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洪亮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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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书系试读：
丛书总序
近代中国处于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两头不靠岸”，充满变数，“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1)中国边疆危机自此更为凸显。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进入20世纪以后，列强得寸进尺，继续蚕食鲸吞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日本1931年侵占东三省，1937年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抗战建国成为那时举国之要务。在那个特定时代，中国西部边疆地区成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
在这个过渡时代，中国出现过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分别以晚清西北史地学和民国边政学的兴起为代表。前者代表人物有徐松、沈垚、龚自珍、俞正燮、张穆、何秋涛、魏源、徐继畬等，他们潜心研究西北边疆史地，撰写了不少边疆史地著作。后者则成一时风尚。马长寿注意到，边疆研究本来在20世纪前30年相对沉寂，但在“抗战之顷”反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2)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不少边疆研究机构次第成立，很多边疆研究刊物应运而生，相关边疆主题的科目也进入高校专业课程设置之中。
面对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作为事实的近代中国边疆与边政，还是作为学术的近代中国边疆研究，都打下了时代的深刻印记，都留下了时人的焦灼与努力。保卫国家安全和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是那个时代边疆事务与边疆学术的重要主题。在当下，研究近代中国边疆、边政及边疆学术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四川师范大学具有边疆研究的学术传统，是李安宅、于式玉工作的最后一站，也是这对学术伉俪的人生落幕之地。在中国民族学史上，李安宅和于式玉是一对重要的学术伉俪和生活伴侣，尤以藏学名世。于式玉极富语言天赋，擅长文献目录，又肯实地调研，为其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李安宅藏区实地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二人学(3)术生命互相缠绕，堪称藏学界之“天涯同命鸟”。李安宅、于式玉的学术思想及人生经历，是中国边疆学界的宝贵精神财富，已成为四川师范大学多位学者的研究对象，并激励着师大学者在边疆研究方面继续开拓。王川教授出版了《<李安宅自传>的整理与研究》，汪洪亮教授发表了以李安宅、于式玉为主题的论文十余篇，并拟出版《李安宅人生与学术的社会史考察》《才情未尽与蜡炬成灰——<于式玉自传>的整理与研究》。另外，孙勇教授、田利军教授、苏杰博士等发表了相关论文阐发李安宅的学术思想。
目前四川师范大学边疆研究已形成鲜明特色，在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学术史研究及中国边疆学构筑等方面都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如王川教授的近代西藏政局及西康社会研究，汪洪亮教授的民国边政学及边疆学人系列研究，孙勇教授的中国边疆学体系研究，彭文斌教授的中西汇通的西南边疆知识生产研究，凌兴珍教授的边疆教育史研究，田利军教授的边地红色政权及藏区土司研究，黄天华的西康建省及地方实力派研究，都在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更为可喜的是，一批年轻学者，如马磊副教授、何文华副教授、邹敏副教授、朱晓舟博士、王丽娜博士，也都在边疆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这些都昭示了四川师范大学边疆研究必将持续发力，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丛书之设置，初衷即在于集中呈现我们在近代中国边疆研究领域耕耘的收获，留下我们在这个学术领域成长的点滴履迹，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和肯定，也希望得到师友们的指导和批评。汪洪亮2019年11月(1)参见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27-30页。(2)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第4卷第4期，1947年，第1页。(3)汪洪亮：《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民族学刊》2011年第3期，第32-41页。
绪论
华西坝地处成都城南，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西大学”）因在此办学而得名。“华西五大学”非今人之提炼，乃当年所习称，系办学之实录。兹录联合办学纪念碑碑文如下：成都自古为西南名郡，文物之盛，资源之富，风土之美，冠
于全国。故中原有警，而西南转为人文荟萃之区，此征之既往而
已然者也。民国肇兴，华西协合大学于焉成立，规模宏伟，设备
完善，而校园清旷，草色如茵，花光似锦，不仅为成都名胜，亦
西南学府，四方人士心向往之。而蜀道虽险，未遑身临其境也。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合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
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
中辍。其卓识宏谋，固已超出寻常，使人感激而景仰之矣。既而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齐鲁两大学均先后莅止，而燕京大学
亦于太平洋战起被迫解散，旋即复校成都，于是有华西五大学之
称。而华西协合大学之校舍、图书馆与一切科学设备亦无不与四
大学共之，甚至事无大小，均由五大学会议公决，而不以主客悬
殊，强人就我。即学术研究，亦公诸同人，而不以自秘，此尤人
所难能。若持之以恒，八年如一日，则难之又难者也。诚以所得之效果言之，远方之人得身临天府之国，一览其名
胜，又不废其学业，斯亦足以心满而意足矣。然此猷其小焉者也。
夫全国基督教大学十有三而各处一隅，无由合作，今则五大学齐
集于坝上，其名称虽有不同，而精神实已一致。教会大学之合作
即以五大学发其端，此则前所未有之创举。而今乃见之于颠沛流
离之际，岂不盛哉。行见五大学维此，而益谋密切之合作，即其
他各校亦闻风而兴起，则其成就之大，又不可以道里计矣。兹值胜利复员，四大学东归在即，咸谋所以寄其感激欣慰之
意者，爰作斯文，铸之吉金，以垂不朽。金陵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 燕京大学(1)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上述碑文系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四所教会大学准备复员之际，为表对华西大学感激之情而作。这段碑文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之历史作了简要回顾，蕴藏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抗战军兴，时局艰难，国民政府及众多工厂企业内迁，国家之政治、经济重心西移。西南地区成为国民政府定位的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由于大量原先集中在华北和华东地区的高校及科研院所诸机构内迁，大批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移居内地和边疆，西南地区一时人文荟萃，风云际会，成为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华西五大学”即于此间产生，乃本居成都的东道主华西大学和先后应邀莅临华西坝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又常被称为(2)“金陵女大”）、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合称。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办学规模之大小和学科设置之健全程度，几与北大、清华与南开在云南重建之西南联合大学相当。五大学云集华西坝上，教学资源共享，学生共同选课，互认学分，堪称联合办学的典型。如果将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定位为“西南联合教会大学”，应该是恰当的。虽然这样的名号未曾传播开来，但也表明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与西南联大有着较多的可比性，均系多所学校联合办理，各校既保持了各自办学特色和管理的相对独立性，同时相互之间又有较为良好的(3)沟通和合作，形成了强强联合办学的合力。
