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风云——临海大石地区革命斗争史迹寻踪(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荣福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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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风云——临海大石地区革命斗争史迹寻踪试读：

打开临海地图，陆地的形状宛如一条头向西尾朝东的鱼，河头镇就位于鱼的背鳍顶端。今河头镇所在的大石地区，因为地处临海北部，所以又有北乡、北区之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区是中共临海组织领导临海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不畏强暴、富有斗争精神的北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为实践党的方针政策，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赢得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作出了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

北区最早的共产党员是1926年11月在海门入党的朱浴生和王岳交，由张鹏程介绍入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回家乡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区开始有了党的组织。1927年秋，朱浴生发展进步青年朱渭滨、朱锦文等人入党，9月建立了北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大石支部，书记朱渭滨。1928年初，朱渭滨等在北区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进行抗租、抗粮、抗捐、减息等斗争。同年春，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汪文华到沿岸村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

在此基础上，北区党的组织有了较快发展，先后建立了前山、姚宅等村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1928年5月，中共北区区委建立，书记朱渭滨。

北区区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坚强有力的农民武装，在支援浙江第一个红色暴动——亭旁起义，支援天台桐柏暴动，袭击新昌逐步封建势力，配合中国安民军开展反土地陈报等斗争中显示了威力。

1929年4月，鉴于浙江省委遭破坏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加紧直达地方的巡视工作，将浙江划分为6个中心县委（杭州、宁波、温州、台州、湖州、兰溪），由中央直接领导。

北区党的工作受到中共台州中心县委的重视，中心县委多次会议讨论了北区工作，并向中央报告了北区工作情况。1930年8月，台州中心县委在北区姚宅村召开各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由朱渭滨负责安排，他选择姚宅村单门独院的农民姚逢构家作会场。参加会议的有台州中心县委书记曹珍，委员朱渭滨，以及黄岩、天台、临海的代表，当时在台州巡视的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陈文杰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秋收抗租抗粮、暴动、建立游击中心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并作出了3条决议：一是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秋收抗租斗争；二是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三是加强党的思想教育，整顿党组织，建立革命委员会。

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代表们打算第二天一早返回各地贯彻。就在这夜深人静之时，当地的一些地痞恶势力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将部分代表绑到邻村关押。朱渭滨等观察到恶势力并不了解这些代表的底细，只是绑票，要钱不要人。为了同志们的安全，朱渭滨当机立断，在恶势力还未摸清实情时，将自己的3间住房和3石谷田作为抵押，换出了被绑架的同志。

会后，朱渭滨被调到天台改组中共天台县委，建立天台县革命委员会，并在北山外湖、苍山欢岙一带整顿游击队。游击队被编入红十三军二团，投入了新的战斗。

由于环境恶化，台州中心县委的工作受到很大挫折，机构及驻地多次变动。1931年4月，中共台州（临海）临时中心县委机关移驻北区姚宅朱渭滨家。在4月25日召开的县委会议上，分析了台州党的工作及台州政治、经济状况，提出要“集中力量在临海，建立临海东乡新基础，改造北乡旧基础，找出西乡路线，以临海的中心工作影响天台、海门、温岭、黄岩等各地工作”。会后，朱渭滨回到北区开展工作。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多次受挫，许多基层组织遭到破坏，交通受阻，台州临时中心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5月，蓝尘侣去上海找中央领导机关。返回台州后把台州临时中心县委改为台州中心区委（也称临海中心区委），由朱渭滨任书记，杨敬燮、蓝尘侣任委员，中心区委驻地海门。这个时候，临海只留下北乡3个支部，党员20人。

1935年12月，魏鹏生受上级指派，秘密到北区察看军事基地。1936年3月，匡亚明受上级指派，到北区与金焕文、金鹤鸣联系，在岭下起元小学以教员名义开展工作。后因形势变化，匡返回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南京市人大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北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

由于地域上的便利和原有的人际关系，1938年初，中共天台县工委在临海北区开展建党工作。同年3月，中共天台县工委又派党员到岭下乡，发展了金鹤鸣、金德寿、金奎庭等3名党员，建立了中共岭下支部。金鹤鸣任书记，属天台县工委领导。岭下支部成立后，以小学为阵地，开办业余文化学校，吸收民众参加学文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7月，周振东任中共临海县委书记不久，就到北区，在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注意培养优秀分子，首先在仙人村吸收发展党员3人，建立起中共仙人支部，接着又在岩坑村等地发展党员，建立支部。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党员的发展，北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1939年9月，中共北区区委建立，区委书记项加兴。同月，县委抽调女共产党员黄幼嫦到北区工作，安排在百步村小学任教。黄幼嫦以办妇女识字班等办法，组织一批青年妇女学文化，学知识，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妇女的地位为什么比男人低的原因。鼓励妇女冲破封建枷锁，走向社会，参加革命活动。在提高觉悟基础上，先后吸收了陈大连等12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成立了中共百步村妇女支部，成为抗战时期临海唯一的妇女共产党支部。1940年6月，原属中共天台县委领导的岭下支部，划归北区区委领导，书记金鹤鸣。第2章革命斗争史综述（2）

为了调动全县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中共临海县委以政工队为主力，以二五减租为手段，广泛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这是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组织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开展农村工作，维护农民群众利益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共临海县委考虑到，推行二五减租一定会遭到地主豪绅的抵制和反对，因此县委部署先作广泛的宣传，再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推行。在广泛的舆论宣传的基础上，县委决定在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北区首先进行二五减租。1938年7月，县委书记周振东亲自到北区，与共产党员褚尚士等人一起，在仙人、岩坑等村推行二五减租。由于这里党的工作基础比较好，工作比较顺利，到秋收时，仙人、岭下、后田、下甘、百步等7个村实行了二五减租，保护了佃户的利益。北区区委建立后，对推行二五减租做了充分准备，改变斗争策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公开的合法斗争。1939年9月，在白鹤殿山召开有40多个村500多位佃农代表参加的减租大会，由后田村村民应梅兴主持大会，宣布减租办法，张贴减租布告，建立北区农会，选举农会主席。同时，宜塘也召开几百人减租大会。减租工作在北区全面推行。

