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琦 主编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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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 十周年特辑(时间的移民+在世界的门外)共2册试读：
单读·十周年特辑（时间的移民+在世界的门外）共2册吴琦 主编中信出版集团We read the world2009——2019 许知远 于威 张帆出品人 吴琦主编 刘宽副主编 刘婧编辑 Allen Young英文编辑 李政坷设计 阿乙特约编辑Eric AbrahamsenFilip NoubelIsolda Morillo索马里柏琳刘盟赟 马秋莎封面摄影作品许知远：我希望《单读》可以活一百年直觉当意识到自己创办的《单读》已经延续了十年，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意外，它竟然会活这么长。因为太忙了，我不太想得起许知远：来，但是突然被提醒的时候，其实很喜悦，也很意外。而且我对它也有新的期待，希望它可以活五十年、一百年，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长久的生命。我希望吴琦能编到八十岁。因为时间的长度非常重要，很多特性都是在时间中才慢慢凸显，我对它现在的生命力、它的方向都非常有信心。创办这个书系是什么样的契机？就是好玩。因为我读大量的西方杂志，Granta（《格兰许知远：塔》）和n+1都是当时非常喜欢的出版物。Granta的形式和开本对我的影响很大，一开始我们其实就是在模仿它，有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摄影，以及思想性的探讨。当时中文世界的文学太狭隘了，我们想要更宽阔一点。《单读》最初的形态是我来确认的，但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编辑，所以具体的编辑事务是郭玉洁来做，后来是肖海生，再后来是吴琦，这样一任一任做下来。除了个人的旨趣和爱好，当时整体的环境如何？那时候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力量，我们只有一家很小的许知远：书店，还要靠工资来维持生活。当时没有成熟的团队来做《单读》，就只是两个朋友凑凑稿子，所以很难，我前几辑操心操得比较多。前几辑能感受到强烈的你个人的气质，第一辑的主题是“最愚蠢的一代？”，虽然打了一个问号，现在看还是觉得挺耸动的。当时怎么想到去讨论“互联网对青年心理的影响”？2009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这个苗头。《最愚蠢的一代》许知远：是当时一本英文书的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也很契合我当时对互联网的看法，所以就用了这个题目。先定了主题，再围绕主题找文章，比较观念先行，至少前几辑是这样的。哪些东西是更重要、要率先讨论的，你的标准是什么？直觉。很随机，没有那么多的标准。当时我们都有自己许知远：的日常工作，没有时间专业地应对这些事情。而且本来就是因为有意思才做，我也不知道会有几辑，我办报刊经常办几期就死了，一般四期差不多，现在这个书系出来这么多辑，对我来说已经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了。但你对它肯定有明确的定位吧？就像我在第一辑的介绍里写的，“记录、批评、探索”，许知远：十年里我们其实还是这个方向。因为我受当年纽约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1][2]像埃德蒙·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等等。对我来说，文学、社会、公共生活、艺术或者技术，它们没有那么多的界限，都是我们理解自己生活和过去的方式和手段，而且彼此交融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出发点。你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能力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单读》也是如此？我们当然无法非常专业地进入，那是专家进入的方式。许知远：知识分子应该有能力探讨所有这些新的事物和现象，对我们日常生活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不一定是预见性，我觉得是一种敏感性，敏感地意识到新的变化对人的生活和思想带来的影响。知识分子探讨的不是具体的技术，而是它对人的思想状态、行为方式本身的影响。我自身当然有很多局限，并且，那时候我更有姿态性，“最愚蠢的一代”，多么具有姿态性啊！姿态性就是一定要表达立场。我很喜欢后来吴琦越来越没有那么强的姿态，到他这里，立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耐心实际上《单读》经历了三任编辑，甚至作者团队也有更换，你能感受到这三个阶段具体的变化吗？其实作者很多都是有延续性的，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我许知远：觉得主要是编辑水准的提升。编辑水准提升之后，我们的容量更宽阔，也更有耐心了。尤其我做的时候，更是急就章式的，我根本没有太多时间，也处在一个比现在更浮躁的时候，但吴琦天生有耐心。除此之外，文本更充分，表达也更充分了。更重要的是，《单读》更内生了。开始时我们带有很多西方的视角，跟中国的现实语境进行对照，但我觉得到现在这一阶段，它有更内生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单读》的销量曾经经历过一个小低谷，当时发生了什么？一开始卖得很好的，我记得前几辑都卖到过两万本，那许知远：个时候能卖到这个数字很不容易的。不过，那时候人们的阅读兴趣比现在高，而且我们的发行挺好，当时我的合作者是苏静，后来他做了《知日》，他们很会做发行。低谷的时期，可能是大家找不到方向。原来的方向有很多我的个人特性，中间有段时间，我们处在一个创业的盲目期，没有心思管《单读》，所以我的个人特性弱了，新的特性还没有开始形成。后来的编辑把更多的心血投入其中，它才慢慢成长起来。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巨大的心血、不同的视角、漫长的等待，这些都逃不过去。你在意销量吗？在意，销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第一，如果做这些事情许知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开心，而是希望去传播某种思想、传导某种价值观，当然更多人看到就更有意义。第二，这也是商业上的考虑，当一本书可以自我持平、自负盈亏，它的生命力就会更长久，靠资助完成运作，对它的健康不利。你觉得现在《单读》作者的整体水平如何？在编辑的过程中，其实还是会感到遗憾，我们还是缺乏那种可以真正回应问题的创作者。可能才智一流的人没有干这行，他们去创业，或者去干许知远：别的了。另外，目前每个行业都没有特别蓬勃的创造力，不仅是这个职业，普遍来讲，我们处于创造力比较衰弱的时候。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全球都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现在的混乱现实，不只中国，英国也不知道怎么回应，美国人也回应得乱七八糟。你们刚开始做《单读》的时候，情况更好一点吗？当时很多都是在微博上的表达或者姿态性的表达，不一许知远：定是好的写作。我觉得《单读》式的表达需要一个思想、知识和文学传统，这个传统相对坚固，才能够支持这样的东西不断表达，以延续这种传统。我们现在正在慢慢创造这个小的传统。