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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宫兆波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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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纸牌屋试读：

1911年，农历辛亥年。这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大清龙廷瑟瑟发抖，一种不祥的预兆开始笼罩在紫禁城上空。自古以来，举兵造反，在王朝历史上均属大逆不道。此时在内忧外患中煎熬了七十多年的满清帝国已是奄奄一息，不得不强打精神，呻吟着举起龙头拐杖，颤巍巍地指向了龙旗飘落的武昌城。

于是，武昌枪响的第三天，即1911年10月12日，清政府命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率军赶赴湖北，会同海军提督萨镇冰，水陆并进，杀气腾腾准备剿灭武昌叛乱。当时，北洋新军第五镇一马当先，其统制正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老部下冯国璋。南下途中，冯国璋特意前往河南彰德拜访一人，这就是在洹上村已经隐居三年多的袁世凯。

袁府之中，袁、冯二人一番寒暄。袁世凯立即屏退左右，拉着冯国璋走进了自己的书房，只见袁世凯伸出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慢慢写下了6个字：“慢慢走，等等看”。有了袁世凯的这一暗示，冯国璋率领的北洋第五镇果然一过武胜关，便裹足不前，根本不听荫昌指挥。清廷当局这才如梦方醒，“北洋军”早已变成了“袁家军”。

原来，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正是农历八月二十，恰逢袁世凯52岁生日。当天晚上，河南彰德洹上村到处张灯结彩，一片鼓乐喧天。袁府上下，宾朋满座，祝寿大戏演得正酣，不是传来阵阵喝彩声。此时，只见一人急急忙忙，推门而入，匆匆走到袁世凯面前，低低耳语了一阵。袁世凯闻听，脸色陡变，“呼”得一下站了起来，大喊“停停停”，当场叫上了张镇芳等几个亲信幕僚，赶快到书房议事。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王朝气息奄奄，无奈只好起用赋闲在家的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遭到时任摄政王载沣的反对。

辛亥之年的秋天，注定是袁世凯的收获季节。湖北新军突然发难，袁世凯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命运的曙光降临了。武昌枪声真是一个天赐良机，自己终于等来了出山的机会。袁世凯接下来的举动流传到后世，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马上指派自己的亲信幕僚张镇芳带上大额银票，火速前往北京，打点当时的庆亲王奕劻，为自己东山再起做铺垫。

爱新觉罗·奕劻，满族镶蓝旗人，清末皇族宗室大臣。1894年，被慈禧封为庆亲王。4年后，又插上“铁帽子王”的顶戴花翎。1903年，奕劻再次官运亨通，荣登首席军机大臣。

在晚清政坛上，奕劻王爷以“贪腐”著称，时称“丑声四播，政以贿成”，卖官鬻爵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据说，庆王府客厅里的会客桌子上，摆有一个木匣子。来客行贿的时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客套，全都主动把金条、银票等礼金直接投到木匣之内。每过十天，奕劻都要戴上老花镜，两眼放光，亲自整理匣子里的钱物，然后逐一登记造册，再按照价钱多少，回报给行贿人相应的官职。这一切，当然难以逃过袁世凯精明的目光。从那时起，痴迷于银票子的庆亲王奕劻便成为了袁世凯围猎的头号对象。在糖衣炮弹的诱惑下，奕劻俨然成为了袁世凯的政治代言人。在朝堂之上，不断大肆鼓吹其时还在天津小站编练北洋新军的袁宫保实乃朝廷栋梁，一旦国家有难，此君必堪大用。“辛亥革命”爆发时，庆亲王奕劻不但身为大清内阁总理大臣，而且还是监国摄政王载沣的叔叔，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无论此次行贿与否，可以确定的是，庆亲王奕劻再次老调重弹，四处奔走呼吁，力主起用袁世凯，前去镇压湖北新军叛乱。史书记载说：“内庭议，起用袁项城，监国不应，且哀泣。”在听到让袁世凯出山的提议之后，摄政王载沣竟然放声大哭了起来。可是，环视满朝皇族宗室，八旗子弟早已游荡于戏馆茶楼，只会架笼遛鸟抽大烟，实在找不出一个可用之才。无奈之下，泪痕未干的载沣只得下旨，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会同当时的陆军大臣荫昌一起“督办剿抚事宜”。天津小站，原为一个沽南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镇。甲午之后，袁世凯奉旨在此督练“新建陆军”，为其日后纵横民国政坛奠定了雄厚的政治基础。

