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情达意：修辞的策略(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礼权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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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情达意：修辞的策略(修订版)试读：

编辑寄语

本书系著名修辞学家、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历史小说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礼权博士所著，2004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华语言魅力丛书”之一种出版，深受学术界好评与认同，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陈建民先生曾专门撰文评论道：

读王力、吕叔湘先生的著述，领会的深浅是自己的水平问题，根本不存在读不懂的感觉。而今，为什么一些不见经传的人写的文章，我们却完全读不懂呢？是自己理解能力退步了呢？还是年轻人的文风有问题了呢？久思不得其解，最终想到了西方哲学家叔本华说过的一段名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把一个普通的道理讲得让很多人不懂更容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把一个深刻的道理讲得让很多人都懂更难的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令人读不懂的著作与文章，并不是因为它见解多么高深，而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和新意，就只好借那些令人弄不懂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曲里拐弯、绕来绕去的表达方式叫人感到莫测高深。

而读了吴礼权教授的这套丛书，感觉则完全不同。他的书中所提出的观点，所总结的语言表达规律与技巧，都是他长期研究的心得，内容比较扎实。还有书中百分之八九十的篇幅都是作者自己博览群书，从古今各类典籍中找来的典型而生动的例证和紧扣这些例证的具体分析。他的行文有口语之活泼明快、流转自如之长，无口语之破碎繁复、节奏缓慢之短，这得益于作者多年研究口语修辞炼就的功夫。可以说，作者这三本书无论是学术见解还是学术资料，都是“硬通货”。正因为作者书中有“硬通货”，加之作者本身就是研究语言学与修辞学有成就的专家，所以作者在书中对他所要表述的学术见解，所要向读者传达的研究心得，所要传授的语言表达的相关技巧、规律等知识，往往都能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述方式，将深奥的学理浅易化，将枯燥的理论生动化，真正达到了作者预期的学术著作平易化的写作目标。书中引到的古代文献并不少，所讲的学理并不浅，但是在作者笔下，古奥的文言例证并没有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艰深的理论与学理阐释并没有使读者觉得乏味，反而觉得生动、浅易。因为作者善于用现代生动的语言化解古奥的文言，在不着痕迹的叙述中就把文言例证的故事及所涉及的典故解说得明明白白。这样，读者不仅获得了知识，也同时感受到一种阅读的快慰。因此，只要读者对此三书略略通览，便能感受到其可读性强的特点。可以说，他的文章是按叔本华的话身体力行的，绝无传统意义上的“学究气”，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深奥学理浅易化”“平淡情事艺术化”的一种全新的境界，凸显出年轻一代学者的独特魅力与崭新风采。（《语言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展示——评＜中华语言魅力丛书＞》，载《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4期）

本书除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读书界更是受到了广泛好评，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语言类著作。2005年获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一等奖（吉林省政府奖），2006年被评为吉林省首届“新华杯”读书节读者最喜爱的十种吉版图书，2007年被评为吉林省新闻出版奖图书精品奖。——暨南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

引言

幽默大师林语堂的这三段文字，读来真是令人兴趣盎然，历久难忘。那么，林语堂的话何以有此等独特的魅力呢？

这是因为他善于运用修辞策略，平淡的事情到了他的嘴里便顿然变得情趣盎然，妙趣横生。林氏上引自叙的笑话，第一个其实是骂人的话。如果说白了，就是：你们那么啰唆干什么？都是大男人怎么像个娘儿们似的，你们不能说得简明扼要些，给人留点回味的余地吗？如果真的这样说了，那么一定会激起众怒，一点风度也没有了。林语堂也就不是林语堂了。

林语堂毕竟是林语堂，他是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是个有很深西方教育背景的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又向来标榜幽默，自然会比别人更懂得幽默。所以，他运用比喻修辞策略，将“绅士的讲演”与“女人的裙子”联系在一起，以女人穿裙子越短越迷人来喻男人讲演越简短越好。形象新颖，出人意表。虽然是骂人，但被骂者却不得不佩服他说得有理，说得婉转含蓄，觉得给自己留了面子，没有伤及自尊，而且还会因林氏语言的机趣与智慧而生愉悦之情。正因为如此，林氏这番骂人的话才会成为“第一流的笑话”被人传诵。

林语堂自叙的第二个笑话也很有魅力，运用的是排比修辞策略，将自己所构拟的大同社会的理想生活以一组相同相似的句式具体鲜活地呈现出来；而且这理想每个男人心里都在想，却没有一个有勇气说出来。林语堂不仅说得透彻精辟，而且表达形象生动，令人始料不及，成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口中）无的妙语。

