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金融：一位意见领袖眼中的金融大变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董希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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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金融：一位意见领袖眼中的金融大变革试读：

翻开希淼同志这本书，感到他真的还挺大胆，居然把书名定为《有趣的金融》。

金融是一个既专业又通俗的领域。它既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又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谈到金融，很多财经评论人士张口都能说，提笔就能写，但真要讲得明白，说得清楚，让大家都能听得懂、看得懂似乎并不容易。而要把金融写得有趣则更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

金融变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不是对金融充满兴趣，如果没有理性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就很难形成一些有价值的分析和评论。这本书以热门的财经话题为切入点，既涉及中国经济是否会软着陆等宏观形势，也将老百姓投资理财中的种种欣喜和烦恼摆上桌面。可以说既有金融发展大格局，也有民生诉求小情怀。作者将纷繁复杂的金融事件分门别类，以作者所特有的一种轻松活泼的语言，将其“有趣”的一面解读给读者。综观作者的解读，让人着实感受到了金融的魅力，让金融的话题变得不再那么深奥玄乎，不再那么晦涩难懂。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观察和分析，尽管都是从具体的一些金融热点话题出发，但往往并不局限于话题本身，而是力求揭开这些金融事件背后的内在逻辑。这是需要积淀和磨炼的。就像乔达摩·悉达多告诫弟子一样：“就像海水渐渐倾斜，渐渐消退，没有急转的坡度，见闻思修也是这样，无法顿悟究竟真理。”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同样是这样的道理。

约瑟夫·熊彼特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例如，这几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话题在我国可谓持续升温。但这些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互联网金融与所谓传统金融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似乎一直并没有认识得十分清楚。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商业银行之间，究竟是不是一种对立的乃至狭路相逢之后必然你死我活的关系？或是他们之间能否通过正常竞争、相互促进，通过不断摸索、不断规范，走出一条既反映技术创新、时代进步的特点，又遵循金融运行基本原则的路子，进而最终可以相互融合呢？我认为，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应该是也必然是相互融合发展的关系。对这一时代性问题，作者至少用了四个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读，“银行是不是很弱势”“大象敢不敢跳起舞”真实地镌刻了对银行业发展现状的爱与哀愁、痛和快乐；“金融该不该网络化”“网络讲不讲潜规则”则超越互联网金融的现实阶段，对所谓的金融变革的方向进行了理性的质疑和思考。同样，在本书其他篇章中传递出的声音，表现出的态度，也都在提醒大家对我们这个飞速变革的时代要有更多的理性和冷静。

在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在人们常说的自媒体时代，资讯的传播力、影响力之大，实在是超过了我们原有的想象。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张扬个性的空间也比过去大多了，不少人都想以自己的观点、意见去影响他人甚至影响决策，这种愿望比过去强多了。应该说这都是好事。但是我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越要对自己所写的、所说的力求更准确，要更认真、更负责地对待自己所写所说的东西。这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形象负责。“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是赋诗填词时该有的浪漫情怀，但在讨论经济金融问题时，在研究这门经世济民的学问时，还是要“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要讲究意见的建设性，讲究态度的包容性，要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支持经济平稳增长，有利于促进改革深化的和谐的舆论环境。对于经济金融的研究，我感到作者是注意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的，对问题的分析是尽量避免片面性、简单化的。尤其是在希淼同志脱离具体工作部门、专心写作的那一个阶段所写的一些文章，这种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我十分希望他能坚持这样的求知精神和写作态度。

希淼同志在财经评论界，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实务操作问题的研究上很勤奋，也很有见地。平时与他交流，感受到他对金融变革始终是深切关注的。书中收集的很多篇章，我平时大多就看过。这些文章尽管还不能说是形成了什么样的理论体系，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我也不尽苟同，但这本书依然能够让我们比较真实地听到经济金融在这个时代前进的脚步声。愿与像希淼同志这样的年轻朋友一同继续前行。

是为序。杨凯生2016年6月8日（杨凯生先生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第一章中国会不会硬着陆人民币存款有所下降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是存款去哪里了，相关部门和商业银行真的清楚吗？一万亿元银行存款何处去

2014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1月金融统计数据后，敏感的媒体纷纷惊呼：人民币存款骤降近万亿元！进而问第二个问题：存款去哪里了？

其实，首要的问题是：人民币存款真的大幅度下降了吗？

我国货币供应量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的现金M0，即指银行体系以外各个单位的库存现金和居民的手持现金之和；二是狭义货币M1，即M0加上企业活期存款；三是广义货币M2，即M1加上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

2014年1月数据显示，我国M0、M1、M2的增速分别为22.5%、1.2%、13.2%。其中，M0与M2的增速均属正常，与2013年同期基本持平；唯独M1增速明显偏低，分别比2013年年底和2013年同期低8.2个和14.1个百分点。体现在具体数字上，1月当月人民币存款减少9402亿元，同比少增2.05万亿元。

因此，不难看出，1月总的货币供应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稳步增长。总存款也没怎么减少，无非是M1中的活期存款，与2013年12月相比有所下降。从具体的组成看，大幅度下降的主要是非金融企业的活期存款，当月减少2.44万亿元，这是造成1月存款当月下降的“罪魁祸首”。而住户存款1月增加了1.81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了1543亿元。

