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士人生活掠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毕宝魁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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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士人生活掠影试读：

前言

春秋时期，士作为贵族和庶民之间的等级，日益获得独立的品质。他们一部分人有自己的土地田园，一部分人成为卿大夫的家臣，基本靠俸禄生活。如果从宏观角度窥视当时人们在社会中之地位和谋生手段，似乎可以这样看：贵族中的上层靠权利吃饭，奴隶靠力气吃饭，士靠本事吃饭。

所谓的“本事”从大的角度划分，可分“文”“武”两个方面，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便是武士，而孔子则属于文士。为了获取职业和地位，获取更高的俸禄，士人们便纷纷求学，学习知识和技能，这也是孔子能够开始进行私人教育的社会原因。

这样，士阶层的文化修养逐渐提升。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即孔子生活后期，士的身份便悄悄由末等贵族转化为知识阶层。人们不再考虑该人的贵族身份，只看其社会角色。这时对于士身份的要求，对于所谓知识的要求，也很宽泛，包括各种知识和技能。

孔子和弟子们多次谈论士的问题。子贡曾经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作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又问：“敢问其次？”孔子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再问：“敢问其次？”孔子再答：“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曾子对士提出严格要求，他说：“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概括来说，有知识、有才能、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者便可称为士。最后一点最主要，即一定要有关心天下、关心时局、关心百姓的仁者情怀，否则知识再渊博也不可以称作士。这当是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士的基本认识。

社会等级不断发生变化，一些处在奴隶地位的人只要获取一些知识，掌握一些技能便可以摘掉奴隶的枷锁而进入士的行列。于是，士的队伍逐渐扩大起来。到战国时期，一些有眼光、有势力的大贵族纷纷网罗士人，即所谓的“养士”。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每人养士都在三千以上，比其稍晚的吕不韦也有门客三千多人，其他贵族也各自有自己的士。这样，士便成为当时最具有活力的自由职业者。

苏东坡在《战国任侠论》中描述春秋战国养士风气时说：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

可以看出，春秋战国之间的士，正在由末等贵族向知识阶层过渡，是最有活力的群体，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尤其是政治舞台上，奔波于诸侯家国之间，穿梭于贵族豪门之际，摇唇鼓舌，鸡鸣狗盗，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士”仿佛是麻将中的“会”，可以充当任何角色，有它便好和牌。

周赧王五十七年（公元前258年），以赵国首都邯郸为主要舞台，以魏国首都大梁、楚国首都寿春、秦国首都咸阳为分会场，以秦兵攻打邯郸为主要线索，以士为主角，曾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令人回肠荡气的历史大戏。不用作任何的虚构和夸张，只要能够真实再现当时的历史事件，便一定会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士的内涵又发生了变化，基本上成为儒生的代名词。以后的历史，基本上是儒学统治的历史，故士人的头衔基本上属于儒家学派的学者们。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有所改变，随着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局面的被打破，道家思想兴盛起来，佛教也趁机而入，借助玄学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界被专讲清谈的玄学家们所垄断，出现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等，这些人无疑都是地地道道的士人，我们的笔触当然也要指向他们。

隋唐时代，士人的范围则更加缩小，专指那些哲学社会科学者及文人。如果划定范围的话，基本是指科举出身的人和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在以后的历史时期里，范围基本如此。《中国历代士人生活掠影》是笔者非常喜欢的选题，十分感谢王凯旋君将这样好的选题交我来写。全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写来，对于士人心态、生活状态丰富多彩时期多用笔墨，反之从简。既要考虑士人的精神风貌，也要顾及士人的生活样态，并将宏观眼光与微观细描结合起来，将某一时代的总体风貌和个别士人的具体形态结合起来，既见树木，也见森林。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兴趣，尽量采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将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包裹在有趣的阐释和叙述中。即努力做到：知识准确可靠，完全可以作为学术著作来阅读引证；语言生动简明，趣味性较强，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得到准确丰富的文化知识。

本书之材料，以正史为主，兼采野史稗乘，笔记小说，诗词文赋。在写先秦时期的士人时，笔者几乎重新阅读了一遍《诸子集成》《论语》《庄子》等著作，《吕氏春秋》《颜氏家训》《新语》等不被重视之书也未轻易放过。当笔者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仿佛在与一位位先哲对话，在聆听先哲们睿智的演说，在与他们探讨问题，经常会心会意，虽未“欣然忘食”，亦常常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似乎有许多新的感悟，心情为之愉悦，精神为之解脱。对于各家思想的得与失，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然后再把这些体会融会到叙述阐释中，以此求得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即将完成此书时，适逢东北大学负责素质教育课程的同志请笔者在下学期为其讲授中文方面的素质教育课，笔者在本校也曾开设过多次跨学科素质教育选修课、跨校跨学科素质教育选修课，于是便萌生一个想法，即开设中国古代士人心态与生活方面的选修课，使学生了解古代士人的高度社会责任心和积极入世、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可贵精神。

