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宽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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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史试读：
前言
西周时代是指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叶周武王克商，创建周朝，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直到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被杀和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前后约二百八十年的这一段时间。西周是继夏、商二代建立的王朝，西周的政治文化在两代的基础上有了光辉灿烂的发展，孔子就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从孔子开始，一贯推崇西周的政治文化，特别推崇西周开国君王文王和周公。孟子进一步把从尧、舜、禹、汤、文王到孔子推尊为“圣人”的传统。荀子又开始把代表西周政治文化的《诗》、《书》、《礼》、《乐》作为儒家的经典。因而西周的政治文化，包括周文王、周公等人物，影响很是深远。
然而要研究西周史，这是个难题。因为现存的主要西周史料，即儒家作为经典的《诗》、《书》、《礼》、《乐》，都经过战国时代儒家的编选和修订，有其家派的局限性。
第一，儒家所传西周史料，大多是开国文献，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史料。今本《尚书》二十八篇，《周书》占有一半，大多记载开国大事，其中十篇记有周公有关开国大业的长篇大论，宣扬的是儒家所推崇的“文、武、周公之道”。儒家对于古文献是按其政治需要来编选的，例如古《书》原有《武成》篇，是讲武王克商经过的，很是重要，因为所记杀伤很多，就不为儒家所取。孟子以为武王克商，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不该有“血流漂杵”的杀伤，“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篇就因而失传。汉景帝时，孔子旧宅的壁中发现《古文尚书》十六篇，这是很重要的古籍发现，却因其中有《武成》篇，不为儒家经师所取，依然失传了。幸而兵家所编的《逸周书》中保存有《世俘解》，是和《武成》相同的篇章，我们还能看到。《逸周书》中所保存的真实西周文献，《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皇门》、《祭公》等篇，大多也是西周开国文献。目前研究西周史，关于开国大业的资料比较充分，但是西周中期和后期的文献缺乏，这是个很大的困难。
第二，儒家所传西周的礼书，都不是原始资料，已经儒家按其政治理想重新编定。儒家作为经典的《周礼》，或称《周官》，名为记载周朝政权组织及其相关典章制度的，实际上是经过儒家重新编定的理想化政典。我们依据大量西周金文所载“册命礼”中“右”者官职及其与所属受命者的官职关系，从而考定当时朝廷大臣的组织体系，可知当时执政大臣有公、卿两级，早期公一级有太保、太师和太史，卿一级有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中期以后公一级有太师和太史，没有太保，卿一级没有司寇，只有五卿。然而《周礼》所载周朝官制则大不相同，它以天、地、四时（四季）为纲领，以冢宰（太宰）为天官，司徒为地官，宗伯为春官，司马为夏官，司寇为秋官，司工为冬官（冬官早佚，汉儒补入《考工记》），以冢宰统率六卿分掌六典，而没有高于六卿的公一级。很明显，这是经儒家按后世流行制度作了改造的。由此可见《周礼》所载，已经不是西周原有制度，有待于重新分辨，去伪存真。
儒家所传另一部“礼”的经典称为《仪礼》，所载各种仪式，有着统一的规定和严密的条例，清代学者凌廷堪所著《礼经释例》，对此曾作细密分析。很明显这不是西周原有的礼仪，是出于战国时代儒家统一整理而重新编定的。因此西周的礼仪，也有待于重新考订。
古人的所谓礼制，不仅指各种重要的典礼仪式，更包含许多重要的典章制度，因为古代的典章制度经常贯串在各种礼仪的举行中，从而得以确立和维护的。经学家一向把礼书的分析研究作为重要的课题，清代学者江永所著《礼书纲目》和黄以周所编《礼书通故》，就是对古书所载的礼乐制度加以汇编考释而成的。今天我们要探讨西周的典章制度，还是有必要把古书所载各种重要礼制，结合当时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制度，系统地探索其源流变化，从而揭发出西周时代各种典章制度的真相来。
既然儒家所传的西周文献有其局限性，又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文献，五百篇以上的西周金文就显得特别重要了。目前研究金文的专家，对西周金文所作断代研究，虽然还有不同意见，但已能大体作出论断，因此我们研究西周史，很有必要以西周可靠文献，结合西周金文，参考儒家所传礼书，作综合比较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五十年代起，我就开始从事西周史的钻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曾对西周农业生产、井田制度和“籍礼”作过一系列考察；又曾对西周乡遂制度、社会结构、军队编制和乡饮酒礼、大蒐礼、射礼作过一系列考察；又曾对宗法制度、贵族组织和冠礼、贽见礼等作过一系列考察；更曾对古代大学的特点、起源和乡饮酒礼、射礼等作了相关的探究。所有这些考察，先后写成论文发表在刊物上，到一九六五年曾汇编进我的《古史新探》一书中（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因为此书出版时，正当“文化大革命”前夕，只印了三千册，国内外许多学者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很自信，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踏实的，所得结论是正确的。
八十年代，我开始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事著作这部《西周史》，依据西周史料的特点，全书分成七编，将《古史新探》中的精华也容纳进去。因为西周史料有其局限性，所写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详略既有不同，写法也有差别。
第一编是西周开国史，因为有比较充分的文献资料，写得就很详细，分析也较深入。
