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半是野兽(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越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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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半是野兽(上)试读：

在北京市朝阳区与通县之间，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叫做马店。说它是村子，其实并没有多少户人家。靠马路边的一所小四合院儿，是这个村子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建筑。它的前身，原是一家车马店，专门接待赶着大车或牲口进京做买卖的车把式和小商贩。店老板是个姓马的山东人，开的又是车马店，来往的客商们都管这家小店叫马家店。日久天长，马家店简化成了马店，也成了这个小村子的村名了。

解放初期，这家车马店的生意还很兴隆。五十年代中，货运大卡车越来越多，赶着大车轰着牲口做买卖的客商却越来越少了。马老板的生意不佳，又赶上要公私合营合作化，就把大车店给关了，改为油盐酱醋烟酒杂货店，专门供应本村这十几户人家和过路的车辆行人。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本村的红卫兵鉴于他是本村唯一的“资产阶级”，应该是革命的对象，也曾经气势汹汹地来抄过马老板的家，不过没抄出什么名堂来，最后还是以“小业主”的身份宣布被“群众专政”而不了了之。

事隔一年以后，忽然来了一帮城里的红卫兵，从马老板的床铺底下居然抄出一张齐脖子撕成两半儿的毛主席像来，于是“小业主”一变而成了与无产阶级有刻骨仇恨的“反动资产阶级”，不许再住在首都北京，由红卫兵出面向公社要来了马老板一家的户口，解回山东原籍监督劳动去了。一所有七八间房子的小四合院儿，从此成了红卫兵的联络站。大串联开始以后，这里又成了单身红卫兵接待站，专门接待从东路来京串连的单身红卫兵。

这里，大门口斜插着一面极大的红卫兵大旗，红底黄字，迎风招展。大门里面，进进出出的都是身穿旧军装、腰系宽皮带的青年男女，最大的不过二十来岁，最小的才十五六七岁。

这里白天只有几个人，一到晚上可就热闹了：有时候开庆祝会，烟雾腾腾，酒气熏天，杯盘狼籍，大呼小叫；有时候开斗争会，皮带飞舞，拳脚交加，连打带骂，也是大呼小叫的。当时是红卫兵的天下，不是红卫兵的村民们，连接待站的大门也进不去，门里面到底庆祝什么，批斗什么人，村民们根本不知道。

其实，这个单身红卫兵接待站是假的。住在这里的“红卫兵”，有的半真半假――也就是说：他们曾经是红卫兵，可现在不是了，至少本质上不是了；还有一些人，则从来就没当过红卫兵。比如说：现在正跟站长林建国睡一个被窝儿里的田春英，就是个从山东来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当上红卫兵的女中学生。

这个假的红卫兵接待站之所以要设在这里，并非偶然。

五十年代初期就住在北京的人总还记得当时发生的“管庄事件”。管庄，地处朝阳区与通县之间，建筑工程部有一个下属单位设在这里，“文革”初期刘少奇蹲过点的著名的建工学院也设在这里。结果，这里的治安，建筑工程部不管，朝阳区不管，通县也不管――名为管庄，实际上是个“三不管”地区。于是这里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变成了流氓横行盗贼蜂起的自由世界。

马店的情形和管庄差不多：同属边界地区，村子又小，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了公检法系统，派出所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内部忙于夺权斗争，根本顾不上这个一向平安无事的小村子。再说，当时的红卫兵见官大三级，连民警也让他们几分；既然是红卫兵的接待站设在这里，派出所的民警干脆来都不来了。所以说，这里是最安全、最妥当的地方，要不是内部有“叛徒”出卖，在这里设据点，简直是万无一失的。

这个接待站，目前一共住着十六个人，八男八女，正好八对儿。其实他们只是这个团伙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住在城里，另立山头。林建国刚来这里当站长的时候，这里男男女女的挤了二十多个人，林建国怕树大招风，就分了十来个人到城里去另辟根据地，以免万一被破获的时候会叫人家一网打尽。因此，他们习惯地称这里为“总部”，而把城里新辟的根据地称为“据点”。

已经是半夜里十二点过后了，但是在这里的人，很少有十二点以前睡觉的先例。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们，白天在外面游够了，听来看来的一肚子新闻和小道儿消息，要在晚饭之后互相交流；党中央、毛主席发布的最新指示，也要在这个时候弄懂吃透，以便活学活用，随机应变。实在没得可谈，大家就分作几摊儿甩扑克，非到困得睁不开眼睛了，才各回各的房间去睡觉。

住在这里的八男八女，实际上是非正式的八对儿。马老板的小四合院儿，大门外面原来有一个喂牲口的马棚，如今已经拆掉，变成一块空地了；大门里面，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一共是七间房间。东厢房两间，一间做了伙房，一间做了储藏室，西厢房两间和正房两间早在大车店时代就是打通了的，如今改作接待站，正好各安一排统铺，名义上是一铺睡男，一铺睡女，但是关上了大门之后，两排统铺上，可就是男女混居了。

住在这里的青年男女，当然都是彻底的性解放者。林建国没来之前，这里是一个“群婚制”小社会：也就是说，今夜甲男和乙女在一起睡，丙男和丁女在一起睡，到了明天夜里，就是甲男和丁女、丙男和乙女在一起睡了。高兴的时候，双方四面说好了，上半夜到下半夜就可以交换。这种“游戏”，他们的“行话”称之为“推磨”。林建国来这里当站长以后，推行“新政”，制止了“推磨”的游戏，谁是谁的“婆子”，基本上定了下来――当然并不完全排斥因为无法相处而进行的适当交换或打乱了“另点鸳鸯谱”。但是因为房间只有两大间，不可能一男一女单占一间房，所以直到今天还是一张统铺上睡三四个“对儿”。大夏天的，睡觉不怎么遮东西，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天天夜里不过十二点不睡觉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为接待站的“站长”，作为这个哥儿们团伙的“龙头大哥”，林建国在这里享有特殊的权利：拥有自己的一间房间。他的这间“办公室”兼卧房，坐北朝南，是三间正房中的东房。这时候，林建国正和他的新任临时夫人田春英双双仰卧在土炕上。

林建国白天奔忙了一天，上炕以后又跟田春英温存亲热了一阵子；这会儿脑袋一挨着枕头，就有点儿迷迷糊糊的了。田春英背着“黑帮子女”和“狗崽子”的牌子从山东来北京告状，告来告去，一个还不满十八岁的黄花闺女如今竟当上了“压寨夫人”，而且居然还是自觉自愿的，变化之大，速度之快，确实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现在半赤裸着身子，躺在这个说是丈夫实际上又不是丈夫的男人身边，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却还浮想联翩，一点儿睡意也没有。

田春英在黑夜的微光中睁着两眼想心思，忽然发现窗户外面亮光一闪，接着大门口和房上都有了响动。她隐隐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头，正在犹豫要不要叫醒林建国的时候，窗户上又亮起了一道道手电筒的亮光。这一回，她可再也不犹豫了，急忙把她的“爷们儿”推醒。

