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言胜
出版社：中国财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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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拯救危机试读：
前言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对人类的认识、对物质的认识、对精神的认识等，就处于不断地变化、提高、发展与完善之中。而基于认识的善恶观的演变，伴随着人类整个发展过程。在历经几万年演变后的今天，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处在一个不断地变化、提高、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当中，善恶观的演变也在继续着。
当今中国社会，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今后将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表明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要求的一个缩影。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种种问题。由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传统价值观念遭受冲击，西方流行文化侵袭人们生活、工作的各个层面，社会风气败坏、信仰危机、自我本位、自私自利、贪图享受、环境污染等，已严重威胁到社会和谐。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积累下来的，有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产生的，有的是由于当时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以及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善恶观念，已经成为一项严峻的任务。
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伦理及善恶问题，虽然不能尽由传统文化来补充和解决，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积极的成分，却可以克服工业文明带来的非人化、工具化倾向，提供精神上的警示和指导。这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要求的。那么，如何来拯救我们这个存在问题的社会呢？
在古代，儒家讲“嫂溺援之以手，权也”。有人就诘难孟子，既然“嫂溺”都可以“援之以手”，那么今天下大乱、黎民涂炭，为何不伸出援救之手呢？孟子的回答相当精彩：救天下要用“道”，而不是用手，用手是不能拯救天下的。用道拯救天下中的这个“道”，就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信仰传统文化，拯救社会危机！这正是本书的主旨。作者2016年10月第一章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
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他所处的年代各种思潮涌现，人们在社会变革中或惶恐、或惊讶、或喜悦，因此他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就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当我们用这句来打量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时，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极不平衡的时代。一方面，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下的物质富有却导致很多人精神的空虚。我们这个时代是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分析这个时代，是为了帮助人们正视现实，扬长避短，谋求新的发展。正视发展背后的社会隐忧
自1978年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进行改革，到当前中国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作为一次历史性的创新实践，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着急，应该总结经验去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可以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不会出现严重的漏洞，实现有效的、持续的发展。
1.改革开放的成果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以下从衣食住行用等几个方面具体阐述。
衣：由穿暖到个性化。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商品供应严重匮乏，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且数量有限，色彩和样式单调。所以，当时的人们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被形容为“蓝色的海洋”。
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思想的解放，人们的衣着变得丰富多彩，不少人穿上了名牌服装或时装，服饰已不仅仅是御寒的工具，更是人们显示风度、展示个性的方式。
30多年来，城乡居民消费生活变化最快、最大的是服装。不仅衣着数量大幅增加，而且穿着质量明显提高，服装功能也由过去的单纯遮体御寒演进为体现个性化的审美意识与塑造自我形象。
食：由吃得饱到吃得好。改革开放前，食物匮乏、单调，人们的营养严重不足，有些农村甚至都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改革开放后，十几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人们不但能“吃饱”，还能“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等饮食科学卫生的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粮食消费比重下降方面，表明人民不再为吃饱而发愁。在主食消费比重下降的同时，副食特别是动物性食品消费的比重明显提高，在对原粮消费相对下降的同时，对加工食品特别是风味、疗效、方便食品的消费需求不断上升。
住：由拥挤到舒适宽敞。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居住条件比较差。改革开放后，不仅人均居住面积大，而且居住环境也有明显的改善，城镇居民住房，由缺房、拥挤逐步向比较宽敞、比较舒适的方向发展，住房的质量和配套性也不断提高。
行：由闭塞受限到舒适快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通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铁路、公路和航线的增长都很快。由于经济条件的好转和假期的延长，出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除乘火车外，乘坐飞机也不是稀罕的事了，开私家车出行的也占很大比重。
