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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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试读：

一

塞巴斯蒂安·奈特于一八九九年十

二

三

老夫人的日记枯燥无味，没去过圣彼得堡的读者无法从她的描述中了解那个冬日所包含的种种快乐。天空万里无云，实在难得一见，上苍的意图不是让它暖人身体，而是让它悦人眼目；宽阔的大街上，雪橇辙印在轧得很结实的积雪上闪着柔和的光，辙印中央因混有许多马粪而略呈黄褐色；一个戴围裙的小贩在叫卖一把色彩鲜艳的小气球；房子的穹顶曲线柔和，粉末状的白霜使穹顶的镀金变得暗淡；公园里的杉树上，每根细小的枝条都镶上了白边；冬日里的车辆发出摩擦声和叮当声……顺便说一句，当你看着一张带照片的旧明信片（就像我为了让顽童般的记忆力多高兴一会儿而放在书桌上的这张），会想到俄国公共马车杂乱无序的情况，这多么奇怪呀。那些公共马车随时随地任意转弯，因此在这张涂色照片上你看不到现代常见的那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直线车流，只能看到蓝天下一辆辆

四

我一直没能搞到塞巴斯蒂安出生的房子的照片，但是我很了解那所房子，因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比他晚大约六年。我和塞巴斯蒂安为同父所生，父亲与塞巴斯蒂安的母亲离婚后不久就再婚了。奇怪的是，古德曼先生写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一九三六年出版，后面会详细提及）一书中竟只字未提这第二次婚姻。因此，读过古德曼那本书的读者一定会认为我这个人并不存在，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亲戚、一个唠唠叨叨的不速之客；可是塞巴斯蒂安本人在他最具自传性的作品（《丢失的财物》）中，却讲到了我的妈妈，说了一些好话——我认为妈妈受之无愧。塞巴斯蒂安去世后，英国报刊说他的父亲是在一九一三年的一次决斗中被杀的，这也不确切；事实上，父亲胸部的枪伤逐步好转，可是整整一个月之后他突然得了感冒，他的肺部尚未完全愈合，没抵挡住感冒的侵袭。

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士兵，一个热心、幽默、情绪高昂的人，他生性爱冒险，不安于现状，而身为作家的塞巴斯蒂安正是遗传了这种性格特点。据说去年冬天在南肯辛顿的一次文学午餐会上，当人们聊起塞巴斯蒂安·奈特英年早逝的事时，一位著名的老评论家（我一向仰慕他的天才和学识）说：“可怜的奈特！他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蹩脚的英语写作的乏味的人，第二阶段——用乏味的英语写作的心灰意冷的人。”这是一种恶意的嘲讽，其恶意不仅仅表现在一个方面，因为议论一个已故作家并对他的作品妄加评论简直太容易了。我相信，这位小丑回忆起那句玩笑话来是不会感到骄傲的；现在更是如此，因为他在评论塞巴斯蒂安·奈特几年前的作品时表现出了更大的克制。

然而，必须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虽然远非乏味，但缺少他的文风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活力。我每次打开他的书，仿佛都能看见我父亲冲进屋子——父亲总是猛地推开门，一下子就扑向他想要的东西或他所爱的人，这是他特有的作风。我对父亲最初的印象总是伴随着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突然从地板上升腾起来，手中的玩具火车还有一半拖在地上，大吊灯的水晶挂件就垂在我的头旁边，险些碰着我。他会突然把我放下，就像把我提起来时那样突然，就像塞巴斯蒂安的散文体作品突然席卷读者，又让其惊恐地跌进下一个疯狂段落的欢快的突降描写之中。还有，我父亲最爱说的一些俏皮话似乎也突然成了美妙的花朵，出现在奈特最典型的小说如《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或《有趣的山》之中。《有趣的山》可能是塞巴斯蒂安最好的作品，讲的是一个优美怪异的故事，总让我想起一个孩子在睡梦中大笑的情景。

