，为文化变迁指明了方向。文化进步和经济增长并不是新古典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储蓄与资本形成的结果；也不是企业家竞争精神释放的结果。

最后，洛厄通过探讨在凡勃伦、杜威、艾尔斯这些古典制度主义者的著作中就已产生的技术评价和工具评价之间的理论联系，为布什和希克森的理论添加了一些规范性的见解。他所作的是其他方面的思考，即仪式对知识和技术发展的妨碍。洛厄进一步表明，工具评价方法与科学认知方法是相同的。

沃尔特·尼尔（Walter Neale）的“制度”一文，引入了具有人类学特色的制度概念进行讨论，并将其与制度主义中相关的对应部分结合起来。他特别关注的是努力去澄清这个把进化经济学的特征归纳为“制度主义”的“根源词汇”的含义。

尼尔的核心思想是，“人们的大部分行为受到其所处社会的各种制度的控制”。“控制”意味着规定了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制度通过规定机会和约束来进行控制；它们创造并且限制了选择。“制度赋予行动以意义和持续性。”控制着实际收入的提供的那些制度安排，是制度主义者考察的目标。

在更全面地寻求一个关于制度的适当定义的过程中，尼尔得到的结论是，有三个特征可以识别一个“制度”：一些行动着的人；“赋予这些行为重复性、稳定性以及可预知秩序的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和规则，或使其合理化的”大众看法。由“为什么”这个问题得出的答案是大众看法，“如何”以及“为何”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控制规则。“大众看法表明各种行为的制度归属”，并“界定了那些产生和构成制度的各种情景和行为”。

尼尔通过对坚持使用他的理论结构所能带来的好处进行的全面考察，强化了他对制度的恰当定义。然后，他通过简要探讨约翰·芒克斯（John Munkirs）所考虑的“私人部门的集中经济计划”，阐述了这些好处的意义。他在论文的结论部分分析了由动机引发的行为如何由制度规则构建，但这些行为本身既不决定结构也不决定行为，并且讨论了制度的起源以及制度之间职能上的关系。此外，他使“制度”这个词脱离了那种幼稚地将其完全等同于仪式或歧视的语境。他的意图是要让他这个恰当的“制度”定义为分析提供便利，帮助考察者避免自己的文化先入之见，避免徒劳地关注动机问题以及一般化的社会功能。

小弗农·布里格斯（Vernon Briggs，Jr.）在“人力资源”一文的开篇，以编年史的形式，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历史上正式的正统分析中和实际的产业发展中对人力资源的忽视。除了凡勃伦、马克思和康芒斯之外，其他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把劳动视为一种同质的、低技能的、数量上的生产要素，视为一种由所有者-管理者购买和操纵的商品，而不是一种有待开发的资源。人力资源的发展对于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基本上都没有得到承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人力资源领域的兴趣徒增：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显然是受到访问苏联并观察到那里的工人所受的教育和培训的启发）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们开始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将其作为一种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稍有差别的产物。布里格斯通过很有说服力的批评而拒绝接受这种分析。人们第二次对人力资源领域的兴趣激增的原因来自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的历史分析，他论证了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中有将近3/4的份额是人力资源发展的结果（包括知识的增长）。丹尼森的贡献与制度分析是相容的。

人们第三次对此领域兴趣激增的原因来自带有制度主义倾向的劳动经济学家们的贡献，他们阐明了过去半个世纪中，由于技术进步、科学创新、外国的竞争、人口增长以及劳动力性别和种族构成的变化带来的就业结构的剧烈变化。按照这种制度主义传统，布里格斯推荐采用“指令性的人力资源干预政策”，推动在培训、教育、信息、提供职位等领域劳动的调节-变化过程。“人力资源方法所寻求的是为特定的个体环境对症下药。”在里根政府之前的几十年里产生的政策选择“菜单”总体上是成功的，尽管是相反的主张。

布里格斯接下来比较详细地考察了人力资源发展的三个“方面”：（1）关于可供利用的全部资源，他考虑了移民、充分就业以及利用不足问题。（2）关于可供利用的机会的定性分析，他探讨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劳动力培训、对少数民族的资格限制、失业救济以及长期教育问题。（3）关于“劳动市场上的人为壁垒”，他讨论的问题包括新古典主义对此作出的辩解、公民权立法以及其他反歧视措施。总之，布里格斯对人力资源发展的制度分析，对于适用的理论以及基于经验的政策制定都是一个杰出的、令人信服的、规范性的评价。

