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善增
出版社：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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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缪斯伸出金手指试读：
作品简介
正如作家赵长天所说，这本书只是“借用了小说的形式，披了小说的外衣”，所写的“一篇经济学论文”。这部小说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一样又不一样。一样在于它也有人物，有叙事，有情节，而不同点在于，小说的主要篇幅是写一次历时十小时的演讲。演讲者即小说的主要人物“传真”大师，听讲者则主要是五里亭镇上的几位企业家。演讲的主题是针对当前市场日用消费品已基本饱和的情况，主张企业应树立“观念消费”的理念，向文化要财富，向艺术审美要财富，尽力提高产品或服务的文化审美方面的高附加值。当文化传统和艺术女神向经济伸出金手指时，“文化经济学”诞生了。 《金手指》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品以小说的思维方式“小”而“说”之，以更生动、更通俗、更富趣味的语言，着重探讨了中国的企业如何发掘本民族的文化潜质，使企业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作品中的“传真”形式上是在给五里亭镇的几个企业家上课，实质上是给中国的企业家上了一课。以小说的形式和思维阐释理论，这一尝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有助于作者将他的理论观点阐释得更深入，更透彻，更具启迪性。 小说中的“传真”大师在演讲中，常常语出惊人，企业家们也时不时地诘难、质询“大师”，而他们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是读者的疑虑。“传真”大师则以坦荡的胸怀，扎实的学问功底，独特的见解，一次次化解了企业家们的诘难和质询，甚至是刻意设下的圈套。随着演讲的渐入佳境，小说中的各式人物也一个个生动鲜活起来，给读者以难忘的印象。
楔子：真实基于真诚
我是习惯写小说的，但本书所记却是目击实录。然而为了种种缘故，文中又将真实的人名、地名等隐去；并且，依凭回忆，毕竟不能将一字一句、每一细节都一丝不苟地还原，有些地方夹进了主观的感受，或根据行文需要将某些部分重新进行了组合，再加上长期从事小说创作养成的添油加酱的习气，故此我担心本书的真实性会受到影响。虽然我知道，依本书的宗旨，它所要求的真实性是一种高纯度的本质真实，对此而言，可能发生的事也许比确实曾经发生过事情更符合“真实”的要求，但是就我国的国情来说，把小说当作准红头文件来读的时代已经过去，读者把小说认作观察、把握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因而作家也把小说干预生活视作重要使命的状态已成历史陈迹；而且，作为对当时小说狂热的一种反拨，今天的小说在勉力争取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再不敢奢望担负什么“认识生活”的“教育作用”。但是，文学作品的认识、教育作用也是客观存在，大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这种需求，于是，大量的纪实作品涌现出来取代小说这方面的功能。不可避免的，许多纯属虚构的伪纪实作品也应运而生。所以，我在提笔写作之前必须克服一些心理障碍。一方面，我怕被人说将小说伪装成纪实作品，以取得大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怕写得太栩栩如生，被认为是一种虚构的完美，从而影响读者对本书所要传递的重要信息的接受。我甚至想写一本经济类的学术著作，以避免这种叙述上的尴尬处境。
最终，我还是决定以这样一种形式把我的见闻、思考与内心深刻的感受奉献给读者，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只要我的态度是真诚的，读者一定能感受到这种真诚。一切文艺作品，推而广之，可能也包括科学著作，它的真实性，都植根于这种心与心之间真诚的交流。作者与读者，对事物的看法、结论或许不能完全一致，甚至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只要是真诚的交流，都会有助于问题完满的解决，有助于认识不断地深化，有助于世界和谐地发展。
一、一个电话打乱了阿五头的如意算盘
马年春节刚过不久，老同学雷午生就以一辆奔驰，把我拉到了他的家乡五里亭镇。
雷午生，看他的名字，似乎是属马的。据说，他曾经在马路上遇见一个看相算命的，递上来的名片上写着“九华山道教周易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声称能通过名字算命，百发百准。雷午生报上名字，那人便问：“您是不是属马的？”雷午生点点头，这位易经专家就连声说：“这名字好，这名字好！这位先生中年如不大富大贵，您来找我。雷者震也，震卦属东方木，午属火，木生火，是一重生，名字里还有一个生，是生之又生，生生不息。中年当大发，晚年得长生，又荫及子孙。”雷午生被他捧得晕头转向，也忘记了自己的属相，一出手给了那位常务理事一道“壶口瀑布”，还到处广而告之。有位朋友忍不住问他，你怎么属马呢？不属马他这话还对不对呢？雷午生这才恍然。他略愣了一会，说：“一样的，一样的，午就是马，有午等于属马，一样的。”但这以后，就难得听见他提及算命这回事了。
其实，雷午生的名中有“午”，只是跟他在家中排行第五有关，所以他的小名叫阿五头。“五”“午”谐音，父亲就给他取名“午生”。这“午生”也算歪打正着，因为他虽不属马，却是阴历五月出生，阴历五月，恰是午月，与马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他是年不属马月属马。但这一点我一直没跟他说，免得他自我感觉太好。
雷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贯的自我感觉非常好。在中国，自我感觉太好是犯大忌的。《尚书》里就有“谦受益，满招损”的古训，但雷午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却一直受益到如今。所以，比他的自我感觉更好的，是他的命好，命运女神处处眷顾他，给了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足够资本。他虽然在家里排行第五，但上面四个都是女性，他是独养儿子，又是最小的，受到格外的宠爱自不必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初中毕业分配时，上面的姐姐都早已在上海的工厂、机关里工作，任他父母有再大的法道，也不能将他塞进“上工”档子，留在身边，而街道的“上山下乡学习班”与锣鼓队，又敲得他没法安顿在家里吃老米饭，于是，他就报名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去插队落户。别人去千里外插队免不了有生离死别之感，火车汽笛一响，少有不泪水哗哗的，而这位仁兄却始终是笑呵呵的。