用：由物资紧缺到琳琅满目。改革开放前，代表着当时生活水平的“四大件”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改革开放后，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话、电脑、手机已相当普及。城乡居民的用品消费，呈现出以耐用消费品为主向以非耐用消费品为主，以日常生活用品等生存资料为主向彩电、冰箱、空调、电脑等发展和享受资料为主，以功能单一、低档用品为主向高科技、多功能中高档用品为主转化的趋势。（1）通信。由鸿雁传书到人远天涯近。截至目前，中国固定电话用户已达2.66亿多，移动电话用户总数接近12.9亿，已成为全球移动电话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如今，无论走到国内哪个城市，电话可以直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互联网。我国拥有8亿互联网用户，其中包括6亿通过移动端上网的用户。拥有5亿微博、微信用户，每天信息发送量超过200亿条。全球互联网公司十强中，中国占了4家。（3）娱乐生活方面。从一年难得看上几回的露天电影，到个性化的家庭影院；从收音机中收听样板戏，到遍地开花的卡拉OK；从单纯地追求“吃饱饭”，到追求生命质量的健身运动；从打台球到网络游戏，从小人书到BBS（电子布告栏）……休闲娱乐方式的变迁，折射出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2.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改革和发展中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具体来说，首先，是环境代价太大，资源过度消耗。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等矛盾突出，有可能出现不可持续的危险。其次，社会公平受到挑战，收入分配差距和区域经济差距呈扩大趋势，劳工权益受损。再次，民生问题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问题突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之下，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打官司难、行路难、住房难等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最后，政治、文化发展滞后，民主、法制不健全，未能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以致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严重地阻碍了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积累下来的，有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产生的，有的是由于当时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以及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应该采取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第一，勇于正视问题的存在，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掩盖问题也不夸大问题，不因有问题存在就否定改革的方向；第二，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的艰难复杂决定了矛盾和问题的必然存在。因此，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今天，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为了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这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
3.以问题来否定改革开放的危害性
现代化之路注定是不平坦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在责难和评判中起步和发展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的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是质疑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看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就想倒退回去，还是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在这里，必须充分认识到以问题来否定改革开放成就的危害性！
具体来说，否定改革开放有三大危险：
其一，以问题来否定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近年来，一些错误思潮利用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来干扰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种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它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地位，打着改革国有企业的旗号，主张在经济领域全面实行私有化。另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思潮实质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蓄意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将政权拱手让出，因此要警惕上述两种思潮带来的危害。
其二，以问题来否定改革开放，动摇党在改革开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改革开放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是我们党解放思想的结果。因此，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改革开放不可能走到今天，更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改革开放很可能会迷失方向，要么走回封闭僵化的老路，要么走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核心领导作用，才能全面而持久地推进改革开放，才能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
其三，以问题来否定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就是要广泛地寻求经济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外的市场、资金、技术来发展自己，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许多困难和问题为理由退回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只能限制自己的发展，甚至会中断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将前功尽弃。解决困难的根本途径就是对内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以改革促稳定，以开放促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是富国强民之路。尽管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制度还不够健全，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成就远远大于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有问题而停滞不前，要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物质繁荣就可以有一切幸福吗
当前，人们为了房子、车子、票子、孩子、位子等常常忙得心力交瘁、焦头烂额。而人们心力交瘁、焦头烂额地追求物质的丰盈，是为了人生的幸福。但是，有了物质的丰盈，就真的可以有一切幸福了吗？
1.财富并不能代表一切
