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正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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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火：邓中夏烈士传试读：
不朽的精神永远的丰碑
罗志军南京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最集中的殉难地。在这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信仰如山，信念如磐。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有近十万人之多，其中留下姓名的就有1519位。他们当中不少人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牺牲时正值青春年华。为了心中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毅然舍弃优厚的生活条件，走上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虽身陷铁窗炼狱却临危不惧、顽强不屈，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今天，人们每每参观雨花台烈士陵园，悼念雨花台烈士群体，都感受到巨大的心灵震撼和精神洗礼。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指出，“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雨花英烈的革命人生辉煌壮丽，雨花英烈的崇高精神高山仰止。江苏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组织创作的这套“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以文学的形式集中讲述何宝珍、邓中夏、恽代英、冷少农、罗登贤、朱克靖等多位雨花英烈的革命故事，为弘扬雨花英烈精神提供了生动教材，为广大党员干部永葆本色提供了精神之“钙”。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要大力继承和弘扬雨花英烈精神，铭记他们催人泪下的英勇事迹、永载史册的不朽功勋，自觉做到信仰、忠诚、为民、担当，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以“两个率先”的崭新业绩告慰雨花英烈的在天之灵。
雨花英烈精神不朽，理想信念之树长青！第一章微火如翅，莘莘学子壮志凌云
青山隐隐，山路弯弯。
1894年10月5日，邓中夏诞生在湖南省宜章县邓家湾村的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里。10月初的湘南，依然暑热相伴。都说七月流火，邓家在流火的季节里又添新丁，自是充满了喜悦。
邓中夏排行老二，按族谱取名邓隆渤，并取乳名隆顺，字仲澥。邓中夏参加革命后，曾用名邓康、邓重远、邓安石，以及笔名美新、大壑，化名施义等。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中，为了方便从事工人运动，他将仲澥取谐音改为中夏，从此，邓中夏领导中国早期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名扬中外。一个追求真理的勃发生命，用夏日如火的激情，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黎明前的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
邓中夏出生在甲午年，是清光绪二十年。这一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影响着中国历史的甲午海战。
邓中夏祖籍河南，祖父邓锡锦在广州府执掌出纳文书。后来因为战乱，邓锡锦一家便离开广州，在粤湘交界的湘南宜章寄居了下来。邓锡锦在宜章乐善好施，广交朋友，赢得了乡民的敬重。祖父厚朴仁义的品质，对邓中夏性格的养成，给予了一定的滋养。
邓中夏的祖母邝氏是宜章白石渡人，她熟读诗书，精巧于女红。十九岁嫁到邓家后，勤俭持家，和善宽厚地和大家相处。在教育子女上，她严格遵照《邓家家训六说》。她认为，把钱财留给子孙，不如把善良的品格传给他们，生活再穷困，都要让孩子读书识理。1913年春，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被委任为衡山县知事，时间不长，到湖南主政的北洋军阀汤芗铭就要提拔邓典谟到省里做事。邝氏知道这件事后，严令儿子到京城去，远离汤芗铭，以免遭其侮辱。孙子邓中夏从湖南高等师范毕业时，邓中夏的继母希望他回到宜章做一名教师，又是邝氏站了出来，要邓中夏跟着父亲到北京去投考北京大学。邝氏高阔的情怀和温润的大爱，成为邓中夏树立远大人生目标的起点。
在书香中成长起来的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十八岁在郴州的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三十二岁在湖南省的会试中又考了个第二名的好成绩。出色的考试成绩让邓典谟取得了较高的人生起点。时间不长，便以盐政使的身份被派到浙江，分管永嘉和长林的盐场。内敛勤勉的邓典谟不仅知道四书五经能给他带来生活的改变，他还知道读书识理，生活才有希望。在盐场不几年，稍稍积累了一点财富，他便回到宜章，在县城创办了县立阖邑高等小学，让宜章的后生们经受一定的教育。后来，他还出任了郴郡六城联立中学校长、衡山县知事、湖南省议会议员、北洋政府国务院铨叙局主事、南京政府行政院书记官等职。
邓典谟一生为官谨慎，两袖清风，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著书立说之中。不仅编著有32卷本的《宜章县志》，还著有《庸庵自述》、《庸庵诗文集》、《论语会通》、《俗语考》等。父亲积极进取、力争上游的人生态度和鸡鸣而起、焚膏继晷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对邓中夏影响很大。在邓中夏就义十三年之后的1946年，七十二岁的邓典谟因病在宜章去世。
邓中夏的生母欧庚翠，是宜章瑶岗仙人，美丽聪颖，善良贤淑，不仅通晓诗词歌赋书法计算，还做得一手好的针线活，十六岁嫁到邓家，到二十六岁时因瘟疫离世，十年的时间，为邓家留下隆泮、隆渤、隆潜、怀顺三子一女。在母亲的怀抱中，邓中夏和哥哥及弟弟妹妹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邓中夏的继母廖彩德是湖南郴县廖家湾人。1901年刚满二十岁就嫁到了邓家。为邓典谟生下两个儿子，取名为隆濎、隆渭。廖彩德1956年还被评为全国手工艺劳动模范，在赴京参加全国群英会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握着国家领导人的手，听着浓浓的湖南乡音，廖彩德可谓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老人家后来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供养，在北京颐养天年。
邓中夏兄妹六人，长兄邓隆泮在郴郡六城联立中学毕业后，曾任宜章县劝学所所长和近城高等小学的校长。1919年因为苦读过度，得肺结核咳血在随父亲赴京医治时在衡阳病逝，年仅二十七岁。小弟邓隆渭在县立小学毕业后，随父亲来到南京，在东方中学读书。1936年邓中夏英勇就义三年后，邓隆渭才随父亲离开南京回到老家，先后担任了宜章县章水乡所乡长以及县参议员、近城小学校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遵从父命，在太平乡毅然举起自卫队的抗日大旗，团结乡亲，在宜章率先成立抗日武装。1949年初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成为一名革命战士。
邓中夏出生的这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屈辱而惨痛的一页。
