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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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成功的经济学家(2)试读：
前 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在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追求真正人生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仅依靠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并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劳伦斯·克莱因
劳伦斯·克莱因是美籍犹太人，1920年9 月14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城。
由于对经济学的兴趣和对数学的爱好，克莱因对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逊推崇备至。1942年，他从伯克利加州大学毕业后，接着考入麻省理工学院，在保罗·萨缪尔逊的指导下学习。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是该院第一个经济学博士。
他参加了芝加哥大学考尔斯委员会的经济计量学班子。在那里，他接受了一个挑战性的任务，继续简·丁伯根编制经济计量模型的尝试。当时的芝加哥，云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可谓群星璀灿。这些人中，后来奇迹般地涌现出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克莱因开始了他的传奇式的模型编制者的生涯。他试图把数学、统计学工具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融为一体，并与考尔斯委员会的同事们一起发展了统计方法与体系，这些现在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家基本训练的一部分。他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的第一个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1942年夏季，克莱因离开了芝加哥，接受了加拿大政府顾问的职位。在渥太华的一个暑期，他帮助加拿大政府建造的第一个经济计量模型问世。之后他和妻子去了欧洲。在1947 年10月到1948年秋季，他访问了许多欧洲的经济学家，有挪威的拉格纳·弗里希、特里夫·哈夫莫，瑞典的赫尔曼·华尔德、爱立克·伦德伯格、爱立克·林达尔、拉格纳·本策尔，还有荷兰的简·丁伯根，英国的理查·斯通等，还见到了正在访问奥斯陆的玻尔·挪里加拉斯木生和约根·佩德生。这一年的生活对他以后的研究工作多有启发。
克莱因回到美国后，应阿瑟·伯恩斯的邀请加入国民经济研究局，在一笔博士基金的支持下，对生产函数作一些经济计量研究，奠定了经得起考验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由于那时他对财产的估价特别是流动资产以及储蓄行为的效应也颇感兴趣，所以，他还参加了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的工作。在那里，他接受了福特基金的资助，创立经济计量学研究班。这番努力的结果是，克莱因和阿瑟·戈德柏格（当时是一位研究生）结交，和他一起建立了克莱因——戈德柏格美国经济模型。这个模型基本上是他在考尔斯委员会开始的工作的延续。
四年后，1954年，在统计研究所弗兰克·波查德的提议下，克莱因出任牛津大学统计研究所研究员，根据牛津储蓄调查的数据，编制了一个英国模型。这项工作在1957年获得了威廉·巴特灵奖。在牛津的四年中，他开始对理论经济计量学进行研究，探讨了统计推断方法。
1958年后，他又回到美国，加入宾州大学的教师队伍。他此后一直在该校的沃顿学院经济系做教授，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那里，他创制了一系列模型，后来被称为沃顿模型。195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时年39岁。
20世纪60年代初，他为了资助宾州大学的数量经济研究，决定建立一家公司，向私人和政府部门出售经济计量预测结果，所得的资金用于补助学生，以及宾州大学经济系和范围更大的研究事业。
这期间，克莱因还广泛走动，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日本、以色列和墨西哥的模型方案进行工作。他还指导了一些论文。这些论文都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模型工程的组成部分。1960年，他首次访问日本，任大阪大学的客座教授，参与他们的建造模型方案的工作，并与森岛通夫和市村真一共同创办《国际经济评论》，这是大阪大学和宾州大学联合出版的刊物。
克莱因的成果和声誉与日俱增。1959年，他应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请去担任经济稳定委员会的主要调查员。他主要负责为美国经济建立一个短期预测模型。这个模型本来是为社会科学研究院编制的，后来被布鲁金斯研究所选中，于是成为“布鲁金斯模型”。这项工作持续了十年，其收获是得到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对他以后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后期，克莱因感到建立一个整体国际经济模型的必要。在国际基金组织和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1968年，克莱因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发起行动，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主要国家的模型编制者召集到一起，建立一套连续的国际方程来分析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这就是林克计划。林克计划实际是一个各国经济的国际联系模型。克莱因与斯坦福的波特·希克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鲁道夫·龙伯格和加州大学的阿龙·戈登共同负责这个计划。
克莱因在林克计划上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这套模型现在囊括了较不发达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以及经合组织国家。在克莱因看来，林克系统比以往用过的任何系统更迅速、便宜和容易。而且，全世界范围的参与研究者现在能够利用一个视听电信系统，就能在配套网络的计算机屏幕上得到充分的信息。