这一任命，实际上把袁世凯放在了荫昌之下，作为其副手协助办理武昌兵变。哪曾想，此时的袁世凯已是野心勃勃，一个小小的“湖广总督”岂能满足自己张大了的胃口？于是，袁世凯冠冕堂皇地上表朝廷，声称袁家数代世受皇恩，值此国乱当头之际，本该赴汤蹈火为国分忧，怎奈自己“足疾未愈”，难以赴命。摄政王载沣看到奏章之后，不禁怒火中烧，破口大骂。清朝末年，清政府被迫革新政体，成立皇族内阁，预备立宪。袁世凯出山后，强迫清廷解散皇族内阁。

原来，早在1908年11月，两天之内，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病逝驾崩。按照慈禧遗命，不满三岁的溥仪被扶上了大清皇位，其父载沣出任摄政王，一手总理国政。爱新觉罗·载沣本是光绪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正是因为哥哥光绪皇帝的缘故，早在十年前，当时还不显山不露水的载沣和袁世凯结下了深仇大恨。

1898年9月，随着“戊戌六君子”喋血西市，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于中南海瀛台，长达十年之久，直到凄厉病死。后来，坊间一直流传光绪皇帝的悲惨下场，是由于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告密所致。因此，载沣摄理朝政的第一天便心动杀机，紧咬牙关发誓要立即枭首袁世凯，以报杀兄之仇，张之洞等一班朝廷老臣闻听力阻，载沣只好作罢。皇族内阁解散后，袁世凯组建新一届内阁，换上了“清一色”袁氏嫡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养寇自重”，通吃清政府、革命党。袁氏炙手可热，大清王朝日薄西山。辛亥年末，流亡海外多年的孙中山返抵回国，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出任临时大总统，孙、袁之争拉开序幕。

可是，“死罪可饶，活罪难免。”摄政王载沣怒气难消，随即发布诏书，称袁世凯“患有足疾”，免去其“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开缺回籍。灰头土脸的袁世凯从此归隐林下，一身蓑衣垂钓洹水之上。三年之后，一个湖广总督的顶戴，显然离袁世凯的期望相差甚远，所以他又把脚抬了起来，忸怩不出，跟朝廷讨价还价。袁世凯抬脚缩腿之际，大清王朝“呼啦啦大厦将倾”。在武昌起义影响下，革命星火大有燎原之势。恰在此时，又有一股势力跃跃欲试，力挺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这就是西方列强。

1911年10月20日，农历八月廿九，这一天围绕袁世凯出山发生了两件大事。当天，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拖着瘸腿，辗转来到英国使馆，拜见驻华公使朱尔典，要求清政府授予袁世凯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否则他难以从命。此后，英、美两国驻华公使多次约见摄政王载沣，频频施压。就这样，前线军队调遣不动，后方列强指手画脚，清政府只好开出更高筹码，敦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咄咄逼宫，紫禁城威严不再，一个王朝的背影萧瑟而去。

而在这一天发生的第二件事情，日后却变得扑朔迷离，这就是“徐世昌密访彰德”。对于此事，权威十足的正修官史上一直声称，在10月20日这一天，时任清廷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受命庆亲王奕劻差遣，离开北京前往河南彰德，游说袁世凯。当着好友徐世昌的面，袁世凯开出了“召开国会，组织内阁”等六个出山条件。

在北洋系统中，1855年出生的徐世昌年龄最长，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早在1878年，风华正茂的徐世昌漂泊在河南陈州一带，以教书谋生，偶然间结识了比自己小四岁的袁世凯。两人一见如故，当即结拜为异姓兄弟。之后，在袁世凯的热心资助下，徐世昌进京赶考得中功名，先进士、后翰林，最后官至大清王朝首辅相国，成为有清一代官职爵位最高的汉人。1897年，受袁世凯邀请，在翰林院坐了多年冷板凳的徐世昌毅然来到天津小站，协助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至此，徐、袁二人携手共进，结下了兄弟手足一样的深情厚谊。

