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欧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立群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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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欧盟试读：

中国德国研究会第15届年会暨青岛市德国研究会成立大会贺信

中国青岛与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即使岁月的车轮已辘辘滚过百年，历史的印记却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多年以来，德国政府一直鼓励并支持在青岛开展的各项经济、科技及政府间活动，希望在维护双方历史关系的同时，推动建立中德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因此我感到非常高兴，此次中国德国研究会年会能够在青岛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城市举办。同时，在青岛市成立一个具有本地特色的德国研究会，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

中国德国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不仅在学术领域为中德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更为中国人民了解德国打开了一扇权威可信的窗。不论是对政治经济方针的政策咨询，还是对科学学术研究及对新一代的学习教育，德国研究会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此，我衷心地祝愿中国德国研究会第15届年会圆满举办，祝愿青岛市德国研究会乘风波浪，扬帆远航。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德国研究会会继续为中德合作发光发热，中德两国也必将会建立起更加长久深远、密切互信的友好合作关系。（宋晓玮译）

Gruβwort des Botschafter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ichael Clauss

anlässlich der 15. Jahrestagung der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landstudien und zur Gründung der 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landstudien der Stadt Qingdao am 20. Juni 2014 in Qingdao

Die Stadt Qingdao verbindet eine besondere historische Beziehung mit Deutschland. Auch heute noch nach 100 Jahren sind viele Erinnerungen präsent. Die Bundesregierung begrüβt und unterstützt das Engagement der Stadtregierung，der Wirtschaft und der Wissenschaft in Qingdao die historischen Bezüge zu pflegen und gleichzeitig die deutsch-chinesische Partnerschaft strategisch auf die gemeinsamen Herausforderungen der Zukunft ausrichten.

Es freut mich deshalb besonders，dass di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landstudien ihre diesjährige Jahrestagung symbolhaft in Qingdao ausrichtet und dass sich in Qingdao eine eigene lokale Gesellschaftfür Deutschlandstudien gründet.

Die Spannweite der Arbeitder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landstudien reicht weit über die wissenschaftliche Begleitung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hinaus. Die Gesellschaft ist ein authentisches und glaubwürdiges Sprachrohr für das Deutschlandbild in China geworden，sowohl in beratender Funktion gegenübe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als auch in Forschung und Lehre gegenüber der nachwachsenden Generation.

Ich wünsche der 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landstudien eine erfolgreiche Jahrestagung und der neuen Filiale in Qingdao einen guten Start in eine gewinnbringende Zukunft.

Ich bin sicher，dass die Gesellschaft weiterhin ihren Beitrag einbringen und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als eine langfristig angelegte enge und vertrauensvolle Partnerschaft begleiten und pflegen wird.

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15届年会开幕式致辞

德国研究会第15届年会得以在这“云护芳域枕海涯，风鸣幽涧泛奇花”的美丽的青岛举行，要感谢青岛市政府的邀请和大力支持。今明两日我们每个人都将亲身体验好客的主人热情、周到的安排。

青岛是座充满诱惑、富有魅力的城市，在中德交往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凡要研究德国，特别是中德关系，都绕不开青岛。在中德两国交流史上，青岛的文化积淀是极其深厚的。20世纪90年代由青岛中德关系史研究中心主编的3册“中德关系史文丛”，不仅开创了中德关系史研究的先河，而且成为研究者们必备的参考资料。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建立的华德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在普及科学技术方面，其作用和影响曾与上海同济大学齐名，被誉为中国的“双璧”。这里我还不得不提到曾经生活在青岛的德国知名汉学家，比如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等，在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理解和译著上，他们都曾受到过清末中国士大夫的点拨。

最后，我呼吁各位同仁要关注、思考、探讨如何构建现代中国的“德国学”学科框架这个问题，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德国、了解德国、研究德国、介绍德国，为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德国通”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谢谢大家！

[1] 顾俊礼，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外交内政篇

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调整及发展趋势

欧洲一体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和平外交政策构成德国传统外交三大主导思想和核心原则，并通过多边形式来建构安全政策。如同德国新政府《联合执政协议》确定的那样，在延续这三个外交原则的基础上，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安全问题、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关系成为德国新政府三大外交政策重点。

就外交地域分布而言，德国外交涉及：地区性层面——德国对欧洲政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层面——德国对美国外交，全球性层面——德国对欧美以外国家外交。这三大区位定位确定了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走向。一 德国新政府“积极外交政策”：由谨慎消极转向积极主动

综观2013年12月德国新政府成立以来德国外交新举措和外交行动反应方式，同此前相比，德国外交政策出现了新变化：由谨慎消极转向积极主动，由欧盟内部转向欧盟和欧洲以外地区，外交空间有了新的拓展。新兴经济体国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面对国际责任，德国新政府要求基于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谋求承担更多国际安全责任，共同建构全球秩序。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和平、自由和安全，参与建构合理的世界秩序，实现人权、国际法以及可持续发展和消灭贫困，使德国“成为建构合理世界秩序国家的伙伴[2]国家”。