我的父亲是在国外遇见弗吉尼娅·奈特的，据我所知是在意大利，那时他还是个年轻的近卫军士兵，正在休假。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九十年代早期，与在罗马进行的一次猎狐活动有关，但这事我究竟是听妈妈说的呢，还是看见家庭照相簿上的几张褪色照片时下意识地想起来的呢，我实在说不好。父亲追求了弗吉尼娅很长时间。弗吉尼娅是一个有钱的绅士爱德华·奈特的女儿；关于爱德华·奈特我只了解这么一点点，但是从严厉任性的祖母（我还记得她的扇子、手套、冰冷苍白的手指头）强烈反对他们结合，并且在我父亲再婚后还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反对那段婚姻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奈特家族（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并没有达到俄国旧政权那些穿红高跟浅色靴子的宫廷贵族们所要求的标准（无论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也不能肯定父亲的第一次婚姻与他的军团的传统是否没有冲突——不管怎么说，他真正的军事业绩只是从对日战争才开始的，那是在他的前妻离去之后。

我失去父亲的时候年纪还小；妈妈是在很晚的时候，在一九二二年，也就是在她接受最后一次手术前几个月，才把她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几件事告诉了我，手术后她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那个妻子是个很怪的女人，无所顾忌，毫不安分——但不同于我父亲的那种不安分。我父亲的不安分表现在持续不断的追求，达到目的后才改换目标。而她的不安分则表现为半心半意的追求，变化无常，漫无目的，有时突然转向，远离目标，有时中途忘掉目标，就像你把雨伞忘在出租汽车上一样。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喜欢我父亲的，至少可以说是一阵一阵地喜欢，而有一天她觉得自己可能爱上了另一个人（那人的名字我父亲始终没能从她嘴里打听出来），就突然离开了丈夫和孩子，就像雨点突然滑下山梅花的叶尖。刚才还承载着晶莹雨珠的叶片突遭遗弃，微微地向上颤动，这情景一定使我的父亲极度痛苦。我不愿意想象那天在巴黎一家旅馆里发生的事情：塞巴斯蒂安才四岁，由一位表情茫然的保姆照看着，父亲则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那种完全适合上演最惨的悲剧的特殊旅馆房间：一个擦得锃亮的停摆钟表（指针停留在两点差十分，活像涂了蜡的两撇胡子）罩在半圆形玻璃罩里，摆在令人厌恶的壁炉架上；一扇法国落地长窗，在窗玻璃和薄布窗帘之间有一只苍蝇乱飞；一张旅馆专用信纸，放在一叠多次使用过的吸墨纸簿上”。这是《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里的一句话，虽然从文本上讲它与那次灾难没有任何关系，但仍然保存了一个孩子对久远苦恼往事的回忆，那孩子在凄凉的旅馆里站在地毯上，无事可做，有的只是奇怪地扩展的时间，那错失的、无序扩展的时间……

远东的战事让我父亲得以参加一种快乐的活动，这种活动虽然没让他忘记弗吉尼娅，但至少帮助他重新找回了生存的价值。他那活跃的自我主义只不过是男性生命力的一种形式，因此与他的慷慨本性是完全一致的。在他看来，不要说自我毁灭，就是长久的悲伤也一定是件卑鄙的事，是可耻的退让。他在一九〇

五

一九〇八年，弗吉尼娅又出现了。她是一个执著的旅行者，总是到处游历，无论是住小旅店还是豪华宾馆都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因为“家”对她来说不过是持续变动中的舒适场所而已。塞巴斯蒂安就是从她那里继承了对火车卧铺车厢和欧洲特快列车的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浪漫的深情，他喜爱“夜间蓝色灯罩下抛光面板发出的轻柔噼啪声、列车在朦胧中到达旅客猜测的车站时车闸发出的悲哀长叹声、雕花皮窗帘的向上滑动（随即露出了站台、推行李车的男人、奶白色圆形路灯罩以及一只围着它飞的白蛾）、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检测车轮发出的当啷声、列车进入黑暗时的滑动、一瞬间瞥见的景象——明亮的车厢里，一个孤独的女人在蓝丝绒座位上抚摸着旅行包里银光闪闪的东西”。

