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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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中）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名人轶事
民国十大军阀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袁世凯死后，其以国务总理掌北洋政府实权，依附日本。1920年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下台。1924年又被奉系及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1926年被逐下台。
吴佩孚（1871-1939），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山东蓬莱人，22岁考上秀才，次年到北京靠占卦算命糊口，1898年在天津投军。1926年北伐战争中连遭惨败。从此一蹶不振。1932年回到北平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
张作霖（1875-1928），奉天海城人。早年是土匪。1902年被收编。袁世凯掌权后被任命为第二十七师师长。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任东三省巡阅使，为奉系军阀首领。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1908年毕业于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其间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长期驻防湖北。1923年率部入闽，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皖系卢永祥，占据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督理，并乘机扩军。1925年10月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成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亲赴九江战，阻挡北伐军东进，主力被歼后潜赴天津向张作霖求救，被任为安国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1927年2月继续组织兵力阻止北伐，并镇压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8月率残部渡江反扑，与蒋、桂军在南京龙潭一带激战五天后失败。
辫子大帅——张勋
张勋（1854～1923年）字少轩，号松寿。江西奉新县赤田镇赤田村人。出生农家，8岁丧母，12岁丧父。15岁入富家做牧童，后转书僮。
光绪五年（1879年）当兵，张勋时年26岁。光绪十年（1884年）随部入广西参加中法战争，次年在镇南关大战中战功卓著，越级提拔。后官升参将，管带广武右军各营，驻扎广西边防。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四川提督宋庆调驻奉天。后随袁世凯到山东镇压义和团，升总兵。1901年调北京，宿卫端门，多次担任慈禧太后、光绪的扈从。宣统三年（1911年）擢江南提督。
武昌起义后，奉令镇守南京，戒备第九镇新军。不久，江浙联军围攻南京，他兵败退徐州，仍被清政府授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袁世凯任大总统后，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兖州，表示仍效忠清室，禁其部卒剪去发辫，人称“辫帅”。“二次革命”中，率军攻下南京，纵兵杀掠。旋被袁世凯任为江苏督军。继转任长江巡阅使，移驻徐州。
1917年5月，因是否解散国会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持不下。黎下令解除段的职务。段到天津后，即策动北洋各省督军在徐州集会示威。会后，一些省宣布独立，不承认北京政府。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领三千军队于6月14日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于6月30日晚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复辟，恢复清帝国。深夜，张勋派兵占据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人劝黎元洪“奉还大政”。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康有为等群党，拥十二岁的溥仪登极。当天发布八道上谕，把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易五色旗为龙旗，恢复清末官制，封官受爵。张勋自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大权。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备大城市群众团体、社会名流，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坚决反对复辟，要求讨伐张勋。黎元洪拒绝与复辟分子合作，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势和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援，于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组成“讨逆军”，誓师讨伐张勋。“讨过军”很快攻入北京，张的军队一触即溃。7月12日，张勋仓皇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段祺瑞于7月14日到北京，重掌政府大权。
被段祺瑞击败后，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1918年10月23日，经曹锟，张作霖等呈请，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对张勋“免于追究”。1919年5月，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张勋收容爱国学生，支持学生运动。1920年5月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恢复张勋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之职，被张勋拒绝。7月14日直皖大战爆发，段祺瑞曾指曹锟，张作霖勾结张勋出京重谋复辟，20日张勋通电声明未谋复辟，转天津居住，张勋的投资遍及工商、金融各业，总计约三千万元，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第一个投资经营近代工商金融业的将领。1921年1月26日，北京政府在张作霖要求下特派张勋督办热河林垦事宜，再次被拒绝。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岁，清废帝溥仪发布“谕旨”，“着加恩予谥忠武”，“赏给陀罗经被”，“赏伊子张梦潮乾清门头等侍卫”，赏银三千元治丧，并亲往天津致祭注，张勋遗体暂时停放在装有冷气的密室。1924年8月，张勋棺材启运回乡。11月底下葬于奉新县赤田乡陶仙岭下。1941年3月，张勋墓被国民党第七十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下属一个前卫排盗毁。
张勋头脑简单，鲁莽急躁，治军无方，辫子军军纪败坏，祸国殃民；他为人忠诚慷慨，坦率直白，憨厚重义，性情开朗，敢作敢当，颇能知恩图报，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出尔反尔，从不卖友求荣，无当时军阀的阴险狡诈心机，而且作战勇猛。
狗肉将军——张宗昌
大字不识的浑人张宗昌，1925到1926年，是张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棍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害得张宗昌的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
山东军阀——韩复榘
韩复榘，字向方，1890年出生在直隶省霸县东台山村的一个小康人家。自幼好逸恶劳，嗜赌成性，后因债台高筑，逃往关东谋生。其间巧遇一常出入军营的算命先生，由这位先生引荐，20岁的韩复榘于1910年春天投到清兵营中第二十四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在冯玉祥手下当兵，从此他一直跟随冯玉祥将军，由司书、队官、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到师长。1929年5月，他叛冯投蒋后当省主席，成了独霸一方的军阀。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以在抗日中“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在开封召开北方将领会议后，用计将其诱捕，24日在汉口处决。
韩复榘同其他军阀一样，在私生活方面寻欢作乐，荒淫糜烂，吃喝嫖赌，欺民霸妻。他一生中采取娶、骗、占等手段，先后占有了三位夫人——“管家夫人”高艺珍、“外交夫人”纪甘青和“娱乐夫人”李玉卿。
1904年，年仅14岁的韩复榘就结婚了。女方名叫高艺珍，字淑德，是同县北庄头村人。韩复榘家境不好，他的婚事是同三哥韩复模一天办的。这种同一天在一家办两件婚事的事，在当时的清贫之家是屡见不鲜的。
高艺珍也是1890年生，虽然出身贫寒，但她的近族伯伯高步瀛，是那时很有名望的北京师范大学古文字教授。高艺珍从小受到家族的影响，虽然识字不多，但女儿经之类书籍还是听别人讲过一些。她遵守父母嘱咐，到韩家后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加上人又长得水灵，手脚也勤快，所以她能与韩家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小夫妻俩也恩恩爱爱。
韩复榘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末年，官吏腐败无能，社会风气败坏，赌博之风盛行。韩复榘所居住的东台村，开赌场的就有好几户人家。
韩复榘婚后，父母对他放松了管束，他也常常进入赌场，没有几天就迷上了赌博。虽然老输，但赌徒都存有捞回本钱的心理，越赔越脱不了手，赌注越下越大，时间不长，他就输得债台高筑了。韩复榘被讨债者逼得过不下去，不得不接受师傅“人走债清”的建议，下决心闯关东寻找出路。
韩复榘的恶习发展到这个地步，高艺珍对他并没有太多的怨言，她主动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凑足了丈夫下关东的盘缠。为了躲避讨债，小两口找了一个人们不常去的地方，过了几天“隐居”生活。这种患难夫妻的恩情，韩复榘深深埋在心里，发迹以后也没轻易忘记。1916年6月，韩复榘被冯玉祥将军提拔为连长，有条件带家属，就把高艺珍接到了军队驻地——河北廊坊，共同生活。
正因为高艺珍对韩复榘在发迹前有所帮助，又是结发夫妻，给韩家生儿育女管理家务，所以韩复榘当了省主席、跨入上流社会以后，虽然嫌弃高艺珍年迈色衰，又是小脚，不便在社交场合常常露面，但也不像其他军阀那样弃妻另娶，而是始终对高艺珍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并时常加以安慰。1933年1月，韩复榘被处决后，高艺珍忍受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带领四子一女，颠沛流离，最后定居北平。1957年，67岁的高艺珍在北京病故。
韩复榘的第二夫人纪甘青，原名徐水仙，是河南源河一带的名伶，唱得一口好听的河南坠子。1928年10月，韩复榘驻军河南，由于几度想当省主席，屡屡不能遂愿，不免有点灰心丧气，精神消沉，心情不畅，寻欢作乐的恶习开始发作。他整日里招名妓饮酒，叫名伶唱堂会，打麻将……什么不正经的事他都想尝试尝试。
徐水仙这时才28岁，正是青春佳人，长长的身条，杏眼柳眉，樱桃小口，五官长得协调配称，穿上旗袍，身材凹凸有致。这种女性独有的魅力对男性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她说唱时，银铃一般的嗓子和招徕顾客那种亲密劲儿，更使人为之陶醉。韩复榘对她一见钟情，三番五次请她来唱堂会。韩复榘的用意是多多接触，瞅住机会下手，弄到自己身旁当二姨太。
韩复榘弄到徐水仙后，终日迷恋酒色，逗笑取乐，以此来发泄他当不上省主席的愤懑。为了纪念他得到蜜汁般甘甜的青春女子徐水仙，他颇费了一番苦心，给她改名纪甘青。纪甘青说坠子书练就了一副好口才，招徕顾客学会了热情甜蜜的社交辞令，很懂人际关系。韩复榘如获珍宝，无论到哪里都带在身旁，几乎是形影不离。平时常与韩复榘接触的人们，都知道纪甘青有这种笼络人的本事，所以称她为韩复榘的“外交夫人”。
人们常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正是好景不长，韩在山东刚刚站住脚，对纪的新鲜劲过后，就把高艺珍、纪甘青二位夫人都丢在脑后不管，开始了他新的寻欢作乐的生活。
纪甘青长期过着男女欢情的生活，现在受到韩的冷落哪能耐得住寂寞。凭着她风月场里的经验，很快就使一个跟随韩多年、身材魁梧、相貌非凡的勤务员杨光上了她的鱼钩。两人起初还能谨慎从事，但后来日子一长，就忘乎所以。所有这些，当然没能逃过韩复榘的眼睛。
有一天，韩有意布置在省府召开绅士会议。韩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专为捉奸拿双设下的圈套。他讲了开场话后，估计时间差不多，就借故肚子不适，由秘书长张绍堂主持着听取各绅士的发言，自己急匆匆地冲进了纪的卧室。但那天，韩的火爆性子并没有发作，他假装没有看见杨、纪两人的作为，在厕所里蹲了十几分钟，等杨、纪把衣服穿好后，才出来喝退了杨光，他二话没说就匆匆忙忙地回到招待室里开会去了。韩这样做，不是他宽宏大量，而是预先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既要拿住赃，也不要丑事外扬，给自己脸上抹黑。所以他硬压住内心的怒火，当场没有发作。但他岂容自己的妻妾与他人私通，没过三天，就命令执法队将杨光秘密地处决了。
后来，韩复榘又霸占了南章台名妓李玉卿为三夫人。
李玉卿是江苏籍人，原来也是良家女子，后来为生活所迫流落到山东济南当了妓女。因为她长得标致，经过老板娘调理，又善于卖弄风情，遂成为济南名妓，艺名“红菊花”，纨绔子弟与她来往的不少。
韩刚到济南，就听说有李玉卿这个名妓，当时由于多种原因，暂时无暇问津。1932年他的“治鲁”方案基本上有些眉目了，他对纪甘青也开始有些觉得乏味了，济南以姚以阶为首的“参议厅”的参议们，多数过着游手好闲的放荡生活。当他们了解到韩的私生活也像《红楼梦》里的贾琏一样喜新厌旧、见一个爱一个时，就给韩介绍了李玉卿。自此，这群狐朋狗党同韩沆瀣一气，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打茶围、玩女人、吃吃喝喝。在他们牵线搭桥下，韩复榘又把李玉卿弄到手，做了他的三夫人。
韩到山东后，结交了一批臭味相投的“赤诚”好友，其中有青岛市市长沈鸿烈、胶济铁路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蒋介石的心腹人物军事联络员蒋伯诚，以及以姚以阶为首的一些参议员。他们来济南常常聚集在经七路小纬二路韩私人宴客的地方，白天在这里饮酒，听歌女唱堂会，到夜晚他们每人搂抱着一个妓女打麻将，丑态百出，其糜烂程度可想而知。李玉卿嫁给韩前后，都是专陪他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因此人们称李为韩的“娱乐夫人”。
韩复榘为了满足他的淫乱生活，还在千佛山、龙洞山另修避暑别墅，并时常光顾，流连忘返，十天半月乐而不归。李玉卿也是水性杨花，嫁于韩也是为势所迫，现在韩又有新欢，冷落自己，李玉卿岂能安分守己。久而久之，李玉卿耐不住寂寞，就与招待处厨师李海勾搭成奸。“二李”人缘极差。李玉卿常摆出主人的架子训斥下人，李海也仗着“红菊花”为自己撑腰，对下人任意凌辱，遂引起招待处众人的厌恶。他们想惩治一下“二李”，便告发给了韩。韩性情残忍，当然不容，借口招待处被盗、李海是内贼，令执法队将其乱棍打死。
韩复榘之死
曾有“山东王”之称的韩复榘，因死得秘密，在社会上引起了种种猜测，特别是经过电影电视不同角度的渲染，使他的死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色彩。笔者经过多方面查核史料和采访曾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中军统知情人士，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
叛冯投蒋韩复榘从小喜爱舞棍挥棒，1910年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务农。后经人介绍到冯玉祥部当兵，由于打仗勇敢，敢于拼命，深受冯玉祥器重，随着冯的升迁而不断得到提拔。1929年5月，因一件小事与冯发生摩擦，受人挑拨，叛冯投蒋，1930年9月被蒋介石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重职，统治山东达8年之久。
然而，由于韩复榘为人刁猾多疑，善于应变，自然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矛盾日渐加深，乃至成为蒋介石一大心病。抗战全面展开后，韩复榘表面上佯装抗日，实则观望其局势，一心保存实力。
召韩赴会日本人本是害怕韩复榘的，在进兵山东之前，便曾暗地派人找过韩复榘，以探听虚实，可是韩的态度极不明朗。日本人看穿了他的心思，大举出兵进攻山东，始料不及的韩复榘只好仓皇弃城而逃。蒋介石闻知此讯，大发雷霆，连骂几个“娘希匹”，这次自然找到一个对韩下刀的借口和良机，立即通知韩复榘到徐州开紧急会议。
1938年1月8日，还蒙在鼓中的韩复榘按期到达徐州。蒋介石又突然由汉口发来急电，说会议改在河南开封召开。会议地点陡然变化，韩复榘不由心中一震，犹豫起来。他本不想去开封，但又一想，这是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参加的高级将领有四五十人之多，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时，韩的心腹师长孙桐萱也从济南赶来了，身边还有一个营的手枪队，量他老蒋也不敢轻易动手，便消除了顾虑。
层层盘查9日，韩复榘一行到达开封，住在黄河水利委员长孔祥熔的公馆里。李宗仁转告韩说，城内驻军多，不方便，让韩的装甲车暂驻城外，一个营的卫队也要留在装甲车上。听了这话，韩的疑心更重了，可是事至如今，只能听天由命了。