北区的武装工作是1940年开始的。中共党员金鹤鸣、金奎庭去皖南新四军教导大队参加学习，于6月回到家乡，着手武装工作。1941年4月，金鹤鸣利用乡长的合法身份建立抗日自卫武装。按照当时的惯例，乡长兼乡自卫队队长，金鹤鸣是乡长，也是自卫队队长。他挑选共产党员进入自卫队，并且任命共产党员为乡队附。同时以组织壮丁训练，组织打猎队的形式，训练武装人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岭下乡的武装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有力地配合了北区党的建设。

1939年开始，国民党实行公开反共政策，形势严峻。中共台属特委、临海县委领导坚持地下斗争，经常到北区工作。临海县委书记杨炎宾及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常驻岩坑村工作，重要会议也在岩坑等村召开。1940年5月，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在黄岩被捕。根据上级部署，北区区委组织力量，周密安排，6月8日，在国民党当局押解刘清扬到省政府路过临海与天台的交界处时，成功营救了台属特委书记，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营救刘清扬后，国民党当局在北区多次追捕参与营救刘清扬的“主犯”。加上北区区委第一任书记的叛变，北区党员难以立足，区委立即贯彻隐蔽方针，停止一切活动，将身份已经公开的党员及时转移。其中有的去参加新四军，有的上四明山抗日根据地，也有不少人到仙居等地隐蔽。但仍有不少党员被捕、遭关押，有9名党员先后被害。在严峻的形势下，党组织指示除金鹤鸣利用乡长的公开身份秘密与上级联系外，其余均停止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临海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活动是从北区开始的。1946年6月，四明地区特派员刘清扬派人到台州和浙南的共产党员林山，并通过林山与台属党组织接上关系。刘清扬指示台属党组织：蒋介石已发动内战，今后斗争方针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逐步恢复党组织的活动，并准备进行武装斗争。

7月，浙东党组织将林山的组织关系转至台属，以帮助台属党组织开展工作。林山先在三门县娄坑小学教书，做交通联络工作。农忙假后又到大石岭下村，与中共党员金鹤鸣接上关系。金将林山安排在岭下小学教书。林山就以岭下小学为基地，开展党的活动。她首先从校内开展工作，通过对校内教师教育和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于1947年2月建立中共岭下小学支部，书记林山。与此同时，党组织派孙卿芳到岭下小学担任代课教师，协助林山开展妇女工作。她俩在岭下村的妇女中个别串连，秘密教育，通过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座谈会等活动，不断提高妇女觉悟。首先发展妇女金冬入党，接着发展了10余名女党员，建立了岭下村妇女支部，书记金冬。

1947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在上海主持召开浙东工作会议（即上海会议）。会议要求浙东党组织要从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转变到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方针上来。会议决定，今后浙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台属，把台属地区作为发展浙东游击战争的中心点、出发点和立足点。为贯彻上海会议精神，尽快打开台属工作的新局面，1947年1月底，浙东工委和台属工委负责人在宁海县岔路乡白岭根村召开会议（史称“梅花村会议”），会议决定把临海作为台属党组织开展工作的中心。确定以大石为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立足点。

梅花村会议后，刘清扬、张任伟、邵明、许少春等浙东和台属领导先后来到大石。3月上旬，在徐下坑村召开临海中心县委第一次会议。会议认真研究了白岭根会议精神，确定大石和双港两区以发展党组织、建立武装为中心任务，同时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会议决定建立大石、双港两个区委，邵明兼大石区委书记，林山、金鹤鸣任委员。3月下旬，临海中心县委第二次会议在徐下坑村召开，刘清扬、邵明、许少春、应为民等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区委、支部工作的调查提纲。在浙东工委、台属工委领导的直接指导下，大石、双港地区党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大石建立了岭下村、徐下坑村等5个支部，发展党员30多名。4月下旬，在梅家村召开了临海中心县委第三次会议，总结交流了一个多月临海党组织的发展、武装训练及发动群众与统一战线等工作。

在发展党的组织的同时，台属工委在浙东工委直接领导下，抽调隐蔽在杭州、上海及嵊（县）新（昌）奉（化）、宁海、三门、临海等地的党员武装骨干到岭下、徐下坑，组建台属武装工作队，以打猎队名义，由张任伟负责军事训练，并活动于徐下坑、梅家、塘湾、大丘山、岭上蒋等地。大石地区新建立的党组织主要任务是做好台属工委领导和武工队的通讯联络，保守秘密、生活服务和配合武装训练等工作。当地许多党员、群众尽力支援武工队，后田村党员金学志拿出300斤稻谷加工成米，送到徐下坑村，解决武工队的生活困难。

6月，浙东工委副书记马青到大石与刘清扬会面，这是浙东工委建立半年来正副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商讨浙东工作。

武工队在大石一带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恐慌，马上调集临海、天台、三门等地兵力“围剿”武工队，企图扼杀台属武装力量。台属工委得知消息后，于7月初将队伍撤至双港地区。武工队等撤出后，徐下坑、岭下、五景岙、岭上蒋等村连遭包围清剿，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遭到追捕，金丕灿等一批党员被关押，金德标、金德寿等先后被害。金鹤鸣带领一批武装骨干随武工队上山打游击。岭下村妇女支部书记金冬也跟林山随武工队活动。大石地区党组织再次停止活动。

但富有斗争精神的大石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高压手段所吓倒，仍发扬大无畏精神，继续支援革命。1948年8月和12月，浙东游击纵队四支队两次进入岭下、岭上蒋、梅家、上湾一带宿营休整，补充给养，当地群众给予大力支持。

1949年6月14日早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62师从天台进入大石，在岭下村休整、宣传，第二天进入临海城。

1949年7月，大石区委、区公所正式成立，标志着大石地区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石地区的党组织坚持了20多年的秘密艰苦斗争，前后有几十位同志牺牲。1985年，台州地区民政部门批准岭景、文溪、宜塘等3乡为抗日战争根据地，1987年，批准河溪乡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根据地，河头镇为抗日战争根据地。第3章姚宅首建党支部北乡革命有健将

临海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块北、东、南三面环山，西面临溪的山间平原，当地人称为“大石洋”。由天台入境的始丰溪在平原西部蜿蜒南下，横亘平原的河头溪汇聚了大小不一的山间溪流，往西汇入始丰溪。平原四周的群山郁郁葱葱，隆冬季节遮挡了北来的寒风；溪流纵横的平原上，新楼和旧舍夹杂的村子分布在小溪边、山脚下，在盛夏骄阳的炙烤下，蒸腾的水汽弥漫在房前屋后、田间山麓，显得朦胧而宁静。