弗吉尼娅是在一个冬日乘坐北方快车来的，事先谁也没有通知；她派人送来一封措词唐突的短信，要求见她的儿子。当时我父亲正在乡下猎熊，我妈妈就悄悄地把塞巴斯蒂安带到了弗吉尼娅下榻的欧洲饭店，弗吉尼娅只准备在那里待一下午。就是在那里，在旅馆的大堂里，我妈妈见到了丈夫的前妻。她是一个苗条的女人，稍微偏瘦，大黑帽子下面露出一张微微颤动的小脸。她已把面纱撩到嘴唇以上准备亲吻她的儿子，而她刚接触儿子就潸然泪下了，仿佛塞巴斯蒂安那温暖而柔嫩的额头既是她悲伤的源头又是她悲伤的圆满终结。吻过孩子之后，她立即戴上手套，用非常蹩脚的法语给我妈妈讲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不着边际的事，关于一个波兰女人如何在餐车里试图偷她的梳妆包。讲完后，她把一小包紫罗兰糖塞进塞巴斯蒂安手里，对我妈妈神经质地笑了笑，就跟着给她提行李的搬运工走了出去。情况就是如此，第二年她就去世了。

据弗吉尼娅的表兄H·F·斯坦顿说，弗吉尼娅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漫游了整个法国南部，冒着酷暑去了旅游者足迹罕至的几个小镇，在一个地方只住上一两天——她很激动，很孤独（她已抛弃了她的情人），大概很不快活。人们会认为她是在逃避什么人或什么事，因为那些地方她都来回走了两趟；另一方面，了解她的情绪的人认为，她这样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是她惯常的不安分心态的最后表现，只不过更为夸张罢了。一九〇九年夏天，她在罗克布吕纳因心脏衰竭（勒曼氏症）去世。她的遗体运回英格兰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她的家人早都死了；只有斯坦顿一个人在伦敦参加了她的下葬仪式。

我的父母生活得很幸福。他们的结合是平静而温柔的，丝毫没有受到我们家一些亲戚的风言风语的影响，那些亲戚私下议论说，我的父亲虽然是个满怀爱意的丈夫，但不时仍被其他女人所吸引。有一天，大约在一九一二年的圣诞节，父亲与他认识的一个非常有魅力而又缺心眼的姑娘一起走在涅瓦大街上，那姑娘无意中提到，她姐姐的未婚夫帕尔钦认识他的前妻。我父亲说他记得帕尔钦——他们是在比亚里茨认识的，是在十年前，或者九年前吧……“哦，可是帕尔钦后来也认识了弗吉尼娅，”那个姑娘说，“你明白吗，他对我姐姐承认，他和弗吉尼娅在一起生活过，在你们分手之后……后来弗吉尼娅在瑞士的什么地方把他甩了……真有意思，居然没人知道。”

我父亲平静地说：“好了，如果说这件事以前没有透露出去，那么十年之后人们就更没有理由开始议论它了。”

凑巧的是，就在第二天，不愉快的事发生了。我们家的一个好朋友别洛夫上尉漫不经心地问我父亲他的前妻是否真是澳大利亚人——他可一直认为她是英国人。我父亲回答，据他所知，弗吉尼娅的父母曾在墨尔本住过一段时间，但她本人出生在肯特郡。“……你为什么问这个？”我父亲追问。

别洛夫上尉闪烁其辞地回答，他的妻子参加了一个晚会或什么会，在那里听什么人讲了些什么……“很遗憾，有些事必须叫停了。”我父亲说。

第二天早晨，他去拜访了帕尔钦；帕尔钦接待了他，故意表现得过分热情。帕尔饮说，他在国外待了多年，很高兴见到老朋友。

我父亲没有坐下，他说：“现在流传着一个卑鄙的谎言，我想你知道是什么。”“嗨，亲爱的伙伴，”帕尔钦说，“我没必要假装不明白你的意思。很抱歉，人们一直在议论，可是咱们真的没有理由发脾气……咱俩曾经处于同样的困境，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先生，既然这样，”我父亲说，“我的助手会去拜访你的。”

帕尔钦是个傻瓜和无赖，我从妈妈告诉我的情况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妈妈讲得很生动，很直率，我在这里尽量保持这种风格）。但正因为帕尔钦是傻瓜和无赖，我才不明白像我父亲那样有身份的人为什么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满足——什么呢？维护弗吉尼娅的名誉吗？满足他自己报复的欲望吗？可是弗吉尼娅的名誉由于她的出走已丧失殆尽，不可挽回了；同样，我父亲的一切报复念头在他第二次婚姻的幸福岁月里应该早已失去诱惑力。或许只是因为重提一个人的名字，看到一个人的脸，看到一度驯顺的无脸幽灵被打上了个人印记这种突现的怪异景象？从各方面考虑，为了捕捉这种往昔的回声（回声常常不比狗吠好多少，无论叫喊者的声音多么纯正）而牺牲我们的家庭，给我妈妈造成痛苦，这样做值得吗？