在德国新政府组阁不久，德国新外长、联邦德国总统等几位德国政要先后在不同外交场合要求德国外交由以往谨慎消极转向积极主动，在外交方面要有所作为，更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际责任。

首先，德国新任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德国外交政策的既有方针只有在政治上重新定义并适时调整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发挥其作用。”鉴于国内外对于德国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的要求在增加，施泰因迈尔提出：“要对德国未来应承担的责任和能力进[3]行广泛讨论和全面审视。”在2014年1月30日接受《南德意志报》记者访谈时，施泰因迈尔要求德国实施“积极外交政策”（aktive [4]Auβenpolitik），“德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能再停留于之前谨慎克制态度和‘局外人、局外国家’的哲学”，而是由谨慎消极转向积极主动，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这是基于以下四大缘由：一是世界范围内大的冲突越来越接近欧洲，如发生在叙利亚、近东、中东以及非洲和东欧国家的危机越来越接近欧洲边界，德国比以往更直接感觉到这些地区危机和冲突给欧洲地区带来的后果。为此，德国需更多地承担责任。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积极发挥中介人角色。二是国际形势变化要求德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由于外交收缩，美国无力帮助欧洲解决所有问题，不再像以往那样为盟国解决危机和冲突。另外，美国虽对欧洲和世界未失去兴趣，但已不再想也没有能力应对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危机。美国希望将对欧洲的安全责任更多转向欧洲自身，这是欧洲人必须面对的新变化。三是美国在单极世界中感到劳累，在政治、经济、财政、心理方面都感到负担沉重。四是新媒体和多媒体等新技术也给主权国家外交带来现代化困境和全新的挑战，传统外交已经跟不上媒体主导的外交节奏。

其次，在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联邦总统高克要求德国实施“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政策”（eine engagiertere Auβenpolitik ）[5]，在未来，德国要“更及时、更果断、更实际”（früher，[6]entscheidender，substantieller）地介入国际事务之中。这是基于以下两大理由：第一，迄今为止，德国过多背上历史包袱，缘于历史意识而逃避对欧洲和国际的责任，或通过“付钱”等经济支付手段间接被动承担国际责任。为此，德国要改变以往历史包袱所致的外交审慎克制态度，从单一非军事（民事）行动参与方式转向民事和军事手段并行的冲突管理方式。第二，德国通过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建构世界秩序。

联邦总统高克和外长施泰因迈尔关于德国外交转向的讲话在德国国内和在欧洲邻国及国际层面受到很大的关注。由于德国就“有所为外交”和德国外交政策调整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德国国内围绕德国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正展开一场公众参与的大讨论和大辩论。

基于德国这一外交政策新变化和转型趋势，界定德国传统外交和外交政策新变化及优先领域，有助于理解德国外交政策理念的转变及其动因。如同德国外长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的那样：“我们应当准备好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反应更快、更有决断。外交责任总是具体的，仅以观望姿态做出评论，是没用的。”施泰因迈尔要求“区分‘低姿态’与‘置身事外’（之间的区别），后一种（‘置身事外’）对德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所要做的是更积极、思路广阔、勇敢和全面地利用各种外交工具。重要的是寻求与我们合作伙伴的紧密磋商，并开发出有创意的聪明思路，更有效地投入我们的资源”。在这方面，“维护和平和富裕需要付出艰苦的工作。一个顾及伙伴利益，冷静考[7]虑后果的明智的外交政策比什么都重要”。他认为，德国传统的军事克制外交是可取的，但不能被误解为“置身事外”，面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盟国对德国的期待，德国的角色要从安全的消费者转变成提供者，因而德国要实施积极外交政策。二 德国新政府对欧洲政策

如同德国新政府《联合执政协议》所确定的那样，在欧洲政策方面，新政府将在延续传统外交原则框架基础上，继续推进欧盟内部经济治理，加强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的合作，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促进欧洲安全。（一）继续推进欧盟内部经济治理

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在欧洲政策上，德国依然强调法德轴心作用。随着欧债危机的演变，欧盟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有利于德国的权力再分配。作为欧盟重要的成员国和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将延续近年来取得成功的欧元区政策，帮助债务国渡过危机，并要求债务国推出和实施经济改革和财政紧缩政策，在此基础上推进欧盟内部经济治理，引导欧洲走出危机，提高欧盟国家富裕程度、安全和竞争力，使欧洲成为稳定的、可持续增长的欧洲。