那时就有人将华西坝的办学盛况与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相类比：“华西坝是五大学构成的堡垒，华西大学自然是主人，除了齐鲁，还有来自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中央大学医学院。除了中大，都是教会大学，都借助于华大的地方很不少。昆明有西南联大，城固有西北联大，这里也好像一个联大，无怪有从战区来信，封面上写上‘华西坝联合大学’”。认为此时的华西坝已成为一个“文化集
(4)团”。此时燕京大学还未迁来。
从上述碑文来看，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在办学条件比较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密切合作，广大师生因陋就简，在此安居乐学，总体上相处是比较愉快的。五大学名师云集。陈寅恪、吴宓、顾颉刚、冯友兰、钱穆、萧公权、李方桂、许寿裳、闻宥、徐中舒、蒙文通、吕叔湘、李约瑟、文幼章、徐益棠、柯象峰、刘恩兰等名流学者，都曾在此过从聚谈。而今风流云散，往事已成前尘，但华西坝犹存的建筑与道路，仍诉说着当年的故事，风情依旧沉醉迷人。据齐鲁大学毕业生曹伯恒回忆：“抗战时期的华西坝有如天堂，绿草如茵，花木扶疏，前坝大厦林立，饶有欧洲的古典风味，后坝小楼流水，具有乡村恬淡的气息。钟楼高耸，声音清澈，俨然是世外桃源，看不出战时的扰攘气氛。”(5)华西坝环境优美，物资丰饶，且少有日机袭击；鼓楼坝地处汉中，物资较为匮乏，各方面条件均乏善可陈；沙坪坝在战时首都重庆，重庆系山城，上坡下坎，不可避免，更难受的是日本飞机时常来袭，人们就要经常钻防空洞了。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是抗战时期东部地区沦陷或陷于战火，高校向西部地区迁移的产物。大量高校的西迁，又导致中国学术和高等教育地图的显著变化，改变了此前中国高校集中在华北、华东，而西部高校总和还不如北平一地的布局，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并改变了中国边疆研究(6)的格局。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聚集了一批边疆学者。岑家梧当时即指出：“抗战以来，国内人类学者结集西南，专家如凌纯声、陶云逵、吴文藻、杨成志、闻宥、吴定良、顾颉刚、李方桂、史图博诸氏之来滇，卫惠林、黄文山、马长寿之在渝，徐益棠等之在蓉，都极注意实地调查工作。在此等专家指导之下，又有无数青年学者，或从事田野工作，(7)或从事室内研究，成绩极为可观。”
马曜后来曾回顾：“抗日战争后，国土大部沦陷，不少学术机构及大专院校迁来西南，一批著名的历史、语言、民族、考古、经济、社会等学科专家也来到西南地区，其中如已故的翦伯赞、吴晗、向达、顾颉刚、罗常培、潘光旦、徐益棠、陶云逵、冯汉骥、蒙文通、马长寿、胡汉民（笔者按：或应为胡鉴民）、岑家梧、夏光南等先生，以(8)及现今健在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对西南民族研究作出过贡献。”
二人提出名单中的不少学者均在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工作，岑所言在滇、在渝学者，其实后来多曾到华西坝工作。这个边疆研究学者阵容非常强大，涉及多种学科。华西坝是抗战时期人类学和边疆研究的中心区域之一。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各科学者积极从事边政研究，创办了多个边疆研究机构和刊物，发表了不少调查报告和论著，留下了大量重要文献，形成了具有华西风格的边疆学术。五校学人密切关注变动时局，积极宣传抗日，发奋科学研究，热衷实地考察等，是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和高教领域的缩影，是我们今日观察当时政教（政治与教育、政治与宗教）和政学关系的重要载体。认真梳理他们的边政研究历程及其成果，发掘其边政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大规模的高校内迁乃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极具研究价值，但目前研究还不够充分的大课题。惠世如主编的《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冯楠主编的《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文史书店1994年）乃介绍性的文史资料。余子侠的《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此问题有较为宏观的讨论。侯德础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术专著，对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缘起、路线及其艰难办学的作为与成效作贯通性的研究，不过因其篇幅有限，仍瞩目于大局，较少涉及具体(9)的个案研究。
学界也有一些论著系某些重要高校的发展沿革及相关学科专业的历史研究成果，但较少针对边疆研究方面进行专门论述。对于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研究，以西南联大最为集中，较有代表性近著有［美］易社强（John Israel）著、饶佳荣译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闻黎明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谢慧的《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杨绍军的《战时思想与学术人物：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关于中央大学的论著有许小青的《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牛力的《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蒋宝麟的《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目前尚无专门研究抗战时期内迁重庆办学的中央大学的专著，据笔者所知，重庆师范大学罗玲承担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学术研究”。另外有谢树强、黄柯云、黄在军著《走过硝烟的大学：浙江大学西迁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骆郁廷主编《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复旦大学档案馆选编《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编《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出版物搜集了相关高校内迁办学情形的史料，可供参考。笔者此处主要列举论著而未列论文，读者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论文。目前关于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成果虽多，但从高校角度(10)切入的研究成果亦甚寥寥。