孔子汲汲奔波于列国间传播道义的足迹，墨子以高明技艺击退假设敌进攻而保卫宋国的义举，鲁仲连义不帝秦不受一金拂袖而去的高风亮节，伏生冒着杀头危险把《尚书》藏在夹壁墙时那惴惴不安的身影，辕固生为保卫儒家地位不肯屈从于太后、宁可以古稀高龄去搏斗野猪的豪情，阮籍对于污浊尘世的白眼，嵇康对于炙手可热之权贵钟会的斜视，陶渊明对于龌龊官场投去那高傲的一瞥，东汉党人的浩然正气，东林党人的疾恶如仇……都张扬着中国古代士人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与邪恶进行果决斗争的高贵品格。其人格的魅力永远感动激励着后世稍有良知的国人，是一笔价值无限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永远珍视之、保护之、传播之、继承之、发扬之、光大之。

这些，对于学生提高社会责任心，洗涤被不义铜臭熏染的灵魂，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激流中会有一定裨益，并初步确定以本书为教材。

全书共设46题，约25万字。2002年元旦动笔，到高考评卷结束完成，历时七个半月。其后又根据王凯旋先生的意见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于11月末完成，历时近一年时间，是我写书费时较多的一本。2016年再版时，又作了一些修订，使内容更丰富。本书插图主要参考《中国通史》（图鉴版）和《景启民画集》（辽宁美术出版社）等书，由笔者手绘，在此一并致谢。

但愿此书能够基本满足读者诸君的阅读期待。2016年1月1日午时毕宝魁于辽宁大学孔子教学生涯始末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对士人品格塑造影响最大的第一位平民教育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创私人教育的人。他从事教育事业之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混乱的时期，孔子思想成为意识形态中“百家争鸣”的开端，故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及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特征的形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可以说，春秋诸子的争鸣，孔子传道是其开端。与其同时的老子思想虽然也很深刻，但其对于社会现实没有热情关注，又不教学生，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其他各家都是在孔子之后出现的，多数是针对孔子儒家思想和政治主张而发的。因此，可以说孔子是引发“百家争鸣”的先导者。《淮南子·要略》篇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所言正是这种情况。

那么，孔子的教育生涯究竟是怎样的？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办起私人教育的？他的招生、教学管理、教学活动及弟子的年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很多人却很不清楚，这对于学习孔子的教育思想，感受其人格魅力都会产生隔阂。我们应当拂去其圣人的光环，以平常心来考察一下这些情况。一、孔子开始教书的最早年限

孔子的先祖是宋国贵族，按照宗法制应当立为国君，但他因为非常复杂的原因而坚决辞让。以后世代为宋国贵族，至孔防叔时被迫逃奔到鲁国。宋国贵族是殷商贵族的嫡系，殷商民族的先祖可能生活在今东北辽西及内蒙古赤峰一带。所以，说孔子的祖先是东北人也未尝不可。辽宁大学教授张震泽先生很支持笔者的这一观点。

孔子少年丧父，家境寒素，自幼好学礼乐，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孔子早熟，十几岁时便得到鲁国上层贵族的注意，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17岁时，他已受到鲁国大贵族孟釐子的高度重视。《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僖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南宫敬叔是孟懿子之弟，二人都是孟釐子的儿子。鲁国当时有三大贵族，孟氏是其一。作为大夫，孟釐子很有权势，临死时嘱咐两个儿子去向孔子学习礼乐，可见其有远见卓识。由此也可推测出年仅17岁的孔子在社会上已有相当的影响和知名度。

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是主动到孔子家来拜师学习的，他们二人是孔子最早收的学生，可视为孔子教学生涯的开端。还应该指出，孔子在鲁国之所以能够干成一定的事业，与孟懿子和南宫敬叔的关照有直接关系。孟懿子几乎是陪伴孔子一生的人物，他是鲁国三大家族中孟孙氏的掌门人，地位是仅次于季孙氏的第二号人物，与孔子在名分上是师生关系，因此孔子后来在鲁国获得的一切机会都与这层人际关系相关。二、进修与访学

开门弟子南宫敬叔对孔子终生的事业都有直接的影响，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最关键的帮助。因为他的推荐，才使孔子有一次公费进修的机会，此次进修为孔子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请看下面这则材料。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返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如前文所言，孟氏是鲁国贵族，南宫敬叔也有一定地位，最起码他有直接与国君交谈的便利条件。他正是利用这种地位向国君推荐孔子，请求和孔子一起到东周洛阳去学习礼乐。国君同意后再由政府提供差旅费，派一辆车、两匹马、一个保镖兼侍从，条件虽不算好，也还可以。这样，才使孔子有机会到当时周代礼乐制度的中心洛阳去进修学习周礼，学识得到进一步提高。

可以推测得出，这次东周之行，使孔子终生受益。最起码有三方面作用：一是他进一步学习到礼乐知识，并借此验证自己以前礼乐知识的正确与否；二是认识并向道家鼻祖老子请教，受到启发；三是到最高学府进修，等于镀金，提高了身价和知名度，极大地有利于以后的办学。正因为这次进修访学，才得到“弟子稍益进焉”的效果。

孔子访学时，老子在周任守藏室史，即负责保存收藏历史档案和资料的官员。孔子参观学习周礼，当然要和老子接触。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有一段关于孔子访学拜见老子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两位文化巨匠接触时相互倾慕的情景，在后文还有介绍，此处从略。