很多人觉得拥有更多的财富，在经济生活上得到更大的满足才能幸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经济学家用许多实证研究证明，发达国家的人民的确相比贫穷国家总体来说要更加幸福，同时一个国家的高收入人群的确要比最低收入人群总体更加幸福。但是，财富并不能代表一切。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把财富的概念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紧缩和简单化。改革开放30多年里，在绝大部分人的心目中，财富等同于金钱，或者说财富等同于物质。但在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把财富如此简单化过。经济社会的发展忽视了某些重要的问题，也让某些概念产生了变化，比如成功。期间，我们这个民族的物质追求被激发出来，甚至赋予社会上的榜样性，似乎成功的标志就是拥有更多的金钱。事实上，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我们越来越难欢笑了。
谈到有钱而并不幸福，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企业家通常代表着成功、财富和幸福，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家有时或时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有1200多名企业家自杀。企业家们一个个变成“两院（法院和医院）院士”，企业家这个行业在中国甚至被戏称是“高危行业”。
此外，中国普通民众对收入增长与幸福增长的关系，如今也有了更切身的感受。我国大陆的民意测验和社会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几十倍，人均GDP也增加了十几倍，但中国人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同步提高，有些方面甚至还下降了。
2.过度追求物质，势必践踏资源
过度追求物质，其实是对资源的一种践踏，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人类生活在地球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其自然资源也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人类社会疯狂地追求物质享受，势必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地球上的资源快速消耗掉，二是环境污染加剧，这两者就是地球生存环境恶化的突出表现。那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何以为生？为了自己的享乐而不惜毁坏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并将子孙置于一个资源枯竭的有毒垃圾场中，我们情何以堪？这是缺乏道德的行为。
过度追求物质，就会造成资源分配失衡，以至于资源占有者无视弱势群体。比如，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人身患重病而无钱医治，还有一些孩子因贫困而失学……面对这样的国情，一个人无动于衷、一味地迷恋于物欲，即使这个人没贪污没贩毒没造假，他个人享受的资金都来自他的所谓合法收入，但这个人起码也是个情感缺乏、情商低下的冷面人，不值得社会和他人尊敬。至于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择手段甚至触犯法律，则更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人的天性是追求享乐的，要降低人的物质享受欲不是要压抑人的天性。人除了有物质方面的享受之外，还有来自精神方面的享受。中国古代圣贤所极力倡导的简朴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今天不但不过时，且依然是一种很深刻很有智慧的选择。查出为什么不幸福的原因
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物质繁荣了，人们的幸福感却下降了呢？有研究者曾经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相信人们会对“幸福”二字有更深入的认识。
1.总爱比较
现代人把主要精力都投入相互攀比的竞争中，比职位、比房子、比财富……比来比去，人们的心里只剩下欲望，没有了幸福。一旦人追求的不是如何幸福，而是怎么比别人幸福时，幸福也就离你远去了。
2.缺乏信念
在经过30多年冲刺般的财富赛跑后，一些人除了赚钱，却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种缺乏信念与理想的状态，难以产生长久、快乐的幸福感。
3.不善于发现阳光面
生活中有许多积极的、好的方面，但许多人却忽略了它们，“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放大了别人的幸福，缩小了自己的快乐”是其真实写照。一些媒体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也对生活中的负面事件大肆宣传报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但同时也削弱了人们的积极心态。
4.不知道奉献
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曾显示，在生活中多去帮助他人，能让自己感到更快乐。但现代社会中，乐于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你总算计着“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做这件事值不值得”，就会生活得很累。
5.不知足
俗话说“知足者常乐”，但能知足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了房子想换更大的，有了工作想换更好的，有了钱想赚得更多……这些欲望，指使着人无休止地奔波劳碌，硬撑着去争取登上那“辉煌”的顶峰。
6.相互不信任
社会虽然通信高度发达，但人们的心灵却渐渐疏远了。现在的人越来越倾向于“右脑”思维模式，而右脑掌管个体、权力、地位等，对于幸福的感受度是零。幸福感来自左脑的感受，很多时候不是生活中的幸福少了，而是人们不再掌握感受幸福的能力。
7.过于焦虑
购房、子女养育、家庭养老负担等问题，为职场晋升空间感到担忧而产生的工作压力，朋友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的处理等都成为中国人的“压力源”。在大城市中，无论老人、年轻人还是孩子，多处于一种烦躁不安的焦虑状态，这让人们无法从心底感受到幸福。
8.社会不公
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公正。不是说财富增加你就幸福，一个人总是觉得“不公平”就没有幸福感。事实上，人们不仅要福利的拓展，也要公平的过程；不仅要权利的保障，也要权力的透明。权利、机会、规则的不公平导致的贫富不均、有仇富心理，是人们没有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既然病因已经找到，那么又该如何对症下药呢？重建信仰，需从传统文化出发
作为一个民族，如果缺失信仰，或者迷失了信仰、精神的方向，要想自立于世界，是一句空话。对于需要重拾信仰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信仰像鸟儿，在黑夜里它会冲着黎明讴歌。上文所说的“对症下药”，就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出发重建信仰。
1.从传统文化出发重建信仰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为中国老百姓所信仰，或者说中国老百姓在教育、文化的传承中奉行的做人之道，依然遵循着“孔仁孟义”。这种信仰既是道德的，又是宗教的。中国人信奉的儒家思想实际上相当于西方人信仰的耶稣，只不过儒家思想显得更生活化、民间化。从信仰或者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中国人的道德也是中国的宗教。中国百姓相信人是善的，相信人和天、地、物、我之间的相互关爱。
虽然现在中国的社会中有很多乱象，但是中国老百姓的信仰、道德信念、生活目标还是儒家思想奠定的。中国人没有发展、开发出典型的、超越的宗教，是由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因此，当今中国要重新建立一种信仰、信念，一定要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出发，一定要回到孔孟的儒、释、道，回到中国的“诸子百家”和中国文化的根本，重新恢复我们的信念和信仰。
2.汤恩比的中国传统文化之论