林建国一骨碌翻身坐起，撩开窗户帘儿往外一看，月光下，只见房顶上、围墙上站满了穿白制服的警察，有的纷纷往下跳，去开大门，去搜索房间；有的就站在高处用强力手电往下照，寻找各个房间的门户。紧接着就听到杂乱的敲门声、踹门声、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辱骂声、皮带飞舞抽打在肉体上的噼啪声、被打的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呼痛声，混成一片，乱成了一锅粥。用不着问，这是他们所最担心、最不希望发生的那件事儿，终于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突然之间光顾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林建国心里非常明白，事态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田地，一切脱逃、顽抗之类的企图，都是不实际也是不可能的了。他正要穿衣下炕，房门让人一脚踹开，好几支手电筒一下子照到了他和田春英的身上，接着门口响起了一串清脆的、刚刚过了变音期的半童音：“不许动，举起手来，你们被捕了！

林建国是个老牌儿红卫兵，这种场面，经得多也见得多了。尽管他并不打算顽抗，但也不想服从这种戏剧性的命令。在手电筒光束的紧追下，他从从容容地走到了炕边，伸手把电灯拽着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腾地跳了进来，在他的后脊梁上狠抽了一皮带。他猛一转身，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小红卫兵，左手捏着电筒，右手扬起了带铜扣的皮带，又要抽下来。林建国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瞪了他一眼，低沉地喝令：“住手！我不拒捕。不过得让我们穿上衣服。你要是再动手，我就要自卫了。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你负责！”

那孩子还是个雏儿，只不过是跟着大人出来挥舞着皮带过一过打人的瘾头而已，要是真动起手来，他还满不是个儿。猛可里让人家一把抓住了手腕儿，又听到一声严厉的警告，竟像木头一样钉在那里愣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在他身后，走上来一位民警，手里捏着手枪，眼睛看着林建国，却对那孩子说；“华子，放了他，让他们穿上衣服，谅他们也跑不了。”

两个人同时松开了手。林建国先把田春英的衣服扔给她，自己也穿上了外衣。那位民警取出一副铐子来，用熟练的动作，把林建国和田春英一人一只手铐在一起，就把他们推出门去。

林建国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瞪了他一眼，低沉地喝令：“住手，我不拒捕！……”

这时候，住在接待站的八对儿男女，都已经两个一串儿地铐上了手铐集中到院子里来了。他们中间，有让皮带扣子打破了脑袋，直往下流血的；有赤着双脚，只穿一条小裤衩儿的；东北姑娘三瓣儿嘴最狼狈，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一件小背心儿，胸前还撕破了一大块，露着奶脯子。

搜捕工作还没有结束，屋子里正在翻箱倒柜，寻找赃物和罪证。一个干部模样的民警拿出一张单子来，点过了名，就下令要往门外带。田春英用手捅了桶林建国，又用嘴向三瓣儿嘴呶了呶，轻声地问：“就这副模样叫人家抓走吗？”

林建国跨出一步，伸开两手拦住了身后的人，向刚才点名的那个民警说：“我们犯了什么罪，有国法在那里管着；你们来搜捕，我们也没有反抗；为什么连衣服鞋袜都不许穿？要是不许穿衣服，我们就不走了。该怎么着，你瞧着办吧！”

他这种傲慢的神态和话语惹恼了两个大点儿的红卫兵，倒提着皮带恶狠狠地走上前来兜头盖脑呼呼就是两皮带，嘴里还带着骂人的脏字儿。林建国咬住了牙，任凭他们抽打，一动没动地挺立着。田春英见他挨了打，一转身张开两手护住了自己的情夫，刚喊了一声：“不许打人！”背上早已经挨了两皮鞭子。这时候那个干部模样的民警过来劝住了那两个打人的红卫兵，又叫人进房去抱出几套衣服来，让大家胡乱穿上，也不管原来是谁的，反正都是旧军装，也用不着分男女了。

房上的人下来，把犯人全都装进停在门口的囚车里，关上 门，上了锁。车前是一辆插着三角小红旗的摩托车开路，一路呼叫着开到了分局。

林建国等一伙儿十六个人被押上囚车开往分局的途中，尽管有带枪的民警盯着，车里面的灯光也不太亮，可他们还是通过眼色，通过手势，通过低声的、简短的一句半句话，互相串通好了：到了分局，先咬住牙，除了承认“搞对象”之外，什么也不承认。

囚车开到分局，十六个人全被送进拘留所小院儿。照例是一个个被叫到值班室去搜身、登记财物、填表、留指纹掌印，然后分男女关进“号儿”里也就是拘留室里去。二、拘留所的第一天

北京市各区各县的公安分局，都设有拘留所，专门关押未决犯和拘役犯。拘留所设有所长和值班民警，是分局的直属单位。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只要是出于需要，不管你是嫌疑犯还是未决犯，关押几个月是常事；个别案犯一时查不清结不了案，竟还有在拘留所里呆上一两年的呢！

分局拘留所的“男号几”，是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面对面搭着木板统铺，中间留着大约一米宽的“通道”。林建国他们被送进来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三点钟，木板统铺上像沙丁鱼罐头似的一个紧挨着一个躺着足有五十个人。有衣衫破碎蓬头垢面脸颊瘦得像猴儿脚丫子黑得像穿着黑色尼龙丝袜的“老号儿”，也有服装整洁皮肤白嫩脸蛋儿还红朴朴胖嘟嘟的“新号儿”。不过只要一进了这里，不管你新老贫富，也不管你身犯何罪，倒是一律平等了。初秋的凌晨三点钟，站在院子里，还有点儿凉飕飕的，可一迈进“号儿”里，一股汗臭、脚臭、口臭、狐臭和胃里翻上来的酸臭混合在一起的热臭气迎面扑来，叫人恶心，令人窒息。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噜此落彼起，遥相呼应。酣睡的胖子敞胸坦腹，汗液津津，口水滴滴；警醒的瘦猴缩脖蜷腿，忧心忡忡，贼眼荧荧。一个胖子民警走在前面，一面大声嚷着，喝令已经挨得很紧的人再挤得更紧些，一面动手拨拉，迫使他们每隔三五人挤出一道二十厘米宽的缝儿来，叫林建国等人像楔子似的�进去躺下。被拨拉醒了的人小声地嘟嚷着，咒骂着，极不情愿地往一侧蠕动一下身子。当肉�子不顾一切地往人缝儿里�进去的时候，有几个人还故意大声地叫嚷起来。

好不容易把八个人全部�进去了，胖民警退出门外去把门锁上。“号儿”里按例夜里不许关灯，那昏黄的灯光其实并不亮，林建国却觉得特别刺眼，听着鼾声，闻着臭气，想着心事，哪儿有一丝儿睡意？

好不容易等到六点半钟值班民警打开铁门喊起床，尽管别人都还睡眼惺忪，懒洋洋地不想起来，可林建国却头一个下炕穿鞋，急着想往门外去透透新鲜空气了。

起床以后，先排队“放茅”，也就是上厕所。“号儿”里留下四名做值日的老号儿叠那几条黑得油光闪亮的夹被，清扫地上的垃圾，抬走门背后的那只大尿桶。其余的人，放完了茅，有烟的抽烟，有毛巾、牙刷的在一排自来水龙头下面洗脸刷牙，用最快的速度洗衣服袜子。家里没人送衣物的，只好在一旁干瞅着。林建国他们这一伙儿，一半儿是北京没了家的老北京，一半儿是外地来的真假红卫兵，除了被拘捕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一身衣服之外，就一无所有了。今后当然也不会有人给他们送任何东西来。他们站在蓬头垢面的那伙儿人一起，设想着再过十天半个月，他们的模样儿也就跟那伙儿人相差无几了。“女号儿”就在男号儿的对面，从那钉着铁条的窗户数目，可以推知房内面积还不到男号儿的一半儿大小。这会儿，里面的人虽然都已经起床，但不许出来。因为院子只有一个，而且很小，不能让男女混杂，同时放风。