关于此次进修访学的时间，从司马迁《史记》记载的时间顺序看，大约在孔子弱冠之后，即20多岁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难以确定。从此，孔子的私人办学开始起步，弟子的数量也开始多起来。笔者推测，孔子收取十束修为学费当是从这时候开始，否则他的生活便没有经济基础作保障。

20岁到30岁之间，孔子的办学处在发展阶段，学生数量不会太多。到30岁这一年，由于邻近大国齐国君臣的来访，使孔子的地位和知名度再度提高。《史记·孔子世家》载：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举贤任能的政治理想，其“为政以德，治国以礼”的政治思想已经形成。当时中原各国中，论实力，秦、晋、楚、齐都是大国。齐国经过齐桓公和管仲时代后，国力大增，成为东方最强大的国家。至齐景公时，国力依然很强盛，而宰相晏婴亦是著名贤人。齐景公和晏婴同时来访，是最高规格的访问，而接待水平肯定亦是最高规格的。当年孔子仅30岁，便能直接与齐国君臣对话，可见其在鲁国已有相当的地位。通过这次交往，孔子和齐景公及晏婴都认识了，为以后到齐国避难打下了基础。三、孔子办学的巅峰时期

孔子35岁时，鲁国发生内乱，孔子到齐国避难，开始钻研音乐，这也是其提高礼乐修养的重要条件。“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后来齐景公问政，有意重用孔子，晏婴提出异议而止。这句话在《论语》中也有，但没有“学之”二字。而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实际是孔子在学习演奏《韶》的时候进入痴迷状态而不仅仅是听，这样更合乎情理。诸君想想，是否如此？

晏婴之所以提出异议，并不完全是因为嫉贤妒能，而是孔子那一套主张与齐国的国情不符，而且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也难以实行。

孔子在齐国逗留一段时间后返回鲁国，但鲁国内部依旧很混乱，“自大夫以下皆僭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想在齐国出仕的愿望因为宰相晏婴的阻挠而失败，回到鲁国后，出仕环境更差，因此他便专心从事教育，从而使其事业得到很大发展，达到巅峰状态。

这一时段持续了约20年，即大约从孔子的35岁到55岁期间。这是人生的壮年时期，是最成熟、最有经验、最有精力的黄金时段，其中最巅峰状态大约是在40岁以后出现的。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四十而不惑”，出仕无望，又执着于自己的理想，想要通过教育弟子来曲折实现自己本身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于是他大力办学，培养了一大批弟子门人。孔子弟子中的主要人物，在这时期大部分已经投到其门下。

鲁定公九年，孔子50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到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已经56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其后不久，便“堕三都”。“堕三都”在当时一定是轰动天下的大事。这一过程显示出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智慧，他利用了季桓子和叔孙武叔的特殊心理，而季桓子和叔孙武叔也借孔子和鲁定公的手除掉异己，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但当季桓子和叔孙武叔除掉异己后便过河拆桥而将孔子边缘化。而且孔子继续执政还会继续加强公室的权利而削弱三大家族的势力，这是季桓子和另外两大家族掌门人孟懿子、叔孙武叔所不能接受的。

鲁国国君接受齐国赠送的女乐而荒殆政事，执政的季桓子等人把孔子边缘化，孔子便辞职离开鲁国而到邻接的卫国去，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还继续收学生，子张便是在周游列国时收归门下的。

在流亡过程中，一批年龄较大的学生一直跟随他。69岁时，孔子才得以返回故乡，四年后去世。

通过以上极为简单的考证和描述，孔子一生办学的经历大致如下：20岁左右到东周访学是其办学的起点，回到鲁国后便真正开始了私人教育事业；35～55岁这20年是其教育事业的巅峰时期，学生人数众多，远近皆至；56～69岁这段时间周游列国，广泛传播自己的学说和主张，是其思想大散播时期；70岁回到鲁国，度过其人生的最后时光，是其教育生涯的总结时期。孔子弟子数量与年龄结构

一提孔子学生，我们最常听到的是这种说法：“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弟子三千”，肯定是概数，我们不必考究其真实性。但“七十二贤人”的说法似乎也并不准确。那么，孔子弟子中的贤人到底是多少名呢？最权威的说法当然还是孔子本人，因为谁也没有他老人家最知道自己一生教育出来的学生有多少成器的。孔子是怎么说的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开篇即说：“孔子曰‘受业通身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

所谓的“受业通身”，笔者理解是终生跟着孔子学习。这种学习不是刻板的上课，而是与实践相结合，是松散型的。学习期间可以到外面去工作，过一段时间再回来学习。子夏的两句话便可说明这种情况，他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实际就是说出仕如有闲暇时间便可以学习，学习如有闲暇时间便可以出去当官。后人对其解释有些片面。

学生工作期间，继续与孔子保持师生关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去征求老师的意见，有什么疑难也可以随时向老师请教。如冉有、子路曾经是季氏家臣，在是否攻伐颛臾问题上，二人曾征求孔子意见，才有《季氏将伐颛臾》那段对话，表现了孔子“为政以德，治国以礼”的政治理想。除子路和冉有外，子贡、子游、子张、澹台灭明、子贱、子羔等人都有从政或为人当家臣的经历，而在以后孔子周游列国时，其中的一些人亦跟着，可知他们来去自由。