11日下午7时，蒋介石亲自从南京赶来主持会议，并预先通知说，这是一次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为避免日军飞机扰乱，所以会议定为晚上召开，并强调这次会议谁也不准请假。
当孙桐萱和卫兵陪同韩复榘坐汽车来到河南省政府大门口时，车子被几个军警宪兵拦住了。他们敬礼后指着门前张贴着的一张通知让韩看，只见上面写着：“凡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的车辆被停放在门前的一片空地上，然后步行入内。到了第二道门口，又有军警宪兵阻拦，左边的墙壁上贴着“随员接待处。”韩看了心里非常生气，但又不便发作，就把他带去的三个卫士和孙桐萱的一个卫士，均留在接待处了。
韩、孙同那些刚进来的将领一起往里走，走了不到50米的地方，墙上又有一张通知写着“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许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应将随身自卫武器，暂交我处副官长保管，给予临时收据，待会议完毕后凭收据领回。”孙桐萱见要把武器交出，顿时皱了眉头。韩复榘看到身边的其他将领也正将手枪从腰间掏出来交给了副官处，取回收据。韩嫌孙桐萱迟疑，推了他一下，同时把自己身上带的两支手枪掏出来，让孙一齐递上去，便同那些将军中的熟人谈笑着步入会议厅。
蒋韩吵架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蒋介石脸色铁青，劈头便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今天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承担？”韩复榘没想到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直接将矛头指向自己，他从位子上霍地站起来，毫不客气地顶撞：“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呢？”
韩复榘的话没能讲完，蒋介石一拍桌子，正颜厉色地说：“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蒋介石的亲信刘峙走过来拉住他的手劝道：“韩主席，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韩气乎乎地，脖子拧着。刘峙装出极关心而且亲热的样子，继续拉着韩的手，向院子里走去。院子里早预备了一辆小汽车，刘峙说：“韩主席，上车吧，这是我的车子！”
武昌会审韩复榘不知是计。刘峙向司机使个眼色，立即把车门关了。刘峙招手说：“韩主席，你一路好走，我还要回去参加会议！”
小汽车前座上早有两个人等在那里，等车子开动了，那两个人迅速地从前座钻到后座上来，一边一个，把韩复榘夹在中间。其中的一个人掏出一张逮捕令，出示给韩看。韩这才恍然大悟，但表情极为镇静。汽车飞快地驶到开封火车站，从一辆专车上走下两个特务，把韩拖出来，推拥着上了火车，沿途不停，直达汉口下车。
春寒料峭的汉口车站，早有五辆汽车等着，四辆大卡车上全是国民党宪兵。韩复榘被押进一辆小汽车里，一直开到江边码头，由专轮载车渡江到武昌。1月12日夜晚，两个押送韩复榘的特务把他交给“军法执行总监部”，软禁在一座二层楼上。到这时韩才清楚，这个押送他的人正是特务头子戴笠和龚仙舫。
韩复榘被软禁了7天，1月19日蒋介石才组织军法会审。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在浚为审判官，贾焕臣等为军法官。21日上午，刚组成的军法执行总监正式对韩复榘进行审讯。
坐在被告席上的韩复榘面色苍白，但表情沉静，两眼有神，仍然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何应钦问他：“你不遵命，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烟民购买鸦片。这许多罪行已经查实，你是否有话申辩？”韩复榘只是昂首微笑，一句话也不答复。几个陪审的法官一再追问，韩依然一言不发，傲然视之，审判毫无结果。
惨遭枪杀24日晚上7时左右，有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复榘说：“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韩复榘信以为真，就随着那个特务下楼了。当他下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面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兵。他知道，这一次是死到临头了。韩复榘想开溜，对那个特务撒谎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来。”他边说边回过头去，脚刚向上迈出一步，站在楼梯边的那个特务就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第一枪没打准，韩复榘回了一下头，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韩复榘向前挺了挺身子，歪倒在楼梯上。结果他头部中2弹，身上中5弹，仰面向天，眼睛还睁着。这年，韩复榘正好48岁。
韩复榘的灵柩被安葬于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墓地。墓前立一石碑，上刻“韩复榘之墓”5个大字。
东陵大盗——孙殿英
1947年9月30日，以率军盗取东陵而闻名的孙殿英病重医治无效，带着对自己一生的忏悔离开了人世，时年63岁。
解放军占领汤阴后，孙殿英的全部士兵被缴械，孙殿英的第三纵队全军覆灭，东陵大盗孙殿英被俘。解放军共毙、伤、俘孙殿英部9100余人。
孙殿英的特点是反复无常，他虽身为国民党军司令，也投降过日军，但却曾请共产党员宣侠父当过他的秘书长，抗战时请来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给他当过顾问，也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朱穆。
投机将军——陈调元
陈调元：军事参议院院长1943年12月18日在重庆病逝，时任军事委员会点验委员会及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
河北安州人，陆军大学毕业，原直系军阀将领，投奉后又投回直系，北伐时投蒋。“哈儿”司令——范绍增
范绍增：1894年生，名舜典，号海廷，绰号“范哈儿”，意指其外表憨态可掬，傻里傻气，但这个范绍增却是“外表猪相，心里明亮”，办事颇有心计。四川省大竹县清河乡人。自幼不喜读书，常到茶馆“听书”，对江湖豪侠劫富济贫心向往之。13岁入袍哥，终日在外游荡。1911年大竹县、渠县一带袍哥首领，同盟会员张作霖聚众而起。范绍增随之摇旗呐喊，随机应变，受到张赏识，收为袍哥小兄弟，并介绍加入同盟会。1916年随张参加反袁护国战争。1918年7年受川滇黔靖国联军援川陕第二路总司令颜得基收编，任模范营营长，不久编入征缉五旅王维舟团任营长，王离职后升任团长1920年10月改编在第一军第六师余际唐部任团长，1923年3月受杨森收编，任第四师第八旅旅长、第九混成旅旅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七师师长。“四·一二”政变后，曾收留与他共过事的共产党员王维舟在军中避难。后投靠刘湘，任第四师师长，曾出川攻打洪湖的红军贺龙部，并对红四方面军围追堵截。抗日战争爆发后，请缨杀敌赶到上海前线，任第十一兵团副司令，1938年因支持川康整军和揭发刘、韩勾结有功，被蒋介石委为第八十八军军长，自募兵员抗日。1939年初，率八十八军出川，同日军作战，并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并出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去上海参加民盟、民革等组织领导的民主活动，并成立“益社”，自任理事长。1948年被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春回到重庆，任国防部川东挺进军总指挥，后率所属官兵二万余人在渠县的三汇镇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四野五十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1977年3月5日在郑州去世，终年83岁。
蒋中正生平事迹
求学经历
蒋于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生在中国浙江宁波府奉化县溪口镇。父亲为蒋肇聪，母亲王采玉。蒋家自蒋中正祖父蒋斯千开始经营盐业，家境算是富裕。
蒋于六岁起入私塾就学，九岁时父亲过世，十七岁入奉化凤麓学堂，学习英文、算术等西学，但经史旧学仍占很大比重，引起学生不满，蒋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翌年转学到同一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又回到龙津学堂。1906年4月，蒋首次东渡日本，虽未能入学，却结识了陈其美，同年冬天返国。翌年夏天，蒋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后被选取官费留日陆军学生。
参与革命
1908年蒋中正就读东京振武学校期间，接触到了旨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潮，经陈其美介绍加入由孙中山于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开始进入中国革命运动。1909年至1911年，蒋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实习。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蒋潜回中国上海参加辛亥革命，与陈其美于江浙起义，并以先锋指挥官职位率百余人进入浙江，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时清吏早已风声鹤唳，全无斗志，不攻而下，10月5日即控制市区，六日抵抗结束，俘虏巡抚增韫。后陈其美在上海被举为沪军都督，任命蒋为沪军第五团团长，隶属黄郛的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
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改组爲「国民党」。1月，蒋在陈其美的命令下，刺杀了孙文的异己——曾为光复会中心人物的陶成章。后蒋辞去沪军第五团团长，于3月赴日学习德文。蒋在日本不到一年就回国，遂返溪口老家，暂时闲居。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担任总统，并控制中华民国共和政府。1913年，即将担任总理的国民党要员宋教仁遇刺身亡，孙中山号召讨伐袁世凯，以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蒋遂参与「二次革命」，于7月在上海攻江南制造局，作战不利，败退闸北，被英军缴械，于8月13日彻底失败。9月，各地讨袁军相继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东渡日本。孙中山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重组中华革命党，蒋于1913年的10月29日，由张静江做监誓人，加入中华革命党。蒋第一次单独与孙中山见了面，孙中山令蒋主持沪宁讨袁军事兼任第一路司令，负责进攻沪西。
1915年袁世凯推翻共和，在北京称帝，各地爆发反袁运动，陈其美回任淞沪司令长官，召蒋回国襄助。蒋协助杨虎攻击「肇和舰」及袭取「应瑞舰」，还参与攻击上海各官署，但均告失败，是为肇和舰起义。蒋亦于1916年初参与江阴战斗攻取江阴要塞，占领五日后退出。5月，陈其美遭袁世凯遣人刺杀身亡，蒋于险地为之发丧。传闻蒋在沪期间与青帮有所接触。同年，袁世凯病逝。
崛起政坛
1917年，张勋复辟，北洋军阀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广州，筹组军政府，并就任海陆军大元帅，主持「护法」及「北伐」事宜。蒋中正撰写《对北军作战计划及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受孙中山赞许，后奉孙中山之命留上海主持党务军事。
1918年，蒋奉命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拟定第一期、第二期作战计划书，并于漳州战斗中亲加督战。同年夏天，他辞职返回上海，不久又奉命赴闽就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职。冬，蒋参与攻取永泰，旋奉命停战。后蒋辞职回沪，并游日本，不久后返国。
1919年发生五四运动，蒋回上海向孙中山陈述留学欧美计画，但孙中山不同意。同年，孙中山以「中华革命党」为基础，扩大吸收党员，成立中国国民党，蒋亦加入。1920年，蒋再往福建参加作战，陈炯明本任其为粤军第二军前总指挥官，蒋婉拒之，回乡侍母。
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太夫人逝，年五十八。蒋回乡葬母。孙中山书“蒋母之墓”刻石建碑，竖于墓前。1922年，蒋到广西参见孙中山，商决「东征北伐」事宜，建议移大本营于韶州。后因陈炯明与孙中山交恶，阻碍北伐，蒋两难之下辞去职务。同年夏，孙中山自桂回粤，免陈炯明职，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炮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仓促避难于永丰舰，蒋奉中山「事紧急，盼速来」电召，星夜自沪驰赴广东，在永丰舰上协同指挥作战五十六日。8月9日脱险，随孙中山返沪，并将经过写成《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后蒋奉命为东路讨贼军参谋长，赴福建整顿各军，伺机攻击陈烱明所属军队。
1923年，孙中山将大本营迁回广州，建立国民革命政府，对抗北洋政府。列强多不支持孙中山与国民革命，孙仅获得表面上对华友好的苏俄支持以因应此情势。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实行“联俄容共”：聘请苏俄军事及政治顾问，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同年9月至11月间，孙派蒋为代表率团赴苏俄考察学习苏维埃体制的政治及军事系统。蒋在苏期间，发现苏俄不欲兑现援助革命政府的承诺并坚持认为外蒙属于苏俄势力范围，他还发现苏俄当局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认识，「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并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蒋自此认定苏俄乃“赤色帝国主义”，共产主义亦不适于中国。蒋将其在苏俄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孙中山。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开办军官学校，创立国民党党军。孙中山任命蒋为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回广州后，对孙中山面陈其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孙中山却认为他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环境。蒋因而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
同年四月，孙中山再三催促蒋复出。蒋乃重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任命。冬，革命委员会成立，蒋奉派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负责弭平商团叛乱。在粤之警备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甲车队、兵工厂卫队、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均奉命归蒋指挥。1924年末，孙中山离粤北上与段祺瑞筹开国民会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时蒋率黄埔学生与教导团官兵三千人东征，攻下东莞、石龙、平湖、深圳、淡水、平山、海丰，直捣潮、汕、梅县。蒋获悉孙中山逝世后，在军中发哀告全军将士书，并回广州祭奠孙中山。同月，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蒋被任为党军司令官。5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6月，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蒋奉兼广州卫戍司令，回师讨叛平之。沙基惨案发生，蒋忧愤成疾。7月，军事委员会成立，蒋任委员，建议六大革命计划。8月，廖仲恺遇害，人心激愤，国民党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任蒋为委员，负责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处理廖案，平定时局；胡汉民出国。
6月，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委任蒋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全体执委及各省市海外党部联席会议开会决议，迅即出师北伐，并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联席会议还决议，中国共产党应造送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册于中央组织部，俾消减猜疑，共同努力，完成革命，此决议为共产党所拒。
统一中国
攻取华南各省
1926年7月9日，蒋中正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誓师北伐。8月，北伐军进驻长沙，蒋发表讨吴佩孚宣言，督令各军进攻，先后大战于汀泗桥、贺胜桥，并获得胜利。9月，蒋督攻汉口、汉阳；围攻武昌等战役，赣战告急时，蒋甚至亲临面授攻城机宜毕，移师入赣督师，令潮汕部队进攻闽省。攻下闽浙后，接下于武昌战斗中，击败刘玉春、陈嘉谟等，至此吴佩孚在武汉军力全部消灭。蒋令入闽部队在攻破周荫人主力后赴赣参战，先后攻下樟树、丰城、建昌、德安、永修、抚州。孙传芳向蒋求和，但蒋拒绝。11月，攻克九江，南昌守军负隅顽抗，蒋亲临督战，克之，孙传芳在江西军力于是消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设于南昌。蒋通电各省促人民自决，先后攻下漳州、泉州，福建平。12月，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