阿诺德·约瑟夫·汤恩比是享誉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说过，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代，而且还是人类咎由自取的结果。作为20世纪当之无愧的、最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智者，汤恩比认为，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他还说，如果有来生，我将在中国。
在汤恩比所写的《21世纪的世界》当中有两段话，与我们中国人有密切的联系。
第一段话的大意是：中国在全世界开办了几百所孔子学院，如果孔子学院可以发挥出儒释道的教育作用，再联合全世界各宗教当中与儒释道相通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因地制宜地编写教材来教育人民，这就是统一的先决条件。而在西方罗马帝国分裂以来，欧洲各小国并没有做出统一的努力，反而是在阻止统一，那么西方显然不具备统一世界的条件，而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有希望和资格带领世界进入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谐社会、和睦人生、和平共处。汤恩比博士说到这里，提醒了中国人和全世界，要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需靠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年我们就在全世界大小和平会议上不断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对世界和平肯定是有促进作用的。
第二段话的意思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地改朝换代，然而却成功地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成功地维系了人们的长治久安，这是全世界每一个领导人所追求的目标。第二，中国成功地融合了一个外来的文化——佛教，丰富了本土的文明，这个是了不起的，中国人有那么大的胸怀，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并和自己的本土文化融合到一起。因此，中国人常说的“缘分”“舍得”都是佛教的术语，像这样的还有很多。中国人受到的是爱的教育，受过这样教育的人，不会害人。中国人懂得教育，而且心量很大，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这对于今天世界的安定和平有很重要的意义。人人都有那么大的心量，都能接纳对立的，矛盾、冲突也就化解了。
在汤恩比看来，中国过去的经验和历史的成就已使其具备统一世界的基础，这正是西方所显著缺乏的。在这种成就力量上，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资格带领人类走向大一统。佛教已经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和中国文化分不开了，纯粹的儒释道已经没有了，已经变成了中华文化的内容，是必修的。汤恩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正在走向毁灭的边缘。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他认为如果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换句话说，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了，人类可以集中力量应对自然灾害，人类才可以在这个地球上继续生存。汤恩比说的大一统是文化上的大一统，所以他说我斗胆要求中国人尽快满足全世界的迫切愿望。
可见，从传统文化出发重建传统文化信仰，才是根治社会问题，并最终让人们获得幸福感的根本办法。第二章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
如果一个民族与国家没有自己的信仰，势必缺少约束，很容易导致人们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的道德意识。一个道德沦丧、价值观丧失、一切以钱为中心、缺乏信仰与诚信、缺乏守法意识、潜规则盛行的社会，实行再好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民主宪政制度也是会变形的。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而文化中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最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组织、个人的行为，最全面地影响着社会和组织的各要素。因此，一个民族需要从其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构建自己的民族信仰。信仰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我们现在使用的“信仰”一词，最初来源于佛经，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丰富的信仰精神和相应的信仰概念表达，主要包括“信”“忠”“敬”和“诚”，这4个方面构成了传统文化中信仰的核心内容，同时揭示出信仰的完整内涵。它们可以说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概念。
1.信：信仰的执着精神“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频繁地出现于中国古代的各种文献中。《论语》中就数十次地提到它，后来的圣贤和文人也多有阐发。信是“四德”（孝悌忠信）之一，“五常”（仁义礼智）之一，还是“五材”（勇智仁信忠）之一，等等。“信”是一个与信仰很相近的概念，二者之间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联系和相通之处。其不同之处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延和范围不同，二是侧重点不同。“信”作为一个普泛性的抽象概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多样化的含义。中国古人认为，社会生活所有的领域中都要贯彻“信”的原则。君臣之间要有信，官民之间要有信，夫妻之间要有信，朋友之间要有信，人神之间要有信，人与事业之间也要有信。在这里，信具有相信、信任、信实、信用、信守、信靠、信仰等多种含义。相比之下，信仰一词内容确定得多，范围也狭窄得多。可以说，信仰是一个比信更为具体的概念，它的内容更为确定，对象更为专一。
尽管在信中也包含着信仰的含义，但在古人的用法中，其着重点则不在此，而在于人际关系中的信用、信实。可以说，信主要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道德准则，意思是说话做事要诚恳守信，讲信用，值得别人信赖。在这里，人与人的信任并不具有某种神圣性，而是一种平等的、可以相互对待的关系。地位相同的人之间自然要讲信用，地位不同的人之间也要讲信用。而且这里指的主要是地位相近和相同的人之间的关系，如朋友之间、国人之间。《论语》中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反省，在《大学》中则把“信”与一些带有明显尊卑色彩的道德规范加以对比：“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当然，传统的“信”有时也用于人与神之间，表示人对神的态度，比如著名的《曹刿论战》中就认为对神要“必以信”，但这主要不是人对神的信仰和崇拜，而仍然是指对神要讲信用，许诺给神的祭品要按时献上，不要失信于神。相比之下，信仰则侧重于尊卑两极之间的关系，如人与神的关系。“信”与“信仰”两个概念之间除了有不同之处，还有相同、相近和相通之处，否则前者就不会成为后者的相关概念了。
首先，在“信”和“信仰”中都包含有相信、可信、确实的含义。这一点从字面上就可看出来，双方都带有一个“信”字，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汉语的“信仰”一词。信仰是一种相信，即对那种能成为信仰对象的客体的相信，信也可以说是一种相信，它既是相信别人，又是使自己值得别人相信。同样，在信和信仰中也都具有“可信”“确实”的含义，因为相信的依据就是可信。二者都要求人的心诚，要求人内心相信和真诚无欺。可以说，信和信仰都是在相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念。