关于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个案研究以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公立大学居多；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西北联大等学校关注甚少。1941年，王觉源出版了《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此乃那时大学概况的汇(11)编。这本书加上后来出版的惠世如主编的《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冯楠主编的《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谢本书、温贤美主编的《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苏智良、毛剑峰、蔡亮等编著的《中国抗战内迁实录》，涂文学、邓正兵主编的《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等书，均为史料汇编或文史资料性质，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略(12)有涉及。如收录在《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中的《迁蓉的金陵大学》《迁蓉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迁蓉的燕京大学》三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三校内迁华西坝后恢复办学及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但较少叙述五大学间的办学互动。《中国抗战内迁实录》在“高校内迁”一章介绍了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共赴国难、大师云集、一时之盛的情形，但语焉不详。
华西坝五大学都是教会大学。西方基督教会在华设立的13所新教教会大学和3所罗马天主教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前驱和重(13)要组成部分。因被视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或“文化租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长期得不到重视。1980年代，这一研究领域因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而逐步解冻，华中师范大学成为最重要的研究重镇，“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也于1994年在该校成立，在美国鲁斯基金会和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简称“亚联董”）等机构支持下，致力于联系和推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教会大学史也逐渐变成显学，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也日渐深入，延伸到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教育史、宗教史、社会史、建筑史等广阔领(14)域。
过去学界对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向来没有完整的研究。一些研究教会大学史的著作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联合办学有所涉及，如刘家峰、刘天路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讲述了教会大学内迁经过及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教育活动和社会服务。美国学者卢茨（J.G.Lutz）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第十章《战争的冲击（1937—1945年）》对五大学的联合招生考试有所介绍。王忠欣的《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中，《抗日战争中的教会教育》一节对内迁华西坝的几所教会大学的内迁过程进行了概述。上述教会教育史和教会大学史的专著或论文集绝大多数对内迁华西坝的教会大学(15)均有述及，但因非专门研究而非常简略。
在中国教会大学校长研究及其传记方面，吴梓明编《基督教华人校长研究》，周川、黄旭主编《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均为通论性的论著。在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除了齐鲁大学的刘世传外，其他几所大学校长均属长期任职，对其学校发展居功至伟。其中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均受到学界关注，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王运来对陈裕光，程斯辉、孙海英对吴(16)贻芳的研究专著及相关论文。司徒雷登在教会大学校长中受到研究最多。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有专门研究，不过司徒雷登与华西坝复校的燕京大学并没有太大关系，因为那时他被日本人关押，战争结束后才获释。在成都燕大主持工作的是原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贻宝，此人又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弟
(17)弟。他的回忆录《大学教育五十年——八十自传》（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述及其在成都办理燕京大学的情形。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长期主持校政（1931—1948），但或因其病故较早（1955年），(18)学界对其研究甚少。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各自校史研究中对抗战时期内迁办学均有所论述，但均以其本校办学为中心进行叙述，且因抗战时期仅为其办学历程中的一小段，故对其他高校旁骛较少，未能展示合作办学与研究的翔实情况。而且，官修校史往往注重办学历程及与时局的互动，常有革命叙事之感，类似于“冲击—回应”模式，恰对高校职能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办学细节不甚措意，至于各校的学人(19)与学术等层面更是少有顾及。
近年对部分教会大学的专题研究，较少述及抗战时期。如徐保安的《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以齐鲁大学学生群体为中心（1864—1937）》，回溯了近代以来的教会大学中民族主义的思潮，以齐鲁大学为个案，从近代教会大学的主体学生及其思潮入手，研究了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张丽萍的《中西合冶：华西协合大学》将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中西交流延伸至跨文化的合炉境界，阐释了华西协合大学从筹建到消亡的四十余年中，从“化外”大学，到中国的私立大学，直至本土大学的历程。鲁彦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影响》，对金大农学院在农业教学、科研及推广三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进行了专题研究。朱峰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则是对两校办学历史、特色的比较研究。王翠艳的《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立足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学史的交叉地带，对燕京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进(20)行梳理。
