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崇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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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读：
前言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领袖和导师，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是具有丰厚中国文化学养的最杰出的诗人、书法家和语言艺术大师。
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倡导者和功业卓著的践行者。他为寻找和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及中国工业化道路而进行的实践探索，是他倡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需要和客观基础。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步步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正确指导。正是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双向互动、互补和互促，才引领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夺取新胜利，使中国人民走在世界科学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前列。
坚持理论和实践的具体和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我们党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培育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善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作为观察世界、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工具，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一个个重大问题，中国革命面貌才为之一新，使革命事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毛泽东在他倡导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指导和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相继夺取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
一代伟人毛泽东离开我们已有36个年头。但其辉煌功业和光辉思想，将使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长远受惠并永远铭记。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在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缅怀和重温毛泽东的辉煌功业和光辉思想，特别是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伟大实践，如同缅怀和重温邓小平的辉煌功业和光辉思想一样，对于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沿着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无疑是非常必要和极为有益的。注解：[1] 中共中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1715页。辉煌功业篇——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是中国自近代即鸦片战争以来，有数千年辉煌文明而又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处于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期，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成长起来的、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后，对中国及世界历史进程发生长远影响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1]中摸索”。在97年后的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同一位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也用类似的词语来评价毛泽东同志对我国革命的历史性贡献。他指出：“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2]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我们应当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探索中的失误，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左”倾错误，同他为党和人民毕生所建立的伟大功绩、同以他为主要创立者的毛泽东思想，明确地区分开来。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既不需要美化、神化和偶像化崇拜，也是任何人骂不倒、否定不了的。因为他为党为人民所创造的不朽功业和揭示的革命真理，是以亿万人民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形式写在了中国大地上，融入了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中。社会上自发地出现并且持久不衰的“毛泽东热”，表明人民没有忘记毛泽东。然而，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波波贬低、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同志的现象。这是很不正常的。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向广大人民和一代代中华儿女，还原一个伟大的毛泽东！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一 毛泽东同志的第一大功业，是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引领我国革命走向胜利，缔造了新中国而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面对被西方列强肆意欺凌、掠夺和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怀有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和为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翻身解放、谋求幸福生活的远大志向。当这种政治抱负同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并在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等革命活动的基础上，转向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相联系，就使他迅速地升华和成长为一位忠诚坚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矢志不移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从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开始，在筹建中国共产党和在党成立初期的革命活动中，通过大力传播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卓有成效地亲自发动和领导湖南等地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因而脱颖而出，逐渐炼就并显示出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杰出的领导才干和非凡的革命韬略。
毛泽东同志是出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在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直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他因病未出席）。毛泽东积极主张实行国共第一次合作，以推进北伐和夺取大革命的胜利。他出席了于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蒋介石没能当上国民党“一大”代表），并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积极拥护和践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主张共产党团结国民党左派，反击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反对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放弃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反共行为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放手开展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来支持国民革命。这期间，毛泽东所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体现了我们党所应坚持的正确主张。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蔡和森等一批共产党人提出要及时、有力地反击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之反共阴谋的正确主张未被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所采纳，致使蒋介石这个新军阀、国民党内政治“暴发户”及以之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反共势力迅速膨胀和坐大。
蒋介石、汪精卫于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政变，宣告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而迫使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人不得不走暴力革命之路。如果说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动派屠杀革命的战略回应而打响了革命第一枪的话，那么，党中央于六天后召开的“八七”会议，则标志着我们党独立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并转变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主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阶段。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3]志提出的“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后被简约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革命教训中所达到的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高度理论自觉和政治自信。
随后，由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了“秋收起义”。当起义军攻打长沙失利以后，他毅然决然地带领千人左右的余部，进行“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进军湘赣边界罗霄山中段，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以此为开端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的开创、坚持和发展，是毛泽东同志顶住种种压力和干扰，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从而成为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性的实践探索和客观的现实依据。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具有和平改造旧社会的真诚愿望，认为当无产阶级能够“和平实现共产主[4]义”的时候，就要“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同时，他们出于对剥削阶级本性及其国家机器的镇压本质，以及对社会形态演进和更替的客观规律的深刻理解，历来认为，一切处于没落和灭亡前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剥削阶级，必然会垂死挣扎，要竭尽全力阻挡、镇压乃至血腥地屠杀革命人民，而绝不可能自愿放弃剥削，自动退出统治舞台。