在应对欧债危机方面，德国坚持成员国承担债务偿还义务这一原则还需保留，反对成员国债务联盟化，要求强化对救助贷款进行民主监督，加强欧元区危机管理，并认为行之有效的社会市场经济规则应成为未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基本框架。德国坚持在欧盟层面进一步推进制度性改革和相关立法进程，消除诱发欧债危机的诸种原因，如个别欧洲国家过度举债、缺乏竞争力、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与货币联盟结构性缺陷、金融市场监管缺乏等。为此，德国新政府主张继续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欧洲竞争力，实施更为严格的可持续财政政策，增加未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尤其是青年人就业，在兼顾社会均衡原则基础上，提升欧盟国家的富裕程度、安全和竞争力。（二）加强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合作

对德国而言，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是欧洲和平、安全和公正的保证。鉴于二战惨痛的历史教训，德国《基本法》将和平确立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根本原则。在德国宪法对和平这一定位下，和平被视为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和平需要机制保障，德国推崇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多层面机制建设。

在欧盟层面，德国主张进一步强化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这一职位的地位，完善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预防危机管理能力和危机快速应对能力，强化欧洲对外行动署权限，使之更加精干，具有效率。在欧洲周边地区优先实施欧洲共同行动，促进和维护欧洲安全。在欧洲睦邻地区之外的行动应更多地交由地区伙伴国家和地区组织，如非洲联盟、西非经济共同体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并向它们提供支持。

在欧洲地区层面，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由此所致的特殊作用，德国重视地区外交。通过德国、法国和波兰“魏玛三角”合作机制和德国、波兰、俄罗斯三边对话机制这两个三角多边机制，与东部近邻以及西部近邻保持良好而密切的关系；同时，关注巴尔干地区，缓解冲突，提升危机快速反应机制，加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的联系。

在欧盟成员国层面，“作为经济强国，德国、法国都有特别共同的利益进一步促进欧洲一体化，加强欧盟福祉、安全和竞争力，并将进一步实施2013年1月22日德国、法国政府共同签署的德法议程”[8]。在欧洲东部，德国将“进一步深化同波兰的伙伴关系，继续发展和拓展合作内涵，如扩大德波青年中心工作的范围和工作可能性，在‘魏玛三角’机制内深化同法国和波兰的合作关系，扩大同中欧伙伴国家的双边倡议行动，为德国捷克未来论坛和德国捷克未来基金提供[9]超过2017年的资金保障”。对德国而言，只有同欧盟内的成员国共同行动，才会赢得尊重，并继续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三）重视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的保障作用

德国和欧盟与俄罗斯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欧洲的安全、和平与稳定。对德国而言，“德国、波兰和俄罗斯三边对话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欧洲安全只有同俄罗斯一起才能得到保障，而不是[10]通过反对俄罗斯方式得到保障”。在兼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在安全领域，德国加强同俄罗斯的合作，共同解决欧洲东部邻国冲突，保障欧洲安全和稳定，实现欧洲持久和平。乌克兰危机也使德国认识到，在建构东部欧洲安全方面也要正视俄罗斯地缘战略利益和战略安全追求。从安全角度看，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俄而言，欧洲安全架构的改变将会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德国重视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也基于德俄互相交融的多层面经济关系。迄今为止，德国在俄罗斯有6200家公司或企业，其中德国上市公司有大众汽车、达姆勒·奔驰、麦德龙等公司。德国有近30万工作岗位与俄罗斯的商贸有关。德国天然气需求40%来自俄罗斯。“2013年德国和俄罗斯贸易总额达到770亿欧元。俄罗斯向德国主要提供石油和天然气，德国向俄罗斯提供机械、电站设备、药品、火车车辆、轿车等。2013年德国在俄罗斯投资200亿欧元。巴斯夫化工厂[11]在西伯利亚天然气矿拥有很大的股份。”在2013年德国外贸额排名中俄罗斯位于第11位。除德俄经济关系密切外，俄欧经济合作也十分紧密。在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供应方面，欧洲依赖俄罗斯。俄罗斯和欧洲/德国之间的冲突都会影响双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德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正在寻求既依靠美国，又同俄罗斯合作的中间路线，这使德国外交正处于两难境地。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使德国一方面坚持传统外交，维持同西方国家的传统关系；另一方面力图留出与俄罗斯对话和合作的空间。如何摆脱这一外交困境，实现外交平[12]衡，这对德国的积极外交政策是一次考验。三 跨大西洋关系的新拓

基于跨大西洋联盟义务，在美国主导的北约框架内，德国参与了符合国际法和包括得到联合国授权的跨大西洋联盟维和行动。另外，为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增强欧美经济发展竞争力，德国积极推进欧美间已启动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通过建立跨大西洋内部市场和欧美经济合作，增加欧美经济竞争力。基于德国对跨大西洋关系这一战略定位，实施北约新型战略方案和推进“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成德国跨大西洋关系合作两个重点。（一）继续维护对美关系，实施北约新型战略方案