克莱因还与中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1979年，克莱因率领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科学院。他主持了从收集数据、了解中国的经济结构，到帮助解决数据管理方面的问题等一系列有助于建立中国的经济计量模型的工作。5年后，第一个中国的经济计量模型就建立起来了。这个模型准确地显示了中国的增长轨迹，还能显示中国的收支问题、膨胀程度等。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克莱因可谓最优秀的国内、国际计量模型编制者。在把经济学引入实证主义的新时代这一过程中，他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他于1980年获诺贝尔奖的殊荣，也正是源于他在经济计量模型编制工作中的贡献。
克莱因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以公认的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对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算，建立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并用其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预测经济趋势。在包括周期研究、随机波动、动态乘数反应、方案分析以及预报等理论性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问题上，运用各种估算系统。所研究的模式包括发展中经济、中央计划经济和工业市场经济，以及这些经济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关系。主要有“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布鲁金斯模型”、“沃顿模型”和“世界模型”。
经济学的历史将把克莱因记录为最优秀的国内、国际计量模型编制者。在把经济学引入实证主义的现代纪元方面，他比任何人都做得多。从早期与柯立芝委员会到和沃顿计量经济预测中心合作，克莱因把一生都献给了经济计量模型编制和预测工作。这些努力不仅包括工业化国家，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
他的老师萨缪尔逊评价克莱因时说：他为战后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可以把该时期誉为“克莱因时代”。
克莱因的学术成就，概括地说，是将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宏观经济计量学。他在成名之作《凯恩斯革命》中，第一次完整地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表述为数学形式。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美国的一个经济计量模型，1929—1952》，不仅在结构、规模和先进的估算方法论方面是现代宏观模型的鼻祖，而且也是正式地用于经济波动预测的第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对以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有深远而普遍的影响。
在编制模型中，克莱因继续了简·丁伯根在30年代开始的经济计量宏观分析的试验，然而克莱因使用了一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不同的统计技术。他的目标也不同。克莱因偏重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和制定经济政策方面的实际应用，并把它推广到全世界。他在这个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从事经济计量学的经验研究和实际应用，是从研究经济波动和建立小型的美国经济计量模型开始的。在建立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之前，他就编制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模型（1921—1941），称为“克莱因模型Ⅰ”，并为实验的目的，经常对模型进行重新估算。他用这个模型提出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流行的观点，即美国经济会重新陷入衰退的不同意见，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在建立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之后，克莱因与他的同事和学生合作，又编制了大规模的沃顿经济计量模型，包括用于短期预测（3年）的季度模型和长期预测（10年至25年）的年度模型。前一个模型已发展到第四代。这些模型对美国经济做了详细复杂的描述，并不断用新的资料和新的思想进行更新和修正。克莱因同时是布鲁金斯（Brookings）经济计量模型的指导者。这个模型对美国经济的结构有高度细化的说明，是30位著名经济学家合作的产物。
克莱因还帮助其他国家建立模型。包括1947年的加拿大第一个模型，1961年的日本模型，1961年的英国第一个季度模型。他关于发展中国家模型式样的建议，明显地被采纳于印度、墨西哥、苏丹等不同国家的模型中。他还与他的同事一起，致力于建立苏联的模型，对前苏联的经济计划和计划执行进行经济计量的描述。
20世纪60年代末的林克计划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经济计量模型，其中克莱因起了中心的作用，他既是创议者，又是一位积极的研究领导者。这个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协调各国的经济计量模型，用以改善分析商业波动在各国中扩散的可能性，以便利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预测。另一个目标是研究一国政治措施的经济效应，如何影响其他国家。这个方法已被用来研究一次石油涨价如何影响各国的通货膨胀、就业和贸易平衡。林克计划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道格拉斯·诺思
1920年，道格拉斯·诺思出生在美国麻省剑桥市。
诺思的小学及中学教育不断被转学打断。他先在渥太华读小学和中学。1933年全家迁回美国时，他又进了纽约的私立学校，然后是长岛，然后在康涅狄克，最后在华林福城的朝特学校完成了高中教育。这时他的爱好是照相，并且在一次大学和高中学生的国际竞赛中赢得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七名奖。
诺思考上了哈佛大学，但由于他父亲被聘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西海岸分公司的领导，而举家迁往旧金山。诺思受其影响转而进了伯克莱的加州大学。在那里，他成为一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许多学生活动。他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反对希特勒侵略苏联。