一条由西往东的不是很宽敞的水泥路在大石洋的北部延伸。从河头镇驻地河头村出发，穿过几个村子，就有一条南向的岔路把人们引到原河溪乡地域。

河溪乡位于大石洋的东部，北、东、南三面环山，向西敞开，有金钟山、大王山、马灰山、羊岩山等山脉与各乡接壤，以羊岩山为最高，海拔786米。早在1927年，这里就出现了以朱渭滨为代表的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从1928年到1933年，这里先后有60余名贫苦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响应党的号召的积极分子有100余人。如果按解放后的行政区划来统计，相当于全乡92%的行政村都有地下党员，形成了以姚宅村为中心的临海北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1987年2月3日，台州地区民政局根据国家民政部、财政部的有关文件规定，划定河溪乡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根据地。

站在原河溪乡驻地前山村往东北方向隔溪眺望，可以看见一棵枝叶浓密的古樟矗立在村边，那个村子就是姚宅村。80多年前，临海北区的第一个中共农村支部就诞生在这里。

1927年4月，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惨重损失，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与征服。在台州，中共临海县特别支部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面前临危不惧，采取隐蔽、转移的办法，避开反动势力的锋芒，坚持隐蔽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当年9月，原中共临海县特别支部委员张伯炘受中共浙江省委指派，回临海组建县委，继续指导台州党的工作。中共临海县委建立后，根据台临地区形势发展的实际，决定把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的重点由以学校为主转向工农群众。

此前，家住前山村的朱浴生和沿岸村的王岳交在海门结识由中共宁波地委委派的共产党员张鹏程，并由张鹏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朱浴生、王岳交分头回到家乡隐蔽。朱浴生经过交往和考察，发展了朱渭滨、朱锦文、朱廷言加入地下党组织。

朱渭滨又名朱助周，乳名小助，1907年正月出生，1922年其父亲病逝后，接替村校教书。其间，朱渭滨一面自修史地数学等科知识，一面组织青年共和会，对抗强房大户的欺压。受大革命思潮的影响，朱渭滨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愿望，但因亲友的劝阻而未成，精神苦闷。他在一首《感怀》诗中描述了自己的心情：“展翅欲向天边走，无奈萱堂不放口；嗟我今年二十一，悔煞从前不努力；不能为国振家业，枉列儒林痛无益。”

在朱浴生的开导下，朱渭滨明确了革命的方向，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革命事业。那时候，凡参加党组织的人都要进行入党宣誓仪式，并向党组织缴纳一枚铜板党费，然后会拿到一块三角形的小红布，中间印有五角星。朱渭滨、朱锦文、朱廷言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姚宅村朱渭滨家楼上举行，入党誓言是：“严守秘密，服从纪律，誓不叛党，愿为无产阶级奋斗牺牲。”

从姚宅村口的大樟树往左，是通往村里的一条水泥路。前行数十米就是朱渭滨家的原址，后来变成学校的一座两层楼房。村里人说，原来朱家老屋边的一口水井还在。不过已经在那两层楼房里边了。

继朱渭滨、朱锦文和朱廷言之后，又有朱修治、朱士希、金志煊、朱富昌、朱道才、姚守分等人相继入党。1927年9月，中共大石支部在姚宅村建立，朱渭滨任书记。这是临海北区农村最早建立的中共基层支部。

1928年上半年开始，朱渭滨以下湾村丹泉小学教员的身份，边教书边在附近各村宣传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建立起10多个支部。如果站在姚宅村口的大樟树下举目远眺，南面有前山支部、李家园支部，东面有赵家支部，东南有荷兰支部，半山姚支部，北面有后田支部。邻近的下湾、潘岙、彭山等村也都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村支部。以姚宅为中心，大石洋东部的上上下下都有了党的组织，有了党员的活动。

随着党组织和党员活动的影响不断扩大，整个北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岭下徐、上湾、中渡岙、岭下、殿前、沿岸、赤缪、孔丘等村也都有了党员。

1928年5月初，浙南特派员管容德到临海，第二天就到临海北区，用3天时间进行巡视，初步掌握了当时农村党组织的发展和农民运动的情况。在接着召开的四县联席会议上，管容德充分肯定了北区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联席会议后，管容德在向省委的报告《台属六县政治经济的状况与党的工作》中说：“在有本党组织的地方，农民群众大部渴望共产党早日成功（尤其是临海的西、北两乡）。”在上级党组织的关怀下，北区党员不断增加，同年5月，中共临海北区区委建立，书记朱渭滨。

北区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根据省委有关发展共青团的指示，在县委委员胡文光、叶宝鉴等人的帮助下开展共青团员的组织发展工作，他们在北区各村通过教育培养了许多青年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建立了共青团北区区委，增加了党的后备力量。

北区在发展党团组织的基础上，广泛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饥饿、反压迫斗争。1928年初，朱渭滨、朱锦文等经常秘密向农民宣传省委对农民运动的指示，发动农民开展抗捐、抗粮、减息、提高雇工工资等斗争。同年春，县委又派共青团员柳崇希等人到潘岙、姚宅等地帮助发动农民。当了解到沿岸村学堂缺少一名教员时，县委立即通过王岳交等人的关系，指派共产党员汪文华到沿岸村学堂教书。汪文华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利用课余、夜间到农户家宣传发动，北区各村很快建立了农民协会。

1929年上半年，朱渭滨、朱浴生等在后田红殿召开该村金子庆、金志贤、金小招等10多名佃户代表会议；下半年，朱渭滨又在大行殿坑、断坑殿召开有朱昌中、朱金土等20多人参加的农民协会会议，讨论提高雇工工资和减租、减息等工作，动员劳苦群众团结起来。另外还组织农会、赤卫队、红布团等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提高抗租、抗粮的勇气，投入到反对土地陈报、驱逐土地丈量员等斗争中去。

1929年5月，中共台州中心县委建立，北区党组织得到台州中心县委的重视。书记石瑞芳和委员曹廷祥等人到北区，帮助开展党的发展和教育活动。他们经常与朱渭滨一起，分别到朱锦文的家里，到姚宅堂、小坑殿、后田红殿、下马往岗、义祭坛、断坑殿、下庄殿等地方开会，教育党员发扬一不怕饿，二不怕苦，三不怕死……的“十不怕”精神。组织劳苦大众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要实行土地革命。不断教育党员，坚定信心，团结一致，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并经常组织党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不断提高党员的觉悟和工作热情。