六点五十分，男犯排队归号儿，女犯才放出来，林建国想跟田春英打个招呼，或者看上一眼，但根本不可能。

归号儿以后，林建国以为要开饭了，但是没有。按照规定，拘留所每天开两顿饭，上午九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七点到九点，是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学习时间，对照“老三篇”，端正态度，检查各人的犯罪动机和思想根源。

拘留所里，有许许多多规矩。有条文规定的，有民警口头通知的，也有多年来在人犯中自然形成的。号儿里的墙上，就贴着一张“所规”，用比核桃稍大的宋体字写着“一切行动必须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许大声喧哗打架斗殴、不许互相串通案情……”等等，这是明文规定；一进拘留所，经过搜身、登记、摁指纹之后，各人的名字从此暂时停止使用，每人编一个号码，民警传呼，叫号码，各人有所请求，也必须自报号码，这是明确宣布的；每天的作息时间、饮食定量、劳作定额、放茅次数，都有一定之规，不用宣布，住上几天，就会全都明白；至于管值班民警叫“班长”，互相之间称“同学”，则无从考证始于何年何月，只能算是“相沿成习”吧。

在拘留所里，值班民警只管号儿外面的事情，如开门放茅放风，带领小值日到伙房去抬饭抬菜抬开水，发放劳作工具和材料，验收成品等等。号儿里面，生活由“值日号”管理，学习由“学习号”主持，劳动由“劳动号”分配。他们都是进所时间较长、认罪态度较好并且有能力控制驾驭各色人犯的人犯。值日号名叫“值日”，其实不是只值一日，只要他不犯过错不离所，很有可能就此一日一日地值下去。为了跟搞卫生的“小值日”有所区别，就称之为“大值日的”。这种人大都是拘留所里的常客，有的常来常往，有的是跟“班长”们早就混熟了的“老号儿”，精通拘留所里的一切明暗规章制度。

学习开始之前，照例要进行一次“排座次”的仪式。排完了座次之后，白天按座次进行学习、劳动：晚上按座次就寝。一般说来，座次是按入所的时间先后排定的。最后一个进门的，就睡在门旁边儿，紧挨着尿桶，一直要到又有新号儿进门了，才能顺次上升。不过这也并不是绝对的，在社会上，人分三流九等，在拘留所里，人也分三流九等：政治犯、杀人犯是上九流；贪污、诈骗、流氓、盗窃是中九流；通奸、强奸、老顶之类的“花儿案”犯人，则属于下三滥、下九流。杀人犯一进门，按例要受到优待，不能让他挨着尿桶睡。因为这一类人将不久于人世，不妨稍示优待，再说人之将死，什么都豁得出去，万一不管不顾地闹腾起来，结果无非是大伙儿不得安生；三者凡是敢于杀人的人，不论有理没理，总还是个血性男子。作为一条“好汉”，也值得大伙儿尊敬一番，逊让一番。此外，拘留所里的常客，按例也是受到优待的。因为这一类人对拘留所里的一切都已经门儿清，既瞒不住他，也镇不住他；再则这一路人大都是些小偷小摸的轻犯，关上十天半个月，就要放出去。关在拘留所里的人，最大的苦恼就是跟外界失去联系，而这种关几天就放出去的人，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最好的联络员。因此这种人一进来，几乎人人欢迎。不少人放出去以后，身负十几处联络任务，会得到不少好处；甚至有人为了达到回来通风报信儿的目的，故意失风，故意让雷子抓回拘留所来再关上几天的。“三瓣儿嘴”的男人二秃子是个惯窃，是惯窃就难免有失风的时候。因此，二秃子进分局蹲拘留，也已经不是一回两回的了。 二秃子的父亲，原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一名工友，因为有盗窃行为，被开除送劳动教养了，他母亲在郊区县做工，一星期才回家来一次，他奶奶管他不住，经常逃学，跟女同学出去刷夜，从在路边偷西瓜、偷汽水发展到上公共汽车偷钱包，后来被前任龙头大哥所征服，教给他高超的掏包儿绝技，又给他物色了一个东北姑娘做婆子，从此成为职业小偷儿。当时北京的公安人员办案，以

分局所辖地面分片儿包干，在哪个区里逮住的人，就送进哪个分局。因此，二秃子几次失风，进过好几个不同的分局，每次都是 “初犯”。关几天，通知他母亲来接回去，就完了。他母亲一回厂，他忘不了三瓣嘴儿，又溜回他们的黑窝儿。三进三出以后，对于拘留所里的种种，他已经完全掌握，尽在胸中。

按照规定，号儿里不许抽烟，也根本没有火柴可以点烟；要抽烟的人，只能在早中晚三次放风的时间到院子里去抽。火柴装在“班长”的口袋里，点着了一支烟以后，火柴立即收回，其余的人，全靠互相对火。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有例外；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拘留所里面，仍不例外。这种例外的原因，一是习惯势力，二是共同利益，而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号儿里面并没有属于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一切管理工作，全都假手于“靠拢政府”的人犯。于是长期以来形成一种老号管新号、强者管弱者、横(hèn�)的管悚(són�)的这样一种局面。种种陋规恶习，都能够在“瞒上不瞒下”的情况下形成、发展并沿袭下来。

早上放风的时候，二秃子就已经捡了好几个烟头在兜儿里揣着。这时候，他要大显身手，露一露他“老拘留”的身份了。只见他脱下鞋子，盘腿儿坐在炕上，从破褥子里掏出一小团棉花来，夹在两只鞋底子的中间用力来回揉搓，三分钟之后，那棉花团儿冒烟儿了，用嘴一吹，居然从一丝儿火星星吹成了一个小火球。二秃子赶紧摸出一个烟屁来，对着小火球猛嘬了两口，把烟点着，接着穿鞋下炕，哈着腰走到值日号面前，把这个点着了的烟屁献了上去，却不发一言。

这种反常的举动，一个初进拘留所的人不但不能想象，而且会感到奇怪，担心这个胆大包天的人一定会遭到一顿呵斥甚至责打。但是令人更加惊奇的是：值日号接过这个烟屁去，嘬了一口儿，就递给学习号，学习号也嘬上一口儿，又递给了劳动号。一个烟蒂，本来就没多长，在拘留所里能捡到的烟蒂，比在会议室里的又不知道要短多少。因此传到劳动号手上，再抽上一口儿，就已经烧到了手指头，只好扔掉了。

一行有一行的规矩，一地儿有一地儿的风俗。拘留所里面的这种“进见之礼”，讲究的就是一个烟头，还得自己取火点燃。要是哪位老戆(�ǎn)也来效颦，献上一支大前门去，那可真叫马屁拍在马腿儿上，当时就有好果子吃了。