决斗是在暴风雪中进行的，在一条冰冻小河的河岸上。我父亲和帕尔钦各自朝对方打了一枪，然后我父亲就脸朝下倒了，摔在雪地上铺的一件蓝灰色陆军斗篷上。帕尔钦两手颤抖着点燃一支烟卷。别洛夫上尉呼喊那些在远处大雪弥漫的公路上恭候的马车夫，叫他们过去。整桩野蛮事件持续了三分钟。

在《丢失的财物》中，塞巴斯蒂安讲述了他本人对那个一月份的阴郁日子的印象。他写道：“无论是我的继母还是家里其他人，谁都不知道将要出事。出事前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还隔着餐桌向我扔面包团呢。那天我整天都很郁闷，因为医生非让我穿讨厌的毛衣，所以父亲才想方设法逗我高兴，可是我皱起眉头，红着脸转过身去。晚饭以后，我们都坐在他的书房里，他一边抿着咖啡，一边听我继母讲我们的家庭女教师的事：女教师先让我的同父异母弟弟上床睡觉，然后又给他糖吃，这个做法很讨厌。我在屋子的另一头，坐在沙发上翻着《伙伴》报的版面：‘请关注这个令人紧张的故事的下一节。’这份报纸薄薄的大页面下部刊登了许多笑话。‘贵宾被人领着参观了学校：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射豆枪的豆粒。’快速列车隆隆地驶入黑夜，一个板球队的蓝色荣誉队员挡住了恶毒的马来人掷向朋友的刀子……那个‘喧闹的’系列连载故事讲的是三个男孩的事：一个男孩会扭曲面孔，能转动自己的鼻子；第二个男孩会变魔术；第三个男孩会口技……一个骑马人腾空越过一辆跑车……“第二天上午，我在学校做几何题，我们私下里把那题叫做‘毕达哥拉斯的裤子’，我做得一塌糊涂。那天上午天色是那么昏暗，教室里亮着灯，那种气氛总让我感到头嗡嗡响，很难受。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回到家里，身上有一种黏糊糊的肮脏感觉。平日我从学校回来总有这种感觉，现在我的内衣又毛茸茸地扎得慌，因此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我父亲的勤务兵正在大厅里抽泣。”二

古德曼先生在他那部粗制滥造、极度误导读者的著作中，用了几句措辞不当的话来叙述塞巴斯蒂安的童年，描绘了一幅荒谬可笑的画面。给一个作家当秘书是一回事，撰写一个作家的生平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写传记是出于一种欲望，想趁着新坟上的鲜花尚可用利润之水浇灌之时把自己的书投向市场，那么试图把商业的急功近利与详尽的研究、公平、智慧结合在一起，则更是另一回事了。我并不是要破坏任何人的名誉。我可以断言，仅凭一架噼里啪啦的打字机所产生的动力，就能让古德曼先生说出“把俄式教育强加给一个一向意识到自己血统中有丰富英国血脉的男孩子”，这样的断言绝不是诽谤。古德曼先生接着说：“这种外国影响给这个孩子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因此当他更成熟时，回忆起那些留着大胡子的农民、东正教象征物、俄罗斯三角琴的持续低音（这些取代了健全的英国教育），总会不寒而栗。”

我们不值得花时间去指出，古德曼先生对俄国环境的概念不符合实际，这么说吧，就像卡尔梅克人对英格兰的概念不符合实际一样，卡尔梅克人认为英格兰是个黑暗的地方，那里的小男孩们被留着红胡子的校长鞭打致死。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塞巴斯蒂安是在知识分子的文雅氛围中长大的，这种文雅氛围把俄国家庭的精神高雅与欧洲文化的精粹结合在一起；无论塞巴斯蒂安本人对他记忆中的俄国往事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来没有降低到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那么庸俗的程度。