但不管怎么说，与2013年年底相比，M1中的人民币活期存款下降还是明显的，降幅超过了以往年份。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挤出”了年底水分。对商业银行而言，年底的存款数字是很重要的人气指标和面子工程。为了让年报的数字更加漂亮地实现存款任务，多数银行拼命冲刺年底存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时点存款数字虚高。据统计，2013年12月当月，单位活期存款就骤增1万亿元。2014年1月，这些虚增存款自然外流，直接造成存款余额下降。

第二，有春节等节日性因素。2005年以来，春节当月的M1环比下降额通常在2000亿~4000亿元，主要是非金融企业的活期存款下降。比如，2013年春节所在的2月，非金融企业存款当月也减少9391亿元。

这其中的影响因素有两个：一是春节之前，单位年终薪资奖金的支出大增，导致部分企事业存款流向了个人存款，这是住户存款增长1.8万亿元的源头；二是节前单位持有活期存款的意愿降低，部分活期存款转向定期存款或者保本型理财产品，1月单位定期存款增加1.2万亿元。

第三，反映普通企业资金面较紧。尽管1月当月社会融资规模为2.58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1.32万亿元，同比多增2469亿元，创下近4年来新高。但这些巨量的信贷资金更多流入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以及基础设施项目，住户贷款也增加近5000亿元，能够投向中小企业依然较少。

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情况看，普通企业的日子依旧没那么轻松。加上宏观经济不景气，中小企业处境艰难，资金紧张，导致企业活期存款大幅度下降。

第四，与理财产品分流有一定关系。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深化，银行系理财产品品种增多、收益走高，形形色色的“宝宝”军团又推动货币市场基金快速发展，这对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都带来一定的分流作用，存款理财化趋势和银行外分流倾向逐渐增强。2014年1月，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新增9435亿元，比2013年同期多增9164亿元。

从历史数据看，春节所在月份的单位活期存款往往大幅下降，M1增速明显走低。导致2014年1月存款骤降的前两个因素，在以往年度基本也存在，似乎一切风平浪静。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后两个因素是2014年才显现的。央行认为季节因素是1月M1增速较低的主要原因，但我以为这样的结论下得还是太简单了一些。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M2增长13.2%的情况下，人民币活期存款却下降了近万亿元。这的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2009年1月，也曾出现M2激增与M1增速下降的深度背离现象，当时M2同比增速为18.8%，而M1增速为6.7%。与2014年1月相似，M2的增速同样高出M1增速12个百分点。而2014年的情况夹杂着利率市场化继续推进、互联网理财疯狂生长等新因素，似乎更为复杂。

人民币存款有所下降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是：存款去哪里了，相关方面和商业银行真的清楚吗？

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原载2014年2月19日新浪财经专栏）美国及美联储在加息问题上欲拒还迎、遮遮掩掩的态度，以及为此采取的各种配套动作，十分值得玩味。美国加息为什么“欲迎还羞”

2015年9月17日晚，全球金融市场彻夜未眠。无数双眼睛都紧紧盯着一个女人，以及一个会议。

会议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珍妮·耶伦女士主持。

凌晨两点，耶伦终于宣布，会议决定：维持0~0.25%基准利率不变。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实施了量化宽松 (QE) 货币政策，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狂欢时代。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加息便成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高悬在全球金融市场之上。

其实，耶伦和她的“小伙伴”在加不加息、什么时候加息等问题上犹豫不决。对美联储而言，加息存在两种可能的风险：第一种风险是美国经济复苏良好，加息过晚，其后果是产生新的资产泡沫，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第二种风险是美国经济复苏仍需巩固，加息过早，其后果是经济二次探底，甚至出现通缩，被迫回到非常规货币政策。

不过，从总体上看，美联储犯第二种错误的成本更高。对他们而言，宁可犯第一种错误，也尽量不犯第二种错误。这应该是这次FOMC会议决定不加息的最根本原因。

至于耶伦在宣布决定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特别关注中国和新兴市场”，无非是担心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下行可能对美国经济形成不利的溢出影响。

但是，美国这种史诗般的宽松政策终有退出的一天。为了逐步消化加息预期对市场的影响，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对公众和市场预期进行了巧妙的引导。

2014年10月，美联储完全停止资产购买计划后，就开始强化对加息预期的引导，尤其是利用FOMC会议纪要中的措辞及经济预测来反复暗示加息进程。受此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而这种波动及相应的跨境资金流动和资产再配置，就是对未来加息进程的提前反应和调整。

从理论上看，美联储好像不能不加息，看似时间紧、任务重；实际操作上，他们不断地放风，不断地造势，加息时间表从6月到9月再到最新的10月，一拖再拖。美国及美联储在加息问题上欲拒还迎、遮遮掩掩的态度，以及为此采取的各种配套动作，值得玩味。

其实近年来，从伯南克到耶伦，无不充分利用舆论，以静制动，巧妙释放信息，避实就虚，步步为营，精准把控预期，后发先至，这是他们影响和控制市场的制胜法宝。除了加息，美国在QE问题上的操控，也非常典型。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到底想干什么？其实，如何有效地向市场沟通政策意图，收缩货币的同时保持市场稳定和经济繁荣，这是大有讲究的。在加息问题上采取的策略与沟通方式及手段，甚至已经超过了加息政策的本身。

对未来经济变量的预期是影响当前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谁能主导市场预期，谁就能影响市场行为，决定未来走向。由此，对市场预期的管理就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在预期管理上的不当行为，往往可能影响政策的效果，甚至产生严重的后果。

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埃格森（Eggertsson）和帕格斯利（Pugsley）在研究美国1937年大萧条的教训后，认为“美联储、美国总统以及一些重要政府官员在未来目标问题上令人困惑的沟通政策，是1937~1938年剧烈衰退的原因”。