当时，北区各项工作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肯定，朱渭滨被称为“北乡健将”，1929年11月当选为台州中心县委委员。

1929年12月，台州中心县委派朱渭滨到天台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在天台城区、北区、东区、南区恢复了区委，至1930年2月重建天台县委，朱渭滨为书记。

同月，浙南巡视员金贯真受中共中央指派巡视温台地区，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讲到临海党组织情况时说：“全县同志（指党员）八十余人，北乡已成立区委。”第4章活动分子聚姚宅中心县委驻北区

姚宅村因为村民以姓姚居多而得名。地处大石洋东北部，前有桥林坑溪流过，后隔十三罗溪与白鹤殿山相望。据说以前村子曾经四周筑墙，壁垒森严，在大石洋独树一帜。保存至今的姚氏宗祠依然屋宇井然，气度不凡。

与姚氏宗祠一路之隔，原先有一个单门独户的院落，主人叫姚逢构。姚家卵石垒墙，披屋台门，与周围住房有一段距离，具有较好的隐蔽性，再加上姚逢构为人忠厚老实，妻子是个哑巴，他家是从事秘密工作的理想场所。1930年8月，在朱渭滨的安排下，中共台州中心县委在这里召开了各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后称姚宅会议）。

往日平静的村庄，悄然来了六七个商人模样的客人，其中有台州中心县委书记石瑞芳，黄岩代表管子筠，天台代表王金地，临海代表周六哲等，还有正在台州巡视的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陈文杰也出席了会议。家住姚宅本村的朱渭滨当时为中心县委委员，他在参加会议的同时还负责会议的安排和保卫；李家园村的朱锦文作为临海代表也参加了会议。根据安排，地下党员朱道才、朱汝方、姚月明承担了为会议放哨及会务工作。

参加会议的代表汇聚在姚逢构家楼上，会议由石瑞芳主持。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1930年3月31日给浙南的指示，指示要求“党应当坚持在浙南的永嘉、台州为中心组织地方暴动，建立红军”。并强调“浙南地方暴动的前途，就是夺取浙江一省的前途”；同时传达了中共浙南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的政治议案《目前浙南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及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其中《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在没有夏收的地方，如永嘉之西楠溪，临海的北乡和永康，应该扩大夏荒斗争，以姚月明站在当年放哨的地方联系秋收斗争。”

会议对全国及台州形势进行了研究分析，讨论了秋收抗租抗粮、暴动、建立游击中心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等问题。会议还作出了3条决议：一是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秋收抗租斗争；二是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三是加强党的思想教育，整顿党组织，建立革命委员会。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一夜。会后代表们就地休息，打算第二天离开，返回各地贯彻会议精神。

就在将近黎明时分，村子里突然群犬狂吠。惊醒后大家知道情况不妙，正要分散隐蔽，当地的一些地痞恶势力已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把石瑞芳、管子筠、周六哲及朱渭滨等捆绑到前山村关押起来，还扬言，不赶快交出钱来，立即送这些人去坐牢。

末被抓走的代表急得团团转，被绑架的朱渭滨更是心急如焚。因为台州中心县委书记石瑞芳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主要对象，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遭绑架后，朱渭滨急中生智，处处留意绑架者的动向，想方设法摸清情况，随机应变。他从这些地痞的言谈中了解到，他们抓人是认为这批人都是有钱阔佬，抓人目的只是绑票，要钱不要人。朱渭滨当机立断，趁他们现在还不了解代表们的底细，主动提出将自己全部3间住房和祖宗留下的仅有的3石谷田拿出来作抵押，换出了被绑架的同志。

劫后相聚，大家来不及寒暄，迅速撤离姚宅村，分别返回各自原地。朱渭滨也根据组织安排，到天台改组中共天台县委，建立天台县革命委员会，朱渭滨任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并在北山外湖、苍山欢岙一带整顿游击队，编入红十三军二团，投入新的战斗。

现在，姚逢构家的院子已不存在了，但村子里至今还流传着朱渭滨当年机智勇敢，用自家房屋田地赎救同志的故事。特别是朱渭滨毫不示弱，后来举枪射击恶势力的壮举，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姚宅会议之后3个月，石瑞芳调任浙南特委代理书记，浙南特委指定蓝尘侣（金国祥）任台州中心县委书记。12月，石瑞芳在温州被捕，浙南特委解体。

由于环境的恶化，台州中心县委的工作完全停顿下来。1931年1月，蓝尘侣离开台州到上海。2月12日，他在上海拟订《台州工作计划》，直接汇报中央。《台州工作计划》对于台州党组织建设、宣传工作、武装斗争都提出了具体设想。

3月7日，蓝尘侣从上海回到台州，把台州中心县委改为台州临时中心县委，直属中央，蓝尘侣为书记，杨敬燮、朱渭滨为委员。因为临海城区是国民党台州统治中心，海门是国民党台州军事中心，很不安全，而临海北区群众基础较好，党组织也一直健全，所以决定中共台州临时中心县委机关移驻临海北区，办公联络地点设在姚宅村朱渭滨家。北区党组织由此担负起了中心县委机关的安全保卫和通讯联络及生活保障等工作。

4月25日，中共台州临时中心县委在姚宅村召开第一次会议，分析台州党的工作及台州政治、经济状况，提出要“集中力量在临海，建立东乡新基础，改造北乡旧基础，找出西乡路线，以临海的中心工作影响天台、海门、温岭、黄岩等地工作”。会后，杨敬燮到临海东乡开展工作，朱渭滨坚持在北乡开展工作，蓝尘侣则巡视温岭、天台等地。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中心县委与中共中央联络交通线中断，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多次受挫。5月，台州临时中心县委改为台州中心区委，由朱渭滨担任书记，蓝尘侣、杨敬燮为委员，区委在海门设一交通联络机关。当时，临海党组织仅留北区3个支部，党员20多人。