其次，在“信”中也以萌芽的或简单的形式包含有信仰的意思。信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尽管其主要的含义或内容的侧重点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美德，但在信字的许多其他用法中，还表现出某种与信仰相近甚至相同的意思。比如，信有时也指人对事业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坚定持守，指对更高的人格或事物的依赖之情。在《论语·子张》中，孔子的学生子张说：“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意思是，固守仁德不坚决，信仰道义不虔诚的人，没有什么生存的价值。在此，信指的是对道德理想和价值的追求和践履，也就是信仰。这一点甚至从朋友之信中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在中国古代，所谓朋友并不单指人际关系密切的人，而主要指志同道合、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的人，所以朋友之间的相互信任中也具有某种共同信仰的潜台词。
再次，在“信”的引申和发展中，有向“信仰”概念转变的意向。信字的某些用法与宗教中的信仰有相近之处。在《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这句话指的是人民对政府、君主和国家的信仰，这种信任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是一种信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就有对皇帝、对国家的信仰，我们不论把它看作皇帝崇拜还是看作爱国主义，都是一种中国式的信仰。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国佛教中对信字的用法上看出来。在佛经中，“信”也是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对佛经的信仰，即对佛教教义的坚信不疑和追求。《大乘义章》中说：“于三宝等净心不疑名信。”这里，三宝指的是佛、法、僧。这句话的意思是，“信”就是对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教教义、宣扬佛教的僧人的深信不疑。《华严经》中说：“信为道元功德母，增长一切诸善除灭一切诸疑惑，示现开发无上道。”这是讲信仰的重要性。佛教认为，只有具备了对佛教根本原理的坚定不移的信仰，才能除去一切杂念，并经过不断的修行，使内心清净，一意追求真谛。
最后，从根本上说，“信”作为一个与“信仰”相近的概念，是信仰的执着和固守精神的体现。信字在古代就有固、持、守等含义，体现的正是信仰的坚定性。“信守”“守信”等的说法就表现了这一点。《左传·文公元年》中说：“信，德之用也。”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义》中也有“信者，诚也，专一不移”的说法。这种“专一不移”之“诚”不就是信仰的执着精神吗？
2.忠：信仰的献身精神“忠”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一种影响深广的道德规范和人际关系准则。忠的本义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无私的态度，它要求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要尽职尽责。像“信”一样，忠也是一种较普泛的概念，是一种广泛的道德原则，但不同的是，它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具体化和确定化，定格于君臣关系，并专指臣对君的单向性关系。在《论语》中孔子就有“君使臣以礼”，但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到战国中晚期，尤其是在墨子那里把双方负责之忠变成单向效力的政治伦理原则。后来的韩非子干脆把忠君作为唯一正确的价值选择。不论从最初的含义还是从后来的含义来看，“忠”都是一个与信仰相近的概念，尤其是后来的明确含义更是如此。
首先，“忠”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而且具有极大稳定性的感情和态度，不仅与信有相同之处，而且与信仰有相同之处。就其发自内心而言，它不能被强迫，就像一个人的信仰不能被强迫一样。就其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而言，它是颇为执着不渝的，就像一个人的信仰是执着不渝的一样。而且忠是专一的，针对明确的对象，从对一个对象的忠诚变成对另一个对象的忠诚，是相当困难和费力的。这一点也正是信仰的特点。
其次，“忠”作为一种由下而上、由卑向尊的单向的绝对化的态度，与信仰非常相似。信仰是一种处理至上与至下之间、至尊与至卑之间的单向要求和态度。我们只能说人信仰神，而不能说神信仰人。同样，忠也是这样一种单向态度，只能说臣下忠于君主，而不能反过来说。中国封建社会中，臣民对君主的忠也是一种信仰态度和要求，尤其是随着封建帝王的被神化，更是如此。这不是一般的忠诚，而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忠诚，实质上是一种准宗教的崇拜。
最后，“忠”这一范畴集中体现了信仰的献身精神。忠的含义尽管在历史上也表现出许多不同的方面，并不专指献身精神，但献身精神无疑是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方面。古人所谓“文谏死，武战死”，讲的就是文臣和武臣对皇帝的忠，而且是忠的极致。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在所不惜，这便是忠。”如果没有了献身精神，忠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如果把“忠”作为信仰的一个相关性概念或替代性概念来加以定位，就应把它定位于信仰的献身精神上。当然，献身精神并非单指献出生命，而是泛指一种无私的态度和奉献的精神，献出生命是其最高和最后的表现。如果我们承认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希伯来的人本主义》一文中的说法，即“信仰就是自我奉献”，那么可以说“忠”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信仰概念。
3.敬：信仰的外在行为
信仰不止是一种纯粹内心的状态，而且有相应的行为外观。这种外观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在面部表情上、在言语表达上、在行动表现上，以及在相应的仪式上等。不论表现在哪些方面总是具有相同的特点。这种共同的特点，集中表现于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敬”上。“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概念。孔子则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意思是，君子有3件敬畏的事情：敬畏天命，敬畏居高位的人，敬畏圣人的话，小人不知道天所赋予的正理而不敬畏，怠慢轻视高位的人，戏侮圣人的话。南宋大儒朱熹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也就是说，人要有敬畏之心。明代方孝孺说：“凡善怕者，心身有所正，言有所规，纠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意思是，凡知道畏惧的人，必言谨身正，说话有分寸，行为不冲动，虽偶尔有些出格之处，但不会出现大的过失。的确，人生在世，就需有所敬畏。也就是说，要秉持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操守，知道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而人一旦没有敬畏之心，往往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甚至无法无天。“敬”指的是一种道德的要求和修身涵养的功夫。作为涵养功夫的根本，敬既有内的方面又有外的方面。其中，内的方面指内心虔诚，如通常所说的“虔敬”就是这个意思。外的方面，指内心虔诚的外部表现，比如虔诚的表情、谦恭的态度、敬拜的行为等。这内外两个方面都使“敬”成为信仰的一个相关概念，尤其是其外部的方面恰好体现了信仰的行为特征。比如，信仰者往往一脸虔诚，谦恭自卑，而“敬”字恰好就是如此。正如北宋范纯仁在《戒子弟言》中所言：“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敬与畏相联系，信仰者在信仰的对象物面前，常存一种敬畏之情。敬畏、敬仰就是要人们不要存丝毫傲慢轻率之心。古人对天的敬仰具有最根本的意义，由此派生出对其他事物的敬仰。“敬天法祖”是中国人信仰的一种表现。在这里，敬不仅是一种言语态度和表情，而且还是一种敬拜的行为，敬祖也有敬祖的仪式，信仰的行为外观在这种敬拜行为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4.诚：信仰的精神境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诚”是一个比上述几个概念都更为根本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与信仰更为接近的概念。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和道德的概念中有一个可以在整体上替代“信仰”的概念的话，那么它就是“诚”。