基于共同政治价值观和共同利益，长期以来德国十分重视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关系和合作，将美国视为天然盟友和安全保障。虽然随着“斯诺登事件”不断发酵，德美信任严重受损，但这不会撼动德美共同政治价值认同和在二战后几十年形成的共同利益基础，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德美和欧美彼此依然拥有共识。为此，德国新政府要求恢复和重建德美信任，特别是要加强安全方面的互信，如同《联合执政协议》所要求的那样：“在今天信任被质疑的地方必须重新恢复信任。德国期待美国政府明确态度，采取相应的措施，主张更加清晰地解释适用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相处的规则，并努力达成可信的、经得住审[13]核的协定，保障公民私人领域。”

在对传统军事联盟的定位上，德国新政府认同北约和北约新型战略方案。“跨大西洋联盟依然是我们面对全球化世界新危险和新威胁的安全防卫政策的核心基础。在这一组织内，跨大西洋伙伴以平等方式共同协商，协调彼此战略安全政策想法和方案。在这一联盟内我们共同发挥作用，深化北美和欧洲间的紧密关系，使之具有承载性。”基于这一战略定位，德国一方面愿意在未来“承担联盟合理分摊的费用，同北约伙伴国家一起推进联盟战略新转型的芝加哥决定”，在北约伙伴关系框架下，“为无核武世界创造前提，把降低核武作用确定为我们力图达到的目标。只要在北约战略方案中作为威胁工具的核武[14]依然产生作用，德国将有兴趣参加战略讨论和计划制订”。另一方面，在对以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上，德国表现谨慎克制，将军事打击看作最后行动手段。这一军事谨慎态度源于其特殊的历史意识和和平安全观，即便在统一后，德国国防军参加联合国、北约或欧盟对外维和行动，在德国国内也颇受争议，并受到《基本法》的限制。为适应已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在此期间德国启动了对联邦国防军的改革，启动由兵役制向职业军的转向，这也是引发德国对外政策转向的原因[15]之一。在此领域，本届新政府更加要求联邦议院对德国国防军出[16]兵具有立法决定权，将国防军军事行动置于宪法控制之下。（二）建立欧美经济联盟：推进“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

从战略层面来看，除传统的跨大西洋军事同盟（北约）外，正在进行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目的是建立欧美自贸区，以此深化跨大西洋关系。欧美自贸区的建立不仅是美国重大的对外经济战略调整，而且也是欧洲应对经济全球化、提升经济竞争力、确保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经济区域地位的应对举措，“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被看作欧洲加强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项目”[17]。

对德国而言，欧美自贸区和欧美关税联盟的建立将会给德国和欧洲带来经济发展新动力和就业机会。第一，欧盟可新增40万岗位，带来0.5%经济增长率。对德国而言，可给德国创造16万工作岗位。第二，减少技术贸易壁垒。达成统一的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和竞争规则会让欧美企业减少技术壁垒和贸易壁垒，为企业节约数亿美元，增加经济发展新动力。第三，更好地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挑战。

在欧美达成战略共识的前提下，欧美之间自贸区谈判也存在诸种障碍和谈判底线。从欧盟角度看主要有三条底线：一是文化例外。根据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2013年10月4日的调查和报道，TTIP若谈判成功，除积极效果外，负面影响最大的领域是文化领域，如出版业、媒体和文化多元化等。法国要求将文化议题，特别是影视媒体排除在谈判议题之外。欧洲议会要求，文化和媒体不在谈判议题之列，欧美TTIP谈判不能涉及欧洲电影工业资助和公共传播资助等问题。法国要求将电影、音乐和其他媒体排除在欧美自贸区谈判议题之外。二是气候和环境保护的原则和标准。德国坚持不能放弃气候和环境保护原则，经济增长不能以影响生态平衡为代价，不能建立在对人、对自然、对环境剥夺和破坏的基础上。三是食品安全。欧洲反对美国向欧洲出口转基因食品和荷尔蒙牛肉，要求严格实施符合欧盟食品的行业标准，谨慎使用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成为欧美之间TTIP谈判的障碍之一。在一些领域德国还要求实施欧盟相关保护标准，“特别是数据保护，保障欧盟社会、环境和食品安全标准以及消费权利和公共生[18]活保障以及文化和媒体保护”。斯诺登事件后，德国对个人隐私保护要求则远远超过美国。美国则要求在欧洲生产的轿车、电子产品或风轮须符合美国有效的标准，反对欧洲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标准和要求。四 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建构全球治理：六大行动领域

面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德国在其对外关系定位中，越来越关注新兴经济体国家。德国外交部在2014年2月10日公布的德国外交政策重点包括新兴力量中心，“尽管德国和跨大西洋关系是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但德国外交政策也要集中到同新兴力[19]量中心建立和扩大伙伴关系，例如：中国、印度、巴西”。这一德国外交政策新重点的确定也符合德国2012年出台的“共同建构全球化”方案精神和原则。