7月17日，设在海门的台州中心区委联络机关被国民党浙保五团发现，蓝尘侣和工作人员王惠兰被捕。蓝尘侣被捕后，国民党浙江省高等法院检训处以悬赏银元四百元、三百元分别通缉杨敬燮、朱渭滨。在与中央失去联系，同时又身遭国民党当局通缉的情况下，杨敬燮、朱渭滨仍在临海东乡坚持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国热潮。陈育中、杨敬燮、朱渭滨等3人在大田庄头文化小学重组台州中心县委。不久，杨敬燮在领导武装斗争时中弹牺牲；陈育中去上海找党中央未成，回到杭州后被捕；中心县委只剩朱渭滨一个人，他改名朱助周，以择日、算命为职业，继续隐蔽坚持斗争。

在北区，李家园支部书记朱道才被害，北区党组织暂停活动。

以民风强悍、富于斗争精神著称的北区民众，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勇于牺牲，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临海及台州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第5章前山勒石铭英烈秘密聚会李家园

前山村原称蟾山村，因村南羊岩山一脉（后门山）形似三足金蟾而得名，后来因谐音演变称为前山村。

从地理位置上看，前山村可谓得天独厚：村的东南面是巍巍羊岩山的主脉，自东向西绵延十余里，层峦叠嶂，逶迤起伏，有九冈龙腾虎跃，故称九岫山；村北隔十三罗溪与玉峰山相望。全村地势自南向北略有倾斜，至村口骤降，形成高墈。村前双溪环抱，构成自然护村河。双溪不仅保护着前山村的安宁，还浇灌着千亩良田。

来到前山，一条平整的水泥路在人们脚下延伸，原先过溪进村的主要通道拱桥已经让位给紧挨着它而建的水泥平桥了，拱桥现在成了前山古老历史的象征。

过桥跨入一道圆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气势不凡的朱氏宗祠。正门门前两根盘龙石柱，与描梁画栋的门厅相映衬；右边门上有一匾“老年之家”高挂上方，“临海市河头镇老年人体育协会”和“河头镇老年体育活动中心”两块木牌分挂两侧，既延伸着祠堂悠久的历史，又透露出崭新的现代气息。

据记载，朱氏宗祠已有880多年的历史，2006年耗资200余万元进行大修扩建，现在既是祭祀祖先、合族汇聚的场所，又成为村民，特别是老年人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乐园。

与一般宗祠不同的是，前山的朱氏宗祠在大修扩建时，特别将族人中的抗日英烈和革命先哲勒石铭碑，与“朱氏源流”、“蟾山大事记”等铭碑共同陈列，供人瞻仰，传达了现在的前山人牢记革命历史、不忘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朴素情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山村又有了党的活动，朱廷光、朱汝藩、朱立盛参加共产党，建立了前山支部，书记朱廷光。据《抗日英烈纪念碑》铭文记载，朱氏族裔中的热血青年纷纷投身抗日的洪流，奔赴前线杀敌卫国，有的赴延安，有的去皖南，有的随军参加长沙会战，有的加入远征军出征缅甸，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民族抗争颂歌。

朱渭滨，1927年由朱浴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台州中心区委书记。1938年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任八路军一二○师文化教员、《晋察冀日报》编辑等职，浴血奋战于华北、西北抗日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化工学院党委书记。

朱汝藩，1938年5月由朱渭滨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1月14日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寇浴血奋战两年余，1941年1月牺牲。

朱昌洪，1939年参加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寇浴血奋战近两年。1941年1月牺牲。

朱金裘，1940年中秋节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加入军部教导队四队。1941年1月在泾县牺牲。

朱立盛，1938年5月由朱渭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14日与朱汝藩同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被数名日寇连刺数刀，终以果敢机智死里逃生。脱险后继续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任温岭县副县长、杭州市粮食局副局长等职。

朱学恩，1940年中秋与朱金裘同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多次重大战役。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70年以师职离休。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朱道源，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官学校、中央军官学校毕业，历任第七师第三团营长，抗战中任远征军团长，1942年率部入缅甸作战，直至抗战胜利，升任师长。

朱宝森，青年时代在临海创办《台州民刊》，鼓吹民声。抗战开始后入庐山训练团，毕业后任职于三十二集团军，参加南昌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后任国防部政工局专员。

在朱氏祠堂的碑刻长廊中，还有一块题为《革命先驱朱浴生传略》的人物碑刻特别引人注目。作为唯一的一块个人碑刻，铭文选自朱振霄写于民国25年（1936年）12月的《从兄朱浴生传略》。

传主朱浴生“年十四，转入蟾山国民学校，勤读不辍，每试辄冠。卒业后设帐授徒。历十余载，莘莘学子受其雨化者不下千数”。“兄于余课，复自勤求。凡古今名人典经文集，靡不浏览，以是学问大进。尤喜吟唐宋诸名家诗集，后遂为其毕生擅长之学。所著佳作，琅琅可咏，争为朋侪所称羡。”

据史料记载，1926年7月，中共江浙区委指示：浙江之湖州、萧山、台州、海门等处，当于最短期内设法发展我们的组织。是年11月，中共宁波地委指派中共党员张鹏程到台州发展党的工作。他多次到海门活动，吸收了临海北区在海门工作的朱浴生、王岳交入党，这是北区最早的两名共产党员。他们除了在海门参加党组织活动外，经常把革命思想传到家乡。

1927年5月，国民党临海当局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海门的朱浴生、王岳交也因海门“清党”，先后返回家乡隐蔽。朱浴生回老家前山村后，与同村的朱渭滨、朱廷言，李家园村的朱锦文结为好友，并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迈出了在北区发展共产党员的第一步。

从地理和人文的角度看，朱浴生在同村之外，把发展党员的目标首先放在李家园是恰当的。李家园距前山不到半里，也知根知底。朱浴生以此为基础，通过先交朋友、再作开导的方式，既自然又隐蔽，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顽强地延续着革命的星星之火。

李家园位于前山之东，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村虽小而景致独特优美。前人有《李家园记》描述其风情：“余尝偕友人步登石园上，见羊峰卓立，下瞰芳涧重环，袅袅然蜿蜒磅礴而来，山川淑气，全钟于是村焉。”不仅如此，李家园的先辈还在“村之四周，环以城墙，复建有城门，以防盗贼，以御外患”。

继朱锦文之后，李家园村的朱道才、朱道球等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还成立了中共李家园支部，书记朱道才。