他带的行李最少。他反过来安慰来送行的同学，我很快就要回来的，春节我一定回来。说这话时，已到了阳历年的12月底。他还说，大串连时，就是没有到过东北，听说长白山的雪景是非常美的，长白山的野山人参很便宜。他那谈笑风生的样子，叫本来怀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阶级感情去送行的同学都嫉妒得心头痒痒的，回家后心情比抱头痛哭过一场更不好。而雷午生却不管别人的心情怎么样，没到除夕，他果然如约出现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别人，他父亲认识的一个铁路上的朋友，正好是跑延边到上海这条线的。这次他回来，不仅全程免票，而且被安排在乘务员的专用车厢里，吃的是乘务员的工作餐，待遇胜过软卧包厢。而他到延边去赏过雪景，把一只小铺盖丢在那里，在大队与小队里分发掉几斤大白兔奶糖，采购了几支野山人参与几斤哈士蟆油回来，就算是镀过了金，从此呆在上海家里做寓公，便再也没人来过问了。过了两年，他父亲想办法把他的户口从延边迁到了家乡，他的身份又变成投亲插队了。投亲插队没多久，他就被上调到县办工厂里当工人，很快就入党提干，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已经是县工业局里的一名科长了。知青大回城，班里的同学，远远近近，未婚已婚，有病没病，差不多都杀回老家来了，唯独他安安心心地呆在家乡不见动静。大家说起这事有些奇怪。有人说，他肯定是中了美人计，脱不了身了。也有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文革中别人都在吃苦头，他是左右逢源，活得挺自在。现在别人时来运转，他恐怕要追悔莫及了。不料在一次同学聚会时见到他，他还是活得那样心安理得，气壮如牛。他说，我也不是什么思想好，做扎根派，我有我的道理。经过文革，我们都成熟了，不再是小青年了，考虑问题也要全面一点、实际一点。现在回上海，能给我干什么？到生产组里去做？什么时候能熬出头？什么时候能给我结婚分房子？我在乡下大小是个科级干部，房子可以分几间。同级工资自然比上海要低，但吃用开销也比上海省得多。文革告诉我，到东到西，只有受穷的百姓，没有穷的官。革命口号再响，做官的好处总比百姓多，否则这革命谁来干？老古话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尾。还有，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大回城是便宜事，所以没好货，我想来想去不眼热。做穷得答答滴的上海人，我宁愿做富得冒油的乡下人。他这一番话，笑里藏刀，把一班回城同学心中好不容易像韭菜一样勃发生长出来的良好感觉、自我陶醉，都割得一干二净。而大家受了他的伤害，还要赔笑脸点头称是，因为他只是说要把握自己，没想要指导别人。
后来他又从机关出来，到乡里去承包了一家企业。现在他可以驾着奔驰到上海来联系业务、探亲访友，足见他事业有成。他多次邀我到他家乡去玩几天，与我长谈长谈。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这一代人，总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成名成家的思想，不像我们的下一代认识彻底，有钱便有一切。他如今有了钱，自然就想出名，想成家，弄个企业家当当。但他又不屑赤裸裸雇个写手来为自己树碑立传，因为他内心认定这样的书是过眼烟云，毫无价值的。他希望我这个写过几年小说的老同学主动提出为他撰文扬名，或者他提出这一希望，而我能欣然同意，这样，他就可以踏实地认定我代表一种社会良知承认了他的价值，使他的生活充满了意义。想到自己被人选为社会良知的代表，我心里不啻有一种满足感，所以，我也想尽量满足他的愿望，何况他是我的中学同学中的难得的成功者，而他的成功，总的来说不是靠权钱交易、靠拍马钻营、靠损人利己得来的，靠的是他的审时度势、外圆内方与坚持不懈。只要他同意我按照他的实际情况略加提升、稍作无伤大雅的包装，而不是浓彩重抹、厚施脂粉，妆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豪杰，我想这件事还是不难办的。但这层窗户纸并没有捅破。彼此心照不宣，留有余地，这也是我们已达“知天命之年”人的处事风格吧。
此行本来是有较明确的目标的，谁知刚到五里亭镇，事情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刚到雷午生的家，瓷盖杯里泡的浓茶，叶片还大多氽在面上，雷午生就接到镇长打来的电话。他皱着眉头听了好一阵，又操着当地土话嘀咕了一阵，然后挂上电话，脸上挂着抱歉的笑容，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兄，今天晚上只能屈尊请你陪我参加镇政府的一个小型工作酒宴了。”
二、大师到了——
他说的土话我虽然听不懂，但隐约能听到“上海”两字，估计是在说我。看他诚恳的样子，也不像事先安排好的鸿门宴。听他随口发出的邀请那么“正规”，可见阿五头在官场、礼仪方面的历炼。这倒使我平添一层心理负担。我是散人一个，很少上台面，尤其怕跟带“长”字的头儿脑儿坐在一张桌子上一边工作一边用餐，而阿五头一定是把我作为上海著名作家隆重推荐给当地官场的，一不小心出了洋相，不仅塌了他的台，连带给“上海人”蒙上了负面影响，这可怎么办？
雷午生听了我的顾虑，笑着连声说，用不着，用不着，你用不着有任何顾忌，越随便越好，就当在我的家里，就当在你自己家里。你不要听什么镇长，小青年，才三十多岁，他父亲过去跟我在县交通局是一个办公室里的，按辈份他要叫我叔叔。其他几个，都是镇里几家企业的老总，平时总是凑在一起喝酒、打牌，都是老朋友了，我年纪最大，他们叫我“老大”、“大哥”，所以你根本用不着在意。再说，规矩是对下说的，越是上面越不讲规矩，他的一举一动就是规矩，孔夫子是“随心听欲不逾矩”。在酒席上，下属在上级面前规规矩矩，过去，小辈在长辈面前规规矩矩，现在小辈对长辈也不讲什么规矩了。为什么要显得规规矩矩？为了给上级留个好印象，可以得到提拔。你又不要什么好处，何必谨小慎微？你越放松，就越显得有派头，在他们眼里，越像是个从大上海来的大名家。你要给我挣面子，你就毫无顾忌，自由潇洒，把客气当福气，怎么样？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早就知道，今天坐奔驰的雷午生，不是当年借我的几何练习簿抄答案的阿五头，但听了他这番教诲，我恨不得把眼睛再刮一刮。
雷午生看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也许误以为自己的口气太傲慢了些，引起了我的不快，就立刻放缓语调说，我知道，你是托辞，烦这种应酬。这种聚会也真的没多大意思，但这就像当年插队落户，逢年过节，知青要给大队、小队，甚至公社、县知青办的干部送礼。你跟别人一样送礼，他也许根本不在眼里、不放心上，但你如果不送，他就会特别记住你。今天请客或者赴宴也一样，请了或者去了，或许等于没请、没去，但如果该请的你不请，该去的你不去，你就深深把人得罪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礼多人不怪”，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这句话害死人。礼多，白白消耗人的生命，多少青春壮志被泡进酒里、喝到胃里、淤在肝里，流去尿里，这是软刀子杀人。