第二编讲西周时代的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这是我们特别重视的。我们认为西周推行的井田制，就是贵族占有的村社的土地制度，原来井田制既有共同耕作的“公田”，“公田”收入用于祭祀和公益事业，又有一夫受田百亩的规定，并有定期平均分配和调换不同等级田地的制度，这时“公田”收入已被贵族占有，农民由田官监督在“公田”上劳动，农民还要织布供贵族做衣裳，猎取貉和狐狸为贵族做皮衣，参与打猎练习武功，猎得大兽要献给贵族，酿酒杀羊为贵族祝寿，十月“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豳风·七月》），就是说在自己所种庄稼收割后，就要为贵族修缮房屋。农民只能分配到“百亩”私田上的收入用来维持一家生活，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生产方式。到西周晚期，由于农民不肯尽力耕作“公田”（或称“籍田”），“公田”逐渐荒废，周宣王即位就发生“不籍千亩”的事，“千亩”是周天子的“籍田”。等到春秋、战国之交，各国先后取消这种“籍田”，改用按亩征税的制度，于是农民成为耕作“百亩”之田、纳什一之税的小农。接着秦、魏等国制定法律，实行按户籍授田百亩的制度，农民有上交田税和定期服兵役及劳役的责任。这种被编入户籍的农民，具有后世自耕农的特点，除按亩纳税和服役以外，生产和生活是自主的，因而生产积极性较高，生产得以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社会繁荣和文化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我们主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从古以来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根本不同于欧洲的历史，既没有经历像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奴隶制，更没有经历过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领主封建制，而是从井田制的生产方式发展为小农经济以及地主经济的生产方式。
第三编讲西周王朝的政权机构、社会结构和重要制度，其中依据可靠文献并结合金文，对中央政权机构的剖析，内容是充实的。对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的分析，主要是依据大量金文“册命礼”中“右”者的官职与所属受命者的官职关系，从而辨明当时朝廷上公、卿两级的官爵制度。关于西周初期的分封制，因为史料比较充分，可以作出比较周到的分析。至于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讨论，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的探讨，由于西周史料不充分，主要是依据春秋时代的情况进行推断的。至于王朝统治所属少数部族的“荒服”制度，虽然文章不长，但是比较重要的。
第四编讲西周王朝的军政大事，其中“论周武王克商”一篇，对于武王克商的成就作了比较细密的论证。“西周王朝历代对四方的征伐和防御”一篇，主要是依据金文并结合文献来叙述的。西周王朝先后共有二十多次较大的对外战争，因为当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所以我们有必要加以探索。可惜史料有限，大多内容简略。其中“西周春秋时代对东方和北方的开发”一篇，因为西周史料不多，故连同春秋时代一起探讨，这样比较容易说清楚。至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很是重要，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是把《穆天子传》所描写的周穆王西行事迹作为小说看待的，有必要加以辨明。
第五编特别论述了西周时代的楚国和曾国，因为楚国经历了西周时代艰苦创业过程，到春秋时代就成为南方大国。七十年代河南、湖北间，多处发现西周晚期的曾国铜器，在湖北随县还发现了战国初期的曾侯大墓，出土了许多精美文物。我们认为这就是文献上的姒姓缯或鄫国，在今河南方城一带。因此我们在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上，把鄫定点在河南方城。然而有的学者称之为“曾国之谜”，并认为曾国就是随国，我们不能同意，于是发表这篇“曾国之谜解释”，来说明我们的见解。一九六四年上海博物馆从湖北运沪的废铜中曾拣选出春秋早期的曾子斿鼎，铭文讲到曾的祖先烈曲，这和《世本》所说曾氏出于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之说相合（“曲烈”疑是“烈曲”之误），足以证明我们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因此我在这里又写了一段“补记”。
第六编讲西周时代的文化教育和礼制，其中指出了当时大学（辟雍）设有园林和大池，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又是公共活动的场所，还是行射礼和习射之处，而这一活动具有练习武艺的性质；它又是举行乡饮酒礼之处，带有敬老、养老、协商大事的性质；更是行礼、奏乐、舞蹈之处，故成为群众娱乐的场所。教师称“师”起于西周时，因为当时大学以练习武艺为主，教师起源于教导军事训练的军官。在这里我还论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认为西周末年太史伯阳父所谈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足以证明《汉书·艺文志》所说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的说法，是正确的。西周是贵族讲究礼仪、依据礼制进行统治的时代，为此我们对各种重要礼制分别作了探讨，或者作了说明。
第七编论述了西周后期王朝逐步衰亡及其东迁中原的过程。
以上七编，其中有些篇章曾作单篇论文发表过，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因为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其中叙事不免有些重复的地方。现在重加补订，全部发表，希望能从此促进西周史这个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更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特别承蒙好友王孝廉教授和吴继文先生的关心，又蒙日本同学高木智见先生提供有关资料，更蒙上海博物馆提供所藏西周时代文物的照片，特此向诸位先生和马承源馆长表示感谢。杨宽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编 西周开国史第一章 绪论
一 西周文献的来历（一）周人对开国君王的推崇
西周初期文王、武王、周公伐灭殷商、东征平定叛乱制服东夷，从而创建开国的大业，历来为周人所推崇而歌颂。《孟子·滕文公下》在叙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之后，就引《尚书》称赞说：“丕显哉，文王谟（文王显赫的谋略）！丕承哉，武王烈（武王伟大的功勋），佑启我后人（帮助启发我们后人），咸以正无缺（都能正确而无缺失）。”说明周人认为文王、武王开国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极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来到鲁国“请观于周乐”，乐工就奏音乐而歌唱，唱了差不多包括今本《诗经》全部诗歌（只有《鲁颂》、《商颂》不在内），再加上舞蹈。当乐工跳起《大武》（表演周武王克商的）舞时，季札称赞说：“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当乐工跳起《韶濩》（表演商汤克夏的）舞时，季札称赞说：“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惭愧的感觉），圣人之难也。”春秋时代人们已把商周两代的开国君王看作圣人了。（二）儒家对西周政治文化的推崇