1894年7月25日，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一轮惨白的太阳，露出凶残的狰狞的面目。这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此炮轰中国海军舰船“济远”号和“高升”号，“高升”舰被击沉，舰上的七百多名官兵壮烈殉国。丰岛海战的爆发，拉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1895年1月20日，在日本联合舰队二十五艘军舰、十六艘鱼雷艇的护卫下，以大山岩为司令官的日军两万人，偷袭威海卫炮台，在山东荣成登陆。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已经尽伤元气，加上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害怕被日军反击，提出所谓“保船制敌”和“避敌保船”的避战求和的作战思想，将水师全军隐藏在威海卫的避风港中，而拱手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白白送给了日军，遭到陆上和水上四面包围的北洋水师，清军陆上防卫阻击失利。2月2日，威海卫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就在这年的4月17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中国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在邓中夏的童年生活中，中国不仅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还发生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事情。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一千三百多名在北京会试的举人在松筠庵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政府拒绝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
1898年戊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在中南海瀛台幽禁光绪皇帝，并假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开始垂帘听政。一个星期后的28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人于北京菜市口被问斩。临刑前，谭嗣同写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绝命词。戊戌变法在六君子的扼腕叹息中宣告失败。
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就在次年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抵御英、美、奥、意、俄、法、德、日八国联军进驻北京之后，6月16日，清政府向西方列强宣战。大沽炮台被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惨遭血洗，北京全城沦陷。在烧杀抢掠中，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罪己诏”，向列强政府赔礼致歉。
也在这一年，在湘南宜章的小山村里，在祖母和母亲的熏陶下，六岁的邓中夏跟着大他两岁的哥哥开始识字，开始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
第二年的春天转眼到来。朗朗的读书声，伴着山雀的叫声和潺潺的山溪的流水声，成为春天里的邓家湾邓氏私塾“增经门学”的一道风景。天资聪颖的邓中夏在塾师吴让三先生的教导下，开始了《三字经》、《千字文》的诵读和抄习。为了帮助其他顽皮的同学，每天放学之后，他总是把家里的煤油灯罩擦得通明透亮，好在晚饭之后喊来小伙伴们一起温习白天的功课，哪位同学缺笔少墨了，他也会慷慨地让出自己用的笔墨。第二天早上，他晨起后的读书声，成为父母无尽的安慰。
就在邓中夏入私塾读书不久，母亲欧庚翠在一场瘟疫中撇下他们兄妹四人离世而去。
父亲邓典谟为了不让孩子缺失母爱，到了年底，将廖彩德娶到邓家。继母廖彩德出身大户人家，嫁到邓家后，她对欧氏所生子女却另眼相待。她见邓中夏有尿床的习惯，就让邓中夏和家里的长工邓玉思一起吃住。在和邓玉思的一起生活中，邓中夏时常让邓玉思给他讲故事，还跟着邓玉思学会了一些农活儿。直到考取了宜章县高等小学堂，在几年的时间里，邓中夏和邓玉思的共同生活让他了解了更多农民的疾苦，心中也就此萌发了仇恨不平世事的种子。
邓中夏入私塾学习后，在父亲邓典谟出外游学期间，在外经商回乡定居的祖父总是将邓中夏带在身边，跟他讲外面的故事，还跟他讲一些名人轶事。只是在邓中夏八岁时，六十岁的祖父便因病去世。祖父跟他讲的一些古今名人，成为了他以后照亮自己的生活的光焰。
在读私塾中，让邓中夏感兴趣的，还有和小伙伴们观察蚂蚁搬家的游戏。他和同学们看着小蚂蚁排着长队，有组织地在忙碌中搬运着比它们大得多的东西，感到非常惊讶，他对小蚂蚁团结协作的精神印象非常深刻，他还天真顽皮地说，小蚂蚁都能搬得动比它们大那么多的东西，小伙伴们要是能像它们那样，村子后面的那座小山就也能搬走。
邓中夏十一岁那年，懵懵懂懂地从父亲那里听到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的消息。后来，长大以后的邓中夏知道了中国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知道了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黄兴是同盟会的执行部庶务。
1907年，父亲邓典谟看到私塾课程和教学已经不能满足邓中夏的求知欲望，于是就把他送到离家不远的樟桥小学去读书。
在樟桥小学读书的第二年，邓中夏受父亲和继母之命，十四岁便和大他两岁的杨怀贤完成了一桩封建包办婚姻。这件婚姻说来也是荒唐。邓中夏转学到樟桥小学这一年，父母原本是将杨怀贤许配给哥哥隆泮的，结婚之后，听说隆泮和她属相相克，便又易配给了邓中夏。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里，父母之命不可违，这段没有感情没有爱的婚姻给邓中夏带来无尽烦恼。直到1921年邓中夏读完北大参加革命回到长沙时，特意给杨怀贤带了一部织袜机，解决了她的生活之忧，让她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并和她解除了婚姻关系。
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年春天，邓中夏从樟桥小学转学到宜章县立高等小学插班学习。
同是在这年春天的广州黄花岗，在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领一百二十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七十二名烈士牺牲在黄花岗，黄兴负伤后逃亡香港，起义以失败告终。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10月22日，三湘国民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在湖南的反动统治，并宣告全省独立。
革命的风暴吹到了湘南宜章，让年轻的邓中夏的心激动不已。面对澎湃的革命浪潮，邓中夏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他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各种新书和进步报刊，热血奔涌地要为乡民为国家做一番事业。看到儿子如此激进的思想，邓典谟心里似乎感觉到儿子将来是要和社会逆行的，他想，隆渤这孩子，将来恐怕不是家里的人了。
知子莫若父。邓典谟想的没有错。端午节那天，邓中夏和同学张楚、陈宪章依照桃园三结义的样子，在县郊的艮岩内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兄弟，依照年龄大小，张楚为大哥，邓中夏为小弟。在歃血宣誓时，他们立志发奋学习，将来为国家做一番有益的事情。
1913年，邓中夏以“最优等第一名”的成绩考进郴县联合中学。在那时，宜章县还没有中学，临近的郴县也仅有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联合中学。宜章的许多同学报考教会学校，但邓中夏却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在教会学校读书，看起来很新鲜，但那种西式教育，是为洋人服务的，这样的教育有什么好呢？