在加州大学，他主修三门课：政治科学、哲学和经济学。他的成绩平平，平均“C”以上。战争期间，他得到了三年安心读书的机会，并且在读书的过程中产生了做一名经济学家的愿望。
在经济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诺思认识了所罗门·法布利堪，那时他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在1956—1957年，他作为一名副研究员在该所度过一年。诺思说：“在我的一生中那是极重要的一年。我不仅熟悉了来往于该所的大多数主要经济学家，而且每星期有一天在巴尔的西蒙·库兹涅茨一起，所做的工作导致我对美国自1790年至1860年的支付平衡的早期主要定量进行研究。”
1966—1967年，诺思去日内瓦作研究员时，他主要研究美国经济史中的问题。《1790 至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是此项研究的成果，也是诺思出版的第一本书。
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和变革》中他放弃了制度有效的观念，并且尝试解释“无效的”规则为何存在和继续。这联系到一个很简单而仍是新古典的国家理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能产生不鼓励经济增长的规则。诺思对此仍不满意，并且开始寻找有志于发展政治经济模型的同事们。于是，1983年诺思离开了他待了33年的华盛顿，而迁往圣路易斯，那里有一群优秀的青年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在尝试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新模型。在那里诺思创设了政治经济学中心。
诺思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和经济成绩》。在那本书里他开始认真怀疑理性公设。“显然我们必须能解释为什么人民做出他们所做的选择，为什么共产主义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能塑造人民做出的选择并且指导长时期经济发展道路。人们不深入挖掘认知科学，设法理解心灵得到学问和做出选择的方式，就无法了解意识形态。”从1990年起，他的研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了解人民如何做出选择，在什么条件下理性公设是一个有用工具，在不确定性和模糊的条件下个人如何做出选择是我们必须对付的基本问题，以便社会科学能向前进展。”
诺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划时代贡献，得益于他在经济史学领域的深入研究。他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教授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并将之运用于经济史的分析，从而一举获得了两个方面的显著成就：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新经济史学派的执牛耳者。诺思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使经济史学本身彻底改观，引发了经济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正是这场革命的一个突出成果。因此，探讨诺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必须从他在经济史学领域的研究入手。
早在1961年发表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诺思就集中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因素。虽然当时他采用的还主要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但他并没有去着力完善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而是另辟蹊径，大胆运用科斯的研究成果，力求以制度因素解释经济增长。在1968年10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他对海洋运输成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统计分析后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变得更完全，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因此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变迁也能促进生产率提高和实现经济增长。
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兰斯·戴维斯合著）一书中，诺思成功地运用了产权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在该书中，他明确地指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考虑制度因素的狭隘性，认为有必要冲破这种狭隘性去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思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关键的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前提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变迁，反之则相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他指出，在美国经济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都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里，诺思还只是比较笼统地看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深入到制度内部对制度结构进行更加精辟的分析，因此他的经济增长理论还只是一个雏形。诺思发表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出版为标志的。