我很希望有一天《单读》非常成功，我们的作者写一篇文章，我们就像《纽约客》那样付他五万人民币，他写一篇文章就可以过两三个月的生活。现在我们的作者这么认真写出的东西，回报非常低，投入那么多精力完成一本书，对他的生活没有用处。但是写作者本来就应该是匮乏贫困的，是“饥饿的艺术家”。现在这种混乱也好，有问题也好，其实也是等着真正对此有兴趣的人浮现出来。如果现在的年轻写作者没有《单读》这么一个平台，他们也会丧失很多感受，这里还是一个标杆一样的地方。创造你经常提到年轻写作者，你会怎样描述《单读》和年轻人的关系？“年轻”不是年龄，我也希望一个六十岁的投稿者，展许知远：现出新的方式。我说的“年轻”是一种创造状态，他是不是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敏感，是不是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观察方式，我在意的是新的思想方式，进入新的领域。《单读》和单向空间，能与这样的人一起成长，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我们像一个创造者，或者一个孵化空间，给他们鼓励，让他们在这里找到同伴，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传统。当时纽约的知识分子都围绕着《纽约书评》这样的平台展开他们的生活，写作者都期待登上《党派评论》或者《大西洋月刊》，他们永远都有这么一个圈子。圈子对人的创造力是很重要的，相似的交流，彼此的启发，甚至相互的咒骂，都是在激发你。大家需要同等水平的激发，我一直非常在意能否创造这样的一个空间和环境。我读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受，天才从不会孤单地出现，他们都是成群到来的，我们需要这种成群的到来，一枝难以独秀。你也说过，单向空间要一直和被边缘化的声音站在一起。倒不是说那种边缘化，而是暂时被忽略的、暂时非主流许知远：的声音。如果他们已经被确认，我们就不需要再加入了，我们需要确认那些尚未被辨别的天才的声音。单向空间现在是边缘中的主流、主流中的边缘，我们的定位就在这里。如果过分边缘，我们就没有号召力，但过分主流，我们也会变味。前几期讨论了很多关于技术的话题，过了这么多年，你对于新技术、新媒体有新的看法吗？当时我们不是在对技术下判断，是在讨论技术对文化的许知远：影响。“最愚蠢的一代”，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是准确的。我倒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代人，而是针对当时人们在为互联网带来的所有变化欢呼，但这的确对文化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整个社会这么浮躁和浅薄，跟它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今，新媒体平台也成为很多内容重要甚至唯一的出口。是，新技术很重要，印刷术曾经也是新技术，我一点都许知远：不排斥新技术。我们现在做App（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都非常好，而且应该更好、更有意思、更有深度。但是现在利用新媒体来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少，大部分都去做别的事情了。技术本身具有某种特性，比较即兴化，人那种更放松、更浅薄的一面更能被激发，而深刻的东西不容易被激发出来。人其实是在慢慢适应技术的特性，适应之后，新的、更多元的东西就会慢慢出现。现在已经进入这么一个阶段了，大家渴望在移动媒体上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看我们这么小众，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个变化已经开始，我对此挺有信心。你可以对《单读》的新媒体内容提一些建议吗？有时候太文艺了。我不喜欢太文艺，我喜欢宽阔的东西，许知远：对世界具有广泛的好奇心，对更广泛的事物拥有理解和发言的愿望。文艺的背后其实是很匮乏的，它是一种单一的姿态，我不喜欢那种东西。慢慢来吧，关键是找到自己的节奏。《单读》这十年来的变与不变，和你自身的变与不变，是否存在一些联系？有吧，我那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十月份要出十八周许知远：年版，我想那本书，以及我与它的关系，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变化。当然，我可能更成熟了，有更多的技术和手段，或者更耐心，但本质上没有太多区别，我还是拥有一个对世界有很多好奇的心灵。《单读》也是，本质上还是对世界有非常广泛的好奇心的，这一点跟中文世界的其他出版物很不一样。文学、技术、艺术、思想，在我们眼前没有太多分别，它们都是我们自我启迪的方式，探索世界的手段。《单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变，但是现在我们的声音在保持敏锐和清晰的情况下，变得更深沉、更宽厚，或者说更多样了。这都是非常好的变化，它跟整个单向空间组织的成熟有很大关系，单向空间不是过去那个狭长的小书店了，它后面的力量更强劲。对我来说，《单读》是王冠上面的那颗明珠，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对整个组织很重要。我甚至觉得它对中国社会、对年轻一代也是重要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同时也要非常耐心地等待它的成熟和绽放。说说你对《单读》未来的期待吧。我现在期待它的第二个十年，期待它办到第一百辑。我许知远：非常喜欢《纽约书评》的两位主编，芭芭拉·爱泼斯坦和罗伯特·西尔弗斯，他们都去世了。西尔弗斯到八十多岁还在做编辑，《纽约客》最传奇的编辑威廉·肖恩也是编到八十岁。人应该有一生的事业，单向空间对我来说是一个事业，它不是一个暂留之地。总是不断地跳来跳去，我们的人生是没有积累的，而连续性的事情会促使人不断更新，你会因为厌倦之前的姿态而做出转变。时间特别重要，我特别强调时间，我很希望二十年之后，大家还在编《单读》，到时候它的发行量可能是二十万份。现在这一代的李静睿、双雪涛，都成了很重要的作家，更年轻的创作者又成长起来，编辑们自己也都可以写作，很多编辑本身也是作家，可以办各种有趣的活动，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妙的人生。如果我们在商业上可以继续保持稳定，肯定可以做非常国际化的文学节、会议，我们会等到这个时刻的。具体到《单读》，我希望它的英文版可以出版，在走向国际化的同时，也更追求中国故事，这两个过程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比那些英文世界里的出版物差，不用妄自菲薄，要有这样的自信。这十年来，《单读》带给你个人的是什么？它像我生活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存在，想到它的存在，可许知远：以看到它继续在成长，我就挺开心的。它是一个不用怎么管也会自己成长的伙伴。[1]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曾任美国《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客》评论主笔。[2]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作家和教师，纽约知识分子集群的成员，《党派评论》撰稿人。在路口伤心北京的东大桥，有一片横平竖直的街道，包围着一块三角形的飞地，地铁站就建在上面。从朝阳路穿过它往北走，走到朝阳北路的路口，右拐是朝阳医院，左拐就朝蓝岛大厦去了。我时不时会经过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路口，去看病，或者在附近找饭吃。