托马斯·德格雷戈里（Thomas De Gregori）在“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文中谈到，“将我们环境中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塑造成为对人类有用的、能够服务于人类的形式这一创造过程，是由科学和技术来决定的”。遵循艾里克·齐默曼（Erich Zimmerman）和克莱伦斯·艾尔斯的传统，德格雷戈里断言：“人类的知识和能力的总和是最主要的资源，是确定其他所有资源的资源。”据此，新古典文献中的“自然资源”、“资源天赋”、“给定的资源”以及“固定的和有限的资源”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过时的。

德格雷戈里继续指出：“资源从而并不是材料或者原料；它们是一系列的能力。这些能力以一种延续生命的方式利用物质和非物质世界的材料，这些能力定义了被我们称为资源的一种功能上的关系。”考虑到人类和物质是预先存在的，那么是有思想的、作为主动、自主行为主体的人创造了资源。

资源创造过程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和不断强化的反馈机制”，它反映在“人类思想的产生过程中、这些思想在技术过程中的体现，以及资源的创造过程中”。洛厄在前面的论文中探讨的思想和工具结合之间的相互依赖，在这里扩展到把资源也包括在内。在理解思想-工具-资源关系的过程中累积式的、演化的发展，成为实际收入所有的自主扩展的基础。

德格雷戈里提炼了资源的含义，提供了实例，评论了可供选择的观点，论证了资源创造理论的恰当性和可靠性。他考虑了资源的依存性、基于熵理论的悲观主义以及资源的可再生性。这种资源的技术决定理论被扩展应用于两个领域，即世界范围内矿产的获得，以及食品原料的供应。

他在论文的结论中提出，技术作为思想，以及作为资源的创造者，正在“解放”着以下几个方面：它为思考人类生命的可持续性开辟了一条崭新的、乐观的大道；它为摆脱正统学说对稀缺性观念的严重依赖提供了一些智识；它提供了一个能确实扩大选择范围的选择过程。资源创造过程是一种“突生进化”（emergent evolution）。它要求人们一定要选择他们的未来。就像布什和希克森在前面的论文中阐明的那样，这篇论文暗示了工具评价是决定人类未来特征的可靠方法。

鲍德温·兰森（Baldwin Ranson）的论文“制度主义的资本形成理论”是资源创造这部分内容的最后一篇文章。由于一个社会能够实质性地自由决定其人力资源的补充，以及这个社会从技术角度定义的资源的基础，因此它也可以实质性地控制其资本的形成。兰森开篇简要评述了“资本”这个词的含义的演变。他发现在那些原本相去甚远的概念中仍然有一条连续的脉络：“每一种资本概念所指的对象，都是一种人造物，它被认为对生产的持续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资本概念历史性的用法确定了“被认为具有生产力的人造因素”。

兰森认为，制度主义者并未将这种自发的生产力归因于工厂和设备；相反，他们相信生产力是知识的增长、知识在技术中的反映以及它通过制度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所带来的结果。制度主义者将“资本”视为“一个社会的技术以及对技术有帮助的制度”。与凡勃伦二分法相结合，兰森告诫道：“履行着区分身份地位这种控制功能，而不是产生收入的制度”并不具有生产力，从而就不是“资本”。总之，“通过让原料、技能，以及设备的生产力取决于技术水平和制度的有效性，制度主义的定义否认所有三种传统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是固有的，并使得所有要素的生产力都受到人类决断力的制约”。

像兰森所表明的这种制度主义的资本形成理论，与新古典的阐述有着天壤之别。正统经济学家把资本积累的发生看做是通过“减少消费品产出（更多地储蓄）和增加资本品的数量（更多地投资）”而带来的“当前生产特征的改变”的结果。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一个社会的资本积累，靠的是改变当前生产的水平和特征，增加这个社会对技术的掌控，以及提高它那些对技术有帮助的制度的效率，而不是靠传统上定义的储蓄”。