1927年1月，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成立。政府会议决议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在鄂各「左派」委员于苏俄顾问支持下对此坚持反对，蒋努力斡旋，赴牯岭邀各中委会晤，消弭隔阂。九江英兵残杀国人，蒋建议对外方针，以和平不辱国格为主，并提请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其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及中共决议「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同时攻击蒋为“新军阀”。国民政府自粤迁鄂后，汪兆铭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国共分裂
3月，在攻下杭州、苏州后，武汉政府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突然免除蒋中正一切公职。蒋乃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北伐军继而攻下上海、南京。入南京时一些北伐军违纪士兵挑衅英人，杀害外侨（或认为是北伐军中之共产党煽动），英美军舰以此为理由炮击南京，遂形国际冲突，是为“南京事件”。蒋严电阻止事态扩大，静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决。在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举发“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通过“非常紧急处置案”。
之后，北伐军于4月12日在上海采取行动，解散上海总工会等组织，抓捕处决一批共产党员，包括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蒋自此与共产党决裂。4月17日，国民党中央宣布撤销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开除党籍。4月18日，蒋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组织政府，发表《告民众书》。4月21日，军委会自粤迁南京办公，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
宁汉分裂与下野
1927年5月，蒋中正继续北伐，分全军为三路进攻。同时组织清党委员会，在全国各省厉行“清党”，将中共党员从各级政府及军队中清除及刑决或刑拘。北伐军先后克复扬州、泰州、滁州、蚌埠，郑州、许昌。在清江浦克复后，孙传芳通电下野。蒋抵徐州，冯玉祥来会，举行徐州会议，决定联名通电北伐，并由冯劝请武汉政府克期取消。张宗昌派员来谈输诚。云南易帜。四川刘湘通电归附。蒋奉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8月，北伐军反攻徐州失利，蒋下令退却，并电呈国府，自请处分。当时宁汉分裂益甚，蒋为免成爲目标，发表下野宣言，辞去各职，回乡扫墓。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并改组国民政府。
同月，武汉汪兆铭随后也开始清党，并驱逐了苏联顾问（中共官方称之为宁汉合流）。广西、广东和湖南等省亦分别在李宗仁、李济深、何键、朱培德等主持下开始清共。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退到农村地区发展。
1927年9月，蒋决定出国考察日本对华政策，28日，自沪东渡日本。11月，与日首相田中义一会谈，告以中日两国相处之道。蒋自日返国后，于12月1日与宋美龄女士于上海结婚。在汪兆铭于广东成立政府后，国民政府发讨伐广东令。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决议请蒋复职，并负责筹备四中全会，各方亦纷电促其再起，蒋乃决定回京。
复职与决战华中
1928年1月4日，蒋中正复职为北伐全军总司令。迭电冯、阎及各将领准备北伐。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推蒋公军事委员会主席。9日，扶病渡江视察前线，15日，赴开封与冯玉祥面决北伐大计，中政会决议蒋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统归蒋指挥。3月，蒋赴杭检阅，过沪会商财政，迭令白崇禧早定湘局，合力北伐。军官团开学，蒋以团长亲临主持。蒋并对日本记者坦白讲演，盼日勿妨碍中国国民革命之进行。部署军事毕，蒋于31日渡江北伐。4月，北伐军进驻徐州，蒋手撰誓师词，令驻两湖各军加入北伐，编入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所向克捷，连克郯城、台儿庄、郓城、韩庄、临城、枣庄。第三军团在鱼台失利，蒋电令各军赴援。张宗昌下总退却令，惟孙传芳纠集余部尚图顽抗。下旬，迭克锯野、嘉祥，经西关克济宁、滕县、界河、鱼台、汶上、邹县、大名。
收复华北
5月，日本试图阻碍中国统一，以“护侨”为名出兵山东。蒋中正一面与日交涉，一面委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积极北进。蒋在亲赴界河督攻兖州，宁阳、兖州、曲阜、金乡、莱芜、平阴、泰安、肥城后赴泰安，督攻济南，并决定济南克复后，即渡河追击，不使日本阻北伐军行进。5月1日，北伐军克济南。日军阻碍北伐军，造成五三惨案，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遇害。3日至5日，日军在济垣滋扰挑衅，向北伐军袭击，蒋严戒北伐军勿予还击，并严令入济南部队，于三日夜退出城郊；并派员与日军师团长福田商约束部队，未得要领。日军仍继续放枪发炮，并引张宗昌以飞机炸北伐军司令部，蒋为完成北伐，忍辱勿较，限令北伐军星夜渡河，仅饬留李延年步兵团驻守。日本阻碍北伐之阴谋于是粉碎。6日，蒋继续提兵北进，并吁召汪、胡回国，又切告奉系“早日觉悟”。在连克平阴、禹城、石家庄、临沂、德州、定县、张家口后，蒋进驻石家庄督师。克复保定。6月，张作霖出关，于皇姑屯被日军预埋炸药炸死。
东北易帜
蒋中正攻下平津后，以任务完成回京提请解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中央挽留。蒋呈请设裁兵善后委员会，并迭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征求意见，以期协调一致，实施裁兵。7月，蒋赴北平，祭奠总理孙中山，并往南口追悼阵亡将士，发表整军意见及裁兵方案，并决定由第一集团军率先裁编，以为之倡。8月，蒋主持举行北伐全军阵亡将士追悼会。筹开五中全会，纠纷迭起，蒋赴沪斡旋，终于开幕，决议开始训政，推行建设等要案。全会通过国民政府之组织，并推蒋任国民政府主席。
1928年10月10日，蒋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五院组织成立。蒋发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成立法制局。设置外交研究委员会，研究废止不平等条约的步骤。宣告关税自主。11月，制定国玺，实施禁烟。蒋出巡苏、鲁、皖各地，检阅军队，并考察地方政教及民生利病。美国首先承认关税自主，各邦交国均赞同，惟日本极端反对。12月，控制东四省的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通电服从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形式上得到了统一。
训政中国
掌握军政与「黄金十年」
1928年，蒋中正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保有前者至1931年，保有后者则至1946年间。但黄金十年应该从1927年开始算，28到37只有九年。27年南京政府已经趋向于稳定。
1928年到1937年，虽有内忧外患，中国经济还是得到了长足发展，不计东北和台湾，全国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社会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1936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近代以来最高水平，其他各项现代化制度也都粗具雏形。这一时期中国电力工业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为7%；水泥工业为9.6%；钢为40%。这十年也因此被称为「黄金十年」。国民政府藉外交手段收回了一些租界和外国在华享有的特权。《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民国民法典》、《中华民国行政诉讼法》等基本大法相继颁布，司法体系渐趋完备。在经济方面，国府努力稳定物价、偿还国债、实施法币、禁用银币、统一全国币制；建设铁路及公路，为备战而特别发展川、黔、湘、陕、甘、豫连贯公路；建立电话网络；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对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农业的生产。中国的国民教育也有了长足进步。国语作为标准语言得到推广。蒋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强调中国传统道德价值，推行卫生的现代生活方式，期望在共产党最活跃的江西省建立新秩序。
中原大战
北伐完成后，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掌控全中国，但各省实力派军人各怀异志，中央政府对边远省份的影响力很弱。1929年，蒋中正召开编遣会议裁军，冯玉祥、阎锡山、陈济棠与李宗仁等不满自己的军队被削弱，遂拥汪兆铭爲首在北平另立中央，致中原大战在1930年爆发，二十余万人员伤亡。在张学良带兵入关支持蒋后，冯阎及桂系的军事反蒋同盟即告瓦解。同年，蒋正式受基督教洗礼。
1931年，国民会议在京集会，宣布训政时期约法，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反对召开国民会议的胡汉民则在粤成立“军政府”，胡汪联合反蒋，粤桂等省处于半独立状态，并处于与南京政府交战的边缘。与此同时，蒋还要对付中共在赣、湘等省的“武装起义”，他在1931年5月12日向国民会议提出《剿灭赤匪报告案》，表示中国当时最大的祸患就是共产党。
宁粤分裂再下野
1931年4月底，粤方即国民党四个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表通电，以蒋非法扣留胡汉民为由，公开弹劾蒋，并例举了他种种独裁事实。5月27日，反蒋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会集一堂，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宁粤分裂局面。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蒋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以“攘外亦须安内”为旨，表明以外交折冲，先延缓日本的武力攻势，并具文表达抗日决心，指出“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1931年10月14日，蒋在张静江陪同下去见胡汉民，蒋说：“过去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请胡先生指教”。这一天下午，胡到了上海，结束了软禁。11月2日，蒋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中提出，即使“牺牲个人”，也要“促成本党团结”、“遵守党章”的重要性，强调自己遵守这一原则，表示愿意下之野。12日，蒋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大，指出“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一、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18日，胡汉民、孙科在广州召开另一个国民党四大，要求“蒋必须下野”。12月7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第三个国民党四大，指责广州“不体谅共赴国难的退让精神”。同月，国民党中央电邀粤方、沪方中央委员来南京举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但粤方坚持蒋必须下野，否则不去南京参加会议。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蒋中正向全国发表辞职通电。自蒋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入京，22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召开。至此，蒋、胡、汪三派表面上实现了统一。蒋出席开幕式后启程返乡。
攘外安内
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犯渖阳，侵占东三省，正在南方剿共的蒋中正闻讯后，旋即电令张学良：“渖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张学良下达不觝抗命令，导致东北沦陷，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并书立遗嘱，决心抗日，即回南京筹商御侮救国之计。中共趁机加紧发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中央苏区”并不断扩大。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国庆日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江西瑞金）。
国民政府面临“北有日军、南有共军，交相呼应，同时进逼”的危局。各地军人亦各自爲政，不听中央调遣，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陕西杨虎城与马青苑、四川刘湘与刘文辉，各起冲突，蒋费尽心机，居中调停。1933年12月，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福建政府是“非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后被国军平定。
1934年，蒋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清剿，拥有优势兵力且得到德国军事顾问相助的国军采取步步爲营战法，加上中共内部出现了军事路线错误，导致红军主力被击溃，使之放弃江西“中央苏区”及其他南方根据地，向北撤至接近苏联的中国西北地区，即所谓长征。中央军亦借追击红军机会，进入了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西南各省军阀地盘，国民政府势力自此进入云贵及四川。至此，蒋形式上统一了中国本部。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谋打抗日旗号组「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称兵入湘。蒋命国军星夜出动，阻叛军于衡阳以南。同月，创办所得税，筹设农本局，计划铁路与公路联络办法。7月，广东空军在蒋收买下投奔国民政府，粤将余汉谋等通电拥护统一，反对陈济棠、李宗仁武力割据。是月，国民党二中全会开会，蒋讲演统一救国之必要，并提《组织国防会议案》。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与政委会，并改任两广军事长官。陈济棠辞职下野，粤局平定。同月，蒋布置绥远攻势防御。8月，调整滇省军事，改组黔省政府。蒋莅广州，处理粤省军事政治善后，并劝导桂省服从中央，同时严戒国军在江西附近各部不得与桂省启衅，又命国军退后五十里，以示诚意。同月，粤汉铁路通车。不久，桂军事当局李宗仁接受中央新任命，桂局大定。
国民政府在1936年制定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并准备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结束党治，还政于民。但制宪国大迟至1946年才召开。
面对日本进逼，蒋定下「攘外亦须安内」之国策，旨在外交抗日与军事剿共同时并行。无强大经济与武力的国民政府积极争取西方大国奥援，力图避免对日全面开战，但中日战争仍在1937年全面爆发，制宪国大因此被迫延期召开，“黄金十年”也告以终结。
闻人小志
——浩然浩然（1932.3.25-2008.2.20）本名梁金广，中共党员，中国著名作家。浩然祖籍天津宝坻，唐山矿工世家，自幼深受旧社会苦难磨砺，13岁前读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接受了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小说的熏陶。浩然14岁即参加革命活动，当儿童团长，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16岁。1949年调区委做青年团工作，并开始自学文化，立志文学创作，练习写作小戏、诗歌和新闻报道。只有三年学历的他，边工作边苦读苦写，走上了自学成才之路。他以“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为誓言，在冀东和京郊农村做了50年艰辛的生活积蓄和艺术耕耘，其文学成就和人格榜样得到了世人的公认。
浩然50年代先后在《河北日报》、北京俄文《友好报》做记者，此间深入山东昌乐县深入生活8个月，代职东村支部书记，带领全村400名干部群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与那里的父老乡亲们结下了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汲取了农家大地的养分。《车轮飞转》、《杏花雨》、《人强马壮》、《喜鹊登枝》、《大肚子蝈蝈》、《荣荣》等20多个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就是那时在昌乐问世，长篇巨著《艳阳天》故事发生地东山坞即含有东村的影子。因其致力于农村题材的创作，1959年10月被中国作家协会吸纳为会员，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艳阳天》问世，社会反响巨大，同年10月被调入北京作协，从此走向专业文学创作之路。
