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性尧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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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边话清史：从朝堂到市井试读：
故宫史话
目前的人民首都，已成为国内外人士观光的一个胜地，而观光首都者，又必去游览故宫。但我们今天对于故宫的观点，也已不复是单纯的“为游览而游览”的趣味作用，而应该从它的建筑、创造、设计种种特色上，来重视它在劳动艺术中的价值，它的巨大的历史意义，正如从克里姆林宫的辉煌的建设上，很具象地反映了俄罗斯的民族性一样。同时，我们还应该从封建的潜势力中解放出来，纠正过去一般人错误的看法，而使它成为崭新的人民的文物重心。本文写作的目的，即是在此。但一方面，也提示一点关于故宫的掌故和史料。一现在的故宫，大体上都是明代的建筑，明代的宫殿建造，则始于永乐十五年，因为明成祖朱棣，自北平率兵南侵，赶走了在南京的他的侄子惠帝（允炆）以后，便迁都到了北京。迁都的理由，主要因了成吉思汗的后裔仍然自成部落，对于汉族仍然是一种威胁，所以需要时刻地来防范监视，因此在北方便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来控制着。但派谁去坐镇这样重要的地方呢？如果派异姓的大臣吧，则将来万一拥兵跋扈起来，对中央必贻鞭长莫及之虞，而成尾大不掉之势；如果派同姓的诸王呢，则要是抄他的老文章造反起来，也必致天下纷扰，骨肉相残，故终于只好把京都搬到北京来，由他自己来坐镇。这样到了清兵入关，皇宫的主人自然换了爱新觉罗氏了。但除了更改几个宫殿的名称，及增筑一部分殿宇外，整个的皇宫轮廓，还是明朝的旧筑，而且连宫廷中的制度习惯，大致也是沿明代之旧。在这六百余年来封建帝皇盘踞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许多荒淫奢侈的故事，竭天下的民脂民膏，以供奉他们一人一姓的享受。单是清慈禧太后那拉氏六十岁生日时，所消耗的珠宝金银，就达四百三十多万两银子，约合小米两万万多斤，等于十余万农民一年勤劳的所得。此外，封建统治者对于劳动人民劳力的榨取与奴役，我们在游览故宫的时候，也随处可以见到种种遗迹，这里先拿故宫的陛石和琉璃瓦来说吧。所谓“丹陛”的形式，凡到过故宫的人都已见过不少，用不着我再来说明了。我所要说的，是它所象征的封建制度的精神。它不但构成了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深远的隔离，而且连得普通官僚也不容易接近皇帝了。在汉代还有三公坐而论道的事，到唐宋臣子见皇帝还比较自由一点。到了明代，正是封建政权最严峻的朝代，朱元璋厉行中央集权，皇帝一不高兴，就可打大臣的屁股，于是大臣觐见皇帝时，只有远远地伏在丹陛之下，连头也不敢轻易地抬起来，以造成天威咫尺的专制空气。从前在丹墀内还列着“品级石”，用黄铜范成山形，上刻一品到九品的官员的职位，硬生生地用权力来分出人格的等级，构成森严的壁垒，制造各种的奴性与低能，像《官场现形记》中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的名句，借来形容那些跪在丹陛之下的官僚，刺猬似的缩做一团的情景，正是非常的切贴。但同时还要指出的，这些陛石的雕筑和搬运，又是榨取了多少劳动人民的智力和体力，消耗了多少人民的财富。像元代因北京附近为产石之区，即有采石局之组织。德胜门内的铁影壁，即是元代的石刻之一。明代的大石，则取于涿州房山，花斑石取于徐州。目前遗留的太和殿的丹陛，恐怕还是明代的旧物，而从丹陛的正中央所雕刻的花纹上，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劳动艺术的高度的成就，却为封建帝皇所掠为专有。因为在从前，这一部分是只许皇帝自身才能践踏的。其次是故宫的琉璃瓦，这也是中国建筑中一个美丽的特色。如果站在煤山的高处，向故宫作一鸟瞰，尤其是在黄澄澄的太阳下，琉璃瓦泛着一片灿烂的金色，实在瑰丽极了。从前宫殿屋顶上的砖瓦，大都是着上颜色的，如汉代就用漆瓦，因那时候的陶器已有着釉的了。但正式采用琉璃瓦，见于著录的则为北魏。到金人时应用最广，在营造燕京宫殿时，曾动员兵士四十万、民夫八十万的力量。元代则专设机关经营，一共设立四窑，材料采自西山，由水道运至正阳门外的琉璃厂。到明代则派太监们来专司其事。清代的琉璃瓦分青、黄、紫、蓝、翡翠等色泽，准许用的只限于宫殿、王府及寺宇如关帝庙、孔庙之类。其中蓝色的一种，是盖在皇帝守制或斋戒时所居的屋顶上。但琉璃瓦除了盖屋顶之外，还有应用到别的建筑物上的，其形式也更为绚丽生动，最著名的如北海及故宫的九龙壁、香山静宜园的琉璃碑坊、大高玄殿的琉璃亭等。听说目前一方明代的琉璃瓦，特别是黄色的，放在古玩铺中可以卖上好几万块钱，买主多是西洋人，大概想由此而观察中国工艺作品的遗迹。不过琉璃瓦最初还是从西域所传来，后来再经过中国的改良，其原料是用太行山脉中的矿产。这跟六朝华表上的具着双翼的石兽一样，或许也是从希腊或西亚所传入。在这些地方，也可以考见中国民族对于外来文明的吸收融化的优点，而表现了劳动工艺者的特出的智慧。但从前一般统治者，一面对他们加以利用奴役，一面又给以鄙视冷待，以致他们都成为无名人物，比起今天天安门华表搬动时，对带头的徐荣同志大事表扬的例子来，就是一个极好的对比。二北京的城门，一共有四道，即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皇城南向的正门叫天安门，旧时叫承天门，顺治八年重建改名。门凡五阙，“阙”字的意思是好让皇帝对之，时时引起补阙之心。从前有所谓伏阙上书的，就是指在这些地方。而到了故宫以后，才知道原来是怎么一回把戏。不过古代陵墓前面的神道也谓之阙，汉代即有墓阙名。大约最初门观之阙，指的宫门御道，石柱之阙，指墓门神道，《古诗十九首》中已有“双阙百余尺”的话了。天安门的名字，在目前特别显得响亮，尤其经过修葺后的那一片雄伟宽阔的广场，更有气象一新之感。在落日余晖之下，信步地在那里溜达溜达，抬头看看那澄碧如洗的北国的高空，和在夕照中闪闪作光的琉璃瓦，头上也许有成群的宫鸦，一路聒噪而来，然后又走向金水桥上，俯视那绿幽幽的太液池的碧波，风来时又吹起一片绿绉，那种恬静而阔大的气象，可以使人流连久之。就是在夜里，当林荫大道的街灯放着明光时，这种夜色也很可欣赏，因为它把古与今的色泽调排得很是和谐，也可算得新北京的一个新的游览目标了。在清代，天安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逢到国家有大庆典的时候，于门楼上的垛口正中处，设一木制的金凤，将诏书由金凤口中徐徐地衔之而下。日本人印的《唐土名胜图会》中，还留着这图像。清末统治者儿童皇帝溥仪登位之初，也是用这仪式，那一天臣民还都到金水桥下去听宣读登位的诏书。由天安门再里面的一道南向的城门叫午门，即是紫禁城的正门，前接皇城之端门。午门上阁道明廊，盘回高出，旁筑翼然的两观。