因此，他们强调“在零利率情况下，通过暗示紧缩来制造通缩预期的边际效应要大大高于暗示宽松政策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对于这一现象，我们的解读是如果政策制定者对于真实冲击的性质不确定、希望采取保守态度，那么他宁愿犯允许过高通胀的错误(而不是相反)”。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为什么在加息问题“雷声大雨点小”。原来，他们光是喊着喊着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把加息的负面效应给喊没了。这不，耶伦现在又开始喊了：尽管这次我们维持利率不变，但我们完全可能在10月加息的。

当然，无论FOMC在10月还是年底加息，加息进程启动已经非常明确。FOMC可能会放慢加息节奏，但这也只是减慢美国中长期利率上行的速度，而非改变方向。

但不管怎么说，尘埃算是暂时落定。对我们A股市场来说，这将可能是个利好。不过，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原载2015年9月18日今日头条专栏）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不断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和接受，人民币将有望在世界范围内行使货币功能。人民币国际化关系你和我

尽管评估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的时间一推再推，全球观众们的胃口再一次被吊起。但人民币正在悄然走向世界，一刻也没有停止。

人民币走向全球不是一个时点，而是一个过程，而人民币跨境流通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将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2015年10月20日，随着中英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走出去”的进程再进一步。目前，我国央行已与33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3.1万亿元，30多家央行与货币当局已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2015年8月，人民币首次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

2015年4月22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宣布，上海自贸区内相关金融机构，可向区内及境外主体提供本外币一体化的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金融服务。作为自贸区金融改革核心内容，FT账户开设将更好地为企业提供账户内本外币资金兑换便利，降低融资成本和汇兑成本，更好地管理汇率风险。

那么问题来了，人民币为什么会逐步走向国际化？

当然，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当前，中国经济正加速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金融产品计价，或者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正在逐步提升。

而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则是加快了人民币的跨境流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逐步落实和对外经济交往不断深化，人民币的结算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并成为带动人民币跨境流动和使用的新动力。

此外，金融消费者“走出去”需求日益增长，也催热跨境投融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不断融合，具备国际视野的消费者开始在全球范围配置资产，跨境投融资的增加要求人民币使用不断便利化。

那么问题又来了，对金融消费者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首先，将可能增加国内居民的有效购买力。在国际化进程中，随着人民币计价功能的扩大，如实现国际贸易中能源、矿产、粮食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不仅能够规避汇率波动对国内通胀的影响，而且能减少因结汇、购汇等带来的企业交易成本，进而进一步降低老百姓消费这些商品的生活成本，增强老百姓的有效购买力，给老百姓带来实惠。

而随着外汇管制的放松，人民币结算区域不断扩大，很多国家和地区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已相当普遍，国内居民出境旅游、探亲、留学等不用像以前那样换外汇了，这为他们节省了货币汇兑产生的手续费，并通畅了结算通道。

而且，中国银联的网络已遍布全球，可以随时随地刷卡消费。随着政策的放开，万事达、维萨等卡组织也将进入中国银行卡清算市场，跨境资金流动和消费方式更加方便安全。

其次，有助于拓宽国内居民投资海外渠道。国内居民投资海外证券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的审批制度，正在进行有序改革。据报道，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QDII2)首批在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深圳和温州等6个城市试点。在试点城市，年满18周岁的境内个人，只要个人金融净资产最近3个月日均余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通过境外投资和风险能力测试、无重大不良记录且没有经司法裁决未偿还债务者，就可以申请QDII2。届时，国内投资者不仅可以配置国内股票、国内资产，还可以更方便地配置海外资产，而是还为资产的安全以及保值增值提供新的渠道。

现在，借助“沪港通”带来的利好，内地股民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投资香港股市，香港股民也可以用人民币投资内地股市，为香港和内地投资者分享资产市场发展带来的盛宴搭建新的桥梁。前不久，央行发布行长周小川撰写的文章，称2015年年内将推出“深港通”。尽管央行迅速澄清该文章实际上发表于2015年5月，并非近期的表态，但这又让我们对“深港通”的最终问世多了一份期待。

对于国内的海外投资者来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推进，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中使用本币，还可以减少外币借贷产生的“货币错配”风险，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投资成本。

而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商业银行是重要推动力量和服务提供者。商业银行立足全球金融市场，创新离岸人民币资金产品，将可以更好满足“走出去”“引进来”客户的境内外金融需求。人民币国际化也为商业银行实施对外战略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创造了良好机遇。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不断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和接受，人民币将在世界范围内行使货币功能，逐步成为贸易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金融交易和投资货币，以及国际储备货币。

由此，人民币能否纳入SDR、什么时候纳入SDR，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即便纳入，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使用水平短期内不会出现大幅提升。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根本停不下来。

刚刚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的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暖风吹拂，你要一起“飞”吗？（原载2015年12月1日新浪财经专栏）亚投行的开业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将为世界人民带来福音。亚投行开业带来福音“有志者事竟成”，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经过八百多个日夜的筹备，于2016年1月16日开门营业了。

亚投行由57个创始成员国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全球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之际，它的开业更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将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福音。