岱峻的《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是第一本将五个学校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专著，被认为是“再现另一所西南联大的拓荒(21)之作”。岱峻注意到，较之西南联大，五大学本不逊色，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新闻、医学及农学等方面更具优势，但二者的名望判若云泥：学界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著作及各类资料汇编均甚多，而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却少有人问津。据岱峻分析，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使所有教会大学被关停并转，原有的名称隐没于民间。沪上史家唐振常曾写《战时学术重镇》《当年大学城》，海外史家汪荣祖也写过《四大名旦》等文章以追往忆旧，但终究显得声音柔弱。岱峻认为其原因在于五大学缺乏统一的精神符号，亲历者各执一词，如李约瑟在回忆中称“基督教五大学”，费正清书中称“成都联合大学”；院系调整后，原西南联大之构成部分——北大、清华和南开持续发挥(22)其巨大影响，而中国所有的教会大学早已消失。岱峻该书介绍了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联合办学在若干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努力与成就，但侧重人情风物，颇类纪实史学，在文献搜集及阐发上，尚有继续深入的较大空间。最近他又出版了《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23)梳理和呈现了华西坝教会五大学部分学人与学科往事。
将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学位论文不多。笔者查阅到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即李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联合办学研究》和邬荫《华西坝与抗战文化》。前者简要论述了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办学始末及其特征、成效、意义；后者系统讨论了抗战时(24)期华西坝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风貌特征。
由上可知，学界近年来对高校内迁运动研究较多，但对内迁高校进行专题研究者很少；在教会大学史研究成果中，侧重抗战时期的较少，其研究视角多在“本土化”。相对西南联大，目前关于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这个办学联合体的研究过于稀缺。这种极不均衡的研究状况，与这些大学的事业后继者有密切关系。西南联大为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联合体，可谓“强强联合”，战后复员后再度各自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学。中央大学作为民国时期政府扶持力度最大，实力最强的大学，在较长时段很少出现在教育史家的笔下，有学者认为原因(25)在其“与国民党政权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受到严重质疑乃至压抑”，但近年来已经受到应有关注。作为民国高等教育“三驾马车”之一的教会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关停并转，既往的辉煌湮没无闻，且因其与“帝国主义”的密切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贬抑。1990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国教会大学史进行了发掘，章开沅、马敏、陶飞亚、顾学稼、徐以骅、吴梓明等都有相关著述，但目前个案研究还不(26)够细致，很少有人关注到教会大学所做的边疆研究。
关于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疆研究，近年来涌现不少研究成果。李国栋的《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侧重研究政府民族思想及政策。段金生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民族出版社2012年）从边疆政策、策略、治理结构角度，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探讨国民政府的边政实践及其得失。两书着眼点均在政府层面，不在学界和民间。
拙著《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则侧重政、学两界对边疆治理及边政兴革的实地调查与对策研究以及建构边政学的学科努力。马玉华的《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对国民政府及西南几省地方政府的西南民族调查活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借此讨论政府的治边思想和民族政策。王振刚的《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研究》对民国学人关于“具有陆路边境线的西南四省”的研究分成康藏边疆问题、滇桂边疆问题进行评述，并对其成就、局限及其影响做了归纳。孙喆的《江山多娇：抗战时期的边政与边疆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介绍了顾颉刚和新亚细亚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的边疆研究活动，分析了抗战时期边政学“一体”与“多元”的双重内涵。学术界在对具体刊物、团体和学者的研究中，以顾颉刚及其领导下的禹贡学会及刊物成果最多，其他如新亚细亚学会、中国边政学会及所办刊物也有多篇学位论(27)文关注。已有研究成果从数量及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远不能反映抗战前后边疆研究的盛况。
既有关于民国边疆学术史的论著中也少有针对内迁高校而立论者，多着眼于政策、区域、学者和机构，很少以大学为考察单元。据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尚无这方面的专著。笔者曾撰文指出：国民政府内迁，大量高校迁至西部地区，原先远离边疆或并不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近边疆并研究边疆的机会，客观上推动了边疆研究的复(28)兴，并且改变了边疆研究的格局。该文偏重宏观论述，对我们思考内迁高校的边疆研究应有助益。马玉华的《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系内迁高校边疆研究个案论文。蒋正虎的《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的边疆研究机构》、张学强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的边疆问题研究及其影响》（《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张嘉倪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高校边政研究述论》（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钟荣帆的《金陵大学的边疆研究述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等论文突出大学与边疆研究的关系，但未聚焦内迁高校，所言边疆研究也多为相关制度、机构、学科及人物，对边疆治理与族群认同等具体问题的调查及对策研究涉及很少。
对于抗战时期高校的边政研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角度深入探讨：一是多关注抗战时期中国大学教育、学术、政治与边疆社会的基本生态与样式；二是进一步梳理抗战时期大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三是进一步聚焦于大学教授如何深入边疆实地调查，贡献其边疆治理及族群认同的智慧。换言之，应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拓展资料来源，避免单一视角与研究模式，注重社会史视角、地方史眼光、个案研究与整体关怀结合。通过在文本与语境的互动，我们或可触摸历史的真实及当事人的心境。