于是，一桩发生在辛亥年间的历史谜案，开始浮出水面，引发争议。传统的说法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朝野震动。大清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力主起用隐居河南的袁世凯出山平乱，并委派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徐世昌密访彰德。一百多年来，这疑似真实的一幕被后世史书重墨渲染，言之凿凿，成为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铁证。事实果真如此吗？袁世凯是百年中国无法回避的历史人物，生就鼻隆颈粗、天庭饱满、地阁丰硕，据说“一脸福相，贵不可言。”传世照片之上，果然气度威严。

2014年9月，《徐世昌与韬养斋日记》一书出版发行，历史的迷雾才慢慢散去。这本由徐世昌后人收集整理的《韬养斋日记》显示，在1911年10月20日这一天，徐世昌在日记里写道：“廿九日，未明起，入直。午正一刻散，回家。到内阁公所。”也就是说，农历廿九这一天，时任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一直在朝廷当值，根本就没有离开北京。至此，“密访彰德”成为清末民初一大历史悬案，有待历史学家再探究竟。

不管如何，六天之后，清廷连发四道上谕，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授权其指挥全国军队。于是，时任军咨使冯国璋统领的第一军、江北提督段祺瑞统领的第二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时，袁世凯又奏请朝廷，委任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经理增募新军。至此，号称“北洋三杰”的“王龙、段虎、冯狗”重回帐下，北洋嫡系又一次复归旧主。孙中山回国前，曾经远赴伦敦游说英国政府，从外交和财政上支持未来的中华民国，结果失败。在英国伦敦游说期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明确告诉孙中山，英国政府力挺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天津小站，原名新农镇，位于天津东南。1895年“甲午海战”惨败后，袁世凯奉旨前来督练“新建陆军”。从此，原本默默无闻的沽南小镇上，不时响起那首威武嘹亮的《劝兵歌》。歌里唱道：“谕尔兵，仔细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善于笼络人心的袁世凯平时爱兵如子，以至于最后北洋新军“不知有朝廷，只知有袁宫保”。

天津小站因此声名鹊起，侧身踏上了近代中国历史的风云榜上。从这个摇篮里，先后走出了后来民国政坛上的五位总统、九位总理。其中，人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脱颖而出，更是唯袁大帅马首是瞻，组成了“袁家军”的铁杆班底。

1911年10月30日，一列火车从河南彰德呼啸而出，沿平汉铁路隆隆南下。车厢之中，隐居了三年之久的袁世凯正襟危坐，神情肃然地率领旧日部下，挥师进军湖北，镇压武昌起义的革命军。在袁世凯出山的第二天，原来磨磨蹭蹭的冯国璋突然发力，于11月1日率军迅速攻占汉口。攻占汉口后，冯国璋纵兵抢掠，放火焚城。大火整整延烧了五天五夜，烟尘蔽天，曾经繁华喧闹的长江重镇变成了人间地狱。辛亥年末的最后一天，孙中山弃此前革命党对袁世凯的承诺于不顾，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汉口之战，袁世凯威力大显。大清王朝被迫交出了自己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宣布解散原来的皇族内阁，哭丧着脸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与此同时，在北洋军刀的逼人寒气下，一江之隔的湖北军政府开始惶恐不安。此时，摆在黎元洪为首的湖北军政府面前，只有两条出路：一是跟北洋军血战到底，可是实力悬殊，实在没有取胜的把握；二是利用袁世凯和清朝政府的矛盾，劝降袁世凯加入起义阵营，率兵回攻清政府。

1911年11月8日，阴云沉沉，笼罩着武昌城。湖北军政府内鄂军都督黎元洪忧心忡忡，几番思索之后，开始挥笔疾书，想劝降袁世凯率部参加革命，倒戈反清。在信中，黎元洪许诺说，将来民国建元，第一任大总统非公莫属。很快，密信送到了正在湖北孝感督师的袁世凯手上。“大总统”这个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词汇，第一次映入了他的眼帘。从那一刻起，袁世凯开始怦然心动，冲刺“总统宝座”成为了他坚定不移的政治目标。