浩然在六七十年代的两部长篇巨著《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荟萃了作家黄金创作年华的丰厚积累，讴歌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解放、农村社会发展、农业合作化集体道路的恢宏历史，树立了萧长春和高大泉两个基层农民干部的光辉形象。三卷本的《艳阳天》和五卷本的《金光大道》故事引人入胜，人物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体现了作者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淳厚积淀和驾驭长篇架构的不凡功力。两部长卷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中国北方农村五十年代初中期的生活场景，生动描绘了农村中各色人等和县乡干部的精神生活风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五十年代农村的浮世绘，是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变革的不朽长卷。这两部著作先后多次出版，累积印数逾千万册，创下了新中国文学著作吉尼斯纪录；这两部小说以其独有的口语化特色和写实魅力遍传神州，家喻户晓，成为了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必由之路的劝世读本。这两部传世之作用铁一般的事实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定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的向上精神。
1974年，我人民海军在西沙海域大败南越海军，收复琛航等岛屿。在江青亲自过问下，浩然受命赴海南、西沙体验生活，写成诗韵风格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分为正气篇、奇志篇上下两部），开辟了创作上的新路。七十年代末期，浩然续完《金光大道》，参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改拍为同名彩色故事影片的再创作，走向其文学生涯的巅峰。1977年浩然被选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就是这部别具风格的《西沙儿女》，让妒忌浩然文学成就的一些无良文人和在文革中被一度靠边站的文化官僚找到了诋毁作者的借口，他们拿有江青参与说事，指责这篇充满爱国主义情结的创新作品“走了弯路”，并利用手中的文化行政权力，在专业媒体连篇累牍攻击文革文学中的“高大全”现象，影射浩然是文革中“唯一”的作家，恨不得把这位与世无争一心为农民写作的人民作家打翻到十八层地狱。但扎根于农村社员之间的浩然不为所动，他没有为自己去辨白什么，而是携妻子于1986年冬天深入农村生活，在河北三河县领导支持下，来到燕山脚下的段甲岭镇挂职副镇长，体验后文革时代的农民生活。一年后发表系列长篇小说《苍生》、《乐土》、《活泉》，以新的视角观察和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现实，实现了自己“写农民，给农民写”的创作宗旨。
在三河，浩然不顾文学界高层的寒风冷箭，他把三河县委和政府提供的居室题名为“泥土巢”，亲笔书写于小院门侧，寓意“下蛋”（写作品），“孵雏”（扶持文学作者）的窝。三河市（县）历届领导都非常关心乡土作家浩然的生活和身体，经常到“泥土巢”嘘寒问暖，解决实际困难。
在三河的十几个春秋，浩然如衔泥燕子，笔耕不止，创作出版了8部中、长篇小说，计330万言；修订再版了7部长篇小说，计483万言；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等文章。他在此创建了三河市（县）文联和三河市（县）作家协会，并亲任两会主席。他创办《苍生文学》十年，为广大业余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并为重点作者出版专集四处奔波筹集资金，还亲自为他们的书作序言，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出版了一套填补三河文学史空白的泥土文学和文艺绿化系列丛书，组建了“浩然文学基金会”和“苍生文学》董事会”，为文艺绿化工程积极筹集资金，为三河市以及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做出无私奉献。时下红紫“写手”万万千，甘为“他人做嫁衣裳”，做“文学大道铺路石子”的唯我浩然正气在！
2008年2月20日，原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大代表、著名作家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其遗体告别式同月2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厅举行，告别室大门口悬挂着黑底白字的巨幅挽联，上联“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下联：“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用作者的著作篇名概括了浩然一生辉煌的文学成就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二道门两侧悬挂着“扎根农村巨笔写巨著，心系苍生赤子献赤心”的一幅挽联。工人常委李瑞环同志献了花圈，浩然的读者、学生上万人与他们亲爱的导师告别。下图为一直用笔为浩然辩诬正名的警界作家刘国震在告别厅前斯人虽鹤去，遗韵永流传——。
鉴于浩然与昌乐县的不解之缘，昌乐启动了《艳阳天》再现工程，以浩然文化为主线，准备建设一处集文化局机关、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文物陈列室、文化艺术馆和浩然文学馆于一体的文化活动广场。
五十年代浩然的同事、作家祁淑英说“浩然绝对不是一个逢迎权势的人，而是一个作风严谨、勤奋自律、道德水准高尚的作家。”“不管怎么样，他始终都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始终都是平易近人、忠厚的，他从来都没发过脾气。”
德国一位汉学家曾评价《艳阳天》是“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绝唱。”
浩然的长子梁红野说，他从小就看父亲的作品，尤其喜欢《艳阳天》，少年时代曾经反复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让我从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父亲很开明，尊重我们的选择。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老想着要大富大贵，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
著名作家梁晓声评价浩然，“当年尽管被时代高高举起的浩然，仍然保持着作为作家的良知，他并没有像有些得势人那样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著名作家雷达认为，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
改开初期，浩然多次应出版社邀约出席签名售书活动，次次人流爆满，不少读者流着热泪争相向浩然问候，排队合影，充分体现了人民作家的广泛号召力。后来上头软性限制浩然参加这类活动，隔断了作者和读者最后的交流机会。
对于40岁以上的人来说，浩然这个名字是一代人成长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寻找到时代的印迹。他的《艳阳天》和萧长春，《金光大道》和高大泉至今仍然鲜活地保存在这批过来人的心底深处。对于改开年代文化官僚和妒贤嫉能者的无端攻击，面对对《金光大道》的种种无理非议，浩然坚持“不忏悔”，浩然曾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他永远把自己定位为毛主席和人民群众的文艺战士。
闻人小志
——徐景贤文革期间多少风云人物如过江之鲫，堪称一段时势造英雄的盛世。四十多年过去，多少人和事，都付笑谈中。遗少对文革十年情有独钟，日积月累，收存了一些人事背景资料，来源芜杂，不好做信史。过去上海滩对名人伟人成功人士有一个中性称谓即“闻人”，以音套意，正好做博客对应栏目的主语名称；文革闻人，绝不是右派一笔抹黑的只会打砸抢的动乱分子，他们有思想，有业绩，有信奉共产不是乌托邦的大道义，时势所限，昔日的闻人难入本党正史，遗少愿以“小志”先行拾遗补缺，以待来日。
志者，述而不论者也。然笔锋聚焦，亦偶有不当小论，敬请识者鉴之。以上寥寥，权为小序。
徐景贤，1933年12月出生于上海奉贤小商人世家，其父徐宗骏系1927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一直以教师身份掩护工作，先后在曙光中学、君毅中学、上海师专、华东师大任教，后在上海师范学院化学系任讲师、副教授、化学系教研组主任等教职，为人正直、坦诚，一生忠诚于教育事业，在教育界声名卓著，1974年退休于上海。1987年7月28日病故，享年84岁。徐景贤1951年8月参加工作，196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7月至8月在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学习。1951年8月至1964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市委文艺工作部干事。1964年至1966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书记。1966年7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书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科长。上海市革委会1967年1月成立后，当年2月成为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1970年3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10月被当局逮捕，1980年5月被开除党籍，1992年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释放”。2007年10月3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73岁。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徐景贤是我党建政后培养的第一代学生干部，素有才名，颇受当年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同志看重，并安排在市委宣传部门锻炼成长。在五六十年代著有散文集《生命似火》、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剧本《年青的一代》等著作。《年青的一代》1964年3月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奖状，并被拍成彩色故事影片，剧中主角萧继业成为六十年代青年人奔赴边疆矿山创业报国的楷模。其晚年所著《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一书2005年1月在港出版，以事系史，站在参与者的角度，不卸责，不揽功，客观讲述了文革十年的过程，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颇具价值的史料。该书涉及当时许多二三流人物，如王维国、陈励云、于会泳、游雪涛、艾玲等，爱憎褒贬皆流于笔下，可作为文革人物百科词典来读。
徐景贤，文革中在上海被称为“徐老三”（张老大，姚老二，其实正式排位前面还有马天水和王洪文两人）。因其出身商人世家，熟悉上海滩工商业运行规则，善于应变复杂局面，且勇于任事，为维护上海的正常生产和产品支援全国出力尤多。当时上海作为“一月红色风暴”策源地，又是畅销的轻工商品和机械装备产品主要提供地区，故外地人看上海干部普遍有一种“眼高于顶”的感觉，然徐景贤做人低调踏实，落实中央经济部门决策也比较到位，故而得到周总理和国务院各个部门的较高评价（徐景贤提前三年取保出狱据传还是邓颖超说话起了作用）。
文革十年间，徐景贤身居要职，但有权不滥用，生活相当低调，他素常习以张春桥为范，一人得道，家人并未沾光。自己亲弟弟和其他亲戚的子女远赴湖北、云南等地上山下乡十来年，想调回上海，徐都婉言教育未予帮忙，直至80年代这些亲朋才根据政策返沪；当时流行高干子女参军，徐的几个外甥也想提要求，徐说影响不好，一个也没有办理；徐父是老革命、高级知识分子，家住在老式里弄石库门内几十年，没有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徐景贤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能安装煤卫后一起解决，不能特殊。但对文化界、新闻界等朋友同事中有人遇到如医疗抢救、住房问题等难处来求助，徐都会商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因而在上海教科文业界颇得善名。
徐景贤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经年，从历史发展方向认定文革的正确性。“四人帮”被捕后两天内，徐景贤和上海其他领导人积极准备了“民兵武装叛乱”，试图以此恢复四人自由。但毕竟“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第三天即被中央以开会名义调京，从此失去自由。
徐景贤颇有上海“小男人”生活意趣，1977年起，他遭受“双开”处分，身陷本党囹圄，长时期身处逆境。却给予妻子和女儿强有力的精神支柱，鼓舞家人学会在逆境中生活。其后人外孙辈多为自己有一位睿智、健谈、学识丰富的可亲外公而自豪。1988年其长女成婚时，正值物价改革“闯关”，大都市百物腾贵，但曾为一市之长的徐景贤已无经济能力扶助爱女，只能在自己的著作上签名并写上鼓励女儿女婿庄敬自强的新婚贺词作为礼物，给后人传承了一笔崇高的精神财富。
作为三十年代生人及受其父教养，徐景贤身上留有中国传统的的文人风骨，不愿以是为非以直为曲，这也是他在文革后罹罪的一个主因。他晚年在和作家沙叶新谈及走红今日文坛的某大家时说：“这个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徐景贤是一个学习型个人，出狱后就掌握了电脑应用，临终前一小时还给文友发去一封“共做快乐老人”的电子邮件。在回家后的十多年中，徐景贤最大的心愿是要把自己坎坷的一生从头写来，以交付历史。《十年一梦》只是倒叙中的第一部。然天不假年，一代才人仅只73岁即手捧书本，安坐沙发，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言，就悄无声息地永远离开了这个欲说还休的人世。闻人小志——陈永贵
陈永贵，人类史至今唯一农民“宰相”，中国名牌“大寨红旗”肇始人是也。
永贵之名，大约得其于虎年农历正月初一（1914年2月14日）出生，主贵。奈世事昧暗，生民倒悬，他七岁即随父逃荒到大寨，杨白劳故事重现，其父债务锁身，典妻抛子，走投无路，投缳身亡。永贵沦为贱民，认一寡妇为义母，为士绅人家放牛扛工相依为命。穷人之屈辱，无效地抗争，给青年永贵留下了深深印迹。至1942年，日伪“强化治安”，目睹永贵勇于挑头抗争，畏惧敌寇滥杀的财主们脸谱翻转，好话说尽，推其为大寨村维持会代表，遂成老陈后来甩不脱的一块历史疮疤。
抗战完胜，太行老区大兴土改，永贵一朝翻身，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深感党恩。1946年农民互组初起，几户富裕农民力邀永贵入其“好汉组”以壮声色，奈永贵坚定吾党“帮穷共富”之念，婉拒“好汉”之邀，反约被人遗弃之老幼人家十余户，成立“老少互助组”，互帮实干，赛过“好汉”，因而入党，荣膺省级劳模，继于1952年接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其改天换地功业由此起步。
五六十年代，集体化旗帜高张，永贵携大寨农民，“七沟八梁一面坡”得以初治。1963年8月，百年一遇之暴雨山洪逞威，大寨百条石坝霎时垮塌，两百亩田地颗粒绝收，社员住房窑洞成片倒塌，众人大恸，永贵笑而言之：“地毁重修，房塌重盖，但有青山在，何愁无柴烧。”人本为基，民气顿企，大寨人合力无穷，“先治坡后治窝”；公社化奇迹展现，抢秋取得五谷丰，“不向国家要钱粮物资；卖粮不少，口粮不少，种子饲料不少”誓成。州郡官员拍案惊奇，亲临探视，只见几百亩高产稳产之“水绵梯田”云绕沟梁之间，由此，自力更生、战天斗地一杆大纛拔地而起。
永贵初识斗字却心通文理，头脑清晰，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口才出众。在各地传经送宝颇得要领，博得晋抚陶鲁笳氏击节赞赏，乡土文豪赵树理称其讲话“无引经据典之浮华，有辩证唯物之实要”，视为异禀。足见陈氏从政之潜能已然养成。
1964年12月26日，三届国会期间恰逢太祖寿诞，太祖亲邀永贵和两弹功臣钱学森与席，并拉昔日抗工汉端坐身边，于此颁行“农业学大寨”谕旨，以为神州粮务之纲；贤相周公在三届国会归结“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之大寨精神。由此知遇之情，永贵与太祖、周公成杵臼之交，系不离不弃之义。
文革风乍起，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晋省工农劳模参与1967的1.12夺权，同年3月，永贵入选省府革委会副主任。其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管见于同年11月被中央中发（67）339号文件批转全国，遂始入政坛。此时，陈身任村（大队）社县地省及后至中枢六级要职，堪创官场吉尼斯，皆倡导国家名器不专属于官僚之文革所赐也。
1973年9月，永贵进入十届中委暨政治局；1975年1月，在四届国会授职副相，受周公重托掌神州粮农之务，上述职务在十一大和五届国会分别蝉任。期间，陈永贵和纺工出身的吴桂贤副相联袂提出“三三制”从政方略：每年在基层参加劳作、在全国分管范围巡按、在中枢处理政务各三分之一时间，以增长才干兼明了视听，此革新思维深得圣心，并垂范于进入各级署衙理事之草根。
1976年10月，政局陡变，永贵顺乎大势拥护华少帝进位。12月，在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朝会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提出机械化现代农耕之“大寨县”愿景。
然三中之后中枢核心骤变，太祖遗臣均不得见谅于改开规程。永贵首家“大寨县”之昔阳县令被罢，后又被迫请辞副相要位，19802月23日于十一届五中全会又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辞呈”，此四人与永贵见解相投，尤为纪登奎氏与陈锡联氏，与永贵私交甚笃。
