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宏伟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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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试读：
总序
郭湛在以往的二百年间，给予世界特别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非马克思莫属。用马克思的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马克思不仅以创新的理论方式解释世界，而且以现实的实践方式改变世界。诉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们对于这种实践改变的解释可以多种多样，但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四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不仅不减，反而日益凸显。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展望未来，在我们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更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基本的文化程序和取向的引领作用。
面对新时代的新境遇和新问题，我们在立足实践、关注现实的基础上，必须深入思考、分析、概括、把握国内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审时度势，探索创新，坚定前行。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息息相关；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要能够从思想上引领我们实践的发展，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学说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能够发挥实践引领作用的绝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而只能是充满活力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始终是在实践中研究和回答时代的迫切问题，同时也不断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过程。“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更是透过这些著作能够感受到的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时代。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继承始终是创新的前提，没有充分的理论继承，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而不包含理论创新的理论继承，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理论继承。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也是这样。割裂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必然危及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首要的是继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结合历史时代研究经典文本，解读马克思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形态；进而要结合当今时代的实践与问题，推进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马克思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性，也涌现了马克思当年未曾遇到的许多新的迫切问题，需要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解决。时代的发展呼唤全面而又深入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为此，我们以部分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学者为主体，策划和编写了“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的策划缘于两年前的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了落实这一讲话精神，也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选题策划研讨，决定于2018年推出“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丛书编者与作者共同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解读其文本与思想，拓展当代中国的哲学创新之路。这些著作分别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经典著作，对其理论线索、思想脉络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方法论，从比较哲学和应用哲学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可能路径，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种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博大精深，相关的文本研究面向的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以此为重要前提的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推进，我们将陆续推出新的书目。“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第一批，涉及的主要是目前学界研究较少而又有迫切理论需要的经典著作。这一批著作从文献、文本、方法论等方面，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并将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力图在大哲学的视野下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期待这套丛书的编者和作者的辛勤努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和回应，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2018年5月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文本学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
聂锦芳认真清理10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显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做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曾经受到过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苏联的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反而文本、文献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文本研究看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应该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分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甚至，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就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的还颇为尖刻。我本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经常对照大家的评论，反省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也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MEGA2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们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
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也即三个阶段：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不能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的概括和提炼，不能对其思想进行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或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中文2版第3卷（与2000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1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1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
其一，流行的研究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3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9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所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做出“过度诠释”。
