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 卡尔•费迪南德•古茨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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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万象试读：
一、“国际大都市”万象
[1]1.施特赫利咖啡馆（1831）在施特赫利咖啡馆，我们可以对文学柏林化的概念有个了解——这点毫无疑问。人们带着狂野的欲望和嫉妒的眼神拿起一堆报刊，左手捏住一叠，右手还一份接一份地在呆滞、冷漠的表情中翻阅：在这沉默的动作语言中，大概他们自己也迷糊了。期刊杂志的铁嚼子和锁链仿佛用了巨大的力量把人的喉舌束缚住了——谁会在这儿把有趣的简讯给邻座看呢？可能有一支敌军离柏林只有一英里远，但没有人会将这事儿说出来，人们会等待它被印刷出来，然后拿一份，传[2]阅到所有人的手里——几乎大家都这样做，就像施特劳的正派人士在每簇稍显热闹的人群前走过时便会欣慰地呼喊：“明天印出来就可以读到啦！”
光顾施特赫利的客人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种：年轻人和老年人。更确切地来讲，是向往着成熟的年轻人和追忆着青春的老年人。那一群都是文学青年，怀揣朦胧妖娆的美好愿望，憧憬着有朝一日人们能像如今看待古典文学大师那般尊崇自己；这一边是政府官员、老军官们，[3]他们口若悬河地谈论着普鲁士国家的政治立场，埃尔斯勒的双足，[4][5]松塔格的花腔，谢希纳的表演！简直无法忍受！在这些老纨绔高谈阔论之前，人们就恨不得闭耳不闻，或是逃到最偏远房间的僻静侧室里去。尤其是在冬天，这些人穿着短袜与毛靴，面容愚蠢而忠诚，当他们走上来时，脚步声大得即使是最迟钝的耳朵都能听见。他们雀跃地欢呼着要看《国家报》，寻找研究H.先生、v.R.先生和v.Wsn.先生的个人官方声明。接着他们又读了些《汇报》里柏林的报道，这些报道大概就是柏林民意的表达吧，仿佛民意真的存在似的。当他们读完《波兹南日报》合乎逻辑的报道，从中增加了自己的知识与见解时，就开始批判戏剧，视戏剧为眼中钉，要人们必须远离剧院。在他们旁边的是身材高挑的卫队少尉和候补官员们，这两者的区别是：一个说得多而想得少；另一个想得少而说得多。这些人是前文被称作年轻人的过渡群体，我会在后面更详细地谈及。
这里完全不缺展现柏林万象的方法与元素。离开此地，无论怎么展望，人们对这个地方的特征总会有更确切与更独特的认识。就像第[6]一眼看到一座教堂，它既像教堂，也不像教堂。大教堂的正面骄傲地挺立着，与它的奢华相比那空洞的石堆显得十分突兀，它的背后是一座毫无美感的拱形穹顶附属建筑物，如同一只气球，为了安全着想，还栓了一个降落伞，人们对此发出的异议才是星期天礼拜时那些吵闹嘈杂的真正原因。从歌剧院广场眺望，又是另一座由丑陋的石堆砌成[7]的教堂，展示着十六、十七世纪品位的匮乏，成百上千的窗户让人想起启蒙运动时期和光照派存在的时期，光秃秃的文化尝试又再次落脚在这从底部到80-90英尺的高处都平滑而空洞的壁墙之内。当然这更多都属于过去，但也不难看出，所有这一切也都可在最新建筑的时髦装饰风格中重新找到踪迹，这些只是真实的现代社会的表面粉饰罢了……[1] 施特赫利咖啡馆（CaféStehely）：位于柏林夏洛特大街，是德国三月革命前时期（1815–1848年）柏林作家、记者、知识分子等最著名的聚会地点。（译者注）[2] 施特劳：柏林东部的一个小村镇，原名Stralow，后改为Stralau，1920年后成为大柏林区域的一部分。（译者注）[3] 埃尔斯勒：全名FannyElßler（1810–1884年），奥地利人，19世纪最著名的女舞蹈家之一。（译者注）[4] 松塔格：全名HenrietteSontag（1806–1854年），德国女歌剧演唱家。（译者注）[5] 谢希纳：NanetteSchechner（1806–1860年），德国女高音歌剧演唱家。（译者注）[6] 此处指在柏林御林广场的德国大教堂（DeutscherDom）。该教堂建于1701–1708年，巴洛克风格，后来卡尔·冯·贡塔德在腓特烈大帝期间的1780–1785年，在原教堂基础之上设计建造了新的拱形穹顶塔楼。（译者注）[7] 此处指在德国大教堂对面的法国大教堂（FranzösischerDom）。1780–1785年间，由卡尔·冯·贡塔德在原法国腓特烈施塔特教堂（FranzösischeFriedrichstadtkirche）后面设计建造的新拱形穹顶塔楼，与德国大教堂的穹顶塔楼几乎相似。（译者注）2.柏林的霍乱（1831）
……眼下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忙于对付从这个月的第一天起就真正来临的霍乱：本以为它会搭上自法兰克福而来的班车，但它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径，通过菲诺运河，来到了港口旁的隔离检疫站。事实上，第一个霍乱病例事件的详细经过是一部悲喜剧，其结局几乎有叙事诗式的悲惨。人们从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霍乱会传染到夏洛滕堡(离柏林半英里远)。宫廷原本想要把他们自己封锁在那儿的宫殿里，一些粮食补给车也已经开去了那里。这时突然从那里传来了消息，有一个船夫因霍乱而死去了。为了看护霍乱病人，特意设置了穿着铠甲的的卫队，听到这个消息，警官和动作不灵活、穿着防水布和铠甲的男人们都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并骄傲地认为他们是第一批对付霍乱的人，但这样做对他们可没什么好处。死去的船夫被装进了棺材，夜晚的时候，守卫得把他送到大船的一只驳船上。然而在第二天早上大家却得知，船上除了一个被冲到岸边的人以外，其他人全都沉落水中了，在斯潘道的渔民网住了一具棺材。现在因为死者接触到了施普雷河，就没有人吃任何鱼或蟹了。那些粮食补给车又开回来了，人们听说，国王将要前往波茨坦边上的孔雀岛了。
柏林的第一个病例自然就是那个船夫，正好发生在市中心。到现在为止，听说有29人染病，21人死亡。人们抱怨着无勇、无能的本地医生：我们曾希望，能见到从传染地区过来的，对付霍乱有经验的人；然而却一直没能盼着。公众情绪至今仍是相当温和的，当然现在很少有人光顾娱乐场所了，人们都在到处购买预防性用品、绷带、松香膏药。仆人们都被遣散了，一些种类的食物也都完全脱销了。接下来的会是如何灾难性的结局还无法预估。3.老建筑——新建筑（1832）
