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月刊窦桂梅：站在课堂上的校长 (大夏书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教师月刊编辑部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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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月刊窦桂梅：站在课堂上的校长 (大夏书系)试读：

前言

编发2014年第12期《教师月刊》的时候，我被一张照片深深打动：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腾空抱住老师，老师后仰着身子，笑得没天没地。可以想象这个场景被定格前的情况：小女孩远远看见了老师，就一路欢跑，猛扑上去……我当即给照片配了文字，“教育就是孩子朝你扑过来”，并吩咐美编，照片单独一页，满版设计。

这位老师，是现实生活中的常丽华老师，同时也可喻指所有被孩子热爱着的老师。我想起一句话，不确定是不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维塞尔所说的：“爱的对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之一种，就是看到你就远远地走开。好的教育和坏的教育的区别，形象地说，就在于孩子看到你时是雀跃着扑过来还是漠然地走开。进一步讲，坏的教育的最坏之处，就在于教人冷漠。

埃利·维塞尔还说：“冷漠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最大威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见死不救，落井下石，这是对他人、对公共事务的冷漠，是看得见的冷漠。而对知识的冷漠，对真理的冷漠，对历史和未来的冷漠，这些看不见的冷漠，是更为可怕的冷漠。

今天的教育中，“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但同时，爱又是最淡薄的情感之一。僵硬的教育现实，让爱变得可有可无；甚至，在一些场合，爱被当作笑话，被当作矫情和虚妄，这是最深的冷漠。或许，这样的判断不很准确，但的确是我的感受。所以，我轻易被一张照片征服了。

也正是这张照片，促使我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夏书系读书节”开幕式上的发言中，用了很多时间谈爱、谈教育之爱。我说，作为一种最古老的人类情感，爱催生了文学、艺术、宗教、诗歌、哲学、教育，也催生了越来越发达的自然科学；爱不仅创造了诸多爱的仪式、爱的方法、爱的工具、爱的食品，更创造了各种爱的思想、爱的美学、爱的歌声、爱的语言。没有爱和对爱的深刻理解，就不可能有《诗经》，不可能有安徒生童话，不可能有歌曲《友谊地久天长》，不可能有电影《泰坦尼克号》，不可能有《爱弥儿》、《窗边的小豆豆》和《猜猜我有多爱你》。这些伟大的作品，都是爱的产物，同时它们也重新打开了爱，定义了爱，让爱更加丰富、有力、优美。

教育中的爱，或者说“教育爱”，不是亲子之爱，不是朋友之爱，不是恋人之爱，但同时又有这些爱的成分，它至少包含了爱自己，爱孩子，爱真理，爱一切伟大的事物。最关键的是，它必须转化为孩子可以理解、体验、接受的东西。或许，教育的全部奥秘就隐藏在这种“转化”中。

因为是“读书节”，所以基于“爱”与“书”的交汇处，我接着谈道：“人与生俱来的爱，除了需要被父母、教师、朋友、恋人唤醒，还需要与书中的爱汇合，实现爱的自我唤醒。”在我看来，书收藏了种种人类之爱而成为人的第二身体——谁会否认，除了从生活那里，自己也从各种写爱的书中，学会了爱，理解了爱？——当然，以爱为主题的电影、音乐、舞蹈、戏剧等，它们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书，也参与了人的情感生活。

从教师的角度而言，爱的自我唤醒，也发生在师生交往的过程中。从很多优秀教师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既教书育人，也教书育己；他们从学生那里，发现了爱带来的教育奇迹，更发现了自身爱的潜能和惊喜，从而让“教育爱”变得清晰、透彻、坚定。用李政涛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了“面向他人的教育”和“朝向自我的教育”的双向转化。教育学者张文质老师有一个观点，“好教师一定越来越像教师”，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曾经跟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诗人的体内有一个孩子，这孩子，一直在，但不出声，也不出生；诗人以诗歌来呵护她，照料她，命名她。我想，爱就是每个人体内的孩子。这个孩子，不能由她睡得太久，否则就很难再把她唤醒。

当今世界，当然有比谈爱更重要的事情，诸如生存，就业，福利，疾病，饥饿，毒品，战争，核威胁，种族歧视，恐怖袭击，以及由这些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个人焦虑，等等。但从本质上说，这些问题的缓解和解决，又恰恰需要爱以及收藏了各种爱的书的介入。

是的，在那天的发言中我还说，我之所以感到这个世界还比较美好，正源于两样东西：一个是爱，一个是书。

专栏

“迷惘一代”与中国山水诗

近一个月，我在研究美国100年前的“90后”学子，包括马尔科姆·考利、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

这些人被斯泰因称为“迷惘一代”，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他们都想活出“自我”，并因此反抗教会、学校、父母施加的教义。对于20世纪初正在崛起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同样十分憎恶。菲茨杰拉德就表示，实在没有出路时，他情愿与妓女、罪犯为伍，也不愿和资本家一起数钱。

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学的后辈学子亦曾十分叛逆、迷惘，但这代学子的精英代表如克林顿、比尔·盖茨等，后来均依靠转向“新自由主义”政治和“高科技新经济”建立起了崭新的“自我”，还成功主宰了1980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

与这些建立崭新“自我”、进而控制“后工业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后辈相比，马尔科姆·考利、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人虽然在文学上有过成功，但始终未能建立起稳定、满意的“自我”。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分别以酗酒、自杀的极端方式，结束了反抗、迷惘的一生。

马尔科姆·考利的情况看起来明显好多了，1898年出生的他一直活到了1989年。海明威自杀后，他又活了28年。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为了向下一代传播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等“迷惘一代”的文学。不过，马尔科姆·考利重心明确且略显漫长的后半辈子并不能解决他在53岁时（1951年）对外公布的生命意义迷失难题：“不管走什么路，选择什么指导思想，不管在曼哈顿喝杜松子鸡尾酒，到康涅狄格去隐居以便接近泥土，……都没有用。”

连自己刻意设计的文学实践（创作与研究）也不能解决生命意义迷失难题，可见他们的迷惘程度—他们是美国现代史上真正的“迷惘一代”。除了以文学或其他方式反抗周围无聊的传统和丑恶的资本主义，这些迷惘的现代生命什么都没有，没有安宁，更没有美好，即使他们的决然反抗姿态—比如海明威的宁死不屈—令人钦佩。

