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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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下)试读：
自序
年轻时，我以为无所畏惧以及对爱的从容态度可以让我实现任何目标，躁郁症却让我改变了这一看法。当躁郁症第一次发作时，我变得不再确定，疑虑渐渐滋生——我的心智是不可信的；在现实面前，这一点显得无可辩驳。我的大脑需要得到悉心的照料，而我必须学着适应这个需要。我要尽量避免生活中的波动，甚至逃避爱情。
我要压抑自己的心智，防止它去奔逸，并将感情封锁起来；即使非常留意，我也并不确定能认清自己的心智或感情。在躁郁症侵袭我的大脑之前，好奇心驱使我去探索未知的领域；而在那之后，我从生活中退缩回来，并将梦想渐渐淡忘。我学着改变思维方式，与残酷的现实和平相处。用世俗的标准来看，我做得相当不错。
我满足于现有的生活，在学术和临床工作中找到了目标。我写书、教课、治病、与躁郁症抗争。我努力工作，尽力去了解自己所患的疾病。最终，我适应了，开始与我的疾病相安无事。我的生活以一种缓慢而时断时续的方式，渐渐出现了可预测性，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平静；我以前从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这种平静。我对此心存感激。因为我没有理由去期待其他的方式，我想当然地认为，平静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没有热情或其他东西扰动我的心扉。我依然逃避爱情。
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也许没有感觉起来的那么长。直到我遇到了一个男人，他彻底改变了我对生活谨小慎微的态度。他对我长期抱持的信念不以为然，认为要控制心智并不一定要先控制感情。他想象着我屈服于恐惧之前的样子，并且爱上了想象中的我。他用宽厚与优雅激励我去抗争，用欢笑瓦解我的小心谨慎。他会说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话，因为他本能地知道，我会被他的冷幽默和优雅的风度折服。
我确实被他迷住了。他能巧妙地处理我飘忽不定的情绪，并且不让它破坏我们的激情。他喜欢我的无所畏惧，并把这份礼物重新送回给我。我多变的天性在他看来并不是令人烦扰的，反而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引导我去冒险，并与我共同承担风险；他还劝我要发自内心地写作。他爱我，爱那个我早已忘记曾存在过的“我”。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20年。他既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当他患病，不久于世时，他面对死亡的方式又教会了我如何优雅地离开。他唯一没有教会我的，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教会我的，就是如何与永远失去他的悲痛抗争。
有人说，悲痛就是一种疯狂。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悲痛中包含着理智，正是这部分理智引起了悲痛的情绪，而疯狂中则没有。总之，悲痛是一种具有强烈生命力的人类情感。悲痛为伤心的人们提供了一条路径，使他们得以找到自己的应对方式，即使最终寻到的只是一条凹凸不平的小道。然而，悲痛又如此难以捉摸，人们一开始往往不知道有这样一条小道存在。因为我本人患有躁郁症，所以我对疯狂颇为了解，但对悲痛却知之甚少，经常分不清什么是悲痛，什么是疯狂。一旦悲痛如烟雾般蒸腾开来，便会久久萦绕不去。1．关于躁郁症，以下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在大部分时候，躁郁症患者没有什么明显症状；
B．躁郁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C．躁郁症患者可以不接受药物治疗，而依靠心理治疗来减轻症状；
D．躁郁症可以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一些好处。2．以下哪位艺术家及其家族没有躁郁症史？
A．托尔斯泰
B．柯勒律治
C．海明威
D．伍尔芙3．关于循环性心境障碍，以下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这是躁郁症症状谱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B．在躁郁症明显症状出现几年前，这种情绪波动就会显露出来；
C．这种症状通常起始于青春期或者成年早期；
D．这种症状的首次发作通常与生活中的事件有关。4．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轻躁狂的症状？
A．比平时精力更充沛、生理上不安定；
B．思维敏锐，觉得过去的成就不值一提；
C．睡眠需求减少；
D．比平常更健谈。01有他陪伴，夫复何求亡逼人作出冷酷的决定。5年前，在我丈夫临终前那一晚，我死守候在他的病房内。那时，我因恐惧而变得混混沌沌。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对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他直率地对我说：“怀亚特夫人，我们必须谈谈你丈夫希望如何处理临终事宜。”我不由自主地望向我的丈夫，这些年来，因为有他的存在，我挺过了许多痛苦煎熬的日子。曾有一刻，我摸到丈夫的手依然温热，不禁安下心来。然而，那时的安心是如此虚幻，任何来自垂死时刻的安心都不切实际。我和医生开始商量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事情。
我的丈夫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早在几年前就说明了自己的意愿，作出了详细的临终医疗安排，省却了我此时痛苦的权衡。他无比精确地罗列出在什么情况下，他希望不再采取维持生命的措施，主治医师可以根据他的临终安排，以他为样本，向医学院的学生和住院医师讲解如何撤掉各种维持生命的设备。我的丈夫——怀亚特医生，用他精确的临终嘱托告诉人们，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医生。
我对自己说，理查德还是一位老师，就像他喜欢教导如何享受生活一样，他也很乐意教导如何面对死亡。他可以笑着谈论死亡，并把一切都考虑周全；当然，他更愿意继续活下去，把这种教导的机会留给其他人。他手掌的温热可能是虚幻的，但对他智慧的追忆却是真真切切的。此时有他相伴，我感到宽慰与愉悦。
要签字确定终止理查德的生命是困难的，但同时又一点都不复杂。他目前的状况以及他先前作出的详尽安排，使得我虽然迟迟不愿落笔，但终究无法逃避。这是最后的，也是必要的举措。更让人痛彻心扉的选择是，我要在哪里度过这最后一个夜晚。无论是人的本能，还是爱情或友情的冲动，都告诉我应该陪他度过这最后的时刻，不论他是不是已经不省人事，也不论他是不是不会再醒来。从远古开始，相互扶持、相互安慰、相互陪伴的愿望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如果是在遇到理查德之前，在他影响我面对世界和应对忧虑的方式之前，我一定会选择整晚陪在他身边，不肯也不可能睡觉。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方式，不能共度最后一夜在我看来是离奇而可怕的。