史料永远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同时，史料还有一手文献与二手文献之分。我们不能仅从已刊各类论著中去寻章摘句，而应更多回到原典，回到历史现场，读取那些历史当事人留下的各类资料，如日记、书信、档案及他们留下的各类作品。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整体研究，需要有更加丰富的档案史料。五大学除了华西大学外，其他四校抗战结束后先后返回原址办学，相关档案分别存于北京、南京、济南等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中心也富藏相关资料。笔者或自查或托人筹集各类史料，算是煞费苦心。研究近代历史，档案资料不可或缺，尽管我们不能有档案崇拜的思想，认为档案一定可靠，但的确很多史实，比如涉及相关政策、决策的出台，相关管理措施和经费预决算等内容，离开档案就很难说清楚。但过去许多档案无法查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近日开放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大档案，其他各校档案部分可以利用，为深入发掘资料提供了契机。亚联董档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史料的开放，使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有了更切实的档案资料支持。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几乎占据中国全部教会大学的三分之一。校史资料相当丰富，如《金陵大学史料集》《金陵大学史》《金陵大学校刊》《华西协合大学校刊》《华西医科大学史》《金陵女子大学校史》《私立燕京大学》《南京大学百年史》等。李森主编的《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涉及华西教会五大学的就有第8册（燕京大学），第27、28册（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第35册（齐鲁大学），第46、47册（华西协合大学），这些校史校刊资料对推动教会大学研究也颇具史料价值。五大学出版了不少报刊和论著，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师生回忆录与口述历史也相当重要，能够给我们更加立体全面的认识。当然，作为学术史研究，我们更关注的还是学人的学术选择及其学术论著，从中管窥那个时代学人的时局观念、学术情怀以及他们对改良边政和整合国族的真知灼见。
近年来，民国边政文献整理引起学界重视。马大正主编的《民国边政史料汇编》《民国边政史料续编》，为规模最大者，共60巨册，涵盖蒙藏院及蒙藏委员会相关史料，《边政公论》《边疆通讯》等重要期刊，以及那时学者关于边疆地区地理人文政情的部分著述及调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边政档案。段金生、马玉华、李勇军及本人等根据边政档案和期刊，对民国时期的边政和边政学进行了初步探讨。借助刊物考察民国学人边疆认识和(29)边政主张，成为一些学人的研究新视角。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政研究，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和民国边疆学术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抗战时期以教会五大学为中心形成的华西边疆学派则是中国人类学的重要流派。重拾华西学人边政文献，梳理其学术思想和政治见解，有助于理解那个时期政、学两界对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民族整合的理论思考，深化对西学理论中国化及其在边政研究应用中的理解；有助于进一步回顾中国边疆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进一步论证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对民国时期最先由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引发的学术论争的理解，从而体会民国学人致力于民族复兴和国族构建的学术努力。
过去学界对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往往关注那些后来留在大陆，又在“文革”后焕发学术新春，且门人较多、学有传承的几位学者（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马长寿等）。对于那些在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与民族学界声名显赫，具有重要学术影响，但是随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或者在新中国时期没有能够继续从事边疆学术研究，改革开放时又已垂垂老矣，甚至未能等到改革开放即已辞世的学者，却关注较少（如凌纯声、芮逸夫、李安宅、徐益棠、柯象峰等）。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就有不少被忽略被遗忘的民族学与边疆研究大家。
本书所欲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以五大学学人为中心的边疆学术史研究。抗战时期，不少边疆民族研究机构和大批著名学者荟萃于此，(30)集中了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主要阵容，成为抗战时期民族学和边疆研究的中心区域之一。各科学者积极从事边政研究，创办研究机构和刊物，发表调查报告、论著，留下了大量重要文献，这是当下我们(31)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史、教会大学史、边疆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亟须整理与研究。以学校尤其是教会学校为单位，对其边政研究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者，迄今未见。就边疆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史角度而言，加强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绘学术地图的重要意义。
教会大学因其出身的“洋化”及其本土化的努力，其边疆研究可以呈现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教会大学中，也只有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与边疆研究有着不解之缘。在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中，华西(32)坝教会五大学同样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引领者。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体现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转型及西学东渐的本土化以及五校学者在国家民族问题上的社会担当和学术自觉。同时，五大学的边疆研究反映了政、学两界构建中华国族的努力和民族文化多元的事实。他们在论证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很注意寻求其与中华文化同一或相通的一面。五校学者基于边疆地区实地调研提出的众多发展稳定边疆、改良边疆政治的对策方案，对于时人了解和关怀边疆及边疆人民认同国家和中华民族，具有重要意义。五校学者大多兼通中西学，能从跨学科的多元视野考察边疆，能对照历史来审视现实，且常以国外的边政和民族政策来观照中国边政。我们可以借窥基督教的社会福音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需要紧密结合，教会大学中的教会学者与非教会学者，外籍学者与中国籍学者如何看待中国的时局与边政。我们可以在对此问题的研究中，进一步回顾中国边疆研究和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深化对西学中国化及其应用在边政研究中的理解。教会学者和外籍学者在参与投入中国边疆研究中有着怎样的心曲，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分析的。