那正中的一座楼门，即俗所谓五凤楼。京戏的《珠帘寨》中李克用唱的“忆昔当年五凤楼……万岁爷一见龙眉皱，推出了午门就要斩首”的唱词，固然未必可靠，但在明清两代，午门是大臣们遭殃受辱的地方。明代的“廷杖”，即是在这一走道上举行的，而廷杖是朱明的酷刑之一。魏禧《魏叔子文集?姜贞毅先生传》中，有记用刑的情状云：“众官朱衣陪列午门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以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据说在成化以前，受廷杖者皆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叠帊，借此以示辱而已。但被刑结果，还得卧床几月而后痊愈。至正德初年，太监刘瑾弄权时，因憎恶廷臣，才去衣扑打，所以有就此被杖毙的。朱元璋在位时，还曾经在文华殿中，亲自鞫审过大臣，鞫审时即大加拷打。那些被打的大臣，如果昏迷过去时，据说饮以人尿可以醒过来。上引《姜贞毅先生传》中又云：“杖数折，公昏绝不知人，公弟垓时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饮之。名医吕邦相夜视公曰，杖青痕过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创处，七日而痛，为君贺矣。半月去败肉斗许，乃苏。”明代的皇帝，素有十昏九暴之号，其中所设计的种种别出心裁的酷刑，今日在书册上读之，犹有毛骨悚然，如游修罗场，如进大屠门之感。而这时候的士大夫的尊严，也给这恐怖的独裁政权所摧毁了，所以有些人就设法隔绝宦海，逃避征召。然而朱元璋偏不放过他们，不准士人不做官，使得他们有进退无门，而又动辄得咎之苦。到了清代，觉得廷杖是明人的一种虐政，乃改用跪受申饬。申饬照例是太监们执行的，这里面就大有出入。被申饬的大臣，如果事先能向太监行贿，则到时候，太监就只说几句门面话了事。否则，就可以让你直挺挺地跪在坚硬石板上，从祖宗三代骂起，骂上大半天。据说有一个年老的大臣，在午门前饱受申饬回来，就此气得一病而亡。其实就是用屁股挨打的改用膝踝来受罪而已。我们今天在游览午门时，还依稀可以看到那历史的黑影呢。其次，五凤楼之在明清两代，又是献俘的场所。在明代，曾经举行过一次极盛大的献俘礼，那就是正德帝之亲征宸濠归来，文武百官先迎接于正阳桥（今已拆去），将所俘之从逆者及其家属数千人陈列两旁，有些人则被绑着裸体反接，以白帜标姓名于首。其所俘馘的首级，也标白帜悬于竹竿，长达数里。正德戎服乘马，立在正阳门下亲加巡阅。其后行正式的受俘礼时，则在午门楼上。至鸣鞭讫，百官遂趋前朝贺，献俘而退。还有那午门的门阙，俗称“明三暗五”，实际这暗门只具形式，不能开启。至于三道明门，出入也有严格的限制，中间的一道，自然只限于皇帝一人的，左门由文武大臣出入，右门则唯宗室王公才能进出。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例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奏事者只能至午门而止。现在的午门广场上，还立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而所谓赏紫禁城骑马云云，实际只是坐在竹椅上，由人舁着以代步而已；从前一般大官们却看作了不起的恩荣了。《大清会典事例》中，载着王公大臣进紫禁城的四道门时，所带仆从人等，均有限制，并勿许走进景运门和隆宗门停立。而这种森严的限制和对立的结果，只是使深居宫闱的封建统治者徒然成为一些特种囚犯，要他们怎样对民间疾苦能够了解或接触，自然是梦想了。三从午门再一直进去，现在称为中路的游览地方，便是太和、中和、保和的三大殿。这三大殿中，除了一点简单的机械的摆设之外，只是空荡荡的一座大屋子。它的性质，在清代却是最重要的，皇帝们在平时是不常去的，只有逢到元旦、冬至、万寿节日等日期才去。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清代的培养官僚人才、牢笼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高的评骘机关，也是在这地方——这便是殿试。在清初考试士子的地点原在天安门外，后礼部请试于太和殿之东西阶下，若遇风雨，则试于殿东西的两庑。雍正元年十月那一科殿试时，天气甚寒，乃特试于殿内两旁，并传谕总管太监，多置火炉。此为殿内考试之始。乾隆五十四年，谕令改于保和殿考试，又准许令校尉代携考具，送至殿内，以后遂为定制。殿中设考桌，东西列十数排，因殿深棂密，光线又不充足，坐后排者遂阴暗不能辨字，只好纷纷迁出至殿廊了。而这些考桌，则像炕几模样，只能盘膝趺坐，南方籍的士子因之就大不习惯，于是有些人就自携特制的考桌入场。但自中左门受卷，须自负以入。而保和殿的殿基又高达数丈，石阶三层，上转数十级，始得升至丹墀，那些峨冠博带的考相公，大都气吁吁地叫苦连天。由保和殿复向北进，是为乾清门，进了门就是乾清宫了。明清宫廷，即以乾清门为内外廷之分界，所以乾清宫也为内廷诸宫之首席。而皇帝平日的办公也多是在这地方。康熙雍正以前，本以乾清宫为寝殿；到了乾隆，则以乾清门为御门之所。御门即唐代之常朝，以每五日为期，凡题本大除授皆于此降旨。咸丰时因他有病，此典遂辍。至同治朝，连这虚应场面的故事，也已无再请踵行的了。乾清宫建于明永乐年间，正德九年毁于火。起火的原因，则因这个纨绔天子，每岁以张灯为乐，内库中贮满了黄白蜡，而宁王宸濠又别作各式奇巧的纸灯，献入宫廷，悬挂壁上，宫廷中复多毡氁，而贮火药于其中，于是一勿小心，遂延烧宫殿了。起火时，正德犹往他的行乐窝“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烛天，还戏着向左右说“是好一棚大焰火”！皇帝们的趣味就是这样残忍奇特的。后来到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宫又遭了一回火灾，翌年二月重建，阶墀皆以西山的白玉石为之，每一块长一丈，阔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又凿为五级，以万人拽之。还日凿一井，以饮拽夫，名曰“万人愁”，可见这一役对于民间苛扰的程度了。清代乾隆时，以乾清宫为视事之所，他的日常生活行动，差不多可以成一公式。今特录《国朝宫史》中所载的以见一斑：“皇帝每日视事，夙兴御养心殿暖阁，或御乾清宫西暖阁，及弘德殿，阅《列朝实录宝训》一册。辰刻进膳，阅王公大臣名牌，颁赐克食。既彻，乃披览内外臣工奏折，批发俟进止讫，下所司，随召见诸臣。奏事太监承旨下外奏事处引进乾清门，以次赐见毕，乃升宝座，宣引见管部旗大臣，引见者各以前后为次，捧名签至御榻前跪呈，引班官按序引各官至丹陛上北面跪奏履历毕，退；皇帝降旨以签授大臣承旨退，皇帝还便殿。若幸瀛台等处，进膳办事亦如之。每日未刻进晚膳，阅内阁所进各部院及督抚提镇本章，上披览裁决毕，内阁票签酌用之，付本房照答朱批清字，翌日下内阁朱批汉字施行，日以为常。”用现代眼光来看，这套公式，正是集官僚作风之大成，而皇帝则又是官僚集团中最高的首领而已。