但是，理查德给予了我不同的思考方式，我对如何度过那一夜的想法应该和理查德的想法一样，而与其他人或我以前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是去睡觉，非常现实。“你不睡觉的代价太大了，”他在很多场合，无数次地对我说，“你熬夜熬得太晚了，这会让你躁狂发作的。吃点东西，睡觉去吧。”
理查德让我知道，治疗、爱和睡眠是让我的心智保持在控制之中的三样东西。他的爱即将消逝，至少那种我能轻易感受到的爱将不复存在。只留下我自己来照顾自己，应付曾经由他一手包办的现实问题。如果留在医院陪他，这个不眠之夜过后，我会有好几天难挨的日子，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缺乏睡眠会让我的大脑失控。我可以诅咒这个弱点，但这于事无补。我曾太多次试图抗争，但每一次都带给自己毁灭性的伤害，这次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如果我任性而为，毫无疑问，我很快就会陷入躁狂。在心碎之后，心智也将随之崩溃。理查德会死去，我会病倒，葬礼却依然要筹备，而我不得不面对没有理查德的日子，不得不接受理查德已沉睡于地下、变得冰冷、再也无法与我相见的事实。我会失去理查德，失去清醒的头脑，以及我长期以来一直在追寻的平静。为了不让未来变得无法承受，我必须暂时离开这个让我拥有未来的男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说有些背叛的感觉，但它符合理查德理智的行事方式，也是为未来保存实力的方法。
我轻轻吻了一下理查德的额头。他身上连着各种监测仪器，仪器上闪烁的数字说明情况越来越糟。我离开病房，告诉护士如何联系我。我们作为夫妻的最后一晚，就这样在各自冰冷的床上分别度过了。我们相濡以沫近20年，这一晚的分离却好像把彼此隔开了千山万水。第二天，理查德就会离开人间，他的敏锐思维以及他对我的庇护都会随之而去。天生一对
理查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医生兼科学家，他的生命中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身份了。从还是一个小孩开始，直到离开人世，他都毫无保留地热爱着科学。没有什么快乐能超越解决关于自然或大脑的难题带给他的快乐。我爱他这一点。他的热情执着、古灵精怪，以及对生活多样性的宽容态度，使得和他在一起的生活充满喜悦；即使不是时时刻刻，但肯定从不乏味。和他在一起时，我不记得自己曾感到过无聊。当然，我有几次离家出走的经历，但是无聊？真是从未觉得。
早些时候，理查德曾写信给我，说爱情对他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体验。他在很多情况下说过这种话，并觉得这是我们关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快乐和脆弱之源。一开始，我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因为我们相遇时，他45岁，我38岁，无论对生活，还是对浪漫的关系，我们都有所阅历。他很安静，但毫无疑问，很有魅力；他长得俊秀端正，并且浑身散发着自知和自信；他是那种让人求之不得的倾听者，总是对对方的话充满兴趣；他是那种让女人着迷的男人，就像猫薄荷对猫咪的诱惑，而他自己却对此毫无察觉。
我们简直是天生一对，拥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对自然世界充满好奇；对同事们的个性与趣事满怀兴趣；研究偏离正轨的大脑让我们如痴如醉；另外，我们都能让对方开怀欢笑，并乐观地相信每天都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能从中发现乐趣。
后来我才发现，我们都有重获新生的经历：10年前，理查德得过霍奇金病，而我则饱受躁郁症的折磨，而且差点自杀成功。我们都知道，多亏了科学的神奇和医生们的帮助，我们才能继续此生，并因此觉得应该有所回报。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一次次化险为夷，或者生活应该易如反掌。我们都是历尽艰险才走到今天，但在环境和机遇方面还算幸运。
理查德从小患有阅读障碍，因此他很早就知道要努力去克服困难。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有问题。当时，老师把同学们分成几个阅读小组——海雕组、雄鹰组、猫头鹰组和知更鸟组。知更鸟组的同学经常会把书拿倒，理查德毫无疑问被分在了知更鸟组，而且是这个组里垫底的。他阅读起来非常吃力，读过的内容也几乎完全记不住；他在单词拼写方面表现得很糟糕，书写更是一塌糊涂。他开玩笑地说，自己的动作协调能力和蛤蜊有一拼。
理查德对待阅读障碍的态度，反映了他对待日后生活中各种困难和问题的态度。他很达观很冷静，并且非常努力地去应对。理查德的继父是芝加哥一位反垄断方面的律师，对天文学非常感兴趣。他鼓励理查德学习科学，并经常带他参观科学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非常适合理查德这种善于处理图像和创意而不善于处理文字的头脑，博物馆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和他的继父都没有把阅读障碍等同于智力不足，理查德按照他的阅读节奏，在当地的图书馆里一本本地慢慢阅读科学书籍。
在读大学、读医学院期间，以及在当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和进行科研工作期间，理查德每天都要比别人多工作四五个小时。但他坦然接受这一切，并对能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心怀感激。我从没听到过他对要花那么多时间来阅读或撰写科学论文有一句抱怨，也没听到过他对审阅实验室里年轻科学工作者的手稿有一句推脱之词。理查德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遗传了优秀的头脑，并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大多数时候，他会对自己常犯的拼写错误和阅读错误付之一笑。在事业取得成功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去鼓励和他一样有阅读障碍的年轻人。