学术史研究不仅要关注那时的学术思潮、学术机构和刊物，还要研究那时的学者及其作品，关注其思想和行为。如钱穆所言：“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而且“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33)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学术史应该是学术的历史，其主体，不仅要有学术，更应有学人。罗志田注意到史学研究中“人的隐去”的现象，呼吁学术史研究重心要放在人上，学术史完全可以也应该是学者治学的历史，回到“学术”(34)的产生过程中，以避免人的过度抽象化，甚或“物化”。我们要更多关注人的因素，不仅要关注学者说了些什么，还要关注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这或许更能观照学术与政治、社会的互动。以此来看，学界对此还着力不多。本书拟以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学人为中心，在构建其边疆研究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试图深入阅读时人论著，由学人、学术到思想层面，观察时人对国运时局的观察及其内心的焦灼和思虑。为此，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政研究概况，系统梳理相关学科学系、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及著名学者，重点梳理其学术成就，深入分析其学术观点及时代内涵，体察其思考国家民族命运、构建民族自信的心境。我们还要关注学缘、地缘、人缘因素，描述“学术圈”内人的“生活圈”，重构抗战后方学术社会的生活画面，揭示其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对学术成果的催生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五大学边政研究涵盖甚广，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需要研究者具有跨学科的专业素养。本课题重点关注人文社科研究，对自然科学研究，侧重其与国家和社会需要密切的一面，如农学、医学等。研究思路：一是以时间为维度，重建五大学办学历程，讲清其起承转合节点；二是以空间为维度，分别对五校边政研究相关机构和院系、学科和专业进行述论；三是以人为维度，以作品为载体，解析五校边政研究成就及其对时局、边政与国运的观察与认识。本课题所做研究，仅是粗浅的努力，还需要更多学人跟进和批评。(1)参见罗中枢主编：《四川大学：历史·精神·使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6—187页。本人对碑文的识读与该书略有不同，特此说明。华西大学校史专家张丽萍教授言此碑实未立，仅余碑文。纪念碑碑文图片及本书封面图片均由四川大学档案馆提供。(2)在燕大迁蓉前，华西坝也有“五大学”，包括东道主华西大学及迁来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和齐鲁大学。这段时期被称为“前五大”时期。(3)汪洪亮：《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比较研究》，未刊稿。(4)巨蕾：《齐鲁大学在华西坝》，《学生之友》第2卷第4期，1941年，第43、45页。(5)曹伯恒：《抗战时期的齐鲁大学》，季啸风、李文博主编：《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教育史资料之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80页。(6)参见汪洪亮：《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5—15页。(7)岑家梧：《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青年中国季刊》第1卷第4期，1940年，第238页。(8)马曜：《我国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23页。按：该文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理事长、云南民族学院院长马曜在学会首届年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摘要。(9)参见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另外一些以“教育史”为题的专著，则多对此语焉不详。相关论文有经盛鸿的《抗战期间沦陷区的高校内迁》（《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徐国利的《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概述》（《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浅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作用和意义》（《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余子侠的《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历史意义》（《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侯德础、张勤的《高校内迁与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熊贤君的《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西部开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1期）等。从题目可见，论题侧重其内迁概况及历史意义。(10)参见王振刚：《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人民出版社2014年。从大学角度切入的边疆研究成果有蒋正虎：《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的边疆研究机构》，《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马玉华：《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梁严冰：《西北联大与边政学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11)王觉源编：《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独立出版社1941年。(12)参见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5年；苏智良、毛剑峰、蔡亮等编著：《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涂文学、邓正兵主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6年。(13)教会大学在中国立足之初，并没有被中国官方要求立案，而是向国外大学或政府机构注册，其学位授予权也掌握在国外大学或政府手中，其行政管理和课程设置均是英、美大学模式，呈现了鲜明的“异族特质”。外国大学在中国，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文化租界”。参见徐保安：《故土中的“他乡”：民族主义与教会大学学生的爱国情感表达》，《学海》2013年第3期，第198—205页。(14)参见马敏、吴和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李灵、肖清和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上海译林出版社2018年。(15)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1—76、114—147页；［美］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41—374页；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6—140页。(16)如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詹丽萍《吴贻芳高等教育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17)戚荣达：《梅贻宝与燕大1942年在成都复校》，《书屋》2016年第7期，第45—49页。(18)参见秦和平：《张凌高与华西协合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28—32页；周洪宇、刘飒：《在两个C之间徘徊与抉择的张凌高》，《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121—126页。