……在平淡无聊的复辟时期，即在军事武装与战胜霍乱之前，国库比现今更为充盈。柏林曾被修缮得越来越漂亮；许多公共建筑修造的品位令人相当赞叹，美化建筑这样的远见同样值得称赞，它为我们一部分的无产阶级确保了食物供给。那时私人也有这样的建造兴致，他们的钱财与事业心使柏林扩大，建造出了一个宏伟的城市社区。但如今也从这方面来说，所有的计划都停滞了。眼下能想到的仅有两座公共建筑，一座是货物场的全面改建物，货物场其实就是为了将要到来的商品而建的一个堆货场和一个货物仓库；另一座就是建筑学院的新楼。到过柏林的人都知道，要从宫殿广场到耶格尔大街，就必须要穿挤过最热闹、同时也是最狭窄的道路：维尔德什磨坊，闸桥——连接我们老城与新城的通道。以后这片行走不便的地区人流将会变得稀疏一些。紧靠闸桥的右边，将会开始建造一个露天广场，这样就可以眺望到货物场和维尔德什教堂了。在这样的一个工程中，从尼德尔拉格大街到闸桥的那些角落的房屋持有者将会获益，但是那座微小的维尔德什教堂大概会失利了，它在一个宏伟空旷的周边环境下会明显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上文所说的学院新楼还未开工，然而工期可能还会拖延好一阵，因为这个机构的现状承担不起如此巨大的花销。由于博尤特先生，我们未来的商贸与手工业部部长，领导着新建的州立建筑学校与工业学院，使其改善得越来越好，现在建筑学院这个曾经辉煌的教育机构跌入了颓败的深渊，以至于在校的教职工人数可能都跟学生人数一样了吧！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建筑工程暂时还没有开始施工……[1]4.大教堂，剧院——“五芬尼大桥”（1840）
从我的寓所可以眺望宫殿的周边和许多高大的建筑，这些从菩提树下大街的街头延伸到大教堂的建筑使这片区域成为了欧洲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只是，要是没有大教堂高大主塔楼旁那如同两条插枝般的双子塔楼妨碍我就好了！主塔楼巨大的拱形穹顶本就没有意义，因为它对教堂内部结构来说毫无价值，只是纯粹作为建筑装饰物罢了，在穹顶旁边，竟还筑有两座小小燕巢般的塔楼，好似少校左右肩上的两个肩章。这就让人很可以想到圣彼得堡的圣以撒主教座堂。但是在那里，这些小塔楼是宗教礼拜的一部分，它们可以让日光照亮各个祈祷室，数量众多的小塔楼都建于俄罗斯的教堂上，由此对那里的教堂建筑来说，小塔楼可以展现出一些重要的东西。在柏林这个地方，政治和军队制服上模仿俄罗斯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人们还想让这座城[2]市的主教堂再展现点儿俄罗斯风情，申克尔真是太弱了，让这两个小小的鸟笼毫无意义且毫无美感地挨着这个教堂较大的塔楼。若是申克尔——这位渊博、富有创造力而又深思熟虑的人才——拥有艺术家那真正的骄傲就好了，它就会阻止他去接受要改变他原始建造计划的意见，这样首都的建筑就会有更多的艺术价值。一只更高权力的手总是插入他所提交的许多建造计划中，并把那些大胆与富有特色的想法都抹掉了，当然这只手的“慷慨大方”必须得让它公开“享有盛誉”。舒适、简朴、保守，这些本身值得赞扬但在艺术中并不适用的想法把所有高大、突出、耸立的建造（例如教堂大胆高耸的塔楼）都抛弃了。申克尔在他大量的建筑平面图面前都有失艺术家的骄傲，这点对他来说并不光彩。
申克尔为他的建筑写了些有富有见地与才智的解说，其中也阐述了促使他把剧院建造成如今这样子的所有原因。若是一栋公共建筑物的正面没有一次被当做进出口使用，宽大的露天台阶上可以看到长出的青草，人们自然会觉得，这些没被使用的地方都是过度繁缛的装饰。但愿能让行家们决定这个剧院的表面建筑价值吧！剧院的内部充斥着令人消沉的小家子气和私人性质特点，这同样不是来自申克尔的专业意见，一点也不与这座曾被称为“国家剧院”的建筑物相称。为了能容纳下1200人而把剧院建造得更大，或许并不是必需的；但为什么会有隔离、孤立这样怪异的特点存在于整个建筑设计中？一个楼座看不见另一个楼座，正厅前排和后排座位也完全看不见那些楼座。有人在剧院的一个位置，却不知道是否他占据的其实是另外的位置。只有在戏台前和戏台上才有可能做到将剧院整体一览无余，以至于人们为了知道剧院是否已经满座，都得问演员了吧。由于剧院强加的这种私人性质特点，使其至少缺失了两个优点。第一点是较大的社交舒适性。因为所有观众都不能互相看见，一个人看不见另一个人，如此在这个剧院，社交聚会的特点就完全没有了，而这个特点本来经常能为糟糕的演出作些弥补。你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剧院，你却看不见他们。这种多角建筑的第二点令人不悦之处便是，观众不再是真正的观众了。观众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能看见他们自己的力量，懂得去证明他们的团体意识对戏剧产生的影响。在剧院正厅看不见第二排楼座的人是什么表情，剧院的观众只能总是依靠他人的后背来判断其评价，在这样的地方，就不会有评论的总体性；每个人都依靠自己，演员的付出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许多演员都对我说过，柏林不再有观众了。这其中的理由便是，观众的位置阻碍了这些观众认识并成为真正的观众……
这里我还想说一点。我的旅店附近有一座桥横跨到宫殿广场，这条通道只收很少的过桥费，一个当时自费修建这座桥的团体在负责征收这个费用。每个市民都会在桥尾支付一些小钱。军人免交。为什么呢？我认为，柏林这些粗俗的士兵喜欢到处溜达，他们很难想象收过桥费的意义。不交钱就不会被允许上桥，然后经常产生争执，所以人们就让士兵们免费通过了。但是那些军官呢？人们不免这样想，军官会鄙视这种贪小便宜的行为，就算是一个贫穷的老妇或者手工匠都要付五芬尼硬币的地方，难道拥有真正名誉与面子的军官们会免费过桥吗？会的。一位将军与一个市民过桥：这个市民付钱了，将军却没有。我现在日日夜夜都在想，普鲁士侍卫军军官团有着多么令人尊敬的地位，任何细节都维护自己荣誉的一群人，怎么能习惯拒绝如此微薄的捐税，当然他们已经被免除了这些费用，但实际上这使得他们从贪图小便宜中获取好处。要是我是军官，人们若是认为我会逃避这种对最贫穷的人民也适用的捐税，我会把这视作对我的侮辱。
我由此想到，被我们称作为“荣誉”的原始特质确实在人类中存在得太少了。难道我们在这儿还看不出来吗？一个对荣誉十分敏感的人类阶层在有关荣誉的事情上尚且可以完全依赖于社会风气与习惯，那当所有人都这么认为的时候，我们会多么轻易地忽略掉那些“个别”本不允许的事情。[1] 五芬尼大桥：Sechserbrücke，泰格尔海港大桥（Tegeler Hafenbrücke），俗称五芬尼大桥。Die Tegeler Hafenbrücke im Berliner Ortsteil Tegel, im Volksmund "Sechserbrücke" genannt, überspannt als Fußgängerbrücke die Einfahrt des Tegeler Hafens und die Mündung des Tegeler Fließes. Sie wurde 1909 als stählerne Fachwerkbogenbrücke mit einer Gesamtlänge von 91 Metern mit beidseits je zwei steinernen Kassenhäuschen erbaut. Heute steht sie unter Denkmalschutz.[2] 申克尔：全名KarlFriedrichSchinkel（1781–1841年），普鲁士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画家等。他的建筑作品至今都铸造了柏林市中心的形象。（译者注）5.施特劳鲜花展（1840）