其次是每日召对各大臣时，由军机大臣先入，至子时部院各以一笔帖式持折至东华门外少俟，门启，即随奏事官以入，至景运门内九卿房，以折匣及本衙门印片一纸，同交奏事官，奏事官登之于簿。少顷乾清门启，奉之以入，至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以达御览。因这时还在深夜，所以乾清门的石栏上置有白纱灯一盏，递事者以此灯为表缀，若灯移至阶上，则即表示“事下”才不久，接着奏事官徐捧折而出，高呼着“接事”，于是就群集以俟，奏事官呼某衙门，某衙门的官员便上前，这就是清代内廷奏事之制。后来移至西苑，“接事”也在西苑门外侍卫处檐下举行了。另外还有一件关于乾清宫的掌故，在晚明天启一朝。天启帝的父亲是泰昌帝，只登位一月就死去，于是乃立朱由校（天启帝）为嗣皇，这时他还只十六岁，却被泰昌的选侍李氏（时称西李，因尚有一东李）所阻住，乃由青宫旧侍司礼太监王安强抱而出。大学士刘一燝以乾清宫方停着泰昌的遗体，请嗣皇暂居慈庆宫。其后吏部等衙门疏请安梓宫于仁寿殿，移李选侍于后殿。因这时李氏还强居在乾清宫中，而一班大臣坚决要她出乾清宫。御史左光斗上疏中曾说“内廷之有乾清，犹外廷之有皇极，惟皇帝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科臣杨涟以次日嗣皇即将登基，更力争非要李氏立刻离去不可。天启也在敕书中对李氏说了许多坏话。结果，李氏自然斗不过这般男性的士大夫，一面又由王安等从中恐吓李氏，她遂没法再逗留，手抱所生的八公主徒步以行，临行时情形颇为仓皇狼狈，连所戴的簪珥之类，都为群阉所夺，哭哭啼啼地到了哕鸾宫。此即晚明宫闱三大案中的移宫一案，也正暴露了男性中心社会的特权思想和纲常主义。而晚明三大案中，嗣皇跟妃嫔的冲突即居其二，则也是封建皇朝中多妻制度贻下的恶果了。四乾清宫之前，其东出者为景运门，西出者为隆宗门，是顺治十二年所重建。隆宗门的椽桶上，着铁箭镞数支，门内外均有之，即嘉庆间林清之变时，林军杀入宫内时所遗留的。在内左门之东，内右门之西，有周庐各十二间，东西各有侍卫的直宿房，其西为内务府军机处的直舍，复西则为军机满汉章京的直舍。军机处（现在故宫内立有木牌指引），本为内阁的分局，雍正年间因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直者众多，恐防漏泄机密，始设军机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遂名军机处，因地近宫廷，可以便于宣召。军机大臣的召见无一定时刻，一日或一次或数次。军机大臣至时，预敷席于地，算是“赐坐”。而在乾清宫的东面，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游览者注意的，即是昭仁殿（原名弘德殿）。明代崇祯帝在李自成大军攻进北京后，就在昭仁殿中手刃其昭仁公主于此。当时周皇后已在坤宁宫自缢，公主的年龄还只十五岁，对之号泣不已。“上叹曰，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持刀，主以手格，断左臂，闷绝于地，未死，上手栗而止。”腐败政治的结果，使十五岁的女孩子也未能免于此劫。到清代，乾隆下敕，将内府藏书中的宋金元明旧版书籍四百部，庋藏于殿内。其西为弘德殿，同治帝就在这里读书的；右为懋勤殿，则为康熙帝的读书之处，光绪帝变法时诏开懋勤殿，也即在这地方。因为乾清宫在明清两代都是内廷的首殿，所以历来的故事也很多。像乾清宫的丹陛下有一“老虎洞”，虎中甃石成壁，可通往来。明天启帝曾于月夜率内侍玩捉迷藏，即潜匿其内。而这位蠢材皇帝少年时的顽皮，一向很有名。据说他性好走马，又好看武戏；喜欢盖造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又好作油漆匠。每天与近臣辈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疲乏。当他在斧斫刀削，解衣盘礴之时，非素所昵近的人即不得窥视。因此有些佞臣乘这时节，即从旁传奏文书。奏听毕，他即说：“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朝政便逐渐地给魏忠贤等所操纵蒙蔽了。后来魏阉跟王国臣争宠天启的乳母客氏，即在乾清宫的西暖阁。在争哄时两人都直叩天启的御榻，天启乃询客氏的意向以为依归。明末宫廷风气之丑恶邪曲，于此也可概见了。同时，明末的万历、天启和泰昌、崇祯四个皇帝，平日就居住在乾清宫的东暖阁与西暖阁。明代每到腊月二十四日至正月十七日，例于丹墀内昼夜放炮及放烟火。魏忠贤弄权时，还在室中阅看过文书。最后，顺便说一说清廷垮台以后的故宫概况。故宫的开放游览，始于民国成立以后，但最初所开放的只限于中路的三大殿，并接收清室的古玩文物等，设一古物陈列所。这时溥仪还是居住后宫，而将保和殿旁的后左门、后右门堵塞，由此以南的归民国管理，由此以北的仍归溥仪居住。大致是以乾清门为界，放出入皆由神武门。然而在溥仪居住时间，宫内一样是称孤道寡的小朝廷组织，一般清室的奴才们，终年依然是如蝇之附膻。而旧北京的封建残余的势力，因此也始终相当的顽固浓厚。最可笑的，像徐世昌因为曾任过清室重臣，民国八年他任总统时，表示不敢僭居宫禁，乃将办公处迁出中南海，与国务院互易其地，也可见得奴性之重了。所以在民国十三年以前，景山、神武门等地方，随处可以见到戴红顶，垂花翎，蓄长辫的遗老们，在故宫走进走出；而且又不奉民国的正朔，逢到有什么节日庆典，居然到宫中去请安谢恩。而事实上，那时的溥仪，还正是个游兴甚浓的小孩子呢。这样到了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将军终于将这个小朝廷驱逐出故宫之外了。在办理查封手续的时候，在养心殿的东侧门，曾发现“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七日”的封条，也可算得民国的怪现象了。要说冯玉祥将军生前的进步而令人痛快的举动，这应该也是其中之一了。故宫三大殿
秋高气爽时节，站在景山高处，举目凝望，就可以看到一大片坡形的金色，在黄澄澄的阳光下泛着鳞片似的光泽。屋顶斜度逐渐徐缓，形成三段曲线，左右两端则向上翘起，饰以奇异的动物图形。于是一种崇高、庄严与稳定的美感，立即升起，又仿佛瞥见了神话中的世界。难怪有人说，看了中国式的大面积屋顶，再看西洋那种平面型的，便觉一览无余了。这些屋顶的色彩，又与古代五行说相结合：黄在五行中属土，土生金，土的方位为中央，黄又是力的表现。所以帝王的服饰皆用黄色。随着时间的淘汰，阿房宫等建筑，已经无法看到了。今天还能看到的最宏伟的建筑，当推故宫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而尤以太和殿为特出。三大殿的前身为明初的奉天殿（又名皇极殿）、华盖殿（又名中极殿）、谨身殿（又名建极殿）。太和殿是皇帝即位、命将出征、殿试进士、元旦赐宴的地方。洪武四年，明太祖策问会试中式者即在奉天殿；清顺治时试于太和殿东西两阶下，遇风雨试于殿的两庑，至乾隆时改试于保和殿，后便沿以为例。明代的三大殿，都毁于崇祯末年甲申战火。至清顺治时，乃先修建乾清宫，后重建太和、中和二殿。