理查德的聪明才智和严格自律获得了回报，他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学位，做过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科的住院医师，并成为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首席神经精神病研究员。在此过程中，理查德独立完成和与人合著了800篇学术论文以及6本书。人们经常会问他：“你真的有阅读障碍？有阅读障碍的人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多东西？”他会笑着答道：“我的确患有阅读障碍，相信我。”对理查德来说，写下每一句话都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而且他还必须反复阅读写完的论文和文章。每次写完处方，理查德都会让病人给他读一遍，以防有错。除了奇思妙想和无穷的热情之外，其他所有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来之不易。
对理查德来说，生活就是一场冒险，其中既有有待探索的世界，也有有待解决的问题。问题越困难，他越会去钻研、去克服，越不肯放弃；他会转换不同的角度，直到发现看待问题的新方法。理查德用自律和创造性来应对问题，而我的思维却是躁动不安的，很快就会产生挫败感并放弃努力。
理查德的大脑总在不停地运转，而且是全脑动员。他的好奇心和执着在医学和科学领域获得了最大回报，他为了解和治疗精神分裂症以及其他脑部疾病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针对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理查德只是做些咨询，但他热爱临床工作，并从中收获了满足感。他对临床检查以及推荐治疗方案都兢兢业业、周到细致。我和他曾一起看过很多病人，他的友善和耐心深深打动了我；他鼓励病人问问题，说出他们心中的恐惧。
由于取得了杰出的专业成就，理查德多次获得为成年阅读障碍者设置的玛格丽特·伯德·罗森奖（Margaret Byrd Rawson Award）。在第一次获奖时，他说他把阅读障碍看作伪装起来的福气：
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面对失败，并重新振作，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不像那些能力出众的同事，他们的思维是线性的，而我的是螺旋形的。在经过很长时间，已经想了很多其他事情之后，我的思维会再次回到原来的主题上。我必须不断重新学习一个主题，这让我比别人更有机会发现易被忽略的联系。学习是长期的投资，并且需要懂得生活的哲学，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不管生活的竞赛会持续多久，理查德都会一直坚持下去，他在生活中获得了完胜。如果理查德认为一个问题值得他付出时间和努力，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而我则非常幸运地成了他的这类问题。理查德的好奇和沉着使得与我相爱变得比本应该的要容易了些。从一开始他就念念不忘我那些可爱的品质，而对于我比较扰人的个性，他则尽量保持着超然的茫然不知状。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即使受环境所迫，我们也依然不离不弃。理查德本性里有喜欢看人积极一面的倾向，这对我们的关系很有帮助。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第一个圣诞节后，当时我住在伦敦，他回家后写信给我，说起我们的关系所面临的挑战，但他说的方式非常绝妙。他写道：“有两件圣诞礼物我永远都会记得。一件是我大约7岁时得到的一辆电动火车，另一件是去伦敦与凯相会。我可以把凯和电动火车相提并论吗？可以。电动火车在不脱轨的情况下能跑多快？当它真的脱轨了，我会把它捡起来，重新放回轨道上，最终它转弯时的倾斜角度会越来越陡。我对你也是一样的。”调整倾斜角度需要耐心和技术，而理查德对此特别擅长。不完美的爱情
在性情的关键方面，我们并不相同：理查德对工作的热情胜过对人，我的情绪则强烈而多变。在我们一起生活之初，我的躁郁症引发了我们之间极大的误解与不和。在症状稳定下来之前，躁郁症让我们痛苦不堪。要不是理查德的小心呵护、过人才智，以及应对疾病和与我相处的巧妙手段，我们一定走不到今天。精神疾病能摧毁一段美好的关系，即使关系处于最稳固的阶段；它不念旧情，会让彼此心生厌倦。
起初，我们觉得维持情感关系真的很难。坏情绪具有传染性，它会从受其折磨的人那里传给其他人，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精神科临床医生也很难不受躁狂或抑郁病人的影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或卷入过深的人，几乎不可能再保持平和。情绪会暗暗地发挥作用，影响力非凡：他的绝望将引发你的绝望，他的怀疑和愤怒将导致你的疑神疑鬼和勃然大怒。既关切又不受影响的状态是唯一的救赎，但达到和保持这种状态非常困难。没有人能对挑衅和刺激无动于衷，因为这不符合人性，所以完全不要期望有人能做到。
在我和理查德相处的最初几年，我的情绪依然很不稳定。虽然不会出现未经治疗时那种极端的躁狂或抑郁发作，但轻微的躁狂和迷乱还是会反复侵袭我，然后又一路坠入短暂、危险、神经极其脆弱的抑郁期。虽然发作时间短，但抑郁的破坏力丝毫不减。格雷厄姆·格林发现，地中海的风暴可能只会持续几个小时，但在这几个小时里，它的狂暴足以倾覆一艘轮船，把一船的人都淹死。情绪也像地中海的风暴一样猛烈。我已经习惯了自己反复无常的情绪，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承受它。
理查德不仅对爱情没有什么经验，对随之而来的日复一日的疾病也没有准备，但他对此拥有独特的力量。无论在临床上还是理论上，理查德对躁郁症都有深入的了解，知道躁郁症的遗传性，但他并不把我的躁郁症当作疾病看待。理查德天生好奇，从小养成了细心观察的习惯，并且对古怪的行为具有包容体谅的心态。即使在极恶劣的情况下，他也能让我欢笑，毫无疑问，他爱我。
有一次，我们因为一件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具体原因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当时觉得很重要。情急之下，我抓起一个精致的小瓷兔子，猛地扔向卧室的墙壁。那是姑姑送给我的礼物，我给它取名叫“雪球”。瓷兔子瞬时四分五裂，摔成了细小的白色碎片，除了带着粉色斑点的一只耳朵和一只小爪子外，其他部分都碎得面目全非。我用眼角余光看着理查德，他一脸吃惊，接着却笑了起来。为了不再刺激我，他转身用后背对着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继续笑。他越努力越控制不住，我都能看见他的肩膀在抖动。“锂盐用得太多了，”他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没瞄准目标。”
我本想尽量不让自己笑出来，但这完全是徒劳的，最后我们俩都倒在地板上，尽情地笑了起来。我的怒火永远敌不过理查德的风趣。第二天傍晚，理查德下班回来时带给我一个小包装盒，里面是他从园艺店买的一只白色的瓷兔子。他事先写好了一张纸条，拴在兔子的脖子上，纸条上写着：以此纪念已成碎片的“雪球”。我们给新的瓷兔子取名为“雪花”，它现在依然在我的书桌上，再没被扔过。