其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1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差距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样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净尽了。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它的表述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此等等，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做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遗失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做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错。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做出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辟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章句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不仅如此，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是根据俄文2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他们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和第2卷中遗失的两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版式，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就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进行的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的思考路向看似逻辑清晰，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都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圣麦克斯》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就需要站在比论争双方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简单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
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世界？
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但“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
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说施蒂纳的探索完全没有必要和价值了呢？恐怕不能下如此决然的断语。我们知道，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它们的奥妙、奇异、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思想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精神、观念、思想，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而舍弃了对纯粹精神、观念、思想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我们必须说，施蒂纳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施蒂纳痛切地感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迄今根本没有用精神来观察世界，而只是对它呆望而已”。于是他做了非常曲折的思考和探索，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世界的探索陷入纯精神的领域而离开了与现实的关联。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
以上这样一种解读，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吗？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仅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及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做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与马克思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虽然没有与其直接接触过，但对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先驱与他的思想关系。终马克思一生，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其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迄今为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他们思想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寻，还是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实际影响做出程度上或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显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与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19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而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道们决定奉献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力图从文本、文献个案出发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论，尽可能地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以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
当然，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是卷帙浩繁的，要对其著述一一进行解读并不可能；这样，我们就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是：一，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题，在马克思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这昭示了这些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四，对有些著作过去虽然有所研究，但现在看来要么存在资料不完整、不权威甚至错误的问题，要么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计划从以下12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
一，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
二，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
三，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
四，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
五，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
六，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
七，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八，通过对1848—1852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
九，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
十，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十一，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
十二，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以上研究计划拟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年之前全部完成。
为保证研究的高质量和思路的完整性，它们将由我和受我的研究方式和思想观点影响的同道们一起完成。我们多年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每个人既对自己所研究的文本有精深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宽广的比较视野和深刻的分析力度。其中两卷由我本人撰写，其他各项虽然由其他人署名，但其中的思想观点、论述思路、章节安排乃至文字表述也由我提出或者把关。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教学相长，共同提升。我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相关观点和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诚恳接受学界内外的监督和批评。