为什么美国社会、文化与教育演进到1920年代，会催生出像菲茨杰拉德、海明威那样的“迷惘一代”？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及教育变革力量塑造了他们？在过去一个月的授课中，从探讨学生文化研究领域的典范理论，到引出美国1920年代初的学生文化文本，再到特别推介马尔科姆·考利的著作《流放者的归来》，我总不忘鼓励文化研究班的学生深入思考这个美国现代学生精神生活史难题，从而理解、同情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美国现代史上如烟花一般绚烂但却极度迷惘的青春生命。

我更希望学生理解、同情他们之后，还能替他们找到出路，让他们获得安定与美好。于是，我又特意给学生放了一部珍藏多年的电影。电影名叫A River Runs Through It（《大河恋》），它所刻画的正是美国20世纪初“迷惘一代”的生命存在状态。尤其导演雷德福德慧眼识珠，请到气质、演技皆堪称一流的布拉德·皮特担任主角，使得影片以近乎完美的方式呈现了“迷惘一代”有过的一切个体生命特质：愤世嫉俗，狂放不羁，直到因酗酒、赌博死于非命，也不曾向当时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和其他虚伪丑恶的世俗社会势力低头。

这部电影一点也不逊色于马尔科姆·考利的学术著作《流放者的归来》。然而真正吸引我的是雷德福德以严肃笔调给出的令人感动的答案—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会赞同，但至少雷德福德本人深信，无论“迷惘一代”流浪到何处，也不管身陷何种异化境遇，他们都可以回到儿时起便伴随着他们，给他们自由与欢乐的大河。只要回到大河边，钓鱼、嬉戏，他们便可以获得安定与美好。

放电影前，我曾对学生感慨，译者将片名A River Runs Through It译为“大河恋”，译得真好。只是我不知道，译者郑重地写下“大河恋”三个字时，会不会这么认为：无论离开“上帝”的现代西方人建构出多么完美的“自我”，从尼采的“超人”，到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国家元首”，再到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领袖、比尔·盖茨的“高科技新经济”巨人，都无法像“大河”那样永恒存在，且不计回报地给人带来自由与欢乐。

译者是否这么认为过，自然无法知晓。我只是希望学生看过《大河恋》之后，能珍重导演雷德福德给出的答案，进而替马尔科姆·考利笔下自我无以安顿的“迷惘一代”找到出路。以福柯为例讲解学生文化研究的典范理论时，我曾对班上同学提到，可惜一辈子都在反抗西方现代知识权力的福柯不懂中国文化，要是他懂而且有喜欢的中国文化，最后可能就不会以极端方式（吸毒、同性恋）来建构“自我”，以至于和菲茨杰拉德一样，到死也未提出满意的生命美学理论。

归根到底，福柯也好，菲茨杰拉德、马尔科姆·考利所代表的“迷惘一代”也好，他们曾经有过的一切紧张存在格局，以及由此而遭遇的不安与迷惘，都是因为太“自我”了，而且他们一直不能明白，和“天”相比，无论什么样的“自我”，其实都不值得放在心上，更不必为之苦苦抗争。相比之下，导演雷德福德才是更智慧的现代西方人。他同情布拉德·皮特演绎的“自我”，说它堪称“beautiful”，但他认为“大河”乃是现代生命的终极爱恋对象与归宿，哪怕剧中牧师父亲宣讲的“福音”，也不如它永恒、安详、美好。

要是学生也这样想，我一定向他们推荐楚辞、汉赋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中国山水文学。记得第一堂课上，说明为什么要开文化研究课时，我曾提请学生注意，自海德格尔以来，西方思想界及教育界就有一种观点，认为离开“上帝”的现代西方人虽然创造了庞大、高效、足以征服世界乃至宇宙的科技、政治与经济体系，但却因此失去了安定的“精神家园”，只有艺术和艺术教育可以让西方现代人找到“精神家园”，归于终极意义的平静与美好。

我还说，海德格尔只能通过荷尔德林的诗歌或梵高的绘画感受天籁与安宁。这其实也是在提醒学生，了解西方现代文化，包括研读“迷惘一代”的文学作品，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看过“迷惘一代”的文学和《大河恋》，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魏晋南北朝时的中国山水诗。它可以解决“迷惘一代”留下的生命教育难题，也可以为福柯那一代同样过于“自我”、以极端方式安顿自我的西方学子提供另一种生命存在方式与归宿。

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的山水诗有这种生命教育效果？因为它不仅可以消解“迷惘一代”或福柯一代学子苦苦追求却不知所踪的“自我”，还能让他们的生命归于终极意义的安顿—其中何止是《大河恋》所揭示的永恒、安详与美好！

魏晋南北朝时的山水诗来源于屈原的《楚辞》，北方的《诗经》也有相似的生命美学，均将“自我”的种种生命体验寄托于“天”或自然界的一草一木。这种生命美学，屈原的弟子宋玉也学得很好：处境虽然很不如意（精神折磨并不比“迷惘一代”少），自我无处安顿，但只要想到秋天时的“萧瑟草木”，便消解了。演变到汉赋，尤其汉末张衡的《归田赋》，连忧伤的“自我”也渐渐不见了，只剩“时和气清”，“龙吟方泽”，“虎啸山丘”。

虽说张衡所叙多属夸张想象，但却可以给生命注入天成之美。到魏晋南北朝时，学子都明白，生于尘世间，最永恒美好的存在方式就是将“自我”彻底融入自然山水，切实进入所谓“忘我”或“无我之境”，有了这些，自孔子起便不能离身的琴瑟都毫无必要了，此即所谓“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回到电影《大河恋》，我们会发现，雷德福德以归于“大河”来了结自己对“迷惘一代”的严肃思考，的确是更有智慧的当代西方人。从尼采起，西方诞生了形形色色的现代“自我”形式，其品性都是清一色的“自我中心主义”。难得雷德福德告诉当代西方人，如果不信“福音”，那至少别忘了“大河”。可惜他可能和福柯或菲茨杰拉德一样，也不懂中国文化。因此我对文化研究班的学生们说，希望大家读过西方现代文化作品后，会打心底里喜欢自己国家的文化，比如中国山水诗。

什么是好的教育

去年中秋节前的晚上，女儿兴奋得睡不着，一直跟我们谈着第二天回老家的话题。我趁机跟她约法三章：“你已经是初中生了，回老家后，晚上睡觉，不能再跟我们挤一块儿！”妻随声附和：“记住了，不许再耍赖！”女儿笑应：“好啦，但以后你们跟我说话，能不能换一种表达方式，不要老是用否定句式，多用肯定句式？比如，你们可以说‘到晚上，你记得回自己的房间去睡。’”我一愣，和妻相视一笑，继而问：“可以呀，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何突然跟我们讲究起句式来？”女儿说：“班会课上，班主任潘老师让我们自己讨论、制订班规，要求就是尽量不用否定句式。我们反复探讨后，按纪律、劳动卫生、文明礼仪、学习等方面制订了班规，题目就叫‘我能做到……’，不出现‘班规’的字样，也基本不用否定句式。”