在旨在共同建构全球治理的德国全球化方案中，新兴经济体国家被界定为“新兴建构国家”（neue Gestaltungsmächte）。如同方案所指出的那样，新兴建构国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地区或国际比较中具有重要的经济力量；二是在政治领域有强烈建构意愿；三是通过其重要的影响力，在中长期对地区进程、全球治理或全球秩序建构方面具有决定性影响力。“这些国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具有建构能力和建构意愿，并根据自己的想法，或通过让其伙伴国或与伙伴国一起共同设置国际议题的方式，影响国际社会决策和未来的发展。”鉴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所具有的这一特点，在2012年出台的“建构全球化”方案中，联邦政府提出与“新兴建构国家”共同建构全球秩序，其目的是：“通过共同的、伙伴平等推进方式，促进全球化进程的公正化，提出应对全球化的解决方案。”这一面向新兴建构国家的方案符合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本原则。同新兴经济体国家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是基于德国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建构全球治理的政治潜力的判断。

作为建构全球化的伙伴国家，德国通过全球化议题、行动领域和推进方式，与新兴建构国家共同建构全球秩序，促进全球化公正合理发展，并通过“更加深入的、面向目标的双边接触和地区合作组织进[20]一步补充双边合作领域，使我们共同保持建构能力”。为更好地与新兴建构国家一起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共同建构全球治理，德国确定了与新兴建构国家进行合作的六大行动领域：和平和安全，人权和法治国家，经济和金融，资源、粮食和能源，就业、社会保障和健康，发展和可持续性；将之视为德国同新兴建构力量国家合作的重要出发点。

和平和安全：在与新兴建构国家合作中，德国尤其重视和平和安全。对德国而言，安全不仅涉及传统安全，而且涵盖非传统安全领域，“资源缺乏、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粮食供应等全球化问题也带来安全问题，并加剧冲突”。面对地区危机和冲突，德国将外交、和平解决冲突视为危机解决首选路径，认为在危机预防、冲突解决和维护和平方面，新兴建构国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德国要同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预防冲突，强化冲突预防机制，建立有效的安全机制。

人权和法治国家：对德国而言，法治国家是社会稳定、个人自由、安全和经济成功的保障。除政治层面的人权外，德国人权观还包括经济人权、社会人权和儿童保护三个方面。基于对人权和法治国家这一认知，德国要求在国家间和国际关系中保护和尊重人权，因为，“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可持续进步”。为此，德国致力于同新兴建构国家进行法治对话。

经济和金融：对许多新兴建构国家而言，德国不仅具有经济影响力，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伙伴国家。特别是2008年二十国（G20）峰会上升为国家首脑峰会形式后，新兴经济体第一次进入国际金融治理的核心圈。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和金融问题方面，同新兴建构国家进行更为紧密的国际合作，在可信赖的多边规则基础上实施积极贸易政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市场准入限制，致力于市场开放，支持在未来同合适的第三国签署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协定，并通过金融市场规范化使世界金融体系更好地应对危机。为此，德国与新兴建构国家合作，积极推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支持这些机构给予新兴建构国家与其政治和经济地位相符[21]合的地位和责任”，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制定国际经济金融新标准，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力度。

资源、粮食和能源：资源、粮食和能源是人类福祉的重要基础。健康、粮食生产和可持续农业离不开水资源，地球上水资源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和地区安全的诱发因素。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也导致原料需求急剧上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过度消耗带来气候问题，也带来能源安全问题。为此，在资源、粮食和能源领域，德国需要同新兴建构国家进行多层次多方位合作，通过能源原料伙伴关系促进伙伴国家能源原料生产现代化，为德国工业提供资源保障。同时，德国加强同新兴建构国家在农业领域的合作，保障国际粮食供应安全，在G20峰会层面进一步推进国际农业市场透明化。

就业、社会保障和健康：就业、社会保障和健康既是个人幸福重要的保障，也是实现人权的基础。在这方面，德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劳工最低标准。全球健康政策不仅涉及健康卫生，而且涉及安全、发展、移民等。瘟疫、大流行病正成为全球性健康风险和经济发展的风险。为此，德国要求将可支付药品供应列入全球性议题。水是人类健康的首要资源，洁净、安全饮用水能有效地降低疾病发病率。为此，国际社会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更加重视水资源问题，实施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限制新的大流行病，制止全球性传染病传播，强化卫生体系和知识转让，在世界卫生组织引领下改革全球卫生机构”[22]，完善社会标准和卫生标准，有效地应对全球性卫生风险，引进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在这些领域德国加强同新兴建构国家的合作，在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如欧盟、八国峰会、G20峰会、亚欧会晤机制，加快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公约，并在世界范围内协调大流行病预防，阻止大流行病的爆发，在千禧年发展目标下加强在传染病方面的国际合作。