在论文的其余部分，兰森通过评论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1980年的一份正统经济学导向的出版物，论证了制度主义对资本形成的解释比正统学说更可信。在“资本形成的储蓄理论”在新古典理论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用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的“资金净投资的举债理论”（debt creation theory of funding net investment）替代这种“储蓄”理论，是兰森论文的重要贡献之一。

格雷戈里·海登（Gregory Hayden）在他的“各种时间概念的进化以及它们对社会经济计划的影响”一文中，确定了如下分析主题：“制度主义视角主要关注的是工具主义的问题解决方案。问题来源于制度过程，通过改变社会结构而得以解决。为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计划是必需的。对于计划来说，重要的是行动和结果将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个问题。要使新的社会结构起作用，必须对行动和事件进行恰当的排序。分析有先后顺序的事件的核心是时间分析。”海登批评了惯常的看法，即认为时间是一个流动的实体，并且总是在流逝。这样的观点表露在新古典主义说中，例如“应该基于一个贴现的时间流束的结果来为孩子提供教育”这个错误论点。

对海登来说，“时间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一个社会概念”。在现代考察中，“时间既不以一种循环的方式，也不以一种线性的方式从一个地方流向、趋向或者奔向另一个地方。它也不会填补点与点之间空间上的缺口。……在传统观念中，运动和连续被认为发生在时间中。今天的观念认为是运动定义了时间”。他说，“时间是运动的持续时期，是没有方向的”。他认为，“世界没有一个注定要到达的未来，除非从‘之后’是相继于‘之前’这个意义上来说”。与这种观点相比，那些关于宿命、必然性的旧思想就相形见绌了。“现代的时间观念使我们可以利用钟表来有条理地控制事件，而不是让我们受制于在钟表的运转中流逝的时间。这扩展了现代计划制订者们的自主性和责任。”

海登还从东西方不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各种线性的、循环的或者摆动的时间概念。文中特别包含了对新古典的、基于基督教的——牛顿式的时间观念的批评，这种时间观念认为时间的流逝不会发生质的变化，而是将会被有效地使用。这种假设“通过采用几何意义上的贴现方程”而具有了可操作性。这篇论文在结尾部分论证了社会考察的整体框架中，从“时间贴现”到“适时”（timeliness）这种转变的意义。将系统分析和图表展示结合起来，他表明了对“实际时间控制系统”巧妙排序的重要性。他探讨了从“事件同步”到“社会过程排序”这种考察的转变。

威廉·梅洛迪（William Melody）的论文“信息：制度分析的一个新兴领域”，开辟了一个日益重要的考察领域，迄今为止，这个领域在经济学知识中仍然非常落后。他断言：“社会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信息及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效传播。信息以及信息传播的手段对所有制度都具有根本性的、普遍的影响。”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在经济学考察中阐述和运用“信息”概念方面尤其处于一种非常有优势的地位。

在追溯历史上经济学家们对“信息”的探讨时，他发现了始于亚当·斯密的各种重要洞见，其中包括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持未经检验的“完全知识”假设的新古典主义者对此几乎没有什么贡献。但在约翰·R. 康芒斯的“交易”概念中，以及尤其是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广泛的贡献中——包括他对“时间偏向的”和“空间偏向的”传播与信息系统的思考——梅洛迪发现了信息分析的先驱。

梅洛迪从信息的产生及信息的控制两方面深入地检验了信息在各种市场环境中的重要性，特别关注了当代的信息市场本身。梅洛迪考虑了“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人们可以获得的信息的数量和种类产生的影响。他也探讨信息以多种形式发生的急速扩大以及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信息本身变成了一种可交换的商品。对信息内容的规范评价以及对信息享用权的公共利益评价必然成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对象。制度主义者通过考察以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可以“做得更多，而不仅仅是解释这个世界。遵循康芒斯的传统，他们可以参与到改变这个世界的活动中去”。

菲利普·克莱因在“权力和经济运行：制度主义的观点”一文中指出：“我们可以根据最为传统的经济学观点所考虑的核心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来定义权力。一个人决定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或者它们的逻辑扩展）的能力越大，这个人所拥有的我们所称的经济权力就越大。”因此，权力是“一个人影响经济完成为它指派的任务的运行方式的能力”。经济是一个“权力体系”。