原来如此。我既感动，又激动。从小学会尽量不用否定句式，即接受好的教育的开始，因为言语表达一旦成为习惯，就会慢慢内化为性格的一部分。这种塑造性格的微妙形式常被我们忽略。太多的否定容易使人形成先入为主的负面判断，从而在情感上累积对他人及世界的消极态度，以致行为上出现偏执。

潘老师能如此引导学生，善莫大焉。显然，潘老师的经验不仅值得我们借鉴，而且提醒我们思考：什么是好的教育？

好的教育，一定是在学生的心灵中播下文明种子的教育，它能激发学生潜蓄在天性中的良善力量，让美好的人性在不知不觉中伸枝展叶。

相反，坏的教育，往往为了功利的目的压抑甚至摧残学生良善的天性。坏的教育，必然是短视的教育，它培养的不是温情、同情，而是敌视、歧视。一个朋友告诉我，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儿子贝贝送到某重点小学读二年级。贝贝活泼好动，常被老师点名批评。班主任常以他为“典型”，告诫学生不许违反纪律。最后的结果是，当班主任在课堂上一提到班上又有学生干了“坏事”，不管是不是贝贝做的，所有学生都会齐刷刷转头去看贝贝。朋友痛苦不堪，不知如何是好。

听完朋友的诉说，我难受极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推测道：“这位班主任要么较年轻，尚未嫁夫生子，要么较要强，什么荣誉都要争。”朋友答曰：“无须‘要么’，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仔细想来，这个几乎出于本能的推测，其实沉淀了我这么多年来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当了父亲以后，我深深体会到，女儿给了我重新发现教育的眼光，更多的时候，是她在启蒙我，教育我。当教师，如果没有父母般对每一个活泼泼的生命至性真情的流露，就容易惟教条是从，与孩子日渐隔膜。古谚云：医者父母心。此语放在教师身上，同样适用。所谓师者父母心，并非真的指为人父为人母之后才可当教师，而是说要有如古语所云的“爱生如子”之心。

所以，好的教育，一定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情感教育。人的本能冲动和情感需求是与生俱来的，但情感的发展、成熟，并非自然而然的过程，必须经由教育为其提供真实而健康的通道。近年来，尤其是人到中年后，我真切地体悟到，教育的人间情怀，胜过无数的教科书和僵硬的规章制度，它是教育者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今年夏天，我到江苏常熟石梅小学讲学，顾泳校长对我感慨，就在这一两年，她特别深刻地体会到了人到中年的况味：上有身体每况愈下的公公婆婆、父亲母亲，下有正在高中鏖战的儿子，每天穿梭在家校之间，感觉责任重大，身心疲惫。我已忘了当时谈了什么，却牢牢记住了那一瞬间脑中冒出的一句话：“好的教育，应有人间情怀，尤其是中年的情怀。”

人到中年，生活的形态改变了，难卸的负担里，有弥漫于人生世相中的人情味，也就是说，尽中年的责任，苦涩里有甜蜜，这是人到中年最大的好——情感臻于成熟，看上去很美。我之所以倡导教育要有中年的情怀，是因为情感在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一所有人情味的学校，可以使人面对人生的艰难时，葆有美的感觉和姿态。让人难受的是，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学校，除了缺思想外，还缺人情味。不久前刚去世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先生，在生前痛失爱女时慨叹：“学校总在用人，如果能在用人时，关心一下家属的健康，给家属每年也进行一次体检，那多有人情味儿！”

话说回来，好的教育，并非把人情味毫无原则地庸俗化，而是在充分尊重孩子细腻、敏感而又善良、爱美的天性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好的经验，并智慧地进行实践转化。更多的时候，所谓好的教育，教师即衡量标准。在我看来，好教师皆有一副热心肠和一双冷眼。热心肠，意指其完整而丰富的人性，对教育、对学生有诚挚的爱和真正的理解；冷眼，则指其于教育的习以为常处，能静观默察，触机生悟，从容应对日常教育生活中各种棘手的事情。简而言之，好的教育，是一门有情感含量的技术活儿，热心肠指向好教师应有的情感成分，冷眼则指向好教师必不可少的技术成分。比如，我们都知道，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天性好动，无论课堂，还是做操、升国旗等活动，老师们总是习惯于不厌其烦地强调：请安静，注意纪律！不管教师怎么强调，做操或升国旗排队时，总有那么几个学生喜欢动手动脚，故常有学生大声地向老师“告状”，或常有学生不管不顾地“反击”，尽管他们明知道身后有一双警察般的眼睛盯着，还是控制不住。怎么办呢？女儿学校的顾老师琢磨出了一个“土办法”：做操或升国旗排队时，孩子之间拉开一只手臂的距离。如此一来，队伍虽不那么美观，但那些喜欢动手动脚的孩子立刻就变“乖”了，一则距离太远，动手动脚实在不方便，二则以往挨得近，动手动脚不容易被发现，现在不一样了，稍有动静，目标太大了。这一招用来“对付”一年级的新生，很是灵验。一两个月后，再按正常距离排队，他们也能遵守秩序了。

什么是好的教育？答案就藏在教育生活里一件件看似琐碎微小的事情中。

学生真的没有学习吗

前不久听了一节小学二年级的美术课，内容是学习剪纸蝴蝶。教师首先引导学生观察蝴蝶左右翅膀的特点，并将“对称”这一概念传达给学生。教师亦告诉学生，可以通过对折纸的方式剪出对称图形。随后，她利用投影现场示范：首先在折好的纸上画出半个蝴蝶的形状，然后拿起剪刀，顺着所画的线条迅速剪完，接下来就要求学生也剪一只蝴蝶。