完整的诺思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产权为基本概念，以制度变迁为核心，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严密理论体系。这一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的核心部分是用制度变迁的主要参数即产权制度来解释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基本上都一致认为技术变革是近代西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诺思异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见解，这就是：“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而他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要保持经济组织的效率，就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并确立产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因此，诺思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命题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诺思的上述有关经济增长的见解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意见。诺思反思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原来的论点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诺思以产权为核心，给他的经济增长模式补充了以下内容。
首先，是关于国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诺思认为，国家是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单位，因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基本正式规则（特别是有效的产权界定）是由国家或政府制定、变更或维持的，因此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其次，是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诺思指出，任何经济中的正式规则或产权都是由国家制定和维持的，可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制度结构？为什么有的制度结构并不能为其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激励以有助于经济增长呢？答案在于社会成员或公众的“精神模式”，亦即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而政府政策中反映的恰恰是深藏在公众的精神模式或理念中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差异必将引起公共政策的差异以及在劳动态度等价值观念上的广泛差异。所有这些必将构成经济增长当中最为困难，也最无从下手解决的精神制约。
值得一提的是，诺思在1992年出版的《交易费用、制度和经济绩效》一书中特别指出：任何经济的增长都是由该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组织以及它们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还指出：也许我们从来不会找到制约经济增长的“真实”源泉，但是我们越是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制定成功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诺思以此给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插上了无尽探索的路标。
约翰·哈萨尼
约翰·哈萨尼是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47年6月获得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年获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64年取得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任职资格。因其在不完全信息对策方面的突出贡献，而与美国数学家纳什、德国经济学家泽尔腾一起获得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萨尼的主要著作包括：《伦理学论丛：社会行为与科学解释》（1976）、《对策中的理性行为和谈判均衡与社会现实》（1986）、《对策论文集》（1982）、《博弈中均衡选择通论》（1988，与泽尔腾合著）、《功利主义》（1988）、《合作与冲突的对策理论模型》（1992，与泽尔腾合著）等。
哈萨尼为不完全信息对策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完全信息对策中，所有局中人都知道其他局中人的偏好，即都了解其他对手要选择的策略。而事实上，这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因为参加对策的所有局中人都不可能在对策初期拥有其他局中人所有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各自的爱好、能力甚至对策规则等方面的知识。就是说，在不完全对策中，所有局中人完全地或部分地缺乏有关其他局中人偏好的知识。由于纳什均衡的理性解释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设局中人都知道其他每个局中人的偏好，因此，对不完全信息对策而言，虽然它最好地反映了真实世界的许多策略性互动，但却没有一种方法能对这类对策进行分析，其难点就在于：这类对策所描述的情形会陷入一种期望互反的无限回归之中。
譬如，考虑出售一种不动产时，卖者和买者之间的谈判假定买者只知道他愿意支付的价钱，而卖者也仅知道有关他自己保留价格的信息。考虑这种最简单的谈判对策，买者和卖者同时喊出价格，并且当其简单出价超过要价时，交易才发生——交易在两个价格的交易平均点上达成。为了最优地确定他的要价，卖者不得不估计买者的出价，由于出价依赖于买者愿意支付的价钱，因此卖者必须形成一些关于愿意支付的价钱是多少的信念。让我们称这些信念为一阶期望。同样地，买者具有关于卖者的保留价格的一阶期望。由于买者的出价依赖于买者的一阶期望，因此，卖者不得不形成一些关于买者的一阶信念到底是什么的信念。这些信念称为二阶期望。由于每个局中人给出的价格将依赖于该局中人的二阶期望，因此，对手将不得不有三阶期望，如此类推。可见，哈萨尼关于不完全信息对策的系统表述是采用程序方式进行的，并使用了策略形式的概念。
哈萨尼提出了一种贝叶斯式分析方法以替代不完全信息的分析。从此，对不完全信息对策的分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哈萨尼对不完全信息对策的分析方法，几乎可以视为一切涉及信息的经济分析的基础，无论所涉及的信息是否是不对称的，完全私人的或是公共的。