我还记得比我大

六

后来，他长到了十六岁，我是十岁，他有时会帮助我复习功课，他讲解的时候说话很快，很不耐烦，因此起不了什么作用；过了一会儿他就会把铅笔放进口袋，气呼呼地大步走出房间。在那个时期，他个子已经很高了，面色发黄，上嘴唇上方有一点发暗。他留着分头，头发光亮，他还在一个黑封皮练字本里写诗，并把本子锁进他的抽屉里。

有一次我发现了他放钥匙的地方（他房间里白色荷兰火炉近旁的一个墙缝），我打开了他的抽屉。那个练字本就在里面，还有他的一个同学的妹妹的照片、几枚金币、一小布包紫罗兰糖。那些诗歌是用英语写的。父亲去世前不久，我们曾在家里上过英语课，我虽然从来都没学会讲流利的英语，但在阅读和写作方面还是比较自如的。我模糊地记得，那些诗歌很浪漫，充满了黑玫瑰、星星及大海的呼唤，可是有一个细节很突出，我记得非常清楚：每首诗下面该签名的地方都画着一个国际象棋的黑色小棋子——“骑士”。

我尽力把童年时代所见到的我哥哥的情况整理成一幅连贯的画面，比如说一九一〇年（那年我刚记事）到一九一九年（那年他去了英格兰）之间的情况。可是这个任务却无法完成。塞巴斯蒂安的形象不是作为我孩童时代的一部分出现的，因此无从选择也无法发展；他的形象也不是作为一系列熟悉的幻象出现的，而是作为几个明亮的片断进入我脑海的，仿佛他不是我们家的固定成员，而是一个偶然的来访者，穿过亮着灯的房间，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隐没在黑夜之中。我做出这样的解释，与其说是基于我年幼时没兴趣与一个做玩伴不够小、做导师不够大的人刻意发展关系的事实，不如说是基于塞巴斯蒂安惯常的冷漠态度，他从来不承认我对他的亲情，也从来不培育这种亲情，尽管我非常爱他。我或许可以描述他走路、嬉笑或打喷嚏的样子，但这些都不过是从电影胶片上剪掉的碎片，与基本的戏剧没有共同之处。而戏剧确实存在。塞巴斯蒂安永远忘不了他的母亲，也永远忘不了他的父亲是为母亲而死的。由于家里人从来不提他母亲的名字，反倒给充斥他年轻敏感心灵的那种记忆中的魅力增添了病态的吸引力。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清楚地回忆起他母亲没与父亲离婚时的情况；也许他还记得一点，并将其视为自己生命背景中一缕柔和的光。我也无法说明他在九岁时重见他母亲时有什么感觉。我妈妈说，他当时无精打采，一句话都不说，后来再也没提过那次令人悲伤的、没有尽兴的短暂会面。塞巴斯蒂安在《丢失的财物》中暗示，他对快乐地再婚的父亲有一种朦胧的愤恨，后来他得知了父亲进行那次致命决斗的原因，愤恨就变成了一种狂热的崇拜。

塞巴斯蒂安写道（引自《丢失的财物》）：“我对英格兰的逐渐了解，给我最亲切的回忆注入了新的生命……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我去欧洲大陆旅游了一趟，在蒙特卡洛宁静地住了两个星期。我记得那里是有个什么赌场，很多人在里面赌博，可是就算有的话，我当时也没注意到，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创作我的第一部小说——一个虚饰浮夸的故事；我高兴地说，那部作品遭到很多出版商的拒绝，他们的人数就跟我下一本书的读者人数一样多。有一天我出去散步，走了很远，发现了一个叫做罗克布吕纳的小镇。十三年前，我的母亲就是在罗克布吕纳去世的。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告诉我她去世消息的那一天，以及她下榻的小旅店的名字。那旅店名叫‘紫罗兰’。我问一个汽车司机是否知道这样一个旅店，他说不知道。后来我又问一个卖水果的小贩，他给我带了路。我终于来到一所浅粉色的别墅前，别墅的房顶砌着典型的普罗旺斯式圆形红瓦片。我注意到院门上画着一束紫罗兰，画得很差。这就是那所房子啦。我穿过庭院去跟女房主说话。她说她最近刚从原房主那里买下这所旅店，不了解过去的事。我请求她允许我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有一个老头从一个阳台上偷偷地看我，他身上凡是我能看见的部位都是赤裸的，但除他之外，周围没有别人。我在一棵大桉树下的蓝色长椅上坐下来，桉树的皮剥落了一半，这种树似乎总有这样的情况。随后，我尽量像我母亲当年那样审视这所粉红房子、这棵树以及这个地方的全貌。我感到遗憾，不知道哪个窗户是母亲住过的房间的窗户。从这所别墅的名字来判断，我能肯定那时候母亲眼前就有这么一个种着紫色三色堇的花坛。我设法让自己渐渐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那粉红色和绿色似乎在一瞬间闪烁起来，漂浮起来，就像透过一层薄雾看到的一样。我母亲的模糊身影出现了，她身材苗条，戴着大宽边帽，慢慢地走上台阶，台阶似乎化成了水。我突然听见啪啦一声，这才回过神来。原来是一个橘子从我膝盖上的纸袋滚落到了地上。我拾起橘子，离开了庭院。几个月之后，我在伦敦碰见我母亲的一个表哥。我们谈着谈着，我就说起我拜谒了母亲去世的地方。‘啊，’他说，‘可是她去世的地方是另一个叫罗克布吕纳的小镇，在瓦尔省。’”