在广泛地审视和评价了各种主要的主流正统经济立场与激进经济立场之后，克莱因发现它们都没有对经济权力提供一个可靠的、有启发的分析。当前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者，通过假定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和“民主的”配置逃避了这个问题；除了被当做一种病态关系的政府“干扰”之外，权力并非考察的对象。在当代主流学派的理论构建中，对理解经济权力的分析性贡献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发生了“不完全竞争革命”以及抛弃了自由放任观念，但对产业组织的分析仍然没有严肃地对待克莱因所定义的那种经济权力。对绩效的检验仍然是传统的标准：“配置效率”或者“合理利润”。对私人权力最新的辩解是“可竞争市场理论”。基于新古典学说的公共选择理论将正统的微观理论应用到政治过程中；克莱因认为把政治理论应用到经济权力的分析中将会更富有成效。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结论表明，“无论市场怎样失灵”，很可能“政府行为只会使其更糟”。

然后，克莱因转向了重建经济权力及其可衡量性的制度主义观念。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始于凡勃伦包罗万象的观点。用克莱因的话来说，“经济权力源自对技术变革的理解，以及故意操纵制度的反应，这通常是为了一个小集团的利益”——对凡勃伦来说，就是“既得利益者”。克莱因通过综合康芒斯、艾尔斯、罗伯特·布雷迪（Robert Brady）、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兰德尔·巴利特（Randall Barlett）的贡献，推进了制度分析。从这种综合中以及克莱因自己的贡献中，得到的是一个更完整、更有启发的理论分析，去解释经济权力源于何处，它如何得到运用，以及通过什么样的制度而得到运用，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衡量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目标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来实现以及如何规范地评价权力中心的绩效。对克莱因称为“更高的效率”——是一种结合工具评价的公共利益观点——的探索并没有产生最终的答案；探索的收获是一个管理得更好的经济过程，更充足的实际收入，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更大的民主责任。克莱因在文章的最后提醒我们，随着实际上发挥着私人产业管理功能的跨国公司的出现，目前经济权力的考察范围必定是全球性的。

里克·蒂尔曼（Rick Tilman）的论文“民主的新工具主义理论”是本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克莱因前面分析经济权力的论文中的民主模式和伦理含义，在这里成为了蒂尔曼论文的明确主题。民主理论为把握权力的可衡量性提供了引导。

蒂尔曼发现，在一个更大的一般性理论的多样性背景下，制度主义者之间在民主理论的类型方面存在一些理论上的（他称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是正如福斯特的论著中所反映的那样，民主的工具主义观点也许会产生最普遍的制度分析对象。如蒂尔曼所表明的那样，“民主不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而是一种将大众的一致意见转变为实际成果的过程”。这种对社会政策的大众决定，允许在经济和政策的不同组织方式之间进行选择。它永恒的特性是学术自由、开放的探究、信息公开以及充分协商这些程序上的准绳。它并没有为了某种主义或者乌托邦经济而加入一种处方。

意识到这种对民主过程的工具主义识别，蒂尔曼求助于杜威及其追随者为这些过程的特征提供一个较全面的描述。蒂尔曼提出的一些较重要的洞见如下：● 民主“把目的从被视为等级制度的身份地位中分离出来”。● 民主接受“有助于进步的变化所具有的功效”。● 在民主政体中，“几乎没有什么社会结构不能被抛弃或者改

变，因为所有社会制度都要服从于集体意志以及实践的检验”。● 工具主义者的民主是“一个可以通过对结果的判断进行自动

修正的自然主义理论”，而且“自动修正的方法探求的是其过程

和结果的公开验证，并遵守这种验证”。● 用杜威的话来说，民主取决于“协商、说服、谈判、沟通以

及智力协作等方法”。

蒂尔曼继续他的工具主义民主理论的引导之旅，探讨了“适当的人类成长和发展”这些规范性的问题，考察了“民主-科学类比”，在其中，经验模型和自动修正的价值判断相互得到反映。在思考民主制度下的大众组织和行动中的困难时，蒂尔曼引用了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观点，以支持杜威的思想。他简略地评论了诋毁民主模式的实践的那些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公共选择理论家，称其为“因循守旧的精英主义者”。

蒂尔曼在结论部分对制度主义模式和民主伦理的扩展在当前面临的威胁给出了一个清醒的、但却是乐观的评价。要使民主控制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实现需要做一些调整，这就要求当前支配着经济制度和程序的公司精英和政治精英们作出根本性的转变。致　　谢