为什么人们都在跑？为什么他们纷纷涌入大街小巷？所有人都匆匆跑去美丽的施特劳地区了：跑向鲜花展，奔向盛开的风信子。我驾车排了半个小时长队后，才能在福斯特和莫福的大门前下车。在距那儿很远的地方，隔着许多条街道，就已经可以闻到风信子散发的香气了。在广阔如田野般的公园中，成千上万的人们熙熙攘攘，赞赏着巨大的风信子花圃，鲜艳多彩，各种色调交替变换。鲜花甚至还会被制作成高大宏伟的模型，例如一座植物寺庙，一个“铁十字勋章”或诸如此类的造型。在哈勒姆不可能有比这儿更多的花卉聚集在一起了，可正是这荷兰式的种植方式令人厌恶。当人们看到大量鲜花集中在一起时，就对鲜花的魅力不再那么敏感了。现在完全是为了塑造各种象征符号而滥用鲜花，她的价值就只剩下颜色了，鲜花本身的自由、独立和芳香在这种限定下都丢失了。
我的柏林市民们在这儿如鱼得水，怡然自得。在一座没有绿荫的花园里，炎炎烈日并没有把他们吓退。他们还把沉闷、咿呀作响的声音称为音乐娱乐。前面售票处还有抽奖活动，通常付上5个格罗申银币也只能得到一束在御林广场只卖4芬尼的花。为什么不以《鲜花抽奖》为标题写出一场漂亮的地方闹剧呢？在柏林，太多的“人民幽默”作家遍地跑，为什么这些人不编造点这样的趣事来提供给帝都的[1]戏台呢？格拉斯布雷纳先生写了些小册子，在书中他让柏林人用最矫揉造作的和最低俗的柏林粗话谈论各种各样离题万里的事情，来展现所谓的柏林人民特点；这样不行，只有在戏台上，通过对这种地方笑话深思熟虑的安排布置，人民作家这一职业才能经受住考验并得到证明。例如贝克曼就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人物骨架，人们可以把最滑稽的段子放到他身上。我想象着，在《鲜花抽奖》中，他穿着绿色的园艺工作围裙，在温室入口旁分发奖品。他展开了抽奖号码：“女士，您获得了一条小小的、最近才在孔雀岛上被发现的植物的插枝，这植物还是从美洲引进的。”那位女士说：“我的天，这难道不就是一株带有沙拉叶的铃兰吗？”贝克曼会对此进行辩解并展现他的植物学[2]识。最后可能通过这株花还能成就一段姻缘。如此瑟夫先生为什么不会为它报上富有竞争力的价格呢？[1] 格拉斯布雷纳：AdolfGlaßbrenner（1810–1879年），德国幽默、讽刺作家。1832年至1850年间陆续写成的系列丛书《吃喝在柏林》（Berlinwieesißtund-trinkt）是他最出名的代表作。（译者注）[2] 瑟夫：KarlFriedrichCerf（1771–1845年），他从1824年起建立、经营柏林第一家私营剧院：帝都剧院（KönigsstädterTheater）。（译者注）6.笔记（1841）菩提树下大街的虔信主义者
经过几天满是灰尘、异常闷热的日子后，终于下雨了。雨后，这个最美丽的星期日清晨吸引着一望无际的人群前往菩提树下大街。在已逝国王的宫殿旁我遇见了扣眼处佩戴着一枚勋章的男人。“多好的天气啊。”“多好的天气啊。”“上帝用一句话就创造出了这一切。我们人类的才智不可能创造得出来。”“很难。”“上帝是全能的，他的名字是伟大的，甚至是永远伟大。”“阿门！”然后，这个陌生人开始用强有力的声音和滔滔不绝的口才阐释人生来有罪的道理。在这个完全陌生的男人旁边，由于我的沉默与无动于衷，他恼怒而急躁地质问我：“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所说的？”“完全理解！”“您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我听到了噪音，却看不见光明。”传教者对我这个朴素路人的回答感到很是意外，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然后离开了。回到家我在上衣口袋里发现一本赎罪宣传手册（瓦尔格穆特出版社印刷）。空缺官职的候选人
每一个清晨最早的时刻，经过菩提树下大街、威廉大街到莱比锡大街散步时，都会瞧见非常感人而又滑稽的一幕。就在这个时间点，所有空缺和不空缺官职的候选人都想拜访有权力的部长和议员，而这些候选人来自所有可能的宗教、教育、法律和行政行业。他们穿着黑色西装，脖子上围着白色的领结，健步如飞地从你身旁经过，突然又停下来，思考着一个已得到的答案或者一份要递交的申请书，再背诵下那些熟记好的言辞，这才靠近那扇危险的大门，却又犹豫不决，再次掉头返回让自己再休整下，最后才有勇气下定冒险的决心。他们正想要从酒店门口的右边走进去，在那儿却碰到从左边来的另一个人。然而只有一个空缺职位！每个人都以为，这么早来，那么他就可以独自见到有权授予职位的人，但是——可怕的错觉——整个接待室已经人满为患。就像一个终身问题，七年前就订婚了的未婚妻和渐渐变得不耐烦的岳父母一直期待着它的答案，而它在三十个其他男人的终身问题中和另外同样多的未婚妻的希望中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我们的生存之道便在此展现，那些人生之路的坑洞和通道公开地躺在那里，精明的人们挖掘它的速度经常比安静工作的人们更快——这一幕让人哭笑不得！施特格利茨的夏季剧院
施特格利茨的夏季剧院远远达不到杂志的赞美与观众最普通的期望！候选官员本希望寻得一个小巧的、由木材和砖头建成且与柏林的尊严相匹配的剧院。他却找到了一个不比仓库好的木板棚，里面有木制的长椅和一个楼座，这个楼座其实就只是个有护栏的顶楼而已。小小的房屋里热得让人不堪忍受，人只要一离开它，立马就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动物，被隔离的前院满是沙土，它的周围除了天空与地面其他什么都看不见。只要谁见识过一次这个剧院，就不会再去了。若是想要让观众的兴致在这儿得到满足，那就该按照汉堡露天剧院那样的典范来为此增添点什么。一个夏季剧院只有在露天环境下才能让人觉得享受，或者用石材建造来给予室内所希冀的凉爽。不言而喻，这样一处可怜的环境只会负作用于演员自身对表演的兴趣，观众会嘲笑他们，讽刺他们对表演的认真严肃。柏林人民的特点
朝着成为一个内在与其外在规模相称的大城市的目标，柏林逐年取得了显著进步。各种设施，商业的、工业的、社交的，都比以前建造的风格更为宏大。一些三年前本地公众还在关注或从事的东西，如今都会被鄙视，例如所谓柏林人民文学的通俗性，它在《巴菲先生在[1]艺术展》一书中达到了瞎扯和最令人作呕的庸俗的巅峰。帝都的戏剧笑话在减少；曾经都是柏林人民特点的充满谎言的扭曲，如《吃喝在柏林》所描述的那些特点一样；现在柏林人原始的基本特点又渐渐从扭曲中显露出来：最善意的好心，对欢乐有趣的玩笑的兴致，对每个才智表彰的高度尊重，对简朴、而又不乏优雅的美景富有意义的享受；与艺术相结合的自然将这些美景赐予了这座首都，它一定还会有众人所期盼的那般卓越的未来。[1] 《巴菲先生在艺术展》：全称《巴菲先生在柏林艺术展》，德文全称《HerrBuffeyinderBerlinerKunstausstellung》，共四册，作者AdolfGlaßbrenner于1838–1839年间陆续出版。（译者注）7.柏林的道德堕落（1843）