紧随其后，改开核心指唆御史诸僚以内参形式从外围向太祖周公亲立之“大寨红旗”合击，以为蓄谋已久之土地私有运作营造舆氛；庙堂决策既定，又在晋省以省报公开发难，刊出《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等一系列负面评论与报道。舆权在手，核心轻轻褫夺永贵党内职务。从政十五春秋，唯存农民情怀，永贵请回大寨，以续生机，中枢则指派其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郎。期间，永贵之实务作风、实干精神、诙谐谈吐深得全场上下服膺，永贵亦不失精神寄托。然神州两千大寨县愿景落为画饼，大寨红旗黯然遭宵小涂抹，太祖周公之既定方针遗命中途败坏，永贵终抑郁难平，1985年夏，因晚期肺癌入北京医院医治，1986年3月26日，一代农民“宰相”陈永贵身怀尚未辩清大寨功过之憾，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71岁。随即被家乡父老以原生态之跪迎礼仪接送回其改天换地的故里热土，长眠于虎头山下。
陈永贵夤会文革，代表五亿农民进入庙堂，其农民俭朴耿直本色未得磨耗：陈副相无城市户口及口粮供应，无正式官俸，仅靠大寨工分每日1.5元、中枢内府生活日补1.2元和省府月补100元维持生活。他烟瘾极大，为存观瞻，赴京后不便烟袋随身，遂以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每日三盒代之；永贵生性外向，善行草根路线，家乡贫贱之交无计其数，家中每日不断父老乡亲，客饭钱粮遂成农民宰相最大负担，但永贵不允秘书建议，从未于以上常规收入之外向内府申请补助。及至回大寨接待站陪客餐叙，亦要法外交银。永贵有俚语如：“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追着要着钱了扎饥荒。”颇得“有毒不沾”之古训。
与永贵相识经年之山西作家马烽谈及其位居国相后之风范，云“前后几十载如一，常持赤子本性，不由人不敬重也。”实为治世经典“人不畏吾威而畏吾廉”之翻版也。
陈永贵初历政坛风云，认旗看路惟太祖周公是从，改开时节益发意志弥坚。文宗尚未登基，即矫旨解散社队分田到户联产承包，永贵直呼其为“胡乱邦”；邓核心欲行拨乱反正事，华少帝以下皆缄口不言，农民宰相在人大会堂堵邓质问“太祖旗帜欲弃之耶？”；热月事过，JQ成为污水缸，多少朱紫勋贵翻云覆雨不实之词汹汹，永贵正告访员“卿本佳人，吾未见卿有何罹罪之处。”大厦未倾，猢狲尽散，然一介农夫挺立潮头，欲解倒悬之危；虽于事无补，则尽显永贵大丈夫本色，庶无愧太祖知遇之恩也。
时穷节乃现，不惜乌纱掼，永贵得享平民生涯。时有嫡孙女陈冬梅承欢膝下，常得其祖教诲：“华夏乃世之农民最多之国，知晓今日农民之心理，便知晓神州明日之走向。”“视己以小，天下则大；视己为大，天下则小。”“吾家耕耘传家，切勿忘党国根本。”云云。拳拳忧国之心，不让士大夫者流专属也。“扬集体经济旗帜，走共同富裕道路”，永贵遗风遍及神州乡村，经三十年改开而源源不绝，时有江苏华西村吴仁宝氏，河南南街村王宏斌氏堪为经典代表，多有从善之村并永贵梦魂萦绕之大寨依旧高举赤帜，并卓有佳绩。堪可告慰太祖周公树立公有制集体化大寨红旗之良苦用心。“农业学大寨”展现吾华夏民族敢于战天斗地之英雄气概，十数年间举倾国之力取得农田改造与水利设施升级换代，堪称划时代之农业革命。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口径认定：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国家统计云，仅从1965年至1978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年均增长率3.9%，大大超过了改开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到684斤；全国猪牛羊肉产量1062.4万吨，比1957年增长266.59%。数字实证，其时国家食品安全问题即已解决。换言之，若无那场改天换地的革命运动，就无中国今天之现代农业！眼前遍布广大农村、泽惠后人之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三十年前本名即为“大寨田”也。民以食为天，国人几千年吃饭之虞一朝解决，太祖、周公、陈相仅此伟业，可享千秋之祭也。
第二章 历史秘闻
秘书范若愚：周恩来和毛泽东整风以前不是“风雨同舟”？
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周恩来、陈云等人被安排再次检讨。
从1958年夏季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图为湖南某人民公社成立大会。16日陈云检讨。他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1956年发生的‘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17日周恩来检讨。他手里拿的虽然只有几十页稿纸，却显得那样沉重。他把全部稿纸放在讲台上，抬起脸朝台下望了望。熟悉周恩来那张总是洋溢着热情和充满认真神态的面孔的人们，觉得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据当年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范若愚：《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说：“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他还说，虽然和毛主席常见面，但并不能因此在思想上就能完全一致。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室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12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第二天凌晨2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立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范若愚说：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在17日的发言中，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有关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他说“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这是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话，他可能从多少次历史经验中，觉得毛泽东比他站得高、看得远，这一次可能是自己错了。然后他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周恩来讲得很平静，没有恼怒、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原谅，也没有索性不在乎，他讲得很认真，完全不由自主地露出他素常的严肃。他唯恐与会者听不清楚，于是提高嗓音反省道：“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他的声音有些颤动，他的眉宇凝结起来，两颊的肌肉有些松弛：“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据党史专家丛进等潜心研究，认为周恩来的检讨发言，既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也有其诚心的一面。因为，历史上种种事实证明，毛泽东历来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这是延安整风以来已为全党所接受的认识，凡遇到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大家即习惯地自觉地向他靠拢。又加建设经验不足，当时周恩来也预想不到搞“大跃进”竟会出现后来的严重后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周恩来也难以有充分的根据与信心来坚持自己原先的反冒进观点。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还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但是这与他在建国之初给全国青年大会讲“学习毛主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那篇讲话中说道：“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现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
在历史中形成的对毛泽东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开始变成了个人崇拜。有的人还加以发挥，对个人迷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受到毛泽东推崇的柯庆施就说过：“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个人崇拜的空气骤然膨胀，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从这时开始不正常，“左”的东西便得以畅行无阻，以至发展到后来的“大跃进”，及更大破坏作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这一切，都有其历史背景：一方面是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出现的混乱；另一方面是国内各阶层对中共工作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来的罢工、罢课、闹退社等事件。在毛泽东看来，在1956年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公开纠正自己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无疑是给反对派提供进攻的口实。因此，按照毛泽东确信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的思维定式，反冒进便难逃被指责批判的厄运。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重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时写过说明，他写道：“我们没有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党的工作遭到非议之时，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后，要对反冒进进行严厉的指责和批判了。
——那是一个时代。
毛泽东指间的那节香烟燃尽了，他轻轻地将烟蒂揿灭在烟缸里。周恩来检讨后，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将反冒进的事态看得极其严重，一再警告说：“有些人不顾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样，像我们中国的高岗那样，那就要出现分裂。……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讲得十分严肃，从此那些不愿看到党内产生分裂的共产党人，对反冒进一词噤若寒蝉。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也就少了。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又鉴于自己在反冒进问题上犯了“方针性”的错误，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6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但是，他和陈云等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其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这期间还有一则轶闻，就是“跃进”一词的发明权。1958年5月25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没想到，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不是别人，正是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为了批驳大鸣大放中有人说1956年经济建设是全面冒进的言论，就使用了“跃进”一词，说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所以，一天以后，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来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周恩来。（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然而，毛泽东欣赏“跃进”一词，一个原因就是它堵住了反冒进论者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日致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对于反反冒进和“大跃进”的形势，毛泽东非常满意。8月初，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对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是没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九一一事件对美国的七大教训
原子弹发明以后，爱因斯坦曾说过：“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外，一切都改变了。”九一一发生后，许多人也引用这句话。十周年过去了，问题就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迄今未变，忽视以下七大教训：
消解世界怨恨 重新解读历史
教训一：上帝不会总是保佑美国。
美国的民族魂，从美钞印的“我们信仰上帝”（如今随着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上帝”越来越变成“神”了），到想当然地笃信“上帝保佑美国”，如今已成为政客们的口头禅。事实上，美国常常滥用这种想当然的神圣感。如果其他国家做得更好，上帝就可能保佑它们，未见得总保佑美国。九一一事件清楚表明，美国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已经破灭，建立在自己上帝般“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的软实力观，不断将美国引入歧途。通过公共外交而非基本政策和行为、思维方式来解决“他们为何恨我们”问题，只是缘木求鱼。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后，世界对美国的怨恨并未消失。
教训二，历史尚未终结。
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有句著名的话至今常为人所引用，“评价法国大革命，二百年太早”。许多人引用这句话说明中国人思维的历史纵深感，其实周说的是，谁站在历史的正确性一面，谁站在历史的错误一面，尚无定论；历史事件需要时间检验。缺乏历史感的美国人，在冷战结束后轻易得出“历史终结论”，成为历史的笑柄。九一一事件的最大警醒是：历史尚未终结。时至今日，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成为不争的事实。
教训三，对历史的错误解读自掘战略陷阱。
对冷战结束历史的错误解读——以为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战胜了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导致美国最近十年来的战略滑坡。其实，美国赢得了冷战，这本是说给老百姓听的，结果美国精英也笃信不已。其结果，美国失去反思自己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机会，接连在伊拉克、阿富汗乃至最近的利比亚问题上越陷越深，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失去纠正美国经济虚拟化的战略机遇期，最终酿成华尔街金融海啸。中国有句古话：福兮祸所倚。自己成就、对手的崩溃，往往毁了自己。苏联的解体，被普京称为“20世纪地缘政治的最大悲剧”，其实美国也在为这一悲剧付出代价。
反省生活方式 主动适应世界
教训四，生活方式保卫战可以休矣。
九一一事件的教训之一是，不要盯着对手，要多反省自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第一条是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恰恰是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招致打击。历史上，人们对生活方式的贪婪追求，推动了地区交往与全球化进程。比如，中世纪欧洲人对香料的喜爱、阿拉伯人对瓷器和香水的痴迷，创造了跨越海洋和沙漠的经济联系，并导致了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巨大变化。17至18世纪日益上涨的对糖的需求导致了加勒比群岛的转型和跨大西洋奴隶交易的形成。时至今日，维护生活方式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需要依然是美国对外扩张的主要动力，推动生产方式的全球化。然而，新兴国家借助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在生产方式上追赶发达国家，却对后者的生活方式“说不”；美国输出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的努力屡屡受挫。其结果，生产方式全球化与生活方式地区化矛盾日益尖锐。美欧等发达国家在生活方式方面从进攻转向防御，通过高举气候变化大旗，改变国际游戏规则。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便集中上演了发达国家保卫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保卫生产方式的大戏。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而发展中国家指责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不可持续。常言道，由奢入俭难。由于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其奢侈的生活方式，发达经济体普遍为债务危机所累。美国政府的债务更直逼14.29万亿美元的上限，不得不通过美元贬值予以舒缓，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及外币升值，给其他国家输出通胀，加剧了国际矛盾。高估的欧元背后是高估的欧洲生活质量。美欧在维护生活方式方面，仍然具有共同使命，与新兴国家的矛盾，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