我不由得笑了，你这话，好像比鲁迅说中国几千年的礼教社会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还要来得深刻！
雷午生说，大作家你就不要叉我了！不过等会儿席面上你就这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百无禁忌。今天请你，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要委托给你。
什么任务？
今天晚上这顿工作晚餐，是临时加出来的。今年春节，镇长助理小赵也到上海去了。小赵的表舅是上海一家大公司的副总，我们镇里好几家企业的业务都是这位黄总牵线搭桥的。小赵去拜访他，一则表示感谢，二则想领领市面，开拓一些新的业务渠道。在黄总家里，小赵遇见了一位高人，是黄总特地请到家里，给几位朋友，都是大公司的老总、董事长，其中也有外国独资企业的老板，给他们来进行家教，开小灶的。这位高人说的东西，据说观念非常新，既闻所未闻，又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很强。小赵听了觉得茅塞顿开，就通过黄总再三邀请，总算把高人从上海请来了。本来与小赵一起坐轿车回来的，小赵坐的是一辆“宝马”。但那位高人觉得坐小车七、八个小时不舒服，坐飞机又不安全，手续太烦，决定坐火车来，小赵让司机先开车回来报个信。火车六点到站，人到后，他们就直奔酒店。镇长要我们先到酒店去等。他听说你是上海的著名作家，特地关照一定要请你出席，请你打打样，看看这位高人的含金量到底如何。
我听了心里一个格楞。根据雷午生的介绍，这位高人从事的好像是企业经营策划方面的事。在上海，似乎没有从媒体上看到过有这么一位企划高人的消息。我也有几位搞企划的朋友，有的据说在全国企划界很有名气，有的还出版过专著，但好像都没有神气到上老总家里去进行耳提面命的家教的地步，想来这价格一定是不菲的。而我历来对开点子公司、包出“金点子”的大师心存怀疑，我怕在异乡客地遭遇这样一位同乡的大师。如果真碰上了叫我怎么办？附他的调吧，有串通作弊之嫌；跟他唱反调吧，一扫了请他来的主人的兴，其二似乎太不讲同乡情面。现在这世道，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又关我什么事？
于是，我与雷午生约定，千万不要暴露我的身份，我也不会当场说什么，有什么看法回来再议。
时间已过六点，雷午生又拉我坐上奔驰，向镇上那家据说有四星级的“五里亭大酒店”驰去。镇不大，一条主干道自东向西横贯全镇，路两边都是店铺，但此时大部分店铺都已拉上了卷帘门，看来镇上夜市还不太兴旺。从东头到西头，步行也最多一刻钟，本来用不着坐车，显然这是一种等级。大酒店有二十四层楼高，在这镇上是鹤立鸡群，气度不凡。一片辉煌的灯火，在苍茫的夜幕中格外耀眼。楼的外墙是用大块的花岗岩砌起来的，凸出的门厅撑着几根罗马式的石柱，柱顶上还雕有橄榄枝的装饰花纹。外形不俗，跟四星级倒也能相配。我问雷午生，这幢楼是请谁设计的？他说，是省里的民用设计院，设计师是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在方案审定时，他也参与了意见。我听出他话里的“阿拉上海人”的那种自豪感，对这点我很认同。本来，这建筑给我带来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近感，但想到很快就要见到的从“上海”请来的高人，就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包房很大，大约有四五十平方米，摆两张大圆台绰绰有余，现时只摆了一桌。桌面很大，估计坐十六个人不会嫌挤，如今放了十把椅子。椅背上都有绣工考究的椅套，好像说书先生舞台上坐的椅子一样，桌布边上都有长长的流苏，这样的排场，上海大宾馆里也不多见。进门靠墙摆着一溜皮沙发，是入席前供客人休息的。镇长与其他几位宾客已经到了。镇长看上去比实际岁数还要年轻些，才三十岁的样子，英姿勃发、精明强干。其他的钱总、孙董、李老板、周经理、吴总裁，年纪有大有小，身材有胖有瘦，长相有粗有秀，但一眼望去，都是目光炯炯，胸有成竹，非等闲之辈。
镇长姓王，他操着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欢迎欢迎，我们镇今天不约而同地请到了两位从大上海来的贵宾，真是万分荣幸，蓬荜生辉，双喜临门。”
对他这样的热情致辞，我实在觉得有些承受不起。我对雷午生看看，他立刻插上来说：“哎，伟民，你这样客气就见外了。再说，我这位老同学是正宗的作家，上海滩上的名人，等会来的高人，还不晓得是哪路神仙，你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他本来不肯来，我硬性把他拖来的。他提出一个条件，不要公开他的身份，就说是我从上海请来的客人，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可以，可以，”王镇长笑容可掬，但眼睛里似乎掠过一丝阴云，“是啊，那位高人真是有点神秘莫测。听赵敏来电话说，他的出场费可不低，五千元一小时，无论上大课，还是小型座谈会，还是个别咨询，都是这个价。这回是看在黄总的面上，答应到我们这里来，出场费也打六折，但是税后的，而且十小时起算，不足十小时的算十小时，十小时以上有一小时算一小时，先付后来。赵敏电话里问我要不要请，我下了决心，请！我想，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他敢出这个价，一定有真活。赵敏看人的眼光还是挺准的，再说还有黄总呢。已经砍价了，最后缩回去，黄总面上也不好交待。但我们还是头一回出这么多钱请专家来咨询，心里真的没底。您正巧也来了，真是太好了。您见多识广，替我们掂量掂量。我们是才疏学浅，迫切需要得到指导。有些幼稚的地方，您老师可不要见笑。”
话说到这份上，我心里觉得有些沉甸甸的，好像拿了三万元钱大模大样地莅临指导的是我。敢这样像那些红歌星、影星一样漫天要价的高人，到底会从葫芦里掏出什么灵丹妙药来呢？
我们翘首以待。“大师到了——”
三、居士与关于“资本家”的试验
“大师到了——”门推开了，门口站着一位剪短发的英姿飒爽的姑娘，这声清脆悦耳的通报就是从她的口腔里发出来的。第一眼印象，真还以为她是这酒店的领班，对镇长安排了这样隆重的接待礼义感到诧异。但我很快就明白自己的判断失误，那位女性正是镇长助理赵敏。因为室内的来宾都是男性，我先入为主地把镇长助理当成男的了。看她两颊上兴奋的红晕，似乎透出对“大师”的由衷的崇拜，更激起我们一睹大师丰采的热望。
大师出现了，至少第一眼印象没有使人失望。他身材魁梧，大腹便便，在形象上给人以厚实可信感。头发留得较长，好像有两三个月未经修剪，但也没到有些男画家、雄歌星披发盖颈，可以束起来执一根马尾辫的长度，自然蓬松着，为他那张有着两三层下巴的长方脸掩去了一点肥硕。他穿着一件棕色的唐装，这件唐装与众不同，但穿在他身上倒很相配。今年春节穿唐装的人很多，室内八个人，除了镇长、雷午生与我，其他五个都穿唐装。赵敏也穿一件唐装，宝蓝色的，跟菲律宾女总统穿的很相似。但虽然说唐装是中国人的传统服装，但我总觉得穿上唐装很漂亮的不太多，相比之下，还是那位大师穿着唐装显得很气派，仅此一点，似乎说明他值这个身价。
关于这件唐装，以后还会谈到。况且，我不是那种“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人，刚见面，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的脸上、嘴上，衣着等等只是一个大概印象。