首先，亚投行开业带来的最大福音是协助亚洲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很多国家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大，但供给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亚洲发展的掣肘。而改善亚洲基础设施，面临资金缺口巨大的难题。亚投行开业运营最重要的支持领域之一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对该领域的投资将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对投资国和地区的当期经济起到拉动作用，对后期经济起到扩张作用。有了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就会有劳动力、产品、资本等更多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经济才能得以发展。通俗地讲，这就是中国已经实践成功的“要想富，先修路”理念。因此，基础设施建设不但是经济发展的起点，更是加速器。亚投行的开业将首先支持部分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协助其踏上“致富路”，从而助力亚洲腾飞。

其次，亚投行的开业将促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亚投行1000亿美元的资本金设计，仅是亚洲基础设施预计投资的1%。但亚投行可充分发挥银行杠杆运作的功能，通过扩大资本实力，有效地扩大资产规模，以满足更大规模的融资需求。尤其是作为发起倡议国和创始成员国的中国，有着雄厚的外汇储备，“负债”来源充足。因此，亚投行的资产扩张将可以获得重要保障。同时，这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互联互通的重要保障。

除了给予资金支持，亚投行开业后，还可以利用强大的智力优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比如，用技术援助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发展规划予以支持，帮助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的行业规划需要全面了解一个国家的行业现状、估计未来需求、计算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些工作都需要技术、经济、财务、环境和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些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通过提供以上技术支持，并分享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和理念，鼓励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

最后，亚投行开业将促进其很好地发挥“鲶鱼效应”，倒逼国际治理体系加速改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亚投行提升自己的话语权，英国等发达国家也希望借助亚投行和中国的力量，塑造国际金融体系新秩序。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投行协定》签署当天郑重做出承诺：“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也愿意为国际发展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将继续支持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也希望通过倡议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现有机构更好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演变和成员国需求。”

对我国而言，亚投行的开业运营也将带来多个方面的积极影响。

首先，亚投行的开业运营有助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随着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加入，亚投行具备了全球意义。亚投行的开业运营将给亚洲、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带来实际利益，弥补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不足，完善了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国际金融治理正处于结构调整和规则调整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治理体系存在着不完善之处，或不能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新问题，或无法反映国际金融形势对金融规则的新需求。而亚投行的正式运营，则可以依据市场规模和市场运作模式生成一套全新的、适合当前形势的国际金融治理规则和体系在全球推广，强化中国规则制定权，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提高中国在区域乃至全球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亚投行的开业运营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企业“走出去”、化解产能、人民币国际化都将起到促进作用。亚投行的开业运营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可发挥其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连接作用，帮助中国把剩余的产能推销出去，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在亚投行的支持下，中国高铁、基建、电力、水利、能源等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率先“走出去”，实现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亚投行的运营还将有助于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和货币互换的规模，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区域金融中的作用，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最后，亚投行的开业运营，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支持，将有效减少“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这也将有利于我国“亲诚惠容”外交政策的实施，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加深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对人民的生活也将带来积极的影响。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实现，中国人民可以更方便地去这些国家旅游、购物、留学、工作等。比如，去周边国家旅游，交通工具方面多了选择，不仅可以乘坐飞机，还可以乘坐高铁，方便欣赏沿途的异国风景。购物方面也更加方便快捷，既省去了代购的风险，又可充分感受亚洲乃至欧洲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给百姓的生活带来更多的选择和便利。“亚投行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一大进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评价说。（原载2016年1月20日人民网）国家开发银行还可以在就学、就医、住房和养老等民生领域加大投入，让开发性金融更好地惠更多的百姓开发性金融也可普惠民生

2014年4月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进一步加大开发性金融，加大对棚户区改造支持等工作，其中一些措施可圈可点。

棚户区改造是我国政府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而推出的一项民生工程，也是李克强总理十分重视和关心的一项惠民工作。早在2005年，李克强总理在辽宁省委书记任上时，就开展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工程，使很多困难家庭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2013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5年完成1000万户棚户区改造计划。

计划是宏伟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如此庞大的工程，资金从哪里来？按理说，民生建设作为公共品，应由政府提供。但近年来，那些严重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捉襟见肘，恐怕难以拿出大量的资金。尽管中央强调加大对民生建设的投入，但很多建设计划未能如期完成。而1000万户棚户区改造，据测算至少需要投入2.5万亿元。但这种投入，回报周期长，盈利前景也不明确，难以吸引社会资金。于是，资金来源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开阔思路，创新方法，多方募集建设所需资金，成了棚户区改造计划能否顺利推进的首要问题。

还是那句话：“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棚户区改造必须抓住资金保障这个“牛鼻子”。这次会议提出由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专门机构，实行单独核算，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向邮储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筹资，重点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等建设。

这样的政策举措最大的亮点在于明确提出将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同时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一方面，开发性金融可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国开行依托国家信用，运用“供血”作用，开辟来源稳定的融资渠道，保证棚户区改造等工作的资金需要，并将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这是国开行作为我国开发性金融主要力量彰显出的政策性角色和责任。国开行有着特殊的历史和定位，在协助政府落实公共政策、实现施政目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责无旁贷。这是国开行肩负的使命，也是商业性金融机构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次国开行成立专门机构对棚户区改造相关业务进行单独核算，有利于将这项带有明显政策性色彩的工作与一般信贷项目区分开来，独立运营，不以商业利益为最大目标，至少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体现在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在资金来源上，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应采取市场化手段。依托国家信用发行金融债券筹集大额资金，向来是国开行资金的主要来源，这次支持棚户区改造工作也不例外。但这种发行不能搞强行摊派，邮储银行、保险公司等投资者依据自身需要自主购买。