教训五，美国应主动适应世界。
在否定“历史终结论”之外，美国精英的思维方式却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他者的崛起”。所谓“后美国时代”、“G零时代”，具有浓重的“美国中心论”情结和“我们-他者”的二分法思维。长期以来，世界一直在适应美国，现在到了相互适应的时候了。美国应适应时代的变化，抓住互动建构的大国关系本质，跳出“他者的崛起”思维和“制造敌人”的冲动，实现霸权的第二次华丽转身。我们希望看到，美国变了，并非他者的崛起，而是国际关系的逻辑在变，人类生存的思维环及制度环境、生态环境在变。谁能适应并引领这一变化，谁就将成为未来的领导型国家。
塑新国家认同 建新国际秩序
教训六，霸权的衰落与对手的崛起无关。
近十年来，一个错误的流行说法是，中国成了九一一的最大得益者。其实，中国崛起是全球化产物，维护的是传统美国霸权体系。中国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应对内外挑战的产物，并非钻了美国的空子。正如邓小平所言，“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的说法，且不说是否成立，更非因果关联之事。中国人讲的“战略机遇期”，更多就中国自身、世界发展趋势而言，绝非以美国为参照系。中美境况之差异，只不过中国专注发展，专注解决国内外挑战，专注全球化，而美国专注消费，专注对外输出美元和观念罢了。
教训七，美国应塑造新的国家认同。
九一一事件后，爱国主义空前涌动，将美国引入一场又一场海外战争。如今，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再次表明爱国主义应适可而止。九一一最大教训，不是去寻找并消灭敌人，为此夸大自身能力和夸大威胁，陷入其后“唐吉诃德式困境”。在奥萨马·本拉登之后，不少中国人担心，美国转而对付中国，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九一一，美国也会寻找其他敌人，以塑造新的身份与认同；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最大挑战，是挑战其建立在“绝不做老二”的国家认同。去年美国强势重返亚洲，加剧了这种担心。战略家则警告，如果美国重犯二十世纪的错误——每当对手（德国、苏联、日本）GDP到达其60%便倾全力遏制之，如法炮制对付中国，骄躁的悲剧就将重演。
总结以上七条教训，归为一点便是，美国正遭遇世界不确定性挑战。当今世界，不确定性首次超过了确定性，成为各国面对的外交难题。应对不确定性时代的挑战，需要中美携手。为此，既要防止美国过快衰落，又要防止中国过快崛起。中美相互包容，互动建构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两种国家（新兴-发达国家），两种文明（东西方文明），两个世界（发展中-发达世界）的要求，更是应对世界不确定性挑战的时代呼唤。
建设新型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美国在进行战略试探，正如“G2”所显示的，中国仍在被动应付。其实，我们更应推崇“中美G2”的中庸版：美国价值观过头，中国价值观不足。当今世界，存在G零模式、GX模式及G2模式，并综合表现为“美国+X”的新“G2模式”，即“美国+X”的“轮值G2”模式：军事G2=美国+俄罗斯；金融G2=美国+中国，经济G2=美国+欧盟……
从现实层面而言，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思维不对称性：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中国担心自身稳定；美国担心自身衰落，中国担心美国遏制。其结果，对中国实力的高估和对美国实力的低估，可能造成历史的悲剧。
蒋介石巡游襄樊古隆中记
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抵达襄樊，在十八、十九日召集何成浚、刘镇华、卫立煌会商围剿在鄂西北一带活动的红军，二十日蒋离开襄樊。我当时是个青年学生，仅就当时耳闻目睹的事略述一、二。
一、蒋介石游隆中
蒋介石到隆中那天风和日暖，襄樊市民盛传蒋总司令游隆中的消息。当时大街小巷布满武装岗哨，断绝交通。大约五点多钟，只见一队人马从北大街穿过昭明台，由十字街转弯，直向西城门外急驰而去。当时襄城到隆中不通汽车，五十一师参谋长丁腾带着四名身背武装带，胸前插驳壳手枪，骑着大马的警卫在前面开路，中间是蒋介石坐的一乘四人抬的官轿，后面又有二、三十名武装警卫。当时街上显得冷峻起来。蒋到隆中游玩了一番后，在武侯祠内看见了陈列的铜鼓上面有象“青天白日”旗上十二角星式的图样，当时有好事者传言：蒋要坐天下，故三国时诸葛亮就预先造下此鼓，以应天命。蒋对此很有兴趣，要为陈列铜鼓专门建一个亭子，蒋介石亲自手书“铜鼓亭”三字匾额。
二、蒋介石对学生“训话”
襄阳城内东南角有一所新成立的“湖北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高中程度），校舍十分简陋，仅有两班学生，约一百人。这天中午十二时，蒋介石游隆中归来，直接来到这所学校对学生“训话”。蒋介石头戴灰色礼帽，身穿灰色长袍，外罩黑色马褂，下身穿黑色扎腿裤子，脚穿黑色袜子，白底黑色布鞋。他在校政厅休息片刻后，由校长喻谟烈并肩陪行，后面跟着七、八个穿中山服或长衫的侍从人员，全体学生已经集合在总理纪念堂听候“训话”。这个纪念堂也非常简陋，三面敞开，仅有一个矮小的讲台，上面放着小木桌子。蒋介石登上讲台时，学生们鼓掌致敬（我是其中之一）。蒋介石扶着礼帽点头微笑，开始向学生们“训话”。蒋说：“有机会和大家见面，非常高兴。”接着就是要学生们“埋头读书，不问国事”等等。因他操一口浙江奉化官话，所以讲话时还问学生们“听得懂吧？”，接着他就讲了些“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特别要求学生要读“曾国藩家书”、“朱夫子治家格言”这些书，还要用心领会。蒋讲了大约半个小时，在学生们的掌声中匆匆而去。蒋介石在校政厅休息时，曾“面谕”农业教师梁孝达（襄阳人、留法学生），要梁提出一个整修隆中的规划。仓猝之间，梁孝达唯唯诺诺，未能作出明确的答复。隆中旧景，依然如故。当时有人论及此事时还认为梁孝达无才无能，坐失了整修隆中的良好时机。
三、顺手牵羊抓丁腾
滇军五十一师驻襄樊后，师长范石生经常离开部队，参谋长丁腾一手遮天，胡作非为，盗卖枪弹，包庇土匪，非法派款，中饱私囊，霸占湖北省立第十二小学四年级女生姚某当小老婆。范部当时在襄阳时军纪很坏，白天是兵，晚上脱掉军装为匪，公开敲榨勒索、抢劫，引起襄阳人民的极大愤怒。蒋介石未到襄樊之前，襄阳大绅士庞敬三曾经常住武汉，联合鄂北各县旅汉人士向蒋介石多次提出书面控告。蒋介石游隆中的当天晚上，住在樊城商会会长叶向丞的家中，蒋曾向一个为他送茶水的学徒询问丁腾的罪行。次日清晨，蒋在离开樊城时，将丁腾带回武汉，不久，便由绥靖公署召集襄樊人证，开设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将丁腾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十九路军三主将及其命运
提起十九路军，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会想起1932年初的淞沪抗战。那是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其前，日本特务机关玩弄了一贯的挑衅把戏，以天崎启升等五名日本僧人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外被中国工人义勇队殴打致人死伤为由，挑动日本侨民闹事，并敦促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出面干预。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趁机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27日，村井领事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退出闸北，处理肇事者，赔偿日人损失。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中国驻上海部队为粤军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与京沪卫戍司令，粤军将领陈铭枢一直主张抵抗。遂部署部队，与进犯日军开始了殊死搏斗。事变当天，中国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19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19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激战一月，十九路军等以装备落后的5万兵力，抵御前后增兵至9万，军舰80艘、飞机300架的精锐日军，并没有使日酋的企图得逞。日本上海方面军总司令白川大将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侧翼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指挥第9师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师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2日日军攻占上海。5日，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却一战成名，成为“九一八”后中国军方最著名的抗日英雄。
陈铭枢，1889年生于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保定军校二期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以共进会员身份喋血保卫武昌。北伐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师长，1926年升任第十一军军长，驰骋战场，与叶挺独立团并肩作战，成就“铁军名将”称号，担纲武汉卫戍司令。“九·一八事变”生后，任京沪卫戍司令。上海事变后，以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职参与十九路军福建事变，起兵反蒋。失败后流亡香港。抗日战争时，积极参与民主活动，支持并促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为民革的创始人之一。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先后策反湖南程潜、陈明仁部，川康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部起义，并游说浙江省主席（旋调为台湾省主席）陈仪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组的工作，成为首届政协常委，以满腔热忱投身于国家建设。面对党内日渐盛行的“个人崇拜”风气，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甚为不习惯，也无法容忍，就对毛泽东个人的修养、品质抨击了一番：“凡是执国政治者，必要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情所沸动，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止。”他天真地以为，作为一个民主人士，自己应当诤言直行，襟怀坦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于是，斗胆向毛泽东上书（章立凡＜陈铭枢上毛泽东书）），提醒他注意个人修养，不能“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面对无休止的政治斗争，鸡犬不宁的社会状况，陈铭枢深感忧虑：“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陈铭枢还说：“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甚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甚么经验……这些多馀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因着上述十六字真言和这些实话，两周后，他就变成“右派”，被罢除各种职务。在毛泽东尚在世时敢对其作如是批评，尤其直指伟人欠缺政治修养，陈氏的确胆大包天，因此而被一棍子打倒，实属必然。7月15日，《人民日报》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斥他为“狂妄无耻”的旧军阀、“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分子。”从此，陈铭枢这个人就在政坛上消失了。直至“文革”爆发前一年5月，在落寞和凄凉中死去。
蔡廷锴1892年3月19日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4年任广州军政府大本营补充团团长。19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长、副师长，第十一军十师师长，追随叶挺参加南昌起义。因非党人，政见不同，又与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交厚，且是十一军陈铭枢旧部，遂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海陆丰途中，于江西境内离队，率第十师重归国民革命军序列，升任十一军副军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军长，移师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坚决主战。失败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和红军作战，在国难当头时，作为共产党人旧时同僚，不愿同室操戈，遂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等会商，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1933年11月，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负责人之一。失败后亡命香港，几度预备复出，召唤旧部，请缨抗战，但不以官爵名利为念。抗战时期，曾一度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6年在广州与李济深等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7年底，与李济深、谭平山等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委员。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筹备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农民出身的耿直军人，他一生不善于说假话，大话，当1958年“大跃进”《人民日报》等吹嘘亩产万斤粮，万金油时，蔡廷锴不满了，驳斥说：写文章我没你们有本事，我是耕田出身，一亩田产一千斤就不得了，哪有产万斤的呢？由是遭到冷遇。文化革命伊始，沦为牛鬼蛇神，屡遭批斗，身心不堪屈辱。深为了解其为人与秉性的蒋光鼐担忧。但蔡已身心俱毁，虽被周恩来列入保护名单，为时已晚，于1968年4月25日含冤逝世。
蒋光鼐广东东莞人。191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中原大战，后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一二八事变时，力主抗战，担任最高指挥官，与敌血战32天，显示了中国爱国军人的真正勇气和品质。事变后调任福建省，任主席兼绥靖司令。参与福建事变，为共和国财政部长。失败后避居香港。后被老上司张发奎推举为第四战区参谋长。1945年，抗战胜利，从香港返回大陆，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参加首届政协筹备会议。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历任中国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1967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多次遭受抄家批斗，不堪凌辱，于1967年6月8日含冤逝世。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年间，前十九路军三个主官相继离开人世。作为政协委员，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对象，并不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作为民主政治的点缀，在完成农业、工商业、小手工业的改造，又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一系列政治运动后，江山政权日益稳固的前提下，终于变成了卸磨杀驴的对象。因为根据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的回忆，1947年，毛泽东曾写信给斯大林，表态说，一俟政权到手，就应当取缔抗战后期纷起的民主党派，实现一党专制，遭到斯大林反对，认为还是建立一个多党长期共存的联合政府好。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疑案。但是，客观的事实是，1957年5月，一篇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社论扭转了整风方向，变其为反右斗争时，两个最大的民主党派被定性为最大的右派分子集团，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及民革首领的的命运就被敲定了，他们除少数明哲保身者，大都成了大右派，从此远离中国政治舞台，剩了一个委员的头衔，大多数人，未逃过右派和文革牛鬼蛇神的命运，活着，也是劫后余生了。
第三章 史海钩沉
话说国民党新桂系