在联合中学读书时，强烈的爱国思想让邓中夏深刻领悟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激进思想，也让他抱定了读书可以救国的远大志向。他刻苦用功地学习，不仅让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年级的前三名，还时常得到免交学费的嘉奖。
在郴州联合中学读书时，邓中夏发起并组织成立了“宜章旅郴同学会”，并担任总干事。同学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宜章兴利去弊，改造旧社会”。对于每位同学每年交来两元的活动会费，邓中夏决定用来创办会刊，介绍新知识、新思想，以启迪宜章乡亲的觉悟，清扫宜章腐朽闭塞的风气。
激进的思潮像一江春水在邓中夏心中激荡着。他知道，他的心中已经不能驻留封建的陈腐的风气。郴县中学的教员中，封建迂腐的老学究居多，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教学方法已经和邓中夏形成了不可言状的对立，这让邓中夏对学校的教员越来越感到不满。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去，这样的声音像山涧的激流，撞击着他焦急苦闷的内心。他决定离开城县中学，离开湘南，到省会长沙去学习新知。
1915年6月，湖南省高等师范学堂招生的消息传到郴县后，邓中夏决定中断在郴县联合中学的学业，报考这个学校。他借了哥哥邓隆泮的中学毕业证书，由宜章县出具证明，改名“邓康”，经学校保送后，考取了湖南高等师范的文史专科，并被分入乙班。
湖南高等师范设在宋朝著名的岳麓书院旧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对联让这座书院底蕴厚重又朝气勃发。
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后，邓中夏发现这里的教育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激进和新潮。校长吴嘉瑞和教务主任刘宗向是湖南有名的旧派人物，学校循照清末两湖书院旧的教学方法，主要的课程都用古文教材，用文言文讲授。邓中夏不满这种守旧的气氛，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广泛阅读进步书籍，不让青春年华虚度。
在高等师范，学生相聚饮酒赋诗，邓中夏和同学们努力让生命绽放出光彩。同学朱芳圃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和森沉默寡言，终日伏案用功；中夏性情豪爽，喜交游，好谈论，温和中带刚毅之气。由于大家课余饭后常结伴出游，接触多，所以很快就成为亲密的学友。”在学校，邓中夏结识了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和老师，共同的革命志向，让他们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
学校迂腐的教学风气和年轻人中激进的革命思潮反差太大，好在学校教师中，也不乏思想进步的。杨昌济就是其中一位。杨先生先后在英国和日本留学过十年，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回国之后他看到了民不聊生的社会状态和中国政治的腐败，拒绝了官府的聘请，决心为救国和改造社会人才，静下心来专门从事教育事业。
在学校，杨昌济对邓中夏的学业和报效国家的热忱非常赞赏，邓中夏对老师的学识抱负和为人处世也自是非常仰慕。他和蔡和森还经常在星期天到杨先生家里，聆听先生传授新知识，讲解新思想，一起探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探讨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之良策。
在学校里，杨昌济还订阅了多份《青年杂志》，分别送给邓中夏、蔡和森和毛泽东阅读，这对邓中夏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杨昌济家里，邓中夏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杨昌济先生同时在那里授课。
毛泽东是杨先生的最得意的学生，因而常在星期天去杨先生家求教，与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情同兄妹。邓中夏和毛泽东在杨先生家相逢，因为志同道合，内心都十分欣喜，很快两人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在学校，邓中夏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国文，根基非常扎实。他的作文《拟柳子厚零陵郡复乳穴记》、《拟马文潇戒兄子书》、《拟苏东坡游赤壁赋》等，深得国文老师吴獬的赞赏，老师常把他的作文当作范文，在校园里张榜公示。
在课余，邓中夏对一些有新意和有革命精神的好书也是爱不释手。他非常喜欢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对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哲学观点也是非常赞赏。在进步读物中，他最喜爱的是青年革命者陈天华的《猛回头》和邹容的《革命军》，对书中宣传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十分向往。
1915年底，窃取革命成果的袁世凯于12月12日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的帝制复辟，让全国讨袁斗争风起云涌。在云南，蔡锷、唐继尧等将领通电全国各省，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孙中山也发表了《讨袁宣言》，得到了全国上下的积极响应。
在长沙，“船山学社”公开举办了反对袁世凯的研讨会，邀请社会名流莅临会议。邓中夏、蔡和森、毛泽东等热血青年也结伴到小吴门赴会聆听名流们的激情演讲。
就在全国各地讨袁进入了高潮之时，长沙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面对腐朽的社会复杂的时局，在大雪中登岳麓山观赏雪景的邓中夏、张楚、蔡和森触景生情。邓中夏为此写了一首《岳麓山观雪》的诗，抒发心中的情感：
瑞雪菲菲四海扬，亿兆苍生庆丰穰。
爱晚亭旁枫树白，云麓宫外梅花芳。
滚滚洞庭翻冰浪，巍巍衡山换素装。
可恨奸贼改洪宪，日出霜消转瞬忙。
好在这一年邓中夏读到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这本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刊物让他如获至宝，在读这本书时，他深深意识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只有到北京去，才能真正投身到思想革命的洪流之中。第二章晨光渐明，亮起的灯火照亮大地
纷乱的时局过山车一般在中国上演着。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登基，做了“洪宪皇帝”。时间不长，湖南湘西十八县代表在靖县宣布独立，在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率领下誓师讨袁。面对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曾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首届政府国务委员、海军部次长兼北伐军海军总司令，后被袁世凯为笼络任命为海军中将、继之又削夺其兵权改任为教育部次长的汤芗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并亲任都督。在一片讨袁声中，可怜的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于北京。命运多舛的中国就此陷入到军阀割据的混战之中。