在不完全信息对策中，哈萨尼把局中人分为几种类型，每个局中人都属于其中的一种类型。每种类型对应着该种类型局中人的一个可能偏好集以及有关其他局中人属于哪种类型的（主观）概率分布。在满足局中人的概率分布为一致的要求下，哈萨尼证明每个完全信息对策有一个与之相等价的完全但不完美的信息对策。因此，通过晦涩难懂的对策论语言，哈萨尼把不完全信息对策转化为不完美信息对策，而不完美信息对策可以用标准的对策论方法进行分析。
在融资市场上，当私人企业不知道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权衡偏好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全信息的情形，因为该中央银行对未来利息率的政策是未知的。在这种情形下，私人企业的期望形成和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的互动就可以用哈萨尼给出的方法进行分析。一种简单的情况是，把中央银行分为两种可能类型，并附带这样的概率分析：中央银行要么倾向于抑制通货膨胀，因而随时准备着使用高利率的限制性政策；要么致力于通过低利率解决失业问题。另一个能使用类似方法进行分析的例子是管制一个垄断企业的问题。当管制者没有关于垄断者成本的完全知识时，管制者要实行什么样的管制或给出什么样的合约才会使管制取得一个人们希望的结果。通过这些事例可以说明哈萨尼对不完全信息的处理方法有着广泛的运用价值。
哈萨尼还进一步研究了合作对策。他认为，如果在一对策中，义务——协议、承诺、威胁——具有完全的约束力且强制执行，则称之为合作对策；若义务不可强制执行，即局中人在进行对策前可以交往，则此对策称为非合作对策。建立一个合作对策的非合作模型，最早是由纳什于1951年想到的，哈萨尼通过1972年与泽尔腾合作以及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研究，已取得了某些成功。在不完全信息对策里，尽管局中人并没有完全的信息，但通过重复对策，局中人的行动将隐约地显示出私人信息，如他们的偏好等，这也许将有助于在后来的子对策中做精细的谈判，由此，局中人逐渐达成越来越广泛的协议，增进相互的信任，同时显露更多的信息。
哈萨尼在不完全信息方面的分析方法，拓宽了对策论的分析领域，同时也缩短了经济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为经济学中大量应用对策的互动分析奠定了坚定的基础，促进了经济学的对策论革命。
特吕格韦·哈韦尔莫
1989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特吕格韦·哈韦尔莫荣获198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成为第二个有幸获得这一崇高荣誉的挪威人。1969年挪威著名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的创始人之一拉格纳·弗里希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令人感到十分有趣的是，20年之后他的学生哈韦尔莫又因为对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再次获得了这一殊荣。
哈韦尔莫1911年12月13日生于挪威的奥斯陆。1930年中学毕业，1933年，毕业于奥斯陆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1933年后，他为挪威政府贸易委员会服务，同时，在奥斯陆大学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助理。之后，1938年，在阿胡斯大学当了一年统计学讲师。1939年，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哈韦尔莫作为研究员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
对于这次访问，哈韦尔莫曾回忆说：“对我而言，1939年我很幸运地靠奖学金访问美国。由于我不能控制的原因，访问延续了约7年。因此我有幸在加利福尼亚向世界著名的统计学家裘西·尼曼学习了两个月。那时我年轻而天真，自以为懂一些经济计量学。我向尼曼教授谈了我对该题目的一些想法。他不和我讨论，却给我两三个习题叫我做。他说当我做了这些习题之后，他将与我谈话。当我为那第二次谈话见他时，我已失去大部分关于懂得如何做经济计量学的幻觉。但是，尼曼教授也给了我希望，除以往造成困难和失望的方法外，研究经济计量方法问题可能有其他更有效的途径。”
在美期间，哈韦尔莫还很幸运地应邀访问了芝加哥大学的考尔斯委员会，与一群著名的经济计量学家、统计学家和数学家一起工作。
1945年，哈韦尔莫任挪威驻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1947年，由美国返回挪威。在美期间，194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哈韦尔莫担任工商部和财政部处长职务。1948年他回到奥斯陆大学，担任该校经济学教授，同时进行经济计量学理论研究。目前，他仍在奥斯陆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不论是作为教师，还是作为研究人员，哈韦尔莫对挪威的经济学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奥斯陆大学，他是经济学方面的主要教师。他教过的课程涉及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他的许多学生和助教根据他的讲义写文章，并获得他在写作方面的激励和指导。
在学术研究上，哈韦尔莫的重要成就反映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在该论文中，他对经济关系的估计提出了一种新的和开辟道路的方法，即“经济计量学中的概率方法”。他的工作为一个新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英国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理查·斯通对哈韦尔莫的博士论文的评价很高。他写道：“它是一项对经济计量学的光辉贡献，对估计经济关系成功程度将有革命性的影响。”
哈韦尔莫曾是经济计量学会的会员（1944），1946年，为数理统计学会会员，1950年，为挪威科学院院士。1954—1970年，曾断续地担任经济计量学会理事会理事，1957年，为该学会会长。1975年，为美国经济学会荣誉会员。1979年，为丹麦科学院院士。同年获弗里乔夫·南生高级研究奖。
哈韦尔莫对经济计量学的最重要贡献是在经济计量学中引入了概率方法。他特别重视经济分析中常被忽略的随机因素。在1941年的博士论文中，他就首次把统计学引入经济预测，得出从随机抽样的调查中推演经济理论的方法，以及如何利用统计数字来验证经济理论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哈韦尔莫把随机模型看作是经济计量学的基础，这对经济计量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使经济学理论更符合科学性。
哈韦尔莫的主要著作有：《经济计量学的概率方法》（1944）、《经济增长理论研究》（1960）。论文主要包括：《联立方程组的统计含义》、《测度边际消费倾向的方法》、《商品需求的统计分析：同时估算结构关系式的例子》及《评弗里奇的回归分析及其在经济计量学中的应用》等。
肯尼思·阿罗