大家站着寒喧了一通，互相介绍，交换名片。轮到我，雷午生介绍是他的老朋友、上海的客户，我推说自己忘带名片。大师递了一张名片给我，说：“没关系，回上海以后可以继续联系。”然后镇长请大家入席。大师毫不客气地坐在背北面南的主位上，他面前玻璃杯里的白餐巾折成一个马头形状。大师饶有兴趣地对这餐巾造型研究了一会儿。镇长坐在他的左边，赵敏坐在他的右侧。我和雷午生挨着坐下，正好与大师面对面。我把他给我的名片端详了一会，只见名片上印着：
看到这样的名片，刚才第一眼他给我的尚好的印象，一下子荡然无存。
我对雷午生看看，他也双手捏着名片，放在一尺外的地方认真地研究着。我知道他看到我在看他，但他并不理会，神情格外专注地盯着名片瞧，脸上毫无表情。我立刻意识到，大师与镇长、赵敏正从对面看过来。我们眼角眉梢的一点细微的感情变化，都会很方便地落入他们眼中。“难得糊涂”，看来阿五头对这样的场面早就应付裕如了，我真得好好向他学学。
坐在镇长旁边的孙董已开口向大师发难了。“大师的名片上印着‘居士’，请问您是不是佛教信徒，是不是皈依过？”孙董清矍瘦峻，戴一副无边的眼镜，但遮不去他眼中透出来的精明。他这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却能掂出对方的斤量，可谓绵里藏针。
大师回答说：“居士是汉译佛经中对‘优婆夷’这个称谓的意译，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但我在这里用的是这个词的本义，也就是呆在家里的读书人。我现在不在传统意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供职，对我们这类人，社会上有两种称呼，一叫‘自由职业者’，一叫‘社会闲散人员’，这两种称呼，我认为都不太合适。‘自由职业者’，显得太潇洒，好像我们这些人择业自由度很高，高兴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其实，在现代社会，人都被整合到各种经济关系之中，只是自给自足地生产一些能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产品的劳动者，或许在穷山僻壤里还有，在城市里是绝无仅有。城市里的自由职业者，可以说是一种乌托邦。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设想的弹性工作制，在家里上班等等，只是上班形式的改变，实质并没改变，还是为老板打工，为资本卖命。至于‘社会闲散人员’，常常出现在治安通告里，是个贬义词。‘散’则可能有些‘散’，‘闲’则谈不上，至少是大部分人不情愿的。有钱有闲是真闲，要休闲，但有钱人大多也只愿多多有钱不愿稍稍有闲，何况没钱的人，消受不起这份闲。所以，我考虑来考虑去，选用‘居士’一词。在家的读书人，与宗教信仰无关。居士，过去说，‘学得圣贤书，货于帝王家’，现在是，研究经济学，卖给资本家。”
这话引发一阵笑。但笑过之后，孙董连忙更正：“我们算什么资本家，一样是打工的。而现在有一种时新的称号：‘知本家’，您倒是个货真价实的知本家。”“是啊，是啊。”立刻有几个人附和，但神情中似乎带着些献媚。
大师说：“诸位如果觉得‘资本家’不入耳，那就叫‘企业家’。我这么说，只是做个小小的试验，这个试验要证明什么，以后我会说的。”
与座的人不由得面面相觑，一见面就稀里糊涂地被人“试验”了一下，这滋味有些怪。
四、讲课价格：每小时三千元等等
大师开口就滔滔不绝，虽有卖弄之嫌，但也滴水不漏，不卑不亢，此人像是有些货色的。“大师，我想请教一下，”钱总笑嘻嘻地说，“这‘文化经济学’是什么含义？是不是专门研究文化事业、文艺团体如何产业化的？您怎么创立了这门‘文化经济学’，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人研究过吗？”后来我了解到，钱总曾担任过镇文化馆馆长、县高级中学校长，是市（地级）作家协会的会员，经常在省、地、县各级报纸上发表散文、随感与通讯报道，是文化人下海经商的成功典型，所以他的问题一下子切中要害。“好好，”大师从手中的一迭名片中抽出一张来瞥了一眼（我想这大概是钱总的名片，而这些名片是被他按某种次序排列起来，以便一下子能对号入座。由此看来，他具有应付这种场面的足够素养），点点头说，“我马上回答您这个问题。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赵小姐说几句。”
赵敏双手抱拳，两肘撑在圆桌面上，身体前倾，好像女高音唱歌时的架势，让人觉得她内心有些紧张。“首先，”她说，“我代表镇政府和在座各位对传真先生到我们这小地方来讲学指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她带头鼓掌，其他人于是就跟着鼓掌。因为大家对围桌而坐又要鼓掌缺乏思想准备，所以掌声此起彼落，有些稀稀拉拉，“通过这两天与大师短暂的接触，我真的感到学到了不少东西，大开思路，我对大师真是好佩服好佩服。喔，我先声明一下，传真先生不希望别人称他‘大师’——对，他的名片上印了‘大师’，但他不希望别人这么称呼他，内中的原因他慢慢会跟大家解释的。但别人要这么叫他，他也不拒绝。而我跟他接触下来，从心里底觉得他了不起，真是大师，感到称他为大师很顺口，叫惯了，所以我刚才一开口就叫错了，希望大家不要跟着我叫，这是大师——不，传真先生的希望。传真先生除了讲学，还要研究，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因此他非常讲究效率。他可以在许多场合讲学，在酒席上，茶话会上，他都能讲。上课式的、座谈式的、问答式的都可以，他都能讲得很生动、很具体，又能很系统。但是，除讲课外，他拒绝一切礼节性的应酬活动。所以，他出席酒会，就是工作餐，名副其实的，要计入讲课时间的。每顿饭扣去半小时实际用餐时间，其余时间都算讲课时间。今天晚上的接风宴同时就是第一课。”
大家一下子明白了传真先生让赵敏先说几句的用意，虽然在座的除了我都是久经商场的老手，但对这样不讲情面的铁算盘，恐怕还是有点吃不消吧？
霎时气氛有些凝重。大师说：“先小人后君子，与各位初次见面，我先把自己小人的一面亮亮相。我喜欢用座谈或者问答的形式与大家交流，即使是讲课的形式，大家也随时可以提问。或者认为这个问题大家已经清楚明了，用不着再多讲，也可以马上打断。但先要明确一下‘时间就是金钱’观念。时间不仅对我是值钱的，对各位一样非常宝贵，可能更值钱。带着这样的观念，我讲的，大家问的，都能紧扣我们共同关心的主题，提高效益。但凡是提问，我是有问必答，只要大家觉得这问题值得。”
五、为什么要知道文化经济学
此时，冷盆端上来了。服务员小姐来给各位斟酒。大师表示他要工作，不喝酒，要一杯绿茶。这样，有几位都表示连啤酒也不喝，有点鲜榨果汁的，也有点绿茶的。只有钱总、孙董与雷午生要了啤酒。我觉得钱总与孙董好像对那位大师已心怀芥蒂，点啤酒带有示威与摆资格的味道。我不知道雷午生心里怎么想，我对这个人的看法很矛盾。直觉印象还不坏，但他有些刻意包装的成分让我觉得不怎么舒服。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从正规路子的研究部门、高等学府出来的，他也不讳言这一点。但凭着他一两天就使自己成为那个赵小姐心中的偶像这一条，他也算是不容易了。但愿他能成功完成此行的任务，不要给阿拉上海人丢脸。