国内局势整个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事情在乱局中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都说机会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着，在革命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邓中夏远离故乡、投身革命的机遇也随之到来了。
1916年冬，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作了上任校长后的首次演讲。为了把全国各地品学兼优的优秀青年选拔进北大读书，1917年暑假，他先后主持了三次招生，凡是考试合格的青年不受名额限制，全部予以录取。
此时，邓中夏正好从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课毕业，他随从北京返湘参加湖南省议会会议，并由候补议员递补为议员的父亲邓典谟一起回到了邓家湾。继母看到邓中夏在长沙学成归来，便一心想让他在家乡谋取个中学教员的职位，但是，继母的想法遭到了祖母的坚决反对，祖母希望邓中夏和父亲一起到北京去，报考北京大学。
盛夏8月，邓中夏随父亲来到北京，他首次报考北京大学预料，名落孙山，未被录取。第二次他直接报考了北京大学本科，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国文学门即中国文学系录取。同他一起被录取的，还有后来成为学者的许宝驹、罗庸、罗长亮、杨亮功等人。开学后，他们一起寓居在景山东街西老胡同一号的院子里。
9月21号，邓中夏第一次参加了北京大学新学期的开学典礼。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学者和教授前来学习和应聘任教，使北大呈现出盛况空前的百家争鸣的景象。在这样自由的学术环境中，邓中夏立志高远，不仅在古典文学上狠下功夫，他还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唐代诗人孙樵的《与王秀才书》中各取一句，结成了对联：“清操厉冰雪，赤手缚龙蛇。”以此来抒发内心探索真理和打破旧世界的理想和信念。
北大自由的思想空气，让邓中夏热血沸腾。开学一个月后，他就报名参加了由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的哲学研究会，参与到东西方哲学的研究之中，以开启新的知识。
1918年1月中旬，应蔡元培校长之邀，李大钊在章士钊离职之后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上任后。立即将新知识传播到北大图书馆的每一个空间里。他大量增购中外图书，还增添了宣传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报纸杂志，把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的阵地。一时间，北大图书馆吸引了无数思想解放的追求新文化的青年。
考进了北大之后，邓中夏就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在图书馆，他感受着生活的新知。那些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中外书籍让他爱不释手，尤其是对我国近百年来历史和外国历史的研究，让他看清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军阀割据的中国的现状让他如鲠在喉，让他的内心苦闷而又压抑。
为了排解这不良的情绪，让自己的生活阳光明媚一些，邓中夏成为图书馆的常客。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上发表的李大钊的《今》，一下子就深深感染了他。《今》对热心复古和盲目追求新知的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评，这给了邓中夏很大的震动。于是，他对《新青年》、《建设》、《东方》等宣传新思想的期刊更加关注了。
4月12日，《晨钟报》发表了《生死关头中日交涉》一文，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草案）》一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反对协定的签署，热血青年邓中夏和许德珩、高君宇等同学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因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愤然罢课从日本回国的东京“留日学生救国团”先遣队的李达、阮湘、黄日葵、王希天等人，并把他们安置到湖南会馆，共同商讨斗争对策，让冯国璋、段祺瑞执政府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北京掀起群众性反日爱国高潮。
5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两千多名学生代表，在邓中夏、许德珩、李达、黄日葵的带领下，手持标语，喊着口号，前往新华门的总统府请愿，强烈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山东半岛的主权。学生们围住了总统府的大门，推举出邓中夏、许德珩、李达、王希天、阮湘等八位同学向冯国璋面呈请愿书。
学生的请愿活动迫使冯国璋接见学生。但冯国璋用花言巧语哄骗了学生，邓中夏带着同学们回校上课了。这次请愿尽管失败了，但这次上千人的游行请愿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由此而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邓中夏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在研究总结后得出结论，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有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中国革命才能成功。
在7月10日成立的“大中华民国学生救国会”上，邓中夏被推选负责筹办会刊《国民》杂志。
这年夏天，杨昌济应蔡元培邀请，也从长沙来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毛泽东与赴法勤工俭学的罗学瓒、张昆弟、萧子升等也来到北京，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就吉安所左巷七号的一个四合院里。
毛泽东他们住的地方和邓中夏住的西老胡同相隔不远，这样，邓中夏和毛泽东等同学便经常见面，一起进行社会调查，探讨中国社会改造的问题。
经杨昌济向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管理员，由此一来，邓中夏和毛泽东接触得就更加密切了，他们两人经常到鼓楼后面的豆腐池胡同九号去看望杨昌济先生，看到成长起来的有着理想抱负的两个学生，杨昌济心里非常高兴。他们一起研讨有关布尔什维克问题的文章，讨论中国未来的走向。
年底，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杂志在北京创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自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
邓中夏在北京大学上学的第一年，就迅速地把他救国的想法付诸为行动，在北大，他寻找到革命的道路，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1919年新年伊始，《国民》杂志创刊号在北京出版。这是一本由学界青年创办的发表青年言论的刊物，蔡元培校长为表达对这本杂志的支持，亲自为创刊号撰写了序言，并提出了正确、纯洁、博大等办刊要求，希望杂志不要让一些无聊的文章占据篇幅，更不要提倡极端利己主义的言辞。
在创刊号的封面上，刊登了画家徐悲鸿的一幅作品：一个青年用凝重的神情眺望远方，眼神坚定而充满希望，表现了新一代青年对人生命运和国家命运的无限神往。《国民》杂志主编是陈钟凡和黄健中，由于他们忙于毕业考试，刊物的编务工作就由邓中夏、许德珩承担了下来。作为杂志的编辑干事，邓中夏不仅负责主打栏目“国内外大事”文章的撰写，还要对国内外大事进行书评。