李家园独特的环境和设施，也为中共组织的发展和秘密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朱锦文妻子金桂梅于1986年回忆，朱渭滨当时是“地下党活动的总负责”，几乎天天在朱锦文家开会、商量活动。朱锦文家的小屋里间比较隐蔽，成为地下党经常聚会的地方，有时候也成为新发展的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的场所。经常参加聚会和活动的地下党员有20多人，除本村和前山、姚宅、后田等附近村庄外，还有来自中渡岙、孔丘及海门等地的地下党员。

由于人员来往频繁，大部分还吃住在朱锦文家，所以朱家的经济十分困难，靠金桂梅织麻线卖麻线过日子。朱锦文外甥、赵家村的赵正才在其母舅影响下参加进步活动，多次为组织送信到城区。80多年后仍记得当时的联络暗号：“廿”，“一八”。

李家园的革命活动也引起了当地反动势力的仇视，扬言要进行破坏。李家园支部书记朱道才不畏强暴，坚持斗争，被反动势力买通的刺客所害，成为北区献身革命事业的第一个支部书记。第6章后田红殿播火种党员学志借粮食

从白鹤殿山下来，沿着临兰线继续向东，在路边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写着“后田村”三个大字。后田原名厚田，因地处大石洋平原，耕地土质肥厚而得名。又因为“厚”与“后”谐音，遂衍称为后田。

顺着村边的田塍往村中走，两边田间满是杨梅树和橘树，醉人的香气弥漫田间。虽然过了杨梅的采摘期，但杨梅树依然枝繁叶茂。橘树也已经开始挂果，长势甚是喜人。

转过一道弯，眼前出现了两座院墙连在一起的小庙。黄色的围墙里边，两栋红色建筑挨在一起，两扇大门一朝南一朝东。据知情者介绍，这里就是后田红殿。

后田红殿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北区党员秘密活动地点之一。当时的后田虽然土地肥沃，但多数良田都被地主豪绅所霸占，贫苦农民缺田少地，不得不向地主租土地种。到了收获时节，所得的粮食大部分交给地主，佃户仍过着吃糠咽菜的生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28年上半年开始，朱渭滨以下湾村丹泉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在北区各村宣传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党员。在朱渭滨的推动下，北区建立起10多个支部，其中后田支部党员有金志煊、金正邦、阮孟正等。为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抗粮、抗捐、减息等斗争，朱渭滨等还编了顺口溜：

土地是我们开，粮食是我们种，都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重重剥削世世穷；封建王朝被推倒，新的军阀还要凶；团结起来力量大，我们要站起来做主人；学文化、学武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做英雄；争取平等自由，寻求幸福，改造世界做先锋。这些顺口溜通俗易懂，在当地民众中广为传唱。通过党员骨干

的努力，后田村建立起农民协会，成为北区农会活动最为活跃的村庄之一。中共台州中心县委建立后，书记石瑞芳等人到北区，帮助区委开展党的发展和教育活动，与朱渭滨等经常到后田红殿开会，教育党员发扬一不怕饿、二不怕苦、三不怕死等“十不怕”精神，坚定信心，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发动和组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并经常组织党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不断提高党员的觉悟和工作热情。

1929年上半年，中共北区区委朱渭滨、朱浴生等在后田红殿召开由该村金子庆、金志贤、金小招等10多名佃户代表参加的会议，动员劳苦人民团结起来，进行要求提高雇工工资和减租减息的斗争，提高了农民抗租抗粮、与土豪斗争的勇气。

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全省实行土地陈报，收取土地税。所谓土地陈报，即重新丈量土地，每亩缴纳陈报费银元1角2分，以块（处）为单位，不到1亩的按1亩缴纳。而实际上，地主富户的土地往往是大而连片，他们交费甚少；一般农民的土地小而分散，交费反而多。此举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引起广大贫苦农民的强烈不满。临海西乡农民奋勇而起举行武装暴动。在党支部的策划和党员的带头下，后田村民也开展了反对土地陈报、驱逐土地丈量员的斗争，响应西乡的农民暴动。由于地方当局的武力镇压，后田村民的抗争没有取得成功，但显示了劳苦大众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

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改善民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推行二五减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1939年，中共北区区委建立后，决定进一步推动北区的二五减租。后田村农民应梅兴被推为佃户代表。应梅兴当时是中国济生会会员。中国济生会于1916年在上海成立，是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在上海和全国大部分省区开展过大量的慈善救济活动，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应梅兴急公好义，愿意为贫苦百姓尽力，而且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二五减租开始的时候，由他出面，可以降低地方当局的戒心，减少实行二五减租的阻力。

党组织根据农民运动进展情况，提出条件成熟时，召开大会，依靠佃户的力量实行减租。根据这一指示，应梅兴等分头到各村联络发动，要求各村选出佃户代表，在白鹤殿召开减租大会。11月初，各村佃户代表500多人来到白鹤殿开会。在应梅兴的主持下，大会通过了减租方案。会后，二五减租在北区全面推行，削弱了地方的封建剥削，使农民得到了实惠。

潺潺的流水声一路相随，穿过树丛，一排排整洁的农民房展现在眼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活动的开展，后田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村民们盖起了新房，搬进了新居，村里道路的路面也作了硬化，房前屋后果树掩映，绿水萦绕，好一幅“村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绿色生态人居画卷！

后田村至今还流传着共产党员金学志借粮的故事。现今已90多岁的老党员金学志，当问起当年借粮给谁时，他总会大声地说：“借给刘清扬……”

坐在靠背椅上的金学志老人微闭着双目，脸上的条条皱纹，仿佛在诉说着一波三折的往事。老人的耳朵有点背，但思路还算清晰。如果问他当年入党的事情，他会肯定地答道是1947年入的党。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临海地方组织首先在大石地区得到恢复和发展。1947年3月，中共大石区委成立后，首先进行发展党员和基层组织建设。在后田村，金贤法、徐亦锁、金学志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后田村支部，金贤法为书记。

金学志老人在断断续续的回忆中，一提及当年借粮的事，就显得十分激动。1947年，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和台属工委书记、临海中心县委书记兼大石区委书记邵明，组织台州各县部分有一定基础的党员骨干和积极分子，成立武装工作队（武工队），进行军事训练，为武装斗争做准备。