第二，在资金使用上，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支持棚户区改造是政府目标，是社会责任，但不是扶贫项目。国开行所使用的资金要能够保本增值，至少应实现“保本微利”，否则也难以为继。

第三，在资金投入上，要根据政府规划和居民需要，合理选择支持的项目，量力而行地制定融资规模和还贷计划。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监督好资金的实际投向，确保资金真正用于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如果千方百计所筹措的资金转了一圈还是落入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那就“人艰不拆”了。

有一部分人总觉得四大商业银行高高在上，不像互联网金融公司时而“装酷”、时而“卖萌”那么亲切。其实，四大银行的网点遍布全国城乡，是再普通不过的金融服务机构。相比之下，国开行才是真正的“高富帅”。这家银行成立于1994年，原来是国务院直属的政策性金融机构，1998年之后逐步转型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并于2007年在政策性银行中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开始依靠市场机制自主经营。国开行不吸收公众的存款，没有面向社会的经营网点，老百姓知之甚少。

从业务范围看，国开行主要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也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但是近年来，国开行加大了向民生建设领域的投入。据说2013年就发放棚户区改造专项贷款1060亿元，同比增长36%。这个数据的统计口径有待考证，但上千亿元的投入至少也说明，国开行开始悄悄地走近民生了，尽管很多人尚未感受到。我认为，下一步国开行还可以在就学、就医、住房和养老等民生领域扩大支持和加大投入，让开发性金融的力量更好地惠及更广的地区和更多的百姓。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提及普惠金融等。但国内近几年的普惠金融，主要聚焦于小额信贷、微型金融等少数领域和机构。其实，构建普惠金融体系需要各个层面不同机构的广泛参与，这其中包括了开发性金融机构，甚至还可以有商业性金融机构，如各种商业银行。

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中指出，要想让金融创造一个“好的社会”，应促进金融业民主化，让更多的人分享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带来的好处。而国开行服务棚户区改造，进而打造中国版的“住房银行”，已经是迈出了积极而有意义的一步。

在普惠金融的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原载2014年4月4日新浪财经专栏）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关于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有五个关键词值得关注。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关键词

2015年4月3日，继银监会、证监会之后，央行发文简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管理流程，实行注册备案制。2015年5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新增5000亿元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

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最早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是1970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发起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其运作方式是把小额同质住房抵押贷款“捆绑”成一个资产组合，将其销售给一家特殊目的机构(SPV)，SPV再以购进的信贷资产为担保做成有价证券，出售给市场投资者。当然，除MBS外，还有资产支持证券(ABS)，其基础资产是除住房抵押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

信贷资产证券化问世后，迅速被西方很多国家所仿效，并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推动力量。尽管不同国家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含义是把流动性不强，但预期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信贷资产打包出售，以购入信贷资产为特殊目的机构将信贷资产的预期收益组成资产池，然后将资产池中的资产收益与风险分割和重组，转换成能够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有价证券。

在我国，一般认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从2005年开始，到2015年正好历经10年，其间颇费周折。如2008年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此项工作被迫暂停，直到2011年恢复试点。2013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扩大试点规模。2014年，全国共发行66单贷款证券化产品，金额2825亿元，是以前年度发行量的近三倍。

央行等部门优化流程和国务院层面大力推动，让市场隐约地感觉到，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春天似乎即将到来。对银行体系而言，信贷资产证券化具有流动性管理、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提高资本充足率等多方面意义。从金融市场来看，资产证券化向市场提供新的投资品种，有利于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进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通过盘活存量，增强资产流动性，还有利于银行进一步增加信贷投放的总量，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而我觉得，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五个关键词值得关注。一、流程

信贷资产证券化涉及银监会、证监会和人民银行等多个部门，此前实行审批制，需要先在监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批，然后再到央行进行项目审批，审批流程烦琐、时间较长，多个部门之间还时有争议。2014年6月，“平安银行1号小额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公告发出仅1天，就因为备案程序问题被央行紧急叫停。

事实上，尽管2014年资产证券化发展较快，但资产证券化基本状态是叫好不叫座，审批烦琐是原因之一。2014年11月，银监会、证监会双双推出资产证券化备案制。比如，银监会对已经取得资质的银行取消资格审批，发行产品“事前实施备案登记”。现在央行又推出“注册制”，打通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最后一公里”。按照央行文件，已经取得监管部门相关业务资格、发行过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且能够按规定披露信息的受托机构和发起机构，可以向央行申请注册，在注册有效期内自主分期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央行从善如流，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以注册制取代审批制，将进一步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加快发展。2015年1月，银监会已经发文核准了27家银行开办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资格，更多的银行获准以备案制开展业务。今后，银行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程是，首先从银监会取得发行资格，其次在央行注册额度，最后在银行间市场或交易所发行。二、资产

究竟拿什么样的信贷资产作为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这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首要问题。从美国的情况看，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90%是零售贷款，包括个人住房贷款、个人消费贷款、银行卡消费贷款等。从贷款本身看，零售贷款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更适合用于证券化。

但目前，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以批发贷款为主，个人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等基础资产类别尚不多。2014年6月平安银行小额消费贷款证券化，为增加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类别进行了探索。下一步，以个人住房贷款为主的零售贷款证券化是推进方向之一。这也将增强商业银行消费金融的服务能力，更好地支持国内扩大内需、居民改善生活。

我国资产证券化仍处于起步阶段，为防范道德风险，监管部门对基础资产要求较高，用来证券化的一般是优质资产。但如果能将资产证券化扩展到不良资产领域，让资产证券化成为不良资产处置的手段之一，意义则更为重大。数据显示，到2015年第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达9825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399亿元，预计第二季度将超过万亿元。