杂志在创刊之初每月一期，到了4月就出版了四期，邓中夏以“大壑”的笔名，发表了《中日新交涉》、《国防军之成立》、《国防军与日本》、《欧洲和议吾国委员之派遣》、《内阁委员》等八篇文章，辛辣的文字，犀利的笔锋，系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北洋军阀政府，操控我国军事、财政大权，侵占中国领土企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深刻揭露了北洋政府为扩张势力而不惜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在强烈要求废除中日密约中，努力让国民认清北洋政府的政治本质。
邓中夏直面社会的批判文章，让青年学生备受鼓舞，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社会时局包括巴黎和会的关注，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为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黎明前的黑暗中，一缕微弱的灯火，亮在中国的大地上。
编辑《国民》杂志让邓中夏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杂志虽然能对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但却不能唤醒整个国民的救国运动，中国当下，最应该普及的，是国民教育。
其实早在办刊之前，邓中夏就和几个同学在北京大学办了校役夜班，教一些工人和不识字的社会底层的人识字，在给他们进行脱盲教育的同时，向他们传播救国的理想。
每次在校役夜班，从拥挤的屋子里的每一个人的眼神里，邓中夏都能感受到那让他激动的灼人的光。第三章春潮澎湃，鸽哨划破低沉的天空
为着这黑暗中的光，邓中夏开始了新的行动。
1919年3月23日上午，邓中夏发起创办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举行成立会议，到会代表三十五人。会上选举邓中夏、廖书仓为总干事，罗家伦、康白情为编辑干事，周炳琳为文牍干事。
讲演团的成立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他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
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皎月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演讲为方法。兹登其征集团员启事与简章于后。
蔡元培校长的启事只有寥寥数言，但却深深影响了北大校园里的进步学生。这是校长对学生积极融入社会活动的肯定，也是对学生的关爱和保护，让讲演团合理合法。
有了校长的支持，讲演团的日常活动在邓中夏的具体安排下便有序开展起来。
3月27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将一张函件报到京师警察厅：
本校平民教育讲演团，现定于春假后每逢星期日，在京中各相当地点，由团员中择人分别演讲。本校现特具函报告京师警察厅，请其转饬各区查照矣。
3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布了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启事，公布了四十一名讲演团分组成员的名单：第一组主任王光祈，讲演员张国焘等九人；第二组主任陈宝锷，讲演员鲁士毅等九人；第三组主任朱一鹗，讲演员周长宪等九人。邓中夏和许宝驹等九人被分在第二组。
为把讲演团工作做细做实，邓中夏在30日特意主持召开了讲演团干事及各讲演组组长会议，共同商讨外出演讲事宜。会上决定：
定于四月一日至五日在东便门内蟠桃宫讲演，每日午后一时开讲，场内有本团干事招待并备茶水。除本团团员按日到场讲演外，教职员同学中有愿莅临讲演者，亦有所欢迎。
4月1日讲演当天，《国民》杂志第1卷第4期出版。在这一期刊物上，发表了邓中夏以“大壑”笔名发表的《和平会议之经过》和《铁路统一问题》两篇文章。邓中夏还在另一篇以“记者”身份署名的《记者答夏敬观》中写道：“至谓人类之大问题为平等、自由、向上三者之如何调和，则明示同人以立言之方针，而恳恳诲迪之意溢于言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立，让邓中夏一下子忙碌了起来。
首先，他利用北京大学放春假，组织二十五名讲演团成员在东便门内蟠桃宫庙会上连续进行了三天的演讲。每天吃过午饭，讲演团团员们便三五人一组，举着小旗，敲着铜锣，到人多的地方去。他们讲演的题目和国民的生活有关，也涉及社会的改良，像《平民教育之意义》、《如何求幸福》、《勤劳与知识》、《大家都受教育》、《赌博之害》、《做一件事当一件事》、《改良家庭》、《公德》、《念书的利益》、《人生之要素》、《空气》、《我和大家的关系》等。在庙会上邓中夏，作了题为《家庭制度》的演讲。由于同学们的演讲的内容十分丰富，也贴近生活，因而深受大家的欢迎。
在东便门的讲演，大大激发了讲演团成员的热情，稍作调整，邓中夏便率领讲演团成员于4月27日下午1时来到地安门外的护国寺继续举行演讲。这次讲演的题目有：《互相帮助》、《头彩十万元》、《国家思想》、《交友之益》、《什么是国家》、《寄生虫》、《为什么女子要守节》等。从讲演的题目中可以看出，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就在讲演活动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的时候，4月30日巴黎和会议定关于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的条款，让青年学生义愤填膺。
5月2日，得到消息的邓中夏和许德珩召集《国民》杂志社的所有人员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办法。在会上，邓中夏和许德珩临时提议的以《国民》杂志名义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于3日晚在法科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并邀请高等师范、工专、农专、法专等十三所大中学校代表一起参加。
大会于5月3日晚7时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如期举行。邓中夏以《国民》杂志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负责人的身份和许德珩、廖书仓一起主持了大会。蔡元培校长不仅亲临大会，还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整个经过，他在讲话中说：“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在大会上，邓中夏也进行了发言，他说：“我们要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要求政府不要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
大会高潮渐起，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壮的一幕出现了，北大法科的学生谢绍敏在会场上咬破了自己的中指，在撕下的白色衣襟上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字。鲜血印在白色的布块上，就像一团火燃烧在黑夜中，是那般的扎眼。
会上作出了四条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不签字；三、通电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这四条决定又像一团火在会场上燃烧开来。
为了游行的成功，很多学生当场就慷慨地进行了捐赠，在口号和声讨的声浪中，银圆、钞票、铜板以及手表、戒指、帽子像突然下起的雨点被掷到了台上，学生们的热情达到了沸点，热浪仿佛要将会堂的屋顶掀翻。
大会一直开到了深夜一点多钟。散会后，邓中夏走出会场，在夜的繁星下，他呼吸着早春清凉的空气，一点睡意都没有。他被同学们爱国的热情感动着。
作为第二天游行活动的组织者，邓中夏和许德珩等人在这个夜晚有太多的事情要准备。他们忙碌地在校园里跑来跑去，一起拟定着标语的内容，起草通电稿，并联系其他各校，筹划和制定游行路线，彻夜未眠。
5月4日，这一天注定要被载入中国近代史的史册。
上午，一夜没合眼的邓中夏和各校代表一起，出席了在政法专门学校召开的会议，早会形成了五条决议：