儒家沿袭前人对文王、武王推崇的传统，对西周开国时期的政治文化极为推崇。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是说周代继承夏、商二代的政治文化，发展得更为丰富多彩，因此主张政治文化必须依据周代的制度。孔子把周文王看作西周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的代表，又把自己作为继承文王的代表。当孔子在匡（今河南长垣西南）被人拘禁的时候，他就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是说周文王死了之后，政治文化不是就在我这里吗？如果天将要消失这样的文化，那么我也不能掌握这个文化了。如果天不要消失这个文化，那匡人又能将我怎样呢？说明孔子十分自信他是西周政治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把周公看作西周政治文化的主要代表，他就是周公的继承者，因而做梦也要见到周公。孔子十分自信，如果有人用他，由他执政，很快就能成功。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他又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这是说有人召我去，难道是徒然白白召我去的？假如有人用我执政，西周的政治文化就可以在东方推广开来。孔子的政治主张，主要就是要后世君王以周文王、武王、周公作榜样，从而把西周开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孟子继承孔子的政治主张，有进一步的发展。孟子把孔子看作杰出的圣人，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孟子》的最后一章（即《尽心下》第三十八章），提出了一个“圣人”的传统，从尧舜至于汤，从汤至于文王，从文王至于孔子，这个“圣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是一代高过一代，到孔子是最“盛”的。孟子接着又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这是说孔子之后到孟子那时，只有一百多年，离开圣人之世不远，距离孔子的家乡也很近，竟然没有继承者。这是孟子自以为孔子的继承者，没有直说，孔子是鲁人，在今山东曲阜，孟子是邹人，在今山东邹县，确是很近。孟子虽然鼓吹“尧舜之道”，而实际主张的还是效法周文王，曾说：“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
荀子继承孔子的政治主张，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荀子认为学者有“士”、“君子”和“圣人”之分，圣人是“道之管（枢要）也”。儒有“俗儒”、“雅儒”、“大儒”之分，“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言久到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荀子把武王、周公和孔子都推崇为“大儒”，认为周公继承武王而居天子之位，教导成王，待成王成人而即天子位，就是“大儒之效”。又认为武王伐纣，到汜水泛滥，到怀城而城崩坏，到共头而山头坍倒，攻到牧野，“纣卒易乡”（“乡”读作“向”，“易乡”是说回头倒戈），“遂乘殷人而诛纣”，这样“笞棰暴国，齐一天下”，就是“大儒之征”（《荀子·儒效》）。荀子为了吹捧“大儒”的成效，把武王伐纣经过说得神乎其神，说是由于殷人倒戈而轻易得胜的。（三）代表西周政治文化的“诗书礼乐”成为儒家经典《诗》、《书》和礼、乐，是代表西周主要的政治文化的。《诗》、《书》和礼、乐原是密切相关的。所谓《诗》，原是用音乐伴奏的歌辞，《诗》有所谓“风”、“雅”、“颂”。“风”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风格的乐曲，“雅”是指西周王畿的乐歌，“雅”通作“夏”，周人自称为“夏”。“颂”是统治者用于祭祀和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雅”和“颂”的乐曲，由于用途不同，声调不同，所用乐器也有不同，如琴有雅琴和颂琴之分。当时所有招待宾客、举行宴会和重要典礼，都要由乐工奏乐和歌唱，所唱乐歌和所用乐器是有等级的。例如一般招待宾客，有瑟伴奏的“升歌”，还有“笙奏”、“间歌”和“合乐”。如果是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的飨礼，就要用“金奏”，就是用钟鼓演奏的乐曲。所谓《书》原是指公文和档案，包括会盟的盟誓、出兵时当众的宣誓、分封诸侯的册命、任命官职的册命、历史事件的记录、君臣重要的言论以及对臣下的诰诫和赏赐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历史文献。
儒家既然推崇西周的政治文化，想要推广发扬，当然就会重视西周的《诗》、《书》和礼乐。《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孟子常引用《诗》、《书》来鼓吹效法先王，推行“仁政”和实行“王道”。荀子更著有《劝学》说：“其数则始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又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提倡“诵经”，所谓“经”就是《礼》、《乐》、《诗》、《书》、《春秋》。荀子又在《儒效》中指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这样推崇《诗》《书》《礼》《乐》《春秋》，开始称之为“经”，对后世影响深远。
我们必须指出，先秦诸子，从墨子起，都引用古代文献来作为自己政治理论的根据。墨子引用的《书》，主要是有关禹、汤、仲虺、周武王等人的文献，用作墨家理论的依据。儒家也自有其选读《书》的政治标准。战国时代的《书》中原有《武成》一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战争经过，其中有大量的杀伤。这一点和儒家推崇武王为圣人的主张不合，因此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因为《武成》载武王克商弄得“血流漂杵”，不符合“以至仁伐至不仁”的原则，就主张毁去《武成》，当时古《书》是写在竹木简策上的，因此他主张只“取二三策”。他这个毁灭《武成》的主张，对后来儒家有深远影响。汉景帝时从壁中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其中就有《武成》，这是个古书的重要发现，因为内容不合儒家的政治标准，没有人传授和作注解，到东汉初年《武成》先亡佚，其余十五篇到永嘉之乱也全失去了。
现存的西周文献，主要是儒家所传的《尚书》中的《周书》和《诗经》中的西周作品，因而有其儒家的局限性。
二 现有西周史料的特点（一）《尚书》中的《周书》《尚书》是指上古之书，今本是西汉初年秦博士伏胜所传，共二十九篇，实际只有二十八篇，其中《泰誓》一篇是出于后人伪托补入的。武王所作《太誓》，《墨子》、《孟子》、《左传》、《国语》等书都曾引用，和这伪托补入的《泰誓》完全不同。其中有“誓”三篇。《牧誓》是武王在牧野誓师时所作，今本《牧誓》已非原本，当是战国时人述古之作。《费誓》是西周初年鲁侯伯禽讨伐淮夷徐戎，在费誓师所作。《洪范》记武王克商后箕子所陈建国方略。《金縢》记周公把武王病时所作祝辞藏于“金縢”（用金质绳索封缄）的匮中，后来被成王发现，感悟了周公的忠诚。《大诰》是武王死后管、蔡叛国，周公东征所发布的文告。《康诰》是分封康叔时周公的训词，《酒诰》是周公诰诫康叔戒酒，《梓材》是周公诰诫康叔推行“明德”的政策，《召诰》是成王营建洛邑时召公所作训词，《洛诰》记周公还政成王后决定留守洛邑辅佐成王治理国家的事。《多士》是周公向殷遗贵族教训的文告。《无逸》是周公诰诫成王吸取殷商灭亡的教训。《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诰诫。《多方》是周公代表成王诰诫多方的贵族。《立政》是周公还政成王后对成王的教导。