其实在这之前，除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外，建设银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也发行过4单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100多亿元。下一步，应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积极探索开展不良资产的证券化，这方面的市场空间很大。三、发行

2005年，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以来，产品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投资者主要还是银行和银行理财产品。因此，信贷资产的风险仍集中在银行体系，未能有效分散。

2014年6月底，一波三折之后，“平安银行1号小额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得以发行，这是首只在交易所发行交易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标志着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在交易场所方面取得突破。

从银行的角度看，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到上交所发行交易，可利用上交所市场投资者多元化的特点，引导基金、保险、证券公司及其他机构投资者认购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使投资者群体更加丰富多样，有效分散银行体系风险。同时，减少证券化产品由银行间相互持有的现象，降低银行资本消耗、提升信贷投放能力，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从市场的角度看，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到交易所上市交易，也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增加了投资品种。借助不同类型投资者的投资偏好，还可进一步提升产品的交易需求，提高二级市场流动性。

可以预见的是，除银行间市场外，将有更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通过交易所上市和流通。通过交易所发行和交易，将使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更透明，更被金融体系认可。未来证券化产品在银行间市场还是交易所发行，应由发行人自主选择。四、动力

事实上，目前银行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热情并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短期来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企业对银行贷款有效需求不足甚至萎缩，银行信贷规模并不紧张，借助证券化调整信贷结构的动力不强。而且，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一年期收益普遍在5%以下，且流动性不高，这样的“性价比”并不能令银行满意。

从中期来看，随着《商业银行法》即将修订，存贷比将由监管指标变为参考指标，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缓解存贷比和资本压力的需求有所降温。近期资本市场向好，银行还可以更方便地通过优先股和增发等手段在股市上进行再融资。

从长期来看，随着社会直接融资比例逐步提高，银行优质信贷资产将更加稀缺，将存量优质资产进行证券化的必要性似乎不大。而优质资产较低的贷款利率与发行利率之间的空间较小，对银行吸引力不大，也会影响银行的积极性。

因此，如果单靠政府和政策推动，已经很难使信贷资产证券化快速前行。但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深化，商业银行吸收公众存款的成本将不断提高，存贷利差将进一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信贷资产证券化将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盘活资产、补充资金的重要来源。市场化是最好的内生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决策层不用太焦虑，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常态化只是时间问题。五、风险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人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咎于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的证券化，资产证券化一度在全球范围内被“妖魔化”。如前所述，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也因此暂停。

首先，从根本上看，要防范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最重要的要使证券化产品简单透明，防止过度证券化。前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试点，也明确不搞“再证券化”。资产证券化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进行多层证券化的，证券化的层级越多，基础资产和投资人之间的距离就越遥远，证券化产品也会变得复杂。这不仅客观上会使风险难以辨识，而且主观上也会产生过度转移风险以及道德风险。

其次，积极探索风险自留制度，尝试让发行人发起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自己保留一部分，防止出现发行人的道德风险。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监管机构也普遍转变态度，要求发行者必须自留部分风险，尤其是次级层的证券。我国监管部门目前也倾向于采取类似做法。但巴塞尔委员会对自留部分风险资产的资本占用的规定过于苛刻，如何合理确定自留比例是一个问题。

最后，还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动态、标准、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对于信息披露的评价机制，并加强对发行人、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的规范管理。在监管方面，央行、银监会、证监会还要加强部际协调，形成监管合力。

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春天终将到来，这一天应该不会太遥远。（原载《中国金融》杂志2015年第11期）从这次浙江蚂蚁金服在京成立活动前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观察到了马云系金融帝国悄无声息但精心设计的三个变化。浙江蚂蚁金服是蚂蚁还是大树

2014年10月16日，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小微金融分享日，并正式宣告成立。马云系金融帝国的神秘面纱，慢慢掀开了一角。

浙江蚂蚁金服首次出现在公众眼里，是2014年9月26日中国银监会对浙江民商银行筹建的批复。在这个红头文件中，浙江蚂蚁金服赫然位居浙江民商银行发起人的首位，引起了不少关注。据报道，浙江蚂蚁金服的核心业务是支付宝，还包括余额宝、招财宝、小额贷款等品牌和业务。同时，浙江蚂蚁金服还将在浙江网商银行持股30%。

金融服务一贯被视为阿里巴巴集团最有想象力的领域，承载着马云“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狂想，是其“平台＋金融＋数据”的核心一环。然而，从这次浙江蚂蚁金服在京成立活动前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观察到了马云系金融帝国悄无声息但精心设计的三个变化。

一是“去阿里化”。寻根溯源，浙江蚂蚁金服的前身，是在支付宝控制权争夺战中被媒体挖掘出来的浙江阿里巴巴电商有限公司。这个独立于阿里巴巴集团之外的“浙江阿里”，成立于2000年10月，原由马云和谢世煌分别持股80%和20%。2011年，马云未获董事会许可，便把支付宝的控制权从阿里巴巴集团转到了浙江阿里。2014年6月，经杭州市工商局西湖分局核准，浙江阿里更名为浙江蚂蚁金服，注册资本为12.29亿元，股东为杭州君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和杭州君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而在这之前，浙江阿里频频以“阿里小微金融集团(筹)”名义出现在公众和媒体的视野。