通过二秃子的“拜山门”，三位老拘留已经知道昨儿晚上半夜过后才到的这八位金刚，都不是等闲之辈，在排座次的时候，没把他们排在外排炕的最后，却排在里排炕的最后。一般地说来，里排炕上的人一是资格老，二是身上干净点儿；衣服破烂、肮脏邋遢的流浪汉，一般总是长期地睡外炕，永远不会有“升迁”的机会的。

几天以后，他们才探听明白：这个值日号，敌伪时期是个在天桥唱滑稽二簧的旧艺人，什么样儿的流氓地痞他全见过；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吸毒蹲过监狱，解放以后，又因包庇反革命判过七年徒刑；这次拘留，是因为在内蒙古拐带一个姑娘来北京，而恰恰那姑娘的父亲是个革命造反派，因此跟“阶级报复”又挂上了钩，而那姑娘又一口咬定是自己要跟他到北京来见识见识的，于是迟迟定不了案，放在拘留所，已经七八个月了。他在旧社会是个混混儿，在新社会是个劳改油子，公安局里的那一套，什么没见过？

至于那个学习号，则是王府井一家大书店的营业部主任，五七年划为右派，受到降级降薪处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中，造反派强迫他老婆站出来揭发批判，她老婆工人出身，不知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总之是登了台，发了言，又写了大字报，一对儿在五七年大风大浪中没有反目的夫妻，经历了十年患难，终于反了目。他老婆一次擦桌子，不小心把他的金丝边眼镜摔到了地上，跌了个粉碎。他盛怒之下，从来没有打过人的手终于扬了起来，�了她一个耳括子。同院儿的革命派听见了，不是来相劝，却是来批斗，罪名不是他打人，而是“阶级报复”。于是一面把他扭送派出所，转送分局，一面动员他老婆打离婚。他老婆拖着四个全未成年的子女，还有点儿狠不起心来，于是案子也就这么拖着。

劳动号呢？一个干瘪老头儿，红眼睛，脱头发，不言不语儿，难得说一句，也是低微嘶哑，好像精力已经枯竭，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样子。林建国他们直到离开拘留所，到了儿也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单单从他的编号是三号这一点推测，进所的时间，大概要算他最长了。

这里虽然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多少也从门缝儿中间吹进来一点点儿。那就是每天早上两个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至于社会上人手一册的语录本，这里则拢共只有一本，而且是作为装饰品供在北面墙上的“宝书台”上的，只有到了学习开始之前，才由学习号擦干净手恭而敬之地从宝书台上请了下来，朗读若干条。每读一条，都要全体在押犯跟着念一遍。社会上风行一时的新宗教仪式“早请示晚汇报”，这里当然也照做不误，以示毛泽东思想威力无穷，连犯了罪错的在押人犯，也要在伟大领袖的感召之下低头认罪。不过属于歌舞体系的什么语录歌、忠字舞之类，在这里一概全免。就是社会上人人必唱天天必唱的《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在这里也属于禁止之例。据说有个“思想极端反动”的青年工人被抓进来以后，喊了一句“毛主席万岁”，唱了两句《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结果当时就被铐走，罪名竟然是“呼喊反动口号”和“大唱反革命歌曲”！

啊！一个奇怪的地方，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一个不能用正常人的眼光和头脑来观察思考的地方！

学习号掏出手绢儿来先擦干净了双手，然后请下红宝书来读了几段语录，又拖长了嗓音慢条斯理儿地朗读了两遍《老三篇》，接着就宣布各人对照自己的罪行反省检查，借此用沉默来打发剩余的一个多小时。发言讨论大概是从来没有过的，就连学习号示范性的启发发言也没有。于是各人就在沉默中各行其是：有合眼低眉，在恍恍惚惚的梦幻中寻求慰藉的；有凝神沉思，缅怀那失去的欢乐与幸福的；也有用极低的声音，互相介绍身世与往事的。林建国盘腿而坐的地方，通过铁窗可以看见拘留所的小院儿，而且跟女号儿的铁窗隔院儿相对。他极目望去，想看看田春英她们的动静，可是由于室内太暗，只是影影绰绰地看见有几个穿着白衬衫的人像小佛爷似的坐着一动不动。估计她们这会儿也正在对照“老三篇”，进行思想检查吧。

好不容易耗到了九点钟。这是蹲拘留的人每天两次可以盼望到的最高享受与最大乐趣。值班民警开门的声音刚一响，事先派好的六名“小值日”就像猴儿似的从木板统铺上一蹦而下，拥到了门边去等着。门儿一开，六个人鱼贯而出，铁门又锁上了。

林建国透过铁窗，看见那民警把六名小值日连同女号儿里的三名小值日一起带出了拘留所的院门外面，看样子给在押人犯和给公安干警做饭的是同一个食堂，只是质量上有所不同而已。过了好一阵子，六个男的抬着三个大木桶，三个女的提着三个小木桶一起进院儿里来了。那民警先开开男号儿，放这六个人进号儿，再去开女号儿。那三个女的都是十八九岁的姑娘，就站在号儿门口等着。大概在民警的心目中，认为女人总比男人要老实些。林建国暗想：在拘留所里，男女有别，永远不许见面，唯一的机会就是每天两次去伙房打饭，虽然有一个民警来回押送，但一个人要看住九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即便不能说话，瞅空子悄悄儿捅过一张字条儿去，总还是可以办得到的。于是他在计划：本号儿里的八个人，串通一下口供并不难，难的是怎么跟女号儿里的那八位通上气儿。看起来，要尽快争取当上“小值日”，并希望对方也这样做，才有可能在去伙房打饭的时候做手脚。

拘留所里，男的每月定量二十八斤，每天合九两。一两半一个的玉米面窝头，上午九点三个，下午四点三个，外加一碗菜汤。开饭的时候，大伙儿盘腿坐在炕沿上，由小值日的挨个儿分发。粗瓷饭碗，每人一个；竹筷子是每人一根――本来应该是每人一双的，但是丢失损坏得太多，伙房里不肯给，只好除少数几个老拘留和小值日之外，全过“独木桥”了。菜汤是用洋白菜最外面的老帮子切碎以后熬成的，加有少许酱油和花椒油。这种佐餐妙品，在家里肯定是人人不屑一顾的，但在拘留所里，明明是干警食堂择菜的时候舍弃的垃圾，却也不可多得，往往成了争吵甚至打架的发端。由于油花儿浮在表面，菜叶沉在桶底，为了避免“先打的油，后打的稠”，分不公允，每次分菜汤，都要由大值日的亲自掌勺，一边分，一边用那罐头盒子钉在木棍儿上做成的铁勺上下搅和。每人分得一勺之后，再依次用小号罐头盒儿做成的勺子找补，找补到哪儿算哪儿，下一次有了剩汤再接续。三个一两半的小窝头，对于“老拘留”们来说，由于肚子里缺油水，实在是太少了；但对于像林建国那样的“新拘留”来说，一者肚子里的油水还没有涮下去；二者人人心里都好像揣着一块大石头似的堵得慌，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三者他们吃饭，向来都离不开鸡鸭鱼肉酒，即便被轰回老家的那些“苦日子”，吃的也是烙饼馒头、鸡蛋大葱，最不济的也有贴饼子熬小鱼儿，哪儿吃过这个？因此这拘留所里的头一顿饭，人人都难以下咽，有剩下一个半的，有剩下两个的，还有剩下两个半的。倒是那碗汤，正好用来当酒，浇一浇心中的块垒和火气。“新拘留”头一顿饭吃不下去，这是客观规律。老拘留们早有经验了。不顾周围有多少双发直的眼睛紧盯着这几个窝头，值日号走过来问清楚了，用他那双又黑又脏的大手把十几个剩窝头揉成粉末，扔进分剩的菜汤里，用铁勺子搅了又搅，拌了又拌，直到搅和成一种像猪食似的东西，这才换用一个小罐头盒自制的铁勺接着昨天晚上的茬儿依次往下找补。