汉景帝时，鲁恭王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比伏胜《今文尚书》多十六篇（《汉纪·成帝纪》引刘向说和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有人称之为“百篇《尚书》”，并且有“百篇之序”（《论衡·正说》和《佚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这是因为《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二十九加十六共四十五，再加上《书序》一卷，共四十六卷。《古文尚书》已失传，《书序》还存在，也还有些史料价值。如《书序》说：“武王伐殷，往伐，归兽（“兽”读作“狩”），识其政事，作《武成》。”这和《逸周书·世俘解》所说武王克商献俘之后，“武王狩，禽虎二十二”相合。（二）《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小雅》和《豳风》《诗经》中《大雅》的《皇矣》、《生民》、《緜》、《公刘》、《荡》、《文王》、《文王有声》、《大明》、《思齐》，《周颂》的《我将》、《武》、《赉》、《般》、《酌》、《桓》，是歌颂周人早期历史和文王、武王开国历史的。《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薇》、《采芑》、《渐渐之石》，《大雅》的《江汉》、《棫朴》、《常武》等篇，是描写有关王朝征伐四方严允、荆蛮（楚）、淮夷、徐戎的事。《大雅·韩奕》是谓周王册封韩侯和韩侯入觐的事。《大雅·崧高》是讲周宣王命令召伯帮助申伯经营土地的事。《大雅·桑柔》据说是周厉王臣子芮良夫指责周王和执政大臣以及揭露当时政治黑暗腐败造成人民灾难的。《大雅·召旻》是讲天灾人祸严重，“今也日蹙国百里”（如今每天丧失国土百里），即将要亡国。《周颂》的《噫嘻》、《臣工》、《载芟》、《良耜》，《小雅》的《信南山》、《甫田》、《大田》、《楚茨》都是述及农业生产的，《豳风》的《七月》还讲到了农夫的苦难生活。（三）《逸周书》、《国语》、《周易》《逸周书》具有《周书》的逸篇性质，其中有多篇确是西周的历史文件。其中《世俘解》当是和《武成》同一来源的不同篇章，《克殷解》也是一篇可信的记载，《商誓解》是周武王克商后对殷贵族的一篇讲话，是现存武王讲话中最完整的一篇。《度邑解》记载武王要建设东都洛邑，是事实，后来周公东征胜利后营建洛邑，就是执行武王的遗嘱。《作雒解》所讲营建洛邑的规模布局，也是重要的。《皇门解》所记周公会见“群门”（大宗族长）的讲话，《祭公解》所记祭公谋父临终前对穆王的劝戒，《芮良夫解》所记芮良夫对厉王的进谏，基本上是可信的。我认为《逸周书》原是战国时代兵家所编辑，因此编入有不少后世兵家的著作。《国语》的《周语上》前十章，记载有西周后期穆王、恭王、厉王、宣王、幽王时的衰败史迹。《国语·郑语》的前一章，记有幽王时史官史伯谈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西周将亡，秦、晋、齐、楚将轮流兴起的形势。《周易》是周人用来“筮占”的经典，所有卦辞、爻辞中不仅包含有哲学思想，还述及周初的国家大事。原本当作于西周初期。（四）《古本竹书纪年》、《世本》、《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原是晋代汲县魏墓中出土竹简的魏国编年史，述及夏、商、西周、春秋时事。原书宋代散失，今本《竹书纪年》出于后人重编，已非原本。清代雷学淇、朱右曾曾辑录宋代以前人所引的，称为《古本竹书纪年》，近代王国维曾编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近年方诗铭、王修龄更重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其中有西周武王以来的编年大事记载，所记大事不多，都很重要。《世本》是先秦贵族的世系记载，成书大约在战国末年，其中有西周时代的记载。原本宋代已散失，清代有多种辑本。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合编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学淇、茆泮林两种辑本较佳。《穆天子传》，又称《周王游行记》，原为晋代汲县魏墓出土竹简的一种，记载周穆王西游昆仑见到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其中讲到穆王的大臣毛班，称为毛公，见于穆王时代的铜器班簋铭文中，说明此书有真实的史料价值。我认为作者是战国初期的，内容采自一个从西周以来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话传说。原始游牧部族所传的祖先历史，本来是和神话传说分不开的。因此，《穆天子传》中既有真实历史的记载，同时又有神话传说的成分。（五）《史记》、《汉书》和《后汉书》
司马迁所撰《史记》中，《周本纪》前半篇记载有西周大事，此外《秦本纪》、《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等都述及西周史事。《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平准书》中亦有述及西周史事的。班固所著《汉书》中，《诸侯王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郊祀志》、《五行志》、《艺文志》、《西南夷传》、《匈奴传》有述及西周史事的。范晔所著《后汉书》的《西羌传》中也记有西周史事。（六）西周金文
西周铜器铭文（金文）是十分重要的西周史料，首次作系统整理而加以考释的，有一九三四年郭沫若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上编所载西周金文共一百六十二器。其次是陈梦家所著《西周铜器断代》，刊登于《考古学报》第九册、第十册（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第一至第四册，到懿王、夷王铜器为止，共九十八器，因陈梦家被错划为“右派”而中断著作。第三是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前三卷共考释西周金文一百九十八器。第四是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共著录西周金文二百九十器，考释到穆王为止，共一百七十六器，穆王以后一百十一器，仅著录金文，因去世而未完成考释。第五是马承源主撰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卷三所载西周部分共五百十二器。西周有铭铜器总数约有两千件。（七）儒家所传礼书《周礼》按天地四时分设六卿，分掌六典，以天官冢宰为六卿之首而执政，显然出于儒家的理想安排，这是经过儒家改造的理想政典。但是其中也还记载着真实的西周制度，例如《周礼》所说“国”中设六卿、“野”中分六遂的制度，该是真实的。《费誓》与《鲁世家》所说西周初年“鲁人三郊三遂”，就是推行周朝的这种乡遂制度。《仪礼》传为周公制作，实际成书当在战国时。《礼记》是儒家讲礼的选集。所有这些礼书著作年代虽迟，但是由于“礼”的本身有很顽固的保守性，所谓“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礼记·礼器》）。古代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仪的举行中，因而所谓礼制，实际上包括所有典章制度在内，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可以由此探索西周的典章制度。
三 西周的年代问题
中国历史的明确纪年，起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史记》所载西周诸王，只有文王、武王、周公以及穆王、厉王有在位年数。《帝王世纪》以后所记西周各王年数，并不可信。（一）武王克商年代