乾清宫为皇帝召见大臣及元旦宴请诸王之所，清世宗所书“正大光明”匾即悬于宫中。明清时宫与殿的区别：前面的称殿，后面的称宫。明初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成祖）至南京觐见其侄建文帝时（当时明都尚在南京），有“殿下行君臣之礼，宫中叙叔侄之情”之语。但从大范围说，凡皇帝所居的屋宇皆统称宫，如故宫。而外廷和内廷之别，即以乾清门为界。在民国十三年前，故宫所开放者实只限于三大殿，乾清门以北仍是溥仪的小朝廷所有。到了1914年“逼宫”后，乃全部改组为故宫博物院，后又开放景山和太庙（即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在王宫之左，其右为社稷坛（后改中山公园），也即《周礼?考工记》所谓“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抗战前开明书店曾出版过《民十三之故宫》图片集，犹可见小朝廷君臣仓皇出宫的情状。记得其中有一幅照片，内容为某一妃子啃了半枚的果子，因当时正在吃水果，闻讯遂弃果惊走。这果子后来还浸在防腐剂中保留着，供游客赏览。庶吉士的来历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有周福清一名，下注：清同治十年第三甲第十五名进士。他就是鲁迅的祖父，也即周作人文中常提到的介孚公。周福清中进士后，又经过朝考，列为第一等四十一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先选授江西金溪知县，后又纳资捐任内阁中书。周氏辛未科殿试小金榜，今尚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这里就谈谈庶吉士。严格来说，庶吉士还不能算是正式的官职，只能算是一种过渡，略如今之研究生，到毕业后才能分派职务。在明清两代，庶吉士却是拜相的必经之途。明代尤其重视，对庶吉士也有视为“储相”的。庶吉士之名，则起于洪武初采《尚书?立政》中“庶常吉士”之义，所以后来也称其馆为庶常馆。开始时，六科及中书都有庶吉士，永乐初才专属翰林院，于二甲选五十人为翰林院庶吉士，又选才资英敏的二十八人就学文渊阁，以应二十八宿之数。那个《十五贯》里的都堂周忱，这时便以庶吉士资格，自陈年轻愿意就学，希望也进文渊阁，成祖嘉许其有志气即增为二十九人。成祖自己也常至馆中召试。庶吉士肄业三年后，成绩优良的留在翰林院为编修、检讨，其次任以给事、御史。清代庶吉士散馆（毕业）后而做知县使用的，由吏部以实缺优先选任，俗名老虎班，意思是说，只要逢到机会，就可以像老虎那样择肥而噬，和须到省里去候补的不同。也有用为主事、中书的，如上述的周福清，虽则他是捐的。嘉庆、道光以后，庶吉士在馆肄业的制度逐渐松懈；到同治、光绪间，就只到馆应付三五课，便告假回原籍候散馆那年才回京销假，实徒存虚名。光绪二十七年，下诏变法，次年改设庶吉士讲习馆，科目也有政治、时务等笔记及学习外语，即所谓讲求实用之学，大体上和后来的大学堂相类，即以进士馆代替过去的庶常馆。年号与庙号
建元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在这之前，只用高帝几年、惠帝几年，或前元、后元等字号记录。所以，这在史学上也是一种创建。但武帝建元后，先是六年改一次元，后是四年改一次元，年号多至十一个。年号的第一年叫元年，就像夏历的第一月叫正月。元是吉词，有善之长、大之始的意思。由于年号都取吉祥字眼，所以历代重复的很多。宋太祖的年号是乾德，以为自古所未有，后于宫中见一镜，上有“乾德四年”字样，便问窦仪，仪答曰：“蜀少主（王衍）之号。”经查问，这镜[1]子果自蜀中来，乃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宋徽宗改元宣和，有人说宣字是一家有二日，后来徽钦同帝。钦宗改元靖康，有人说只能立十二月，后来一年即失国，也有人说是十二月立康王之兆。这当然是附会之谈。明万历四十八年神宗卒，不想光宗立一月而卒，乃立熹宗，便以是年八月以前仍为万历八月，以后为泰昌，明年为天启，于是一年而有二三年号。以年号代替庙号，如称明成祖为永乐，清世宗为雍正，只对明清两代才适用。从史学体例上说，是不够规范的，但现在已成习惯，用成祖、世宗，人家反而觉得陌生了。为什么对明清才有这种称谓？这与明清各帝年号的固定而不改元有关（明代唯一例外是英宗复辟后改元天顺）。以宋代而论，太宗的年号就有五个，真宗也有五个，这就难以用一固定的年号来称呼。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年号算少了，也有三个，民间虽有“开元天子”之称，只是俗称。清代自道光至光绪时，外患内乱接踵而来，如按过去例子，就得改元几次。反过来，同治时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号称中兴，倒也可改元。文宗出奔热河病殁，穆宗即位，起先想用“祺祥”的年号，后因两字重复而改为“同治”，即慈安、慈禧两太后垂帘而治之意。王闿运还写了一篇《祺祥故事》（据说印上“祺祥”的铜元也已铸成）。所以，同治并不能说是改元。清人在关外时，太祖努尔哈赤以“天命”作年号，太宗皇太极先用“天聪”，后改“崇德”，但开始时只是作尊号以自娱，如“天聪皇帝”。他们的正式年号，应自太宗崇德开始。因这时才改国号为清。后来演义小说所谓清宫十三朝，以皇帝名额来说，自太祖至溥仪，实际只有十二帝，由于崇德改元，便成十三朝了。用年号代庙号，还有一个缺点，如“康熙十年康熙下谕”，就易使人混淆，因而只好写作“康熙十年康熙帝下谕”。现在写到中国历史时，有的只写年号，如明洪武元年；有的只写公元1368年。前者不能使人明了，这时是几世纪，如逢到并立的南北朝、（南）宋金之交，更需用公元来连贯；但如只写公元，又不能使人明了，究竟是哪个朝代以及具体的年份。如1644年，既是明崇祯十七年，又是清顺治元年，所以必要时应将两者兼写。[1]窦仪官至礼部尚书，太祖欲为相，为赵普梗忌而未果。督抚掇录
清代的官制，大体沿袭明代，但在官员的实际任务上，也有因时因地而变革出入、名同实异的。如清代的一省或几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督，也即拥有一方的封疆大员，为常设的实官；明代却是临时性的差使，用关防（长方形）不用印（方形），任务完毕即回京师，期限不太久长。“总督”原指一种行为，如“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其中包括管辖事宜。总督、巡抚奉派之前，皆先命为兵部尚书、侍郎及都御史，其本职（今所谓“编制”）为部院；所到之处，按钦差部院官之体制相待，也就是代天巡狩的钦差大臣了，略如民国后期的中央特派员。清代的总督，初期也是专派，后成定员，例兼右都御史衔，正二品，其兼兵部尚书衔的为正一品。清代总督以直隶及两江二缺最重要，故由重臣任之，而直隶总督居各省总督之首席。直隶本非正式省区，明以直隶于京师地区者称“直隶”；两江指今江苏、安徽与江西。直督驻保定，晚清时又授北洋大臣；江督驻江宁，授南洋大臣。总督有节制（调度管束）地方文武之权，明清皆通称制台、制军。