肯尼思·约瑟夫·阿罗1921年出生于美国纽约。阿罗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是：社会选择论，一般经济均衡论，不确定性经济学，特别着重研究的是个人决策，信息和组织。由于他在一般均衡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于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罗的主要著作有：《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一般竞争分析》（1971）、《资本劳工替代与经济效率》等。
阿罗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可以说是在无忧无虑中渡过的。在班里，他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对他来说，做数学题也是一种游戏。他能从看起来枯燥无味的数学运算和推理中得到极大的乐趣。正是这一爱好，培养了阿罗的思维能力，也给他以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凭着阿罗在数学方面的才能，他完全可以毕生从事数学研究，但他没有成为数学家，原因是他被另一门学科吸引住了。他觉得：喜欢数学是从兴趣出发的，研究数学并不是他的意愿，然而要研究经济却是从理智出发的，这个愿望是那样的强烈，以致他下定决心学习经济学。
阿罗考上了纽约市社会科学学院。经过四年的学习，1940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紧接着他又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1942年，获得了硕士学位的阿罗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政府开始大量征兵。年满21岁的阿罗被应征入伍当了空军。在服兵役的四年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只要有空闲，他就看书学习，研究卡尔多、希克斯、伯格森等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1946年，阿罗退伍后，又重新投身于经济学的研究中。
阿罗从事的专业是经济学和运筹学。早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受他的老师H·霍特林的影响，对社会福利问题有浓厚的兴趣。1947年至1949年，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任副教授，在柯尔茨经济委员会任副研究员。这时，他的思想开始成熟，对过去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产生了疑问，过去的观点认为：“要对公共投资做出合理的选择，可以用投资所得利益与投资花的成本进行比较，如果投资利益超过投资成本，就可继续在这方面投资，直到所增加的利益正好抵消增加的成本为止。这样，政府对于公共支出所作的选择就与消费者对他们个人支出所作的选择类似。”在进一步研究之后，阿罗意识到：伯格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从理论上说，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然而从实际上来看，这是很困难的。1948年夏天，他着手写书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柯尔茨经济研究委员会、兰德公司的支持，还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辅助研究费。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他完成了这项研究，《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于1951年问世了。这部著作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又再版了，并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成为西方经济学名著。
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阿罗提出了“不可能性定理”。他用数学推理得出这样的论断：如果有两个以上偏好不同的人来进行选择，而被选择的政策也是超过两个，那么就不可能做出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的决定。因此，在每个社会成员对一切可能的社会经济结构各有其特定的偏好“序列”的情况下，要找出一个在逻辑上不与个人偏好序列相矛盾的全社会的偏好序列是不可能的。他提出的“不可能性定理”是对新福利经济学的革新，是新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长期的辩论，而且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地位。鉴于他在新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的成就，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
由于阿罗在美国经济学界很有名气，他得到了政府的重用。1962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后来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还担任过经济计量协会会长（1956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67—1974）、管理科学研究会会长（1963年）。1949年至1968年，他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授。1968年至今在哈佛大学任教授。
阿罗在其代表著作《一般竞争分析》（1971）中，提出了“一般均衡论”的理论。一般均衡论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一种分析方法，就是从市场上所有各种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的相互影响出发，来观察每一种商品的供求在均衡状态下的价格决定。商品的供给取决于生产要素供给函数，商品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函数，商品的生产取决于生产函数。一般均衡论假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每种商品和每种生产要素的经济组成都各有其独立的方程式，而在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生产要素、产品价格及其供给量，相适应地有一个均衡数值。这就是一般均衡论的理论概念。