对武王克商的年代，从来有多种不同的推算。《尚书·吕刑》载：“惟吕命，王享国百年。”《晋书·束皙传》依据《古本竹书纪年》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说：“谓武王在位十七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至穆王元年，共享国百年。”这是依据《今本竹书纪年》的。《古本竹书纪年》只记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就是“昭王南征而不复”，昭王确是在位十九年。武王、成王、康王的年世，《古本竹书纪年》没有记载。《古本竹书纪年》曾述及“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周本纪》集解及《通鉴外纪》所引）。查幽王十一年被犬戎所杀，即是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平王于公元前七七〇年即位东迁，据此可推算得武王克商在公元前一〇二七年。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即采用此说。在陈以前，雷海宗、丁山和瑞典高本汉都已有这样的主张。
武王牧野之战克商，在周文王受命十一年二月五日甲子，《逸周书·世俘解》的记载是明确的。《汉书·律历志》引《武成》所说：“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三月”当为“二月”之误。《国语·周语下》所说：“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汉书·律历志》解释说：“庚申，二月朔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国语》韦昭注：“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这是甲子前夕夜陈。至于文王受命十一年的干支，汉代以来有种种不同的记载和推算。其中较为流行的一说，就是依据《三统历》推算为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这只是一种推测。《国语·周语下》记伶州鸠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荀子·儒效》和《淮南子·兵略训》都说：“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淮南子·兵略训》）接着还说：“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天文学家张钰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一九七八年六月《天文学报》十九卷一期），断定这是公元前一〇五七年到公元前一〇五六年哈雷彗星回归过近日点的一次记录。一九八一年九月中荀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美国倪德卫和班大为所提出的论文，依据“岁在鹑火”推定为牧野之战在公元前一〇四六到公元前一〇四五年间，与张钰哲之说相差一个木星周期十二年。《淮南子》彗星出之说不知是否有确实依据，所有这些推算都只是一种推测，不能成为定论。（二）西周诸王的在位年数
西周先后共有十四个王在位，即武王、周公、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共和（共伯和）、宣王、幽王。据《史记·周本纪》，武王克殷后二年而崩。周公行政七年（即摄政称王）。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厉王三十四年不听召公进谏，又三年出奔。共和十四年，宣王立四十六年崩，幽王十一年为犬戎所杀。其中武王在位三年，周公在位七年，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是明确的。《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昭王在位十九年，也是明确的。至于成王、康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的在位年数，不见于先秦文献，只见于《帝王世纪》以及《文献通考》、《通鉴外纪》等书，大体相同，仅稍有出入。刘歆《世经》已说：“自昭王以下亡年数”，郑玄《诗谱序》也说：“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公年表自共和始。”《太平御览》卷八五引《帝王世纪》仍说：“周自恭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据此可知《帝王世纪》等书所载共王以下的年数，乃出于后人推算而定，并无确切的史料依据。
从来对铜器铭文的断代研究，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依据金文内容，结合器型、花纹、文字形体的逐渐变化的具体情况，对金文作出断代的判断，或者挑选出变化过程中具有阶段性的标准器作比较研究而作出判断。另一种是依据金文中纪年而又有月份、月相和干支的，依据历法推断金文的年代。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和日本新城新藏《中国上古金文中的历日》以及《金文历日适合表》，所用的就是后一种方法。问题是西周的历法不能考定，没有确切资料足以制定西周的历法，单纯地从金文中的纪年而又有月份、月相和干支的记载来作判断，失误必多，因此上述两种著作有很多错误。同时器型和花纹的变化很是缓慢，有的还长期沿用。例如著名的班簋，郭沫若定为成王时，陈梦家也有同样看法，但是于省吾、杨树达都以为在穆王时，毛班、毛公见于《穆天子传》。陈梦家反对于、杨之说，认为此器兽面纹“不能晚于成康”，不顾形制花纹“是所不取”。其实，还是于、杨之说为是。我们认为要做好铜器的断代工作，必须从多方面考虑才是。
目前对西周金文的分期断代还有些困难，因为厉王以前西周诸王的在位年数缺乏明确的记载，同时学者们对西周诸王在位年数，有不同的判断。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仍然采用《文献通考》上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数。陈梦家《西周年代考》、荣孟源《试谈西周纪年》（《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〇年第一辑）、刘启益《西周纪年铜器与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文史》第十三辑）和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历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对西周诸王在位年数，都有不同的考订，目前还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参见“厉王以前西周诸王在位年数表”。厉王以前西周诸王在位年数表第二章 周的起源和兴起
一 反映周族起源的始祖后稷传说（一）周族早期的世系传说