夹在高楼大厦中间的是一个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部委老小区，一根停车杆作为小区大门，地铁站旁的报刊亭就像是它的传达室。它原本和我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建筑物本身和周边相比已经显得老旧而引起我的注意，在同时擅长创造与拆除的北京，这也是经常的事情。因为工作，我不断认识陌生人，即便看起来推心置腹的采访，最终也只与少数人成了朋友，大多数情况是很快就彼此忘记。这倒没什么可惜，人的记忆虽然有势利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一些自然消散的过程，就像水流入水里，反而是有些滥用时间来度量和象征的情感显得刻意了。在属于我的这条河里，东大桥这个路口意外成了一个要塞，一块三角形的滩涂，阻滞着流水过早地逝去。那是在2013年的秋天，我来到这个小区，径直走到最后一栋楼，拜访了住在这里的张祖道老先生。我以为这是一段无关紧要的记忆，但每次路过这里，它都会重新升腾起来，不但没有淡去的意思，反而越来越强烈。张祖道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毕业从军，之后进入《新观察》杂志工作，担任摄影师。他多次跟随费孝通、潘光旦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鄂川地区做田野调查，其中有5次和费孝通一起前往“江村”。2013年的时候，他已经91岁高龄。知道他的人不多，他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需要被人知道的事情。当年平遥国际摄影展把“致敬奖”颁给他，他说“离个人的要求、群众对你的要求差得太远”。2014年9月，采访他不到一年后，就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对他的追思只在一个极小且分散的群体内可见，没有公开的追悼仪式，大家甚至是在一个月之后才得到消息。这么一段掷地有声的人生居然就在眼前完全被冲刷下去，这加剧了我的伤心。那片楼房现在看起来，像是在繁华里把头埋得更低了。事实上我们已经很少用伤心这个词，它不再是一种典型情绪，愤怒和沮丧更流行一些，两者背后都是某种程度的拥有，而伤心是无法挽回的失去。我更难忘记的是张祖道的家。五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被书和杂物占满，光线都很难穿透进来，灰尘散射出一层薄雾一样的空气，笼罩着积重难返的一切，老两口身型本来就小，还佝偻着腰，在房间里缓慢地穿行——当时间取得对空间的全面胜利，空间本身就变得抒情。那时他的听力就很不好了，说话带着很重的呼吸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地方，他不断向我道歉，说：“希望你多帮帮我，里头有一些讲错的、不合适的，希望你帮我改正。”张祖道一生出版了3本书，《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江村纪事》和《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其中除了一部分日记，其余都是白描式的社会学记录，关于别人的多，关于自己的少，更多的是照片。他拍“江村”里的妇女用脚踏龙骨水车排水，照片中可以看出那里的土地属于典型的圩田，农民在河里罱河泥，可以看见他们衣服上的补丁。他拍河里的航船从县里回来，船上载着的都是村民做生意需要的货物。1957年他拍过江苏盛泽镇的桑园、国营收茧站，1982年拍过那里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遗址——这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合作性的乡土工业，1999年又拍了庙堂缫丝公司。历史的变迁、《江村经济》的理论都能在他的照片中找到对应。而这只是他几十年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压箱底的底片和日记，不知道如今在哪里。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拍摄了不少文体界的名人，偌大的北京名利场于他，也不过是另外一块田野。他一贯拒绝摆拍，最忌讳布置画面，即便面对明星，也追求在自然行动中完成摄影。见多了现在的人们任由摆布或者游戏人生，突然遇见如此认真的一位，的确难以处理。首先是因为那些在学术史上伟大的名字，我才有机会认识他，但他和他的旧居所在的那个路口，长时间盘旋在我记忆里的原因，肯定不是这些。恰恰是因为他和伟大没有关系。这也不意味着转头就要去歌颂渺小。大多数人的生命就是一些自然消散的过程，就像水流入水里，是这一点，值得最普遍的共情。东大桥的路口，和每个路口一样，富有转折又消失在转折里，这也是张祖道的生命轨迹，无形的历史经过他，他在自己所能掌握的时空里竭尽全力，如实做出了反应。最近的另一项工作，是和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进行一次跨度很长的访谈。项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凭借关于“浙江村”的研究名噪一时，某种意义上，他在费孝通、潘光旦、张祖道的脉络里继续工作，试图解释中国如何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策略和位置。3年时间里，从北京到牛津到温州，我们之间的很多谈话都是在出租车、高铁站、飞机场这样充满着现代性气息的地方进行。未解的难题附着在了新的变体上，这是最新的隐喻。在这种拉锯之中，我终于摆脱了一点速战速决式的媒体工作带来的功利心，理解到历史给人施加的压迫，以及人本身具有的历史性。然而这并不能弥补我仍时常感到的对于张祖道这样的人的歉意和愧疚。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曾经这样评价费孝通的研究工作：“这一过程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一切改变应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又须是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基础。”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个论断之中，却没能做更多努力，让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时间、空间中留得更长久一些。他们也绝不仅仅只存在于过去。10年可以证明许多事，同时失去了更多。在心里很深的地方，是这份愧疚维护着我的热情。撰文：吴琦话题没有哪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网络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对我们的思想施加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那些专事写作关于互联网的文章的作者，却很少思考它是怎样改变我们的。谷歌把我们变蠢？撰文 尼古拉斯·卡尔译者 郭玉洁一“大卫，停下。停下，你会停吗？停下大卫。你会停下吧大卫？”这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结尾处著名的奇异而悲伤的场景，超级电脑HAL在央求愤怒的宇航员大卫·鲍曼。此前鲍曼差点被这台失常的机器杀死在太空，现在他冷漠而平静地切断了记忆存储器和人工“大脑”之间的联系。“大卫，我的意识正在消失，”HAL绝望地说，“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我也能感觉得到。这几年来，我对此有些不爽：有人，或者说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扰乱我的大脑，改造我的记忆，重构我的神经系统。