理查德用科学和幽默来解决我的情绪问题。他几乎对每一件能够测量的事情都做了一丝不苟的记录，比如我血液中锂盐的水平与情绪的关系、月经周期与情绪的关系、季节与锂盐的水平及情绪的关系、锂盐的剂量及甲状腺药物与我的甲状腺检查结果的关系。有一次我躁狂发作，他从早到晚地评测我的情绪，并把结果用红色、绿色和黑色的圆点记录在图表中。显然，我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项目，这不仅有利于把握我的病情，也能让他有兴趣一直参与其中。由此，他与我的情绪之间保持了足够的距离，而这有助于驯服病魔。
理查德陪我去看过几次精神科医生，他是去学习的，有时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很尊重医生，我从没听他提起过想修改医生的用药或治疗方案。他向我的医生寻求过建议，想知道应对我的抑郁和躁狂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理查德认为睡眠对于稳定我的情绪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因为他广泛研究并论述过睡眠的生理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切实感受过我熬夜、睡眠过少的后果。如果我到了12点还没睡，轻度的躁狂就会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慢慢发展，除非用药（这通常也是理查德第一步要做的），否则我高涨的情绪、激增的狂热就会升级为不得不就医的严重问题。每当我外出旅行时，比如去英格兰或苏格兰，我知道理查德迟早都会打电话问我：“你已经睡了吗？”而我一般都还没有一丝睡意，但我会说：“当然，我已经睡着了，但被你吵醒了。”“去睡觉。”他大笑着说。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会再次打来电话，我们会变种方式进行相同的对话。这种做法既不烦人也不严厉，但它确实让我的情况越变越好。
尽管采用了种种方法，但理查德和我还是不时会觉得我的病实在太难对付了。如果可以，我宁可自己生活，也不愿意应对其他人的反应。有时，疾病的严重性让我们没法再互相打趣。
一天晚上，我们在理查德的书房里聊天，他问我抗精神病药恶性综合征（neuroleptic malignant syndrome）的症状，这是一种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后引起的罕见的、致命性的综合征。一开始，我以为他要在给精神科医生写的一本书里提起这种综合征，毕竟他研究并写过相关的论文。但我发现他的措辞有些不对劲儿，比如他问的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而不是“当病人遇到这种情况”。环顾书房，我发现理查德的医生包正放在角落的文件柜上。这有点奇怪，尽管我以前从未注意过。为什么他把医生包拿回家，而不是放在我们租来的办公室里？
我问他能否看看他的包里都装了些什么。他对这个提议明显有些不快，极不情愿地把包拿来递给我。包里的东西不多，有处方本、听诊器、测血压用的布袖袋以及反射锤，但翻找了一会儿后，在包的底部，医疗工具的下面，我找到了我想找的东西：一个注射器和一小瓶抗精神病的药物。不用问，这是为我准备的，以防我变得狂躁。看着这个注射器，我想起了早些年刚出现精神问题时，被强行用药的情景。我觉得被人设了圈套，更重要的是，他背叛了我。我转过身，看着理查德，他也看着我，就像他已无处可逃。理查德是我的丈夫，但也是医生，他必须尽最大努力来控制他无法确定是否会复发的疾病。这是一种恼人的疾病，我们俩都受够了。
长时间的沉默后，他用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语气说：“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药物是不完美的。”他再次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是不完美的，你也是不完美的。”他在桌旁坐下，看起来疲惫而忧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都没说话。我们所面临的选择是冰冷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无法挣脱。之后，他静静地说了一句：“爱情是不完美的。”这是我听到过关于应对疾病的不确定性的最真实、最令人心寒的话。理查德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我也尽力了。我们拥有的爱情是不完美的。那天晚上，对我们、对我来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不得不由衷地、毫无保留地承认，理查德的意愿是好的，他的判断也是明智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理查德和我找到了能控制我的疯狂、让我的大脑保持健康的方法。找到这些并不完善的方法费了我们很大劲儿。用理查德的话说就是，我的大脑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一个敏感的碱性池塘。只有锂盐、爱情和睡眠的微妙组合才能保持其活性。理查德将它们比喻成“水草、蜻蜓和一两只负责清洁的蜗牛”。就像理查德非常喜欢的漫画形象史努比一样，他经常重新布置我们的思维世界，使生活变得更为有趣。
只要不会造成情绪问题，理查德会时不时地在我的“池塘”里增加新成员。有一次，在我们睡觉前，他没头没脑地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往里面放一条锦鲤。”还有一次，他问我觉得加个水熊虫怎么样。也许锦鲤和水熊虫很合得来，或者锦鲤会把水熊虫吃掉，谁知道呢。我们必须考虑睡眠和药物、爱情和工作的精确配比，它们就是我大脑中的“锦鲤和蜻蜓”。理查德用科学和奇思妙想照料着这个池塘，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让池塘太平无事、生机勃勃。
理查德对我疾病的接受程度很深，但也不是完全接受。在我发病的时候，他也曾被激怒，有时则会不知所措或冷静地保持着距离，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妄加判断。他知道我的病是不受意志控制的，非常令人痛苦，而且我在尽力掌控它。他相信躁郁症是疾病与自我的复杂互动，除了尽量去了解它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降低它的复杂性。“疾病或失调有它们自己的特点，”在经过了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后，理查德写信给我说，“但它们必须体现在某个人的身上，离开了这个人，它们就不能展现出特点。如果没有进入某人的肺部，那么结核杆菌就只是一种细菌。类似地，一个人的特点也体现了疾病的特点。你的情况比肺结核的形成更复杂，因为病因根植于你的基因，你生来就与之相伴，永远也摆脱不掉。基因在你的身体里交织缠绕，就像在碗里相互缠绕的一缕天使之发。没有人会爱上一个基因，但会爱上这个基因所导致的一切，这个基因所经历的一切，以及它所影响的一切。”