(19)相关校史研究著作有黄思礼：《华西协合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张丽萍编著：《相思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四川大学史稿》第4卷，《华西协合大学1910—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华西校史编委会：《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郭查理：《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孙海英编著：《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美］艾德敷（D.W.Ed-wand）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陈明章：《私立燕京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张玮瑛主编、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20)徐保安：《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以齐鲁大学学生群体为中心（1864—1937）》，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张丽萍：《中西合冶：华西协合大学》，巴蜀书社2013年；鲁彦：《金陵大学农学院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影响》，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王翠艳：《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21)王宏波：《风过华西坝：再现另一所西南联大的拓荒之作》，《出版广角》2013年第10期，第84—85页。(22)参见岱峻：《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自序”第5页。(23)参见岱峻：《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商务印书馆2017年。(24)参见李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联合办学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邬萌：《华西坝与抗战文化》，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25)陈平原：《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民国年间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63页。(26)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吴梓明编著：《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马敏：《基督教与中西文化的融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章开沅：《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27)如关于禹贡学会，有杨军辉：《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曲文雍：《<禹贡>半月刊作者群的中华民族观》，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尹燕：《<禹贡>半月刊的学术世界》，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刘峰：《现代学术视野下的<禹贡>半月刊研究》，北京印刷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还有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关于新亚细亚学会，有李海健：《新亚细亚学会与抗战时期的边疆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叶罗娜：《<新亚细亚>月刊内外蒙古研究述评》，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封磊：《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研究的学术转型——基于<新亚细亚>与<边政公论>的比较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关于中国边政学会，有刘晓光：《<边政公论>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耿宪文：《时局与边政——<边政公论>研究（1941—1948）》，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28)汪洪亮：《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5—15页。(29)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娄贵品：《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汪洪亮：《1940年代国人对中国边政及其兴革的认识——以<边政公论>为中心的考察》，《民国研究》2015年第1期；段金生：《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孙喆：《全国抗战前夕边疆话语的构建与传播——以<禹贡>与<新亚细亚>的比较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2期；谢敏：《<康藏研究月刊>与民国时期的“康藏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4期；王振刚：《从<边事研究>看民国学人对西南边疆问题的认识》，《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耿宪文：《时局与边政——<边政公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封磊：《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研究的学术转型——基于<新亚细亚>与<边政公论>的比较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30)以李安宅为核心的华西坝上人类学家，是被誉为“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标志性学者群体之一。因其具有与既往人类学界所指称的南派、北派均有明显差异的学术个性特征，被李绍明称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而陈波也以《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为书名，阐释这一命题。参见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巴蜀书社2010年。2017年，李锦教授以“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选题申报获准，笔者主持其中子课题“‘华西学派’形成与发展史”的研究。(31)有关人类学、民族学的关系可见张少徽：《民族学体系发凡》，《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1946年；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1936年。在民国学科史上，二者可视为同一学科，但学界存在不同的学科认同表述，本书在相关叙述中，常将二者并称，特此说明。(32)汪洪亮：《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第179—193页。(33)参见韩复智编著：《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卷4，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117页。(34)参见罗志田：《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读书》2012年第11期，第3—11页。第一章 集于坝上：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联合办学史略
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形成，与战争严峻形势导致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和高等教育机构及科研机构内迁有很大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东北高校以东北大学为首被迫迁往关内，东北大学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辗转迁到重庆，促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势的一次重大转移，西南地区后来居上，成了抗战建国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政治、军事地位陡然提升。政府与民间因此对西南地区寄予厚望。很多重要的政府部门、工业设施和教育、科研机构都向内地相对安全的地方迁移，从而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地图的显著变化。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便是抗战时期高校内迁运动中形成的一个办学联合体，成为那时边疆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汇聚了一批重要学者，成立了不少边疆研究机构，创办了不少边疆学术期刊，推出了系列边疆研究论著。第一节 弦歌不辍：四所教会大学先后莅临成都