既然孔子自己说“受业通身者七十有七人”，那么所谓的贤人便是77人而非72人。《孔子家语》中所记也是77人，故当以此数为准。那么，“七十二贤人”的说法从何而起呢？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当是西汉官吏文翁《孔庙图》。不知他有何根据。司马迁虽然略晚于文翁，但他的家族世代为史官，历史资料占有特别充分，所记之语必有根据。两相比较，当然是司马迁的说法更可信。

再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亦可证明这一点。有年龄或事迹记载的35人，司马迁一一进行叙述，另外又载“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接着，录出42人的姓名和字号。两数之和，正是77人。

孔子是第一个私人办学的人，没有行政主管部门的干涉，也没有什么章程可遵循，完全是一种松散的状态。故招生、开学、考试、毕业等都没有明确的记载，亦没有明确的管理方式。既没有校长、教导主任之类的教学行政官员，也没有科任、辅导员、舍务管理员等，里里外外都是孔丘一个人。无论什么课都是他一个人上，而且还要兼做学生的思想工作，真够辛苦的。

笔者推测，当时的招生，全靠孔子的知名度和学生们的相互转告。而其开学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学生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休学“打工挣钱”，过一段时间再来，可以说是终身教育。这样，孔子学生的年龄便有很大的岁差。据现有文字资料记载，孔子弟子年龄最大的是子路，比孔子小9岁，最小的是公孙龙，比孔子小53岁。

为了看得清楚，笔者依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将孔子弟子中有年龄可考的23人按照降幂排列的方式列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9岁；

闵损，字子骞，少孔子15岁；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29岁；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29岁。

梁鳣，字叔鱼，少孔子29岁；

颜回，鲁人，少孔子30岁；

高柴，字子高，少孔子30岁；

巫马施，字子旗，少孔子30岁；

宓不齐，字子贱，少孔子30岁；

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31岁；

樊须，字子迟，少孔子36岁。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39岁；

公西赤，字子华，少孔子42岁。

有若，少孔子43岁；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44岁；

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45岁；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46岁；

颜幸，字子柳，少孔子46岁；

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48岁；

冉儒，字子鲁，少孔子50岁；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50岁；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50岁；

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53岁。

除子路和闵子褰外，其余21人都比孔子小29岁以上。小29～39岁的是10人，小39～49岁的是7人，小50岁以上的是4人。可见比孔子小29～49岁的学生是主要部分。从各种情况来看，子路和闵子褰入学时年龄偏大，比孔子小30岁左右为其学生主要年龄段，如果这些学生在15～18岁之间入学的话（因孔子不搞启蒙教育，其招收学生程度约相当于现代的专科或本科，其年龄最小也在15岁以上），孔子当在45～65岁期间。故可以推测，孔子的学生大部分是他在这一年龄段招收的。

孔子困于陈蔡之时，子路、颜回、子贡三人都随侍身旁。颜回比子路小20岁，子贡比子路小21岁。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时，孔子61岁，由于被陈、蔡大夫派出的军队围困在野外，粮食断绝，情况很窘迫，弟子人心惶惶，孔子先后找子路、子贡、颜回三个得意弟子谈话以安定人心。根据以上数据，可知当年子路是52岁，子贡是31岁，颜回是32岁。这样，几个人的年龄便都可以知道了。当时曾参、子夏、子游几人年龄尚小，都十六七岁，可能还没有投到孔子门下，当然不可能跟随。

另外，还有几点应当顺便提出：一是最早投孔子门下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在孔门弟子名单中没有，不知何故，可能是孔子没有将其视为自己弟子的关系。如果这两个人也算孔子弟子的话，当是年龄最大的，这两个人很可能和孔子年龄相仿。即使小，也只是三两岁的问题。另外，颜回的父亲颜无繇、曾参的父亲曾点也都师事孔子，二人的年龄没有明确记载，从《侍坐》一章的情景来看，曾点可能比子路小。而颜回父亲的年龄有可能比子路大，最起码也相差无几。

总之，以现有文字资料来看，孔子年龄最大的弟子是子路，年龄最小的弟子是公孙龙，子路比公孙龙大44岁。孔子死时，公孙龙刚刚20岁，此人当是孔子的关门弟子。另外，还有两人与孔子有亲戚关系：公冶长，齐人，字子长，是孔子之婿；南宫括，字子容，为孔子侄婿。子路之死

中国古代士人中，子路是一种类型的代表。

在孔子弟子中，子路年龄最大，性格最直率坦荡，豪爽侠义，勇敢好斗，多少有点粗鲁。他体魄健壮，是经过孔子教化的有文化的武夫形象。他对于孔子忠心耿耿，办事执著认真，直来直去，不会拐弯。孔子很喜欢他，也经常批评他。他见孔子的方式便与其他弟子不同，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透过这几句简略的记载，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精彩的画面：子路一副纠纠武夫的打扮，到孔子家门来求见，开始时对孔子很不礼貌，但在孔子彬彬有礼的接待下，心悦诚服。然后，穿上儒服，通过孔子弟子的引荐而倾心委身于孔子，成为弟子。