去年冬天，每天都有在柏林被偷盗的新闻。当地报纸的报道使首都不安全这一情况不再是秘密。柏林的小偷们属于一个十分独特的组织，以致警察会通知居民们，他们不久将会被偷。被警告的居民们提心吊胆了十四天：第十五天的时候他们真的会被偷盗。一篇《福斯日报》的文章说，晚上在最繁华的街道，通过架着的梯子甚至有人家的二楼都被盗了。要是每天不断读到这些控诉犯罪的新闻，人们肯定会相信，大部分居住在柏林的人都是无法向善的罪犯们。柏林现在完全被不安全感笼罩着，在从这种不安全感可以推论出这座北德首都的道德状况之前，人们必须要抱持正义去打击那些助长柏林偷盗行为的情况。我在柏林出生，自己也有一次被盗经历，我想我有权对这事发表意见，而此事也会渐渐引起每一个热爱道德与人民的人的关注。
监管的缺乏与房屋构造的缺陷都使得盗窃更为容易。守夜人的数量太少了。这些“城市卫兵”都是退伍的老军官或者其他应征者，他们从绝望中抓住了一份工作，就几乎只是在形式上去履行这份职责。柏林的守夜人大多都是体弱的老人。他们的工资收入微薄，就只好仰仗值勤的手续费。这份手续费就是特权收益，估计这样的特权在其他城市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一个柏林的守夜人有一串上百把的房屋钥匙挂在身边，为晚上十点后想要进入第一所最好的房子的任何一个人打开门。小费就是他的收入。可见，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跟柏林一样，小偷的行动可以如此方便容易。
守夜人的辖区太大了，他需要监管的街区远远多过了他能监管到的范围。忙着赚自己的小费，他对街区生活也很少操心。他只听得见，有人想要进入一所房子而呼唤他的声音。大约清晨的时候，守夜人叫醒面包师起来烘焙面包，漫不经心地巡查一圈街道。他在具有保护性的“地下室通道”后面休息，那里是他舒适的安乐椅。当他巡查时，他的口哨就预先告知了他的到来，小偷就有时间在他经过时逃散了。
柏林必须要将守卫的人数变为三倍，像汉堡那样将他们置于军事纪律之下。汉堡的守卫们才是一支真正的护卫队，来对抗秩序与财产的敌人。
若是如前文所述，晚上柏林的房屋对随便任何一个造访者来说都是敞开的，那么在白天住宅也没有更安全。人们听说在巴黎有许多商[1]店的欺诈、千奇百怪的诈骗，就像维多克在他的辞典中所描述的那些骗局一样，但是很少听说有偷窃，更别说夜晚入室盗窃。柏林原本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现在已然成为了一座大城市。街道宽敞，地域宽广，房屋大多都是三层楼的，却只有少数家庭居住。没人知道门卫（在维也纳叫房屋管理员）制度，因为对此来说，这些房子太小了。这里没有进出管制，每个庭院都是敞开的，乞丐可以进入每层楼，一整天敲门声与门铃声不断。每个租客都很高兴可以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与世隔绝，不用担心隔壁那间公司会被全部偷光。前些年在柏林，当我整个房间都被偷个精光的时候，我的女房东竟安静地坐在隔壁房间，读着《施普雷河边的观察者》，织着长筒袜。
由于柏林不能完全改建，若是在以上方面如今还是不能做出改变的话，那么当局警惕性的提高可就越来越迫切了。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守卫、巡逻组织，在柏林，财产被偷盗的危险性就会愈来愈大。
这个话题显然还可以有更深入的探讨。所有的小偷都来自柏林，是柏林使小偷偷盗更方便了吗？由于道德堕落，我们每天都饱受其害，那道德堕落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偏偏在柏林有越来越多的堕落[2]事件呢？晚上乔装打扮好的哈伦·拉希德走在大街上，若是他曾对巴格达有这些提问的话，那么他也会陷入深深的沉思吧。
也很有可能是小偷们发现柏林的守卫与房屋制度如此随便，于是许多外来的社会垃圾都移居到柏林了，但还是可以确定，柏林的不安全因素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其内部。一些事情的发现与人民的特质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柏林，人民的本性就是堕落的，这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的悲哀现实。道德败坏像癌症一样腐蚀蔓延。家庭被破坏，除了贫穷与失业之外，还伴随着犯罪的倾向；对柏林人来说自身的大胆与鲁莽增强了他们下决心的欲望，也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定：要不断地去偷盗；从监狱中放回的罪犯并没有被改造好，而是在出狱不久之后，又另司法力量觉得有必要，把他再次抓进新监狱关上二十年，可他已经在那儿白白坐了五年。。人民群众有受过道德教育的，也有没受道德教育的，他们会在不久的将来尝到今天行为的果实。人们将来可为柏林当今的野蛮，从过去的错误中寻求原因。对这些错误的正确认识必须形成措施，来避免未来它们再次发生。我想要传递这种认识，即使将会遭受到异议，我还是想把我的想法公之于众。
从缺少高贵的精神财富和缺少值得信赖的公开的事实真相中，可以推导出道德堕落的第二个原因：孤立的享乐追求。维也纳也没有公开的事实真相，但是维也纳有结合在一起，不是孤立分散的消遣娱乐。这不是文字对偶，而是真正的实情，我要证明它对道德的影响是负面的。维也纳人在普通的快乐中得到放松，在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的快乐中得到放松。维也纳的自然环境吸引着所有人，也满足了所有人。它的娱乐消遣方式自几十年前就已由传统习俗预先设定好了。音乐、舞蹈、戏剧，欢快地出游，去美丽的郊区。在柏林，一切都是孤立的。没有公共娱乐消遣来满足人们，所以就产生了辅助资源，野餐、封闭的团体、小型舞会，对“个人享乐”的追逐，小酒馆、糕点店和烟草店这些下等肮脏的场所。家庭成员们互相赶超，预订大餐和交际舞会造成的花费使得手工匠负债累累，当铺挤满了人，女性被唤醒的欲望拽着男人堕入漩涡。在那里，他们不再控制得住他们的思想意识，很快也将会不再能够掌控他们的良心。当偷盗、犯罪团伙的成员从一个个的酒窖转移到同一个光鲜辉煌的舞会聚合时，此刻，在柏林，没人[3]发现过他们吗？博兹不会编造得出比这更震撼的情节，比尔希·普
[4]费弗也描绘不出比这更露骨的场景。