民国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先天的不均衡性，不管是公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是教会大学，大多数都集中在华北、华东、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布局在中西部地区的高校数量极少。根据中央大学1936年统计，北平有北大、清华、北师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16所，天津有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等7所，上海有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27所，南京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等5所，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8所，四川有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重庆大学和西南美专等4所，其余高校零星分布在若干省(1)份，贵州、宁夏、青海等地，甚至连一所高校都没有。西部省区高校总数尚不及北平之多，亦不到上海一半，而且学术水平普遍低下。当时的四川包括今天的重庆，高校总数不如前述任何一个城市。这种东众西寡的高校畸形布局，在抗战时期截然改观。
高校云集的华东、华北，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也是日本侵略的重点目标。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战时教育协会，负责高校迁建，同时对部分高校进行合并、重组。据统计，抗战时期全国累计100余所高校内迁，西迁高校多达80余所，迁入地主要有三个地区：一是西南地区，有61所；二是西北地区，有11所；三是部分战区省份，如广东、广西、江西等省相对偏居的内地。内迁高校在西部的分布依然不均衡，西北较少，而西南地区最为密集，在西南地区中，四川名列榜首，达48所，主要集中在重庆和成都。成、渝两地高校云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其中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江津白沙坝和北碚夏坝，因学府毗邻、学子如云，而被称誉为(2)“文化四坝”。
受益于高校内迁，过去高校数量极少的中西部地区，汇聚了众多学者、学科及学术出版机构，极大地促进了当地高等教育发展和科学研究。而且抗战结束后这些高校复员迁返时，还给当地留下了许多师生、学科及图书设备，从而新建了不少高校。如西北联大，相比西南联大显得默默无闻，但为西北繁衍了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医学院及西北师范学院五大院校，将理、工、农、医以及(3)师范等整个教育体系留在了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8年，改变了云南此前仅有云南大学一所高校惨淡经营的局面，且有不少教授在云南大学兼职，为该校提供了优良师资。1946年联大结束时留下了师范学院组建昆明师院，1984年改名云南师范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开始流亡的东北大学，1938年迁到四川三台继续办学，其1946年复员时留下的部分师生在原址组建了川北农工学院，成为今日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华师范大学的共同办学起源。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同样极大改变了当地的高等教育布局。抗战时期，与绝大多数国人自办高校一样，多数教会大学也加入了西迁的行列。在1936年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China）制定了“中国基督教大学调整规划”。在后来的迁徙办学中发挥了很好的沟通协调作用。原则上，国民政府鼓励高校迁往内地，是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防止被日本人所利用，但其对中国高校的迁徙，仅有顶层设计，无具体规划。相对于由国民政府和教育部明令改组联合而成的新联大（如上段所言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教会大学的联合主要是一种松散联盟的形式，相互利用各方师资、校舍、设备等进行合作办学，既自成(4)系统，又通力合作。
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四所教会大学迁到华西坝，并不是步伐整齐的，而是先后有别的，因为各校面临的情况有差异，而且兹事体大，路遥人多，绝非朝夕可成。不到万不得已，何须千里跋涉？所以教会大学搬迁，大多一波三折，几经反复。
日军在“八一三”事变后轰炸南京。面对空袭，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大都面临教学设施破坏，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局面。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最初筹谋迁址四川万县，后又视线西移，认为成都华西坝更为合适，那里有教会学校华西大学，教学和生活条件都要好很多。陈裕光8月20日致电华西大学，探询合作可能性，得到华西大学肯定的答(5)复，便着手搬迁事宜。后战事稍许平息，金陵大学致电华大，表示推迟内迁。11月局势恶化，最终金陵大学于1937年11月25日开始内迁，共分三批次，经汉口、重庆，最后到成都。
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困扰。金陵女大也要决策何去何从。面对日益恶化的战争局势，经金陵女大内部讨论，校长吴贻芳决定实行分区教学，疏散学生至上海、武昌和成都三个教学点。但日本占领南京后，又剑指武昌。吴贻芳心急如焚，奔走各地，征求意见。1938年3月，吴贻芳在上海与董事会商议学校未来计划，确定要“选择学生和教师群体能够比较方便地与其他基督教大学建立联系的地方从事教学”(6)。众多高校已经西迁，华西大学也欢迎金陵女大加盟，无疑华西坝是最为理想的办学新址。4月，金陵女大遂关闭上海教学点，移居成(7)都。
齐鲁大学所在的济南也在1937年12月沦陷。在沦陷之前，齐鲁大学就已开始寻思对策，教育部曾建议齐鲁大学迁到西安以西100多公里的五公县，但考虑到迁校和建房的成本太高，齐鲁大学并没有行动起来。1937年秋，校长刘世传（字书铭）召集董事开会商议是否在济南继续办学。董事会主席孔祥熙虽未到会，但他建议在华西大学校园内办学的主张对于齐鲁大学迁址决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华西大学发出邀请，表示愿意接纳齐鲁大学医学院3个高年级班和他们的老(8)师。齐鲁大学医学院60余个学生和10个教授率先内迁到达成都华西(9)坝，与华西大学的医学和牙医学合作教学。11月中旬，齐鲁大学的(10)文学院和理学院也纷纷迁至成都，唯神学院及护士学校留在济南。
燕京大学在战火中坚持在原址办学，但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关系急剧恶化，校园再也无法平静了。燕京大学被强行解散，包括校务长司徒雷登在内的师生员工30余人被捕，校园被日军征用为疗养院。各地校友呼吁燕京大学在后方复校。孔祥熙作为燕京大学校董会主席于1942年2月8日在重庆召开校董会，决议在后方继续办学。他们认识到，已有四所教会大学的华西坝是最为理想的校址，最终燕京大学确定新校址选定在成都(11)。但因迁到华西坝较晚，华大校园早已“客满”，燕京大学只得另寻他处安顿师生，后“向业主卫理公会榷商，租妥华美女子中学（月(12)租1500元），及启化小学（月租500元）”，后又承时任四川省主席张群支持，以华阳县文庙作为男生宿舍。
在西行漫漫征程中，唯有金陵大学师生迁徙队伍相对齐整。其他三所大学均因师生散居各地，犹如百川归海，向成都汇聚。其间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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