马克思主义认为，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暴力是每一个[5]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6]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强调“工[7]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即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剥削阶级国家机器，建立革命政权，使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其后，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他强调说：“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认识暴力革命，这就[8]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
列宁及其指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遵循这个“一般规律”，利用俄国社会矛盾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形成的革命时机（即有了突破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薄弱环节的可能性），在彼得堡、莫斯科等中心城市举行工人武装起义，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从而使社会主义第一次由科学理论变为社会现实。但由此也形成了一种较普遍的思维惯性、一种教条主义心态：似乎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起义，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模式。从1927年9月中旬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鉴于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而率部进军井冈山，在建立中央苏区前期的革命道路探索中，他同共产国际及其指导下的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原则性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坚持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创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壮大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还是冒险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或是让初创和弱小的工农武装，立即去攻取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和赣州等中心城市，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
那时，有些“钦差大臣”，还有那些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探索，给他扣上诸如“狭隘的经验论”“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是所谓“富农路线”，“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大帽子，断言“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由此受到的大大小小“处分”，竟达20次之多；毛泽东本人就曾同斯诺谈到过他受到的“处分”[9]。其中一次，是1927年11月9～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同志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委员职务。次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到井冈山把这个“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宣布撤销毛泽东任书记的省委前敌委员会，以致他曾一[10]度被改任工农革命军（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
毛泽东同志是遵守党纪和继续为党顽强奋斗的典范。尽管毛泽东多次身处逆境，但他始终以党的团结统一和革命大业为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定不移地推进“井冈山道路”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其间，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精辟地分析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独特国情，并在初步认识中国革命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统一的基础上，相继发表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名著，论证了“井冈山道路”的必然性和正确性，从而使包括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在内的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创建和发展，特别是使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的四次反革命“围剿”，有了正确的理论、路线、政策、战略和策略的指导，迎来了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但是，当临时党中央领导机构于1933年初被迫由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就把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很快地贯彻到中央苏区党政军各方面工作中。他们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剥夺了毛泽东的一切军事指挥权，致使中央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实行战略转移，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我党我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前期的战略被动和惨重损失，都表明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危害。1935年1月，我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定和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及其正确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使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转折。这样，我们党才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使我国革命的大本营转到陕北延安，转到以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新阶段。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野蛮侵略和现实威胁，使中日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阶级矛盾，而成为我国面对的主要矛盾。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积极倡导和努力争取下，建立和长期坚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我党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主要标志，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实行全民族抗日。
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延安精神”，以及由其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正确道路，是“井冈山精神”和“井冈山革命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这就使我党我军既坚定地站在民族革命战争前列，体现了民族大义，抓住了战略制高点，又使我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实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发展的新契机和更大空间。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更为光辉卓绝的实践和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在实践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克服了王明所宣扬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时指挥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坚持持久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也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配合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正面战场，同时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共“摩擦”，使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在八年抗战胜利时，我们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由原来3万人左右，发展到120万军队和100万民兵；解放区人口约有一亿人；我党党员也有百万之众。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由此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理论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方面，根据革命斗争的直接需要，提出和阐明了抗日战争的理论与路线、方针与政策、战略与策略、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根据地发展与部队壮大等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从我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出发，以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目标，在分析旧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人民战争理论及革命的“三大法宝”和党的“三大作风”等，形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如何进行革命的系统理论。为此，毛泽东相继撰写和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
作为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哲学总结，毛泽东撰写和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名著，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哲学高度，既清算和针砭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又坚持和发展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和军事辩证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同其所阐明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内在统一，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而且他还创造了“延安整风”这种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和教育运动，提高了党的理论和政治水平，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这样就为我党我军赢得抗日战争，乃至赢得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觉抵制了国外有些共产党“缴枪换官”的政治短视行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以其大智大勇，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同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我们党无论是在争取和平建国还是反击国民党将发动的反人民内战的两种可能性中，都掌握着政治主动权。