阿罗进一步研究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如何处理市场不稳定和风险问题，使之达到“一般均衡”。他提出的关于“风险”和“不稳定”的新理论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对企业决策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
阿罗还把一般均衡论应用于经济增长方面。他对考伯—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论做了一些修改，他的《资本劳工替代与经济效率》的调查报告，对美国的生产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美国生产的发展，既不像考伯—道格拉斯函数那样波动，也不像瓦尔拉斯—里昂惕夫—哈罗德—多马模式所假定的固定增长比例那样不波动，而是论证了决定投入替代率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那就是在制造业中，最多只有以一个生产要素代替另一个生产要素的可能性，替代率小于1。而这种替代是不完善的，但以后整个经济的发展会改变这种替代弹性。
他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不可能性定理”。阿罗在其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版，1963版）中，用数学推理得出不可能从许多不同的个人选择中得出大家都满意的社会决策。“不可能性定理”是对福利经济学的革新，是“社会福利函数论”的一种理论。他把社会福利设想为在一些标志社会福利主要自变量之间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这些自变量包括每个社会成员所购买的产品和所提供的生产因素，以及其它可能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他根据社会福利函数论中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关系，来寻求如何产生最适度的社会福利函数的途径。
现在，一般的均衡论的分析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应用，福利经济学的最适宜的资源配置问题，经济计量学的投入—产出分析，经济增长模式等都以一般均衡论作为分析方法。由于他在一般均衡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他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一同被授予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外，阿罗还获得了其他众多奖项和荣誉。1957年荣获美国经济学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67年和1972年分别获得芝加哥大学、纽约市学院的荣誉法学博士，1971年获得维也纳大学社会和经济学荣誉博士，197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理学博士。
吉拉德·德布鲁
吉拉德·德布鲁1921年7月4日生于法国的加莱。
他的小学和中学课程都是在加莱市学院学习的。在法国，学院是为学生进入大学做准备的预科大学机构。受优秀的中学物理老师的影响，他考虑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1941年夏，德布鲁进入有声望的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学习和生活直至1944年春季。
战后初期，德布鲁是法国不拘礼仪的“博尔巴基（Bourbaki）”组织中的一员，这是由一群年轻的法国数学家组成的团体。1945年底至1946年初，德布鲁格在巴黎取得了数学助教的资格，并开始学习研究生课程。但是，尽管他赞赏鲍贝克的数学形式，当时，这种数学在法国占有支配地位，但他认为不应该终身从事这种理性领域的研究，而应把该学科投入应用。这引导他进入了令他着迷的经济学领域。当他在1943年读了莫里斯·阿莱的《个体经济学说研究》中陈述的列昂·华尔拉在1874—1877始创的一般经济均衡的数学理论时，他对一般均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面临重建的繁重任务。德布鲁认识到，经济学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进一步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的热情。结果兴趣变成了终生事业。
1948年夏，德布鲁参加了在萨尔茨堡举行的为时几个星期的研讨班。这个研讨班由像瓦西里·列昂惕夫这样的人物讲授经济学。年底，他由阿莱提名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在美国、挪威和瑞典度过了1948—1950年这段时期。1949年，他访问了哈佛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50年访问了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和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当时，拉格纳·弗里希是斯堪的纳维亚最著名的经济理论学家，斯德哥尔摩学院在瑞典声望很高。在那里，德布鲁会见了经济学界的几个著名人物，如林达尔和伦德伯格。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事业发展意义重大。他在自传中曾说：“我在萨尔茨堡的日子和我的洛克菲勒奖学金使我接触到法国被割断的经济学的一切新进展。”这个时期的访问和接触使他直至今日仍然站在经济学的前沿。
1949年，在德布鲁访问芝加哥大学期间，考尔斯委员会向他提供了一个经济学副研究员的位置。
那时他开始同肯尼思·阿罗合作，联名发表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1954）。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运用迄今在经济学中尚鲜为人知的拓扑学方法，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提供了权威性的数学证明。这些论证以及其他旨在证明供求方程的一般均衡体系可能存在惟一解，这常常是容易被人轻视的。显然，在现实世界中，单一价格和数量总是按照某种方式，在不同市场上被决定的。于是人们不免要认为，经济学家最好把时间用于发现市场怎样产生一个惟一解，而不是用在担心一组联立方程在数学上是否可解。但是，一般均衡理论被运用于现代经济学的一切分支之中，如果人们不能肯定一般均衡模型确实有解，则决不可能信心十足地使用一般均衡分析。此外，一般均衡的存在取决于一定的限制条件，这些条件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中实际达到多市场均衡的方式。无疑，阿罗和德布鲁的这篇文章的确使实际生活中的竞争的某些方面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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