第三个笑话运用的是映衬修辞策略，将女人心口不一的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让天下的女人看了又恨又服。恨的是他如此法眼竟然将我们女人心中的那点“小九九”看得那么透，让人无法遮掩，今后叫我们女人如何再在男人面前装腔呢？服的是他竟然把我们女人性格中的这种弱点说得这么生动有趣，让人永志难忘。唉，你这个杀千刀的，真正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说到林语堂讽刺女人，这里想起梁实秋对男人劣根性的无情揭露：男人令人首先感到的印象是脏！当然，男人当中亦不乏刷洗干净洁身自好的，甚至还有油头粉面衣裳楚楚的，但大体讲来，男人消耗肥皂和水的数量要比较少一些。某一男校，对于学生洗澡是强迫的，入浴签名，每周计核，对于不曾入浴的初步惩罚是宣布姓名，最后的断然处置是定期强迫入浴，并派员监视，然而日久玩生，签名簿中尚不无浮冒情事。有些男人，西装裤尽管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袜子手绢不知随时洗涤，常常日积月累，到处塞藏，等到无可使用时，再从那一堆污垢存货当中拣选比较干净的去应急。有些男人的手绢，拿出来硬像是土灰面制的百果糕，黑糊糊粘成一团，而且内容丰富。男人的一双脚，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霉干菜再加糖蒜的味道，所谓“濯足万里流”是有道理的，小小的一盆水确是无济于事，然而多少男人却连这一盆水都吝而不用，怕伤元气。两脚既然如此之脏，偏偏有些“逐臭之夫”喜于脚上藏垢纳污之处往复挖掘，然后嗅其手指，引以为乐！多少男人洗脸都是专洗本部，边疆一概不理，洗脸完毕，手背可以不湿，有的男人是在结婚后才开始刷牙。“扪虱而谈”的是男人。还有更甚于此者，曾有人当众搔背，结果是从袖口里面摔出一只老鼠！除了不可挽救的脏相之外，男人的脏大概是由于懒。（梁实秋《男人》）

这段写男人脏的文字，由于是男人写男人，显得格外亲切、到位，可让天下男人出尽了洋相，丢尽了脸，真让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在人面前矮三分，从今而后在女人面前再也摆不起谱了。尽管如此，可又有哪一个男人不对此心悦诚服呢？被骂之后不叫好称妙呢？我敢肯定地说，没有！那么，我们这些男人怎么就这么贱骨头呢？其实，不是我们男人贱骨头，而是被梁实秋的妙笔所征服。一来他写的是事实，二来他“比喻”、“夸张”、“用典”等修辞策略运用得好，使男人的各种脏形脏状得以形象生动地呈现，让人如见其脏状，如闻其臭味，这叫人如何不服！我们都知道，梁实秋的小品文，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却让人百读不厌，拍案叫好，原因也就在于他善于运用修辞策略，把平淡事情艺术化。哪怕是“张家长李家短”的细事、琐事，只要到了他的笔下，都会写得摇曳生姿、趣味盎然，所以他的《雅舍小品》能够风靡世界半个多世纪而不衰。

林语堂、梁实秋之所以谈吐珠玑、妙笔生花，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懂得修辞策略的重要性，而且也善于运用修辞策略，所以他们的谈吐才那么生动，文章才那么高妙，让人回味，令人称道。