我的意识没有消失——至少到目前为止——但是它在改变。我的思考方式变了，这种感觉在阅读的时候尤其强烈。沉浸在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章里面曾经对我来说非常容易，我的头脑会被叙事或者分析吸引，于是会花好几个小时漫步于铺陈叙述的散文。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发生了。现在我的注意力常常在阅读两三页后就分散了。我变得烦躁不安，丢掉原先专注的线索，开始找其他的事来做。我觉得我好像常常在把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文本。以前很自然进行的深度阅读，现在变成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我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0多年来，我在互联网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搜索、闲逛，有时也为巨大的网络添加一些信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网络曾是天赐之物。以前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花费数天查找的资料，现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搞定了。几次谷歌搜索，点几个链接，我就找到了想要的资料。即使不是为了工作，我也会在网络信息之间搜寻——阅读文章、写电子邮件、扫一眼新闻标题和刚更新的博客、看视频、听广播，或者，只是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再跳到下一个。（链接和脚注不同，脚注与文本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链接并不仅仅指向关联性，它们驱使你去点击。）对我来说，正如对其他人一样，网络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变成一个管道，大多数信息经由它流入我的眼睛和耳朵，流入我的头脑。拥有如此庞大、丰富的信息库，又能如此便捷地获得，互联网的好处已经被广泛描述，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众多欢呼。《连线》杂志的克莱夫·汤普森说：“硅存储器的完美应用，会极大地造福于思想。”但是这一“造福”是有代价的。正如媒体理论家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的，媒体并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媒体提供思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塑造了思考的过程。就此看来，互联网在做的事，似乎就是把我专注和沉思的能力切成碎片。我的大脑接收信息时已经习惯了网络传输的方式，就像快速流动的粒子流。从前，我是词语海洋中的深水潜水员，而现在我坐在水上摩托艇上在水面快速滑行。并不是只有我一人如此。当我提及这些阅读方面的困难时，我相识的朋友（多数与文学相关）说他们也有相似的经验。他们使用网络越多，越要努力集中注意力才能进行持续的写作。一些我关注的博客作者也开始提及这一现象。斯科特·卡普一直在写作关于网络媒体的博客，最近他承认，自己已经不读书了。“我大学时主修文学，一度还读辞典，”他写道，“现在这样，到底是怎么了？”他给出的结论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我使用网络进行阅读，与其说是阅读的方式改变了，不如说是我思考的方式改变了？”布鲁斯·弗里德曼的博客是关于医学领域的网络使用的，他也描述了网络如何改变了他的用脑习惯。“我现在几乎完全失去了阅读和理解长文章的能力，无论是网络上的，还是印刷品上的。”他写道。弗里德曼还是一名病理学家，长期在美国密歇根医学院工作，他在电话里对我详细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说，他的思考呈现出“断续”的特质，这反映了平时在网络上迅速扫视短篇文章的方式。“我再也不能阅读《战争与和平》了，”他说，“我已经失去了那种能力。即使一篇三四段以上的博客文章，都超出了我的吸收能力。我一扫而过。”这些个例，并不能证明太多。我们还要等待神经学和心理学的长期实验，来提供一个确定的描述，到底网络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的。但是最近伦敦大学进行的一项关于网络使用习惯的研究已经指出，我们完全可能处于阅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这是一项5年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研究者们记录了访问两大站点的读者的行为，这两大搜索站点，一个属于大英图书馆，一个属于英国教育联盟，后者提供期刊文章、电子书和其他文字信息资源。研究发现，人们使用这些站点时，表现出“掠读行为模式”，从一个地方迅速跳到另一个地方，并且很少回到之前访问过的站点。他们阅读文章或者书籍通常不超过一两页就跳到另一个站点。有时候人们也会保存一篇长文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真的会认真阅读。研究报告的作者写道：“很明显，用户在网络上阅读时已经不是传统的阅读感觉。的确有迹象表明，当人们在标题、目录、摘要之间快速浏览时，新的‘阅读’方式正在浮现。几乎可以说，他们上网，就是为了逃避传统的阅读感受。”由于网络上海量的文本——更不用提及手机阅读的普及，我们今天阅读的数量完全可能超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时电视是我们的首选媒体。然而，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阅读方式，更深层地来说，那是不同的思考方式——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自我。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普鲁斯特和鱿鱼：阅读思维的故事和科学》的作者玛丽安·沃尔夫说：“并非阅读的内容，而是阅读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沃尔夫担忧网络导致的“效率”与“即时”至上的阅读方式，可能会削弱我们深入阅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产生于早期的印刷时代，那个时代使得长篇、复杂的作品成为常规读物。而当我们在网上阅读时，沃尔夫说，我们倾向于成为“单纯的信息解码器”。我们解释文本的能力，在深入阅读时进行丰富联系的能力，正在大规模消解。沃尔夫解释说，对于人类来说，阅读不是一项与生俱来的技能。它并不像说话一样被写入了基因。我们必须教会自己的大脑如何将看到的象征性符号翻译成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而且，我们阅读时使用的媒体和技术对于形成大脑中的神经系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实验显示，使用表意文字——比如汉语——的人，会发展出一种和我们使用字母文字的人不同的阅读智力结构。这些区别会分布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包括决定记忆、诠释视觉和听觉刺激的部分。我们同样可以想象，习惯于网络阅读的人的大脑系统，应该和阅读印刷品的人是不同的。