谨以我们的努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繁荣和发展！2012年9月17日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导论《资本论》研究的当代境遇《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述，是诠释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在当代新的境遇下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仍然绕不开这座思想高峰。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2）的陆续出版，以及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权威而完整的文献资料，而当代理论思维水准的提升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也为我们重新研究《资本论》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从文献（文本）、思想和当代性三个维度进行融经济学、哲学与社会理论于一体的深入探讨，将[1]有助于把《资本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一、《资本论》著述原貌的文献学还原
谈及《资本论》，除极少数文献学家外，过去相当多的论者基本上都将其视为一部“俨然已经完成了的著作”，而离开其庞大的笔记和手稿群，甚至离开马克思本人的“第一手稿”，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的三卷“通行本”来展开研究。现在看来，这种研究明显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随着MEGA2中专门刊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15卷23册的第二部分业已出齐，再加上其第三部分“书信卷”第8～35卷大量涉及《资本论》的通信，以及第四部分“笔记卷”第2～9卷所刊布的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文献的刊布，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将不断被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文本实际上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笔记部分”，即MEGA2第四部分第2～9卷所涉及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和“伦敦笔记”（1850年—1853年），此外还包括正在编辑中的第14卷的“危机笔记”（1857年—1858年）。这些笔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正式写作前的准备材料，记录了他从思想先驱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展开自己的思考和重构的思路及过程，几乎触及后来《资本论》手稿中的绝大多数材料和议题。特别是由于后来的手稿实际上也非常凌乱，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常常出现中断，这些笔记就成为索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结构和叙述逻辑的重要参照。二是“初稿部分”，在过去稍微深入一些的研究中，人们总认为《资本论》有三个手稿，即著名的“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而MEGA2根据新的文献补充和修正了这种说法，它不仅通过第一部分第2卷刊出了“1844年手稿”中的三个手稿，通过第二部分第1卷的2个分册、第3卷的6个分册刊出“1857—1858年手稿”，而且通过第2卷将1858—1861年马克思留下的材料（包括7个笔记本的前言、两个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阶段”、第1分册、《资本论》第1章的“计划提纲”“引文图解”等）和恩格斯的评论一一予以刊出，又通过第4卷3个分册将所谓“1863—1865年手稿”修正为“1863—1867年手稿”，公布了从1863年至《资本论》第1卷正式出版前马克思的全部手稿。这样说来，所谓《资本论》的“手稿部分”实际上指的就是1844—1867年马克思所写下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所有初稿，而“三个手稿”的说法只具有相对的或特定的意义。三是“整理、修改稿部分”，即MEGA2第二部分第5～10卷刊出的全部属于《资本论》第1卷的各种版本，包括其德文第1版、德文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第11～13卷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第14、15卷刊出的《资本论》第3卷的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整理过程稿、恩格斯出版稿。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甄别同一卷次的这些不同版本呢？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在字词和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资本论》第[2]1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比如，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本论》第1卷的版本都是由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4版，但MEGA2提供的材料表明，1867年出版的德文第1版只有6章，而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文版则扩展为8篇33章，1882年的德文第2版又修正为7篇25章，1887年的英文版则为8篇33章（与法文版也不完全一致），而1890年的德文第4版确定为7篇25章。再如，把MEGA2第二部分第11卷（分2个分册）中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与第12卷刊出的恩格斯对这些手稿所做的整理过程稿以及第13卷刊出的正式出版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恩格斯删减和增补的句子、公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处理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内容的概括部分，有些方面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对《资本论》思想的“恩格斯式”的理解，而且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的时候，没有查阅过一本马克思当年写作时参考过的书籍。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中文新版《资本论》（2004年）改变了从俄文转译的做法，而根据德文对原来的译文做了校订，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第1卷校订依据的只是MEGA2第二部分第10卷（仍然是德文第4版），而对其他各种版本之间的不同也并没有在注释中详加说明，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第2、3卷校订依据的竟然不再是MEGA2，而是倒退到作为“通行本”的柏林狄茨版（1963年）！这样经过MEGA2编辑那么多年悉心甄别、考察和辨析而取得的研究进展就没有能够在中文新版得到充分体现。
四是“书信部分”。MEGA2第三部分“书信卷”从第8卷开始到第35卷大量涉及就《资本论》写作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相互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名致他人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致他人的信，以及附录中包括他人分别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他人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以及他人相互之间的通信。这些书信表露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创作的艰难经历和真实心迹，也展示了其同道参与这一巨大的思想建构工程的原委和过程。以上这些关乎《资本论》的材料的刊布，将颠覆人们印象中它几乎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著作的传统看法，表明《资本论》“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3]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形。如果不将这些文献纳入《资本论》研究当中，就难以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
在过去《资本论》研究中，论者的关注点主要是对其成型、定稿部分（恩格斯整理的三卷本）的思想观点的概括和掌握，而现在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刊布必然要求我们将这种研究转向对思想史的探究，转向对马克思曲折的探索历程背后思想视野和嬗变的理解和分析，这将大大拓展、深化《资本论》研究的视野和复杂性，也为排除各种干扰、更加准确地把握《资本论》的精髓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二、《资本论》研究的“当代”视角省思