作为文学家和学者，他们当然应该重视并且善于在说写中运用修辞策略，这是题中之意。但是，如果他们不重视修辞策略，不善于运用修辞策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顶多他们的课没人听（也不一定，你要学分，不听也得听，否则我不给你成绩），他们的作品没人读，赚不到稿费，如此而已。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不懂或不善于运用修辞策略，那他的麻烦就大了。事实上，每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特别是杰出的或优秀的政治家、外交家，总是长于辞令（这是老话，用我们专业的术语叫作善于修辞策略的运用）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外国的就不讲了，就讲我们中国吧。先说一个古代的政治家：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有敢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怀弹操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后之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汉·刘向《说苑·正谏篇》）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春秋时代的吴国是相当强大的，“春秋五霸”就有吴国名列其内。但凡一个国家强大了，它的统治者就会生出一种非分之想，这就是要谋求国际霸权，去开疆拓土，去独占全世界。当初的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之所以要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正是因为这样吗？而今的美国何尝不是这种意向？春秋时代，周王朝中央政权没有号召力，礼法崩坏，庞大的帝国已是名存实亡了，各诸侯国各自为政，互相征战。当时中国人还没有地球是圆的概念，不知道大洋大海之外还有别的人类，以为天下就是中国这块地方了。所以当时中国大地上的众多诸侯国，便俨然构成了一个国际社会。因为吴国强大，吴王就想吞并当时的另一个大国楚国，他的胃口可真够大！他想，一旦把楚国灭了，其他小国岂不望风而靡？天下不就是吴国的了？那时自己就是一统天下的天子，至高无上了。于是他就断然决定，攻打楚国。他怕大臣们有不同政见，就明言告诉他们：“这件事没得讨论，谁胆敢提出不同意见劝阻我，我就杀了他！”人都是怕死的，这下满朝文武都不吱声了。当时，吴王身边有个亲近的属官舍人（约略相当于今天的总统特别助理、国家安全秘书之类）叫少孺子，他的官阶并不算高，但有亲近吴王的机会。这个少孺子算得上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的政治家，他认为国王这样干不行，一定会把吴国给搞垮了不可。但是，吴王有言在先，他无法去谏说。他苦思冥想，得一妙计。他每天一大早就拿着把弹弓操着一袋弹丸，在吴王的后花园里转悠，露水都打湿了衣裳，这样一直持续了三个早晨。吴王感到奇怪，就把他给叫住了：“你过来，你何苦这样，把衣裳都弄湿了。”毕竟是亲信，吴王很是关心他。少孺子设下的圈套，终于让吴王上钩了，问我话就好。于是他就回答吴王说：“园子里有棵树，上面有只蝉，蝉高居树顶餐风饮露，自以为与世无争，只顾清高地唱着它的悲歌咏叹调。它不知道身后就有一个螳螂正在打它的主意。当螳螂正准备曲身跃起捕蝉之时，不知自己的身后还有另一个在打自己主意的黄雀。黄雀正在伸长脖子要啄螳螂，哪知我正怀弓操弹要射它呢！”吴王听到这里，马上明白少孺子的意思了，说：“说得好！”于是下令罢兵，不打楚国了。

那么，这少孺子何以如此轻易就说服吴王罢兵了呢？这是他运用的修辞策略奏了效。他想进谏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这么一句话：“大王，您倾吴国大兵而攻楚，国内一片空虚，假如有别国乘虚而入，我们吴国反而被人灭了。你还是罢兵别打为好。”如果这样实话直说，吴王一定听不进，他一定大发脾气：“我比你头脑简单？就你聪明！”结果不言而喻：杀头！尽管他心里明白是自己不对，但作为国王，他要面子，还要树立威信，有时就只得如此了。少孺子知道吴王是个特殊的交际对象，不能直话直说，所以选择了“讽喻”的修辞策略，通过编造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把自己想说的意思蕴含在故事里，让吴王自己意会。这样，不但说得婉转，也给了吴王面子。吴王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意见，还夸奖他呢！所以，别看少孺子官阶不高，但真正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几句话就挽救了吴国的命运。其实，是不是政治家，并不看他有没有官阶或官阶的高低，而是看他有没有政治头脑和过人的智慧。

当政治家不容易，当外交家又何尝轻松呢？下面再看看春秋时代一位杰出外交家的表现：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者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反取病焉。”（《晏子春秋》卷六）

众所周知，春秋时代的齐国和楚国，都是当时有影响的大国。齐国的首相（齐卿）晏婴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人们都尊重地称之为晏子。既然齐、楚都是有影响的大国，总要有所互动，外交关系也要提升。于是齐国就派首相晏子出使南方的楚国。楚王获悉晏子将要出使楚国的消息，立即兴奋起来，就对亲信们说：“晏婴是齐国很会说话的人，现在就要来楚国访问了，我想侮辱侮辱他，看看他能咋的？你们有什么好主意？”作为一个国王，连一点外交礼仪和外交常识也不懂，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啊；可是，他的那帮跟班的心腹更是无知无聊，不仅不制止、规劝国王不能这样干，反而给楚王出馊主意，其中有一人想出一策，说：“等晏子来时，请求大王让我捆绑一人从您面前经过，大王您就问我：‘这人是干什么的啊？’我回答说：‘是个齐国人。’大王您再问：‘因为犯什么罪被抓起来的啊？’我就回答说：‘因为盗窃。’”商量已定，就等晏子来了。晏子终于越过千山万水，克服无数交通险阻来到楚国了。楚王立即接见，并设宴隆重欢迎。宴上楚王赐晏子酒，劝酒之意殷殷，酒过三巡，喝得耳热意畅之时，突然见两个官差模样的人捆押了一个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就问：“这个人为什么被绑？他干了什么勾当？”官差说：“是齐国人，因为犯了盗窃罪。”楚王就装模作样地看看晏子，说：“齐国人生性就爱盗窃吗？”晏子一听，知道这不仅是在侮辱自己，也是楚齐两国的一场外交斗争，就从座位上站起，按照礼仪绕席而进，恭恭敬敬地回答楚王说：“我听说有这样一回事：橘子生在淮河以南就是橘子，生于淮河以北就变成枳。橘与枳，其实只是叶子相似，果实和味道则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水土不同的缘故。现在，齐国的小民生长在齐国不盗窃，跑到楚国就犯这毛病，是不是楚国的水土有问题，易使齐国小民入楚就偷盗了呢？”楚王一听，知道自己输了，马上借坡下驴，尴尬地自打圆场说：“圣人毕竟是圣人，是不能随便开玩笑闹着玩的，我这是自讨没趣了。”