大师专注地吃了一会菜，然后搁下筷子，说：“诸位请一边用一边听我讲，我就从回答钱总刚才的问题开始说起。“文化经济学，不就是研究文艺部门、文艺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规律的学科，就像政治经济学不就是研究政府、政治团体的经济活动规律或者与经济的关系的学科。政治经济学是从政治角度来研究经济活动规律，一样的意思，文化经济学是从文化角度来研究经济活动的规律。经济活动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跟所有的客观存在物一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只要是真实反映客观存在的某方面特性的，那么，它们相互之间就又有着有机的联系，是相辅相成，甚至相反相成的。”
听他有条不紊、很书面化的讲述，倒真让人有在课堂里而不是在饭桌上的感觉。可见他对自己要宣讲的内容已滚瓜烂熟，并且也磨炼得在任何场合都能迅速进入教师的角色。从他一开口的架势来看，与政治经济学相提并论，似乎结构宏大，要向听众兜售一个庞大的体系，不知听众是否有这耐心。
果然，钱总好像已有些不耐烦，插进来问：“既然这样，我们连政治经济学都学不过来，搞不清楚，为什么还要新搞一门文化经济学呢？我们做生意人，最缺的是时间，最好能学一点一抓到手就能派上场、见效益的东西。我知道大师肯定要笑我们急功近利。在下海以前，我这人还是比较喜欢读书做学问的，我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但下海以后，条件不允许，商人不急功近利不行。我们只能像婴儿吃米饭，要大人嚼烂了再喂。我们只能请大师把学问嚼烂了再喂给我们。”“好，就这样，”大师笑着点点头，“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提。我马上回答这个问题，文化经济学有什么提出的必要？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理由是什么？回答是，文化经济学要响应全球经济从以生存消费为主转向以观念消费为主的格局转变，提出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从而使经济活动目标从物本主义转向真正的人本主义，使物为人所用而不是人受物的役使。一句话，要使人通过经济活动，真正地提高生命质量，活得更像人。或者说，要使经济活动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人的本来的要求。”
六、划时代的经济学观念：观念消费
钱总说：“大师的语言听起来真像是诗。”
赵敏立刻说：“大师是个充满激情的人，所以听他讲课，不像听其他经济专家作报告，一点也不枯燥，很生动的。”
大师似乎不领赵敏的情，说：“诗的激情对经济学来说却不一定是个褒义词。经济学要冷静的科学分析、论证，诗人的大胆想象，头脑发热，有时恰恰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所以，我说的文化经济学的存在理由，也可以说是它的任务，是可以进行科学论证的，而不是诗意的描述。接下来，我向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文化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然后，我们马上急功近利，进入可操作层面。”
大师特意对钱总看了一眼，似乎征求他的意见。钱总以不易被人察觉的幅度点了点头。“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商品为基本概念一样，文化经济学也有一个基本概念，作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是‘观念消费’。”大师举起手中的茶杯，似乎这就是所谓的“观念消费”，“什么叫‘观念消费’？这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与满足人的生存必要的消费相区别。我们以往学过的《政治经济学》，讨论消费，都只谈到生存消费，而没有注意到观念消费。最新的《辞海》1999年版中，对‘消费’这一条目的注释是：‘人们消耗物质资料以满足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过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是人们生存和恢复劳动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人们劳动力的恢复，又是保证生产过程得以继续进行的前提。生产决定消费，它为消费提供对象，决定消费的方式，并引起人们新的消费需要；而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促进和阻碍生产的发展。广义的消费，还包括属于生产本身的生产资料消费。’这条注释，是政治经济学角度的解释，从文化经济学角度看来，就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说消费仅仅是‘消费物质资料’，就没有考虑到人的服务，把今天已成为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性第三产业排除在视野之外。文化经济学充分注意到消费中的人的因素，这一点以后我们再详细加以讨论。”“其次，这种‘消费观’是从生产角度来看消费的，所以说消费‘是人们生存和恢复劳动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生产决定消费’等等。如果换个角度，从消费角度看生产，可以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现时的大量的消费，是在满足人们生存和恢复劳动力的需要之外的。生存消费，只占人们日常消费的一部分，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生存消费在人们日常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越小。有个计算人们食用消费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恩格尔系数，越是发达的国家，恩格尔系数就越低，低的只有百分之十几，不到百分之二十。而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就很高，人们大部分收入用在吃上面。所以我国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把‘谋生’叫‘糊口’。现在，中国的发达地区，譬如上海，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从全国来说，现在粮食生产已不是供不应求，缺口很大，已不是什么‘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而是农民有粮卖不出去，国家怕谷贱伤农，提高收购价收进农民余粮，粮仓来不及建。