二1882年的某一天，弗里德里希·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那时，他的视力正在下降，长时间地盯着书稿令他的眼睛疲惫而疼痛，还常常导致严重的头痛。他已经被迫缩短了写作时间，他担心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写作了。至少在短时间内，打字机拯救了他。当尼采可以熟练运用打字机，他就可以闭上眼睛，只靠手指写作。词语再次从他的大脑流向纸张。但是机器对于他的作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朋友、一位作曲家注意到他写作风格的一个变化。他的文风已经很简洁，此刻更加紧凑简短。“也许你通过这个机器会找到一种新的风格”，这个朋友在信里写道，他自己在音乐上的“思想”和语言常常决定于纸和笔的品质。“你说得对，”尼采回信说，“写作工具参与到了我们思考的过程当中。”德国媒体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基特说，由于这种机器的影响，尼采的文章从论辩式变为格言体，从观点鲜明变为语带双关，从雄辩变得简洁。人类的大脑几乎是无限可塑的。人们原以为大脑网络——头颅中无数神经元之间形成的致密联系——在我们成年之后就基本固定了。但是脑研究者已经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神经系统学教授詹姆斯·奥兹说，即使是成年人的大脑，也仍然是有可塑性的。神经元会打破旧的联系，形成新的联系。用奥兹的话来说，“大脑能够在高速运行中重新编程，改变自己运行的方式”。当我们使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称的“I. T.”（智能技术）——拓展智力而非体力的工具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些技术的特质。14世纪机械钟表的普及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历史和文化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描绘了钟表是如何“切断了时间和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帮助创造了人们对于一个可精确测量、按序发生的独立世界的信念”。“分割时间的抽象框架”变成了“指向动作和思想的点”。钟表规律的嘀嗒声有助于人类形成科学意识，但是它也带走了一些东西。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维森鲍姆在他1976年出版的书《电脑的力量和人类理性：从判断到计算》中指出的，计时设备的广泛应用形成的“世界”的概念“比旧世界贫乏，因为它拒绝了那些直接的经验，而那些经验原本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当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去吃饭，什么时候去工作、睡觉、起床时，我们不再倾听自己的感觉，而是开始依从闹钟。适应一个新的智能技术的过程，会体现在我们解释自我的隐喻当中。在机械钟表发明的时代，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脑子运行起来“像时钟”。今天，在软件时代，我们已经开始认为它们运行起来“像计算机”。但是，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这些变化远比隐喻深刻得多。由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这些适应在生理的层面上也发生了。人们都说网络将会对认知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在1936年提出电子计算机可以用来代替其他信息处理设备，当时还只是理论设想，今天我们已经目睹它变为现实。网络，一个巨大而有效的电脑体系，将我们的知识技术最大限度地囊括其中。它成为我们的地图、我们的时钟、我们的印刷机、我们的打字机、我们的计算器、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收音机和电视。每当网络吸纳一种媒介，这个媒介就被重新改造成网络的模样。它给内容注入了链接、浮动广告或其他的电子小玩意儿，还在内容周围遍布其他媒介的内容。比如，当我们浏览最新的新闻标题时，电脑上会提示你收到了新的邮件。其结果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消减了我们专注的能力。网络的影响并没有停留在电脑屏幕的四方之内。当人们的头脑习惯了网络媒体疯狂的覆盖，传统媒体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受众新的期待。电视节目加了流动的字幕、文字抓取功能和自动弹出式广告，杂志和报纸删减文章的长度，增设介绍性的摘要，把版式设计成适于浏览的碎片集锦。2008年3月，《纽约时报》决定把每一辑的第二版和第三版都变成文章摘要，设计总监汤姆·鲍金解释说，这种“快捷方式”可以让匆忙的读者快速阅读这一天的新闻，帮他们节省时间，免于使用“效率更低”的方法：翻页和阅读文章。传统媒体别无选择，只能追随新媒体的规则。没有哪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网络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对我们的思想施加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那些专事写作关于互联网的文章的作者，却很少思考它是怎样改变我们的。网络的智力伦理仍然缺席。三几乎就在尼采使用打字机的同时，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热切的年轻人，带着一个秒表来到费城米德韦尔钢铁厂，开始了一系列致力于提高机器效率的历史性实验。经过股东们的批准，泰勒找了一组工厂工人，让他们操作不同的金属加工机，然后记录他们每一个动作需要的时间。泰勒把每份工作分解成由小的、不同阶段组成的过程，然后实验不同的方法，最后创造出一套精确的操作方法——我们今天可以说，一套“编码”——来指示每个工人应该怎么工作。米德韦尔的工人们抱怨说这套严苛的新体制把他们变成了机器人，但是工厂的生产力剧增。蒸汽机发明100多年后，工业革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和哲学家。泰勒滴水不漏的设计——他的“系统”——很快受到全美国、全世界工厂主的欢迎。为了追求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利益，工厂主使用了“工时与动作”的研究成果去组织工作，配置工人。其目标，正如泰勒在他1911年的论述《科学管理的原则》中定义的，是为每一个工作确定和采取“最佳方法”，从而“用科学逐步取代工业领域的经验做法”。一旦他的系统应用于所有人类的工作，泰勒向他的追随者保证，它不仅会改变工业结构，还会重新组织社会，创造出一个效率完美的乌托邦。“过去，人是第一位的，”他宣称，“将来系统是第一位的。”泰勒的系统如今与我们同在，它仍留存于制造业的伦理之中。现在，由于电脑工程师和软件编码师以越来越庞大的力量在横扫我们的知识生活，泰勒的伦理已经开始主宰我们的意识王国。网络是一个以提高效率、自动收集、传播和处理信息为目的而设计出的机器，而且它的编程员军团下定决心要寻找“最好的方法”——完美的运算法则——进行我们开始称之为“脑力劳动”的每一个步骤。四谷歌的总部Gooleplex，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那里是互联网的最高圣殿，其中实践的“宗教”就是泰勒主义。谷歌的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谷歌是“一个建立在度量学之上的公司”，它要致力于“系统化一切事物”。