大石大部分是山区，素来人多田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这么多人集中在大石，吃饭穿衣等生活必需品的来源一下子紧张起来。经过党组织的发动，许多党员都从家里拿出粮食、现金支持武工队活动，但武工队员还是经常食不果腹。金学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金学志的兄弟金学贵开有染坊，所以家中条件还算宽裕。为了解决武工队员的口粮，金学志一方面让10余名武工队员以雇工名义到他家吃饭，一方面筹来300斤稻谷，由岭下村党员金祖品等加工成米，同党员金正山一起送至武工队驻地，暂解武工队的燃眉之急。党组织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写了借条交给金学志，告诉他，你在革命斗争的困难时刻无私支援革命，将来全国解放了，一定归还给你。据老人的儿子回忆，解放后，民政部门根据借条，偿还了粮款。

现在，金学志老人儿孙满堂，自己还享受着政府给予的高龄补贴照顾，饮食起居都有人细心护理。他在家颐养天年，其乐融融。第7章周永广反袁抗暴白鹤殿二五减租

过了河头镇驻地河头村，沿着大青线往东，在路的北侧三四百米远的地方，一座形似覆斗的小山赫然呈现，让人眼前一亮。小山大约五六十米高，山顶看上去十分平坦，尽管背后有3座高山——猴山、金钟山和大青山挺立，但它的气势依旧雄浑坦荡。因为以前在山顶有一座白鹤殿，所以小山被当地人称为白鹤殿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白鹤殿山在当地还是很有名气的。传说以前有人请风水先生在羊岩地方选了一块坟地。在挖“金井”时，风水先生嘱咐说，挖到有一层石子时不能再挖。结果，挖掘者不慎，一锄下去，竟挖出3只白鹤，一死两伤。受伤的白鹤一只飞到天台，一只飞到此处，于是，在临海和天台就各有了一个以白鹤命名的地方。

这美丽的传说反映了台州民间对“白鹤大帝”的信仰。在台州一带，民间多供奉“白鹤崇和大帝”作为当地的保护神，至今河头镇还保存了多处与“白鹤大帝”相关的古建筑。据《民国台州府志》记载，东汉时方士赵炳法术高强，善于治病，到章安后，深得百姓的信服和拥戴，却遭地方统治者杀害。为纪念赵炳，百姓自发为他立祠，奉为白鹤大帝。随着信仰和崇拜的不断加深，赵炳成了浙闽一带的民间保护神。

顺着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山，山路两边是勤劳的村民开辟出来的梯田，种着茶树。到了山顶，果然十分平整，面积足有2000多平方米，是个集会的好地方。山顶原有的白鹤殿已不复存在，所能找到的只有一口水井，和井边散落着的一些雕花构件的碎片。知情者说这口井原来就在殿的旁边。从光滑的石井圈口往下看，还能辨别出石块垒砌的井壁基本完好，井底一汪浅浅的清泉倒映出一圈溜圆的天空，似乎在向人们诉说曾经的岁月。

在当地人的记忆里，白鹤殿山平整的山顶上从来也没平静过。100多年前，这里就发生过反袁抗暴的“小老周乱”；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举行过大石地区千人减租大会。解放后，山顶上办过速成学校，后来又长期是大石中学所在地。现在，村民自筹资金在山顶修建馥泉院，主体建筑已经初显轮廓。

100多年前的“小老周乱”指的是天台人周永广劫富济贫、抗暴安民那段历史。周永广幼年习武，成年后为泥水匠，技艺出众，人称“小老周”。传说天台城西麻车王溪岸石磡，屡筑屡崩，经他手砌后，近百年稳固如初，民间传为美谈。

因不堪地主、大姓欺凌，周永广揭竿而起，带领一支农民队伍在大盘山周围劫富济贫。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谋攻江宁（南京），设立“台州先锋营”，招募革命志士。周永广带领队伍投奔革命党，在光复南京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不料光复后的台州府仍由清代官府的原套人马当权，污蔑周永广的队伍是强盗，不准他革命，还派军队攻打他。1913年二次革命兴起，黄兴组织讨袁军，周永广率部响应，被黄兴任命为浙东讨袁军总司令。他在仙居、嵊县、临海、东阳、温州等地联络义民首领，高举写有“黄兴有令”四个大字的旗帜，开展反袁斗争。

在袁世凯的暴力镇压下，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周永广在台州境内继续进行反袁斗争。他高举抗暴大旗，几次来到白鹤殿山休整扩军。他的主张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大石一批民众参加了他领导的抗暴军。

周永广率部在浙江中部一带攻城杀敌，屡建战功：他攻克皤滩哨所，又伏兵于吕前渡，形成口袋阵势，全歼北洋政府金华援兵200余人，击毙统领董道胜；他率千余民军包围仙居县城，与守敌激战两昼夜；他设计攻入东阳县城，占领县衙，使天台、仙居、东阳、永康、缙云、新昌、嵊县等县的知事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浙江省民政厅长屈映光发出缉捕令，以重金悬赏缉拿周永广，袁世凯也颁布万元大洋悬赏令。在北洋政府的全面剿杀下，周永广的抗暴军最终兵败临海。周永广的抗暴斗争也被诬称为“小老周乱”。在险恶的形势下，周永广并不气馁，他决定去日本购买军火，并求教于孙中山先生。当他返国准备再举义旗时，因叛徒出卖，在青岛被捕转解杭州被害。

周永广虽然被害，但大石人民的反抗精神却没有消失。1930年，因不堪忍受国民政府当局的残酷压迫，临海西乡发生农民武装暴动，大石金玉堂也带领农民起来响应。在当局的离间瓦解和武装镇压下，西乡农民暴动惨遭失败。金玉堂也不得不解散了农民军。贫苦农民依旧少田缺地，受到地主的重重盘剥。

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中共临海县委书记周振东和县委委员褚尚士来到北区，一面向群众宣传抗日，一面建立党组织。在北区的仙人、岩坑等村推行二五减租，保护佃户的利益，得到了大佃农和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

为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北区党组织从当地农民最迫切的温饱问题着手，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提高农民的抗战热情和信心。这一深得民心的举动却遭到反动势力的百般阻挠。国民党河头乡乡长就公开扬言：“凡是我管辖的地方，谷租一粒也不能减。”并威吓说：“谁要我减租减息，谁就是私通共产党，当心他的‘六斤四’（指脑袋）。”