今年，国家考虑给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农民发口粮，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这说明我国经济是真的上了一个台阶，也说明生存消费在当今消费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少，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其实，用恩格尔系数来证明当今经济已不再以生存消费为主，还是含有水份的。就是食用消费，仅仅满足生存需要的低水平食用消费，与满足包含文化需要的高水平食用消费的差距，可能是几十倍与几百倍。我们今天的一桌菜的价钱，可以让下岗工人的一家人吃一个月。我国到国外留学、打工的，开始没有钱，到超市里去买过期食品、动物食品充饥，那时的食用消费，与有了钱以后，牛排要上等的，酒要喝名牌XO的那种食用消费，也不可同日而语。食用消费并不就等于生存消费。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那么，发达国家与地区人们的生存消费比重比不发达国家与地区人们的生存消费比重还要低许多。既然生存消费在总消费中比重下降是发展趋势，那么，如果我们把生产项目锁定在生存消费品上，我们的经济发展趋势不是和消费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吗？和消费发展趋势相违背的经济怎么可能发展，还要可持续地发展呢？”
大师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趁这个间隙，我扫视了一下在座各位的表情。大家的目光无不盯着大师的那张嘴。尤其是那位钱总，眼睛里那种揶揄的神情已经隐去，变成一种认真的审视。雷午生还是眼睑半垂，脸无表情，但嘴角隐隐似有些笑意。这个人提出问题的角度的确闻所未闻，而从这个角度看一看，好像传统的思路真的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明显的悖论。在座的都是经济圈里的人，他们显然已经被这番离经叛道的话中所蕴含的富有爆发力、冲击力的思想所吸引了。“至于说‘生产决定消费’，我认为，至少只是在物资供应匮乏，以卖方市场为主的情况下才是正常的。这种日子，我们都是过来人，虽然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对我们是童年经验，或者青少年时期的切身感受，哪怕过去几十年，我们都记忆犹新。所以，说‘生产决定消费’的理由，什么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决定消费的方式，并引起新的消费需要’，尽管确切的含义可能说不清楚，但我们马上就接受了，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是对的。我们关心今年农业是大丰收还是歉收，直接的反应，就是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等会不会加一点，或者过年过节时年货与副食品供应是否多一点，黑市上或者农贸集市上的东西是不是会增加一点，价格会降一点。我们就凭这经验，来理解‘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决定消费的方式’这句话的。但这样的话，今天的青年，像赵小姐这一辈，他们就听不懂。来的火车上，我向赵小姐解释这个结论的合理性，费了好大的劲。我问她知道不知道若干年前的中国，城市居民过的是这种凭票生活的日子，而农民的日子是更艰难了，她说她听上辈人讲过，但觉得不可思议。她真是这么说的，‘觉得不可思议’。我听见这话心头咯噔一下，好像从一场梦中醒过来似的。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严酷的生活事实，对他们这一代人已觉得不可思议，往日的那种困窘、拮据、匮乏，今天连一点影子也看不到，那么多的农副产品、工业产品，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出来的，一下子堆满了货架。走进上海的大超市，我总有阿里巴巴走进堆满金银财宝的山洞的感觉。但我记得不到二十年前，曾经因为一个要涨价的谣传，上海人一夜之间把南京路上中百公司的货物差点买空。而今天的物资已多得好像怎么买都买不完的地步。商家恨不得造出什么谣言来，鼓动市民把货架上的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往家里搬。这样巨大的变化，可以称得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完成的？不要说赵小姐这样的小朋友说不清楚，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说不清楚。不是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认真想一想的话，同样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有一点对我触动很大，我们还抱着那个过去时代的老黄历、老观念，怎么能念好今天这个时代的这本新的生意经？“在这方面我是有教训的。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炒股发了财，赚了几百万，要投资实业。卖掉股票搞实业，这个观念也是我灌输给他的。而我形成这个观念，是受了《子夜》等小说，还有许多经济理论书的影响。我总认为炒股是投机，钱赚得再多，对国计民生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这钱都是账面数字，都是虚的，不如搞实业来得实际。他接受了我的观念，决定做实业家。办什么呢？他想办一家计算机公司。我认为计算机又是个客里空的玩艺儿，办计算机公司是赶时髦，一浪过去了，什么也剩不下来。我劝他办实业一定要与人的日常必要生活消费有关系，要从衣、食、住、行方面去动脑筋。因为当时服装行业已面临大量生产过剩，我建议他办食品厂或开饭店。他没有完全采纳我的意见，把一半资金投资了一家食品厂，一半资金开电脑公司。几年下来，食品厂连年亏损，决定关门；而电脑公司赚得很好，弥补了食品厂的亏损，还有盈余，平均年利润在百分之十左右。而要是这笔资金在股市中不提出来，年利润在百分之二十是不成问题的。他留在股市里的一部分资金，这几年翻了五倍。实践证明我给他出了馊主意。当然，六十年风水轮流转，食品厂办下去，可能会盈利，而电脑公司经营也可能走下坡路，由盈转亏。股市里风险大，决策错误，一夜之间血本无归的也多的是。但是，我反思自己，我给他出谋划策时的观念出了问题。不是根据当前的市场需要，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是抱着一些既成的原则，其实是些经不起新的实践检验的教条，譬如‘投机不如投资’，‘炒股是投机，办实业是投资’，‘选择行业要能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生产日常必需消费品的行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等等，结果犯了错误。