我从十五岁开始看《李宗仁回忆录》，到现在差不多看了八遍之多，可还是喜欢再读若干遍，晚年的宗仁，困居斗室，唯唐德刚寥寥几人围于身右，宗仁广西口音很重，唐德刚居然基本本着他的原意写出来了这位左右中国政局多年的顶尖人物的生平，实在也是难得。而最难得的还在于以李黄白三个出身排长一级的小人物，竟然击败桂系老牌军阀陆荣廷之流，于1925年底定广西，此后驰骋中国达二十余年，蒋介石一生除了我党以外，就以李宗仁三人为劲敌，可见新桂系的力度所在。究其内里，与阎锡山、冯玉祥辈不同的是，李黄白内部高度团结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点连特务头子戴笠都是感叹不已，戴笠生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唯独广西方面，虽然穷的很，但是，金条竟不好用。”人心之于黄金，到了粪土的地步时，气候也就成了。这不仅是新桂系一家折射出的真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无论是李黄白，还是后来的李白黄，都是奉李宗仁为主，以黄绍竑的天资、白崇禧的智谋、黄旭初的眼光，竟然都甘于宗仁之下，可见，当年以勇武冠于军中的“李猛仔”的过人之处。先说黄绍竑，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山嘴村人。1912年，入武昌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学习，1914年结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6年毕业后回广西百色，在马晓军的陆军模范营当连副。以后升为连长，模范营扩编为团时，黄任营长。李宗仁在玉林地区发展队伍之时，通过黄的堂兄把黄绍竑拉了过来，但是，黄绍竑这个人一向志向高远，不愿意羁于闭塞，谋求梧州一带猎取新的富贵功名，事前，他和李宗仁打了招呼，李宗仁当时虽然自己时运艰难，还是给黄绍竑足够的地盘和军饷，然而，他深知黄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慨然应允黄绍竑的主张，另外送给开拔费用，可是，黄绍竑拉走自己的队伍时还顺便带走了李宗仁前来接防的两个营，这让李部上下大为气愤，均表要对黄动武，宗仁以大局为重，拒绝同室操戈，此事让黄绍竑倍加感激，就此奠定黄绍竑一生低首宗仁的基础。未几，黄绍竑以讨贼军3000人自报于宗仁的门下，集节属下，公推宗仁为首。李黄结盟就此开始。李宗仁经常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新桂系自起事以来就以此为戒，时时加以惕厉。中原大战之后，黄绍竑再度背离宗仁，以不损害新桂系团体利益为前提，宗仁也再度任其发展，而后无论是抗战还是大选，黄绍竑虽则不再是桂系的首脑，但是，奔走呼号不减于他人，而一手促成白崇禧出掌兵权，为新桂系最后一逞、策划宗仁竞选，使得新桂系登上中国政坛的顶峰，黄绍竑功出第一。而黄绍竑同李济深计议，以白崇禧数十万广西子弟兵响应毛泽东的建议进而赢得新桂系在建国以后的特殊地位，如蒙采纳，新桂系当不让傅作义、董其武一席，惜乎，白健生短视而未果。文革初起，黄绍竑刚毅不弯、自杀殒命，宗仁闻之，不禁老泪纵横道：季宽天分最高，天假以年，必能为国家民族作出更多贡献。以黄绍竑一生之于新桂系忽明忽暗而终不改其志的举动，益知宗仁之领袖群伦的才干之大、胸怀之宽。
以此格物，焉有不胜？
伪军：摇摆中的枪杆子
1938年7月6日，天气溽暑，要在平时，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京通县的一所校园内，却人头攒动，场面熙攘而略显混乱。少数掌事的人正紧张忙碌着，而大部分人的脸上则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许奇怪的还有，当抗战开始，多数学校都已纷纷南迁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一会儿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所学校就是刚刚成立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齐燮元原是北洋军阀头目，他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与日本军方往来密切，后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负责军队、警察事务。1938年4月19日，为组建华北治安军，临时政府发布“会字第一百七十五号令”，开始着手筹备军校，并让齐燮元兼任校长一职。齐闻令后，“于即日就职”，并在“友军”相助下，迅速筹办一切。于是，不足半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就已“在通县校址组织成立，开始办公”。
又仅仅十日后，经过投考、笔试、口试一系列程序，被“录取”的百余名学员便稀稀拉拉地出现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于学员人数太少，伪临时政府治安部不得不于6月底7月初，“续招新生二百八十名，并规定于北京、天津两处设招生办事处”，开始了第二次招考。
于是，当7月6日，齐燮元对着台下表情各异的近三百名学员说，祝贺各位被陆军军官学录取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主席台上的齐燮元及台下的众多青年，心情是否会因这个仪式而感到欣慰。我们只是知道，这已经是该校短短两个月来的第二次新生开学典礼了。“建军”
起初，日本欲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在中国战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好集中精力应付他未来在亚洲大陆扩张的预设对手——苏联。因而，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军事上势头正盛又颇为自信的日本军队，于其占领区内只是临时拼凑起伪治安维持会，处理地方政务。对伪军反而并不重视，没有大规模收编投降的武装团体，更没有在关内建立一支正规伪军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年年底，在颁布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依然这样规定：“中国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对一般的土匪，怀柔使其归顺后，“使其另谋生路”。
据资料统计，当时华北负责治安、警备的伪军计有原国民党政府北平宪兵队一千余人，冀东伪政权保安队所组成的警防队三个团约四千人，其他零星还有各地县警备队、连庄会、民团、保甲等武力，况且还都属于自卫性质的武装，力量可想而知是相当薄弱的。另外，这些武力名义上虽为齐燮元统领，但实际由日军控制和指挥。
对此，齐燮元亦感到不满。像大多数投敌的政客一样，齐燮元归顺日本也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自上台之后，他便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将其“心腹”、“密友”、“同乡”等关系密切人员安插在治安部要害位置。
不仅如此，齐燮元还想另外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于是，1938年，齐燮元向日本人抛出了一个“先设学、后建军”的方案。
此时，日本速战却无法速决，中国广大的土地使得日军像被吸进泥泽一样，在对华战事中越陷越深。兵力开始不敷分配；有限的军队只能控制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线，而八路军乘机在其缺乏控制的农村展开活动，使得日军前后受困。人力补充不及和兵力不敷运用的难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日军。于是，日本改变了初期的策略，开始重视在伪政权下编组伪军的政策。
正因此，日本很快同意了齐燮元关于筹建军校的提议。1938年5月1日，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通县成立，后来，华北治安军的下层干部便差不多都出自这里。此后，为满足伪军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华北陆军宪兵学校、华北陆军军士教导团、华北陆军军官队及治安军各专业班队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也拉开了华北治安军组建的大幕。
政治的失意者
在华北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众多新生并没有太多欣悦的心情来笑对台上的官员们，反倒齐燮元是得意的。因为待华北治安军的大旗一树，他便是该军总司令，而到时他的势力将覆盖整个华北沦陷区。这是他早年的夙愿，但在他的年轻时代，他也许不会想到早年抱负的达成，竟要由一个“汉奸”的身份来换取。
晚清秀才出身的齐燮元，自决意从军之初，便已表露了远大的志向。资料记载，“其人自视颇高，不愿居人下，久思独树一帜”。1930年，齐燮元在中原大战时跟随阎锡山，任江北招讨使。兵败后，他从此隐居在天津租界，颇有郁郁不得志的感慨。1937年华北沦陷，齐燮元便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造成个人的势力，以遂其封建割据的野心”。
齐燮元的建军计划，显然是有意仿效黄埔的模式，功成之后，他以校长自任，大权在握，到时即便面对日本人也不用再屈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得到青年的热情响应。
虽然治安部规定，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专招收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之学生”，但“汉奸”的名声往往令真正的学生望而却步，以至于前去投考的，“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流氓，也有些小公务员，也有青年的旧军人，其他杂牌伪军警防队的勤务兵都能报名投考”，成分极为复杂。即便这样，第一次招考，报名并笔试及格者也只有177名，由于人数太少，口试时全部被录取。一个月后不得不又一次组织招考，第二次招考，合格者268名，而实际报到者远不及此数。在华北其他军校，从各地强征而来的学员入校后，“坚请退学”，或逃之夭夭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齐燮元这一理想的“建军”模式，从一开始便举步维艰。
然而，军校征收学员的困难，却没有阻碍接下来伪军数量的激增。当日，像齐燮元一样在国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转而投伪的军队将领并不在少数。如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胡毓坤，西北军将领刘郁芬、郑大章、门致中，保定军校出身的叶蓬、任援道。这些将领在国民党政府中往往是非主流的军人，“时常感受到被黄埔嫡系歧视或压迫，或与其他国军冲突及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伪”。而即使是中央军嫡系顾祝同部的高级军官潘干丞，也因内部人事嫌隙而投伪。
中央军内部派系的倾轧，并没有因为全民族抗战的背景而有所缓和，蒋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旁系势力反而是常有的事情。例如，台儿庄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军队，大捷后便失掉了42军的番号，而一直不肯出战的汤恩伯却风光无比。这样的待遇总会让许多非嫡系的军人感到寒心。
后来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孙良诚便是因此而投日的。孙本是西北军的一员悍将，所率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抗战时，孙良诚奉命接受汤恩伯指挥。1941年汤恩伯将孙调为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实欲借机吞并孙部。孙良诚拒绝后，汤恩伯则在对其军费补助上有意为难，常常供应不给，孙“处此境地便觉已是日暮穷途”。1942年，汤又免除孙良诚鲁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孙良诚不满中央军嫡系的刁难，屡被日军攻击后，“顺时就势，佯装战败被俘”。
投伪军官中，因个人野心，卖国求荣的，“汉奸”的名声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伪政权的，但又何尝不是出于自存自保的私心呢？他们清楚惟有军队才是自己的身家，一旦在抗战中拼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伪后，不仅可以保住队伍，还可以从日本得到精良的武器装备，丰厚的粮饷，反倒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孙良诚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基层力量
除中央军投敌的之外，地方武装力量也是伪军的重要来源。
沦陷区内，基层乡保长武力经常是连名称都未更改，便和平地转变到伪政权属下。日军为了便于统治，常利用中国既有的地方势力，对保甲长采取怀柔与强硬控制并行的政策。乡保长降日的原因除了个人利益外，也很难排除保卫家园的苦衷，“许多保甲长为了幻想保全地方，不受糜烂，是会向敌人敷衍的”。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这些基层的武装头目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态。《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写到：“保甲长即使背负着汉奸的耻辱，也有对日军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也由于他们害怕国军不能容纳，又怕抗战会失败，始终存在着观望的心理。”
另外，一些民间武力及帮会、秘密宗教武力等也往往是日军争取的力量。这些民间武装领导人通常是当地有声望的士绅，他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建立伪政权和伪武装。例如曾任军职的郭绍绪，在日军占领豫西伊川县的家乡后，“为使乡亲免遭更大的祸害，他出任为团长。”
至于各地的帮会、秘密结社，态度上则极为复杂，“有亲日的，亦有被赤化者”。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军事压力下，某些帮会也被纳入治安肃正和治安强化的道路，成为伪军。如豫北滑、淇、封等县伪军多由会门操纵，许多会门被日军收编，如天门会、一贯道、圣贤道、天仙妙道等。山西西南部绛县一带很是普及的红枪会，约有武装二万人。日军到来后，便以红枪会会长出任绛县伪县长，红枪会成员随之成为该地领导阶级。而苏南地区盛行的青帮、红帮、刀会等封建帮会，也是日本与国、共两党不断争夺的势力。
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人数也从1938年的78000人急剧上升到了145000人，而日本投降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200余万，远远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他们有为生计所迫投敌的，有为了保全身家生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而投伪的。1941年，豫皖苏边区有超过二万人的伪军，领导者有地方豪绅、退伍军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内部成员及装备都不一致，各有系统。有单纯为自存自保的，多数人则各怀鬼胎，故有利害冲突时，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锐。
左右摇摆
1942年，孙良诚投伪之时，曾以三件事要求日方允诺，即“不打重庆队伍”、“不要日籍顾问”、“不直接受命于日军”。孙良诚在投伪之后，也依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3年5月，孙良诚通过张雪山向蒋介石转告，自己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将继续与吴化文、张岚峰“团结一致，以待时机”。
如果说孙良诚部因为实力较强，在国、共、日三方夹缝中还有些自主空间的话，那么更多战斗力差的伪军队伍，在政治立场上左右摇摆的特色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地方武装，日伪军来时，他们打起伪军旗号守住据点，日伪离开，他们又主动恢复国军旗号。1944年，豫西土匪首领李万如到豫西发展时，就公开宣布他是两面吃：“如果国民党不再回来，日军长期占领，他带有汪主席给他的新中国33军军长的印信。要是国民党回再回来，他还带有蒋委员长给他的豫西国民党军22纵司令印信。不管谁来都能存在。”
在国、共、日伪激烈斗争的地区，如苏南茅山、丹北等地的伪地方武力与伪基层政权为了自保，也常随着该地区各个强权间的实力变化。1940年当中共不再将这些人视为汉奸之后，“他们也暗中向中共诉苦，答应掩护中共人员，并为中共征收救国公粮。但若环境不利于中共，他们就疏远中共，倾向伪方。”（《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
像孙良诚一样，多数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为发展沦陷区势力，也常暗通收编伪军。1940年之前，直接策划伪军反正是其主要目标。但此做法容易引起日军攻击，被反正的伪军有覆灭之虞，这样，国民党不仅难以在沦陷区发展实力，还要负担大量反正伪军的经费开销，风险及负担都很大。
后来国民党将政策调整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资源供养他们。1942年，蒋介石在给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划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共产党在和平收编伪军上则困难重重，为了迫使实力较弱的伪军屈服，共产党在抗战早期往往采用直接攻打或威吓的方式，结果并不理想。百团大战后，日军与伪军合作，加强扫荡，使共产党军队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这时，共产党汲取之前僵化政策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伪军的家眷、身世、其兴趣爱好、朋友关系等，通过其家属、亲戚、朋友，间接鼓动他们抗日，或寄送信函暗中争取，使其就地潜伏于日军处。积极向伪军内部渗透，“以敌养伪，以为我用”的策略同样被共产党所采用。共产党利用地下党组织积极吸收伪军军官入党，与伪军建立联系，但并不要求他们立刻反正，“争取长期埋伏，求得将来的有利时机”。