在这里，唯一不定量的是开水。不过也只限于开饭的时候供应。过了这个时候，就是想喝，也没有了。

对于这三个维持生命的小窝头，各人的吃法，可真是花样百出，各有千秋。

有的人先把那碗菜汤一口气喝干，再讨一勺开水，把碗里粘附的油气盐味儿全涮下来，统统喝进肚子里――因此饭碗是用不着再洗一遍的――然后正襟危坐，把三个小窝头捧宝似的捧在手上，像品尝美味儿点心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三个小窝头，足足可以吃二十分钟。在拘留所里，小刀儿是禁违品，进所的时候都要搜走统一保管，针线则只许放在值日号身边，由大家公用，用后归还。有人在缝缝补补之后，留下一根二尺长的线来，专门用来切窝头：先切成片儿，后切成条儿，最后切成骰子块儿。手艺高明的，每一块全都方方整整。于是连欣赏带品尝，用最慢的速度，逐渐加以消灭。也有人先把窝头三口两口吞下肚去，再喝菜汤，意有不足，就灌开水。这种吃法，在拘留所里称之为“水饱”。总之是五花八门，别出心裁，利用这仅有的一点点自由，千方百计地总想把最次的饭食变成美味儿佳肴，总想从粗粝之食中寻求一点儿“艺术享受”，以满足精神上的空虚，肠胃中的饥馑，心理上的变态，同时也打发了这枯燥的、乏味的、漫长的时间。

最典型的例子，是跟林建国面对面坐着吃饭的一个小伙子，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一头黑里带红的头发，足有三四个月没有洗理了。黑一块儿白一块儿的脸上没有多少肉，瘦得像一把立起来的瓦刀；一嘴焦黄的板牙，两眼粘满了眵(chī)目糊，看起来是个从不洗脸刷牙的懒汉，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毛巾牙刷的流浪汉；身上的衣服不伦不类，深咖啡绸质中式抿腰长裤，深蓝色短袖绸质西式衬衣，油班上粘着尘土，已经到了几乎认不出本色来的程度。这个人，从林建国吃完了一个窝头停止不吃那会儿开始，两只眼就紧紧地盯着那两个摆在空碗里的窝头，要不是两人中间还隔着一米宽的过道，很可能会悄悄儿地索讨或干脆偷走的。直到八个人的全部剩余窝头都被收走，他才恋恋不舍地把贪婪的目光移回到自己前面的那三个窝头上。沉思了好久，似乎是在思考怎么个消受法。一眼看见值日号正把窝头揉成粉末洒进剩汤里，似乎引起了联想，也开始把一个窝头揉成粉末，泡进菜汤中，用筷子搅成糊状，有滋有味儿地一小口儿一小口儿啜着，咂着。吃完了，又揉碎一个，这一回没有菜汤了，就用开水泡。吃完了第二碗糊糊，似乎觉得挺不错，又开始揉第三个。这时候，找补剩汤的那个大木桶正好转到了他的跟前。按照“习惯法”，最后一份儿，不论多少，连木桶全归他去涮洗。他一看今天桶底儿上剩的全是窝头渣子，大喜过望，真是时来运转，难得碰到的“丰厚桶底儿”。他把自己的那碗糊糊也倒进木桶里，搅和匀了倒了出来，再舀两勺子开水冲了冲桶帮，一碗一碗地喝了足有三碗，连同先头喝的，共有五碗之多。好久没有鼓起来的肚子，今天总算鼓得圆圆的了。

在值日号的频频催促声中，那个涮桶底的人狼吞虎咽地喝完了最后一口汤，三个木桶又被搭了出去。不一会儿，六个小值日的抬进一桶浆糊和许多纸片儿来，一天的劳动开始了。

劳动的内容是糊火柴盒儿。这种劳动，是为了偿付那每天六个窝头两碗汤，定额每人每天一千只。糊火柴盒儿人人都会，劳动量又极轻，既不需要强壮的体力，也不需要高超的技艺，更不存在危险性，不会出工伤事故，不会遭到阶级敌人的破坏，因此最适合于让拘留所里的人干。尽管事情这么简单，但在开工之前，劳动号还是例行公事地作了示范，并说明：第一，这种浆糊叫水玻璃，吃不得，不要偷吃；第二，火柴盒儿上印有毛主席语录，不许垫坐，不许践踏，掉在地上，要立即捡起，如有违犯，立即报告班长，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

劳动进度极不一致。思想抵触的，心不在焉，动作迟缓，好半天才糊起一个来。积极争取的，神情专注，手下麻利，拿起一摞纸来，刷上浆糊，一会儿工夫就糊成了一大堆。林建国为了争取当小值日，一心想表现得好一些，就学着几个快手的样子，用尽可能快的速度试了一试：糊外壳快，糊屉子慢，平均起来，大约一小时可以糊二百多只，从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四点，刨去两次放茅的时间共半小时。六个小时中可以糊出一千二三百只来，完全有把握超额。八个人中，只有二秃子懂得林建国的用意，手底下也在麻利脆快地干；其余六个人，对他们两个如此卖劲儿地干活儿还有些不太理解，接连投过来惊奇和询问的眼光。

林建国刚把手头的二百个火柴盒儿码齐捆好，只见对面那个人翻着白眼珠子十分抱愧地小声喊了起来：“报告，十三号求茅！”

大家只是瞥了他一眼，没人理他。林建国正在琢磨着“求茅”是什么意思，只听这个十三号放大了嗓门儿又叫了一声：“报告劳动号，十三号求茅！实在憋不住了！”

从他的话中，林建国已经听明白了“求茅”就是“要求上茅房”的简略，与“放风”、“放茅”等同为监狱系统的特殊用语，在普通的《汉语词典》中是查不到的。这一回，因为十三号指名“报告劳动号”，劳动号不能不答复一句。但声音是冷峻的，脸上依旧毫无表情：“憋着！十二点放茅！你又不是头一天来，不知道怎么着？”

十三号沉默了一分钟，无可奈何地再次要求：“报告劳动号，您老行行好，帮我求一求班长，就这一回，我实在憋不住了，要尿在裤子里啦！”

劳动号见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又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不像是故意捣蛋，皱一皱眉头，又沉默了半分钟，这才嘟囔了一句：“没事儿找事儿，那么大个人儿，让老二支使着！就不能少喝点儿么？”说着，放下手上的活儿，从板铺上走到通向院子的一扇窗户旁边，可着他的沙嗓儿大声喊：“报告班长！十三号求茅！”

院子里静静的，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劳动号又重复了一遍。这一回，一名五大三粗的高个儿民警从值班室里走了出来，沉着脸回答：“叫他憋着，十二点放茅！