周族比起夏族、商族来，是一个后起的姬姓部族。相传从始祖后稷起，到周文王，只有十五代。《国语·周语下》记载太子晋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十八王而康王克安之。”又载卫彪傒说：“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根据《史记·周本纪》和《世本》（《尚书·酒诰》正义、《史记·周本纪》的索隐和集解所引），十五王的世系有如下表：《史记》所载十五王的名字，《世本》的记载有些不同。公非，世本作公非辟方；高圉，《世本》作高圉侯侔；亚圉，《世本》作亚圉云都。皇甫谧《帝王世纪》（徐宗元辑本）以为辟方、侯侔、云都是公非、高圉、亚圉的字。但是《汉书·古今人表》第六等却说：“辟[1]方，公非子”；“夷竢，高圉子”；“云都，亚圉弟”。如果班固著《汉书》另有依据，就比《史记》多三个王，成为十八王。《史记·周本纪》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这是根据《尚书·尧典》和《尚书·皋陶谟》的。《尧典》和《皋陶谟》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都以“曰若稽古”开头，是依据古史传说的拟作，并非实录。《国语·鲁语上》记载展禽（即柳下惠）的话：“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礼记·祭法》载有相同的语句，只是“夏之兴也”作[2]“夏之衰也”。“兴”字当是“衰”字之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周太史蔡墨的话也相同，只是说：“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太史是掌管历史记载和图籍的，蔡墨的话，该有依据。后稷该是商代周族人的祖先，把他说到夏代衰世，甚至说到虞、夏之际，都不免是增饰之辞。
如果后稷在虞、夏之际，经历十五个或十八个王怎能到殷、周之际呢？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夏代从禹到桀，经历十四世，十七个王，共四百七十年；商代从汤到纣，经历十七世，三十一个王，共四百九十六年。这个商代的年数，恐怕还不足。孟子说：“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左传·宣公三年》记周大夫王孙满对楚庄王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夏商二代共有三十一世，四十八个王，至少在一千年以上。如果后稷在虞、夏之际，到文王，要经历夏商二代，只经历十五个或十八个王，就差得太多了。过去早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或者另外提出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后稷之后世系有脱落，从后稷到公刘不是四代而是十多代。例如汉初娄敬对汉高祖说：“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史记·刘敬列传》、《汉书·娄敬传》）另一种解释，认为后稷原是官名，是指在虞夏世代担任后稷官职的周的祖先，不是指一个人。《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三国时谯周因此说：“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史记·周本纪》索隐引）。其实这两种解释都没有可靠依据。周太子晋明确说从后稷到文王“十五王”，到康王才“十八王”，不可能从后稷到公刘就有十多世。所谓“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也不可信。后稷原是稷神的称谓，不是官名。西周时代确曾以后稷为农官之长，该是由于推崇后稷的缘故。稷神的称为“后稷”，犹如土地之神的称为“后土”，“后”原是对地下神祇的尊称，如同“帝”原是天上最高之神的尊称一样。古书上常常以“后帝”[3]连称，或者把上帝称为“上天后”。后稷作为虞、夏之际的官名，是后起的古史传说；把后稷以后说成世代做后稷之官，更是后起之说。（二）《山海经》的后稷神话《山海经》中保存有不少关于后稷的神话：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大荒西经》）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耕（“耕”字上原衍“牛”
[4]字）。大比赤阴（当有误字），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海内经》）
有系昆之山者……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郝懿行云：亡谓善逃逸也）。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大荒北经》）《山海经》所保存的这些后稷神话，比较复杂，有不同的来源，但也反映了周人把后稷作为农神的一些实际情况。所说“帝俊生后稷”，前人对《山海经》的帝俊，或者解释为帝喾，或者解释为帝舜，其实就是殷墟卜辞的高祖夋，原来出于上帝的神话（参看拙作《舜与帝俊帝喾大皞》，收入拙作《中国上古史导论》，刊于《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所说“稷降以百谷”，把百谷的种子说成是由稷从天下降下来的，当然是神话，也正是因为他是稷神。《大荒西经》说稷传位给其弟台玺，台玺传位给其子叔均，叔均继承了稷和台玺的播种百谷的职司，并且“始作耕”。台玺的台，郭璞注：“音胎。”“台”即“邰”字，即后稷及其母姜嫄所在的有邰氏。《路史·发挥四·周世考》：“后稷封台，故其后有台玺，有叔均。既有台玺、叔均，则知稷之后世多矣，不窋不得为稷子明矣。”“邰”一作“”或“漦”，在今陕西武功西南。《路史·后纪·高辛纪》说：有邰氏姜嫄生弃，“虞帝乃国之漦，号后稷，勤百谷而山死。取（娶）姞人，是生漦蠒，世济其德。漦生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谷，是为田祖”。《路史》“台玺”作“漦蠒”，以漦作为邑名，是有根据的。《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有县，自注：“周后稷所封。”颜注：“读与邰同，音胎。”可知后稷传位给其弟台玺，台玺仍以邰为氏。后稷传位给其弟的继承法，和商的兄终弟及之制相同，反映了周族父系氏族制阶段初期的一些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大荒北经》所说叔均“乃为田祖”的神话。这是说黄帝用能够“蓄水”的应龙进攻蚩尤，蚩尤用能够“纵大风雨”的风伯、雨师来反击，于是黄帝又从天上请下天女魃来制止，才把蚩尤杀死。可是魃下来之后不能再回到天上，她所住的地方就不下雨，闹旱灾。叔均因此报告上帝，把魃迁到赤水以北地方，从此叔均就成为“田祖”，他驱逐闹旱灾的魃，开通了水道。所谓“田祖”，就是周人所崇拜的稷神。《诗经·小雅·甫田》和《大田》都讲到了周人对田祖的崇拜：
琴瑟击鼓，以御（祭祀）田祖，以祈甘雨，以介（祈求）我稷黍，以穀（养活）我士女。（《甫田》）
去其螟（吃禾心的青虫）螣（吃禾叶的青虫），及其蟊（吃禾根的虫）贼（吃禾节的虫），无害我田稺（嫩禾）。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谓把害虫捉来交付火烧死）。（《大田》）《甫田》讲的是祭祀田祖，祈求甘雨，从而求得丰收。《大田》讲的是除去虫害，要依靠田祖之神，把害虫烧死。正因为田祖是稷神，要通过祭祀田祖来祈求丰年和除去虫害。《周礼·春官·籥章》：“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豳是周的祖先公刘迁居之地，在今陕西旬邑西南。这里所说的豳，即是《籥章》文中所说的“豳籥”和“豳诗”，豳籥是指豳地用苇制作的吹奏乐器，豳诗是豳地的诗歌。“雅”即“夏”，周人自称其所居地区为夏，是指周原有的乐章和诗歌。这样吹奏周人故土的音乐、打击瓦制的鼓，来向田祖祈求丰年，该就是周人传统的礼俗。周人所崇拜的田祖，当然就是后稷以及叔均。这从《山海经》所讲后稷及叔均的神话，可以证明。《山海经》讲的是神话，是由于周人把后稷、台玺、叔均作为稷神而产生的神话。但是不能否认，这些神话反映了周族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一些史实。后稷等三人，该是周族从母系氏族制转变为父系氏族制的初期，积极领导族众从事发展农业生产的领袖人物，曾经对周族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三）后稷是周族尊为稷神的祖先