坐我旁边的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一上课，他就处于游离状态，时不时侧过头来盯着我和同行的奥地利教授。这孩子怎么不认真听课呢？我换了一个坐姿，想用自己注意黑板前老师的行为带动他听讲。在其他同学纷纷动手剪纸后，他看看书，摸摸剪刀，才开始慢吞吞地动手画蝴蝶。我在班级中走动，看到不少同学都剪完了，这个男孩依然下巴顶着桌子趴着，双手摸头，看起来很茫然。看到桌上的不完整纸片，我明白了，他失败了。此时，授课教师也从他身边走过，见他闲着，就摸了摸他的头：“快点啊！”被这么一摸一催，男孩只好又拿出一张红色的纸。此时，教师已经开始展示学生作品，告诉学生可以剪一些图形装饰自己的蝴蝶，并提醒学生注意图案的对称。她同样用投影作了一遍示范。我走了一圈，再回到那男孩身边，发现他坐在椅子上，歪着身子，百无聊赖地翻看着书本上的《蝴蝶》一课。看到桌上的另一个小纸片，我明白了，他又失败了。

我忍不住了：“咱们再剪一个好不好？我陪你一起剪。”男孩点了点头，开始拿纸对折。看他的状态，连折哪条边都忘了—鉴于A4纸的形状，为了美观，教师提醒过学生，要按照纸片高的一半对折。我问男孩：“是往哪个方向折啊？”这一问提醒了他，他立刻换了一个方向对折。“咱们现在开始画蝴蝶。”蝴蝶很快画好了，我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剪。顺着蝴蝶尾巴，沿蝴蝶下半个翅膀的边缘慢慢剪，一个翅膀的雏形初步显现了。接下来需要在中部位置将剪刀拐一个方向以剪上半个翅膀（如同字母“B”）。这时，我看到他怎么都扭转不过去，几次差点一剪刀下去把两个翅膀拦腰剪断。剪刀在他手里很不稳定，看来，这孩子手的协调性还没完全发育好，想必前面两只蝴蝶都是在这个位置上失败的。脑子里作了这番分析后，我建议他换一个方向剪，从上半只翅膀的右边往里慢慢剪，再和刚才自下而上剪的部分会合。他很乖地按照我的话去做了，并没有听不进去。他剪得越来越轻松，脸上也开始有了兴奋的笑容。

正剪着，下课铃响了，教师想抓紧时间展示学生装饰好的蝴蝶作品，学生纷纷把自己的蝴蝶拿到讲台上，教室里乱了起来。哎呀，男孩的蝴蝶的触角处又断了，下半部的蝴蝶雏形掉到了地上。“哎呀，就差最后一步了呢！”我笑着说。男孩这时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朝我笑了一下后兴奋地跑到讲台上，对正在忙着展示学生作品的老师大声说：“老师，老师，我成功了！”老师顾不上回应他，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座位上。我鼓励他说：“要不你今晚回家再试一次？我相信你肯定能剪出一只完整的蝴蝶，有这个信心吗？”孩子开心地点了头，几乎是唱着歌收拾完东西，走出了教室，和他刚进来时沉闷不语的状态完全不同。这让我沉思，是否在以前的美术课上，他都没能好好享受过成就感……

通常，教师只通过最终的成果来评价学生的学习，似乎如果没有实现教师规定的目标，学生就没有学习。但当男孩从不知道如何将剪刀拐弯到懂得换一个角度剪，这难道不是学习吗？而且他在这个过程里体验到了学习带来的成就感，感受到了快乐和喜悦。这种体验的力量使他即使没有得到教师的最终认可，也仍然兴奋不已。

教师到底应该以怎样的视角来评估学生的学习？马克辛·格林所说的“从大看”与“从小看”给了我们启发。从“大”处看问题，意味着将自己与具体情境相剥离，以系统的眼光来审视人的行为，比如利用系统所界定的标准一刀切地评估和衡量学生的学习，关注整体趋势和倾向，而非日常生活中个体的、活生生的学生的意向性和具体性。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技术取向的，而且往往会受到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而从“小”处看问题，则意味着教师能设身处地站在处于具体情境中的学生的位置上，共同感受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中学生采取了怎样的行动，面对着怎样的不确定性，有怎样的难处。比如我们看到班级里的某位学生在努力学习，尽管他做出来的作业不完整或者说考试仍然不及格。

从“小”处看问题，意味着教师需要用心地倾听学生，真诚地评价学生，并在这个过程中反思自己的实践，界定自己该承担的角色。比如当看到学生困惑时，能问询自己：学生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会困惑？他已经知道了什么？他有怎样的进步？等等。同时，教师或学校亦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设备去外显学生的学习，比如请学生拍下自己学习的过程，随时写下自己的思考过程，写学习日记等。

若将教育质量比作“爱”，那么就像沙子一样，我们越想抓住和控制它，就越容易失去。如果自己的进步得不到认可，有很强的焦虑感和比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学生往往更学不好。教育质量往往不在那些宏观的数据中，而在我们日常教育生活的点滴中，需要我们有立足“小”处的意识，不断去关注和呵护学生的具体感受。封面

窦桂梅：站在课堂上的校长

2014年10月17日，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以下简称“清华附小”）联盛馆里济济一堂—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课程·教材·教法》编辑部和清华附小承办的第四届“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正在这里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学科教学与学科素养”。“核心素养”将是下一步教育改革的关键词。在当天上午的开幕词和主题报告中，教育部教育改革方面的负责人以及林崇德教授都强调了学校教育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性。作为对论坛主题的回应，在下午的会议中，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作了题为“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1+X课程’建构”的专题报告，随后，五位平均教龄不足五年的青年教师—王峰、聂炎、张家龙、王建刚、易博，分别上了“中英文主题阅读”、“抽象书画”、“古诗《咏鹅》”、“蝉与质数”、“数学阅读”的公开课。这些超越常规而又紧扣教改前沿的公开课，令在场的人耳目一新，受到了一致好评。

熟悉窦桂梅校长的人都知道，课堂，一直是她的“招牌菜”。多次造访清华附小，我们慢慢发现，在窦桂梅校长的带领下，有越来越多的附小教师都在课堂里展示出了自己的魅力：无论是带领学生画“大自然的四季”的王志兴老师，还是把钢琴搬进课堂，将音乐与语文完美融合的张家龙老师，抑或是能以中英文授课的王峰老师，他们各有各的精彩，都能够在课堂中不断超越自我。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作为一位成长于课堂、深谙课堂之道的校长，窦桂梅始终强调教师的课堂研究与课堂实践能力。学科素养问题，也早已经进入她的视野。20多年前，她就开始了基于“主题·整合”的主题教学实践研究，涵盖识字写字、口语交际、阅读、习作、语文实践活动等内容，后又延伸到经典单篇教学、群文教学和整本书教学等层面的探索研究。而她在清华附小开发实施的“1+X课程”，正是基于六大核心素养，即家国情怀、公共道德、身心健康、社会参与、学会学习、国际视野。尽管这个体系尚待学理上的论证，但这个基本框架的提出足以说明，作为一个小学校长，窦桂梅对课堂发展前沿的感觉是敏锐的。窦桂梅 1967年4月生于吉林省蛟河县，现为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特级教师，博士，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特聘专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小学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等称号。2014年9月，窦桂梅领衔的教师团队历经多年研究实践的教学成果“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实践研究”获得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如何将宏观的教育思想“溶解”到具体的课堂中？如何让具体的课堂与先进的教育理论对接？这一直是窦桂梅的思考重心。她一直说，要做一个“站在课堂上的校长”。课堂：窦桂梅的教育根据地