理查德还在信中描述了多年前他的霍奇金病的治疗情况，那是一种对身体损伤很大的放疗与化疗的结合。疾病虽然治愈了，但代价巨大。理查德写道：“我们都渴望恢复生病前那个比较完整的自我，至少我们过去认为它是完整的。疾病和治疗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或伤痕，但这些痕迹或伤痕对我们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它们已经成为你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比你更幸运，因为你不能以我爱躁郁症的方式去爱霍奇金病。”
理查德无数次为我驱散了心中的阴霾，有很多次，特别是在我们相识之初，毫无征兆的绝望会发动突然袭击，将所有的希望一扫而空，几近将我吞噬。当我还住在英国时，我写信给他说：
与你一起度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快乐时光后，我发现自己在伦敦的情况很糟糕——抑郁、沮丧、绝望。正如我所料，疾病一再来袭，令我厌倦，在经过长时间的极度抑郁后，最终都会陷入绝望。为什么要反复发作？有什么意义呢？人生来就是要死的，感觉良好不过是虚幻，它只会令生病的人感到被愚弄，感到困惑不已。有那么短暂的瞬间，我会想，我还有理查德。如果他在，他会抱紧我，与我做爱，为我沏茶，给我吃药，好让我安睡，度过这艰难的时刻。你给予的甜蜜和信任之中，总会有片刻的停歇，抑郁和绝望则会趁机扑来。在某次发作中，我完全被击败了。无论我做什么，疾病总会让我不得不服输。悲痛在我的心里越积越多，它总是伺机再次爆发，以提醒我健康的感觉来了也终会离开。甜美回忆
陷入抑郁的那段时间特别难挨，但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一点也不沉重。相反，在认识理查德之后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很健康，情绪高涨。我们拥有的乐趣多到应接不暇。我们一起工作，为病人做咨询，合作完成了很多论文和项目。我们的心智都存在着某种混乱，但彼此不同，相互的陪伴让我们找到了宁静。
理查德经常对我说，我对他的接受与爱，为他创造了一个稳定沉静的世界，以前他从不知道有这样的世界存在。想到自己冲动多变的性情，他的话着实让我震惊。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在说反话，他答道：“不是。”我接着说，也许是因为有不幸的婚姻或其他让人焦虑的关系做比较，所以我才显得能令他平静。他答道：“不是。”也许我说的有点对，但大部分不对。我又接着说，也许我的作用就像兴奋剂，以一种反常的方式，给他没有条理的思维引入了秩序。他说：“也不是，你为我创造了一个安静的世界。”
有一次，他写信给我说：“你的沉静是我的庇护所，你的激情极富吸引力，让我变得多愁善感。最重要的是你对我的接受与理解，这种接受具有融合的力量，让我爱上了你。”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奇怪，爱情竟能将如此不同的心灵结合在一起，安抚它们，给它们以丰沛的希望和幸福。
我们俩是非常好的互补。理查德是一个保守的人，在对同事的感情表达上比较内敛，而我们的关系让他发现了他以前不了解的表达方式。一旦他习惯了这种方式，他便喜欢上了。在情感的坚冰开始融化之初，他曾写信告诉我：“昨天我用手臂揽着实验室的同事，这是正常的不正常之举。也许这种方式一直潜伏在那里，只等着适当的刺激来释放它。”尽管他在进入更富感情的世界时踌躇不决，就如他所说：“当我发现感情的投入会带来时间的损耗时，我开始想要恢复自己以往的冷淡态度了。”但他发现，更富感情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回报，而且实验室之外也有生活。
当明白了这些之后，理查德和我尽情享受着在一起的时光。我们有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每周我们俩都会有几个晚上外出，有时是出去玩，有时是工作，还有的时候兼而有之。我们都很喜欢华盛顿这个城市，都对政治非常着迷；每到一个新城市，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前往它的动物园、自然博物馆或科学博物馆。
我们俩都是电视剧《住家外星人》（ALF）的超级粉丝，它讲的是一个来自魔马克星的外星人ALF的故事。ALF是一个橘黄色、毛茸茸的小家伙，长着8个胃。有一天，它从自己的星球跌落到一个住在郊区的小康之家的车库里。我们狂追这个节目，甚至耽误了工作，还在一次晚宴上造成了尴尬。当连续剧结束，看到ALF被军队抓获，再也回不到自己的星球时，我们伤心极了。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为它编织不同的命运，比如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医生（那儿的一位同事很擅长为幻想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了的病人做集体治疗），做一名战地记者，或者做联合国的一名翻译。我们还为它的收养家庭和魔马克星的同伴们精心制订了计划。理查德为ALF绘制了复杂的新行星以及新的星系，在其中，我们添加了星星、星座，还有ALF最喜欢的食物——猫。虽然有更具建设性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笑啊、画啊，像变魔术般地创造着，好像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后来，我们还给ALF的行星添加了山脉、岛屿、内海以及美味的新品种猫咪。
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是那么有趣。我记得在洛杉矶的某个春季的一天，我们是以参观恐狼骨架开始的，而在那天结束时，我手脚并用地在床罩与床之间爬行，穿梭于绿色、粉色的塑料草丛，寻找软糖和黄色的棉花糖小鸡。理查德把床变成了逼真的放复活节彩蛋的篮子，里面不仅装着塑料草和软糖，还有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巧克力彩蛋和兔子。
那是精彩的一天，就像我们共度的很多日子一样。我们先去参观了拉布雷亚沥青坑博物馆（La Brea Tar Pits），里面有40 000年前被沥青困住并保留下来的剑齿虎、恐狼以及地懒的化石。在博物馆的墙上悬挂着大约400具恐狼骨架。理查德立刻被这些化石吸引了，他着迷地看着这些骨架，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并把我叫过去，让我指出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在比较过三个之后，我就烦了，它们看起来都差不多，于是我走开去看大地懒。只要对方在旁边，我们可以和两人在一起时一样快乐地独处，并急切地盼望着在午餐时分享我们的思考和想象。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能眺望到太平洋的餐厅用餐。理查德喝完一杯酒后，拿出了两张纸，他说：“写下第一个进入你脑海的事物。”这很像精神科医生在做自由联想时会说的那种蠢话，虽然理查德是精神科医生，但这不是他的风格。然而，理查德坚持要这样做，就像他以往想到一个新主意或新计划一样一定要实施。他递给我一张纸，在纸的顶端潦草地写着“理查德”。在名字下面，他分了三类——月份、鱼和树，并用线条分隔开每一类。他说：“写下当你想到我时，你会联想到的事物，我也会写下对你的联想。”于是我们按照列表开始了。一旦理查德安排了一个游戏，想不玩是不可能的。我们边喝酒边写答案，然后查看对方写下的内容。“我是哪个月份？”他问。“5月初，”我说，“那我呢？”“9月，”他毫不含糊地答道，“你是不折不扣的9月。”