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所说，谷歌利用其搜索引擎和其他站点收集来的大量人类行为数据，每天都要进行无数实验，它使用这些结果完善自己的运算法则，这些法则正在逐步控制人们寻找信息和解读信息。泰勒为体力劳动所做的，谷歌正实践于脑力劳动。谷歌宣称它的使命是“组织这个世界的信息，使得它易得、有用”。它试图发展成为“完美的搜索引擎”，能够“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准确满足你的需要”。在谷歌看来，信息是一种货物，是一种可以以产业效率为原则进行开采和占有的现实资源。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提炼要点的速度越快，我们思考的成果就越多。这样做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这两个天才年轻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创立了谷歌，他们经常讲到把搜索引擎转变为人工智能的渴望，一个像HAL一样的机器，可能直接和我们的大脑相连。“最终的搜索引擎可能和人类一样聪明——或者更聪明，”佩奇在几年前的演讲中说道，“对我们来说，研究搜索引擎就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一个方法。”在2004年《新闻周刊》的采访中，布林说：“毫无疑问，如果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和你的大脑或者一个比你聪明的人造大脑相连，你肯定比现在强。”2007年，在一个科学会议上，佩奇说，谷歌“的确正在开始尝试建立人工智能，而且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应用”。对于这两个腰缠万贯的数学天才，以及他们所雇用的计算机科学家“军队”来说，这种野心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一家科技企业，谷歌的驱动力来自一种激情，用施密特的话来说，即用技术来“解决此前从未被解决的难题”，其中，人工智能是最难的一道题。为什么布林和佩奇不是解开难题的人呢？但是，他们的简单假定——如果我们的大脑可以被人工智能补充甚至取代，那我们将会更好——是令人不安的。它表明了一种理念：智力是机械过程的产物，是一系列可以被分解、度量和优化的步骤。在谷歌的世界，我们上网时步入的世界，并未给思考的模糊性留有空间。含混并不是通往洞见的开始，而是要被修理的bug（故障）。人类的大脑只是过时的电脑，它需要更快的处理器和更大的硬盘。这种人类大脑应该如高速数据处理器一般运行的想法，不仅仅塑造了有关网络的活动，同样决定了商业模式。我们在网络中冲得越快——点击的链接和浏览的页面越多——谷歌和其他的公司就有越多的机会获得我们的信息，给我们提供广告。大部分商业网站在收集用户留下的资料碎片时有一个财务原则——资料越碎越好。公司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励人们从容阅读，或者缓慢、专注的思考。经济利益使得他们驱使我们分神。五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人类社会从来都存在既赞美、神化技术进步的倾向，也有相反的倾向，对每一种新技术或者新机器都能看到缺陷。在柏拉图的《斐多篇》里，苏格拉底哀叹了书写的发展。他担心当人们逐渐依赖书写下来的文字，此前存于脑中的知识将被文字取代，他们将会“停止记忆，变得容易遗忘”。而且，由于他们“接受大量信息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引导”，他们将“被认为知识丰富，实际上非常无知”，“自负智慧，却不拥有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没有错——新技术常常有他所恐惧的后果，但是他太没有远见了。他没有预见到书写和阅读将在很多个方面拓展信息，激发新想法，扩展人类的知识（假如不是智慧）。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开启了另一轮咬牙切齿的骂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希罗尼莫担忧书本太容易获得，将会导致智力上的懒散，使得人们“怠惰”，使得大脑不再强健。另一些人则说，便宜的书籍和纸张将会破坏宗教的威信，贬低学者和抄写员的工作，散布煽动性的言论和放荡行为。如纽约大学教授克雷·舍奇所指出的，“大多数反对印刷术的说法是正确的，甚至是有预见性的”，但是，再一次，预言家们没有想象到印刷文字将传播出多少福音。所以，对，你会怀疑我的怀疑论调。也许那些对互联网的批评不屑一顾的人是正确的，从我们极度活跃、数据爆炸的大脑中会诞生一个知识发现和智慧普及的黄金年代。但是我想再次说明，网络不是字母表，它或许可以取代印刷术，但是它生产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印刷书籍促使人们进行深入阅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因为我们从作者的词语中获得知识，还在于那些词语在我们大脑中激发的智力震荡。在持续、专注的阅读所开启的安静空间里，我们建立自己的联想，形成推论和类推，培育出独立的想法。正如玛丽安·沃尔夫所说，深入阅读和深入思考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失去了安静的空间，或者用“内容”去填充它，那我们将牺牲掉的不仅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里，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雄辩地描述了我们的危险境况：“我来自一个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在那里理想世界是由高度教育、清晰表达的人格构成的复杂、质密、如同教堂一般宏伟的结构，这个人格存在于人的内心，形成关于整个西方遗产的独特形式。但是现在，我看到所有人内心（包括我）那个复杂、密实的自我被一个新的自我取代——这一演变发生在过量信息的压力和‘迅即获得’的技术之下。”当我们“内在深厚的文化遗产”被抽干，当我们点击鼠标与网络上海量的信息相连接，福尔曼的结论是，我们有可能变成“薄饼人”——广阔而浅薄。《2001：太空漫游》的那一幕常常萦绕在我心中。它的辛酸和奇异之处在于，电脑在意识被切断时产生了情绪反应：当电线圈一圈一圈变暗时它的绝望、它对宇航员孩子式的恳求——“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我好害怕”。对它最后的转变我们只能称之为天真无辜。HAL感情的流露和宇航员的冷漠形成对比，后者带着机器一般的效率思维工作。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很刻板，好像在遵循某种编码的步骤。在《2001：太空漫游》的世界里，人类已经变得如此机械，以至于大部分人类角色被证明真的是机器。这是库布里克黑暗寓言的核心：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电脑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我们自身的智力也将被消解成为电脑。消费作为革命整体来说，这是一场聪明然而可怕的骗局。听录音带长大的我们，仿佛就像录音带本身一样，注定是个过渡性的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出路，那就是，在不断担心自己不够聪明的惶惑当中，还奋力保留着去探索那些被遗弃之问题的内在动力。从“爱拼才会赢”到“诞生”—— 一个录音带世代的告白撰文 张钊维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词曲／陈百潭牛年春节假期，与家人驱车同游山东齐鲁故地。