劳动号以他的特殊身份卖一卖小面子，乞求地说：“报告班长，他今天水喝多了，憋得浑身直打哆嗦，实在憋不住了，请通融这一次吧！”

由于有劳动号的求情，“斑长”总算是格外开恩，只说了一声：“捣乱！”就回屋去提出一串钥匙来，开开了男号儿的铁门儿。十三号苦着一张脸，双手捂着小肚子，慌忙溜下炕去，走到门边等着。那民警开了铁门儿，斜着眼睛瞟了室内一眼，用低沉的但却十分威严的声音喝问：“还有憋不住的没有？一起去！下不为例！”

呼啦一声，从板铺上溜下来十几个人，都往门口涌。那“班长”一见，却又火儿了，怒喝一声：“全都存心捣乱怎么着？凡是这次放茅的，下午不许喝水！值日号把人数号数记下来！”

这一嗓子，把想趁机溜出去过过风的七八个人又吓回去了，只剩下三个人还跟在十三号后面走出门去。――在号儿里，一碗水也是每天仅有的享受之一，绝不能轻易放弃；而在拘留所里，每一个民警又都相当于“立法委员”，随时随地都可以“立法”的。

十三号用“停水半天”的代价，换取了一次放茅以后，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盘腿低头，诚惶诚恐地紧忙乎了一阵子，只不过半个来小时，他的面前就堆起了一座小山头，林建国要是不直起腰来，连他的身子全看不见了。十几分钟之后，“山头”后面那颗蓬乱的脑袋渐渐探了出来，一脸尴尬而又抱愧的神色，张了几次嘴，方才用一种仅能听得见的细微的声音嗫嚅地说：“报告劳动号，我又憋不住了！”

尽管声音很轻，由于号儿里没人说话，所以每一个人全都听得见。劳动号气儿不打一处来，怒目瞪了他一眼，忿忿地说：“你真会捣乱，想找不自在怎么着？憋着，还有半个多小时就放茅了！”

十三号脸上又一次红一阵白一阵，两条眉毛渐渐地拧成了一个疙瘩，刷浆糊的手也慢了下来。大约过了五分钟，他终于停下了干活儿，转身朝劳动号低声下气地哀求：“报告劳动号，您老行行好，再帮我求一次情吧！我实在憋不住了！”

劳动号看也不看他，一面两手不停地刷浆糊，一面恨恨地回答：“活该！谁叫你拼命喝水来着？憋得住，再憋一会儿；憋不住，你自己找班长去。你不怕挨�(kēi)，我可不愿意找挨�！”

十三号吃了一个窝脖儿，也情知这种事儿再求劳动号已经没有用了，干脆站起来，走到窗前，拖长了嗓音一字一板地喊：“报告班长！十三号求茅！”

院子里清清静静，没有人回答。“班长！十三号求茅！实在憋不住了！”

值班室的门儿开着，那位“班长”分明在里面坐着聚精会神地读一本当时所能允许读的“名著”，连头也没有抬一抬。十三号等了一会儿，见班长全神贯注，无动于衷，来了绝的：“报告班长！十三号求茅！您老行行好啵，班长！您老积点儿德，祖祖辈辈当班长啊！”

带着哭腔的求告声，又可怜，又可笑。那民警被“祖祖辈辈当班长”的揶揄所激怒，扔下书本，走出来站在值班室门口大骂：“捣乱！吃饱了撑的！再要捣乱，下午扣你两个窝头！”

林建国实在忍耐不住了，呼地从板铺上站了起来，哗啦一声�倒了面前堆着的一摞火柴盒儿，跳过板铺之间的通道，跑到窗前与十三号并排站着，大声地代为回答：“扣窝头可以，只管扣我的。不过你得允许十三号上厕所！”

那民警见斜刺里杀出一个程咬金来，这种事情在拘留所里可实在少见，就往前走了几步，在院子中心站定，看了林建国两眼，阴阳怪气地说：“哼！五十七号，你自己一屁股屎还没有擦干净呢，先跳出来给十三号拔铳

林建国忍住了一口气，用尽可能平缓的语调加以解释，希望妥善解决：“报告班长，我跟十三号非亲非故，也不是替他拔铳，他这是一种频尿症，由于体内缺少脂肪和蛋白质所引起。请您照顾他一下。”

那民警见林建国口气软了下来，反倒来了劲儿了，又往前走几步，到窗下站定，盛气凌人地说：“什么频尿症！分明是喝水喝多了！治这种病最容易，只要饿上两顿不吃不喝，第二天就好了。别�嗦，快回去干活儿！”

十三号见有人出来帮他说话，胆子又大了点儿，再次哀求说：“报告班长，我实在憋不住了，再照顾我一次吧！下午我再也不喝水啦！”

那民警一脸不屑的神气，冷冷地说：“下午停你的水，你还想喝呀？快回去干活儿，完不成定额，连窝头全扣下！”说完，管自转身回值班室去了。

林建国的火气陡地又升了上来，把手伸到铁栅栏外面去猛拍那向外开着的玻璃窗，高声大喊：“快开门，我们要上厕所！不开门就撒在屋子里了！”

他这一喊不要紧，他的七个“哥儿们”也一齐扔下手里的活儿，都跳到窗前去乒乒乓乓地用手拍打着窗户，用脚跺着铺板大喊大叫。号儿里登时乱成了一锅粥，急得值日号、劳动号、学习号一齐过来做好做歹地相劝。那民警见号儿里闹得不成样子，从值班室里一跳跳了出来，破口大骂：“你们闹什么？想找不自在怎么着？拘留所里，就是不怕横(hèn�)的，比你们横的我见得多了！再闹，全把你们铐上关进小号儿里去！”――所谓“小号儿”，指的是单身禁闭室。

林建国一伙儿见那民警发火儿了，偏不买账，口口声声，只喊要上厕所。那值班民警见威吓无用，怕事情闹大了自己担当不起，急忙去找所长报告。所长问明了带头闹事的是林建国，下令先把他铐起来送小号儿。值班民警听到了这一声，当时就找了四名警察，提着一副铐子，开开男号儿，动手要把林建国铐走。林建国站在炕上，手指着那值班民警说：“十三号患频尿症，要求上厕所，是正当要求。我们支持这一正当要求，并不犯罪。你说我是带头闹事，我正要申诉，可以跟你走。不过在跟你走之前，一定先要放十三号上一趟厕所。要不，我绝不走。由此引出来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你负责！”

林建国这么一说，他的七个哥儿们呼啦一下子把他围在了中间，一个个全怒目而视。值班民警一看这架势，五个人一齐上去，也不见得能占多大便宜，一旦扭打起来，这几个亡命徒不过多关几天禁闭，自己的漏子可就捅大了，洋相也出尽了。眉头一皱，示意一名警察先把十三号带到厕所去，双方僵持了一会儿，直到十三号噙着一包泪水从厕所回来，林建国才自己走下炕来，伸出两手，让值班民警把他铐走了。

林建国原以为被铐走以后是送去问话的，却不料刚出了男号儿，就被推进一间长两米、高一米五、宽不足一米、没有窗户、像大棺材似的小黑屋子里，跟脚身后的那扇小门就关上并在外面落了锁。直到这时候，林建国才懂得“关小号儿”是什么意思。