从哲学上讲，这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因为结论在调查研究之前就产生了，违背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条原则。国外企业在作经营决策时，绝不会是这样拍脑袋、靠灵机一动，或引用几条书上的格言而下决心的。他们一定要先作市场调研，再定投资方向。他们的做法，比我刚才说的做法，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这也说明辩证唯物主义是真理，只要真的照此办理，就能获得成功。谁照此办理，谁就成功；在哪些方面照此办理，就在哪些方面取得成功。怎么标榜自己是没有用的，出水才看两腿泥。国外企业作经营决策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在物资供过于求，以买方市场为主的条件下，应该是‘消费决定生产’。”“其实，从理论逻辑上来说，也应该是‘消费决定生产’。应该先有消费的需求，才有能满足这种需求的产品。我们一直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的消费欲望，不是由生产水平的提高不断刺激出来的，相反，是生产水平限制了人的无限欲望得到充分的满足。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生产决定消费，生产水平决定了人的哪些消费欲望在现时条件下得到何种程度的满足。所谓‘生产引起新的消费需要’，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生产的发展，可以使原来受压抑的消费欲望得到释放与满足’。人在远古时代就有像鸟一样的空中自由飞翔的欲望。当时的生产水平，使人们认为这种欲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空想，所以普遍地把它压抑了。生活中谁执着于这种欲望，千方百计要实现它，就会受到人们的嗤笑，甚至认为他有精神病。现在的生产条件，造出了飞机，使人们的这种欲望得到实现，但不能说人们想飞上天空的这种消费需要，是由新的生产水平引起的。生产不可能引起新的消费需要，只能不断满足人们与生俱来的无止境的消费欲求。所以，表面看上去是开辟了新的消费领域，拓展了广度；其实是进入了消费的新的阶段，推进了深度。”
七、昂立一号、方便面与小笼包子
钱总听到这里又提出了问题：“大师的理论水平真的很高，讲得深入浅出。但我总觉得是‘生产决定消费’，还是‘消费决定生产’，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太理论化了。而到底是‘生产引起新的消费需要’，还是‘生产不断满足人固有的消费需要’，好像离我们更远了。不知我概括得对不对？不好意思打断了您。”
大师笑笑说：“我在这问题上多讲了几句，是因为有它的现实意义。我听到现在有种新的说法，叫‘生产引导消费’。这句口号，放在中国现时的环境中来分析，就含有一定错误的观念。它是‘生产决定消费’的变种，看上去是讲市场作用了，引导嘛，比‘指令性’、‘计划’等用词要软性得多，但实质上含有计划经济的作风。‘引导消费’其实还是想‘决定消费’。消费是很难引导的，时尚难以制造，只能靠灵敏的嗅觉去发现、发掘。搞生产的决窍在投其所好，所以应该是‘生产迎合消费’。但我国的经营者，虽然也时髦地唱唱什么‘顾客就是上帝’的高调，骨子里是‘官本位意识’、‘官商作用’，因而羞于提‘迎合’，乐于讲‘引导’。过去，上海的几千人大厂，厂长是处级或者局级干部，叫局长、处长来为如何迎合老百姓的消费需要伤脑筋？当然是义不容辞地引导老百姓的消费。说‘引导’，他又是领头羊了，群众还是跟在他屁股后面跑。”
钱总说：“照您这么说，生产就不能引导消费？”
大师说：“话不能这样说。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说‘引导’”。潜在的消费需求，我们可以把它发掘出来，将它放大，使它占据消费者的注意力的中心位置，潜移默化地改变消费者固有的消费观念，这就是‘引导’。‘引导’归根结底是从消费者心中生发、催化出来的，而不是用力从外部去改变；是化学作用，而不是物理作用。即使是物理作用，牵牛也只能牵牛鼻绳，不能拖牛尾巴；牵牛鼻绳过重过猛，把牛鼻孔拉坏了，牛也可能发狂撞上来。举个例子，过去保健品遵循的是传统的进补观念，广告宣传强调含有多少营养成分，有多少强身健体的功效。后来，上海交大搞出了一只‘昂立一号’保健品，引进现代医学清理氧自由基的观念，结合中国传统医学清理肠胃功能、健脾养胃的理念，提出‘先清后补’的保健新观念。因为中医的健脾养胃的理念早就是深入人心的，现在又有清理氧自由基的科学新说法，而且，吃下去以后，很快就可以收到开胃通便等功效，实惠看得到，所以很快就风行开来，取代过去单纯进补型的保健品，成为市场的新宠。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先清后补的保健品。从这类保健品倡导一种保健新理念、从而打开与占领市场来看，好像是引导了消费。其实，从改善肠胃功效着手来增强体质的消费要求，本来就有的，只是过去把‘清’看成是治病，将‘清’与吃药治疗联系起来，而没有同保健进补联系起来。昂立一号经营者的高明，在于把‘清’的需要发掘出来，放大，让它成为保健品的首要任务。这种引导，是因势利导，或推波助澜，高明的商家都不会放弃这种引导，广告宣传就是做这种引导。今天的中国，认为自家产品好，不愁卖不出去，所以不肯投入广告，这样的企业经理是越来越少了。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哲学思想方面，又是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盛行，所以生产者总想牵着消费者的牛鼻子走，有时拉住了牛尾巴还当是牛鼻绳。广告宣传不但钱白花，有时还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譬如，我在上海看到过一条方便面的电视广告。短短的以分秒计时的广告中，推出两句广告语。第一句：‘方便面怎么吃才最好吃？当然是煮了吃。’第二句：‘吃不了辣非好汉。’设计这广告的人好像很有引导消费，创立方便面消费新概念的雄心壮志，但我看到这样的电视广告真为厂商着急。在上海做这样的广告，是存心不要把方便面销出去。第一，上海人现在是越来越图方便，吃方便面，当然首先不图它好吃，而是图它方便，开水一泡就能吃。最好是开水不泡，买来打开盖头，就能连汤带面地吃。日本人就瞄准这种消费要求，开发出了开罐即能热食的方便食品，用化学反应来加热，这才是懂生意经。而这家厂商宣传它生产的方便面要煮了才好吃，不想煮面的人，就不会选择这种产品。这要吓跑一大批顾客。第二，上海人普遍的口味是偏甜的，喜欢酱油红烧食品，现在又有喜欢清淡与原汁原味的趋势。一般不喜欢吃辣，更不会以能吃辣自豪。不像四川、湖南、江西人，要争谁是‘不怕辣’，谁是‘辣不怕’，谁是‘怕不辣’。上海人即使吃辣也多是微辣，不会因怕辣感到难为情，更不会因为要当好汉去吃辣。‘吃不了辣非好汉’这样的激将法，对上海人根本不起作用，只会使他们远远躲开。这样，又要将肯煮面的上海顾客再吓走大部分。经这两条广告语的引导，最后愿者上钩的上海人是微乎其微了，肯定要比不花钱做广告，可能撞上来买这方便面的顾客人数少得多。这就是想要引导消费，结果花钱自砸牌子的典型例子。我想，设计这只产品、这条广告的人，一定是喜欢吃辣的，也许还看到过《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关于能吃辣的人最革命的话，他是真诚地为能吃辣自豪，但他以主观愿望代替了客观实际。