导言中剩下的任务是致谢，这实在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首先要感谢制度思想学会和进化经济学学会的几十位成员，他们最早支持这个项目的想法，并对主题和可能的撰稿人都提出了建议。其次，我同样要大力感谢在百忙之中欣然而热情地接受了邀请并给此论文集提供文章的作者们，他们其他的工作任务本来已经很繁重了。我同时也要衷心地感谢每篇文章的“第一读者”，他们对这些文章的初稿提出了建设性的评论及建议。尤其是温德尔·戈登（Wendell Gordon）阅读了几篇文章的初稿。文章的作者们在自己的致谢中一一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另外，非常感谢特别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布什教授、汉密尔顿教授、海登教授、克莱因教授、梅修教授、尼尔教授和特雷冰教授（前文已作介绍）——他们在为数不多的几次全体会议中，更多地是各自在电话上，非常耐心地对一些指定的内容、主题以及程序等提出一些建议，促成了这一计划的圆满完成。非常感谢他们支持及鼓励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大体上都被采纳了。还要感谢罗伯特·柯里（Robert Curry）教授、约翰·亨利（John Henry）教授、菲利普·克莱因教授、戴尔·布什教授和沃尔特·尼尔教授对这篇导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最后，我要代表所有作者和我本人特别感谢《经济问题杂志》的论文编辑安尼·路易丝·杰克逊（Anne Louise Jackson），感谢她在将这些书稿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所做的热诚和专业的工作。她的工作量非常繁重，我们都由衷地感谢她为此书的出版所作的重要贡献。《经济问题杂志》主编马克·R. 图尔1987年5月30日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

参考文献：

Ayres, Clarence. 1944.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Chaper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Blaug, Mark. 1978.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3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与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尽管有一定联系，但仍然属于两个有极大差别的经济学流派。新制度主义者也常常把自己的学说称为Evolutionary Economics，比如新制度主义的学术组织名叫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为了把这两个Evolutionary Economics相区别，我们把新制度主义者所称的这种学说译为“进化经济学”，尽管“进化”这个译法不够准确。——译者

(2) 制度思想学会是新制度主义者的另一个学术组织，由20世纪70年代与进化经济学学会存在一些矛盾的新制度主义者创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两个组织捐弃前嫌，制度思想学会逐渐合并到进化经济学学会中。——译者第一部分制度主义的起源(1)安妮·梅修

最早的制度主义者们——托尔斯坦·凡勃伦和约翰·R. 康芒斯——都是在内战之后的几十年长大成人的，并且这两个人都从19世(2)纪90年代开始发表论著。凡勃伦1857年出生于威斯康星州，康芒斯1862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正如凡勃伦的“边疆血统”一样，这两个人的中西部出身常被提及。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一个由于迅速的工业化而飞速变迁的国家成长起来的。他们成年后走进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他们父辈的世界；这对于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美国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否生活在中西部，都是确凿的事实。

对于这种变迁，最明显的表现和说明也许是农业在美国经济与社会中的相对重要性的下降。在1860和1870年，53％的劳动力务农。在1880年，这个比例仍有52％，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个比例猛(3)降到43％，并在19世纪90年代仍然进一步缓慢下降。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劳动力增长了34％，或者说增长了差不多600万人，因此非农业部门的就业量就像这个部门的产量那样急剧增加。1839—1859年间，农业大约为国民收入贡献了26个百分点，制造业和矿业的贡献则为14％；但是在1880—1899年间，农业的份额降到了15％，而制造业和矿业为一个已经比过去高得多的国民收入贡献了25个百(4)分点。在1870到1913年这段时期，GNP以4.3％的速度增长，人均(5)GNP则以2.2％的速度增长。劳动力的增长、产出的增长以及农业贡献率的相对下降，伴随着产出和非农业部门就业量二者在性质上的实质性变化。劳动生产率在1889到1919年之间年均1.6％的增长率，证明了技术的不断改进和能源使用的增加。表1以另一种方式衡量了劳动力构成的变化。在证明美国经济的不断工业化方面，工程师相对数量的增加只不过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表1　对劳动力构成变化的衡量