禁闭室的门上有一个小孔，大概是通风兼送饮食用。从这个小孔中透进来一丝儿暗淡的光，可以照见地上铺着并不太厚的稻草，捏一捏，湿漉漉的。林建国被铐着双手，就用脚猛踢那扇小门，同时把嘴对着那个小孔大叫：“放我出去！我要找所长谈话！”

他连续踢喊了有十来分钟，没把所长喊来，却招来了刚才铐他的那五个民警。他们一打开禁闭室的门儿，就一涌而上，把林建国拖出来按倒在地，开开手铐，强行套上一件“和平衣”，说了句“看你还闹不闹”，四个人抬起他来王禁闭室里一扔，就又把门儿锁上了。

所谓“和平衣”，是一件厚帆布做的连衣裤，样子像戏台上《武松打虎》中那只老虎穿的虎皮，只是更宽大些，从后背开口，连手带脚穿在里面，还有许多根皮带，可以两手两脚或手脚同时扣在一起，或反扣在门板上、柱子上。这东西，也叫“安全衣”，是公安局和疯人院里为制止犯人或疯子行凶的设备之一。这时候林建国被皮带扣住了双手和双脚，躺在稻草上动弹不得，心知再喊也没有用处，干脆就放开嗓子翻来复去地唱语录歌：“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见成绩要看见光明……”

林建国的歌声起了作用，十二点放茅的时候，尽管值班民警不许人们靠近小号儿门口，但是林建国仍能听到有人在禁闭室门前大喊：“林子！我们支持你！”

放完了风，男女两个号儿里一共有十六个人宣布拒绝劳动、拒绝饮食，要求把林建国放出禁闭室――其中除了林建国的那十五个“哥儿们”和“姐儿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十三号。他说：五十七号之所以会进小号儿，只因为替他求茅说了话。他要求自己进禁闭室，把五十七号换出来。――这个流浪汉，倒是很懂得“江湖义气”的。

他们不叫也不闹，只是静坐。下午开饭的时候，尽管十三号饿得眼前金星乱迸，居然也咬住了牙，硬是连一口汤也没喝。禁闭号照例每顿饭是两碗棒子面稀粥，但是这两碗稀粥送进小号儿里，林建国连看也不看一眼。

这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和“绝食”，可把那位傻大黑粗的胖子“班长”给难住了：他先是跳着脚骂，接着又威吓，说是再不吃饭干活儿，就要按反革命逮捕法办，但是谁也没有理他那个茬儿。大家心里都明白，只要咬定了“值班民警不许上厕所”这一条，官司打到哪儿去也不怕，虽然赢不了但也输不了。“班长”心里也明白，事情闹大了，一者在所长面前免不了要挨一通�，二者往后在人犯面前的威风可就全完了。为此他总想自己班儿上的事情自己了结，不要交到下一班去。可就是他一会儿猫脸儿一会儿狗脸儿地吓诈了半天儿，并没有一个人理他。十分无奈。交班儿之前，他把这件事情主动向所长汇报了。

在拘留所里，即便是所长，也只有管理权，没有审判权。他的最高权力，就是把人送进禁闭室去。但是禁闭室一共只有两间，他不能把这十七个闹事的人全关进禁闭室里去。于是在批评了一通值斑民警不会办事儿之后，又把这一事件上报了分局。

北京市的十几个公安分局，自打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虽然经常有少数被抓来的人犯为表示抗议而不肯吃饭、不肯干活儿，但像这样集体地“绝食”和“罢工”，也是很少见的事儿。分局长靠边站了，代理分局长不敢怠慢，赶紧布置下去，让预审员连夜审问。

负责林建国一案的预审员姓王名宝生，早年在白洋淀打过游击，后来参加了大部队，当的是侦察员。进城以后，分配在北京市军管会接管旧警察局。说起来，他算得上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元老了。只可惜他没有文化，进城的时候又只是个副排级干部，加上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人没有特殊功绩提升得都比较慢，因此十七八年来，他从侦察员当起，直到今天依旧是个行政二十一级的分局预审员。不过由于他家里是贫农，本人又是打游击出身的党员，在分局里威望还不错，至少革命派夺了分局长的权以后，新上任的代理分局长也不敢拿他怎么着，许多要案重案还不能不借重他去审问办理。

王宝生对于自己肩负的神圣职业有一种沙威式的忠诚。尽管多年来他的官运很不亨通，与他同时到公安局的“小排叉”们大都成了处级干部，而他却连个科长都不是，有时候自己想想也憋气。但是憋气归憋气，一提工作，他的精气神儿马上就来了。近一年来还自我解嘲地说：幸亏没当上处长，不然，就不是他坐着审别人，而是别人坐着审他了。

王宝生奉命接办这件案子已经好几天。他看了检举揭发人许文英的笔录，为了慎重起见，又走访了林建国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和他读过的小学和中学，大体上摸清了林建国的家庭和个人的历史。

林建国的父亲林汉生，是北京古建维修队的老工人，凭着他祖传三代的手艺，曾参加过开园大典前天安门城楼的装饰修葺任务。更巧的是，就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他的年已四十五岁的老伴儿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就是林建国。

在医院里比林建国稍晚一些时候降生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婴儿。男婴的父亲是个身经百战的师政委陈希元；女婴的父亲是个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李华。由于这三个婴孩都是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来到人世的，三个父亲十分高兴，一致主张这三个同年同月同时降生的孩子，要永远以兄妹相称。按照三位家长的请求，由接生大夫和护士们商量以后，给三个孩子各起了一个颇为响亮的名字：老大叫林建国，老二叫陈卫国，小妹妹叫李爱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华即出使到西欧去当了三年商务参赞，回国后在外贸部当司长，不久又提升为部长助理；陈希元则从部队调到地方，到一家苏联援建的重型机床厂当党委书记。尽管陈、李两家的地位比林汉生要高出许多，却果然像亲戚一般互相走动着，不但每逢孩子们的共同生日要在一起尽情地欢乐，孩子逐渐长大以后，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初中到高中，三个孩子始终在一起，真的像亲兄妹―样。

林建国沾了好生日的光，得到了陈叔叔和李叔叔的特殊照顾，比起左邻右舍与他同龄的工人子女来，要幸福多了。不过林建国并不辜负两位叔叔的期望，不但学校里的功课年年第一，而且在家里还跟父亲学会了喝酒吃肉摔跤舞刀枪，继承了建筑工人那豪爽痛快的性格。在三兄妹中，就数林建国的天赋最高，兴趣也更广泛。升入高中以后，他又被选为团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他才十七岁，就已经是全校知名的学生会干部中的佼佼者了。在师长和父辈中，都夸奖他，推崇他，认为他终非池中之物，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不同凡响。

在学校里，林建国最佩服、最接近的人是校团委书记王冰。这个人虽然才二十二岁，但是少年老成，能说会道，风度翩翩。他的父亲，据说在中央军委工作，是个大首长。他是四年前本校的高中毕业生，在校读书的时候就做团的工作，高中毕业以后，被保送到团校去深造了一年，回来以后，就当了专职的团干部。