在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这场战略对决中，党和毛泽东同志以雄伟气魄和超人的胆略，在胜利地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内和平协议而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中，集小胜为大胜、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性机遇，及时组织和实施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敢于和善于进行战略决战。我党我军仅用了短短三年时间（1946年至1949年），就打败和消灭了800万蒋军，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中国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是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问世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取得的一个历史性进展和重大胜利，它极大地改变了全世界的战略格局。毛泽东同志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11]一个新时代”，“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样，就永远结束了中国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为我国走向繁荣富强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中国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成立，都以不容置疑的革命实践和客观事实，验证了毛泽东所开辟的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真理性与可行性。这是既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是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和业绩。二 毛泽东的第二大功业，是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不失时机地使中国顺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发展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我们党成立之初就定下的必须长期为之奋斗的革命纲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都反复阐明了我们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包含着两重任务”，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他以其“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12]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的论断为理论依据，引领我国及时而顺利地实现了革命转变和社会进步。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对于党和人民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新中国“没收官僚资本”为人民国家所有，并在其五种经济成分中，让国营经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同时要“节制资本”，即“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和发展并行的政策，要“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13]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等经济纲领，都有过原则性的论述。但是，通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如何确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只能依据科学社会主义指导，通过实践探索来具体地加以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在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特别是在三年经济恢复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因势利导，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完整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当时认为，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14]十五年左右的时间”。
党的这条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以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为主要特点的总路线及其实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为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在实践探索中取得的一大成就和功绩。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赎买”资产阶级的设想。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仅仅是其“剥夺剥夺者”理论的一种策略性考虑。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问题时，说道：“但愿如此，共产主义[15]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过这种可能性。
例如，恩格斯写于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的《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中在谈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去简单地运用暴力占有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还是为此立即给以补偿，或者通过缓慢的分期付款办法赎买这些东西的所有权”时，认为“这种事情我留给别[16]人去做”，即只能由后人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考虑和决定。
再如，1894年11月15日，即恩格斯于1895年8月5日逝世的半年前，他又在《德法农民问题》中指出：“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进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的情况……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这整个匪[17]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显然，他的这个构想是光辉的；“匪帮”云云，则是在特殊语境下的一种用语。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更加重视这种“赎买”。1918年5月5日在《论“左派”的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他主张“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认为这适合当时俄国“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这种特殊情况”。但由于当时俄国的政治环境和国内外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主张未能实现，对资本主义企业只能实行无偿剥夺。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张却未能做到的事情，由毛泽东在实践探索中取得了成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以及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的科学分析，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探索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即在革命胜利以后，在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归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党和国家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农民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循序渐进的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做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营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而在苏联未能实行的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理论构想。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迅速和顺利。到1956年底，我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原计划15年左右的社会主义改造，仅用了3年时间，就提前基本完成了。同时，我国工农业生产也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通过实施和提前完成“一五”计划（1953～1957），为我国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城乡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初步改善和一定提高。至195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837亿元，比1952年增长68%。其中工业总产值783.9亿元，年均增长18%；农业总产值达到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5%，年均增长4.5%。这就是说，我国在生产关系上实现社会主义深刻变革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影响反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较快发展。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18]应当指出，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以至于长期遗留一些问题，包括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上，不是很适当。但总体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出的总体结论是：“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19]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正因为我国当年实现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并同解放初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相结合，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此屹立于世界东方！