从1992年执教第一堂公开课《王二小》以来，窦桂梅就以站在课堂上的形象为人所熟知，而从2002年调任清华附小教学副校长至今，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课堂研究与儿童研究一直是她的“教育根据地”，她一边继续自己的课堂探索，一边带领老师们深入教育现场，一起思索什么才是清华附小的理想课堂。

2010年11月，窦桂梅接任清华附小第16任校长，她首先做的，是走出小学，去幼儿园、初中听课，再回到学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又完整地听了一遍课。从听课中，她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不管是中学还是小学，孩子们都太累了，这不是她想要的课堂，这不是理想的课堂，必须对课堂进行深度变革。

变革贯穿了窦桂梅教学的始终。早在上个世纪末，窦桂梅就提出“基于教材，超越教材”、“立足课堂，超越课堂”、“尊重教师，超越教师”的“三个超越”。从2002年开始，有感于语文教学过于零碎、分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她又开始了“主题教学”的探索，先后上了以“友情”为主题的《朋友》、以“自强不息”为主题的《圆明园的毁灭》、以“不遇中有遇”为主题的《游园不值》、以“信赖”为主题的《珍珠鸟》以及以“回到事情本身”为主题的《皇帝的新装》等经典课例。2014年5月，在绘本课《大脚丫跳芭蕾》中，她提炼出的主题则是“梦想”。

从2010年起，窦桂梅将自己的主题教学思想融汇到了学校的课程研发和课堂实践中，随着清华附小“1+X课程”的成熟，窦桂梅对课堂的深度变革也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同。2014年9月，清华附小的“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实践研究”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既是对窦桂梅个人及清华附小教师团队的肯定，也是窦桂梅在课堂这个“教育根据地”耕耘多年收获的丰硕果实。2014年，窦桂梅在上绘本课《大脚丫跳芭蕾》

课堂成全了特级教师窦桂梅，也成全了小学校长窦桂梅。正如窦桂梅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我走到今天，成了一名特级教师，都是因为学科专业的底子。所以，今天我做了校长，应该回报曾经的荣誉，没有‘课堂’这个‘一’，其他都是‘零’，所以我不能离开课堂。”

课堂是窦桂梅坚定的选择，她“知其所止”，但又“不知其所止”，在已经取得的成果面前，窦桂梅探索教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来。她坦言，这些年，自己正在慢慢改变—从追求课堂技巧的完美，转向追求课堂与儿童完整生命的契合。让儿童站在课堂的正中央

所有的课堂变革，都只有一个基点，那就是为儿童打下学习与精神的底子，为儿童更好地发展奠基。“让儿童站在课堂的正中央”是窦桂梅的口头禅。“我们交给世界怎样的孩子，孩子将还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每一个孩子都是特殊的，每一个孩子都是那么可爱，每一个孩子都是等待开放的花朵，他们只有花期的不同。”在做了清华附小的校长之后，窦桂梅坚持每天站在学校门口迎接背着书包来上学的学生，这几乎成了清华附小清晨的一道风景。当然，窦桂梅和孩子们的关系也确实亲密得令人羡慕，她的办公室里摆着许多孩子们送的贺卡，还有她的肖像画—那是心灵手巧的孩子画给她的。

让儿童站在课堂正中央，并不只是一句口号那么简单，认识儿童、理解儿童、为儿童建构适宜的课程，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需要学校、教师、家长共同探究的课题。2014年11月14日下午，窦桂梅特意邀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CEO俞敏洪来到清华附小，与附小教师和家长就“孩子的天性与父母的规矩”展开对话。这场与搜狐教育“掷地有声”栏目合作的活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父母的心平气和是孩子成长最大的养分”、“家长给孩子时间的多少决定孩子对家庭的感觉”……俞敏洪的家庭教育观点一度成为微信圈里转发的热点。

小学教育培养什么样的儿童？窦桂梅给出的答案是“健康、阳光、乐学”。这个目标其实不算高远，但是在学校教育陷入应试泥潭的当下，却显得尤为可贵，而大声疾呼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让体育成为核心课程”，尤其振聋发聩—健康的身体是一个人的根本，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然而，挤占体育课，课间不允许学生随意跑动，却又是当下校园里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清华附小，这个悖论完全不存在。每班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全校每天都有45分钟的健身大课间。在大课间，我们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校园中跑个不停，操场上踢球的孩子们娴熟地变换着攻防队形。体育课程中，篮球、棒球、板球、轮滑，应有尽有，甚至校园里还设置了供学生攀岩的角落。正如一位家长所说：“我真的希望孩子成为牛顿或者陈景润吗？一个健康快乐的他，可能才是离我最近的、真实的他。”俞敏洪（左二）在清华附小作主题为“孩子的天性与父母的规矩”的演讲

到这里的每一个访客都可以感受到附小孩子们的“阳光”。走在校园中，时不时会有孩子主动问好。参加第四届“基础教育发展与改革论坛”期间，我们发现，孩子们向访客介绍他们搜集整理的名人资料时，个个落落大方，展示完，还送给每人一张清华附小百年校庆纪念卡，再礼貌地敬一个礼。不知道这群清华附小的孩子，在日后经历中学和大学生活之后，还会留下什么样的“小学记忆”。也许，他们成才后的鲜花和掌声更多地会属于大学、中学，但健康、阳光、乐学的理念和精神，会由此永远种在他们的心中，陪伴他们的一生。“1+X课程”：一所小学的课堂革命

长期以来，学校层面在课程实施中是非常被动的，国家课程一统天下，久而久之，学校也就丧失了改造课程、创新课程的诉求和冲动。国家课程往往是刚性的，无法照顾到学校的差异性，也无法照顾到每一所学校的实际情况，即使个别学校进行一些简单的“课程加减法”，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校课表零碎松散、缺乏完整性和灵活性的局面。