那么，晏子何以凭几句话就粉碎了楚王君臣精心策划的诡计，让楚王丢了面子还要道歉，使齐国在外交斗争中得分呢？这是因为晏子具有高度的语言智慧，创造性地运用了比喻修辞策略。对于楚王的挑衅，晏子没有采取“针尖对麦芒”式的硬碰硬反驳策略，而是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通过橘枳水土异而果实味道异的事实来比喻人品因环境不同而变化的道理，巧妙地把“球”弹回给楚王，婉约含蓄地指明了这样一层意思：如果真有齐人到楚国为盗的话，那么也是因为您楚王统治下的楚国民风不好，老百姓受环境影响才变坏的。真是让楚王吃不了兜着走，吃了亏还说不得。其实外交斗争只要有智慧，运用适当的修辞策略，完全可以在谈笑间使“强虏”灰飞烟灭的，不必靠恶形恶状的争吵获胜。关键在于您有没有语言智慧，会不会运用修辞策略。

记得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中有名句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实，说到中国历代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语言智慧，那也是应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下面我们不妨见识一下新中国一代大政治家和外交家周恩来的风采：有一次，美国记者在招待会上问：“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民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怎么总喜欢低着头走路？”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原因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只好仰着头走路；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张在新、张再义《中国名人辩才趣闻》）

我们都知道，现代的外交官最怕的莫过于新闻记者所提的问题。因为稍有不慎，措辞有点不妥便会被他们抓住把柄大做文章，从而引起国际政治风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对新中国一直持敌视态度，打压封锁无所不用其极，发动朝鲜战争更是意欲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所以，美国新闻记者问周总理的问题，绝不会是表面的中美两国人民走路低头仰头的习惯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走路都是仰着头的，在中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低头走路的。很明显，美国记者是借机寻衅，别有用心，意在攻击和丑化新中国。这一点，一般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能意会得到，周总理那样智慧超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就更是心如明镜了。但是，美国记者问得颇有艺术性，照字面意思回答不行，照内涵用意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也不妥，因为那样则有失大国领导人的外交风度。所以周总理十分机智地运用了双关修辞策略，表面上回答了美国记者有关中美两国人民走路习惯的疑问，实际含义是赞颂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中国是极具发展前途的国家；贬低了美国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说美国是日益走向没落的国家。周总理表情达意含蓄深沉，且幽默机趣，不仅凸显了中国领导人高度的政治智慧，也在外交场合一展中国领导人幽默风趣的外交风度，令人不得不感佩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不得不对新中国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充满信心。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你有志于做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没有一定的智慧当然不行，不懂修辞策略、不善于圆满地表情达意也是不行的。假如你的智慧一般或很低，又阴差阳错走上了仕途，那么你就应该“笨鸟先飞”，勤思考勤用脑，也可补拙一二。同时，你更应该多学习一些修辞策略，学习怎样准确圆满地表情达意。如果你的智慧不够，又不想学习一些必要的修辞策略，那么你就歇了做政治家或外交家的“野望”（这是日语词，它既可以译成汉语词比较好听的“雄心”，也可以译成不太好听的“野心”）吧，不如回家卖红薯比较牢靠。说到卖红薯，这里依稀记起一位学术界前辈讲过的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一天，某市召开征兵动员大会，市长大人亲自做动员报告，稿子是秘书事先写好的，这位市长大人就照本宣科地念起来了，其中念到“已经结婚的和尚，未结婚的青年都要报名应征”，台下人一愣，之后是哄然大笑。大家不理解啊！和尚还可以结婚，而且结了婚的和尚有应征服兵役的义务，真是闻所未闻！事实上，不是秘书写得不好，是市长大人语言水平太差，原稿写的是“已经结婚的和尚未结婚的青年都要报名应征”，“已经结婚的”、“尚未结婚的”是两个并列的“的”字结构的词组，中间用连词“和”连接，连词“和”不能与“尚未”的“尚”连读成“和尚”。别人写好的稿子都念不正确，不知道这位市长大人平时讲话作报告没有稿子时会有什么“惊人”的“妙语”。如果是这等水平，天天被人笑话，我想他就歇了什么“野望”，最好连什么官也不要做，免得丢人现眼。一个行政官员连意思都表达不清楚，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创新思维，还会作出什么好的决策来？