杭州君瀚投资的直接股东为马云，而陆兆禧、彭蕾等阿里系资深高管以有限合伙方式持有杭州君澳投资的股份。由此可见，是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而不是阿里巴巴集团本身控制浙江蚂蚁金服。在法律上，阿里巴巴集团与浙江蚂蚁金服是两家完全独立的公司，未有任何股权关联。浙江蚂蚁金服对此的说法是：阿里巴巴是支付宝最大的合作伙伴，但蚂蚁金服是坚持独立运营的。事实上，在美国上市的“BABA”，主要包括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天猫、聚划算等电商基础交易平台，以及为这些交易平台提供专门技术服务的阿里云公司，浙江蚂蚁金服等均不包含在上市资产之列。

二是“去马云化”。据报道，杭州君瀚投资和杭州君澳投资分别持有浙江蚂蚁金服57.86%和42.14%的股份。马云、陆兆禧、彭蕾等阿里高管以股权为纽带，通过两家合伙制企业控制了浙江蚂蚁金服。不过，无论是杭州君瀚投资还杭州君澳投资，虽然有陆兆禧、彭蕾等有限合伙人（LP），但其普通合伙人（GP）都是马云独资持有的杭州云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因此，马云才是浙江蚂蚁金服真正的实际控制人。当然，这并不奇怪，完全在公众的想象之中。

奇怪的是，浙江蚂蚁金服作为马云系金融帝国的主要载体，从表面上看马云的色彩却在一步步淡去，而且这一切似乎都是经过周密安排的：第一步，2012年12月马云向浙江阿里引入杭州君澳投资持股42.14％，并将注册资本扩容至12.29亿元，马云和谢世煌的股份则分别被稀释为46.29％和11.57％；第二步，2013年11月浙江阿里将法定代表人由马云变更为彭蕾，马云从幕前退到幕后，如同他辞去阿里巴巴集团CEO（首席执行官）一样，而此前马云已经担任浙江阿里法定代表人长达13年之久；第三步，在这次成立活动上，浙江蚂蚁金服向外界宣称，未来浙江蚂蚁金服40%的股份由包括马云在内的员工全员持股，其中马云个人的持股比例不会超过7.3%。而彭蕾的说法则是，马云持有蚂蚁金服股份不会超过他在阿里巴巴集团的持股比例，即持股低于10%。

三是“去浙江化”。浙江蚂蚁金服这次宣告成立的前前后后，无论是活动的预告、现场的展示，还是发出的新闻稿和媒体的各种报道，在文字上对公司名称的表述是“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有时简称“蚂蚁金服”，对应英文简称为“ANT FINANCIAL”。上述名称，无论是全称还是简称，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无一例外都略去了“浙江”二字。而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信息显示，2014年6月11日，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9月26日，中国银监会的批复同样也使用“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字样。

作为一家注册在浙江、成长于浙江的企业，在企业登记中的名字本来也冠有省名，但蚂蚁金服的“浙江”二字为什么消失得无影无踪呢？这难道是一种巧合？我认为，浙江蚂蚁金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刻意淡化“浙江”元素，主要原因可能是“浙江”二字地域色彩太过浓厚，与其“高大上”的形象定位、全球化的战略布局不匹配。这次成立活动专门选在首都北京举行，可能也不是偶然的。此外，据媒体报道，浙江蚂蚁金服预计2015年会将总部迁到上海，实行杭州、上海双总部和双中心的运营模式。这大概也是浙江蚂蚁金服“去浙江化”的下一个步骤。

当然，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去阿里化”“去马云化”“去浙江化”之后的浙江蚂蚁金服将要走向何方。这只硕大的蚂蚁真的要撼动大树吗？

不过，撼动金融大树绝非浙江蚂蚁金服的明智之选。草根力量的崛起直到“蚍蜉撼大树”，在现代社会不是“可笑不自量”，相反地能获得更多的鲜花和掌声。但在中国金融丛林中，从来就不缺巨无霸的机构，多一棵大树、少一棵大树无关紧要。据说浙江蚂蚁金服估值超过250亿美元时，将可能启动上市计划。但是真的达到250亿美元又怎么样？在中国金融市场上还只是分母的一小部分而已，就总量而言照样无足轻重。这次宣告成立，浙江蚂蚁金服方面表示，“金服”二字，重在服务，蚂蚁金服既服务于广大消费者和小微企业，也会以开放的心态服务于金融机构，共同为未来社会的金融提供支撑。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浙江蚂蚁金服的优势不在于直接做金融业务，而是在于潜心做金融服务。做一只诚信专业的小蚂蚁，远比去撼动什么大树来得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其实，小蚂蚁做得好了，规模和收入自然也就上去了。阿里巴巴成长的故事已经充分验证了这一点，他们会懂的。

对马云本人而言，以较小的持股比例来撼动和控制整个公司的做法也值得商榷。马云总是喜欢设计十分复杂的股权结构来掌控自己的商业帝国。在股权结构上，他个人是一只小蚂蚁，但公司这棵“大树”从来都紧紧掌握在他的手里。阿里巴巴集团在美国上市后，马云持股比例已经低于8%，但一切仍然尽在掌握。从支付宝控制权的风波，到阿里巴巴被港交所拒绝，马云推行的“合伙人”制度不是没有遭到质疑和反对，但是从未改变过。在浙江蚂蚁金服上，同样的故事毫无悬念地正在上演。从历史长河看，能够真正深刻影响一家伟大公司的，或许并不是控制权。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公司的股权极少，也未有复杂的控制架构，但在他逝世多年后人们还一直怀念他。更重要的是，无论是阿里巴巴集团还是浙江蚂蚁金服，可能需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马云，世界将会怎样？