发展和可持续性：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由此所致的人类发展困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德国积极实施面向低能耗、安全有效使用资源、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张有利于生活质量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关注气候和安全，将之确定为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将气候变化纳入其和平安全战略，通过冲突预防方式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地区安全问题。气候变化不仅影响环境，同时也危害人类生存基础，而且也会妨碍地区安全和稳定。为此，德国要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发展同新兴建构国家的关系，同新兴建构国家一起共同落实《全球气候协议》和《釜山发展合作伙伴协议》核心原则，在世界银行、地区开发银行、G20峰会、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和地区合作组织层面，同新兴建构国家就全球发展政策和责任进行深度对话，使发展合作原则实现互补，发挥其更大的辐射作用，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五 结语

德国要真正实现由谨慎消极外交政策向积极主动外交政策的转向，从宏观角度来看：首先，必须面对二战结束以来国内形成的军事谨慎克制文化，即和平主义传统和自我约束的外交价值取向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期望德国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矛盾。其次，按照德国《基本法》对联邦国防军确定的宪法规定，联邦国防军的活动仅限于防卫与救援事务，在此宪法原则下，德国不能参与联合国未授权或不符合国际法原则的盟国军事行动。从具体操作层面看，按照现有的联邦德国宪法，联邦议会对德国军队是否派兵具有参与决定权，是否得到联邦议会的支持是关键的第一步。新政府《联合执政协议》在“联邦国防军的新转向”一节中强调，“联邦国防军是议会军队”[23]（Parlamentsarmee），对外军事行动须得到议会批准。鉴于德国同伙伴国家的合作不断增加、合作任务越来越多这一新情况，德国要求建立相关专业委员会，由此审核如何保障议会对德国军队是否派兵的参与决定权。再次，外交政策能否转向，取决于德国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民意支持。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原因，德国国内民意对于德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政治主体缺乏自觉。作为对外政策的国内条件，舆论和利益集团对于对外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最后，外交政策能否转向，也取决于能否达成跨党派共识。因不同的党派外交理念，在外交政策由谨慎消极转向主动积极上，在各党派之间达成共识目前还有一定距离。德国新一届政府“积极参与建构世界秩序”、参与全球治理，在多层面多领域推进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多边合作，实践其“积极外交政策”。

[1] 戴启秀，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欧盟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王志强，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

[2]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27.11.2013，pdf，S.1-185，hier S.168.

[3] 转引自郑春荣《中德关系有望延续迄今良好发展态势》，《文汇报》2013年12月29日，第3版。

[4] Auen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im Interview zu den Grundzügen seiner Auβenpolitik.“Es wird zu Recht von uns erwartet，dass wir uns einmischen，”interview：Stefan Braun und Stefan Kornelius，erschienen i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vom 30.01.2014.

[5] Lisa Schurr，“Gauck fordert mehr deutsches Engagement in der Welt，”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10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月31日。

[6] Markus Feldenkirchen，“Bundespräsident：Wie Joachim Gauck seine Rolle gefunden hat，”in Der Spiegel vom 10.März 2014，Nr.11，S.30-34，hier S.31.

[7] 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只有介入才能有所推动》，《DIE MAGANZIN DEUTSCHALND》（中文版）2014年第1期。

[8]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27.11.2013，pdf，S.1-185，hier S.165.

[9]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27.11.2013，pdf，S.1-185，hier S.167.

[10]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27.11.2013，pdf，S.1-185，hier S.170.

[11] Martin Hesse u.a.，“Deutschland soll in der Ukraine-Krise den Westen anfüren-aber wie？”in Der SpiegelNr.12 vom 17.März 2014，S.26-29，hier S.26-27.

[12] Jaap de Hoop Scheffer，“Nationalistischer Putinismus，”Interview von Gundrun Dometeit，in Fokus Nr.11vom 10.März 2014，S.30-31，hier S.31.

[13]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27.11.2013，pdf，S.1-185，hier S.168.

[14]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27.11.2013，pdf，S.1-185，hier S.168-170.

[15] Vgl.Michael Staack，“Ohne Ziel und ohne Kompass？Anmerkungen zur neuen deutschen Auβenpolitik，”in Michael Staack，Dan Krause（Hrsg.），Europa als sicherheitspolitischer Akteur，Opladen 2014，S.173-200.

[16]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27.11.2013，pdf，S.1-185，hier S.177.

[17]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27.11.2013，pdf，S.1-185，hier S.168.

[18]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27.11.2013，pdf，S.1-185，hier S.168.

[19]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Schwerpunkte_Aussenpolitik_node.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2月10日。

[20] Deutscher Bundestag，Globalisierung gestalten-Partnerschaften ausbauen-Verantwortung teilen，Walhperiode Drucksache 17/8600，S.1-21，hier S.2-4.

[21] Deutscher Bundestag，Globalisierung gestalten-Partnerschaften ausbauen-Verantwortung teilen，Walhperiode Drucksache 17/8600，S.1-21，hier S.3-10.

[22] Deutscher Bundestag，Globalisierung gestalten-Partnerschaften ausbauen-Verantwortung teilen，Walhperiode Drucksache 17/8600，S.1-21，hier S.12.