从来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或国家，都要以社神和稷神作为重要的崇拜对象。因为社神是土地之神，稷神是百谷之神。“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白虎通·社稷》）。这种礼俗起源很早，流传时间很长。这种被尊为社神、稷神的崇拜对象，往往都是那些部族中有功于平治水土或农业生产的祖先。上面我们引述蔡墨等人的话，说烈山氏之子名柱，因“能殖百谷百蔬”而被尊为稷神，接着后稷也因同样原因而被祀以为稷神，应该是可信的。
西周时代著作的《尚书·吕刑》，保存有比较原始的神话传说。它讲到了刑罚的起源：古时蚩尤作乱，延及平民，苗民由此作“五虐之刑”，杀戮无辜人民。被冤杀者控诉到上帝那里，上帝嗅到刑杀的腥臭，哀怜人民，于是灭绝苗民的种族，“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这里以伯夷、禹、稷作为“三后”而“恤功于民”，禹是姒姓夏族的始祖，稷是姬姓周族的始祖，伯夷是姜姓之族的始祖。《国语·郑语》说：“姜，伯夷之后也。”《吕刑》之所以把伯夷和禹、稷并列为三后，因为这是姜姓吕国君主奉命制作的有关刑法的文告。《国语·郑语》记载周的史伯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彰）”，曾列举虞幕、夏禹、商契、周弃为例，并说：“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史记·殷本纪》引《汤诰》又称禹、皋陶、后稷为“三公”，认为三公“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后稷的功劳就是“降播种，农殖百谷”。这种看法，在古代贵族中十分普遍。大家认为各族始祖之所以能够建国立业，就是由于他们“有功于民”。因此当时贵族对始祖举行的祭祀典礼，具有报答性质。
周代有禘、郊、祖、宗、报五种重要祭礼，“禘”祭的是帝喾，“郊”祭的是后稷，“祖”祭的是文王，“宗”祭的是武王，“报”祭的是高圉、大王（公亶父）。展禽说：“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他还指出，后稷之所以会被周族作为“郊”祭之神，因为“稷勤百谷而山死”，如同冥之所以会被商族作为“郊”祭之神，因为“冥勤其官而水死”一样（《国语·鲁语上》）。正因为后稷“勤百谷而山死”，“有功烈于民”，才会被作为稷神而用“郊”祭。“郊”和“禘”是差不多的大祭，所以展禽说：“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要“用牲”于宗庙，剌鼎载：“王啻（禘），用牡（用牡即用牲）于大室，啻（禘）邵（昭）王。”“郊”祭要“用牲”于南郊。《尚书·召诰》记载营建洛邑时“用牲于郊，牛二”。《逸周书·作雒解》作：“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这样以后稷配合上帝祭祀，就是《礼记·大传》所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注：“谓郊祀天也。”（四）周族相传的后稷神话
周族既然把后稷这个祖先作为稷神来祭祀，当然会有一套稷神的神话。《诗经·大雅·生民》描写的，就是他们自古相传的后稷神话。诗共八章，前五章讲的是天生后稷的神话：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通作“祓”）无子。履帝武敏（通作“拇”）歆，攸介攸止，载震（通作“娠”）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能作“丕”）宁，不（丕）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通作“庇”）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通作“颖”）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褒，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这首诗之所以叫“生民”，就是说周族人民出于上帝和姜嫄所生。因为周族的始祖后稷，就是上帝和姜嫄所生的。据说姜嫄原来没有儿子，祭祀上帝，祈求除去“无子”的灾难（以弗无子）。她到野外踏到了上帝足迹的大拇指而感到喜悦（履帝武敏歆），马上就怀孕而很早长育（载震载夙），这样就生了后稷。怀胎满月，分娩很顺利，没有什么破裂（不坼不副），也没有什么灾害（无菑无害）。这是上帝神灵显现的结果（以赫厥灵），上帝因而大为安乐（上帝丕宁）。这是上帝安乐地接受姜嫄祭祀的结果（丕康禋祀），这样就安然生下儿[5]子后稷（居然生子），接着婴孩被放置到狭隘的小巷，路过的牛羊就保护养育他；再被放置到树林里，恰巧遇到很多来伐木的人照料他；又被放置到河中寒冷的冰面上，又有飞鸟用翅膀来覆盖他。鸟一飞去，他就呱呱地泣叫，哭声长而宏亮（实覃实），一直传播到大路上（厥声载路）。他长到能够爬行，已有智慧（克岐克嶷），能够自己找寻东西吃。长大之后，就会播种荏菽（大豆）、禾（小米）、麻、麦、瓜瓞（小瓜），都很茂盛，得到丰收。他种庄稼，很有一套帮助庄稼成长的方法（有相之道），除去田中杂草（茀厥丰草），使谷苗长得美茂（种之黄茂），吐芽又含苞（实方实苞），长得茁壮而渐高（实种实褒），茎长而谷花开（实发实秀），秆子坚而穗子结得好（实坚实好），穗子垂长而谷粒饱满坚实（实颖实栗）。于是他就在有邰建立家室（即有邰家室）。《生民》前五章所讲后稷神话，描写姜嫄如何得到上帝神灵保佑而生下后稷，后稷生下以后又如何得到上帝神灵保佑而成长，又如何播种百谷得到丰收，因而在有邰成家立业。《史记·周本纪》有关后稷出生的情节，就是依据这诗篇而叙述的，所说姜嫄到野外见到巨人足迹，忻然践了就怀孕，“巨人”就是上帝。至于《周本纪》所说：姜嫄“生子以为不祥弃之”，后来她又“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为弃”。这就不见于《生民》。从《生民》来看，姜嫄生下后稷的过程，得到上帝神灵的充分保佑，生来顺利安全，因而上帝也很安乐，没有什么“不祥”，而且所生胎儿也没有什么特异。至于放置到隘巷、平林、寒冰，正是用来显示他的灵异，并不是“以为不祥弃之”。“弃之”之说出于后人误解。《生民》之诗也没有说后稷名“弃”，“弃”之名该是由于误解而来。这种误解，春秋战国之际当已[6]产生，所以周弃之名已见于《左传》和《国语》。
后稷是“勤百谷而山死”而被尊为稷神的，原来他只有“后稷”这个稷神的称谓。“弃”这个名字，显然是后人增添的。周族之所以尊后稷为始祖，不仅是由于他“勤百谷”而成为农耕技术的开创者，而且还把他看作举行上帝祭礼的创始者。农业固然是周族向来重视的大事，祭祀同样是周的贵族生活中的大事。《生民》的后三章，就是讲由于上天降下多种粮食嘉种（诞降嘉种）使得丰收，于是后稷创始祭祀（以归肇祀）；他又把米粮蒸得热气上腾（烝之浮浮），把香蒿涂上脂肪作祭品，又把牡羊用烈火焚烧（载燔载烈），使气味上腾，以求来年丰收（以兴嗣岁）。最后说：终于使香气上升，为上帝所领受（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因此后稷创始的祭祀上帝之礼，直到当时庶民还享受其福（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据说孔子曾经称赞：“后稷之祀，易富（通作“福”）也，其辞恭，其欲俭，其禄及子孙。《诗》曰：后稷兆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礼记·表记》）。“庶无罪悔”就是说使得庶民没有罪过而享受福禄。