鉴于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过相当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资本论》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对于《资本论》研究，“当代”确实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以此为基点当然可以“激活”文本中一些过去关注不够乃至被忽略、被遮蔽的思想，然而如果不注意限度和界域，它又会造成一种新的“片面”，致使另外一些思想被忽略、被遮蔽；时易世变，到那时我们又必须回过头去反复“折腾”文本——这样，不同阶段的研究之间就只有否定、“断裂”而少有传承和积累。比如，过去冷战时期，在对《资本论》主旨思想的阐释和概括中，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它对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之本性的揭露和对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制度的批判；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指导作用；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资本论》的逻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的论证；矛盾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的运用；对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的阐发；等等。而现在身处全球化时代，很多论者又从中读出：资本本性的二重性，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资本的逻辑”及其结构化特征；对国家与市场关系和“虚拟资本”的新思考；“存在论”哲学，“生存论”转向与“现代性”内涵；“社会有机体”结构学说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等等。这样，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思潮的转换，《资本论》研究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随意性言说和“时尚化”追求，而缺少了科学性、客观性和恒定性。
究其实，在上述两种不同时间段的讨论中，阐释的观点相异但研究方式却是一致的，即都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阐释思想，而是从时代“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自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所谓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资本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在于寻找对现有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动机如此的“功利”，自然会使得解读者在解读时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比如，他们一般不会对《资本论》的全部著述做通盘考虑，特别是对那些散乱的但篇幅巨大的手稿和笔记等常常会弃之不顾，而往往只会选择那些成型、定稿的部分；同时，他们对成型、定稿的作品也不会全面研究，而是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即根据当代问题到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毫无疑问，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文本本身只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资本论》思想的完整性必然被严重地肢解。《资本论》的思想是一个“结构”，各种不同的观点、论断和思路确实以各种方式或隐或现、或系统或零散地存在于马克思庞杂的手稿中，但它们在马克思心目中以及在《资本论》思想“结构”中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对其当代价值和意义进行重新评价，但不能不顾文本、论证过程和逻辑而天马行空地阐释，不能借口体现当代性、实践性，为图解和论证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而肢解文本、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不能为与当代流行的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潮相挂钩、相匹配而把字面符码相同但含义有很大变迁的思想抽象出来无原则地讨论，不能借文本研究之名肆无忌惮地阐发自己的思想，不能热衷于生造拗口、晦涩乃至别扭的名词、概念以掩盖对文本内容的肤浅掌握，却称之为“创新”和“发展”。还有，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仅仅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就进行解读，必须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
强调文献梳理是必要的，但仅有文献材料又是不够的，因为对它们的解释、分析和判断非有总体性思考和哲学视角透视不行。比如，由于《资本论》第2、3卷的恩格斯整理稿与马克思原始稿之间的差异，引发了《资本论》研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讨论。但在过去它并未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认为这是不需要多加讨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是联为一体、完全一致的，他们的著述、思想和观点可以不分彼此或者相互替代。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和解读方式值得反省。长期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成果之所以相当有限，与这种大而化之、不求甚解、缺少细节考证和个案支撑的研究方式十分相关。特别是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必须改变那种只根据教科书的体系、只从原理和教条出发、单凭纯粹的信仰和热情来领会和掌握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的“反专业”“非专业”途径和方式。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对问题的理解才会更加全面、客观。但是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于过分纠缠于细节、个案的讨论而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形，根据实证材料做出的结论好像很“客观”，但不同的实证材料引申出的观点彼此间却差别很大甚至正好相反。就同样的材料而言，也可能出现以偏概全的倾向。
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判定既需要考证和梳理文献、文本，更需要从宏观和整体上进行把握和理解。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注重实证，但又不“唯实证论”。单个看来，“对立论”与“一致论”者都持有真实而可靠的文献依据，推论上也大都符合逻辑。然而综合地看，这些不同的文献是需要对比、鉴别的，是需要从总体上判定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本质性的。论者不能预设前提，不能按照一种既有的观点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出发，只关注、选择那些与其有关的有利于说明、证实和论证这些观点的文献，进而做出超越实际情况的论断。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直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做辩护，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突出问题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然而这种思路只是一种循环论证：它从问题出发，到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文本中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以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最后又回到该问题。实际来说，这种循环对于该问题本身没有增添多少信息量，因为就它所关涉到的社会现象而言，《资本论》的时代肯定不如现在这般复杂和多样。
当然，对于我们时代的问题，单纯从马克思文本中发掘，也并不能为这一问题的当代解决找到真正的出路。而从《资本论》文本本身出发的思路，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背景、原初含义，以及不同思路和意义演变与当代体征，这样我们既看到历史的延续和累积，也能把握创新与重构的机缘，使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真实地呈现出来。而这种方式超越其他群体的观照的意义在于，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凸显了《资本论》及其思想的价值，这是那种动机极为“功利”、旨在单纯图解社会现实问题和流行的思想观念而研读文本的方式所不可能达到的收获。
我们看到，这样的《资本论》研究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对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与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现实中，有的人希望在《资本论》中直接找到拯救危机的药方，但仔细地甄别就会发现，这种思路混淆了历史与现实、文本与实践之间的界域，试图使《资本论》卓越的思想所具有的方法论价值体现在对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的直接解决上，这是可能的吗？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对《资本论》的探究是更深邃了还是更肤浅了呢？这种“当代性”诉求是一种合理的期待还是过分的苛求呢？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今天与《资本论》的时代相比，虽然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但在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提醒我们，必须注意《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时代变迁所导致的差别，写出它新的篇章，而这关乎新理论的建构，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在当代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不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到文本中去寻求解决方案，或者单纯靠一个外在的理论框架或当代流行的思潮和方法去“挖掘”和“阐释”其思想，而是在扎实的文本、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当代意义。三、《资本论》思想的“文本学解读”