理查德慢慢地品着酒，我们继续玩游戏。“我是哪种鱼？”他问。“虹鳟鱼。”我说。他点点头，表示赞同。“那我是什么鱼？”我问道。我想象他的回答应该是奇异的珊瑚鱼或者逆流而上的大马哈鱼。
他坏笑着说：“凤尾鱼。”“我讨厌凤尾鱼。”我说。他是知道这点的。“是啊，但我爱它们。”他甜蜜地微笑着。“这不公平，我可是把你想成虹鳟鱼的。”
他大笑着说：“但我就是虹鳟鱼啊。”
当然，他的确是虹鳟鱼。
决定是什么树非常容易：他是垂樱，优雅而温和，有着繁复的枝杈。他说我是山杨，高高的，适应力强，周期性地散发出光彩。
在美食、美酒与欢笑声中，这一切在当时都极富意义。只要想起这件事，我仍能觉得，理查德是5月初，是虹鳟鱼，是垂樱。02紫丁香与罗马戒指查德和我在1994年的秋天结了婚，这差不多是从我们相识到理理查德去世的中间点。我们在罗马和威尼斯度过了短暂而无比快乐的蜜月，之后我们回到华盛顿，理查德继续他的科学研究，而我接着写一本一年后将出版的书。远离现实世界烦恼的蜜月结束了，我正在写的这本坦诚地解释躁郁症的书将我们彻底拉回了现实。
理查德清楚地知道我应该写这本书。“当然，它会引发一些后果，”他说，“有些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而有些后果并不明晰。”对自己所患疾病的披露会使我成为众矢之的，这无疑会给他带来难堪。无论从舆论上还是从经济收益上看，这本书都可能一败涂地，但他仍然认为，写这本书是正确之举。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患者及他们的家人，非常需要了解有关这种疾病的信息。
作为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科学家、心理健康的长期倡导者，以及治疗严重精神疾病的医生，理查德和许多人一样，深知公开探讨疾病的必要性。但从个人层面来看，他是一位躁郁症患者的丈夫，切身感受过疾病造成的伤害。他也看到过我和其他患者如何受到歧视政策的不公平对待，如何被同事们在医学教学及实践中无意说出的不友善话语激怒。
理查德明确表示，只要有必要，他会不遗余力地提供情感和经济上的支持。前者是针对舆论批评的，后者也不是无足轻重。从高中毕业以来，我一直在经济上很独立，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期间，我始终边上学边打工。后来，为了偿还助学贷款和医疗费用，还清在躁狂发作时因挥霍无度而产生的巨额欠款，我曾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习惯了独立，不想在经济上依赖理查德，但作为一种选择，我感谢他的好意。他相信，并让我也相信，爱情能帮我们渡过难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会患难与共。如果没有理查德的鼓励，我不可能完成《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上）（An Unquiet Mind），将我的真实生活公之于众。这本书对其他人的帮助有多大，我对理查德的亏欠就有多大。艰难抉择
把我的患病史写成一本书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我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拥有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执照，还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获得了行医资格。我是一名研究者，而我所研究的内容、所写论文和书籍的主题，恰好是自己所患的疾病。因此我知道，如果将我的疾病公之于众，同行将会质疑我工作的客观性。这本书深刻展露了我的个人特性，它迫使我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得不放弃临床实践。这么做对事业和经济收入的影响非常大。
我用了很多年来接受临床训练，并从事了近20年的临床治疗工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情感障碍诊所做负责人时，我对承担各种临床职责感到很享受，乐在其中；我也先后在洛杉矶和华盛顿开设私人诊所，诊所一直很受欢迎。不能继续诊治病人是一个损失，我知道我会后悔做此写书的决定。我热爱临床工作，真不愿意就此放弃。
我同时也是年轻医生和本科生的老师。像大多数人一样，父母从小教导我，不要把私人问题公之于众，要自己克服解决。我父亲是一位空军军官兼飞行员，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个性特点，那就是面对困难时沉静、克制。我母亲是一个热情的女人，她在处理个人问题上同样很内敛。他们都认为，独自应对个人问题，不表现出脆弱，是盎格鲁－撒克逊系白人新教徒的、无可辩驳的、正确的行为准则，它就像空气的存在一样毋庸置疑，就算成了圣公会教徒，也不能有所动摇。多年来，这种顽固的倾向虽然有所缓和，但我依然十分谨慎、自制。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将恐惧隐藏起来，把自己封闭得像一个墓穴。我不承认自己有恐惧，也绝不认输。
我喜爱并信奉这样的世界观。我最崇敬的人是那种很少抱怨，坚韧地生活，从不将自己的奋力挣扎公之于众的人。这种信仰给予他们一切尽在掌握的优越感，使他们很难感知到痛苦和个人的缺陷。基于这种确信，他们认为凡事都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这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但这种信仰是我所了解的唯一信仰。
这种价值观可能更适合生活比较简单的年轻女孩，但不适合我，我的世界比较复杂，充满了与精神疾病的抗争。我的天真已经随着我的健全心智一起瓦解了，而且再也没有恢复。童年时，父母教导的行为准则对我成年后的经历几乎没有指导意义。疯狂和绝望让我不得不屈服，我的价值观摇摇欲坠。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以及教授这门课程的老师，我当然知道自己所患的这种精神疾病的破坏性。隐藏自己的问题、不表露感情虽然是可敬的，而且不用很费劲就能做到，但这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对精神疾病的默默承受会孕育出无声的丑恶，并造成不必要的痛苦，甚至死亡。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忍受以沉默来面对躁郁症。虽然父母教导我，自己的问题要自己面对、自己处理，但他们也教导我要独立思考，对他人怀有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像个伪君子，为了职业上的自保，刻意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渐渐磨灭了我的天性，让我表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我研究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即躁郁症）已经20年了，创立和领导过一个专门治疗这类疾病的大型诊所，还是著名大学教学医院的全职教授。这么多年来，我的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如果我不将这一切公之于众，恐怕再也没有人能这样做了。