明代的巡抚，也指一种行为，如“巡抚浙江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明会要》卷三十四：“巡抚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四年）懿文太子陕西之行。其分遣大臣，自永乐十九年始。”按《明史?成祖本纪》：永乐十九年夏四月，“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巡行、安抚，不等于官制上的正式巡抚。《历代职官表》卷五十，亦以王彰奉敕[1]为明设巡抚之始，亦非。宣德时，升监察御史于谦等为侍郎，巡抚两京、山东等地。自此一省乃有一名或数名巡抚，但仍是差使。明巡抚本身无品秩，品秩皆依出差前的原官，如都御史、侍郎等，即是朝廷（中央）的派出大员。如海瑞出巡时的布告：“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海瑞为巡抚事。照得本院谬膺简命，督抚南畿。”其自称固为“本院”（都察院）。又如嘉靖十二年王相奏疏亦云：“都御史列衔内台，奉敕巡抚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明代以举人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只有一个海瑞，万历朝为张守中、艾穆。崇祯朝破格求才，得丘民仰、陈新甲等十人。清代的巡抚为固定的地方实官。直隶地区初设顺天巡抚、正保巡抚、宣府巡抚，后并为直隶巡抚，然后裁撤，仅设总督，这以后直隶只有总督而无巡抚。清代中期，有八督十二抚，后期复有增减。如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行省，乃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兼学政事，其福建巡抚事归闽浙总督兼管。巡抚的品级虽稍次于总督，但属平行，非上司与下属的关系。有些省份，有巡抚而无总督，巡抚固可自主大计，但若一省之内，有督、抚而又同驻一城，权限区分不甚明确，就容易相互摩擦。总督有提督军务之权，巡抚加兵部侍郎衔的同样有军权。据薛福成《叙督抚同城之损》所记，清代督抚同城者有四处：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同驻福州，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同驻武昌，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同驻广州，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同驻云南府（故城在今昆明市。但至光绪十三年裁撤，由总督兼管巡抚事）。薛氏又云：“厥初总督不常设，值其时其地用兵者设之，军事既平遂不复罢，亦俾与巡抚互相稽察，所以示维制防恣横也。然一城之中，主大政者二人，志不齐，权不壹，其势不得不出于争。”总督官秩较尊，敕书中又有节制巡抚之文，巡抚之强硬或有后盾者间能相抗，余者虽隐忍自安，而意气未平，仍有龃龉。同治五年，郭嵩焘有《督抚同城急宜酌量变通疏》云：“大致以兵事归总督，以民事归巡抚，此国家定制也。而巡抚例归总督节制，督抚同城，巡抚无敢自专者，于是一切大政悉听主持，又各开幕府，行文书，不能如六部尚书侍郎同治一事也（尧注：侍郎虽为尚书的副职，明清皆为正二品，与尚书同为堂官），而参差杌陧之意常多。”嵩焘于同治二年署广东巡抚时，因与总督瑞麟不合而被黜，此疏自有感而发。他罢官后曾作《由粤东归述怀留别》诗云：“积雨翻成曀曀阴，刺桐拂槛影萧森。粤台婴洞龙蛇窟，虞苑销沉草木林。无踪诡随民疾亟，是何濡滞主恩深。谁言肺腑戈矛起，惭愧平生感友心。”嵩焘与左宗棠为湘阴同乡。宗棠在湘幕被劾时，嵩焘营救甚力；至嵩焘被瑞麟所劾时，朝廷命宗棠核实，宗棠因避嫌不敢直白，嵩焘由是罢黜，遂成私憾。此诗末二句的“谁言”云云，即隐喻宗棠事。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二云：“叶遐翁（恭绰）先生曰：元代鉴于唐藩镇跋扈，宋州郡积弱，乃师古罗马制度，设各路中书行省（尧注：意即中央派出机构），统大权于中书省。明仍其旧，各省委主权于藩司，而以巡抚加其上，惧尾大也。明代设总督管兵，与巡抚同等。清设总督、巡抚于各省，而以兵部都察各衔领之，大权仍在中枢，可谓善师罗马制度者，辜说甚当云。”附录于此，亦可供谈督抚掌故者之助。[1]详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五册。明清的清算豪门案
上“豪门”一词，虽是近几年所新起的，但其事实及其阶级，却是由来已久。孟子“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云云，这“巨室”恰好拿来作今之“豪门”的注脚。至于豪门的流毒天下，更是古今一辙。而它被政府制裁清算，单是明清二代，就数见不鲜。史书之所谓“籍没”或抄家一部分即是历史上之“清算豪门案”。但其规模之大，当以本篇中所述为最（指明清二代）。其财产清单上所载仅纯金一项，若易为今日之“条子”，其数已足惊人听闻了。本篇所述的是明嘉靖时之严门（严嵩及儿子世蕃）及清嘉庆时的和（珅）门和其结局。但因限于篇幅，故只能志其梗概而已。严嵩（字惟中，分宜人）及其儿子世蕃，在张廷玉《明史》中，是列于《奸臣传》中的，说其“济恶贪蒏无厌”，又说其“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世蕃则“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综观其全传所载，其父子劣迹约如下述：欺君蒙上，独揽要政，植党营私，包庇嬖佞，通谋外寇，贪污好货，鬻卖官爵，诬害贤良，纵子不法，恣情声色，残虐百姓，强夺民物……及私生活之荒淫糜烂。自来一切权奸之起家，不外能对主子之谀媚蒙蔽，甚至“济恶”。严嵩之最初见悦于世宗。由于当皇帝将加尊谥时，嵩即乘机凑趣奏言，“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这一来，就立下他日后接近君侧，专政弄权的地盘，而且接着又加衔太子太保，赏赐乃与辅臣相埒。宗藩中有向帝请恤乞封的，也得走嵩门路，嵩便要挟取赂。而此后中央政权即被控制在严氏父子手中，且“非嵩无当帝意者”。至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乃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时嵩年六十余，而其精神却爽健不异少壮。其间虽也有被皇帝疏远憎厌的时候，然因其擅长逢承，结果终得弥补成功。如当世宗要加嵩以上柱国衔时，他即以似逊而媚的口吻辞谢说：“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主子听得这样几句话，自然逗得“大喜”的了！