从一个个儿童的角度看，他们都是“整体”地接受教育的，但教育实践中的分科教学以及“分（课）堂教学”却像纵横交错的经纬线一样，把知识分割成了碎片，把课堂分割成了40分钟等长的时间段，学科之间、课时之间壁垒森严，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课堂教学的僵化，也给新课程改革所提倡的校本课程的实施带来了障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清华附小的答案是：课程整合。

在经过了“三个超越”、“主题教学”的多年实践研究后，窦桂梅认识到，唯有整合，才能释放出更多的教育空间，才能在更大程度上给课堂松绑，赋予课堂更多的活力。在她看来，整合是撬动课程改革的重要杠杆，课程改革的关键路径是立足儿童的核心素养进行整合。正确处理分科和整合的关系，使两者有机结合，实现整合的课堂和整合的课程，进而从主题教学走向主题课程，走向主题整合教育。这是行进的方向，也是重大的挑战。

课程如何整合？窦桂梅深厚的课堂积淀和清华附小令人羡慕的办学自主权，以及清华附小强大的教师团队，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很快就有了思路，“1+X课程”应运而生。1.什么是“1+X课程”“1+X课程”首先指向课程目标的整合，其中，“1”指的是国家基础性课程，“X”指的是为了个性化发展的拓展性课程。清华附小与家长一道，将学生的核心素养具体化为“十个一”的培养目标：一流好品格，一身好体魄，一生好习惯，一个好兴趣，一种好思维；一手好汉字，一副好口才，一篇好文章，一项好才艺，一门好外语。

前“五个一”是每个学生必须具备的基础素养；后“五个一”，不同的学生可以有所侧重，是个性化的发展目标。X，在数学中是个未知数，在清华附小的“1+X课程”中，则代表着个性化发展的无限可能，最终指向“家国情怀，完整人格”，为聪慧而高尚的人生奠基。

以这个培养目标为统领和指引，清华附小对课程模块进行了相应调整，主要课程被整合为五大板块：品格与社会、体育与健康、语言与人文、数学与科技、艺术与审美，基本覆盖了学生素养的各个方面。课堂时长随之优化整合：实行长短微课时制度，根据学科及教学内容，确定不同的课时，原来40分钟等长的课堂，调整为60、35、15、10分钟不等，实行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的课表，微课时安排在上午的课前和中午。上午第一节和下午第一节都是长课时，其余则是短课时。在“语言与人文”板块，长课时对应精读教学，短课时对应略读教学，微课时则由学生自主选择，可以阅读、可以吟诵、可以习字；而每周五下午的“创新与实践”课更是长达90分钟。“1+X课程”实施后，“课堂”变得丰富起来，不再拘泥于教室这一固定场所，图书馆、闻道厅、田径场……只要有助于学生的学习、成长，皆可为课堂。“1+X课程”也改变了分科教学和班级授课制下的课堂样态。作个不是很贴切的比喻，如果说固定时间、地点、人数的班级授课制是已经运行太久的旧的操作系统，那么，“1+X课程”就是更加贴合儿童学习规律、运行效率更高的新的操作系统。2.“1+X课程”给课堂和学生带来了什么

生命的发展，除了需要琳琅满目的文化空间，还需要自由搭配的时间。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中曾提到，固定的教学时间会因为和学生的智力发展步调不一致而打乱学生的发展，“教学将织出一根纤长、细弱、柔软的线”，而按时进行的“时钟打点”会一会儿扯断“教学之线”，一会儿又将它联结，最终，这种看似有规律的“时钟打点”会让“教学之线”缠绕住学生，因为“教学按照其时间节拍进行，通过扰乱学生自己的智力活动速度，而不是依随这种活动的跳跃，不给这种活动以休息的时间，从而使教师织出来的线在每时每刻系住这种智力活动”。

窦桂梅在解释“长短微课时”时也说，孩子们不可能每个时间段都能保证专心，不同的学习内容所需时间不同，将原来固定不变的40分钟，变为长短不一的大、小课时，才能让学生的学习张弛有度，更加轻松。这种长短不一的课时，虽然没有了固定的“时钟打点”，但更符合学生活泼跳跃的生命发展和智力活动节奏。

除此之外，课程的整合也带来了教育格局的放大。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说，很多学校没有让学生在求学期间获取对于科学和艺术的整体认识，是因为“天生应当联合的事物没有联合，反而分开了”，“我们只准学生学，从来不准他们教，虽则这些事情（读与写，字句与事物，学与教）全都应当联合起来”，因为没有整合的教育，“某些学生领会了这件事实，另一些学生领会了另一件事实，但是谁也没有受到一种真正彻底和周全的教育”。清华附小在课程整合上作出的尝试，正如夸美纽斯所说，是为了让学生受到完整周全的教育，为了培养完整的人。

课程整合最终是为了儿童更好地学习与成长。在“整合”的思维逻辑下，清华附小的课堂呈现出了全新的样态：课堂时长有弹性了，学科知识之间不再壁垒分明了，课堂的容量变大了，儿童的学习兴趣被大大激发出来了，而教师，也找到了自身专业成长的具体方向，找到了自我成长的空间和载体。

窦桂梅和她的主题教学研究团队（左起：王艳、王玲湘、窦桂梅、胡兰、焦玫、刘建伟）课堂与教师的相互成全

通常情况下，一位教师入职三五年便会遇到发展瓶颈：教学内容滚瓜烂熟，常见问题应对自如，似乎专业发展已经被定格在当下，可以一眼看到职业尽头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如何引领教师的专业成长？窦桂梅自身成长于课堂，深知课堂对于教师成长的重要性。在多年的课堂实践后，窦桂梅对教师的最新描述是“做一个精神上气象万千的教师”。好教师与好课堂，是互相促进、互相成全的关系。没有教师的气象万千，就没有课堂的五彩缤纷，反过来，课堂的变革也会推动教师不断自我提升，摆脱发展困境。

清华附小的“主题教学”和“1+X课程”，为教师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课堂世界。胡兰老师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清华附小，现在是课程研究中心负责人，也是“1+X课程”开发中的核心