这里若不是要谴责特别糟糕的行政体制的话，也许就是要谴责这一整个现代国家了。在我的巴黎书信中，我谈到过我们的政治。政治只会剥削、利用人，不会帮助人，去补偿他已被夺走的东西。我曾提议创建一个公共福利部，它必须致力于创造出积极的艺术文化作品，使个人在国家面前能够确保，想要取得丰收的农田也会得到播种。这就是一个新的目标，这样的一个机构一定得存在。破坏孤立的天性吧！为了大家的娱乐消遣，把大家互相联合起来！在这个创造发明的时代创造些东西！除了创造那些本已太多的技术与物质之外，创造一些精神上、道德上的东西吧！柏林缺少可以消遣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环境，那什么可以作为替代呢？什么能够使星期天那成千上万漫不经心散步去勃兰登堡门的人聚集起来呢？当夕阳西下，倦鸟归巢，而人们又不想独自在家面对四壁之时，市中心的夜晚又能够提供些什么呢？再好好考虑一下吧，你们这些深思熟虑的政治家，你们现今在柏林手中可掌握着船舵！不要施加给人民由警方制定的热闹场面，唤醒人民的欲望，自己去发现诸如此类的倡议，或去听取陌生人提出的倡议。请尊重公众的喜好！不要禁止公众游行，像四年前在柏林的印刷工人节那样的行为令人深恶痛绝；让人们得到人性的宣泄，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洞孔般狭小的地下室里蠕行，如同动物般苟且。使人民变得高贵的最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戏剧。我记得我在巴黎书信中记载了基[5]佐所说的一句实话：“经常去剧院，能使下层人民所有坏的欲望都得到清除。”柏林的歌剧院很少作用于道德，归功于前任国王，剧院充满了私人性质特点，对柏林来说，它正是这么多堕落的发起地。帝[6]都剧院在内斯特罗伊的闹剧和出色的意大利歌剧之间没有中庸之[7]道，靠这些意大利歌剧，鲁比尼每天晚上能挣到800塔勒，每个座位的价钱也涨到了三倍之多。在维也纳和巴黎，剧院是十分善意的道德杠杆，但在柏林，却是一个无法使大众兴奋的艺术机构。要么必须下决心将柏林的宫廷舞台改造为人民舞台，要么允许建造城郊剧院，一个在科佩尼克旷野地区，另一个朝向新的汉堡大门方向。暂时只要有两所这样的剧院，好好管理，剧本方面完全解除限制，再加上便宜的门票。当然，还得废除已经存在的所谓票友剧院。这样的两座人民剧院会对柏林的道德改善带来引人注目的影响。
终于说到第三点，就是人民教育本身和宗教信仰。对于前者，倘若通过学校教育可以达到，那在柏林也是可能得到充分保证的。人们赞扬前届政府的学校教育系统，或许并非毫无道理。但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知识其实并不能够净化道德。它有时倒不如说是使人更加诡计多端，只会让人更为精明巧妙地犯罪。算术、阅读与写作并不[8]能够创造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柏林，坚信礼的课程并没有十分严肃地开展。“行坚信礼”较精神上的行为而言，更多是一种公民行为。接受坚信礼的人群众多，但是牧师在所有地方，当然还有这里，都缺少其全体教徒强有力的监督。在一个这么大的城市，在言论压迫的特权中，这样的监督很或者说完全不可能难达到效果。教会有尽到他们的职责吗？宗教是被如此传教的吗，它真能够崇高、深刻地影响公民道德？
这可又是一个重要而特别强有力的关键点，上届政府的缺陷在这点上暴露无遗。没有，基督教在柏林没有起到它本可以有也应该有的作用。在柏林，人们以这种方式传道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可以使个人获得无上的幸福与极度的喜乐。也有真正的虔诚存在于柏林。有许多集会，比起教会，人们可以从中更多地提升修炼自己；也有些教堂，布道者在这里鼓吹，温暖的、净化天堂的基督教定会为许多家庭幸福带来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功。但是什么才能够从基本上作用于我们这个虔信主义时代呢？拯救了一名羊羔般的迷途者，但事实上是为了吸引更多因罪恶而悔恨的人？当我们看到，在柏林的一切都已成为私事之时，那么基督教也会在这里成为一件私事。一些布道者，例如库阿德、施特劳斯和阿恩特，他们的信众很多，这些信众都是有着虔诚灵魂的人，坚信基督的人，而不是那些为了基督教的真理而仅仅被灌输的人。人民大众都不去教堂，若是神学的激进主义能使他们不太困难就获得美德的话，他们才会去。在教堂里，该给一个新人穿衣，而不是用新的布片缝补在旧的衣物上，不是换汤不换药，而是使其成为一个完全新生的人。这样的基督教永远不会对人民大众产生影响，这种人性的改善方法需要宗教的英雄精神作为前提，而英雄精神只在少数一些入选者身上才能找到，宗教是人民道德生活的第一个弹簧，所以在柏林的宗教也源自于超宗教，并且没有什么有效的作用。
为了提升基督教在一个国家普遍性和道德性上的影响，基督教就必须要么对巫术发挥其作用，例如通过天主教中形式礼拜的神秘魔术，要么化简单朴素和有说服力的温暖为道德的基本真理。一个新教国家为了他的道德目的，只有当它给那些布道者提出将明确的、充满感情且动人阐释的理性主义作为条件时，才能够指望基督教协助的力[9]量。宗教就正如同诗作一样。对文化人来说，也许克尔纳、提特格[10]和其他类似的人才属于末流，但是大众却认为他们的修辞很漂[11][12]亮，反而不理解为什么诺瓦利斯、布伦塔诺，当然还有歌德，更为吸引我们。当大众向空洞的套话欢呼之时，就已经丢失了他们富有内涵的思想。如此，基督教中的思想家和感情主义者可能会探讨与研究更深层次的关联：基督教作为宗教，作为道德的助力，只有通过其极为动情的道德基本真理上富有才智的收获，才能发挥作用，而这收获还需一位有品位与口才的演讲者表达出来。若是谁想要做我的布道者，那他就不能够在布道坛上阐释他的辩解理论，再生说、补赎说和虔信派教徒常见的论战。如果在柏林也有富有智慧和善于辞令的民族主义神职人员，像汉堡的施迈茨、奥尔登堡的伯克尔、法兰克福的弗里德里希、莱比锡的郭特霍昂、哥达的布雷施耐德那样的，如果人们没有促成这样一个尽是垂头丧气的年轻人的小集团，而是创办一所学校，里面有真正使人性高贵的、有才智的、年轻的讲道者，那么教堂就会涌入更多人，监狱也将会更空了。
也许有人会反对腓特烈·威廉四世，随便他们怎么想吧，但这点是肯定的，他想要以伟大的风格统治他的领土。这里要是确实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完成最伟大辉煌的创造就好了。后记：
读者们会注意到，在《柏林的道德堕落》这篇文章里只谈到弊病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原因，并没有提及到第一点原因。第一点原因以前任国王统治下的政治和公开性缺失为根据推导而出，然而在临近本册书印刷前，由于被提出的顾忌，更为详细的阐述就必须得被删除了，每个内行人都会猜想到这顾忌的本质是什么。为了至少能建立起这篇文章的逻辑条理性，那就这样吧。[1] 维多克：全名EugèneFrançoisVidocq（1775–1857年），法国著名犯罪分子与犯罪侦查学家。（译者注）[2] 哈伦·拉希德：Harunal-Raschid（约763–809年），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786–809年在位），其统治期间，为王朝最强盛时代，首都巴格达成为了世界第一流的城市。《一千零一夜》中也包含了许多以他为原型的故事，他会乔装打扮到街道市集上游荡，以便考察了解人民实际生活状况。（译者注）[3] 博兹：Boz，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CharlesDickens）笔名。（译者注）[4] 比尔希·普费弗：CharlotteBirch-Pfeiffer（1800–1868年），德国女演员与作家。