数据来源：斯坦利·莱伯高特（Stanley Lebergott）：《美国人：经济记录》（The Americans：An Economic Record）（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1984年）表27.3（第39页）。第四栏的数据为计算所得。

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变化同产出的数量与构成的变化一样剧烈，而这些变化无疑更具有冲击力。在1870和1880年，只有1/4多一点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而这些城镇的人口只有大概2500人左右。到1900年，40％的人口居住在这样的地区，到了1920年，以这个定义衡量的话，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城镇”人口。在1870年，有大约一半的“城镇人口”居住在50000及以上人口的城市：这也就是说，只有1/13的美国人居住在超过50000人口的城市里。到1900年，“城镇人口”的一半以上，或者说每5个人中就有1个以上的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0000的城市。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大企业”与“强盗资本家”崛起的时代。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大多数制造业只生产一种产品，企业只有一家生产单位，而且由同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所拥有和管理。作为合法组织的公司形式被加以调整，以适应新出现的多种产品、多个生产单位、官僚式管理的企业这种经济现实。“强盗资本家”是最明显的特征，但他们并非经济组织的变迁的动因，这种变迁包括了新型银行业务的发展、外部融资对企业越发重要、扩大了的市场，以及发生了巨额营业成本（overhead costs）的企业间新的竞争形式。(6)

大企业的兴起绝没有受到大多数讨论这个问题的人的欢迎。制度主义的奠基者们与普遍的看法至少取得了部分的一致。康芒斯和凡勃伦都从早年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经济变迁，这种变迁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组成部分。在康芒斯的自传中，他或许是略带苦笑地调侃道，他父亲在生意上的失败可以说“从历史的角度来(7)看是合理的。他没法让自己适应货币和信用经济”。

康芒斯和凡勃伦是在经济朝着彻底商业化的“货币和信用经济”发生大规模变迁期间成长起来的，他们早年的研究兴趣反映了这一点。康芒斯开始他的经济学研究，是出于对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思想的热情，对理查德·T. 伊利（Richard T. Ely）的“社会(8)主义”的兴趣以及一种积极的社会意识和在分配问题上的兴趣。他(9)从一开始就对工会中发生的有组织的变化感兴趣。凡勃伦早年对经济学的兴趣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叙述，但他的第一任妻子称，他们读过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10)Backward），而这代表着“他们生命的转折点”。像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运动和理查德·伊利的“社会主义”一样，爱德华·贝拉米重构世界的乌托邦方案，是对内战后伴随着高速的、常常是破坏性的经济增长而来的富有冲击力变化的一种反应。新思想

在论述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的时候，无论是凡勃伦还是康芒斯都没有过分依赖经济思想过去的传统，也没有过分依赖过去对经济改革的合理性证明；相反，他们两个人都立足于那些当他们正试图去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社会经济变迁时恰好涌现出的新的社会科学。

曾有四种思想对制度主义的发展以及它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分离起着重要作用：进化、文化、文化相关性以及工具评价。所有这四种思想都产生于创造了现代社会科学的那种蓬勃发展。在内战之后的年月里，实际上美国的所有社会思想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受到查尔斯·达尔文或者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的影响，或者至少是间接的影响。(11)作为解释19世纪晚期的经历的方式，自然选择和进化思想进入到了家庭与大学关于经济事务的讨论之中。或许重要的是，发现了斯宾塞关于经济中适者生存思想的吸引人之处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是一个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而失业的移民的儿子。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强调通过人的能力改变进化进程的莱(12)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曾是一个在做政府小职(13)员时靠上夜校而接受教育的穷孩子。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一些人的迅速致富以及许多人缺乏生活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合理性解释，这正是19世纪最后20年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中的、市场主宰的美国经济的特征。

把社会和文化看做一个不断演变的系统的思想，产生于进化思想与19世纪形成的人类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变异这方面大大丰富的知识的结合。在美国，刘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开始记录在“现世的原始人”中的社会变异的证据。他不仅记录了易洛魁族人（Iroquois）的亲缘体系，也划分从而“解释”了这种体系。他“将整个历史分成三个主要阶段——未开化时代、野蛮时代和文(14)明时代——并将每一个时代与经济和知识的成就联系起来”。据罗伯特·H. 洛伊（Robert H. Lowie）所说：

从未开化时代向文明时代渐进发展这种思想的出现，比达尔文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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