一、拍电国内外；二、唤醒各地国人；三、预备七日的国民大会；四、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五、本日下午大家进行游行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
下午1时，邓中夏、许德珩等人率领着北京大学参加游行的学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在行进途中，学生们举着“还我青岛”、“打倒卖国贼”等标语的小旗子，喊着口号，群情激奋。游行队伍走了一半的路途时，遭到了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带领的军警的阻拦。邓中夏和黄日葵等同学迎上前去，据理力争，说得阻拦的军警们往后让步。
当北大同学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北京的其他十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也都齐聚在了这里，在天安门前金水桥的桥南，将白色的旗帜竖立在那里，迎风招展。
在天安门游行集会上，由北京大学起草的《北京学界宣言》获得通过：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领土的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各公使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啊！
国家的主权，寄希望于别的国家来主持正义，学生们以年轻人的纯洁和天真，记录着中国的悲哀。“取消二十一条！”“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同学们的口号声，响彻在天安门的上空。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到达了赵家楼。
赵家楼是老北京的一条老胡同，位于长安街东端之北，集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和交通银行总理等职务于一身的曹汝霖的公馆就位于此。
在赵家楼，邓中夏灵机一动，决定带着同学们去曹公馆声讨曹汝霖。有意思的是，那天驻日公使章宗祥也在曹宅。愤怒的学生冲进宅院，痛打了章宗祥，还一把火烧了赵家楼。
听说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兵统领李长泰率领大批军警赶了过来，逮捕游行示威的三十二名北大学生，许德珩也在其中之列。
同学们被抓之后，邓中夏当晚就主持召开了学生社团负责人会议，商讨营救被逮捕的北大学生。会上，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组织领导全校学生与北洋政府进行交涉和斗争。干事会分工严密，其中分设总务、文书、交际、纠察、讲演等股，邓中夏和黄日葵是文书股的负责人，日常负责对外的宣传联络和《五七》小报的出版。
参加完会议，邓中夏心情特别的沉重，面对静寂的黑夜，他思绪万千，一个激昂的情感在心中翻腾着。他拿起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
兄弟姐妹们啊，我们开门呢，不开门呢？
刀山剑树的那头，便是我们朝朝希冀的地带——光明和愉悦的地带，兄弟姐妹们啊，我们去呢，不去呢？毋须回答。
外交的失败，学生的被捕，让北大学生无心上课。
5月5日，在北大学生干事会的号召下，声援、请愿、罢课活动已经全部展开，他们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取消“二十一条”，撤销曹汝霖、章宗祥及货币局总裁陆宗舆等卖国贼的职务。
下午3时，邓中夏出席了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全市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联合会会址就设在北大第二院。学联分为评议、干事两个部，评议部负责议决事项，每个学校出两个人担任评议员，干事部负责执行议案，由北大学生干事会代使职权。邓中夏与理科学生高君宇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参加了学联，邓中夏还被推选为学联干事会宣传股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学联的总务干事。
在社会的声援和学生游行抗议中，5月7日，被逮捕的学生终于被释放了出来。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北京大学全体学生为被释放的本校二十名同学举行了欢迎大会。二十名同学被全校学生英雄般的迎进广场，分别站在事先准备好的五张大桌子上和同学们见面。蔡元培校长也来到会场，对被拘捕的学生们表示了安慰和勉励。
在5月4日的游行示威运动中，邓中夏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气节，始终站在斗争的前沿，参与和领导着北京和全国的学生进行反帝爱国的运动。
被拘捕的学生释放了，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誓死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热情并没有退去。
随着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学联活动的开展，邓中夏更加繁忙了起来。他一边设法通过电报、函件的形式，将北京五四运动详情传到湖南衡阳，希望得到他们的声援。他一边率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分东西南北四个组在北京继续进行演讲，一边宣读和散发抵制日货的宣言和传单，进行策划全市的总罢课活动。
5月下旬，邓中夏决定南下湖南，发动家乡父老参加到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中来。在途经保定时，他和保定的学生代表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并对保定学生代表积极准备全市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事宜提供了积极的建议。
5月23日，邓中夏一路风尘，赶到了长沙。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在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住了下来。
听了邓中夏关于北京五四运动的报告和关于希望湖南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发动湖南学生组织联合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建议，毛泽东非常赞同，连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后山操场上召开了新民学会会员参加的会议，决定25日上午在楚怡小学召开大会，请从北京赶来的邓中夏报告五四运动的经过。
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如期举行。经毛泽东介绍，邓中夏与湖南第一师范的蒋竹如，湖南商专的易礼容、彭璜，湖南工专的柳敏，湘雅医学校的李振鹏，周南女校的魏碧、劳启荣等二十多个学生代表见面。在会上，邓中夏详细报告了北京五四运动的经过，希望北京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能够得到湖南学生的声援和支持，只有共同战斗，才能实现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邓中夏的提议下，参加会议的湖南长沙各校代表们当即作出了三条决议：
1.成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
2.向全体学生传达北京学联代表的报告；
3.俟省学联正式成立后，即实行同盟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
5月2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同一日，全省学校总罢课也宣布开始。