下面，我们从几件小事来看一下子路的性格。他对孔子非常忠心，有时甚至不惜搞一些小把戏。《论语·子罕》（卷十）中记载这样一件事：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孔子生病在外，为了安慰老师，子路用一个门人冒充仆人服侍孔子。孔子明明知道也没有说破。后来，病情有所好转，孔子便将实情说开，并说自己宁可死在弟子的服侍下，也不愿意用冒充的仆人来装潢门面。但子路的好心是可以理解的。

子路直率，有话就说，憋不住。对孔子有不理解或不满意之处也要马上表现出来，不给留面子，故孔子对子路也有几分畏惧。根据子路的性格特点，孔子总提醒他遇事要多思考，多动脑筋。《论语·子罕》中记载这样一件事：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问：“听到什么就去实行吗？”孔子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却是肯定的。这既可看出孔子对子路头脑简单的了解，也最充分地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

在周游列国时，有一次孔子住在卫国贤人遽伯玉家。卫灵公夫人南子是个极其妖冶的女人，久闻孔子大名，一定要求见孔子，于是孔子前去与之相见。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子见南子”的故事。

子路对孔子的这种作法很不满意，孔子对他解释说：“我刚才并没有直接见到南子的面，如果见了，也会以礼相答。”孔子所言属实，南子是在帷帐中与孔子相见的，南子在帷帐中向孔子行礼再拜，孔子听到环佩的声音很清脆。子路依然不高兴。孔子以为子路不相信，便发誓道：“如果我不去见南子，上天就会厌弃我！上天就会厌弃我！”只有子路才会如此对待孔子，也只有对子路才能使孔子如此对待。当然孔子这里所说的上天，也有比喻卫灵公的意思。其意是说如果自己不去见南子，卫灵公也会不满意。

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非常窘迫。为了安定弟子的情绪，孔子先后找子路、子贡和颜回三个有代表性的弟子就同一个话题进行讨论，子路的话也最直率。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子贡和颜回，故将其放在最后一起阐述。

子路忠直，为正义奋不顾身，他的死最能体现其性格。前文提到，卫灵公有一美丽妖冶的夫人南子，据说很淫荡。卫灵公的长子即太子姬蒯聩想要杀她而未果，便逃亡在外。灵公死，大臣欲立公子郢为君。公子郢推让，认为太子的长子姬辄还在，而且已经成人，按照宗法制应当立其为国君。于是姬蒯聩的儿子姬辄便顺利即位，这便是卫出公。但问题马上就出现了，父亲还在，本来应当是父亲的国君位置却被儿子占有了，而卫出公又没有提出迎接父亲回来，似乎连这种意图都没有。12年后，蒯聩心理严重失衡，便悄悄溜回卫国，勾结大夫孔悝发动军事政变，赶跑了出公。父亲赶跑儿子夺回君位，虽是国家之事，实际也是人家家庭内部之事，别人管不管都可。此时，子路正在孔悝的采邑中当总管，实际是孔悝的家臣。采邑在郊区，子路当时正在那里，听说这件事，义愤填膺，连忙往城里跑。城门将要关闭，子羔告诉子路，形势已定，出公都已逃跑了，不要进城白白送死，而子路的表现如下：

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蒯聩，蒯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蒯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蒯聩惧，乃下石乞、壶黶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本来可以避免的牺牲，且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责任，但子路还是义无反顾地进城，并要求新立的国君不要重用参与叛乱的孔悝，在得不到答应的情况下，便要放火焚烧蒯聩和孔悝所登之台。可见其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程度。还有一点应当注意，即孔悝本来是子路的主人，但因为其不忠实于国君，所以子路还是坚决反对他，并要讨伐他，可见忠君的观念在当时已很强烈。

当蒯聩派两名训练有素的武士下来攻击子路时，子路以一敌二，可见其确实很勇猛。系冠的缨被对方的刀剑击断，子路本来应当不顾，而以保护性命为主，可他还是遵循礼的要求，君子不能没有冠，也不能掉了冠，于是用手结缨，被敌人杀死。子路死得很壮烈，也很迂腐。

孔子听说卫国发生内乱，马上说：“嗟乎，由死矣！”真是了解弟子的好老师！当听说子路被“醢之矣”后，孔子转过头去哭了。他令下人马上把厨房里的肉酱倒掉，此后终身不吃肉酱。“醢”是剁碎的意思，肉酱和鱼酱也称“醢”，故孔子如此。多么深情的老师！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子路几乎全程跟随，不但服侍老师，而且还起到了“保镖”的作用。所以子路一死，孔子很伤心，说道：“自从我得到子路，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轻蔑侮辱的语言。”裴驷集解引王肃注曰：“子路为孔子侍卫，故辱慢之人不敢有恶言。是以恶言不闻于孔子。”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子路的保镖作用。

总体来看，子路为人忠诚、豪爽仗义、疾恶如仇、不畏强暴、服从真理、勇于改过，没有任何城府，是个非常好交往的正人君子，是中国古代士人中刚性性格的一个典型人物。后世小说中张飞、程咬金、牛皋等人身上似乎都有子路的影子。经济学家和外交家子贡

子贡在孔子弟子中最聪明灵活，口才最好，最有实际才能。子贡既有外交才能，又有经济头脑。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子贡的记载最多，可看出其对子贡的高度肯定，当然这也需要子贡有众多事迹可记。

子贡是复姓，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今属河南）。“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