在济南过夜的最后一晚，我们摸索着来到千佛山下，看到街头转角处一家装潢雅致的小茶馆，可以品尝当地的菜肴，于是推门进去。迎面而来的，是老板亲切的招呼，还有熟悉的台湾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只不过，在这里听到的，是已经改编成胡琴箫笛的演奏版本；尽管不是原唱，但我再次领教到这首歌的无远弗届。通常，我是在KTV包厢或是企业主们会餐的酒酣耳热当中，才会听到这首歌。它诞生于1987年，那一年我读大三，宿舍书架上摆的录音带是罗大佑、齐豫、郑怡跟莫扎特。卡式录音带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这恰恰是台湾所谓五年级世代（60后）从初中到大学的成长阶段，当时台湾的通俗音乐经历了民歌运动的革命，走向以滚石与飞碟两大唱片公司为主导的华人流行歌曲全盛期。那一年，激烈的社会与政治变化正在进行。在内外的压力下，台湾当局蒋经国决定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并且允许让当年跟随国民党来台湾的老兵到大陆去探亲；这一年的年底，刚刚满一岁的民主进步党议员在一次重要的集会场合举起白布条喧哗闹场，要求全面改选从大陆来台的议员，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强睁着为白内障所苦的双眼，在台上看着这一幕。一个月后，他去世；而“全面改造”就成为接下来台湾政治反对运动进行动员的主轴。此刻，不仅在政治上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在社会基层组织上，劳工、农民、老兵、妇女、环保者等的反抗呼声不断；在文化上，小剧场运动、新电影运动、文化评论与行为艺术取代了对于文学创作的热情；在日渐开放的电子与平面媒体当中，包括地下刊物，我们不断受到这类信息的冲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大专青年写作协会（由官方支持成立的高校文学社团跨校联合组织）的社团领导人年会上，来自香港的“进念二十面体”演员作为特邀嘉宾，从观众席中突然现身，径自走向舞台，即席演出一段打破镜框舞台的前卫独白剧，台下满脑子“春天走过”“达达的马蹄”或是李杜王白的观众被弄得一头雾水，晕乎乎地搞不清楚状况。作为台湾“二战”之后、“解严”之前的最后一代文艺小青年，我们其实都还深受某种古典精神的影响，即便那只是半吊子。我们先后受到台湾现代派与乡土文学的洗礼，然后以极其有限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关注当时每年5月4日报纸副刊上依然行礼如仪的纪念专文（要很久之后，我们才会清楚当中有多少阉割痕迹），“起来啊，中国的脊梁！”这样的标题警句烙在脑袋里；同时阅读金耀基的《大学之理念》，想象自己身处在一个人类精神文明摇篮中的知识与智慧殿堂里。而在时代快速的变幻中，我们也经由私底下的传阅与地下出版，开始注意北岛、顾城、杨炼、钟阿城，乃至初出茅庐的张艺谋、陈凯歌与田壮壮，以及一切曾经受到压制的作品，包括鲁迅、钱锺书、沈从文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我们还多少抱有“澄清天下”的志向，虽然多半是清谈；我们相信文化艺术比政治重要，更比做生意重要，虽然现实发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一年，台湾的股票市场开始了长期的牛市长征，房地产也水涨船高，终至酿成两年之后的股市上万点，以及“无壳蜗牛”抗议房价过高的万人夜宿忠孝东路运动。另一方面，在后来成为台湾经济命脉的高科技产业，也在此时进入国际化的轨道：不久将成为全球芯片制造业代工龙头之一的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开始设厂投产；而许多的鞋厂、纺织厂与电子厂，已经前往珠三角投石问路，其中包括以射出成型模具起家、当时还不太引人注意的鸿海郭台铭，他们将携手港商，为10年以后中国大陆之成为世界工厂，奠定基础。然而，文艺青年们不会注意这些影响后来社会发展的蛛丝马迹。他们也不太会注意到，身边有些同学对炒股比对念书来得有兴趣。他们没有摆脱上个世代对知识分子的传统定义与自我期许，他们认为罗大佑与李宗盛比起王杰、齐秦，更值得欣赏，虽然后两者卖得更好。是的。特别是罗大佑。二聪明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潇洒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疯狂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多情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诞生》，词曲／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的开卷偈《诞生》，对我来说犹如天启，由一个身穿黑皮衣、戴着墨镜的卷发黑天使，声音沙哑、面无表情地在我的第一台手提录音机里反复不断宣读。我们的青春，大多浸染在这样的黑色旋涡里，渗入骨髓，从而成为我们内在精神状态的一部分；于是，我们有过多的问号，以及用来放进一切为我们所质疑之事物的括号与引号，间或夹杂一些蝌蚪状的惊叹号，以作为某种姿态；但我们缺乏那些足以一锤定天下的句号，甚至也缺乏为自己留下转圜反思空间的省略号。我曾把我们这一代人比拟成辛亥革命之前的最后一批贡生——已经浸染了“旧时代”的气味，但又匆忙剪了辫子想要赶上“新时代”的最后一节车厢。究竟，我们是处在什么境地底下的一批人？在不断往前疾驶的嘈杂列车上，没有人想要问个清楚。我们是经历解构的一代，但还不是建构的一代；时代列车的方向盘，并不在我们手上。那些我们没有特别注意的制造业、股市、房地产的浪潮，它们是如此坚定而准确。弄潮者并不在意罗大佑或其他什么进步文艺，他们的精神原乡是打拼，是白手起家，是“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他们心底回荡的是“爱拼才会赢”。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这首歌带向了所有工厂与加工区云集的地方。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爱拼才会赢”其实是华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美所发起的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浪潮底下，必然要产生的心理状态与文化表征。战后因为依附美国而起步的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中发展出独步全球的加工出口区以及来料加工业务，电子业、纺织业、塑料产业等带动了台湾经济的成长，也培养了战后第一代的中产阶级。到了1980年代，经济发展到达瓶颈，面临转型，而中产阶级社会也趋于成熟，要求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与此同时，世界也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对资本主义来说，出现了非殖民主义的庞大廉价劳动力与潜在市场；而当时刚刚上台的里根与撒切尔联手扬弃了西方行之多年的凯恩斯计划经济思想，转而拥抱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主张，随之举起了全球化的大旗；而东欧的颜色革命，跟英美世界的谋略布局，恰恰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于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台湾制造业带着来自美国日本等跨国企业所提供的订单，前赴后继地西进大陆，专心致志地钻营代工制造的各种经营技巧与技术手段。宏碁的创始人施振荣就在这时提出他著名的“老二哲学”，亦即，不要抢占市场当龙头老大，或者是，好好做好代工本分，不要想太多自创品牌，更别想要争夺制定技术规格与市场规则的制高点。