而此时，孙中山已经正在前往英国的途中。一个月前，武昌起义爆发时，远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孙中山正在募捐筹款。他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做了一个非常举动，不是直接回国，却直奔英国而去。孙中山此行的目的，意欲游说英国等西方列强，给予即将诞生的中华民国以外交和财政上的支持。“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又号“北洋之虎”。辛亥革命中，跟随袁世凯南剿革命党，北逼清皇室。孙中山一夜之间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闻讯如五雷轰顶，大骂革命党言而无信。

一路之上，好消息不断从国内传来。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湖南、陕西、云南、江西、广东等地先后光复独立，全国大半省份纷纷宣布脱离满清王朝的统治。心情激动的孙中山一路奔波，终于在1911年11月14日抵达英国伦敦。在伦敦，孙中山通过中间人致信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提出以“给予在华若干优先权利”为条件，以换取英国承认中国新生的革命政权，并提供资金支持。格雷在接到孙中山信函后，心里暗自思量，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此时八字还没一撇，只有傻瓜才会予以承认，尤其孙中山多年来和日本关系密切，一旦支持这样的“亲日派”上台，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前景堪忧。英国政府表示，我们保持中立，既不支持革命党，也不支持清政府，只尊重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委派陆军大臣荫昌、海军提督萨镇冰水陆并进，迅速率军赶赴湖北，镇压武昌“叛乱”。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素以“贪腐”著称，史书记载“丑声四播，政以贿成”，卖官鬻爵，疯狂敛财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

而对于中国新生政权的领导人，格雷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孙中山，如果袁世凯能驱逐满清、赞成共和，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职位”。孙中山闻言，绝望得几乎快要窒息过去。

其实，早在1908年11月，随着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支柱慈禧太后的离去，英美等西方列强已然预感到中国政局即将发生巨变。从那时起，袁世凯的行情开始一路高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拍发回国的电报中，多次宣称“袁世凯”这个名字，几乎等同于“进步、统一、稳定”。

当时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大肆鼓噪，连续发表社论力捧袁世凯，盛赞他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至此，西方列强的态度极其鲜明，未来的民国总统“非袁莫属”。英国既不给予外交上的支持，也不提供财政上的帮助，孙中山只好两手空空，神情黯然，取道法国，东归香港。孙中山，本名孙文，广东香山人。当年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后世以此惯称“孙中山”，辛亥之年开元中华民国。

在此期间，国内局势已是瞬息万变。1911年11月13日，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带着一家老小，浩浩荡荡回到了久违了三年的北京城。三天之后，也就是11月16日，行事干练果敢的袁世凯便组成了新内阁，阁僚几乎换上了“清一色”的北洋班底，满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全部归于袁氏门下。

谁曾想，四天后，就在袁世凯还沉浸在组阁成功的喜悦之中，突然传来一个消息，独立各省代表共同做出一个决定：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黎元洪在名义上成为了独立各省的首脑，武昌也随之成为了“首义之都”。这意味着，在北京满清政府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政治中心，身为清廷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闻讯之后，袁世凯急令冯国璋进攻汉阳。七天后，汉阳陷落。武汉三镇已失二镇，近在咫尺的武昌马上暴露在北洋军的炮口之下。果然，在12月1日这一天，北洋炮火隔着长江直接打中了鄂军都督府，浓烟弥漫中黎元洪仓皇出逃。可是，刚刚出城没多远，袁世凯竟然伸出橄榄枝，派来代表要求停战议和。此举招来非议，被后世诟病为“养敌自重”。辛亥革命爆发后，远在美国的孙中山闻听消息立即动身，乘坐远洋客轮，前往伦敦游说英国政府。