推进当代《资本论》研究，我们就必须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把文献考证与思想阐释结合起来，在通盘梳理《资本论》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文本个案内容的详尽解读，概括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揭示其深刻的内涵和曲折的论证逻辑。这一思路主要针对的是，在过去国内外哲学界对《资本论》思想研究中，研究者大都是把这一著述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宏观观照、抽象讨论的，或者把它看作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所建立的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或者使这种研究成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乃至西方某些哲学派别思想的论证，这样就没有把《资本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完整地呈现出来、客观地概括出来。
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理论阐释到什么地方，理论史的梳理也跟进到什么地步。1862年末至1863年初，马克思形成的《资本论》的结构原先只有三册，他当时把理论史部分分散安插在各册中。到后来，由于理论问题的盘根错节，对逻辑顺序的反复斟酌、思想叙述的集中考虑和对文稿篇幅的平衡等，马克思后来逐步有了把理论史部分从《资本论》三册中分离出来的想法。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
对《剩余价值学说史》原始写作状况的简单梳理和对它在卷帙浩繁的《资本论》手稿中地位的甄别使我们看到，一方面，理论史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创作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理论难题廓清和解决的前提条件。剩余价值是《资本论》的主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不同层次上、从不同角度对其起源、表现、本质和规律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究。《资本论》不是另起炉灶从新开始，其所完成的理论建构则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超越，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辟的问题域中各个突破，进而实现整体超越。这样说来，在理论所关涉的每个问题上辨析毫芒，甄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原始意旨、他们对这些问题如何推进又怎样重蹈误区，就成为进行新的思想创建的前提。而以史的方式把对问题的不同理解连缀起来进行叙述和评论，又会勾勒出一幅古典政治经济学史连贯而完整的图景。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创新置于这一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更能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这种理论史的梳理为马克思的理论建构廓清了思想前提。研究整部手稿仿佛走进了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创立和锤炼过程。
另一方面，理论问题又统摄着理论史的方向、线索和逻辑。他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派理论，并不是按照严格的历史的（编年的）顺序梳理的，而是按照理论问题来选取思想史材料，进而做出分析的。无论是对学派演变还是对理论发展的梳理，这部手稿都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剩余价值问题进行的。也就是说，他考察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派发展史，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史。马克思感兴趣的是，某个经济学家在剩余价值问题的研究上做过哪些贡献，处于何种地位。因此，材料的安排和叙述，总是围绕对理论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来进行的，按各个人的理论（或某人的某一方面理论）在学说史上的地位来安排的。理论问题既确定了理论史所关涉的大致轮廓和方向，也规约着思想发展的进程与线索。而理论统摄下的理论史的清理，既揭示出思想演进的逻辑，也促进了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理论史的清理与理论本身的建构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使马克思的叙述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和水准。
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4]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以及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别，这些变异和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与结局。所谓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现实的社会结构。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资本论》中他通过对原始积累的深刻分析，描绘了这一产生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生产两极化的内在规律，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在商品生产中，货币和商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最初并非资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定的条件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需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因此，资本关系是以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为前提的，资本关系的产生过程，就是劳动者和他们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不断扩大和强化这种分离。
马克思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资本。一方面，“资本来到世[5]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给劳动者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却又是历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它使劳动直接具有社会劳动的性质，第一次使生产在社会规模上进行，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就在于：“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6]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但是，资本的革命作用是有限的。因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了资本集中，少数资本家剥夺多数资本家，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资本巨头手中。这虽然能在更大规模上实行扩大再生产，从而使生产日益社会化，但是，这种社会化又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根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通过自身来解决的。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创造了置资本主义于死地的物质条件，而且还培育了一个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展不仅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且也使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加剧，导致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这就表明，曾经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开始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相容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是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宿命。
总之，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资本为中心，思想极其丰富而深刻，需要我们认真地研读原著、悉心体悟、深刻理解和准确概括。四、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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