我向家人、朋友和同事征询建议。母亲和哥哥都强烈反对我这样做，他们认为我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在个人生活和事业方面都不堪一击，觉得我对自己的脆弱性估计不足。我的父亲也患有躁郁症，他则鼓励我忠实地写出我所经历的一切。他说，我的决定是正确且勇敢的，我不必就书中关于他的部分征得他的同意。
朋友和同事分成了两派，没有受过临床训练的人更倾向于认为，开诚布公是一件好事，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做能造福其他病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从本质上来说诚实是一种解脱；而另一派则非常坚决地认为，一旦我公开了自己的病情，批评之声将不绝于耳，并会对我的事业造成非常坏的影响。他们提醒我，我的生活刚刚安定下来，何苦冒险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波动呢。那些临床医生对我公开疾病这种做法的态度更不乐观，像我一样，他们看过太多临床领域同行之间互相歧视、互相倾轧的现象，对这个行业的宽容性不抱什么幻想。
最后，我和我的精神科医生丹尼尔·奥尔巴克（Daniel Auerbach）讨论了这个决定。他是一流的临床医生，从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助教，第一次精神病发作起，就一直为我诊治。我们一起权衡了这个决定的潜在损失及可能的益处。与其被同事贴上躁郁的心理学家的标签，我宁可被他们看成碰巧患有躁郁症的心理学家。对此，我非常谨慎。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事业受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为这个问题费心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以心理学或精神病学为专业的人还会给我造成一些特殊的困扰：他们会用警觉的眼神观察我的一举一动，评估我的情绪，还会竖起耳朵听我言辞中隐含的情绪。这种前景令人胆寒。
丹尼尔理解我想直面自己疾病的愿望，与我探讨了公开我的疾病、自杀经历以及最初对药物的抗拒会引发什么结果。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为沉默所付出的代价。但他也知道，一旦公开疾病，我的骄傲会给身体带来重创。对我来说，从童年起，骄傲就是一种代价很高，但很持久的力量。除了骄傲，没有什么能一直支持我前行。公开疾病等于给竞争对手，以及这些年来被我惹恼的人，提供了伤害我的手段。
丹尼尔的建议周全、谨慎，充满了呵护，没有无奈、俯就的意味。他说，如果我认为可以这样做，并彻底考虑清楚了，我就可以去做。他也提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那就是这样做会很困难，的确如此。但他没有说这种困难是无法克服的，结果证明也的确可以克服。
我必须毫不隐瞒地描述我的病情和生活，否则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这意味着我要去重温那段混乱、矛盾的生活，并将其公之于众：我曾不止一次产生幻觉和妄想，曾连续数月因抑郁而什么也做不了；我的行为有时古怪至极，令人不安，不管是以谁的标准来看，我都病得很严重；我曾试图自杀，差点因过量服用锂盐而丧命，虽然锂盐是我在医药杂志中介绍过，并强烈建议其他病人服用的药物，我自己却曾经很不情愿服用它，即使服用，也是断断续续的。人可以期待理解，但不要以为真能得到。
后来，我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科室主任保罗·麦克休（Paul McHugh）谈了这件事，一方面是因为我尊重他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必须这样做。我告诉他，我希望把自己奇幻交错的世界写出来，也许会对别人有所帮助，但不想因此使精神病科或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处于尴尬的位置。我们都知道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别人的揶揄：“谁在掌管着精神病院？”而更现实的问题将来自法律、教育和临床方面。没人能预测公众和媒体对此的反应。
在我表达自己的担忧时，主任认真地倾听着。等我说完，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说：“知道吗，凯，你顾虑的太多了。”他提到了传奇式的外科医生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Halsted），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首位外科手术主任。“大家都知道，霍尔斯特德可卡因、吗啡成瘾。”保罗说，“在他毒瘾发作时，同事们会承担保护他的病人的责任，同时他们也会尽量照顾好霍尔斯特德。因此，他可以继续他的研究、著述，并培养年轻的外科医生。”他停顿了一会儿，以便让我领会，又接着说：“医院也会为你那样做，因为这是医院的责任。”
他太理解我了，明确地表达了对我的支持，并对我说，如果科室里有谁为难我，一定要告诉他。他还安排我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院长一起吃午餐，院长也给予了我充分的支持。他再次表达了主任的看法：医院会努力消除精神疾病的耻辱烙印，他希望我的行为能让其他医生以更轻松的心态来找出、接受并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院长和主任都明确地表示，他们会竭尽所能支持我的决定。
他们代表一所杰出的教学型医院，给予了我衷心的祝福。我当然不会天真地以为，这在医学院和医院里是很常见的。虽然这不是寻常做法，但具有示范作用。通过这种做法，人们会有所领悟，并能够继续前行。
毫无疑问，理查德的建议和支持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他鼓励我写书，在我畏缩不前时，他推动我；在面临严酷的现实时，他把我搂在怀里，安慰我。他不是那种遇到困难就会放弃的人，他也不会让我放弃。各界的反应
1995年春季，我在《华盛顿邮报》上公开了我的精神疾病，同年秋季，我出版了自传《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上）。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我的文章后不久，理查德和我参加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度会议。尽管大多数同行对我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感到震惊，但都支持我把它写出来，言辞也很友好。然而，也有很多时候，情形并不令人舒服。有人会假装没看见我，什么也不说就走开。我从没幻想过精神科医生会比别人更有同情心，或在尴尬的情况下更擅长找到恰当的言辞，但我依然被他们的沉默刺痛，感到一阵阵彻骨的寒意。在一些人看来，我应该觉得难堪，如果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就会令我难堪。