深谙中国传统政治权谋的袁世凯当然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狡兔死，走狗烹”。一旦自己真的剿灭了武昌起义新军，早想置自己于死地的摄政王载沣岂能善罢甘休？届时是否能够保全身家性命都是一个未知数。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养敌自重”自己才能和清政府讨价还价，实现自己的大总统梦想。

很快，袁世凯亮出了谈判底牌：只要黎元洪履行先前诺言，公推他做大总统，他可以逼清廷退位。5天后，江浙革命联军攻占南京，整个过程中袁世凯却坐视不救。他在发给冯国璋的电报中说：“不得汉阳，不足以夺民军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军之胆。”

后世的史学家对此做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袁世凯的一个明智选择。这个充满智慧的历史举动，为后来清廷和平退位埋下了一道深深的伏笔。但是在当时，早已束手无策的满清朝廷只好跟着袁世凯的指挥棒转动。1911年12月7日，袁世凯被授予全权主持“南北议和”。议和的结果是，南方革命党再一次重申了从前的多次许诺，那就是只要逼退清廷，大总统宝座非公莫属。这意味着，袁世凯可以按照自己设计的时间表、路线图和手段方式，从容不迫地逼迫清廷退位，然后合法地莅临天下承继大统。

议和成功，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南北局面趋于稳定。摆在袁世凯面前，似乎只有一个选项了，那就是看自己如何逼迫清廷退位。不料，这时候陡生变故，流亡海外长达十多年的孙中山回国了。

1911年12月25日，一直被清政府通缉捉拿的孙中山抵达上海。那一天，欢迎的人群齐聚上海码头，喜庆热烈里却隐藏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窘迫，这为日后孙中山的命运走向留下一个巨大隐喻和象征。那一天，奔波多日的孙中山面带微笑，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这时候，一名新闻记者突然发问，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看似俗不可耐的问题：孙先生此次回国，带回了多少革命义款？只见孙中山怔了一怔，然后笑着回答道：我一文不名，唯有革命精神而已。

当时，孙中山巨大的革命声望，让这种尴尬不安的气息转瞬即逝。仅仅四天后，独立各省代表召开会议，宣布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于是，在1911年的最后一天，虽然夜幕早已降临，但孙中山还是决定连夜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确定公历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孙中山之所以迫不及待，匆匆忙忙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其目的就是想赶在新年到来之前，尽快建立崭新的民主共和政权，以告慰那些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更意味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彻底寿终正寝。1912年新年第一天，随着一轮红日的冉冉升起，一个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共和制度，跳动着跃出地平线上，喷薄而起。

然而，孙中山的这一举动，刹那间把革命党对袁世凯的许诺砸了个粉碎，使原本脆弱微妙的形势变数大增，形成了“三地四派”的政治格局，也就是在北京、南京、武昌三个地方或明或暗地出现了四派政治势力，这就是清王朝的保皇派、袁世凯的北洋系、孙中山的同盟会和黎元洪的革命党。

似乎一夜之间，孙中山轻而易举地登上了第一任民国总统的宝座。消息传来，袁世凯惊得目瞪口呆。1912年新年的第一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前去拜访袁世凯，只见他神情沮丧，声称自己为了实现国内和平已尽全力，但现在看来都失败了，局势正在失去控制。袁世凯愤愤不已，革命党言而无信，把自己当冤大头戏耍了一通。

没想到，几天后，袁世凯收到了孙中山发来的一封电报。大意说：由于袁世凯还担任着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必须“引嫌自避”，因此这民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只好暂时由我代劳。但只要阁下肯推翻满清王朝，总统之位依然非公莫属。

至此，从10月底出山以来，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先是攫军权，后又出任内阁总理，真可谓是春风得意。他手握刀把子，牵着北京清政府、武昌革命党的鼻子，想打就打，想谈就谈，仿佛一切都玩于股掌之间。突然，孙中山回国宣誓就职，一下子打乱了自己走向总统宝座的时间表。正当郁闷不已的时候，孙中山一封电报使得纷扰政局又变得峰回路转，那么袁世凯将何去何从呢？第二章刺宋