（译者注）[5] 基佐：FrançoisGuizot（1787–1874年），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作家，1847–1848年任法国首相。（译者注）[6] 内斯特罗伊：JohannNestroy（1801–1862年），奥地利戏剧作家、演员。（译者注）[7] 鲁比尼：GiovanniBattistaRubini（1795–1854年）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译者注）[8] 坚信礼：Confirmation，或称坚振圣事、坚振礼、按手礼，是基督宗教的礼仪，象征人通过洗礼与上主建立的关系获得巩固。现时只有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圣公会、循道卫理教会等持守。（译者注）[9] 克纳尔：TheodorKörner（1791–1813年），德国诗人、剧作家。（译者注）[10] 提特格：ChristophAugustTiedge（1752–1841年），德国诗人。（译者注）[11]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2年），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哲学家。代表作有诗歌《夜之赞歌》和未完成的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等。（译者注）[12] 布伦塔诺：ClemensBretano（1778年–1842年），德国作家，海德堡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8.公共精神（1844）
柏林以前只是一座大城市，现在成为了国际大都市。居民人数直线增长，城市规模惊人扩大，然而柏林显著的进步并不仅限于表面的扩增。进步还表现在：眼界的扩展，不仅仅是街道与新城门的突破，还有传统偏见与习俗的突破，增多的精神运营资本，自我意识的提高——这种自我意识善于与广大的、道德的民族生活建立相互联系。这多么令人吃惊，打盹的力量都在渐渐苏醒过来。由下层开始，在上层最理想的高度终止。柏林以前缺少的铁路交通，现在终于把柏林直接与其他大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了。曾经与柏林铁路相连通的地方只有波茨坦、勃兰登堡、特洛伊恩布里岑、柏林附近的贝尔瑙，现在又有了莱比锡、马格德堡、波罗的海，马上还会有汉堡和西里西亚。过去的小城市思想消失了，更大的旅店建了起来，更宽广的维度成为了从事所有共同事情的基础。此象众人皆见，惊叹于此，或者至少对此喜笑颜开。人们在外地的报纸上读到关于柏林目前的日常报导，都不是编造的，而是事实，被细致讨论的、鲜活的事实。在这里，政党与政党之间，人与人之间都确实能面对面。
在这里，公共精神确实已有所发展，时至今日公共精神不仅高贵、值得尊敬，而且是缺少持续和充满活力的“器官”，这里我指的是实际的制度机构，他们的拼搏精神与渴望都太强大了，以致我们一瞬间会以为自己置身于朝巴黎努力发展的凝视中。现在的柏林大概就像是复辟时期的巴黎。讲坛就是临时的民众领袖，就是科学与临时政治，它起了多么波动起伏的推动作用！没有一种意见是想要独立存在的，一种努力追求倚靠其他的努力追求。在柏林住着，却无所作为，无所表现，无所代表，那就是精神死亡，就是毫无价值，至少说是毫无价值，人人都担心害怕它。人们已经开始去感受公共性质特点的意义。可以看到，老流派中最享有盛誉的名字也与年轻学派中上进的后辈相互交流。没有人敢，与大众脱节。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圈子围绕自己，必须寻求依靠。若他自己不能成为聚焦点，那他也可以顺应别人和成为别人举办的沙龙的常客。柏林有他自己的沙龙，实际上是法语词义上的沙龙。我甚至竟得这么想，在柏林想要有自己的意见，就得花钱。若是有人为了在此有一个完全彻底的公共性质特点，那他就必须在周三、周五甚至周二都混迹在公众的视线内。在这里同[1][2]蒂克、格林兄弟，还有萨维尼先生一起竞争，这花费就太高了。人们肯定希望，想要不久将会有一个可以充进气体的气缸提供给抱负、意图、愤怒、鼓舞和复仇的气流，在爆炸之前，通过任何一个真相，通过任何一个事件，通过任何一个尤其是等级制度废除已进入轨道上的前进脚步，排放向公共的、广大的人民生活。这样的气缸或者任何其他什么东西必须被创造出来，为了给意见与热情之间的竞赛提供美好的、更高层次的真理，为了能够防止这样的毁灭现象，例如现[3]在，由于悲哀的《格林兄弟声明》，毁灭已经开始出现了，通过这份声明，两个著名的名字丧失了人们对他们的旧爱与热情。
一些在旅途中感受到的印象在此描述得可能会有些错综混乱。
在三月二十九日，蒙特博士在来自各界的听众面前进行了一次报告演讲，这次演讲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那时是五点钟。在菩提树下大街的雅格仕楼的大厅里，聚集了柏林绝大部分的美学创造者、诗人、学者、音乐家、信徒和检阅者、坚信者和质疑者，更何况关于这样的一个课题，公共的探讨在某些领域肯定会出现令人充满疑虑的地方。当大概有150人到场的时候，演讲人出现了。这次的演讲[4]让我想起了埃德加·基内在法兰西公学院的演讲。只是很遗憾，蒙特太依赖于他的演讲稿，对于一个如此能够深入人心的课题，脱稿演讲才更具有说服力。演讲者并不缺乏热情，然而他的每个手势都泄露了其目的，他想要把他所读出来的东西展现成源自于他内心最深处的思考；但是我却不能压制这样的评论，这个本身就条理紊乱的演讲，句法结构前后不一，多次重复，奇怪的修辞尝试造成了所有理解上的障碍，尽管如此还是比一份写好的稿件要更令人信服一点。
演讲的内容唤起了最热烈的参与。演讲开头也并没有给那些研究当代社会学的人提供什么新鲜的内容，然而在后续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聪敏的诗人和严肃的思想家在他体内融为一体。演讲者说到了穷人的权利和富人的责任。他论述了关于贫民状态的引人注目的课题，贫穷状态如今只会吸引所有写作者著书立说，但愿不久之后也会引起所有人内心的关注。可见，那个法国人研究社会问题的著作中这种感人的仁慈，在演讲者的心中也引起了共鸣。演讲者说起社会的无产者，态度温和轻柔；尽管他有些冷漠，有些偏执的自满，但是在某些庄严的时刻，他的面容上仍然会映出人性和哀伤的美丽余晖。他还特别说到，由于现在人民教育的进步，父亲可能会为从学校上完课回家的孩子仍在继续学习而感到羞愧，他就是这么巧妙风趣地抓住了这一点来评论，多么柔和且真挚啊。[5]