在我的书出版之后的那个冬天，我参加了一个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医学会议。一位丹麦的同行对我说：“没有一位丹麦医生会写你写的那些东西。”其中完全没有赞美之意。在回酒店的路上，透过商店橱窗，我看到里面新鲜的郁金香，在北方的冬夜里，它们显得分外绯红和美丽。我再一次感受到深深的孤独，就像多年前，我作为年轻女性参加学术会议时所感受到的那样。学术会议本质上是非常男性化的，显示出灵长类动物互相争夺领地和支配地位的特点。为了不受其影响，我那时常会买些鲜花放在酒店房间里。鲜花带来的那一抹亮丽的色彩，那些许美丽的痕迹，代表着我作为一名女性的私密空间。
如今，事隔多年，在斯德哥尔摩，孤立无助感又一次袭来。我走进花店，买了一大束红色郁金香放在了床边的桌子上，以对抗那位同行的恶语。参会的大多数瑞典、丹麦、挪威的医生都努力做到对我友善，表达他们热情的支持。但有时无意中，他们也会让我一下认清现实，情绪变得低落。
尽管有些同僚表现出冷淡与回避，但大多数人还是友善和接纳的。在都柏林的会议上，爱尔兰的同行让我喜出望外。圣巴塞洛缪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的院长向我祝酒，庆祝我的勇敢。都柏林大学的同行们也出乎意料的友好。一位精神科医生送给我一本叶芝的诗集，并附上一张便笺，上面写着“谢谢”。另一位医生送给我一束橘红色的罂粟花和矢车菊，它们美得令人窒息。晚餐后，另外两位同行带我来到邮政总局——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的中心。他们指着库丘林的雕像，笑着说：“也许你会愿意看到它。”
我的个人生活暴露在了公众面前，这让我一时很难适应。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每遇到麻烦，我都会安静地躲起来。成年后，我刻意用欢笑、工作和掩饰来隐瞒我的精神疾病。而现在，我的疾病彰显于字里行间，彰显于我的演讲中以及电视屏幕上。尽管如此，诚实地面对自己，不再游离于自己所属群体的边缘，让我感觉不错。我不再只是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终于也可以公开谈论自己的疯狂与恐惧，我不会再感到疏离和虚伪。《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上）出版后，我收到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反馈。大多数反馈是充满善意的，也有很多令人烦恼。宗教性质的谴责非常普遍。有好几百封来自原教旨主义基督徒的来信，他们怒斥我违背上帝的意旨，放弃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还有一些人认为，我的疾病是因为没有真心接受耶稣的教义，或祈祷不够真诚、不够勤勉而受到的报应；是因为我对撒旦敞开了心扉，所以魔鬼进入了我的头脑，疯狂与绝望是我罪有应得，我今生甚至来生都将无法解脱，我将万劫不复。为此，我对宗教极端分子对精神疾病的不宽容与仇恨有了更多的认识，它们令人不快、令人恐惧。
具有中世纪性质的信仰让我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我是魔鬼的化身，并对我进行恶毒的攻击。其中有一位女士，给我寄来了一段摘自圣经的祈祷词，并写信说，我没有孩子是件好事，至少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个躁郁的疯子。还有人写道：“你显然不知道你和其他躁郁症患者受苦的原因。你怎么能想到要孩子，把另一个疯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呢？”
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恶毒地反对用药物治疗精神疾病，他们经常会带着可怕的愤怒来发表观点。还有一些很享受躁狂症或将兴奋性的精神失常看成天赋的人，谴责我是医疗体系的同谋，给精神病患者推荐药物。还有很小一部分人觉得，我对躁郁症的写作太过感性化。
有些人质疑我的精神疾病经历实际上只是不够理智的结果，或者用更科学的说法来说，那只是一种意识状态。在书中，我描写过躁狂发作时，曾认为自己踏上了前往土星的旅程，但当时我认为自己非常正常，这是很明显的精神疾病症状。很快我发现，在星际旅行方面，我是个胆小鬼。很多精神疾病患者描述过他们去往火星、土星以及更远星系的旅行。有些人将星际旅行看作发病的表现，其他人则把它看作自己正常精神生活的有益扩展。一个人眼中的疯狂可能是另一个人眼中的天赋。
很多人希望相信并没有什么离奇古怪、疑难杂症，相信心智一旦形成，就不会发生改变。解释怪异和失常行为的说法有很多，例如，希腊人想象出一些神，来解释他们不能解释的现象。人们会为混乱的心智、绝望的情绪，或者生与死的愿望编造理由，这是人类的本性。科学的解释非常复杂，对很多人来说，不如想象或宗教那么令人满意，也不如星象、体内存在毒素或童年创伤这样的解释有趣。科学家和医生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与大众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距。
还有一些人很不满，认为我拥有很多优势，比如收入有保障，有朋友、同事和家人的支持，却还要写书发牢骚。他们认为，我不可能真正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痛苦。一位同事喝醉了之后，在我们的下属面前慷慨陈词，她认为我有“优渥的”成长背景，没有权利来写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痛苦，我太自以为是了。这种言辞让我无法容忍，它不可理喻的程度已然超出了要向一位精神病学教授解释双相情感障碍带来的痛苦，而更像是说癌症带来的痛苦会因为人们成长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刻薄的言辞让我感觉糟透了，只有理查德能让我稍微好过些。他会说，把信放到一边，别在意那些丑恶。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重读它们，那就过一个星期再读。他的学术论文曾遭到过尖锐的批评，以他的经验来看，过一段时间再读时，批评绝不会还如此令人难过。通常他会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建议一起出去吃饭。他知道，温暖、欢笑、分享彼此受过的尖刻评价或恶意批评，能减轻我受到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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