1911年12月21日，从英国取道法国回国的孙中山先行抵达香港，同盟会骨干胡汉民、陈少白、廖仲恺等人前往迎接。一番握手寒暄之后，胡汉民眼望孙中山，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胡汉民觉得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此人不可靠，是个不可信任的人，独立各省的代表怎么能许诺袁世凯做大总统呢？因此，他力劝孙中山不要前往上海，而是直接跟自己回广东练兵。练好一支革命武装，准备北伐，一举消灭袁世凯的北洋军。没想到，这个充满革命色彩的建议遭到了孙中山的拒绝。

孙中山回答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10万。”在孙中山看来，如果袁世凯真的能支持革命，利用他推翻满清王朝，其作用将胜过10万雄兵。显然，孙中山对于袁世凯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既疑之又用之”。

著名的革命党领袖黄兴对袁世凯也心存芥蒂，但在利用袁世凯逼迫清廷退位这一点上，他又和孙中山不谋而合。1911年11月9日，黄兴特地致信袁世凯，声称：明公之才，高出兴等。当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之后，孙中山又亲自致电袁世凯，表明自己虚位以待之心，望早定大计，以慰4万万人之渴望。

中华民国虽然建元，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心里明白，满清王朝在袁世凯的护佑下，依然垂而不死，南方革命党势单力薄，显然还不足以完成彻底推翻封建帝制的历史重任。因此，他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袁世凯。举足轻重的袁世凯，立即成为了临时政府和满清王朝进行最后博弈的重要砝码。于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孙中山发出第二号电文，特意电令外交部密切注意北京袁世凯的动向。无论袁世凯有何举动，立即向他本人报告。

当时，第一次南北谈判依然还在激烈进行中。电报往来之间，孙中山、袁世凯两人对彼此的称呼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其时袁世凯还担任着清朝总理内阁大臣，孙中山称之为“袁总理”。由于孙中山曾担任过同盟会总理，在电报中袁世凯也称之为“孙总理”。可是，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气得脸色铁青，两人之间彼此的称呼直接以字呼之。孙中山，字逸仙，被称作“孙逸仙君”；袁世凯，字慰亭，因此被称作“袁慰亭君”了。从这时候起，孙、袁之争开始露出端倪。孙中山回国之初，对待时任满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态度非常明确，借袁之手逼迫清廷退位，结束其两百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称呼之变引发的“口水战”丝毫不影响局势的恶化。孙中山捷足先登大总统宝座，袁世凯只好甘拜下风。恼怒之余，袁世凯似乎只有一种选择了，那就是只能按照孙中山开出的价码，准备逼迫清廷退位。然而，真要明火执仗地汹汹逼宫，这对于世受国恩的袁世凯来说，实在是于心不忍。据说，袁世凯曾经公开声称：“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谁知，话音未落，袁世凯马上换上另外一副面孔。

1912年1月16日早朝，在大总统宝座的诱惑下，自称大清忠臣的袁世凯走进了紫禁城东暖阁，跪在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仪面前，痛哭流涕陈说厉害，撕破脸皮公开逼宫。隆裕太后闻听，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面。到了中午时分，袁世凯退朝回家，路经东华门外的大街东口时，突然从一个茶楼里飞来数枚炸弹，前呼后拥的马车车队顿时乱作一团，袁世凯的卫队长等数十人被当场被炸死。机警的马夫听到爆炸声后，定睛一看，拉车之马的肠子已经被炸了出来，他顾不得许多，立即甩鞭狂抽，一直惊跑到袁府大门口，袁世凯有惊无险躲过一劫。

事后查明，此次刺杀行动确系北方革命党所为。袁世凯遇刺轰动一时，竟然诱发了一连串的多米诺效应。原来，当时满清皇室正在怀疑袁世凯和革命党暗通款曲，准备用大清基业换取总统宝座。东华门外传来的爆炸声，证明了袁世凯清白无辜，同样是革命党的死敌，否则不会遭此毒手。