当好老二，亦步亦趋跟紧老大的脚步，随时提供老大所需，这是加工出口业者的本分。三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坏运总是要按本分来行——《爱拼才会赢》，词曲／陈百潭时序进入1990年，随着制造业的外移，台湾岛内的转型也如火如荼。在自由化的大势底下，过去庞大的公营事业被私有化，许多工人下岗；政治开放了，媒体开放了，银行开放了，设立大学的门槛也降低了。不久之后，台湾就成为全世界银行、大学、政党、电视频道、SNG（卫星新闻采集）现场直播车、便利商店以及现金卡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商业化的逻辑与本土化的意识形态压倒一切。而脱离了文青与愤青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也跟着开始思考关于文化与商业结合的诸般命题。那么，罗大佑呢？李宗盛呢？那个培育出如此众多创作歌手而被我们所关注、所爱戴的滚石唱片呢？当《爱拼才会赢》唱响两岸的时候，当原唱歌手叶启田当选民意代表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呢？那时，罗大佑在盛名的高峰猝然离开台湾，留下一本《昨日遗书》而远走他乡，20世纪90年代初，落脚在香港，过去的黑色如今一身纯白；而李宗盛当上了滚石唱片的总监，制作出一张又一张销量破百万张的专辑，进而让滚石往东亚各地进行布局，分公司遍及东京、首尔、香港、上海、北京……一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我们该欢呼这个文化荣景的来临：一个跨越华人社会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流行音乐王国，俨然成形；20世纪70年代由台湾发出的“唱自己的歌”的理想，将得到进一步的实践与放大……然而，当滚石唱片开始推出青春偶像、少男少女组合，开始为香港来的天王天后们量身定做剪裁合适宜人的歌词、旋律与节奏，开始为形形色色媒体的报道需求打造各种炫目夺人的广告包装，我知道1980年代的那个滚石，那个强调内在自发的创作、强调与社会脉动共呼吸、能够与听众分享深刻具体的生活与情感经验的滚石，以及那个创作先行、企划随后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已是企划指挥创作、市场决定品味。我是该怅然若失，还是该为这样的突破与发展鼓掌叫好？这个问题，让我寻思了很久。当时，正在起步中的地下音乐与独立音乐圈子，对于主流唱片公司的现象与做法是叠加批评的；论者经常诘之以“媚俗”，并批判商业化、消费化的主流逻辑。我有时候也作如是想，但继而又思及，在全球化浪潮的笼罩之下，一只可口可乐瓶都可能造成非洲土著部落的大骚动，又有哪些人的日常生活可以遁逃于商业化与消费化的天地之间？更何况，从17世纪汉族人开垦台湾开始，台湾就是一个商业社会；从早年的鹿皮、蔗糖、茶叶与稻米的生产与贸易，到现代的纺织、电脑与塑料制品的代工与出口，台湾累积了400年的外贸经验，每个人身边一定有做生意或开工厂的亲友，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一点，是所有谈论台湾各方面问题或现象时，不管是采取批判或是赞扬的立场，都不能忽视的。进一步言，这样的历史背景跟经验沉淀，对于台湾文化创造与社会发展造成怎样的深层影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听过或见过有人探讨这个问题，以挖掘更丰沛、更有力量的思想与文化资源。也难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过来的文青或愤青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浩大潮流时，仅能有“媚俗”或者一些批判理论之类的语言武器；而欢呼这潮流的，其语言内涵也好不到哪里去，说到底，也只有“爱拼才会赢”。我当然期待这个社会能够存在许许多多自主的、饱满的创作心灵以及相应的作品，不必完全受市场左右；同时，我也期待这些作品在社会上能够恰当地被群众所接受，被喜闻乐见。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群众是以“消费者”和“选民”这两种方式被组织动员起来的，这两种组织动员的目的或许不同，但逻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争取最大多数群众的支持，或者以钞票，或者以选票；于是乎就有了“大众”，有了“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在这样的逻辑下，有一千就要追求一万，有了一万就要追求十万，有了十万就要追求百万，有百万就要追求千万、亿万……总之，“爱拼才会赢”；但是，拼要拼到何时？赢的终点何在？到底有没有个疆界底线？当钞票与选票的追求没有底线的时候，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文化创作与思想，会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惶惶不知所终？“聪明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人真的问过，更别说是回答过。作为“辛亥革命前最后一批贡生”，我们这一代始终担心自己不够认真、不够聪明、不够打拼……不够这个、不够那个，总之，怕跟不上时代。我们不像听黑胶唱片长大的婴儿潮世代前辈那样，具备源自学生革命狂潮的自信、浪漫与冲劲，也缺乏他们所碰到的台湾经济起飞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两波人生的大机遇；而跟听CD与MP3长大的下一代比起来，我们的成长基因里又残留了过多的理论与理想，从而看不清楚眼前现实，或是不愿真正面对那些被我们认为过于琐碎的现实。听录音带长大的我们，仿佛就像录音带本身一样，注定是个过渡性的产品——既缺乏足够好的音质、容易折损、发霉，更不可能越陈越香变成古董收藏品。但是，或许身为录音带世代的我们，在经历了录音带所曾经短暂承载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艺复兴之后，还是可以有一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出路，那就是，在不断担心自己不够聪明的惶惑当中，还奋力保留着去探索那些被遗弃之问题的内在动力；这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去认识自己社会的商业与外贸经验，对于这个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到底产生什么样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影响。“爱拼才会赢”诞生的20年后，2007年夏天，我带领摄制组来到珠江口的虎门，拍摄一个关于华人财富历史的纪录片。我想抓取一些鸦片战争相关的画面，毕竟这场战争将中国硬生生推入了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主导的财富全球化过程，但眼前我所看到的景象，却出乎意料地丰富而深远。在那个下着雨的午后，江面上货柜轮川流不息；高高的虎门大桥上，也拥挤着一辆接一辆的货柜车与卡车。我可以想见，里头装载的是鞋子、T恤衫、电脑零件、家电、圣诞玩偶……这恰恰是十几二十年前台湾代工贸易以及加工出口的景象，只不过规模放大了上百倍。而在珠江口的另一侧，有一座上百年历史的妈祖庙，巨大的妈祖神像俯视着伶仃洋，保佑过往船只的安全。妈祖信仰遍及大陆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华人地区。就在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我忽然有所领悟。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