最先提出并阐述这一概念的是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在春秋以前的著作中，只出现过几个当助动词用的诚字；在《论语》中只讲信而不讲诚；到战国时期，诚才成为一个名词概念并流行起来。诚字集中于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庄子》三书以及西汉时期由戴圣成书的《礼记》中，尤其是在《礼记》的《中庸》一篇中得到了完备的阐述。《中庸》论诚的特色主要是把诚抽象化和本体化，使之成为阐述天道的基本概念。在这种论述中，诚已接近于信仰的概念。《中庸》中说：“天生诚实的人，不必勉强为人处世合理，不必思索言语行动得当。从容不迫地达到中庸之道，这种人就是圣人。做到诚实的人，就必须选择至善的美德，并且要坚定不渝地实行它才行。”在这里，诚主要是天道之诚，指天道本身，但同时也提出了人道之诚，即人对天道之诚的追求和实践。这种对天道的追求就是“择善而固执”，选择并执着地追求至善，而这显然也就是信仰。正如台湾的陈立夫先生在其著名的《人理学》中所说：“诚为信仰，亦即择善固执、锲而不舍之意。”
在《大学》一书中，诚的这种与信仰相近的用法得到进一步发挥。与《中庸》不同，《大学》中的诚主要不是指天道之诚，而是落实在人的主观意念上的人道之诚，即“诚意”。《大学》中指出和论述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一系列中，“诚意”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承上启下，使整个系列成为一个“知识—信仰—行动”的有机链条。其中，格物和致知指的是人们通过接触和研究事物而得到关于事和物的道理和知识；“诚意”指的是把关于事物的知识变成内心的虔诚信仰；接下来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的无非是用信仰来规范内心，指导行动，并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这种从知识到信仰，再到行动的转变过程，具有很大的合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受“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朱熹把知识之真、信仰之诚与行为之笃联系起来。他指出：“欲知知真不真，诚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果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青年毛泽东也在《伦理学》批语中，直接而明确地提出“知识—信仰—行为”的公式。这些都是对中国古代关于诚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诚”作为中国古代的信仰概念，所体现和代表的主要是信仰的精神境界。信仰总是使信仰者处于一种独特的精神境界中，这种精神境界与信仰的执着精神、献身精神一样，是信仰的主体体现，但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执着精神和献身精神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它们总是指向信仰的对象，并与信仰对象直接结合在一起；而信仰的精神境界则更多地体现了信仰的主体性，它似乎没有明显的指向性，好像是一种与任何外界对象都无关的纯粹的精神状态。“诚”作为信仰者的主体状态具有整合的和总体的性质。无论是信仰的执着精神还是献身精神，都可以融合并升华为一种完整统一的精神境界，即诚的境界。信仰的行为外观也是诚的外化和表现。如果没有诚，行为就不称其为信仰行为。“诚”是古代创造的最典型的、最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仰概念。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精神和相应的信仰概念表达，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其现实意义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信仰可以提升现实中人的道德和良知，稳定和谐社会。对于悲观的人，有安抚慰藉的作用；对于为非作歹的人，则具有吓阻警惕的效力；对于纯洁善良的人，同样能有所鼓励和嘉勉。人类文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往往取决于人们对公平公正、自由、珍视生命的信仰和热爱的价值观、思想和动机，才能制定相对较公平公正的制度。传统文化中信仰的普及必会带来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长治久安，可持续地发展也就得以平稳实现。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在这位古希腊先知看来，没有经过思考、怀疑、质疑、斗争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这也是苏格拉底一生的写照。
1.为什么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
为什么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呢？如果泛泛地来理解“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活”，我们可以这样说：无意义的生活既没有尊严，也谈不上幸福。苏格拉底认为，要做个真挚完整的人，每个人就要把自己的生活与信念交付自我来检验。“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为什么这样活着？”进一步而言，只有通过自我检验，人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
苏格拉底不仅是这样想的、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他被人以“败坏青年、不敬城中的诸神”的罪名告上法庭时，他原本可以诉请法庭法外施恩，处以放逐，得以离开雅典而不至于殉难。然而，他不请求原谅或道歉，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事，雅典应该给他养老金而不是死刑。最后苏格拉底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将他判处死刑。判决后他完全有机会逃脱，他的学生柏拉图与朋友为他安排了这样的机会，但他拒绝了。
马上就要服毒自尽的苏格拉底想让学生与朋友相信，他并不认为他目前的处境是不幸的。他记起了有关天鹅的传说，它们是唱着歌死去的，他说：“天鹅在感觉自己就快要死了的时候，在这一刻就会最高兴、最有力地歌唱，现在它们是要到神那里去，它们是神的侍从……我也认为自己跟天鹅一样是神的侍从，愿意为同一个神奉献一生，同样也从我的主人那里获得强大的先知者的力量，同样也高高兴兴地告别此生。”
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精神！
苏格拉底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我们要获得真挚的幸福与真挚的美好生活，就必须遵循某些适切的思想与行动的准则。这些准则必须是客观的，而且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真的，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有些人缺乏正义感，纵欲、沉溺于没有价值的目标，与周围的人疏离，对于真正重要的事物困惑而茫然不觉。这些人不知道某些庸俗的事情不值一顾，他们恐惧幽暗，无法欣然面对生命或死亡，如此之人正需要发现真理来作为生活的依据。