饮水思源，不忘根本，尊重历史。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和态度。虽然我国在新时期，通过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它仍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原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坚持、完善和发展。当国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把非公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时候，有人就否定我国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毛泽东开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是完全错误的。三 毛泽东的第三大功业，是规划和指导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新中国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古代有过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文明史，至今我们仍引以为自豪。但是，由于从晚清到北洋军阀，再到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保守反动、军阀混战和腐败无能，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掠夺，中国在近代，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9年间，却大大地落后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新中国成立前夕，旧中国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经过日伪势力和蒋介石集团的破坏和掠夺，以及长期的战争消耗，整个社会百孔千疮、民生凋敝。党和人民政府从蒋介石统治集团那里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
用毛泽东的话说，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起点是“一穷二白”。毛泽东的一大功业，是他指导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开始，就规划和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有近5亿人口，其中个体农民占90%。农业极为落后，仍然沿袭着几千年由农户个体进行分散、简陋的手工耕作，有些边远地区群众甚至仍处在刀耕火种状况；工业基础也极为薄弱，主要是有些轻纺业，而且大多集中在沿海和东部一些城市，机器制造业则是一片空白。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只有11318万吨，棉花44.4万吨，钢、铁产量分别为15.8万和5万吨，产煤3200万吨，发电量43亿度，原油12万吨，棉纱32.7万吨。交通运输业遭到严重破坏，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可以通车，公路有三分之一不能使用，城乡交流阻塞，不少群众饥寒交迫、嗷嗷待哺，城乡建设百废待兴。当时，[20]我国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落后于印度。
凡是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都永远记得：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过像“大跃进”那样的曲折而大起大落，但在毛泽东时代还是激动人心地前进了三大步。
第一步是三年经济恢复的成就突出。党和毛主席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严峻形势，团结和领导刚从“三座大山”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全国各族人民，一边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以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保卫革命成果；一边为国家经济恢复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195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多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旧中国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比1949年增长[21]145.1%，年均增长34.8%。这样，我国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胜利完成了国家经济恢复任务。
第二步是“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如前所说，我国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一边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边提前和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使我国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良好的开局。五年间，国家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基建投资总额58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于1952全国所有固定资产的1.9倍。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21%，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农业总产值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增长25%。这一年，我国钢产量535万吨，原煤1.3亿吨，发电量193.4亿度，粮食19509万吨，棉花164万吨，分别比1952年增长296%、96%、166%、19%和26%。这些数据，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太起眼，但在当时却是鼓舞人心的明显进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一五”期间，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骨干，开展了大规模工业建设，使国家工业化有了初步基础。我国开始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机床等多种机电设备。随着工业产量增长和品种增多，工业材料和设备的自给率也有了提高。1957年，我国钢材的自给率达到86%，机械设备[22]的自给率达到60%以上。同时，国家科技水平和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显著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第三步是十年建设在曲折前进中成就可观。这期间的曲折，是在顺利中出现“左”的偏差，其进展和成绩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经验教训的结果。
正当我国“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党的八大在举国上下形势喜人、欣欣向荣的大背景下胜利召开，并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都作出了正确分析、明确规定和信心大增以后；在毛泽东同志开始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初步的、正确的和有长远意义的理论总结，即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毛泽东和党内一些同志，变得过于自信而不够谨慎了。党和毛泽东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先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犯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接着又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追求“高指标”“供给制”“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等“左”的风气。包括要在1958年实现钢产量翻一番（要由上年的535万吨达到1070万吨），动员八千万劳力上山，全民大炼钢铁。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超过美国”，我国也提出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由于这些错误举措，使经济形势大起大落，再加上严重的天灾和苏联“卡脖子”（如撤走专家、停止援助和催讨债务等），使我国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
应该说，当时敏锐发现问题并带头开始纠正错误的，还是毛泽东同志。毛主席从1958年秋天就开始纠“左”。他在同年11月和次年2月底至3月初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1858年底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还有次年4月初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等一系列会议上，以及在其后的工作中，都试图纠“左”。其主要精神，力求纠正农村“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开始调整人民公社的政策和体制（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主张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并开始压缩国民经济的高指标，恢复综合平衡。在三年困难中，为同全党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毛泽东有段时间坚持“不吃肉”。但是，他对“大跃进”年代“左”的错误认识，是初步和有限的，因此是不彻底的。他坚持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只是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做法有错误。所以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由纠“左”转向在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使纠“左”出现中断和反复。
于是，党和国家不得不从1961年初开始制订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毛主席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23]风”，主张1961年是“实事求是年”；1962年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经验，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克时艰，坚持对失衡的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改进工作，积累经验，很快就收到了实效。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出现较好和喜人的发展势头，使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有了可观的进展和成就。
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1956～1965年），是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到1965年，同1957年相比，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9.9%，其中农业增长9.9%，工业增长98.1%。工农业主要产品中，钢增长1.3倍，达到1223万吨；原煤增长77%，达到2.32亿吨；发电量增长2.5倍，达到676亿度；原油增长6.75倍，达到1131万吨；合成氨增长8.7倍，达到148.4万吨。农业主要产品中，棉花达到209.8万吨，增长27%；粮食产量达到3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水平。由于“大跃进”年代所造成的经济大起大落得到了克服，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国家重工业、原油探采及提炼、机器机电制造、铁路公路交通运输业、轻纺、食品和医药等工业产业，都得到了全面稳步发展；国家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有了较大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进展和成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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