我好奇地注意到，古德曼先生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竟欣然评论说：“塞巴斯蒂安·奈特是那么热衷于事物的滑稽一面，那么不会关心事物的严肃核心，因此他想方设法取笑那些被人类其他成员理所当然地视为神圣的亲情，尽管他并非生性冷酷或玩世不恭。”怪不得这位严肃的传记作者在故事的每个要点上都与他的主人公格格不入呢。

由于已经说过的原因，我不打算有条不紊地连续描述塞巴斯蒂安的少年时代；假如塞巴斯蒂安是个虚构的小说人物的话，我一般会那样写的。假如那样的话，我会描述主人公从婴儿到青年的顺利发展过程，希望读者从中受到教育并得到消遣。可是如果我尝试用那种方法写塞巴斯蒂安的话，最终会写出“biographies romancées”——那种迄今为止最糟糕的文学作品。所以，还是让那扇门关着吧，只从门下透出一线长长的亮光；让隔壁屋里的灯光也熄灭吧，塞巴斯蒂安已在里面安睡；让涅瓦河岸上那所美丽的橄榄绿房子逐渐消逝在蓝灰色的寒夜里吧，伴随着寒夜的是轻轻飘落的雪花，它们滞留在高耸的街灯那酷似月光的白光之中，洒在我父亲房间凸肚悬窗下的叠涩人形的巨大四肢上，那两个大胡子人形正以阿特拉斯之力支撑着窗户。我的父亲已经故去；塞巴斯蒂安在隔壁屋子里熟睡，或至少是像老鼠一样安静——我则躺在床上睡不着，凝视着眼前的一片黑暗。

大约二十年后，我专程去了一趟洛桑，寻找一位瑞士老妇人，她曾是塞巴斯蒂安的家庭教师，后来也教过我。她一九一四年离开我们的时候一定有五十来岁了；我们早就和她断了联系，所以一九三六年时我不能肯定她是否还健在，也没有把握能找到她。可我还是找到她了。我发现那些在俄国革命前曾在俄国做过家庭教师的瑞士老妇人有一个协会。正如带我去那里的那个很和善的先生所说，她们“生活在过去”，正安度晚年——这些女士大多已年老力衰——她们平时交流体会，争吵琐事，对旅居俄国多年回来后所发现的瑞士现状提出批评。她们的悲剧在于：在国外的那些年里，她们一直拒绝接受外国的影响（甚至连最简单的俄语单词都不学）；她们对周围环境有某种程度的敌意——我过去常听见老师哀叹自己流亡异乡，抱怨自己受怠慢遭误解，渴望回到美丽的祖国；然而这些可怜的流浪者回国之后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变了样的国家，成了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因此，由于情感作怪，俄国（对她们来说，俄国一直是个不可知的深渊，在令人窒息的小后屋有灯光的角落后面隆隆回响，小后屋的墙上挂着镶在珍珠相框里的家人合影和一幅有西庸古堡风景的水彩画），那不可知的俄国，现在倒像一个失去的乐园，成了一个辽阔、模糊，但回想起来还是很友好的地方，住满了感伤的幻想人物。我发现老师耳朵很聋，头发已灰白，但还像以往那样健谈。她动情地拥抱我之后，便回忆起我童年的小事，可她讲的事要么完全走了样，让我失望，要么是我从来不记得的，让我怀疑是否真有其事。她不知道我妈妈早已辞世，也不知道塞巴斯蒂安三个月前去世了。顺便说一句，她甚至不知道塞巴斯蒂安是个大作家。她虽然泪流满面，情真意切，但似乎因为我又没和她一起哭而恼火。“你总是那么有自制力，”她说。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塞巴斯蒂安的书，请她讲一讲我哥哥小时候的事。老师是在我父亲再婚后不久来到我家的，可是她对过去的事印象那么模糊，思绪那么混乱，竟谈起了我父亲的前妻（“cette horrible Anglaise”），仿佛像了解我妈妈（“cette femme admirable”）一样了解她。“我可怜的小塞巴斯蒂安，”她哭着说，“他跟我那么亲，对我那么好。啊，我还记得他张开小胳膊搂着我脖子的样子，他说：‘泽勒，除了你我谁都恨，只有你一个人懂我的心。’我记得那天我轻轻地打了他的手——une toute petite tape——因为他对你的妈妈很不礼貌；他的眼神让我想哭，还有他的声音，他说：‘谢谢你，泽勒。我以后再也不那样了……’”