西周时代著作的《生民》诗篇，所讲的后稷神话，清楚地说明了周族所以要把后稷作为稷神、同时作为始祖来崇拜的原因。因为鲁国贵族是周公后裔，故有着同样的神话和礼俗。鲁僖公时写作的《诗经·鲁颂·宫》，概括地讲到后稷神话，也说后稷是姜嫄“上帝是依，无灾无害”而生，也歌颂后稷播种百谷的功劳，还说他“奄有下国，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这个说法也还比较原始，只说他据有天下，继承了禹的事业，并没有说他担任虞、夏的后稷之官。
因为周人推崇后稷，重视农业，后稷就成为西周时代主管农业的官名。古史传说里把后稷作为虞、夏或商的农官，应该在西周把后稷用作官名之后。《尚书·舜典》把弃和禹、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并列为臣，弃的官职是后稷。《尚书·益稷》又把稷和禹、益、皋陶、夔并列为臣，稷的功劳是“播（播种食物），奏庶艰食、鲜食（“艰”通作“”，是说给庶民熟食生食）”。《孟子·滕文公上》也把后稷和益、禹、契、皋陶并列为舜臣，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这样把姬姓周族始祖后稷，和姒姓夏族始祖禹，子姓商族始祖契，姜姓之族始祖伯夷，嬴姓之族始祖益，偃姓之族始祖皋陶，同样作为舜的大臣，各居要职，济济一堂，是符合当时周人的政治要求的，也是符合周王朝以姬姓贵族为主、联合诸多异姓贵族进行联合统治的需要的。（五）后稷神话反映的周族原始社会情况
相传姜嫄是帝喾元妃，是有邰氏之女，见《世本》、《史记·周本纪》等。从后稷神话来看，后稷是姜嫄踏了上帝足迹而感生。姜嫄作为帝喾之妃，是后起的传说。鲁国有单独祭祀姜嫄的宗庙，叫做“宫”。《诗经·鲁颂·宫》：“宫有侐（清静），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邪辟）。”《毛传》：“，闭也。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为什么周、鲁要特设宗庙来祭祀姜嫄呢？因为姜嫄是周族的先妣。《周礼·春官·大司乐》列举祭祀用的乐舞，先是祭天神、地、四望、山川，其次是享先妣，再次是享先祖。先妣在祭礼中的地位，在天神、地、四望、山川等自然界的神祇之下，而在先祖之上，地位尊于先祖。郑玄注：“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灵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庙自后稷为始祖，姜嫄无所妃（配），是以特立庙而祭之，谓之宫。，神之。”周族所以这样为姜嫄单独设庙祭祀，把先妣看得尊于先祖，因为依据后稷神话，先祖是由先妣所生。周族这个先妣生先祖的神话传说，祭祀上先妣尊于先祖的礼制，反映了周族在以先祖为主的社会以前，曾经历尊重先妣为主的社会，即母系氏族制阶段。
姜嫄是有邰氏之女，《说文》说邰是“周弃外家国”。但是《生民》又说后稷“即有邰家室”。因此《史记·周本纪》说舜“封弃于邰”。相传邰即汉代右扶风县（《汉书·地理志》），在今陕西武功、扶风间，后稷这样在娘家的氏族建立“家室”，而且相传后稷所娶元妃是姞氏而不是姜氏。《左传·宣公三年》记石癸说：“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当时西北地区有姞姓的部族和国家分布，例如后来被周文王灭亡的密须（一作密），就[7]是姞姓，在今甘肃灵台西。这种情况，反映了后稷所处的时代，正从母系氏族制阶段过渡到父系氏族制阶段。
从后稷传说，还可以使我们看到，周族很早就是个重视农业生产的部族。虽然它比夏族、商族后起，它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就是由于重视发展农业的结果。正由于它重视农业生产，是沿袭后稷以来的传统，所以西周的农官之长就叫后稷，在职官中居有重要地位，并且有着一系列比较完整的组织。周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因此进谏，大谈籍礼的重要性。他认为，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的祭品，人民的蕃殖，大事的供应，国家的财用，都要依靠农业，“是故稷为天官”（《国语·周语上》，“天”原误作“大”，从汪远孙改正）。籍礼举行前，立春前九天，要由太史把天时和土壤变化情况通知给稷，再由稷报告国王（即天子）。等到籍礼开始举行，要由“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等到仪式完毕，由庶民在“籍田”上集体劳动，要由“后稷省功，太史监之”。“省功”就是视察耕作成绩。最后由稷“遍诫百姓，纪农协功”；还要由各级官吏分批出动巡查，“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国语·周语上》）。韦注：“农师，上士也。农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农师。后稷，农官之君也，故次农正。”可知当时农官有三等，后稷是农官之长，其次农正（即田大夫），再次农师。最基层的农官叫农师，该是比较懂得农业技术的。西周所以会有这样有组织的农官系统，该是继承了后稷以来重视农业的优良传统。
后稷重视发展农业的措施，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战国时代，人们还把后稷作为最高明的农业生产者的代表。例如《韩非子·喻老》说：“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则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之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吕氏春秋》保存有四篇农家著作，即《上农》、《任地》、《辩土》、《审时》。《任地》一开头就以后稷名义提出了十大问题，所讲的农耕技术就是答复这十个问题的，当是来源于一部假托后稷著作的农书。
二 创建国家、振兴周族的公刘时代（一）从后稷到公刘的过渡阶段
后稷神话反映了周族的原始社会情况，那时正从母系氏族制转变为父系氏族制，同时周族的经济生活开始以农业生产为主。这时正当商代前期，它比中原地区先进的夏、商等族，还是落后的，还是要被看作戎狄的。《国语·周语上》说：周的祖先世代做虞、夏后稷的官，等到夏代衰落，不窋失去官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过是后来周的贵族粉饰的话。
周族始祖实际上有两个，就是先妣姜嫄和始祖后稷。周人对这两人都有特别的隆重的祭典。姬姓的周族和姜姓之族世代联姻，太王（公亶父）之妻是太姜，迁居到周原时，是“爰及姜女”的（《诗经·大雅·緜》及《毛传》）；武王之后是邑姜（《左传·昭公元年》）。周昭王时的令簋、作册睘卣等，都述及很有权力的“王姜”。在原始社会末期，姬姜两姓该属于同一个部落联盟，直到西周时代，两姓贵族的关系还十分密切。姜姓贵族原来出身于羌族。姜姓的始祖相传是伯夷，而《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姜姓又以四岳为其祖先，这个西岳该是四岳之一。《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姜姓之族原来就住在靠近羌族的地区。《国语·晋语四》说：“炎帝以姜水成”，“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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