[23]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27.11.2013，pdf，S.1-185，hier S.177.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1]的影响[2]刘丽荣

各成员国是欧盟制定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中欧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作为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应。促进德国对华出口，加强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存在，是德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对外政策和国内利益结构的特殊性，左右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基本利益和政策取向。本文尝试从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和利益冲突入手，分析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形成过程和决策机制中的作用。一 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

相对于英法等欧洲大国，联邦德国与中国建交较晚。冷战期间，德国对华政策主要受到国际战略力量态势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德国对华政策中，经济利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冷战后德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始终围绕发展贸易关系，政治和战略考量居于次要地位。德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性决定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一）德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性：从非常态到新的“建构力量”

二战后德国对外政策经历了数十年非正常状态。两德统一后德国恢复全部主权，对外政策得以向“常态”化发展。但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使“常态”化失去了原有的坐标体系：首先，冷战结束后安全概念不断发展，包括非政府组织和跨国集团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行为体介入到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其次，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欧盟成员国的对外政策逐渐失去清晰的轮廓。基于内部资源和外部条件的变化，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处于两难选择之中：既要强调历史连续性，又要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应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格局。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德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性。

关于德国在全球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定位，德国国内有多种[3][4]提法，诸如“民事力量”“国际化的中等国家”“共同领导地位[5][6]的欧洲力量”“不断增强的影响力”等。欧债危机使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德国近来出现一种声音：统一的德国作为一种新崛起的力量，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一样，应承担更多全球责任，[7]在国际决策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012年，德国联邦政府发布政策文件，明确德国在国际社会中[8]的定位，是作为一种新的“建构力量”（Gestaltungsmächt）。德国作为“建构力量”的雄心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而非战略安全领域。这份文件界定了德国对外政策的几个维度，把自由与人权、民主与法治、和平与安全、富裕和可持续发展、可承载的双边关系以及有效多边主义界定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原因，德国国内民意对德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政治主体缺乏自觉。两德统一后，德国恢复正常国家身份，但与英法等欧洲大国相比，德国在实力运用上比较消极被动。冷战后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被界定为“自反性多边主义”（reflexive [9]multilateralism）：规避武力，倚重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共同体，寻求在国际多边机制的框架内执行对外政策，强调作为民事力量的自我认同。德国对外政策的特殊性现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地缘经济利益而非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致力于全球问题的解决。二是倚重民事手段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除了紧急和特殊情况，放弃使用军事手段。三是在实力运用中，尽可能审慎克制，不做独行者。“强权政治”（Machtpolitik）的提法在今天的德国依然是禁忌。四是强调欧洲化的德国，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上倾向于多边合作，同时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加强与欧盟对外政策的协调，同时维护跨大西洋秩序。（二）德国对华政策的发展主线及其特殊性

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革，各国需重新界定对外政策的优先领域和目标体系。如何协调价值观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欧洲大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冲突：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对国际市场依赖度的加深，经济利益成为对外政策制定的核心要素和指导方针；另一方面，冷战后，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亚洲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被置于对立状态，人权问题成为争议焦点。[10]媒体与网络的快速发展，使价值观对立日益公开和尖锐。在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对外政策的目标冲突在德国对华政策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德国对华政策的发展主线

科尔时代的对华政策呈现出“重商化”（Merkantilisierung der Auβenpolitik）和“价值观相对主义”（Werterelativismus）特点，价值观因素受到经济因素排挤。1993年科尔政府制定“亚洲战略”[11]（Asienkonzept），明确德国对华政策的三个原则：一是避免公开指责中国人权问题；二是通过经济发展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三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三个原则后来演变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德国模式。

红绿联盟延续了科尔时代的对华政策。施罗德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新变化是引入了一种对话机制，对法治和人权问题进行单独磋商。中德领导人的双边对话得以摆脱棘手的话题，专注于务实的经济合作。2002年德国外交部对“亚洲战略”进行调整，明确德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利益和任务：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注重发展政治和社会关系；通过法治国家对话和发展合作，促进人权、民主和公民社会的[12]发展。新的“亚洲战略”强调以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框架，但是缺少具体的行动纲领。

默克尔时期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以价值观为导向”到“以问题为导向”的转变。政策调整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积极的经济关系；二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

默克尔上台之初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某种对抗的姿态：反对取消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反对立刻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07年，基民盟和基社盟提出自己的“亚洲战略”，强调中德之间价值观对立，认为持久的伙伴关系只能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信念基础之上。[13]2007年9月，默克尔会见达赖，在德国国内一度被解读为德国对外[14]政策实行战略转变的标志。。

默克尔“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对华政策调整未能持久。迫于经济界压力，德国政府主动寻求修复中德关系，不惜在价值观上做出让步。2008年德国政府首次承认台湾和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前德国政府只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在德国学术界看来，这一外[15]交措辞的变化意味着德国政府放弃了一个重要的立场。基民盟和基社盟随后对亚洲战略进行解释，指出价值观和利益无法明确区分，确保长期利益与捍卫价值观同等重要。欧债危机为中德关系的发展带来转机，中国市场被认为是危机期间推动德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2010年7月，默克尔访华时强调，中德关系进入“全新阶段”，双方寻求“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关注“核心利益”。