在中共北区区委的领导下，中共岭下支部书记金鹤鸣、起元小学校长金子周和后田村农民应梅兴等人，经过商量，参照国民政府对二五减租的有关规定，拟写了《二五减租布告》，四处张贴，大造舆论；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大石洋各村进行调查研究。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在岭下、河头、猴山等乡联络40多个村的500多户佃户，联合向各乡政府提出二五减租要求。金鹤鸣、金子周等人还在乡长召开保长会议时，闯入会场与乡长当面交涉，提出减租的要求与标准：一是谷租按二五减，二是麦租全免，三是分种田由原来的三股分改为对半分。接着，由孙晓霞、金子周等撰写诉状，控告河头乡乡长“扣押政府减租文件，仗势欺压平民”。

在作了上述舆论宣传的基础上，1939年11月初，在白鹤殿召开千人减租大会，实际到会的有各乡村佃户代表500多人。大会在应梅兴的主持下，宣布减租条款：即佃户麦租全免，谷租由交100斤，减去25斤，交75斤。佃户代表一致举手赞成。

为保证减租顺利实行，会上成立了大石区农民协会，民主选举上湾村的叶构堂为农会主席。叶构堂当场表示带头实行减租，还把当年已经多收的租谷退还给佃户。

减租大会后，减租行动在北区各乡全面展开。孙晓霞、金中和等人将大会通过的减租办法写成布告四处张贴；宜塘山上也召开了有200余佃户参加的减租大会，整个北区的减租行动轰轰烈烈，贫苦农民纷纷行动。河头下湾村一个地主在乡长指使下极力反对减租，佃户代表就集中到他家，把事先准备好的高帽戴在他的头上，要把他拉出去游街示众。这个地主吓得全身发抖，答应按条款减租，乡长也不敢公开对抗了。

共产党领导的二五减租斗争，是以改善民生为目的的合法的经济斗争，保护与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广大群众通过斗争，感受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的，只有跟着共产党，斗争才能得胜利，因而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

波澜壮阔的历史已经远离我们，站在白鹤殿山山顶举目展望，远处群山绵延，满目苍翠；山脚下的大石洋更是一派旖旎的田园风光，令人目不暇接；在西面山脚下，一座现代化的学校拔地而起，校园里传来阵阵读书声……第8章起元小学传星火岭下妇女建支部

岭下村因地处杭镇岭下而得名。相对左右的玉峰山和百罗山而言，杭镇岭只能算是矮个子了，或许因它镇守着河头镇的北门并指着杭州的方向而得名吧。从岭上俯瞰山麓，在马鞍山脚东面就可以看到岭下村了。岭下村人口之多在大石洋位居第一，分为花塘、下堂、兰桥3个行政村，村民以金姓为多。有说岭下村的金姓原为刘姓，五代时因与吴越国的开国之王钱镠的“镠”同音，为了避讳，便将“刘”的繁体字“劉”中的“金”留作姓氏，后为避战乱，迁居于此。也有说在这个村西北的坟山背有大量的黄金，引来许多淘金者前来寻金，后在此安居，改姓为金。不过到现在还没人在此挖到过黄金。

走到兰桥村口，过了永镇桥，就是文昌阁旧址。文昌阁早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校园。在校园的围墙外可以看到一段20来米长的青砖墙，墙的中段原来有一道大门，现已用砖填塞，大门上方从左到右依稀可辨四个大字“起元小学”。这就是岭下村历史最悠久的学校留下的唯一的实物了。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国人对教育尤为重视，金氏宗族也不例外，耕读传家，教导族人知书达理、明德修身。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金正侯等人依托村口文昌阁，创立“鸿文书院”。嘉庆九年（1804年），金象昭、金巨泉等人筹募学田，扩建校舍，并更名为“鸿文学塾”。宣统二年（1910年），金紫坭、金梅村等人将“鸿文学塾”改为新式学堂，起名为“起元学堂”。1916年，应国民政府的要求，又改为“起元国民学校”，让儿童接受现代教育。1933年，金道明发起筹办“起元完全小学”，校址由村口文昌阁迁到下堂金氏宗祠。1935年，金子周接任校长，学校迁回文昌阁原址。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也是新思想传播的阵地。受进步青年金鹤鸣的影响，金子周在办学中逐渐开放开明，起元小学也由此成为大石地区传播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场所。1936年2月，中共上海组织派共产党员匡亚明经天台党组织的介绍至岭下村，与金焕文、金鹤鸣等人联系，被安排在起元小学，以教员名义开展党的工作。他向学校师生宣传革命道理，开展革命活动。后因金焕文身份暴露，匡亚明返回上海。上海党组织曾先后多次派干部到临海北区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都在当地留下了许多新思想。

1938年9月，天台民众抗日救国团介绍团员袁桂花到起元小学任教，协助金鹤鸣等人开展工作。他们在校内建立民众抗日救国分团，团结进步教师，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国演讲竞赛等活动。同时，利用兰桥、河头两个集市的集市日，上街贴标语、发传单，深入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还开办业余文化学校，吸收民众参加学习，进一步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1938年秋，海门东山中学的共产党员李传鉴受组织指派，到岭下以起元小学为阵地开办夜校，鼓励民众学文化、学政治外，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各村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抗日主张，组织学生演出《铁蹄下》、《放下你的鞭子》、《采花女》等抗日话剧，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党员教师的努力工作，使起元小学的影响逐步扩大，吸引了邻近各乡的学生都来上学。

解放战争时期，临海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活动是从大石地区开始的。1946年6月，四明地区特派员刘清扬派金星、王圣章到台州和浙南括苍山等地联络。他们在临海找到了浙东党组织原先派回台属的林山，并通过林山与台属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7月，浙东党组织将林山的组织关系转至台属，以帮助台属党组织开展工作。夏秋间，许少春约林山到宁海县桑州附近的山岭上见面，重新分配她的工作。林山先在三门县娄坑小学教书，做交通联络工作。农忙假后，党的联络员应为民又送林山到大石岭下村，与中共党员金鹤鸣接上联系。金鹤鸣将林山安排在起元小学，以起元小学教员的身份在岭下村开展党的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林山到岭下后，先在学校内开展党的发展工作，通过与教师的接触和交往，了解教师的情况，对思想倾向进步的教师重点进行考察培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与金鹤鸣一起首先介绍思想进步的校长金子周、教导主任孙晓霞入党，接着，又陆续发展进步教师金丕灿、李淑端、金烈权等入党，并于1947年2月建立中共岭下小学教师支部，林山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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