而这种经营作风，只有在长期计划经济的条件下，长官意志盛行的思想背景上，才会自然泛滥，而大众见怪不怪。国外经营者是不敢这样随心所欲的，因为这样重大的决策失误，经营者是赔不起的。同样性质的例子还有许多。我再举一例。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风靡中国，就有人想到搞中式快餐。这思路本来是很不错的。但是在营销宣传上，多数以中洋快餐打擂台的方式出现，好像要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以此使中国顾客弃洋快餐而去，义无反顾地涌向中式快餐店。这完全是电影《林家铺子》里林老板的营销策略，搬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来，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而且越是这样宣传，越让顾客感到有陈旧感、落伍感，认为中式快餐不过是传统点心的换汤不换药。你能责怪这些顾客没有爱国心吗？缺乏民族自豪感吗？如果反过来宣传，老老实实拜洋快餐为师，学习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长处，对传统点心加以合理改造，以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饮食习惯和口味，这样，倒能吸引顾客上门来，看看中式快餐到底是怎么改进、提高的。当然，是真的要有改进和提高。譬如，中式点心的小笼包子、汤包、生煎馒头，都讲究要咬开皮子，馅里含一包汤。当年的南翔小笼包子就是靠这一招打响牌子，红遍全国的。上海老城隍庙的南翔小笼包子店，生意最火的日子，吃一顿包子，要排几个小时的队。关于这一包汤，还有许多故事。最常见的笑话，就是有个男子吃小笼包，一口咬下，不料小笼包在别处穿了个小孔，一包汤直射到同桌对面的女顾客脸上。那男的立刻递上自己的手绢，连声道歉。但女的接过手绢，却并不擦。男的问她为什么不擦，她说，你刚吃了一个，笼里还剩七个，等你吃完了一起擦。“现在，小笼包与生煎馒头馅里含一包汤已经不稀奇了。你到上海无论哪家饮食店，小笼包和生煎馒头中没有一包汤的，还真不容易找。原因很简单，设备条件改善了。南翔小笼包子当年做一包汤，是要把肉皮煮烂成冻状，然后，人工搅拌到肉馅里去，很费工夫。现在，有了搅拌机，又有冰箱，只要用搅拌机把清水搅拌到肉馅里，放进冰箱一冻。第二天把稍化冻的肉馅包进皮子，里面就一包汤了。物以稀为贵，一包汤不稀奇，自然就不为贵了，但我们经营中式快餐的商家就没有想到对这一点要有改进。其实，一包汤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真发生汤水‘走火’的事情，沾染了衣服，是很煞风景的。而且，这汤水很油很烫，吃得不小心，会烫了嘴。‘走火’与‘烫嘴’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会吃小笼包子、生煎馒头，吃时先小心翼翼地咬破皮，然后慢慢吸一口，吸干汁水再吃馅，变成了一种技艺，变成了显示上海人身份的一种资本，但实际上，说好听点是‘敝帚自珍’，说难听点是‘为丛驱雀’。任何消费品都应该以方便使用为指归，没有以作难顾客为乐事的。我想，搞中式快餐的小笼包子、生煎馒头，能否每客附上一根小吸管，让顾客用它先吸掉馅里的汤汁呢？还有，习惯小笼包子等蘸醋的，能不能另外提供西红柿沙司、沙嗲酱、炼乳等调料供顾客选择呢？阳春面能不能用牛奶作汤呢？总之，既要有传统，又要有创意。不是存心要硬性地去引导消费，而是留意去发现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这样，消费者才会买你的帐。”
说到这里，王镇长举起了杯子，说：“好，现在我敬传真先生一杯。今天讲课就到这里，您一路赶来，也很辛苦了，多吃点，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继续。今天是听个开场白，我个人觉得很受启发。许多事情，不是没有听到过，但是从来没有从大师说的角度想过。我想，以后的讲课一定会更精彩。大家回去也消化消化，同时，准备一些疑难问题，请大师给把把脉。好，让我们干杯！”
大师接下来真是埋头吃饭，不再吭声。偶尔回答问题，也非常简短，摆出“惜言如金”的架势，与刚才的滔滔不绝相比，判若两人。可见他的自控能力很强，大概他要以此维持三千元一小时的身价。
八、牙膏是这么挤出来的
宴会结束，回来的时候，在车上，雷午生对我说：“以后会有好戏看的。”“为什么？”“这位大师无意之中已与钱总有了过节。”“是吗？”我一点也没感觉到，可见商海风波险哪。“你是局外人当然不知道。第一条，你没看到赵敏看着大师的眼神吗？她是真心佩服，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不准有点爱上他了。而钱总早就有心要把赵敏介绍给他的侄子，也是他们公司的副总经理。”“赵敏跟大师？不会吧，他俩年纪要差二十岁左右呢。”“现在的小青年，观念新潮，我们弄不明白的。就算赵敏对大师无心，钱总却对他不放心。你看刚才他有意问大师‘孩子多大了？’大师回答说：‘我一个人过。’他脸上立刻不活络。按照这老头的脾气，他一定会追问下去，是从来没结过婚，还是离婚了？为什么没结婚？为什么要离婚？他打住不问，一则是初次见面，更重要的是他心头有疙瘩，不想过早亮出底牌。”“被你说了倒有点像。那么，有一必有二，第二条呢？”“第二条，钱总在去年下半年镇里召开的一次经济会议上，就提出过‘生产引导消费’的口号。大师今天正好批了这一条，可以说是碰巧了，也可以怀疑赵敏在火车上对大师说了些什么，大师有意出他的洋相。即使完全是碰巧，被人这样指着和尚骂贼秃，心里也不好受。老实说，他说过这话，在座大多数人都忘记了，当时听的时候就根本没往心上放。但他说过的人自己记着，他以为别人都记着呢。”“你不正是记着吗？”“我是在他插进来很严肃地反问这一刻，突然想起来的。”“还有第三条吗？”“这两条还不够吗？钱总一直自恃是个文化人，博古通今，肚皮里都是墨水，他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况且还关系到侄子的婚姻大事，这是一种政治联姻，外国古代常常为此发生战争。有这两条，钱总已肯定那个大师是他的敌人，为名誉而战，为爱情而战，他是一定要把这大师搞得灰溜溜地开路的。你看着吧，好戏在后头呢。”
说着汽车已在雷家的屋前廊下停住。出车子的时候，我倒隐隐有点为那位同乡担心，不留神脑袋在车框上碰了一下。
第二天的座谈会，安排在上午9点。雷午生与我提早10分钟踏进镇政府二楼的小会议室，见钱总已架起二郎腿，坐在正对门的单人皮沙发里了。他一见到我们，立刻放下搁起的腿，从沙发里撑起来迎接。因为上了点年纪，有些发福，所以从沙发里起身的动作显得有些艰难，这就更见其态度的热情与隆重。他一站起身，就向我笔直地平伸出右手，一边向前迈步。手臂伸得那么直，如果抬高上斜，就像行纳粹礼似的。我赶紧迈上几步，握住他的手。他一边跟我长时间地紧紧地相握，一边说：“大师，大师，昨天叫了那一位那么多‘大师’，其实你才真是大师呢。您的大名如雷贯耳，我好多年前就读过您的作品，印象非常深刻，真是久仰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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