反之，如碰到于他不利的事情时，则就用口蜜腹剑的手段，不惜眼泪鼻涕，下跪作揖，向可以为他利用包涵的人，钻营求援，而其居心又极阴狠叵测。如最初他的位置还在夏言之下时，即对言倚而事之，旋因其子世蕃横行公卿间，夏言欲发其罪，于是闻而大惧，连忙赶到言处“长[1]跪榻下，泣谢乃已”。后知陆炳与夏交恶，遂勾结炳以倾言。而一窥及言失帝宠，即假故构言之罪，置言于死地，夏言终至悲惨地被“弃市”了。又如他被西华门门者所阻，不得入内时，回到家里，父子二人竟会对泣起来。像这种患得患失，反复诡谲，喜怒无常（如他之对赵文华），而又险诈毒辣，以怨报德的行品，正是一个善于纵横捭阖，玩弄手段的权奸典型——也即中国地主性格中最阴险之一面。《明史》所写严嵩的个性，倒确极为生动。这样的结果，于是就造成了严门声势之炙手可热，士大夫之趋附者，真有门庭若市之概。《明史》有云：“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以国家堂堂命官，却来做严门的“管家”，其气焰自不难概见。世蕃因嵩晚年的放纵溺爱，遂益骄横贪墨，卖官鬻爵，胡作妄为，史称：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月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虽大僚或父执，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丧亦然。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都是严门走狗，文华且是嵩义子，曾失欢于嵩，乃厚赂嵩妻得解）之属，所到辄辇[2]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后已。这里显明地勾出了一幅豪门生活的剪影，而其间不知耗费了多少的民脂民膏！还有如严嵩生日，总督诸公，皆以紫金镌为文字，缀以锦绮，以珍珠为璎珞，珊瑚为阑干，杂以宝石，袭以香药，网罗围绕，彩绣灿烂，眩目骇人，而世蕃则饰美人为队伍，以代樗蒱。其种种暴殄和奢汰，恐连今天一般豪门阶级也为之自叹勿如！同时，那些向严门攀龙附凤之流，也莫不狐假虎威，恣情纵欲。如鄢懋卿因严嵩保举他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尽握天下的利柄，于是“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纪，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复因向淮商苛敛，几至激变，弄得“咨怨载路”。虽经御史林润的弹劾，然因“朝中有人”，皇帝也就置之不问了。至于劾严氏父子本人的，则多被谴或被陷害，如叶经、沈炼、杨继盛等，前后死的达十余人。然而常言说得好：“严嵩的势力也有倒的一天！”这里且让我们跳开一段，来说严门的获谴及其抄家的财产记录吧。严氏父子最先获罪的原因，由于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的抗疏弹劾，且以极严正的态度向皇帝保证道：“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而结果仅处世蕃等以戍边。翌年，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居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世蕃得罪后，与龙文日诽谤时政，其治第役众四千，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于是乃下诏论斩。圣旨有云（按此旨未载《明史》）：这逆情，你每既会问的确，严世蕃、罗龙文便会官决了，盗用官银财货家产，著各该巡按御史严拘的亲儿男，尽数追没，入官送部，不许亲识人等，侵匿受寄，违者即便拿问。严嵩父子畏子欺君，大负恩眷，并伊孙见任文武职官的，都削职为民。有司拘管当差，余党逆邪，尽行逐[3]治，毋致贻患。一时坐严氏党被论罪者，有兵部魏谦吉，工部刘伯耀，刑部何迁，副都御史董威，佥都御史张雨，应天府尹孟淮，光禄卿胡植（与嵩同乡，尝劝嵩杀杨继盛），光禄少卿白启常，右谕德唐汝揖，太常卿王材（白、唐、王三人俱为世蕃狎客。白氏至以粉墨涂面，供欢笑。而唐、王二人俱出入嵩卧内，关通请属，尤为人所恶），太仆丞张春，及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等数十人，黜谪有差。前述鄢懋卿及万寀因隐没逆产银八万两，皆先后戍边。对严门逆产的处置，由都察院转行江西御史，将所有袁州、南昌、分宜等地房屋田地金银珍宝财货家私，责行地方官亲诣尽数查出，一面开造各项细数，送部查核，一面先将金银珍宝奇货细软之物，差官解赴户部，其房屋田地并家私器用等件，即行变卖价银，一体解部。关于记录严氏父子产业的册子，原有木板的《天水冰山录》，后来神州国光社曾加翻印。兹姑以排列之字数计之，用五号铅字排，每面十四行，每行三十八字，每行约载财产名目（及分量件数）二件至四件，共计二百六十面有强。请想这该是怎样“浩大”的一笔数字！若在今日，足抵金圆券发行总额一倍以上。其中以纯金及金器二事观之，计金共重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余两。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余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余两，连金厢，坏金器共三千八百零五件，重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两余。其他珍宝、书画、田地、珠玉、绸缎、布帛、古玩……不及备载。房屋则合南昌、宜春（袁州府属）、分宜各地，计为第宅、楼铺、房店各共五十一所，六千七百余间，共估价基地银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余两。要之，在这些财产表中，凡奢侈品、日用品、娱乐品、不动产之类，每类都积有一个惊人的数目。无怪严嵩的孙子尝对人说：一年尽费二万金，尚苦多藏，无可用处。而事实上，其抄没的家产，犹不及十之四五，再加赂于权要及顿寄于亲戚者，又均占一半。论者乃曰：“若并其婿妇之家及鄢懋卿诸党而尽发之，则所得又当百十此也。足国裕边，斯亦良策，又何必丈量疆土加赋困民也哉！”后数语所论极精辟。这一桩清算豪门案，发生于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此后虽亦时有豪门被制裁清算，如张居正、江彬、刘瑾等，然其规模及牵连，犹无过于严门一案。其次，尚有人民直接发动向豪门“斗争”的。如松江董其昌一案，亦是当时一件著名的地方民变。董氏的书画虽卓绝一时，论其品格，实为一土豪劣绅。又如明末江南一带，时常发生有奴变，也即被压迫者和豪门正面斗争的史实，为写豪门演变史者可取之材，此处则不必赘言。然而从严门一案看来，使我们还有几点感想：严嵩和本文下篇所说的和珅之被处分，都在明清两代的中叶。