林建国读书的中学，不论是师资还是设备，在北京都是一流的。学生中，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像林建国这样的工人子弟并不多。但是其中也有个右派的儿子，名叫刘云峰。他父亲据说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五七年划为右派，送到兴凯湖农场劳改去了，留下他和母亲，从大楼里搬进大杂院儿，娘儿俩靠糊纸袋、纸盒子维持生活。他完全是凭自己的优秀成绩考进这所学校的。尽管因为他对自己的父亲“缺乏认识”至今连团员也不是，却支持遇罗克《出身论》的观点，到处散布有成份论但不是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等等论调。一九六六年初，林建国在王冰的授意下在全校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出身成份问题辩论会，以三代血统工人家庭出身的林建国为代表的多数派，用实力压倒了以刘云峰为代表的少数派，以实际行动支持了谭平山到处演说鼓吹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论。王冰把这一次辩论的经过通过父亲反映到中央首长那儿，得到中央首长江青的赞许和肯定，并且送了“基本如此”的四字横批。信息反馈回来，林建国及其一伙儿欣喜若狂。

在大获全胜的基础上，林建国接受全校红五类子女的委托，起草了一份当时十分著名的《告全国浑蛋书》，警告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子女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许轻举妄动。

这篇妙文经过王冰的修饰后又被送到了中央首长那里，中央首长指示可以大量印刷，广为传播。于是，这篇划时代的奇文被排成了铅字，印成了红红绿绿的传单，在北京市内、郊区四处张贴，并被传抄后在全国范围内翻印。尽管这张传单并没有署着林建国的名字，可是经过知情者一张扬，林建国的大名可真的远扬四海了。

对于这次辩论，李爱国始终都是站在林建国一边的。她的论点十分鲜明：无产阶级打下来的江山，只能牢牢地掌握在无产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在阶级社会中，阶级路线必须处处贯彻。陈卫国原则上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从中国有六亿人口，无产者不足十分之一这一点着眼，认为统一战线不能忽视。他甚至认为属于敌对阶级的人也应该加以分化争取，从而削弱敌人的营垒，最终消灭敌对阶级。林建国去问王冰，王冰说：阶级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失去一方同时也会失去另一方；在阶级社会里，只有也只能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不应该也不可能调和；如果允许不纯分子进入无产阶级阵营中来，就是加强了敌人，削弱了自己。林建国相信王冰的话正确，认为陈卫国思想右倾，陈卫国却认为林建国犯的是“左”倾幼稚病。俩人越谈越僵，一对儿生死兄弟，就这样逐渐疏远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发布以后，林建国联合了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红卫兵团，自任司令，李爱国当上了政委。他们批判揪斗了老校长和教育局里的走资派，带领小将们上街头破四旧，荡涤种种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还首创了比红卫兵更高一级的革命组织：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联动”的前身。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第一阶段中，王冰的父亲已经担任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通过他的推荐，中央首长多次接见过林建国。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种红卫兵战报上，成为一个著名的“革命小将”了。

在中央文革联络员的暗示和指引之下，林建国一伙儿通过串联，发动了更广泛、更深入、更触及灵魂的第二阶段，组织了多次十万人大会，以黑帮和三反分子的罪名揪斗了更多的作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在这一阶段中，他参加过批斗遇罗克的万人大会，曾经和遇罗克面对面地“辩论”过；他参加过北京医院“智擒王光美”的游击战，也参加过砸烂“三家村黑店”的扫荡战；在市文联的大鞭扑中，挥舞起皮带、棍棒痛打过老舍、萧军、骆宾基、侯喜瑞这些文艺界老人。就凭这些英雄业绩，林建国被选为首都中学生红代会的作战部副部长。按照分工，他带领一帮红卫兵纠察队员在街头日夜巡逻，协助联防队维持首都的治安工作。

这一年，是林建国一生中最威风、最显赫、最吃得开的一年。他成了“小首长”一位，住在高级宾馆改成的指挥部里，出门有专用的小吉普，吃饭顿顿像宴会，高级香烟抽不完，芬芳美酒喝不尽，日子过得比神仙还快活。

一天晚上，陈卫国到联防指挥部来找林建国，说是他父亲被厂里的造反派头头抓走关押起来了，原因是他父亲站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厂长一边，还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总工程师说话。此外，造反派还从陈希元的档案中查到了他出身地主家庭，一九四一年一月在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曾被关进上饶集中营，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这几件事情被联系到了一起，陈希元被诬为叛徒、特务、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不知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进牛棚限期交待。陈卫国的母亲尽管是一九四八年才跟陈希元结婚的，但也免不了隔离审查、限期揭发的命运。造反派在抄家以后，发出最后通谍：勒令陈家家属必须在三天内离开北京，自谋出路。

陈家的家属，只不过陈卫国和他的小妹妹陈卫华。两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叫他们到哪里去安身立命？陈家的保姆刘姨是安徽人，反正在北京也住不下去了，愿意带兄妹两个到安徽乡下暂避一时。好在都是孩子，就是说了实话，估计村里也不会不留。

革命革到了自己人头上，林建国也感到很不好对付。他当然相信陈叔叔是冤枉的，但是工人造反派跟首都红卫兵不是一个系统，他说话没人听，整个革命形势有如滚滚洪流，他一个人想挡也挡不住，何况他也并不想挡。他们当即一起赶到李华家里，李华夫妇虽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也已经靠边站，既帮不上忙，又没更好的两全之计，只好拿出二百元钱来，让卫国兄妹先随刘姨去安徽住一阵子再说。李爱国当上了红卫兵团政委以后，手上有钱，一掏就是五百；林建国花销大，也掏出三百来凑了个整数。有这一千元钱，兄妹俩在安徽农村生活暂时不会有问题了。三兄妹虽然近来政治观点有了分歧，但是手足情深，分别在即，也难离难舍的，可又不能走漏风声，连送到车站都不能够，只能互相说一声珍重，就含着眼泪分手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清明节那一天，李爱国约上林建国，一起到八宝山去扫墓。

林建国是个工人子弟，根本就没有亲人埋在八宝山。李爱国之所以要邀他同行，仅仅是为了做个伴儿。

六十年代初，李爱国的爸爸李华升任副部长，还不到五十岁的老革命夫人死于癌症，一年后续弦，跟一个外语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女翻译结了婚。这位新革命夫人，比李爱国只大十岁。开头几年，每逢清明节，父女二人还偷偷儿地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为死者献上一束鲜花；后来新夫人为此吃开了干醋，老夫少妻大吵了一场，结果当然是老头子投降了。从此，每年清明节，都是李爱国和陈卫国结伴同来，在母亲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之外，再加上两行凄惶伤心的热泪。他们自小在一块儿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家庭环境条件也差不多，来往得也密切，他们之间的感情，比之与林建国之间的感情似乎又要深厚些。如今陈卫国出走，留下的“肥缺”，就由林建国递补了。

林建国能够补上这个缺，也并非容易。今年年初，在一场还不到“武斗”级的两派冲突中，作为兵团政委的李爱国被对方团团围住，虽然未曾遭到拳打脚踢，但是唾沫星儿已经溅到脸上，手指头已经戳到了鼻尖儿，形势非常危急；李爱国要是再不投降，眼看就要挨揍了。林建国闻讯，一辆小吉普呼啸着开到包围圈的外层嘎然停住，林建国跳下车来，二话不说，使出得之家传的拳术和摔跤本事，先发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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