人物

2014年11月17日，在清华附小的联盛馆，张家龙老师上了一节整合课—骆宾王的《咏鹅》。上课前，大家惊讶地看到讲台上居然摆放了一台钢琴。原来，作为“语言与人文”整合课，张老师将音乐欣赏与传统古诗文教育、吟诵教育结合在了一起。他原本是一位音乐教师，在这节课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音乐特长，以“读、唱、演、吟”四个环节串起整堂课，课堂上不时响起优美的吟诵和舒缓的钢琴曲，孩子们学得兴致勃勃，在场的老师们也听得如痴如醉。课后的研讨异常热烈：“这节课令人大开眼界，想不到语文课还可以这样上。”“这究竟是一节音乐课还是语文课？”“这样的课堂非常适合低年级儿童的认知方式，但没有音乐功底的教师如何上这样的语文课？”

这样的课确实没有可复制性，但它让人们看到了教学的更多可能，意识到什么样的课程观决定了什么样的课堂，并看到了课堂与教师是如何相互造就的。

再来看看美术教师王志兴的课堂：每个学生在校园里选取一个观察点，在一个学期中持续观察，分别画出景物在不同季候的变化。这种教学，超越了一般的美术知识、绘画技巧学习，孩子们在季候更替中观察与绘画，不仅真切体验到了大自然的变化，也形成了对美的细腻感知。

整合课程还面临许多挑战，但毫无疑问，它激起了教师重建课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全校教师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正因如此，清华附小吸引了王玲湘、李怀源、李卫红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他们的加盟，给学校的课堂重建带来了更多的智慧支持和实践性力量。张家龙老师在上整合课“古诗《咏鹅》”尽情玩耍的孩子清华附小的课堂文化

在这个开放的社会，将眼光聚焦于四面墙壁内的课堂去追求学校的变革显然是不够的。作为一校之长的窦桂梅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穿越”成为她近些年重点强调的一个词。她说，要“穿越”那些看不见的边界—穿越教室的边界，穿越学校与家长的边界，穿越学校与媒体、社会的边界，这样才能打开课堂，才能让课堂既能够抵御以应试衡量一切的外部力量，又能将社会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引入学校。“课堂小天地，天地大课堂。”窦桂梅追求的是一个“有故事、有角落”的校园。“学校是一个收藏珍品的博物馆，一个美好事物的集散地，一个传奇故事发生的地方”，这是她对校园的理解。清华附小的校园里，有诸多文化景观，移步换景，令人赏心悦目。我们看到很多细节，比如在“丁香书苑”的小院子里，白蜡树的落叶并没有被扫掉—一尘不染不是秋的本色，满地的落叶会用那金黄的色彩和窸窣的声响告诉孩子们秋天的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附小的公务车，居然印有“猜猜我有多爱你”、“别担心，我们和你在一起”等话语，司机说这是清华附小2014年的“年度语”。原来，清华附小每年都会评选年度语，2011年第一次评选的年度语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句“微笑、感谢与赞美”。在这里，教室台阶上的标语，楼梯拐角处的南瓜，教室门口的书架，无不是课堂的一部分。

在参加清华附小的一个活动时，我们一时找不到会议室，正打算去看校园地图，一位怀有身孕的女教师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主动迎上来问我们去哪儿，并微笑着指了路。这位教师提前察觉我们的需要并主动帮助我们的热情，让我们深为感动。教师给出什么样的示范，学生自然就会学习、模仿，教师在哪里，哪里就是课堂。

为使课堂向着尽可能多的方向打开，窦桂梅经常请来教育领域的顶尖学者，以及教育领域之外的行业精英（如上文提到的俞敏洪），来学校作讲座或参加主题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或专业或跨界的活动中，常常不只有“别人唱戏”，也有“自家表演”，可以说是清华附小人（学生、家长、教师）和各领域人士的相互“刷新”。

清华附小的课堂文化不止于此。每逢节假日，不管是教师还是清洁工、保安，学校发的福利人人有份；每到年底，窦桂梅校长会邀请学校所有的保洁人员、保安一起吃年夜饭，还会给年轻教师的父母写信，感谢他们支持子女的工作。人对人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换来的是一个具有价值认同感和精神归属感的“学校大课堂”。学生在学校度过的每一段时光、待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得到这个“课堂”的照料。

毫无疑问，在清华附小的课堂及课堂文化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人，所有的成人和所有的儿童，每一个人都不会被冷落。一个校长的成长自觉和理论自觉

不管是评上特级教师还是后来成为副校长、校长，窦桂梅一直“站在课堂上”，坚持上公开课和“领路课”，也一直坚持阅读、写作。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优秀教师的成长轨迹，可以看到一个教师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那种内生的成长力量及由此慢慢积淀下来的成长智慧，令人惊叹。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的研究窦桂梅教育教学的文章高达上千篇，其中还有一些是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1.阅读：建立师生共通的话语体系

窦桂梅勤于阅读，也善于把阅读所得转化为课堂资源。来清华附小之前，她喜欢《读者》杂志，看到好文章，就剪下来贴在一个专用的本子上；随着经验、阅历、思想的不断丰富，窦桂梅的阅读也发生着变化，她开始涉猎哲学、文学、经济、课程论等领域，更喜欢看《南方人物周刊》、《读书》等有深度的思想性杂志。不经意的言谈间，她的口中会出现哈贝马斯、里尔克等人的名字。她说，“要从功利阅读转向兴趣阅读，从强迫阅读转向自主阅读，从职业化阅读转向专业化阅读”。因为工作繁忙，窦桂梅已经没有大把的空余时间，她的策略是只读最经典的书，包括文学经典、社科经典、教育经典等，近些年对她影响甚大的是《后现代课程观》、《教学勇气》、《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样的教育经典。她特别强调：教师要和学生一起阅读儿童文学经典，因为这样有助于“建立师生共通的话语体系”。

窦桂梅曾说，一年不学习，自己知道；两年不学习，同事知道；三年不学习，学生知道。这个“年”在我们看来，似乎太长了，改成“天”也许更合适。在清华附小，几乎找不到一处空间能“逃”出窦桂梅打上的文化印迹，她又怎么可能让自己和教师找到如此长的时间缺口“逃”走？在她看来，“不进则退，小进亦退”，在清华附小，能感觉到有一种氛围和力量在背后推着大家不断学习与前进。2.写作：从实践感悟到理论反思

窦桂梅的公开课，从1990年代起就风靡全国，各种评价都有，可谓褒贬不一，有人说她的教态“张牙舞爪”，表演味太浓。对此，她表示理解，毕竟，不同专业背景、不同成长经历的人，评课标准、评课角度差别很大；而对于赞誉的声音，她会予以感谢，同时发现自己可以努力、值得努力的方向和路径。