湖南串联大功告成，邓中夏和毛泽东、何叔衡匆匆告别。因为，在北京好多的事情要等着他去做。月底，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前半部分的《国民》杂志要回去发行，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演讲活动也要等着他回来安排。
在邓中夏的率领下，6月3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前门箭楼下用桌子达成了演讲台，遭到了军警的驱赶、殴打和抓捕。
听到邓中夏和同学们被捕的消息，第二天，全市两千多名学生上街进行演讲宣传，先后有一百七十多人遭到逮捕；到了第三天，共有一千多人被抓进了监狱。原有的监狱已经关押不下被抓的学生，军警竟然把北河沿法科北大三院给包围了起来，当作临时监狱关押学生。
即便在监狱，邓中夏也毫不畏惧，他向看押他们的军警们讲学生们爱国的行动，讲政府的腐败无能，讲国家的的危急和民族的存亡。报国的热忱和理想在他的心中激昂着，一团团火焰在他的心中燃烧着。
这次对学生的大抓捕震惊了全国，在全国人民一致的强烈反对下，6月10号，民国总统徐世昌迫于压力，只好免除了曹汝霖、张宗昌、陆宗舆的职务，释放了被捕同学。
被关押了一个星期的邓中夏回到了学校，回到了同学们的中间。
回校不久，受北京学联的委派，邓中夏就从北京来到上海，发动上海学生筹备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带着如此重大的任务，邓中夏心中激情澎湃，他知道，从北京开始的学潮就要火焰一般在全国燃烧起来了。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东旅社宣布正式成立。来自北京学联的许德珩、黄日葵、段锡朋等十一个同学参加了成立大会。会议前后开了三天。在18日的大会选举上，北京代表段锡朋被选举为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被选举为副会长。忙碌的邓中夏，统一领导着全国学生运动，成为五四运动中很有威望的学生领袖之一。
在全国民众的强大压力下，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中，在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下，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
在天安门上空，一群鸽子在盘旋着，鸽哨划破低沉的天色，是那般的尖利而又明亮。第四章火烧原野，憧憬美好的新生活
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民主和科学打开了一扇窗，也在邓中夏心中播撒进革命的火种。热情、激昂、坚韧、阳光，对于一个在追寻着理想的年轻人来说，邓中夏无疑像暗夜里的赶路人，尽管内心也充盈着压抑、苦闷和彷徨，但倔强的性情让他为着那远方的光亮不顾一切地向前奔去。
7月下旬，北京大学放暑假，邓中夏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邓家湾。在回老家之前，邓中夏在学校收到了毛泽东在长沙主编的《湘江评论》，他把杂志分发给同学后，才回到家乡。
夏天的邓家湾闷热潮湿。这次回来。除了看望家人，邓中夏还要向乡亲们宣传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一次，他在村前的“亮公祠”召集全村的父老开会，当时就有乡亲提问，问他将来大学毕业后怎么样回报家乡，怎么样回报父老乡亲。
邓中夏说：“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决不当官。我要联合社会各界同志，努力和创造，做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都能过上富裕的日子。我的目的是为广大群众谋福利，绝不为个人自私自利，单独发财。”
母校宜章县立高等小学教员李文香听说邓中夏从北京回来了，还在老家和乡亲们讲北京学潮的情况，特地从县城赶到邓家湾，邀请邓中夏到他们的学校，也给他们讲讲学潮的情况。
回到母校，邓中夏自是非常激动，这里的一草一木，留意他童年的记忆。他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演讲，在学校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给死气沉沉的校园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在老家，在母校，邓中夏看到乡亲们在他的演讲中眼睛变亮了，心里也仿佛有火在燃烧，更加坚定了他的投身学潮投身革命的选择。此刻他的内心也像被瓦片激起涟漪的宽阔的湖面，生发出暖暖的感觉。
在老家度完暑假回到北大，邓中夏得知他被蔡元培和胡适先生选中，由上海买办资本家、棉纱大王穆藕初资助，让他出国留学。听到消息，邓中夏一口拒绝了校长和先生的有意栽培。面对中国前途之忧虑和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他的心此刻就像一团燃烧着的火，他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他不能让自己的事业半途而废。
他说：“留学有什么意思，不就是搞个招牌回来做官吗？要做学问，自己在国内也可以做，不一定非要出国。再说，我根本就不用他们的钱！”
根本就不用他们的钱。此刻，邓中夏已经从一个激情勃发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革命青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已经从他的言行上显现出端倪。
就在邓中夏从宜章返回北京不几天，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并制定了研究会的章程。他们提出的问题研究，是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劳动等问题的研究，他们的视野，已经超越于中国社会本身。
面对在全国燃烧起来的烈火，李大钊也是满怀希望，他在《少年中国》月刊一卷三期上发表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感慨地说：“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的改造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的运动，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
9月17日，被拘押了将近一百天的北京大学文科教授陈独秀出狱。陈独秀是6月11日在声援邓中夏等一千多名学生被捕时而遭逮捕的。当时，陈独秀爬到了北京新世界的楼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为营救陈独秀，北京学联特致电京师警察厅，要求释放陈独秀。
新的学期开始了，邓中夏也把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他署名“邓康”写了一篇《实行新生活》的文章，油印成传单后全校散发。《实行新生活》是邓中夏关于新生活思考的一篇随笔，他在文章中说，要组织一个非商业性的学生公寓，由学生们集体租下一所房屋，本着自愿劳动的原则，不用服务人员，也不要厨师，所有关于采购、炊事、清洁、卫生、跳水、挑粪等等，公寓里一切的杂务，全部由同学们自己认领负责承担，尽量订阅北京包括外省出版的进步的书刊报纸，订阅书报的钱由大家一起分担。
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影响的邓中夏，在他的潜意识的关于社会形态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影子，这些也许就是他投身革命的前奏。
传单刚一散发，立刻得到北大许多同学的响应，罗章龙、杨人杞、马非百、张国焘、吴汝明等十四个同学纷纷报名。新生活为他们描摹出一幅斑斓的画卷，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让自己也成为这个画中人。
为了这新的生活，同学们在东皇城根达教胡同四号租下了一个四合院，他们提着箱子，夹着铺盖卷兴高采烈地从学校宿舍搬到了院子里来。对大家的高涨的热情，邓中夏自是十分的欣喜，但对于新生活的发起人，在欣喜之外，他知道大家要想在一起相处融洽，必须要有制度进行约束。
到底是演讲会和青联的领导，仅仅一个晚上，邓中夏就起草了生活公约和学习公约，并要求同学们都在上面签字。