老师就这样讲了很长时间，我感到很别扭，很郁闷。我几次想转换话题，最后才成功——到那时候，我已经声嘶力竭了，因为她不知道把自己的号角状助听器放到哪里去了。后来她又谈到她的邻居，一个比她年龄还大的小个子胖女人，我刚才在过道里踫见过。“那个好女人耳朵很聋，”她抱怨说，“还是个可怕的撒谎的人。我能肯定她只教过杰米多夫亲王夫人的孩子——从来没在那儿住过。”我离开时，老师喊道：“你写那本书吧，写那本有意思的书吧，把它写成童话，让塞巴斯蒂安当王子。被施了魔法的王子……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塞巴斯蒂安，你要小心，女人们会爱慕你的。他总是笑着回答：唔，我也会爱慕她们的……”

我从内心里感到尴尬。她咂着嘴唇亲了我一下，拍了拍我的手，又流下了眼泪。我瞥了一眼她那昏花的老眼、黯淡无光的假牙，瞥了一眼她胸前的石榴石别针，那别针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分别了。天正下着大雨，我感到既羞愧又恼火，我竟然中断了第二章的写作来做这次毫无意义的参拜之旅。有一个印象特别让我失望。她竟然没问我塞巴斯蒂安后来的生活，甚至没问他是怎么死的，一句都没问。三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妈妈决定带着我和塞巴斯蒂安逃离俄国，逃离危险。那时革命已进入高潮，边境都关闭了。她与一个专门组织难民偷渡国境的人取得了联系，达成的协议是：我们交一定的费用，先预付一半，然后他送我们去芬兰。火车开到边境之前，我们要在一个可以合法进入的地方下车，然后走秘密小路越过边境；由于那个寂静的地区常下大雪，因此那些小路倍加隐秘。就在火车之旅快要开始时，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妈妈和我——还在等塞巴斯蒂安，他那时正在勇敢的别洛夫上尉的帮助下推着行李从家来火车站。火车预定上午八点四十分开。都八点半了还没见塞巴斯蒂安的踪影。我们的向导已经上了火车，正静静地坐着看报；他事先告诫过我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当众和他说话。时间慢慢地过去，火车正准备启动，我感到麻木和惊慌，这种噩梦般的感觉一下子控制了我。我们知道，如果行动一开始就出了差错，那么按照职业传统，这个男人绝不会做第二次。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钱支付再逃一次的费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拼命咕咕作响。我想，火车还有一两分钟就要开了，那我们就得回到阴暗寒冷的阁楼去了（我们的房子几个月前已被收归国有），这个想法实在太可怕了。在来火车站的路上，我们曾从塞巴斯蒂安和别洛夫身边走过，他们两人推着装满沉重行李的手推车走在雪地上，脚下的雪咯吱咯吱地响。现在这个画面出现在我眼前，静止不动（我当时是个十三岁的男孩，想象力非常丰富），就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东西永远定住了一样。我的妈妈两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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