对于有一些地方，我同演讲者的看法并不一致。他提到了欧文，虽然带着敬佩说到了他，但是并没有对欧文表现出足够多的赞赏。他不断地说到欧文提出的社会制度缺少诗意。在社会问题上，诗意是一个危险的词语。若是人们太过频繁地使用它，那么就会走到最后没有比贫穷更诗意的东西存在这种地步了，但是贫穷确实应该被补救。若是谁想要非常精彩纷呈的生活，那普通的幸福目标当然对他来说显得没有诗意。在这位值得尊敬的演讲者的表述中，一些其他的问题让我感到忧虑，关于物质社会问题的话题，本该有作用于其他领域的、各种各样的评论，那些我认为是非常确切、非常合时宜、非常坦率、且在已知情况下独特大胆的评论，却更多地只属于理想的范畴，似乎这种观点是以以下理念为前提的：人们可以用阳光来喂饱饥饿的人，可以用花朵的颜色来为口渴的人解渴。演讲者知晓实际的伤害，想要治愈它们，但又逃避了实际的物质领域。然而避开这种异议不谈，因为这样的异议可能本来就是基于误解之上的，蒙特的功劳在于，他用直接的形式，用演讲的形式，为这样的课题研究带来了话题，这个课题也将会在讨论中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也将会使那些世界性的、神学上的哲学思想感到羞愧，这些哲学思想在抽象概念的织布机前，只是为生活纺织出了裹尸布……[1] 蒂克：LudwigTieck（1773–1853年），德国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译者注）[2] 萨维尼：FriedrichCarlvonSavigny（1779–1861年），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普鲁士国王顾问，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译者注）[3] 《格林兄弟声明》：1844年2月24日，柏林大学生在火炬游行之时为柏林兄弟同时也为偶然在那里的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HoffmannvonFallersleben）高声欢呼。后来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被驱逐出柏林。1844年3月6日，格林兄弟为与被判禁止工作的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保持距离，在《普鲁士汇报》上发表了此声明。此事件在公众中引起了轰动。（译者注）[4] 埃德加·基内：EdgarQuinet（1803–1875年），法国作家、历史学家。（译者注）[5] 欧文：RobertOwen（1771–1858年），英国企业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9.柏林之谜？（1844）
这太有特色了！本地报纸上的一篇名为《给马车夫的清晨礼拜仪式》的提议吸引了我的目光。真的，这篇提议没有掩盖它的出处！虽然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个犹太人（大型租车机构的拥有者），却也很有特色；那些投机的犹太人，那些领会时代精神的犹太人，在这里努力做有利于超基督教的事情：为马车夫举行清晨礼拜仪式！人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们已慢慢发现，马车夫从早上一直到午夜都必须为他们的顾客和东家服务。即使是星期天，他们也不得休息。为了使他们不要遗忘教堂，丢失信仰，现在到早上，当他们洗车的时候，当他们给马匹上马具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快速地与一位特意设置的“车夫传道士”作宗教上的短暂交流。听到这样的事，人们会以为这是在英格兰，或是宾夕法尼亚发生的呢。想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这样的建议的话，还必须得在为马车夫举行的晨礼之后，安排下列仪式：1.为邮递员举行清晨礼拜仪式2.为牛奶拉车夫举行下午礼拜仪式；因为这些车夫每个
星期天都将牛奶带到城市里。
好了，我认为，要是马车夫能够适应教堂，那也是值得期盼的；那个超基督教的犹太人，很可能也是一位商务顾问，他对理性与公正的全面认识难道不能找到另外一条出路了吗？像现在，在马车棚旁还没有设置礼拜仪式之时，或许每个马车夫还有可能，会每十四天或者至少每四周有一个星期日可以放半天假，在这半天假期的星期日里，他是不是就可以去教堂了呢？商务顾问的红利是否会不允许这样做？你们对马车夫的灵魂有那么大的怜悯之心，为他们是否能做礼拜而担忧，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给予这些辛苦操劳、跟他们的车绑在一起的人们一天的休息时间呢？你们可不可以让他们从桎梏中解脱一下，并建立起一个能提供午间娱乐与下午消遣的股份制协会呢？本地的超基督教徒没有强制商务顾问给每个马车夫轮流每十四天或者每三个星期一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让马车夫作为自由的人、基督徒和国民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而是忽略了马车夫掌管者特权的滥用，认清了马车夫没有空闲星期日的事实，就只需要担心，车夫们从车棚出发前的早上，是否有人会去向他们传授福音！噢，虔诚的商务顾问啊！
若是宗教的狂热没有界限的话，那么我们还会经历最病态的现象。对星期天过分的神圣化会变成真正旧约式的束缚。例如某人根深蒂固般认为的，在星期天行驶的火车，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就不能去教堂礼拜了，那你就不能对一个这样的人呼喊道：“上帝保佑你不要如此荒谬！”此外，宗教的狂热还关心着穷人和病人，它要求我们有最完美的崇高敬意，它如此接近于纯粹的博爱信条，以至于或许不能够探究出它奉献、牺牲和爱的源头；但是如果对穷人的救济是惩罚性的，那么人们自己在面对超基督教意识的、能使其本身得到尊敬的表述时，就要冷静下来；病人的看护是麻烦的、令人害怕的，它就在身体的病痛之间对我们诉说着我们灵魂的堕落。
这里，仁慈的基督教将会有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行动。这些行动大多都还停留在纸面上，也有一些已开始付诸实践，例如拯救失足少女的玛格达勒慈善机构。关于这个慈善机构，从以往的所见所闻来讲，并不能够推断出其本该值得尊敬的意图是否会被全面地、强有力地执行。这群不幸的人被他们的服饰出卖了身份，若是为了使这些人能够获得更稳妥的改善而指出一条路的话，那就只有这一条路：让她们以尽可能无声息、沉默而仁爱的方式回归到社会中。有人投入到玛格达勒慈善机构的怀抱里，然而黑色的服装可能会使其身后的门永远被关上，肯定还会出现类似卡尔特会僧侣般听天由命的念头，但是太少的人能够承受得住最后仅存的骄傲如此被泯灭！最后仅存的骄傲——正是你们首先想要打碎的，它只不过就是种子，但从这粒种子里，有道德的人可以绽放出崭新的花朵。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并没有那么美好完善，不应该制造改善的、重获生命的迷途者和伪善者，若是这样的话，那她们只要被轻微引诱，就会再次误入歧途。那什么才会是终结呢？