而这些时代，比较的还有些升平气象。这原因，或者为了升平之世，文官无从恃功而骄，武官无从割据自固，皆不能有所挟持，故较为易于解决。次则这些豪门之受到如此严重之打击，痛快固然痛快了，但在“逆产”方面，起先既然是向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论理事后也得还诸人民——移之于充实民生的用途，结果依然是一齐给皇家“接收”去了，也便是从一个大号仓库移到另一个特号仓库而已。这使人民感到：严门诚然是“失败”了，然人民可并没有享到这“胜利”之果。这是说，凡是豪门的利益跟皇室——他的主子利益相冲突对立时，于是始有这种现象发生，而其本质并非真是什么“福国利民”的。昔人诗云，“养鸡纵鸡食，鸡肥乃食之”，正好说明那些皇帝对付豪门手段的真相。下前记：本文上篇说的是明世宗时严嵩父子被抄家一案，此篇则谈清仁宗时和珅获谴的事。盖就明清两代而言，豪门之被制裁与清算，其情节与规模之重大，殆无逾于此者矣。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贫无籍，初为满洲官学生。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此后即骎骎致用，扶摇直上，由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如《四库全书》之编纂，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浩繁，一代“文运”所关的文苑大事，而珅以一生员出身居然得充四库馆正总裁，其“恩荣”可见。其他爵位赏赉，也无不冠诸朝列，炙手可热，如乾隆四十八年之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清字经馆正总裁，寻又由一等男爵晋三等忠襄伯，赐紫缰，旋又赐黄带四开禊袍。“十全老人”八旬万寿，命珅偕尚书金简专司庆典事。夫以清代对科举之严格与重视，而和珅又不以什么了不起的科第郡望起家，不但参预密勿，还俨然膺国家学术之重寄，踞文会之要津，兼功名爵秩风雅而有之，其“恩眷”确是非常罕见了。不但他本人显赫一时，且连其子丰绅殷德也高攀起天潢贵胄，尚（娶）了固伦和孝公主，由细民一升而为贵族，并由此擢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这样，豪门一跟皇家发生了裙带之亲，自然更其“如虎添翼”；“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这也即所以构成“豪门”的条件之一；而促成他更易于接近君侧，蒙蔽主子，左右逢源，上下其手，紧紧地控制着枢政，并且大量地以官僚资本与民争利（有史为证）。而官僚资本之与豪门经济又正是相互辉映，支配着整套中国历史一种顽强不拔的传统势力！这中间，虽因廷斌试举发策，奏对不实一案，被诏斥“护过饰非”，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但后来因教匪王三槐就擒，珅以襄赞之功，反又高升一级，一跃而为公爵。民国十九年间北京大学研究所印行的《嘉庆三年太上皇帝起居注》（此书得于《清代内阁档案》中）所载八月初九日一则有云：“奉敕旨，本日勒保奏扫荡安乐坪贼巢，生擒逆首王三槐一折，览奏嘉慰。（中有铺陈战功语，略。）军机大臣大学士伯和珅，襄赞机宜，承旨书谕，一手经理，夙夜宣劳，著加恩晋封公爵。”不过这一次晋封，实际已是和珅的将近黄昏的夕阳。因为翌年（嘉庆四年）高宗去世，和珅就遭伏法（另详下文）。但在这之前，因为他善于谄谀逢迎，所以在高宗柄国时，虽也曾加以裁抑，然以其巧为弥缝，终也得以无事。而当时一般言官，非与和门沆瀣，即反因劾他而得咎（如曹锡宝、尹壮图等），于是就无人再敢昌言其罪了。至于和珅种种欺君蒙上、胡作妄为的劣迹，除后面嘉庆谕旨中宣布的二十款大罪外，复可从《清史稿》中见其一二。如记其因敕刻《石经》，与尚书彭元瑞作对事，即可看到他胸襟及手段：五十六年，刻《石经》于辟雍，命为正总裁。时总裁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敕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嫉之，毁元瑞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上曰：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举正》以攻之，冒为己作进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请销毁，上不许。馆臣疏请颁行，为和珅所阻中止，复私使人磨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这正是古今权奸的典型：器量小，居心险，手段辣。又为了个人想要操纵一切，因此就最怕也最恨别人跟主子接近，一接近，即有取彼而代之的危险，遂不惜运用险诈手段从中加以欺蒙，破坏，其气度行径实无异于“妾妇之道”。孔子所谓“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史稿》又记乾隆欲召两广总督朱珪（旧嘉庆的师傅），为大学士，也遭珅之嫉忌，密加倾陷，珪卒以他事被降。可与上记参览。要之，凡豪门权奸，其攫取权利之策略不外“独占”与“排他”。盖一面唯恐权利落在别人手里，一面又唯恐别人地位超过自己，终于明枪暗箭，交相倾铄。而这也即是造成中国官僚政治的一个焦点。《清史稿》复记和珅的弄权舞弊、营私党恶云：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师多倚和珅，糜饷侈，久无功。此段末所云的川楚匪乱，曾由嘉庆严旨斥责带兵各大臣之贻误军机，另详下文。此外，又记珅之贪污好货云：“令奏事者具副本送军机处，呈进方物，必先关白，擅有准驳，遇不全纳者，悉入私家。”综观以上二段所记，豪门之误国滋乱，驱民为匪，蒙蔽君上，似亦足以资读史者之鉴惕矣。按照史例，此类人物，似汇置诸《奸臣传》中，如上篇所记的严氏父子，即为张廷玉收入明史《奸臣传》；而《清史稿》也许为了出清代遗老之手，对于“故国”前辈亲贵，或不欲过彰其恶吧？然而和珅最初以一介无名细民，何以后来忽然受乾隆宠幸如此其极呢？《清史稿》对此语焉不详，只有野史曾记过“和珅获宠原因”，大意说：乾隆为太子时，某次入宫见一美妃（雍正妃）对镜理发，遽自后以手掩其目与之戏，妃不知为太子，惊而持梳向后还击，中其额，遂舍去。旋雍正后见其额有伤痕，严结乾隆，始具以对。后疑妃调太子，立赐妃死。乾隆欲白其冤，逡巡未敢。乃以指染朱，迅往妃所，乘间以朱印妃颈，且曰：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迨乾隆中叶，和珅以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选舁御舆，因事适中乾隆应对，乃唤起其旧日之印象，恍然于珅貌与妃相似，因密召珅入，视其颈，则赫然指痕宛在，因默认珅为妃之后身，叹为“宿缘”，遂如汉哀之爱董贤，由是而累擢显爵矣。