将一家外部性很强的大公司的命运全部系于一个人身上，对公司和社会而言，都不是一件让人感到轻松的事情。（原载《财经》杂志2014年第30期）金融创新如何不被滥用？究竟该如何对金融创新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引导？下一步，应该坚持三个方向。金融创新如何不被滥用

2016年3月12日，在“两会”记者会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主动点名“e租宝”，认为其打着互联网和P2P（个人对个人）网贷的幌子，涉嫌非法集资。无独有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记者会上也警示P2P平台不具备资质，“首付贷”实属违法。

的确，近年借助“互联网＋”浪潮，各种金融创新和伪创新层出不穷，规范管理和专项整治由此而引起的金融诈骗和非法集资活动已经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

究竟什么是“金融创新”？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金融创新”由此衍生而来。金融创新是指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获取现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所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在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在审慎监管体系下，经营稳健，制度严密，流程较长。随着信息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公司搭建网络和平台，更加高效、快速地介入支付、理财、融资等金融业务。与此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也纷纷借助互联网技术改进和提升产品和服务。作为传统金融的一种有效补充，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发展迅猛。

但是，与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相比，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在经历了一段时间野蛮生长之后，互联网金融的不少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

一是非正规金融机构问题频出。以P2P网贷行业为例，到2015年年底，全国问题平台数量已达843家，约占网贷行业总平台数的1/3。整个P2P行业风险集中暴露，携款“跑路”、平台倒闭、坏账高企等现象层出不穷。其中，非法诈骗和“提现”困难等两类问题最为严重。诈骗类问题平台利用行业监管的空白自融吸存，“提现”困难类问题平台的核心问题在于平台风险管理和定价能力不足。

二是系统性风险防控难度加大。尤其是在互联网理财与互联网支付方面，货币市场基金与网络即时消费支付高度绑定。一方面，满足了投资者对闲置资金的高流动性需求，起到现金蓄水池和投资中转站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存在着投资者风险收益揭示不足、支付安全、挤兑风险等问题一旦爆发，将对整个金融市场和其他金融机构产生较大冲击，影响金融体系稳定。

三是偏离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根本使命在于更加有效率地配置资金，快捷、普惠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但目前不少互联网公司开展类金融业务，已经偏离普惠金融方向，没有惠及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反而成为少数玩家进行各种金融欺诈、掠取利益的投机场。例如云南“泛亚”贵金融交易所，违法违规，让众多缺乏判断力的普通百姓陷入彀中。

上述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从思想认识上看，根本的一点还在于对金融创新的误解和滥用。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充分说明，金融创新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并非所有的创新都值得鼓励。而在我国，社会对金融创新总体认识不足，公众普遍缺乏对金融工具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互联网企业和个人滥用金融创新，自以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在互联网金融的旗号下大行坑蒙拐骗之术，危害极大。

因此，从党中央、国务院到“一行三会”，近年来都反复强调加强金融创新监管的重要性，其根本目的在于规范金融创新，而不是抑制金融创新。有前瞻性、适度的监管不仅不会破坏金融体系的活力，还将对金融创新进行引导，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使之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那么，究竟该如何对金融创新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引导呢？我认为应该坚持三点：

首先，要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为原则。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而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其根本的使命在于填补传统金融的长尾市场，助力普惠金融的发展。所以，互联网金融创新不能以“创新”之名躲避监管，甚至进行监管套利。无论是金融监管，还是金融创新，其根本都在于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中小微企业和个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其次，要以防范和降低金融风险为目标。金融创新本身具有分散风险、转化风险的功能，但不能通过创新积累风险。例如，对于P2P网贷行业面临最大的信用风险问题，应当要通过创新完善P2P网络借贷企业的信用管理制度、优化网络借贷企业的评级体系，提升信贷专业化程度；加强同业机构合作与数据库共享，完善互联网金融信用评级体系等方式加强风险控制，降低信用风险产生的可能，而不是在信用风险产生后通过平台跑路、违约欠债等方式让投资者或债权人承担最后损失。

最后，要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宗旨。以互联网金融为例，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可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更加方便地提供信息服务，实现金融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信息对称，动态跟踪有关投资项目的真实情况及其资金安全情况。互联网金融应当有效利用这一创新特质，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例如，充分了解融资者、借款人的资质、准入门槛、信息真实情况等，防止不合格的借款人出现在网络借贷平台上，同时加强风险控制和贷后管理，维护债权人的切身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及其从业者，切勿被某些利益集团的“糖衣炮弹”所俘获，对互联网企业和伪金融创新抱有非理性的崇拜，甚至沦为可悲的鼓手与打手。我们要“铁肩担道义”，坚守公正的立场，坚持客观的批判，为普罗大众点亮理性之灯。（原载2016年3月16日新浪财经专栏）跨境金融的发展，为我国金融改革创新拓宽渠道、增加活力，还将为老百姓生活带来更多的实惠和便利。用金融更好地连接世界

2014年12月2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力度，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升级。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那时候更多的是敞开胸怀，将资本、技术和人才“引进来”。在2000年左右，我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内外联动，互利共赢，鼓励企业和个人迈出国门，大踏步走向世界。

最近几年，尤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更是登上全球的中心舞台。在经济金融方面，我国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强。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宣布我国将主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面向未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将继续拓展，“走出去”战略将继续深化，中国经济在全球扮演的角色将更加重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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