通过在这里观察到的一切，便可得知，人们在这里能对当今社会扭曲的原因有更多的认识。人们能够看清这些原因，是因为人们感受到了它们，因为它们自身太不易被击退并强硬地存在着。但是人们用错了消除社会危害的措施。人们想要立刻直接面对这些危害，而不是等到发现这些危害的重要源头后，再在那里消灭它们。必须要去发现原因的根本，并将啃食其根的蛀虫杀死。对畸形树干上的枯叶浇水，勉强能够使其短时间内维持生机勃勃的表象，但是之后，它就会渐渐死去并凋落，因为源自于根的生命的香脂和健康的树液，没有足够多地输入到叶子中。[1]
泰奥多尔·蒙特在最近的演讲中说，我们的时代在疯狂追求着“幸福与娱乐”。我惊讶于他没有用更多的叙述来反驳或者假设这个事实，而只是把这个事实作为一个肯定句，也很可能作为他早期研究的前提提了出来。然而为了反驳他，这句话很少被拿出来对质。因为这句话是正确的，它已经被证明了；不仅仅是富人的奢华证明了这句话，穷人的熊熊欲火与断念无能也证明了它。在消遣娱乐中最不能得到满足的是中产阶级。幸福与娱乐比以前更多地成为了柏林人的箴言。各式各样供消遣的公共和私人场所急剧增多。为了吸引人们去娱乐消遣，天天都有比一打还多的纸片张贴在街角。同时，人们纷纷涌入一些能让人放松的食品店，在那里人多得一点都不合比例。以前，谁要是不知道经营什么样的行业，就开一个烟草店。现在，除此之外还有了咖啡馆、游乐公园和糕点店，这些建筑设施以同样的速度迅速拔地而起。在这里，像流行时装店、布店、礼服店和小商品店开张后，老板自己并不经营，而是让别人来管理。在花天酒地的娱乐消遣中还有[2]贫穷与不幸的困境，贝蒂娜在她的国王之书附文中通过一个仁慈的瑞士年轻人也将此困境描绘了出来——多么强烈的反差。
在别的地方这种反差会更强烈。在别的地方，人们感到震惊的是，在这需求紧张的现实中，在这本地贫穷化意味深长的描述中，克罗尔什娱乐场怎么可能就这么突然地出现了。我得承认，当我走进这个被所有报纸谬赞为童话宫殿的地方之时，我不禁厌恶地想，这座楼建造得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幸好这座“童话宫殿”的名声也没有那么好。如果你的视线能够穿越飞扬的尘土，那在很远的地方你就能瞧见，这整栋楼像一座巨大的砖舍。看到这座由烟囱和凸出来的屋隅组成的混杂物体，第一眼印象就会感到恶心，而不是舒服。再者，把这样一个所有陌生人都可以进入的场所建造在柏林的要害之处，把这样的撒哈拉沙漠建造在练兵广场，我们都对此想法感到愤怒。柏林的尘土，曾由于令人喜爱的动物园的建造而被人遗忘了，但现在它又来势汹汹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使人眼睛难受，让人不堪忍受；这是因为灰尘的摇篮正好就是这座新建筑建造的地方。一进入这座楼，它的一切都显得有缺陷、僵硬而苍白，这个轻浮的东西，估计就只是为了哗众取宠。人们可以一眼就将这个巨大的“跑马场”尽收眼底。没有花样的变换，没有宁静舒适的隐匿之处，没有独处的可能性。裸露的白色木质墙壁，虽然用金色的线条来装饰，在有些地方还绘着画，但是没有帷幔与帘幕，整个地方一览无余。在巴黎大剧院的化装舞会上，令人赏心悦目的并不是那宏大的舞厅，而是在楼梯上、走廊上、门厅里和各种设施里身着绚丽华服不停穿梭的人群。而在这里，除了少数的一些包厢外，都没有这样的惊人之处。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巴黎没有这样的一座娱乐场所；但是还必须得说：若是在巴黎的人们也变得这么肤浅的话，仅仅为了坐在那里，让身处其中的自己与置身其外的旁观者张目呆视而建造一座这样的娱乐场所，那他们必须变得更加伟大、有品位、有特色。在这座无聊的“寺庙”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叫“地道”的地方，其实就是个吸烟室，在伦敦找不到比它更阴暗、更脏乱与更令人窒息[3]的地方了。大家都认为，《巴黎之谜》的开头可能就是在这里取材的吧；我们自认为踏入了书中的“小酒馆”，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寻找那个“女怪物”。当然《柏林之谜》也可以在这儿开篇取材。[4]有这样的文章吗？已经有好多这样的文章出版了，舒巴第一个出版，他的书现在已经是第三版了……可惜，有创意的人不会轻易地做决定，去踩别人走过的脚印；但这或许又是值得期待的，有人能像尤金·苏席卷法国文学那样，席卷德国文学。难道最后不就是苏模仿博兹，博兹又模仿几百年前古老的幽默小说吗？《柏林之谜》肯定会让刺眼的强烈光线洒落到德国的道德、社会与人文各方面，肯定会将启蒙运动的火炬举起，不仅仅是照亮隐藏贫穷和罪恶的地下室穹顶，还有假象与虚荣，谎言与虚伪的浑浊、阴暗区域……[1] 泰奥多尔·蒙特：Theodor Mundt，1808 –1861，德国文学评论家，小说家。[2] 贝蒂娜：BettinavonArnim（1785–1859年），德国女作家，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著有《国王书：这本书属于国王》（DasKönigsbuch:DiesBuchgehörtdemKönig），此书附有一篇短文《一个瑞士年轻人在沃格兰地区的经历》（ErfahrungeneinesjungenSchweizersimVogtlande），描述了德国产业革命初时，社会底层人民的贫穷与疾苦。（译者注）[3] 《巴黎之谜》：LesMystèresdeParis，其作者为法国作家尤金·苏（EugèneSue）。（译者注）[4] 舒巴：笔名L.舒巴（L.Schubar），原名RudolfLubarsch（1807–1883年），在1844–1845年间出版了12卷的《柏林之谜》（MysterienvonBerlin）。（译者注）[1]10.印象——例如：博尔西希（1854）
柏林的街道越来越多，人口也增加了不少，但你在晚上九点钟到达安哈尔特火车站时，却只看到从威廉大街到菩提树下大街也就仅有一辆马车在行驶，甚至宽阔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看着就像一条绵长的坟墓大街，你大概会以为自己身处赫库兰尼姆或者庞贝古城呢。五辆马车从铁路那边摇晃而来，随后跟着两个走路的人，一个在右边的人行道，另一个在左边的人行道。偌大的城市，却如此寂静，真是奇特。御林广场笼罩着一片庄严的肃静，剧院则像幽灵一样独自伫立在那里，也许里面正鸣奏着好几百声部的返始咏叹调。至少有戈尔德施密[2]特的妻子——珍妮·林德这样的歌手曾在它的音乐厅里演唱过。
若是一个人来到柏林之前，没能借助电报向菩提树下大街的任何一个旅店老板提前通知他的到来，让他们为自己适宜地准备好一间在二楼的套房，那么在这个知识之都，他就会对下榻之处如此乡村式的简陋感到难以理解与不满。住宿费用可谓是与时俱进，但是房间设施却很简陋，家具从一切可能的拍卖中买来拼凑在一起，装饰显露出一半某种表面上的华丽和一半由于过度使用而产生的剥蚀。比如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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