孔子和子贡的关系很有意思。他对子贡很欣赏，也很喜欢，但总是要适当地压制一些。潜意识中似乎有一点防备他骄傲，因为子贡太聪明，太有才能了。

子贡悟性好，学习成绩优秀，有时难免有一点自负之色。一次，他问孔子说：“赐何人也？”意谓：我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道：“你是个器物。”子贡又追问：“我是个什么器物？”孔子答：“你是个瑚琏。”瑚琏是宗庙祭祀用的礼器，言外之意是说子贡是廊庙之器，即可以成为国家大臣，评价很高。子贡当然暗暗高兴。

又有一次，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优秀？”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颜回是闻一而知十，我是闻一而知二。”子贡的回答很得体。孔子接着说：“是赶不上，我和你都赶不上。”

子贡很有经济头脑，因此很富足，但他并没有骄奢淫逸，依然保持对老师的尊重和与同学的友好关系。可能是他自我感觉良好，便去问孔子：“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意谓：富贵而不骄矜，贫穷而不谄媚，怎么样？孔子的回答非常巧妙，也是对子贡的进一步要求，说：“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意谓：那样也可以了，但还不如贫穷而安乐于正道，富贵而更遵守礼义。可以说是对子贡及其他弟子的更高要求。“安贫乐道”的成语当起源于此。

子贡很重视知识的实际运用，并曾经委婉地劝孔子出仕，孔子也接受了他的意见。师徒俩这段对话很有意思：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

子贡的意思是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严密地装在匣子里收藏起来呢，还是请一个善于销售的人把它卖出去呢？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卖了它！卖了它！我就是等着要卖掉它的人。”完全用比喻问答，心照不宣，都不说破，但二人都明白。于此既可看出子贡积极用世的愿望，亦可看出孔子急于用世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迫切心情。

正因为急于用世，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因此子贡想知道老师心目中“士”的标准，便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又问：“敢问其次？”孔子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再问：“敢问其次？”孔子再答：“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后来子贡出使不辱君命而回，完全符合孔子对于士的最高要求。因为一时心情不好，在与原宪对话时说得不太得体，子贡便终身不忘，也可理解为对孔子“行己有耻”提法的具体实践。子贡倒是一个注重身体力行的人，比那些天桥把式——光说不练的人强多了。

子贡很好学，稍有疑惑便请教老师。如关于如何看人，他曾经请教过孔子，二人的对话很精彩：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孔子的回答确实准确生动，令人拍手叫绝，充满了智慧和非凡的判断力。从这段对话也可体会出孔子是位重是非，讲爱憎，很有立场的人，绝不是麻木不仁的假道学家或没有是非的好好先生。子贡有些话也充满哲理的韵味，如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简练生动地将深奥的道理说得极其清楚。

孔子对于子贡的才能是认可的。当他困于陈蔡时，情况很窘迫，便派子贡到楚国去，楚昭王立即派军队来解救孔子，并将其迎接到楚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事：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田常想要篡夺国家权力，但害怕本国的几位大臣，想要发动战争侵略鲁国来转移注意力。孔子见鲁国面临危险，便鼓动弟子通过外交途径来解救鲁国危难，实际上是在委婉地动员弟子拯救祖国。前后有三个弟子主动请求承担这一职责，但孔子都没有同意。直到子贡发言，请求出使，孔子才欣然答应。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艰难的任务，既需要对当时各国政治形势及当政者性格的了解，又需要敏捷的反应能力，更需要伶牙俐齿的口才。而这些才能都具备的人，孔门弟子中恐怕非子贡莫属。

孔子的看法非常正确，子贡果然不辱君命。经过一番游说，取得了在战场上无法得到的效果。“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见子贡的才能绝非一般，亦可看出孔子对弟子才能的深刻了解。

子贡很有经济头脑。司马迁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即爱好储藏货物，然后在紧俏时再卖出去，以此获取大量钱财。又经常在鲁国和卫国当官，有钱有势。但子贡依然不势力，且勇于改正错误，终身不犯同样的错误，即孔子所要求的“不二过”。

孔子死后，孔子的另一弟子原宪隐居卫国，住在偏僻的胡同里，家境贫寒。子贡此时当上卫国丞相，乘坐华贵的大马车，带着一个车队，前呼后拥到胡同里去看望原宪。原宪穿着破旧衣服，戴着旧冠出来迎接。子贡一看老同学那个寒酸样，便说道：“老同学难道有病吗？”原宪答道：“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原宪说的有道理，子贡很惭愧，终生为自己这次失言感到耻辱。

子贡对于老师极其尊敬崇拜，特别注意维护老师的权威。尤其在孔子死后，子贡的地位相当高，但他对孔子的敬仰丝毫未减。在维护孔子地位方面，他的力量和作用都是相当大的。我认为，在孔子身后，维护孔子地位最大功臣便是子贡。因为颜回和子路都在孔子死前死去，而曾参、子夏、子游、子张等当时都很年轻，社会地位和知名度都没法和子贡相比，因此，维护孔子名望和尊严的主要责任便落在子贡的肩上。这一问题在前面已叙述过，不再重复。