她最早接受的是中师教育，书画歌舞、说学逗唱样样都会。她说，以前上完一堂课，就像与学生演了一出话剧，自己教得带劲，学生学得起劲。但她没有止步于此，别人的意见，表扬也好，批评也好，都促使她不断反思和探索，这才有了后来的“三个超越”、“主题教学”和“1+X课程”。

这个过程，也为窦桂梅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素材和思想资源。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作者为“窦桂梅”的文章，可以检索到近300篇，而《玫瑰与教育》、《听窦桂梅老师讲课》、《回到教育的原点》、《梳理课堂—窦桂梅课堂捉虫手记》、《超越·主题·整合—窦桂梅教学思想探索》、《我的教育视界》等著作，更是成了很多教师、校长的必读书。近些年，她的写作又产生了变化，实践感悟类的文章少了，理论总结类的文章多了，有关整合课程、主题教学的文章，多发表在《课程·教材·教法》、《教育研究》、《人民教育》等刊物上。她谦虚地说，早些年发表的那些大都是课堂实录、千字文一类的文章，只是一位女人对上课的一点感受，现在要思考教育的“核心问题”。

窦桂梅深知，课堂实践唯有与教育理论对接，不断接受理论的滋养，才能走得更远，做得更好。正因为她具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才使得学校的发展变革显得目标清晰、有条不紊、步步扎实，不肤浅，不急躁。华东师范大学李政涛教授曾指出，新课程改革十几年来，实践的丰富性要远远超过理论的深刻性。这是一种总体的描述。清华附小的“1+X课程”，是从课堂里生长出来的活生生的改革范本，是学校层面微观变革的生动范例，可谓兼具实践的丰富性和理论的深刻性。从做一支铅笔开始

立足课堂，为孩子们办一所理想的学校，是窦桂梅孜孜以求的梦想。

窦桂梅讲过一个“铅笔的故事”：要成为最好的铅笔，第一，不能盲目自由，要允许自己被一只手握住；第二，必须经历刀削的疼痛；第三，要承认所犯的任何错误，并且勇于改正它；第四，最重要的部分总是在里面；第五，在走过的任何地方，都必须留下痕迹，不管是什么状态，必须写下去。

她说：“在任何团队，我们都要做这样的铅笔，要允许有一只大手握住你，指导你去书写生命的意义。”这只大手所指引的，是一个团队、一个群体必须有的共同的学习、发展目标，否则这个团队、这个群体难免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在窦桂梅的语境中，这个“大手”也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意象：大树。因为她确实把清华附小视为一棵大树。她曾经打趣地对老师们说：“干吗不抱着附小这棵大树，在上面筑起自己的爱巢，再生上一窝小喜鹊，多有意思！”窦桂梅 课堂是我的“一”采访_程晓云 陈俊一采访时间_2014年11月14日采访地点_清华大学附属小学课堂丰满了我做校长的内涵

教师月刊 2010年，你接任清华附小的校长，当时你提出要做一个“站在课堂上的校长”，为什么这么说？

窦桂梅 基于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自己是一个语文教师，我从事“主题教学”研究这么多年，至少有四十多个研讨课的案例，我走到今天，成了一名特级教师，都是因为学科专业的底子。所以，今天我做了校长，应该回报曾经的荣誉，没有“课堂”这个“一”，其他都是“零”，所以我坚决不离开课堂。可能有一天我会变，但现在我是不变的，我要回报课堂，课堂就是我的世界。第二个原因，课堂丰满了我做校长的内涵。做了校长之后，我发现，课堂给了我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思路。一个不知道课堂上发生什么、不能跟儿童对接的人当校长，当的时间越长就可能越行政化、越坚硬、越没有表情，就会失去原有的率性。在课堂中和儿童接触，和儿童交流，可以时刻净化自己，时刻自我提醒。做校长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儿童，是课堂，而不是其他。

教师月刊 在清华附小这几天，我们看到你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是满满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所以觉得你能坚持深入课堂非常不容易。

窦桂梅 现在的校长很不容易，一个会接一个会地开。我兼了很多事务，比如说审订教材，教师资格认定，教育督导，很多事情找我，我也尽量参加，因为这些经历可以拓展我做校长的视野。我是很忙，但“忙是营养，不忙是营养不良”，看你忙什么。这些“忙”恰好也可以帮助我加深对教育的认识。

教师月刊 想来做校长应该更关注大局，因为面对的是一所学校，而且是清华附小这样一所特殊的学校。这应该也给你带来了很多收获。

窦桂梅 做了校长，视野和境界就不同了。我不是说当教师就不好，但是当校长需要视野更开阔。比如，我要考虑人事编制，要考虑各种人群、各种学科，考虑学校的后勤，要参加各种与安全有关的会，包括有关政治学习的会议。我都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发现能为我所用的东西。这是一方面。第二点，做教师容易变得很自我，容易把偏见当真理，容易走向学科主义。譬如，我是语文教师，我会觉得语文就是一切。但是做校长让我变得客观，我会把以前说过的话再想想，多反思。我以前做特级教师的时候，到各地去讲学，再发点文章，天天高兴得很，洋洋得意的，再出点书，弄点教学实录、小随笔。今天回头去看，那不就是教学大全和千字文么，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点感受。我今天的看法都变了，觉得必须重点思考教育的核心问题，所以不轻易发表观点和看法了。现在我宁可不出去，就守在学校里，每天早上起来迎接我的学生，虽然也累，但是累完了，第二天看见一个个干净漂亮的小孩走进来了，浑身又有力量了。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有课程理念和课程方法论观照的课堂

教师月刊 自从你做了校长，带领老师们在主题教学、课程改革方面作了非常多的探索，也获得了不少赞誉。你怎么看待这个过程中“校长权力”的作用？

窦桂梅 校长是有很多权力的，关键是要善用权力，我得用这权力让学校走向更远的地方。我做校长不是为了权力，而是觉得做校长是非常好的人生修炼。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士兵当了将军，回过头来再当士兵、再看士兵，就不一样了。

我特别喜欢当小学教师，虽然现在是校长，但我最重要的身份还是教师。

教师月刊 说得真好！你对课堂认识的深化应该也与自身阅读和阅历的增长有关系。

窦桂梅 我对课堂的理解是不断变化的。原来我们学习苏联，是“大课

堂、小课程”的思路，现在我受到了西方课程论的影响，慢慢转变到“大课程、小课堂”的思路了。我现在所说的课堂，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种课堂，应该说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有教育学意义的课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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