1945年5月，中共方面就曾派人到孙良诚处，劝说孙及其部下赵云祥、王清瀚投共。孙良诚苦笑说：“我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八路，给我脸上再抹一道红，我孙良诚岂不成了一个花脸。”此事暂时作罢，但孙却没有堵死与中共联系的管道，让中共人士留在了王清瀚部。
结局
抗战临近结束，国、共在对伪军的争取上展开激烈的争夺。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绝大数伪军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对伪军一视同仁，因此国民党对于实力较强的伪军予以收编，而对武装或战斗力差的部队则采取了淘汰裁编的策略。
在政治与人际的考量下，那些缴出兵权，或是实力差的，或是因人事纠葛的因素，被法院或地区最高指挥官以汉奸的罪名判处死刑及各种徒刑的，也比比皆是。
1945年，已失掉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位子的齐燮元，日本投降后随即被捕。在审判庭上，与中央军嫡系没有太多联系的他，只能强辩说，汪精卫、蒋介石才是汉奸，他们都听外国人的，而“我齐燮元不是汉奸，我只听我自己的”。然而这套理论并没有阻止他作为汉奸被处死在南京雨花台。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原防地驻守，“等待接受整编”。按照部署，孙重归汤恩伯指挥，孙良诚再见到汤时，却被汤以“胜利者的姿态”，很是“嘲弄了一番”。
原本杂牌军投伪的部队被国民党整编过来后，与中央军嫡系的矛盾再一次被树立起来，这为后来他们又大批反蒋投共埋下了伏笔。有台湾学者甚至认为大量被裁伪军后来投共，是造成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此说虽有些牵强，但那些曾经的“伪军”，确实又在一点点影响着国民党的前景。
法兰西帝国元帅（下）
路易·加布里埃尔·絮歇（Louis Gabriel Suchet，1770-1826年）：阿尔布菲拉公爵。
絮歇于1770年3月2日生于里昂。他的父亲是一位丝绸厂厂主。1791年絮歇自愿加入国民自卫队，成为一名骑兵。1793年9月20日，他升任第四志愿营中校营长，并率领该营参加了土伦包围战。在这里，他第一次与拿破伦相遇；同样是在这里，他活捉了英将奥哈拉，立下大功。不久转入意大利军团，先后参加了劳纳（1795.11.22-24）、迭戈（1796.4.14-15）、洛迪（5.10）、洛那图（8.2-5）、斯蒂维耶雷堡（8.5）等一系列战斗，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不过也在战斗中负伤。伤势痊愈后，仍然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参加了11月15-17日的阿克莱之战。由于在上述作战中表现出色而被提升为上校。1797年1月14日参加里沃利之战，并第二次负伤。伤愈后被任命为布律纳将军的参谋长，并随其于1797-1798年征服了瑞士，于1798年3月晋升准将，时年28岁。
1799年絮歇晋升少将，任意大利军团参谋长，在茹贝尔将军指挥下参加了8月15日的诺维之战。1800年3月7日，在新司令马塞纳将军属下指挥三个师的兵力。他在指挥三个师时得心应手，因而为其赢得了更大的声望，这年4月，在奥军优势兵力进攻下，意大利军团被切成两段，絮歇率领军团的左翼约1.1万人撤向补给枢纽尼斯地区，退守瓦尔河一线。他在瓦尔组织的防御无懈可击，梅拉斯元帅的奥军主力约4万人费尽心机也不能突破法军的防线，赢得了陆军部长卡尔诺的称赞。当拿破伦亲率的预备军团突入奥地利人后方时，梅拉斯留下1.8万人监视絮歇所部，自率主力去迎击拿破伦。絮歇为了牵制奥军北上，他虽然只有7000名士兵，却大胆地向奥军发起了反攻。在纳瓦桥一战中，法军大败奥地利人，使埃尔斯尼茨将军损失了5000人。此外，他还对撤退的奥军进行了成功的袭扰，牵制了敌人大量的骑兵。絮歇在尼斯方向的反攻，对于后来的马伦哥会战，起了重要的作用。12月20日，本来军团的命令是让他的师和杜邦师分两路渡过明乔河，但后者被优势敌人包围；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絮歇主动地循着炮声前进，由于他的及时赶到参战，从而使杜邦的师免遭被全歼的厄运（这个杜邦勇猛有余，而谨慎不足；在西班牙也是因为轻敌以至全军覆没）。
1801年，絮歇被任命为巴杜亚总督兼步兵总监，1803年指挥第四师和其他“大军团”部队一起在布伦扎营训练，准备渡海攻英，1804年絮歇荣获大戈登荣誉勋章。在1805年的战役中，他先是在苏尔特元帅部下，不久在拉纳元帅第五军中任师长。拉纳对絮歇的勇气颇为赞赏，事实证明，拉纳的看法是完全有根据的，絮歇以极大的勇气率领他的师参加了乌尔姆（10.20）、霍拉布伦（11.16）、奥斯特利茨（12.2）等战斗，表现出色。1806年战役中，他的师在10月10日的萨尔菲尔德之战中任前锋，他以娴熟的机动战，摧毁了普鲁士费迪南德亲王所率领的普萨联军。在10月14日的耶拿会战中，他将敌人赶出其在兰德格拉芬堡的阵地，从而为后续部队打通了前进的道路，拿破伦对此评价到：“他打开了战场的大门”。在12月26日的普图斯克之战和1807年2月16日的奥斯忒洛伦卡之战中，他的师荣获“善战师”的美名。作为对他能力的肯定，他接替受伤的拉纳任第五军军长。
1808年，絮歇被封为帝国公爵，派至西班牙，在那里，他成为镇压游击队最得力的将军。1808-1809年他在加泰罗尼亚省站稳了脚跟，并参加了著名的萨拉戈萨包围战。1809年4月，接替朱诺将军任第三军军长，并任阿拉贡省总督。在所有的占领者中间，他算得上是一个公正、严格、成功的管理者。他迅速地平息了布莱克起义，6月15日在玛丽亚打败布莱克，6月18日在贝尔赫特再败之。1811年他发起一场战役，先后攻占勒里克城和托尔托萨城，4月底又率兵4万余人进抵塔拉戈纳城下。
塔拉戈纳很早便成为西班牙的一个起义中心，也是民兵组织得最好的一个地区。其中有称为“山间射手”的民兵组织4000余人，参加者均自带武器和马匹，战斗力很强；还有比较正规的野战民兵10个连约1000人、城市民兵10个连约2000人，以及专门的工兵连和射手连配合作战。其强大的民兵组织使法军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不敢进犯。自5月4日至6月28日，从城郊到城内，战斗激烈进行，最终西班牙人战败，塔拉戈纳陷落，组织防御的康特雷拉斯将军也被俘虏。由于这些战功，絮歇在7月8日被授予元帅权仗，时年41岁。
1811年8月25日，絮歇又受命进兵瓦伦西亚。这次使用了26000人的兵力，10月1日，在普埃布拉再次打败布莱克，但在10月25日对塞贡托城的总攻中负伤，不过次日破城。1812年1月9日，瓦伦西亚也被攻陷，同月被封为阿尔布菲拉公爵。此后17个月内，絮歇在当地大肆搜刮，聚敛了2亿里亚尔（西班牙货币）的财富。
1813年，絮歇的兵力被默累将军所率的来自西西里的英国援军死死拖住，不能增援其他战场上的法军。但这年8月，他终将围困于塔拉戈纳的守军解救出来。11月，封为加泰罗尼亚总督，并接替贝西埃尔任帝国近卫军司令。1814年1月15日，他在莫林斯德里获得了他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胜利，此后被迫放弃加泰罗尼亚，撤回法国，任南部军队总司令。
拿破伦一世退位后，他被封为法国贵族，授予圣路易勋章，任腾思兼第十五军区总督，拿破伦返法后，他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军团司令（实际上只辖一个第七军），在阿尔卑斯山与数倍于己的联军作战，战绩颇佳。因为皇帝的失败，被迫于1815年7月同奥地利军队签订休战条约。因为他再次为拿破伦效力，路易十八取消了他的贵族资格。1819年，他的贵族地位才得以重新恢复。1826年，絮歇病逝于圣约瑟夫的沙托镇，享年56岁，著有《西班牙战争回忆录》。
絮歇是一位优秀的野战指挥员，他敢于冒险、智力超群而且勇气可嘉，他的管理天才也是同样闻名的，很多人认为百日王朝时期派他去阿尔卑斯山作战是大材小用，他应该接替苏尔特任参谋长或独立指挥一个军团。他在对付西班牙游击队时的表现无人可比。作为唯一在西班牙被晋升为元帅的将军，拿破伦对他评价很高：“如果我有两个象絮歇这样的元帅，我将不仅征服西班牙，而且还可永远占有西班牙！”
无畏的急先锋——维克多元帅
克劳德·维克多-佩兰（Claude·Victor-Perrin，1764-1841）：
维克多于1764年12月7日出生于洛林省的拉马尔齐，是公证人沙尔·佩兰之子。1781年入炮兵，担任鼓手。购买委任状后转入国民自卫队当了一名掷弹兵。大革命爆发后迅速升迁。1792年9月15日，成为布歇斯-杜-罗尼志愿军第二营的中校营长。后转入意大利军团服役，参加了1793年9月7日—12月19日的土伦包围战，在12月17日的强攻中，受了重伤，但达成了攻占关键性的小直布罗陀要塞的目标，并因此受到拿破伦的青睐。12月20日，即因为战功提升为临时准将。1794-1795年在东比利牛斯军团服役，后再次转入意大利军团（军团司令拿破伦），并参加了迭戈（1796.4.14-15）、勃尔赫托（5.30）、洛纳托（8.2-5）、罗维里多（9.4）、圣吉尔吉（9.15）等一系列战斗，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负伤，因为战功提升为临时少将。伤愈后又参加了里沃利（1797.1.14）、拉法沃利（1.16）、安科纳（2.9）等战斗，作战中表现不俗，尤其在拉法沃利之战中，他指挥的部队博得了“无畏军”的称号，勇敢的士兵用刺刀猛扑奥地利军队的防线，击溃了所有企图抵抗他们的敌人，这场在山地进行的歼灭战很快就结束了，仅俘虏就有6000人之多。3月10日，获正式少将军衔，并提升为师长。
在拿破伦远征埃及期间，维克多仍在意大利军团服役。但由苏沃洛夫元帅率领的俄奥联军攻势凌厉，不管法军表现得多么勇敢，也抵挡不住联军的攻击，维克多也在特雷比亚（1799.6.17-19）的战斗中负了伤。1800年3月，当拿破伦组建预备军团时，维克多担任其中一个军（15000人）的军长，并随第一执政翻越阿尔卑斯山，攻占伦巴第的首府米兰。奥地利军统帅梅拉斯立即命令奥特将军抢占伏赫拉，以确保波河渡口。6月9日清晨，奥特的部队（18000人）在芒泰贝洛与拉纳军（8000人）遭遇，展开激战。跟在拉纳后面的维克多闻讯，立即率领身边的沙门巴克师（6000人）投入战斗，与拉纳一起奋战9个多小时，终将奥军歼灭。6月4日，维克多和他的军参加了决定性的马伦哥会战，他在起初失利和随后的反攻中都表现得十分勇敢。停战协议签订后，维克多离开意大利军团，出任法国驻尼德兰（今荷兰）占领军总司令。1803年，被任命为北美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的上将总督，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上任，殖民地就被卖给了美国。1805年任法兰西帝国驻丹麦大使。对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的普鲁士战役期间，被任命为第五军参谋长，在拉纳元帅属下，参加了在萨尔菲尔德（1805.10.10）、耶拿（10.14）、西班多（10.25）、普乌图斯克（12.26）进行的战斗。1807年1月任第十军军长，但却在斯德丁附近遭到哥萨克骑兵的突然袭击而被俘。在艾劳会战（2.7-8）后经交换战俘而获释。6月5日，维克多接替负伤的贝尔纳多特元帅任第一军军长，经历了海尔斯堡（6.10）的苦战后，在弗里德兰会战（6.14）中表现出色，圆满完成了协助第六军正面突破俄军防线的任务。7月13日，被授予帝国元帅称号，并出任普鲁士及柏林总督，时年41岁。
1808年9月，刚刚被封为贝卢诺公爵的维克多作为第一军（29000人）的军长随皇帝远征西班牙。11月9日，第一军在埃斯皮诺萨对布莱克将军的西班牙左翼军团发动猛烈攻击，西班牙军大败而逃，损失近5000人。11月30日，突破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最后屏障——高达1500英尺的索莫谢拉山脉隘口。12月2日，攻占马德里。1809年，西班牙司令英范塔多公爵在马德里东南集中了21000人，计划突袭首都，但却在1月13日在乌克列斯遭到维克多重创，公爵也因此被撤职。3月28日，维克多所率领的18000名法军与库埃斯塔将军的西班牙军在西葡边境的梅德林发生遭遇战。西军在人数上有相当大的优势，仅步兵就多出法军6000人，因此，西军首先发动进攻，法军进行顽强抵抗，并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队形；在激烈的防御战后，维克多转入反攻，一举将西军击溃，并造成了其万余人的伤亡。4月22日，英将威灵顿率2万余英军在葡萄牙登陆，并联合葡军打败了深入葡萄牙的苏尔特元帅，乘胜进入西班牙。法军连忙集中兵力，企图一举将英国人赶下海，但率先赶到的维克多欲抢头攻，不待其他法军赶到，便于7月27日傍晚向英军设防的塔拉韦腊阵地发起突然攻击，曾一度得手，但因夜色渐浓，未能扩大战果。28日晨，维克多再度发动猛攻，多次试图突破英军之左翼，但均未成功。英军佯做退却，用阵后的大炮猛轰蜂拥而来的法军，40分钟内即重创法军一个师，使其损失1300余人。下午2时30分，维克多孤注一掷，展开最猛烈的攻势，英军形势一度十分危急，经威灵顿投入预备队后，阵势始告稳定。29日凌晨，维克多乘英军不备，悄然撤走，战役宣告结束。此战英-西联军共55441人（其中英军20641人），法军只有2万人。在战斗中，法军共损失7400人，联军损失6500人（其中英军5600人）；战斗中，法军表现出了高于对手的勇气和战斗素养，如果维克多能等待主力赶到（这样法军可达46000人）后再进攻的话，失败的很可能是联军一方。因此事后皇帝严厉地批评了维克多，指责他未经侦察，即对占据有利地形的敌人进攻，是“让士兵白白地送死”。英国也并不认为这是胜利，主战的首相、外交大臣、陆军大臣都因此战而被迫辞职，威灵顿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打败法军，所以在战役结束后主动撤回葡萄牙，静观待变。
1812年9月，维克多被召回法国，负责指挥由德意志人组成的第九军（32000人），随皇帝远征俄罗斯，驻守斯摩棱斯克。在从莫斯科撤退的那个残酷的冬天里，他担任后卫，在强渡别列津纳河时，指挥1万余残部独自留在左岸抵挡维特根斯坦的4万多俄军，打退了他们的多次冲锋。11月29日清晨，他率领最后3000人渡过了河，随即将桥焚毁。1813年3月12日，任第二军军长，参加德国战役。8月26日，赶到德累斯顿参加会战。27日，受命率领20000名突击队从奥军正面实施攻击，奥军在维克多的正面猛击和缪拉元帅骑兵的侧面冲杀下，很快溃散，12000人当了俘虏。10月9日—19日，在缪拉指挥下阻击莱比锡南面的联军波希米亚军团，表现杰出。在1814年法国战役期间，率领12000名残部在斯特拉斯堡抵挡联军施瓦岑堡军团（20万人），以异常英勇的精神参加了布里埃纳（1.29）、拉罗特埃尔（2.1）的血战。由于在蒙特里桥争夺战（2.17）中失利被解职，但又立即被任命为近卫军的两个师的指挥官，直至在克朗的苦战（3.7）中受重伤为止。他没有参加百日王朝，因此被路易十八封为法国贵族、皇家卫队司令。1815年12月，他在审讯内伊元帅的法庭上投票赞成处决内伊。1816年，任第十六军区司令。1821年任陆军大臣兼第十六、第十七、第十九军区司令。后陆续担任国务大臣、国会议员、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1830年革命后退休。1841年3月1日病逝于巴黎，享年77岁。
维克多是一位精力充沛、勇敢善战的指挥员和卓越的战术家，还是一位纪律严明颇有才华的管理者。他自始至终没有背叛过拿破伦，只是出于厌战他拒绝了百日王朝的邀请。
让·巴蒂斯特·儒尔当（1762-1833）：
儒尔当于1762年4月29日出生于利摩日，是一名外科医生之子。1778年4月2日，16岁的儒尔当在雷岛兵站入伍，加入欧克塞尔团，并作为志愿军赴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782年返回法国后被解除兵役，一度成为布商，从事小本经营，背负行囊沿街叫卖。1789年7月，大革命开始后加入国民自卫队。1791年10月当选为中校，时年29岁。1792年11月6日参加热马普战役。在11月18日的内尔温登之战中表现突出。1793年5月晋升准将，7月晋升少将，时年31岁。在9月8日的翁斯科特之战中负伤。9月13日，代替因战败被处死的胡沙德将军任北方军团司令，奉命解救被反法联军包围的莫伯日要塞。10月15-16日，儒尔当率领的45000名法军和萨克斯-科堡将军率领的30000名奥-荷联军在瓦蒂尼交战，儒尔当用主力迂回联军左翼，迫使联军放弃围攻东退。此战法军损失5000人，联军损失3000人；虽然法军损失较大，但是达成了战役目的，为莫伯日守军解了围，据说他在此战中还利用了热气球侦察敌人的动向。不久，儒尔当因为拒绝了进行冬季战役的命令（部队补给严重不足，主动进攻毫无希望）被解除指挥权并被勒令退役。1794年3月，又重返战场，任摩泽尔军团司令。当时，交战双方主力正在里尔地区进行毫无结果的流血战斗，儒尔当率领远在摩泽尔河的部队经过阿登山区向西朝列日和那慕尔开进。他们饿着肚皮行军，一路上只靠抢劫来维持生活，但终于赶到了那慕尔。儒尔当根据情报和远处的炮声判断：法军主力的一翼（左翼），正在沙勒罗瓦陷入苦战。于是，他没有按照原来的命令去围攻那慕尔城，而是改变决心，从西南方向朝沙勒罗瓦开进，迂回敌人的侧翼，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6月12日，法军包围了沙勒罗瓦，加上原有的桑布尔-梅斯军团，法军达75000-80000人。在毫无希望的战斗后，守军于25日投降。守军投降的第二天，联军总司令科堡赶到，虽然来晚了一步，科堡将军仍然决定进攻以挽回战局。他把沿途收集的部队共46000人分成五路纵队攻击沙勒罗瓦城外的法军。儒尔当把自己的部队聚集成圆阵，其圆周长度长达32公里。这次在弗勒留斯（沙勒罗瓦东北14公里）举行的会战相当有名，战斗也是非常激烈的（双方共死伤10000人以上）。法国人在这次会战中拥有绝对的优势：不仅使敌人在战略上丧失了平衡，而且迫使敌人只能投入一部分兵力，在这部分兵力（指科堡将军的部队）被击败以后，整个反法联军也接着实行了总撤退。儒尔当在追击中渡过鲁尔河，并肃清了莱茵河左岸的残敌，奥地利人从此永远放弃了比利时，法国人占领了荷兰，莱茵河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界河。
1795年，儒尔当率桑布尔-默兹军团约10万人在科布伦次（今属德国）与奥地利元帅克勒费的约10万联军对峙。9月6日，儒尔当打破了僵局，渡过美因河后攻占了法兰克福。但10月初在霍施特被奥军击败。这是因为莱茵-摩泽尔军团司令皮什格鲁将军的叛变：他被保皇党收买，投奔联军并泄露了作战计划。1796年6月10日，为了让莫罗将军能够入侵巴伐利亚，儒尔当受命渡过莱茵河，吸引了奥地利查理大公的部队北移。完成使命后，他率部撤过莱茵河。查理大公命令沃滕斯莱本将军率领36000人监视儒尔当，自己去迎击莫罗。但儒尔当立即重渡莱茵河，击败沃滕斯莱本，并和莫罗形成对查理的夹攻之势。但是，儒尔当没有把对查理的攻势坚持下去，转而全力攻击沃滕斯莱本，这就给了查理进攻法军后方的机会。8月24日，27000名奥军急行军至安贝格尔，攻击儒尔当的右翼；与此同时，沃滕斯莱本率残余的19000人也向儒尔当的正面发动反击。法军损失2000人，奥军只损失500人。灾难还没有结束，9月3日，儒尔当的30000名法军在维尔茨堡与查理大公的44000名奥军决战，法军大败，损失3000人和7门大炮（奥军损失1500人），并毫无秩序的撤过了莱茵河，甚至过河后仍在继续溃逃。因此，迫使已经攻入巴伐利亚的莫罗无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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