子路和子贡性格的差异，在一件具体小事上表现得很充分。《吕氏春秋·察微》篇载：

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子贡出使时响应官府号召，花钱赎回沦落在齐国为奴仆的鲁国人。按照规定，应当到官府去取所花的费用。但子贡却表示谦让，不去领这笔本来应当领取的钱。孔子对这种做法不但没有表扬，反而进行批评。认为子贡这样做影响和后果都不好。这样以后，别人再出国时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花钱赎人，因为赔本。而且到官府去领取这笔钱，对于本人的德行，没有丝毫损伤。

子路救起一个落水的人，那人到子路家送一头牛以表示感谢，子路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孔子赞美道：“子路做得对，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都会去抢救落水的人。”

应该得而不要者，有虚伪之嫌，且他人难以为继；对于有贡献者给予适当补偿，既符合人之常情，也是对他人劳动价值的肯定和高尚道德的鼓励。这种做法合情合理，人们容易接受。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子路和子贡性格的差异，也可看出孔子对具体事物判断的能力，所以《吕氏春秋》作者称赞孔子看问题细微而且思考得长远。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

从《论语》和其他有关材料可知，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是颜回。从所见到的材料看，孔子对颜回从未有丝毫的批评。之所以如此说，笔者有下面三个原因：一是颜回特别虚心，学习领悟孔子思想最到位，如对于“仁”的理解即是如此，而“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二是颜回安贫乐道的行为最符合孔子的要求，成为孔子为其他弟子树立的楷模；三是颜回学习刻苦，最有凝聚力，也最理解孔子的思想。下面我们从一些具体事情来看一看。

颜回字子渊，比孔子小30岁，鲁国人，住在曲阜。曲阜今日尚有颜回井，可以作为颜回当年住所的座标。颜回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谓：如果人人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恢复到礼治的要求，恪守各种典章制度，那么，天下的百姓便都会归向仁爱了。这是孔子对其政治思想最简明扼要的解释，也是他一生到处奔波所追求的理想目标。颜回所提问的均是有关人生与社会政治的关键问题，都是孔子所关注的，不像樊迟那样问些种地的琐事。

颜回道德修养好，能够净心求学而不旁思别骛，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安贫乐道。孔子曾高度评价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住在偏僻的胡同，大概就是现代的所谓贫民窟，非常贫穷，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一个竹筒盛饭吃，一个水瓢舀水喝。别人都难以忍受这种贫苦，可是颜回依然不改他的乐观态度，依然跟从孔子学习。

对于这一点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不慕名利，“无诱于势利”，能够坐得住“冷板凳”的坚韧态度是干成大事业之人所必需的品质，这一点对于后世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不懂理家，生活连社会中等水平都不能达到，连温饱都有问题，还空言什么大道理，则显得迂腐甚至有些愚蠢。这对于后世一些读书人一旦科场失意，便穷困潦倒，成为孔乙己似的人物，消极影响也很大。当然，这种消极影响也不能算在颜回的头上。

颜回沉默寡言，乍看好像有些愚笨，孔子就说：“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看来孔子也曾怀疑过颜回的智力，觉得他有些愚笨。但讲完课回去一琢磨颜回私下里问的问题，亦有许多足以启发自己思考的地方，因此才肯定地说，颜回并不愚笨。孔子还说：“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可见颜回非常勤奋用功，这样的学生所有的老师都喜欢。

颜回对功名利禄的淡漠情怀最符合孔子的心理，故孔子曾深有感触地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意谓：国君重用我，我就出仕贡献才智；如果不重用我，那么就隐居起来，只有我和你有这种想法和德行啊！

颜回最能理解孔子的心思和思想精髓，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便可以看出前文所提孔子三大弟子子路、子贡和颜回的性格，也可了解孔子特别喜欢颜回的缘故。故事很生动，为保持原貌，录出这段文字的原文：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

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如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如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而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如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楚国想要聘请孔子，结果给孔子带来灾难，陈国和蔡国的一些大臣出兵包围孔子，使孔子陷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乃至于断绝了粮食。弟子们都很着急，孔子怕弟子慌乱，便依旧弹琴以安稳人心。为摸清弟子的想法和教育他们，同时也可了解弟子们对这种特殊情况的认识，孔子先后找子路、子贡和颜回谈话，问话的内容完全一致，但三人的回答却不同。子路的意思是说，咱们遭遇这样的窘境，是否是因为老师的仁和智未达到最高程度，还有一定问题？因此遭到孔子的反驳。子贡的意思是说，老师的道肯定是对的，是至高无上的，但社会现实如此，咱们能否适当灵活一点，来迁就一下世俗之情？同样遭到孔子的批评，认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屈服，不能以原则作交易来换取社会的容纳。颜回的回答既肯定了孔子的伟大，同时也说出一句最具哲理而又有独到见解的话：“不容然后见君子。”其实这是孔子“天下有道，穷则耻辱，天下无道，达则耻辱”之观点的自然生发。而当时正处在天下无道之时，君子不被社会所容便是自然而然的。而在不被社会所容的情况下还能够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道，这才是真正的大君子。所以颜回的话并非是讨好孔子，而是对孔子一贯思想理解后的判断。因此孔子说“回也不愚”，此事便是十足的证明。