这么好的一个四合院，住着这么多追求进步的学生，总该给这个院子起一个名字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也说了不少，最后还是邓中夏说话了，他说就叫“曦园”吧，晨曦的曦，不仅给人旭日将出之希望，也让住在院子里的人就像这将要出来的太阳，朝气蓬勃，永远向上。
曦园的生活是快乐的，也是丰富的。能住在一起，靠的是共同的志向。
学生们住在一个院子里，轮流值班，烧饭做菜，洗衣挑水扫地，一切都是自己安排，这般自主的生活新鲜而有趣。
住在一起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的问题。他们的食堂伙食本着个人的经济能力负担费用，可多可少，自愿认定，体现着互济互助的同学情谊。
在集体生活中，大家严格实行“三不”纪律，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要求不要出入娱乐场所、酒楼戏院，同学们要以学业为主，以新道德代替奴役的旧道德，提倡平时多深入附近的工矿、农村及城市的平民窟里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生活。
一个院子，成为了一群年轻人追寻理想，结伴远行的起点。
大家住在一起，所有的事情总是要有人领头的。
邓中夏把大家的基本生活归置好以后，便制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种已经在中国点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关于共产主义论述的文章也已经在中国传播，阅读、学习和交流，是他们共同的心声和意愿。
在学习中，他们有的把导师们重要观点抄在了笔记本上，有的分门别类地把文章做成了剪报。在邓中夏的主持下，曦园还分类组织了几个学习小组，定期召开学习报告会。
为了充分利用好学习时间，邓中夏特地做了一块上面写着“五分钟谈话”的木牌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对邓中夏来说，这是座右铭，也是每时每刻的提醒，他不希望时间在闲谈中荒废掉。
苍茫原野，火一经点燃，在风中就会愈烧愈旺。
10月15日，邓中夏出席了《国民》杂志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大会讨论修改了《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并通过“增进国民人格，研究学术，灌输国民常识，提倡国货”为新的宗旨。
之前，邓中夏参加了在理科校长室召开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二次团员大会，欢送许德珩和陈宝锷赴法国勤工俭学。下午，《国民》杂志社在纪念杂志创刊周年的同时，也举行仪式欢送许德珩和陈宝锷。陈独秀、李大钊等还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邓中夏的日程，每天几乎都有会议安排，他知道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在繁杂的工作中，他情绪激昂，他感到幸福而又满足。
10月23日，在收到毛泽东从湖南寄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后，邓中夏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即刻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邓康启事》，向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予以推荐：“我的朋友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份。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这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刊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之诸君的雅意。”《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指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研究各种问题之先，必须研究各种有关的主义。也就是说，要把主义和问题结合自来，即用开始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当下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研讨的内容和方式，都深合邓中夏之意。
不经意间的观点的切合，表明了以邓中夏、毛泽东等中国青年思想政治上的觉醒。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开始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开始用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逐步明晰起来的理想追求，让两个湖南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12月18日，北京的初冬已经寒气逼人，但前门火车站依然熙熙攘攘，人流如织。
邓中夏和十几个北大湖南籍的同学来到火车站，迎接毛泽东率领的“湖南各界驱张请愿代表团”到达北京。
张敬尧是北洋军阀亲日派皖系段祺瑞的走卒，他乘直系军阀吴佩孚和与直系关系密切的冯玉祥打败湘桂联军之际，率军进驻了湖南，被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省督军兼省长。在湖南，他伙同他的两个弟弟张敬禹、张敬汤施行暴政，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搜刮民财，摧残教育，钳制舆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湖南人民极其痛恨，还编了一句谚语：“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等人到达北京后，被邓中夏安排住在北长街99号福祐寺的后院里。
对湖南学生赴京请愿团的到来，旅京湖南学生会及北京各学校学生代表还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欢迎他们的到来。
住了下来的毛泽东，每隔三五天就要到曦园来一次，和邓中夏、罗章龙联系得最多，一聊就是大半天，政治、社会、经济、道德、学术，以及文学革命、个人修养几乎无所不谈。曦园的莹莹光亮，照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感到生命的意义和美好。
12月27日，在邓中夏的陪同下，李大钊来到湖南驱张代表团的住处，看望全体团员，并和毛泽东、杨开慧等一起座谈。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李大钊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一定要寻找真理的同志，成立扎扎实实地研究革命的团体。临走时，邓中夏还特意将带来的介绍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中文书刊，送给了毛泽东。
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来到。在这一年里，邓中夏经历了太多的事，好在这些事让他认清了时局，也认清了自己将来要走的路，理想的种子发出芽来了，那芽的翅膀，能不在风雨中茁壮？
新的一本日历打开了，邓中夏又长了一岁。二十六岁的他对革命前景充满希望，意气风发又任重道远。
1920年的元旦，邓中夏出席了北京学联在北大召开的湖南旅京学生大会，声援湖南驱张代表团。之前，他和毛泽东、王有德等人座谈，讨论了驱张运动的具体方案。
在毛泽东、邓中夏心里，驱张运动不仅仅是打倒一个军阀，它点燃的将是革命斗争的火焰。
为了驱张运动计划缜密细致，1月18日，邓中夏又与毛泽东、罗章龙、周长宪、匡互生等人在陶然亭聚会，商讨驱张运动下一步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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