袁世凯被刺，同时发出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那就是革命党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北京城。毫发无损的袁世凯，从此以躲避暗杀为借口，闭门不出，不再上朝议事。然而，深知袁氏心思的手下死党却进行大肆炒作，特别是时任民政部部长的赵秉钧逼起宫来，更是格外起劲。南京长江路上，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楼一角。在临时大总统宝座的诱惑下，袁世凯亲自出面威逼清廷退位。事毕回府路经东华门时，遭北方革命党炸弹袭击，险些丧命。袁世凯遇刺后，以人身安全为借口，闭门不出，不再上朝议事。此后在紫禁城里，赵秉钧大闹御前会议，用尽各种办法威逼清廷退位。

御前会议上，赵秉钧公然提出，南北两个政府同时退位，再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王公大臣默不作声，满洲权贵则誓死反对。赵秉钧勃然大怒，喝道：“天天开会，议来议去，至今都议不出个所以然来，内阁只得引咎辞职！”说罢扬长而去，“搁车”不干了。1912年1月26日，就在袁世凯遇刺10天之后，保皇派的核心领袖良弼也被革命党炸死。爱新觉罗·良弼，满清皇室核心成员，时为“宗社党”领袖，为铁杆“保皇派”，坚决反对清廷退位。良弼死后，清政府失去了最后一根支柱。残阳如血，映照着雕栏玉砌，大清龙旗飘摇欲坠。之后，清廷宣布退位，满清王朝和平体面地终结。

爱新觉罗·良弼刚正傲骨，素有大志，以知兵而为清末旗员翘楚。1912年1月12日，良弼与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良弼遇刺，是否为袁世凯借刀杀人？史学界一直争议很大。但是良弼之死，客观上使满清王朝失去了最后的一根支柱。死讯传来，满清朝廷一片恐慌，那些铁杆“保皇派”早已逃得无影无踪，而隆裕太后更是相信革命党的暗杀队已经大批潜入北京。同一天，袁世凯又指使段祺瑞联合50名前线将领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定立共和政体。

良弼死后，赵秉钧又一次闯进紫禁城，干脆直接摊牌。他对隆裕太后说，如能主动退位，将保证优待皇室；否者革命党催命，将有不可测之事。就这样，在袁世凯及其死党的不断摇晃下，满清王朝这棵原本枝繁叶茂的大树渐渐不支，像“拔大树”一样被连根拔起。最后，赵秉钧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可怜的孤儿寡母隆裕和溥仪万般无奈，只好眼含泪水，下诏退位。

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民国优待条件，宣布清廷退位：“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在退位诏书的结尾处，还特别加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就是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至此，统治中国长达两百多年的满清王朝平和而体面地谢幕，袁世凯也迈出了通向总统宝座的关键一步。遍观王朝历史，每逢改朝换代，大多必定血流成河、生灵涂炭。而满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政权交接，不费一枪一弹，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一大历史功绩。清廷退位后，袁世凯开始等待远在南京的孙中山履行从前的承诺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外景。清廷退位后，南京临时政府也陷入窘迫之中。外交上无人承认，财政上捉襟见肘，山穷水尽难以为继。曾经的大清臣子袁世凯剪掉辫子，准备以现代人身份荣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宝座。

而此时，南京城里乌云密布，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日子并不好过。仅仅依靠“革命精神”支撑起的临时政府，从成立之日起的两大软肋，还依然死死捆绑着革命的手脚，那就是财政和外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碰到的最迫切、最严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据说，有一次孙中山写了一张20万元的军饷批条，军需官急匆匆前去提款，结果偌大的国库空空如也，只有不到10块钱的库房存银了。“兵无饷自溃”，当时南京尚有10多万军队，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急得直想撂挑子。领不到军饷的临时政府士兵，只能四处骚扰抢掠当地百姓。一时间，南京街头哭声震天，一片乌烟瘴气，南京临时政府的形象、威信在乱兵成患中大打折扣。于是，孙中山连发两次大总统令，要求各级军官严格执行军队纪律，防止士兵骚扰抢掠市民百姓。

财政上捉襟见肘，外交上更是孤立无援。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40多天里，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尤其是孙中山亲自游说交涉过的英国，依然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地力挺袁世凯。公元1439年，正阳门开建。其城台高12米，是内城九门中唯一箭楼开门洞的城门，专走龙车凤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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