默克尔政府现阶段的对外政策强调“以价值观为取向，以利益为[16]主导”。这一定位并未明确解决德国对外政策的两难选择：当利益与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何者为先？主张价值观优先者，批评默克尔为了经济利益出卖价值观；主张利益优先者，批评默克尔放不下道德优越感。2013年9月大选期间，利益优先者明显占据上风。

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教授指出，德国对外政策不应以价值观主宰世界，对价值观问题横加指责无法取代务实的对外政策，相反会错过进行建设性讨论的机会。当价值观和利益出现矛[17]盾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把利益放在首位。基民盟和基社盟议会党团负责对外政策的发言人密斯菲尔德（Philipp Miβfelder）也明确指出：德国对外政策的任务，就是为德国投资者改善所在国的法律框架[18]条件，联邦政府扮演德国经济的辅助角色。2.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

科尔和施罗德执政时期的德国是随和的重商国，在政治上与中国相对友好，以换取经济利益；默克尔第一任期的德国是张扬的工业国，在政治上对中国持批评态度，在经济上注意维护本国企业竞争地位；默克尔第二任期的德国已回复到随和的重商国之列。

表1尝试对冷战后德、法、英三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势进行梳理和归纳。虽然德国在人权问题和武器禁运问题上立场时有反复，但相对于英国、法国，其对华政策的基本利益更为明晰。无论是科尔政府、施罗德政府，还是默克尔政府，德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始终围绕有章可循的贸易关系，政治和战略考量相对淡化。

德国现阶段对华政策的制定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政府机构，即联邦总理和联邦政府；第二，立法机构，即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第三，社会环境，包括利益集团、政党、舆论和媒体等。[19]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条件，舆论和利益集团对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德国是制造业大国，也是出口大国，中国市场对于德国的意义远甚于欧盟其他国家。德国自2011年起连续两年实现对华贸易顺差。中国的发展对德国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德国作为国际秩序新的建构力量的角色定位，表明德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力量，在某些方面，与崛起的中国有共通之处。德、英、法虽然同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国，但德国处于力量上升阶段，在心态上与式微的英、法有所不同：德国不必为了保持地位，用价值观来规范中国。在中欧关系领域，德国主张与中国进一步发展伙伴关系，鼓励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中国共同解决全球问题。表1 冷战后德、法、英三国对华政策之比较续表二 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作用

欧盟对外政策的制定可以划分为三个子系统：欧盟委员会负责制定贸易与发展政策，采用超国家主义的决策机制；欧盟理事会负责制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采用政府间主义的决策机制；成员国政府在[20]欧盟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施加影响。作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国，德、法、英三国在欧盟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自施罗德政府起，德国开始在欧盟追求明确的国家利益。德国虽不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但希望借助这一平台输出国家偏好。在默克尔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欧洲一体化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工具而非目标，旨在实现德国自身难以践行、需要在欧盟层面操[21]作的国家目标。欧债危机期间，德国的国家利益居于优先地位，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德国采取的许多措施并未与欧盟国家进行充分[22]协商。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对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偏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内利益的非中心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德国对欧盟最终决策的影响。（一）欧盟对华政策的决策机制

围绕欧盟对华政策的制定，欧盟层面主要有三个行为体：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此外，欧盟对华政策还受到美国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欧盟理事会是欧盟对华政策的决策中心。理事会内部的主要行为体是成员国政府官员，成员国的利益主导决策进程。次级体系的信息互动，导致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不断趋同，但是距[23]形成成员国的共同立场仍有一段距离。

在欧盟对华贸易与发展政策方面，欧盟采用超国家主义的决策方式，即所谓的“有效多数表决机制”。按照现有规定，28个成员国根据人口规模分别拥有3～29票的表决权，其中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各拥有29票。自2007年欧盟东扩之后，有效多数必须满足两个[24]条件：获得74.8%的票数，以及一半以上国家的支持。在有效多数表决机制中，中小国家享有相对于其人口比例较多的表决票数，但德、法、英、意等大国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实践中，德国以庞大的经济和贸易总量，通过利益集团对欧盟的决策进程施加影响。

2011年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新的决策机制，在贸易保护工具的运用方面，赋予欧盟委员会更多的决策权。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运用贸易保护工具，必须获得欧盟理事会的简单多数赞同。按新的决策机制，欧盟委员会只需向28个成员国组成的检查委员会（Examination Committee）提出动议，在未获得有效多数支持或反对时，只要没有简单多数反对，欧盟委员会就可以实施动议。未来利益集团将把注意力部分转向欧盟委员会，这是因为欧盟理事会不再是成员国实现利益诉求的主要通道。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隶属于欧盟对外政策的高级政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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