孔子虽然对颜回最满意，最放心，最喜欢，但也有险些发生误会的时候。《吕氏春秋·任数》篇记载这样一个小故事：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佯为不见之。少顷，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怠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曰：“信也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故不易矣。”

孔子在陈蔡之时断粮数日，颜回好不容易要点米回来煮饭吃。孔子在屋里睡觉，饭将要熟的时候，孔子偶然看见颜回用手扣饭锅里的饭吃了一口。不一会儿饭熟，颜回端进来请孔子吃，孔子假装刚才没看见，起来说：“我刚才梦见先君，故在吃饭前先要祭奠一下。但食品要特别干净然后才行。”颜回非常忠诚老实，便说：“那可不行。刚才有个煤灰飘到锅里，我用手扣出来，扔了可惜，就吃了。”孔子非常感慨，说道：“最可信的是眼睛，然而眼睛也不可信。所依靠的是心，而心也不足以值得信任。弟子们记住：了解一个人真是太不容易啦！”如果孔子不故意说那番话，颜回也不会把吃饭的真相说出来，因为实在没有那个必要。那样，孔子恐怕就会终生怀疑颜回曾经偷着吃了一口饭，虽非大问题，但也不太光彩。可见人太容易被误会了。

颜回身体不好，29岁时已经满头白发。死得较早，可能是孔子困于陈蔡回国后不久就死了。孔子哭得很伤心，说：“自从我有颜回之后，弟子门人对我更亲了。”可见颜回很有凝聚力，对老师特别尊敬。其后，鲁哀公问孔子弟子中谁最爱好学习。孔子说：“有个叫颜回的好学，不迁怒于别人，同样的错误绝不犯第二次。不幸他早亡。现在则没有了。”

可能是孔子对颜回偏爱的缘故，颜回死时，颜回的父亲颜路因为家贫，请孔子把车卖了给颜回送葬。孔子没有答应，并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时也是有棺无椁。自己是下大夫，不能没有车。

颜回死，门人提出要厚葬，孔子不同意，结果门人还是厚葬了。孔子说：“颜回把我当父亲对待，可我却没有把他当儿子对待啊！可这不是我啊，是学生们啊！”孔子可能是内心有些矛盾。因为父亲在，儿子则不当厚葬，孔子的儿子孔鲤死后就是薄葬。此事可看出孔子重视人之本生，主张薄葬的观点。

颜回的几句叹息说出了孔子的伟大及其崇高的人格魅力。《论语·子罕》十一章载：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

颜渊深有感触地叹息道：“越是仰望，就会越感到高大伟岸，越是钻研，就会越感到坚固扎实。看到它就在前面，忽然又到了后面，这就是我们老师的修养和学识。老师善于一步步地引导学生，用广博的知识来丰富我，用严肃的礼法来约束规范我，使我想要罢休都不可能。老师充分发掘了我的才能，我好像能够高高地站立起来了，但想着要跟随老师继续前进，却又感觉不知如何前进。”孔子最得意颜回，颜回也最理解孔子的精神世界，这段话是对孔子学识与人格的崇高赞美。孔子教育弟子，是在具体生活小事中处处体现“道”的精神，是要求学生建立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并非简单求仕。笔者每读这段文字，都会为这对师生的心灵相通的美好关系而激动不已，并会反思自己作为教师的所作所为，这段话是自己教师生涯的榜样和典范。庄子的生存智慧

在先秦诸子中，道家对后世的影响仅次于儒家。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继承并发扬光大者是庄子，后世合称“老庄”。关于老子的生平籍贯，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道：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关于老子其人，学术界争论很大，众说纷纭。对于这段记载，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这是正史上关于老子最早的文字，司马迁学识渊博，史德高尚，在没有其他坚实的反面材料之前，我们还是相信司马迁的说法。

孔子见老子的事，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也有记载，内容大致相同。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对于老子有个大致的印象：他姓李，名耳，字聃，是周王朝负责保存管理国家图书档案的官员。为人深藏不露，比孔子年龄大，起码应当大10岁以上。他对孔子很器重，也很关心。关于老子的归宿，司马迁说：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确实象一条神龙，见首不见尾，其思想博大精深，其行踪神秘莫测，他对于宇宙意识的感悟是当时世人难以企及的，甚至可以说是宇宙诞生以来第一位智者，第一位哲学家。那位守大门的尹喜很了不起，强迫老子把自己的主要思想写出来，这才有《道德经》五千言传世，否则将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损失。至于老子的具体生活状态，我们更难以测知，不敢妄说。老子思想的精髓，则非本书所当论。

老子不带学生，当然没有弟子门人。一百多年后，出现庄子。从《庄子》和同时期其他文献看，庄子似乎也是孔子后学的学生，最起码是深受孔子后学的影响。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说：“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其后虽散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为人。”

但庄子选择老子思想，对其发扬光大。当时儒、墨、杨朱是显学，而庄子对于纷乱的社会采取逃避的办法，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对于黑暗的社会现实，虚伪的道德说教进行尖锐的批判。关于庄子生平大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简略的记载：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庄子名周，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生活时代与孟子大体相同，比屈原早大约30年。学问广博，无所不窥，著书十多万言阐明老子之说来批驳儒家，书中大部分采用寓言的形式。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司马迁说：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他宁可像小鱼那样在小河沟或污水中自由自在地生活，也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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