（事见《清朝野史大观》）这段记事，既失诸怪诞迷信，且近乎猥亵，果尔，则“十全老人”原来还是一个乱伦的恶少，而和珅则是以狎客的身份登场，恐怕只能作姑妄听之的材料。和珅获宠原因，或者自别有在，但总之不会是这样荒诞离奇的。这里且不谈他的“获宠”，单记他的“获谴”吧。原来当嘉庆未即位时，就素恶和珅之不法了，但因乾隆“春秋已高，不欲遽发，仍优容之”。盖乾隆虽云内禅，实际仍要干涉朝政，而和珅于是遂有挟太上皇帝以号令幼主之势；这结果，便大大地造成乾隆与嘉庆间的水火，而使嘉庆愈益痛恨和珅刺骨。《太上皇帝起居注》中有朱希祖氏一序，曾云：“是太上皇帝训政之日，其政务皆为和珅一人把持，彰彰明甚。太上皇帝信之愈深，皇帝恨之愈切，太上皇帝愈以为功高，皇帝愈以为罪大！不除和珅，则祸害无已；欲除和珅，则投鼠伤器。是以史载太上皇帝于正月初二日辛酉不豫，初三日壬戌辰刻即崩。清代学者，多疑其非令终，亦非无因。”故唯有速太上皇帝之死，而后方能痛快无忌地去此巨憝耳。本文前节所云嘉庆痛责剿匪各大臣的谕旨，即是紧接乾隆驾崩的第二天（正月初四日）所颁发，大有剑及履及之势。其中所陈“军营积弊”，如轻忽军务，玩兵养寇，婪索地方，靡费军饷，托词请假，藉端牟利，冒功升赏，以及“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铺叙战功，纵有挫衄，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指各将领）节次奏报杀贼数千名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云云，表面虽泛责带兵各臣，实际却针对和珅而发，谕末所谓“勿谓幼主可欺也”一语，尤堪玩味。同时，乾隆晋封和珅公爵时旨中所称剿匪军事如何顺利奏捷，将士如何用命，武功如何煊赫一类话，一和嘉庆这个上谕相对照，就觉得完全是粉饰与铺张，其于和珅尤可说是“有意栽花”了——而这在嘉庆心中，自然更引起了反感，更非置和珅于死地不快？用现代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一弄僵，又往往可以牵涉整个政局之变化出入。虽在皇家，也不能免。古今来因主观上对某一人物爱憎之不同，恩怨之殊异，而影响了家庭骨肉间的感情意气，甚至激为摩擦斗争者，实已数见不鲜。易言之，倘不是为了乾隆与嘉庆意见对立之甚，则和珅说不定不会落得如此凄惨之结局。因此，和珅只是弘历与颙琰父子相持下的一件牺牲品而已。但“清算和门”之正式的发端，据《清史稿》载，说是始于给事中王念孙之弹劾，且略而未详。而《殛珅志略》中则记录得比较详尽：翌日（正月初五日。即上述嘉庆于苫次所颁痛责各将领一谕之翌日），御史广兴具疏劾珅诸不法状；大学士刘墉亦于造膝时奏请究治。初八日（朱希祖氏序文中刈谓“十一日即宣布和珅罪状，革职治罪”）奉旨革和珅职，拿交刑部收禁，诏仪亲王、成亲王、七额驸、大学士刘墉、董诰籍和珅家，列单具奏，命王公大臣会同三法司鞫审。珅初犹诿诸刘、马二家人，再讯始承。惟克扣军饷二万余万，娶放出宫女为妾，压匿军报，私放府道学政五款不认。诸臣以供词抄单进呈，钦禀上谕：和珅受大行太上皇考特恩，由侍卫洊至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多年，叨沐深恩，在廷诸臣无有能比者……今和珅罪情重大，科道诸臣列款提奏，实在难以刻容……兹录罪状二十款，特谕众知。这二十款的罪状，原文颇长，为篇幅计，略经摘裁，志其大要于下：一、泄漏册封皇太子机密，邀拥戴之功。二、骑马直过宫殿，无父无君。三、因腿疾肩舆出入宫门，毫无忌惮。四、将出宫女娶为次妻，罔顾廉耻。五、高宗（原称皇考）在日，于各路军营奏折，任意延搁，以致日久未竣。六、高宗圣躬不豫，毫无忧戚，谈笑如常，丧心病狂。七、高宗批文时，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口称不如撕去，意在另行拟旨。八、一人把持部务，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九、隐匿地方官奏报，不以边务为重。十、不遵帝（仁宗）旨，令蒙古王公一体来京，不顾国家体恤外藩之意。十一、宠用私人，如大学士苏凌阿，因系其弟和琳姻亲，侍郎吴省兰等，皆曾在珅家教读，保列乡阶，兼任学政。十二、将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十三、查抄家产中有楠木房屋，其楼阁园亭格式，有仿照宫殿及御园者，僭侈逾制，是何肺肝。十四、蓟州坟茔，开设享殿隧道，附近有“和陵”之称。十五、家藏珠串，竟有二百余串，较大内多数倍。又大珠亦较御用冠顶为大。十六、宝石顶并非珅应戴之物，而所藏有数十个，而大块宝石则为御库所无者。十七、家内银两衣物等数逾千万。十八、夹墙私库及地窖藏埋大量金银。十九、通州、蓟州均有当铺钱店，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二十、刘、马二家奴，资产各有二百余万，及珍珠等，显系纵令需索。此外，尚有银号当铺，犹未抄毕，已有数千余万两。似此贪纵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者。平心说来，以上大部分罪状，就专制时代一个拥高位的亲贵而论（何况现在），其实也未必真是如何大逆不道。其罪状之最大者，亦不过第五款延搁各营剿匪奏折，及第八款一人把持吏、户、刑部，务擅作福威，招贿殃民二端（朱氏序语）。假使能够追念“旧勋”，卖个“人情”，也未始不能贷其一死的。然而不幸嘉庆因跟和珅积有宿怨，一定要装他“榫头”，和珅自也只好做了他小主子上台后“打虎”扬威的供具了。而这一点，严嵩却能得保首领以没，要比他幸运些了。至于和门的家产，根据清单所列，虽不及严门之浩大烦琐，但确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罕闻”。清单上分类之法，是以每一种物件的类别为一库，即每库为一单位，下则填其总数，如赤金库项下，计五万八千两（夹墙内藏匿二万六千两），银库项下，计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京锞五百八十三万个，苏锞三百一十五万个，洋钱五万八千元（地窖内银一百万两）。又如人参库项下，大小支数未计，重即达六百斤余。其他玉器、珠宝、古玩、绸缎、瓷器、珍馐等库约占十五六库，“应有尽有”。住屋、田地、银号、当铺不赘述。至此案的牵涉人物，却较严门一案为少。廷谕亦说：“凡为和珅荐举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有言和珅家产尚有隐匿者，亦斥不问。”结果除和珅本应斩决，姑念其曾任首辅大臣，为恤国体起见，免其肆市，著加恩赐令自尽，及福长安秋后处决外，计为珅弟和琳革爵，丰绅殷德为体念公主夫妇之情，革去公爵仍留伯爵。苏凌阿、吴省兰等，虽系出珅引荐，但都没有遭到刑法的处分。且复诏诫内外臣工，此后不得再藉此案相互“攻讦阴私，摘发细故”。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