2.信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和脊梁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尚信念的民族。历代有识有为之士，都自觉地从先辈的高尚信念中汲取精神营养，用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砺自己的情操和品格。越是沧海横流，越是如此。“朝闻道，夕死可矣”出自《论语·里仁》，揭示了一个跨越时空而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信念是力量的源泉。任何时代、任何群体的成员，只要有了坚定的信念，就有了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就有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力量，就能为捍卫真理和正义而抛头颅洒热血，历经磨难而不衰，屡遭坎坷而不馁；就能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历朝历代之所以不断造就许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铸就大义凛然的信念的精英贤哲，最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执着地追求自己认定的人生信念。即使奋斗终生，朝闻夕死，他们不仅无怨无悔，而且还特别看重由此凸显的生命价值与意义。
比如，源于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句成语，经后人点化，又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表述是对信念内涵的延伸和拓展。它说明，对一个人而言，信念无时不有，无所不在，体现在人生追求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叱咤风云时的轰轰烈烈，还是埋头苦干中的默默无闻，须臾也离不开信念的引导。一个人投身的事业尽管有大有小，但只要志存高远、锲而不舍，就能以己之所为报效国家，造福民众。即使不求闻达，信念也会蕴含其中，发挥“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作用。
又如，唐初高僧玄奘，在云游海内名寺访师问学的过程中，发现佛门各派对经典理解多有歧义，遂怀疑原有译经讹谬，于是决心“舍身求法”（鲁迅语），前往佛教发源地广求梵文原本佛经。一路上历尽千难万险自不必说，回到长安后，他十九年如一日，“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直到圆寂，共翻译佛经74部，1335卷，平均每年翻译170多卷，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虔诚信仰的取经、译经和讲经事业。
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人，其实都是像苏格拉底一样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的人！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还有许许多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以忠贞坚毅的信念作为人生的重要支点，而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凛然正气又都以自己对人生与社会、对国家与民族的坚定信念为基础。信念，已经成为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正是这种经过审视的生命，才使他们流芳百世，名垂千古。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始终胸怀正确的信念，心存天地之正气，不管做什么，都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力量之源！从“尊道贵德”到“天人合一”“尊道贵德”和“天人合一”是道教的最高信仰。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教。鲁迅曾做出“中国根底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以此读史（中国历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大树的根在道家。”这里不妨先来看一个小故事：
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后，回来和自己的学生这样说道：“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用网捕获它，会游的可以用丝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云而飞上天的。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一条龙！”可见老子修为道德的厉害，连孔子都赞叹不已。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道教的“尊道贵德”？又如何做到“天人合一”？
1.如何理解“尊道贵德”
道教之所以尊道，是因为“道”是道教徒信仰的主体，道教的全部信仰和修行都是以“道”为核心的。概括起来，主要有4个方面：其一，“道”是生化宇宙万物的原动力，造化之根。其二，“道”是神明之本，由三元之气化为三清，聚形为太上老君。其三，“道”有最伟大的德行，它以虚无为体、清静为宗、柔弱为用，无为不争。其四，“道”真常永恒、无生无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长存于天地间。“道”的伟大和神圣之处，可以说是无处不能体现。由于“道”的伟大和神圣，所以道教尊道为最高信仰，并教导人们学道、修道、行道、弘道。
道的尊高和伟大，其最高体现就是“德”，道造化万物由德来蓄养，神明可敬也是因为有最高尚的德行。所以，道教尊道贵德。唐代的孟安排在他的《道教义枢·道德义》中这样对道与德进行阐释：“道德一体，而具二义，一而不二，二而不一。”意思是说，道和德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因为道是由德来体现的，在理义中又有差异，是可分又不能分，但又不能合而称为道。因为德不是造化之根，神明之本。但人们信道修道，必须以“德”为根。“德”的意思是：人的心念符合“高级生命的旨意”、遵循“道的特性”下的行为就叫“德”，体现在世间就是人的真诚品性与善良的行为，这种行为会为自己积下德分，将来会以福报体现。所以“德”也意含着上天给人的福分，在我们的语言里还有“积德”“缺德”的说法，积了德将来就有福报，损德就会把福报给别人，自己遭殃报。“德”积多的人叫大德之士，或称人某某高德、某某大德，“德”高大之人自然声望重，受众人尊敬。这些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从上述阐释中我们可以知道，有道者必具有高尚的德行，有了高尚的德行才可得道。所以，修道应以德为基。修道的先决条件就是立德，立德就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功德，其关键在于提高自我修养，具有良好的品德。
如果把“道德”合在一起，意思就清晰、完整了。“德”是高层生命给人的福分，“道”显然就是神的理，是人走回高层生命的路，是宇宙的真实。这不就显现出“道”的珍贵，不就合理解释为什么“道德”一直贯穿在我们文化里，一直是个人生命守则、整体社会价值的核心了吗？
2.如何做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信念，除了道教外，儒教和佛教也都对其从不同角度予以阐释。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行为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强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总的来说，道教文化里的天人合一是为了破除一般人的时间、空间观念，使人的思想能朝这方向不断升华、超越，而不会受限、迷失在这个空间里。
总之，道教崇尚以德治天下，以天道行事。能做到天人合一的人，才是最尊贵的圣人。做人乃是作为人的第一要务
人的一生中，能够夯实自身根基的事不外乎两件，一件是做人，一件是做事。历览古今，纵观中外，最能保全自己、发展自己和成就自己的便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人。大凡做事成功者，其做人的基调都很低；大凡低调做人者，其做事的成功率都很高。人生在世，做人乃是作为人的第一要务，这需要首先厘清做人与做事的关系，同时有必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做人”的养料。
1.做人与做事的关系
一般而言，人活世上，除吃睡之外，不外乎做事情和与人交往，它们构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做事情，包括为谋生需要而做的，即所谓本职业务，也包括出于兴趣、爱好、志向、野心、使命感等而做的，即所谓事业。与人交往，包括同事、邻里、朋友关系以及一般所谓的公共关系，也包括由性和血缘所联结的爱情、婚姻、家庭等关系。这两者都是我们看得见的行为，并且都有一个是否成功的问题，而其成功与否也都是看得见的。如果你在这两方面都顺利，譬如说，一方面事业兴旺，功成名就，另一方面婚姻美满，朋友众多，就可以说你在社会上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你的生活是幸福的。在别人眼里，你便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如果相反，你在自己和别人心目中就会是一个倒霉蛋。这么说来，做事和与人交往的成功似乎应该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要标准了。然而，在这些看得见的行为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比做事和与人交往更重要的，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东西——做人。
就做人与做事的关系来说，做人主要并不表现在做的什么事和做了多少事上，例如，做学问还是做生意，以及学问或者生意做得多大，而是表现在做事的方式和态度上。一个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生意，无论做得大还是做得小，他都可能做人做得很好，也都可能做得很坏，关键就看他是怎么做事的。
实际上，做人并不是做事和与人交往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行为，而是蕴含在两者之中的，是透过做事和与人交往体现出来的一种总体的生活态度。
2.《大学》中“做人”的学问
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之一是“做人”。这个教育的理念堪称先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是把人当成目的，而不是工具。人要先堂堂正正做一个人，然后才是做事。如果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事自然不在话下。“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一的《大学》，主旨就是讲怎么“做人”的。朱熹说《大学》是“大人之学”。南怀瑾说，虽然传统文化中把做官的人称为“大人”，但曾子的原意以及朱熹的本意是大学都不是做官的人才来研究的学问。所谓“大人之学”就是讲一个人如何做一个“大人”。《大学》的核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内养的功夫”，就是“内明之学”；另一部分是“外用的知识”，就是“外用之学”。内外相加，大学的次第就是“四纲、七证、八目”。四纲是：大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七证是知、止、定、静、安、虑、得；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大人的大道是明心见性，自立立人，而且要不断地向至善的目标迈进。不难发现，这个目标的设定是没有止境的，是一个不会停顿的过程。
达成这样一个做“大人”的目标，是有章可循的，其中，内明之学是“七证”，即知、止、定、静、安、虑、得；或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四目，也属于“内明之学”。“内明之学”是精神修养的功夫，这套精神修养不是学知识，它跟知识关系不大，它更像是一套身心体操，是针对身体与大脑设计的一套运动方式，是要把自己的身心作为一个观察对象，通过一套特定的程序，一步步了解身心的运作，根据身心运作的规律，逐渐达到掌握身心运作的目的。
儒家的这一套静坐修身的功夫，在佛家是禅定，在道家是炼丹，虽然说法不一，路径有别，目的各异，但内在的规范其实大同小异，都是要掌握自己的身心运作，从一种被动的自然状态，转变为一种主动的自在状态。比较而言，佛道两家，把这一套“内明之学”搞得很神秘，而且目标是超凡脱俗的。儒家的目标则是入世入时的，目的还是为了人生本身，相对亲切实际，修炼得法，于己于人都有好处。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个修养的功夫，所谓的“内明之学”，是中国文化最有竞争力的部分，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之所在，说是瑰宝，并不为过。可惜的是，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体制中，这一块早就荡然无存。如果说，中国文化要复兴，首先要复兴的是这一“内明之学”。今天的人讲国学，首先就应该讲“内明之学”，换言之，今天的国学，如果没有内明的修养功夫，等于什么都不是。
至于“外用之学”，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修身”也是内明之学的外用之一，身是心的外显；另外，一个人的身按照习俗规定来行为，也是一种修身。至于“齐家”，也就是“持家”、管理家庭。古代的家是大家族，几乎跟一个社会、一个社区的意思差不多，“齐家”因此相当于管理社区。治国平天下，或者说，一般人不见得就有机会来治国平天下，但是，作为一个“大人”，他必须知道这些“外用之学”，一旦有机会，他就能够担当大任。
这里的“内明外用”，也就是一般儒家喜欢讲的“内圣外王”。不过，“内圣外王”陈义过高，容易让人望而生畏，不如“内明外用”来得平易近人，向内我们可以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向外我们可以实用知道如何立身处世。如果自我要求高一点，也可以向内成为“圣人”，向外成为“王者”。
3.通过修身克服人性弱点
现实中，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性的弱点，如自私、攀比、欺瞒、奢侈、懒惰、冷漠、嫉妒、残忍、背信弃义、玩忽职守等。这些弱点阻碍着我们走向完美的人生。要想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要克服这些人性弱点，最重要的就是修身。
人生在世，修身最难。而修身最难者，则莫过于正心。正如《大学》中所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意思是，如果我们的内心还存在着愤怒、怨恨、恐惧、害怕、偏好、瘾嗜、忧虑、患得患失等情绪，我们的心就是不正的。把包括这些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执着心都去掉了，我们的心才是正的，我们才算修好了身。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有些人的生活之所以混乱不堪，就是因为他与人、与事、与物出现了对立的心态。人们总是喜欢征服自然、征服别人，唯独不想征服自己。征服自然的结果是大自然的报复，征服别人的结果是别人的愈加隔膜与仇视，以及自己生存状况的愈加窘困。印度禅修者克里希·那穆提曾简单而直接地指出心灵失衡的原因：“我是这样，却想成为那样。”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首先就是错误的，却指望正确的结果，好比去求别人帮忙，却对人家横眉立目、颐指气使，又怎么能够如愿以偿呢？做人不能光凭想当然，而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客观的标准显然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来阐明的，并且有一个修养过程。
世界和他人都不是你的敌人，你唯一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人性中的弱点，而修身是战胜人性弱点的唯一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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