也许有人会说，我既不想吃开口饭当教授、电视节目主持人之类，也不想靠爬格子过活，如作家或畅销书作者，更不想做官当政治家或外交家，我只想做个普通人，我要懂修辞策略干什么？

如果你这样想，那么我可以坦率而负责任地告诉你：老兄，你的想法不对头！大妹子，你错了！你只想做个普通人，那么你想生活得舒坦些吧，你想活得像个人，活得滋润点吧？那好，我现在教你一个最实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生意。做生意可以马上提高你的生活水平，改善你的经济条件。不过，我又得提醒你，现在生意可不好做。你想竞争得过别人，那你就得吆喝，而且吆喝得比别人好，不然在这竞争激烈的年头你连西北风也喝不上。要吆喝，那么你就得懂修辞策略。比方说，上海大街小巷的商铺老板都会吆喝这么一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就是吆喝的艺术，运用的是同异修辞策略（后文要说）。它无疑是很有效果的，不然大家怎么都喊这一句，而且喊了多少年？不仅如此，在上海这地方，甚至连卖牙签的也有说词：“要想生活好，牙签少不了”，这运用的是协韵修辞策略。看到了吧，做生意也得懂修辞策略。

那么，有人说，我天生没出息，既不想做官也不想发财，只愿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有口粗茶淡饭吃就可以了。是，这要求不高。那你要实现这个要求，你总得寻个职业干干。现在即便你是大学毕业，或是硕士、博士毕业，也未必就能找到个工作，混得上一口饭吃。要找工作，你得写简历，还要面试。写不好，说不好，工作能给你才怪！

还有，你是个人，总得要有个感情寄托吧，说得白一点，就是总得找个老婆或老公吧。这也不简单，特别是这年头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加上有本事的男人多吃多占，一般男人找老婆更不容易了。男人之间都有一句经验之谈，叫作“老婆是骗来的”，也就是用甜言蜜语哄来的。婚前为达目标，为赢得女人芳心，可谓是“枕前发尽千般愿”。然而这发愿发誓的，也得讲究修辞策略，说得好，说得女人开心，她才肯跟你这“死鬼”！老婆骗回来后，就要过日子，这更不简单。有人说：结婚之前是首诗，结婚之后就是散文了，生活没有那么浪漫了。如果二人都不会挣钱，那么就应了中国那句老话“贫贱夫妻百事哀”，日子够你受的。假如日子还勉强过得下去，可是人到中年，男人谢顶，青春不再，也不能风流潇洒了；女人人老珠黄，变成上海人所说的“老菜皮”了。那么，感情危机又来了。如何维持这种岌岌可危的婚姻，全看你有无智慧了，看你还有没有吸引另一半的某一点魅力。说到这里，突然想起这样一则故事：某人刚三十多岁，就已经开始谢顶，但他不以为然，摸着自己空前绝后的脑袋，对妻子说：“我这就叫聪明绝顶。”妻子不以为然地反驳道：“照你这么说，凡是剃了光头的都是聪明人喽？”“那不是，那是自作聪明。”（凌飞、文闽《爱情与幽默》）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烦恼也多了。比方说，男人谢顶就是一个最大的现代病，而且是难以治愈的病。像俄罗斯总统普京、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前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以及全世界无数政要与财商界大亨，都在中年谢顶了。如果有药可治，他们还缺钞票吗？然而，不论他们有多少钞票，也是徒唤奈何的。至于普通男人过早谢顶，那就更是没有办法，只好自叹命苦。因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谢顶总会显得老气，当然没有满头青丝来得青春潇洒，讨女人喜欢。

不过，如果男人真的不幸过早地谢顶了，倒也不必过于沮丧，不妨学学上例中的那位“聪明绝顶”的男人，心态放正了，倒也可爱可亲。那位男人可爱可亲之处，就在于他很知趣，知道谢顶不好看，怕老婆嫌弃他，就自我解嘲，幽了自己一默：“我这就叫聪明绝顶。”结果逗得老婆莞尔一笑，觉得这个“死鬼”还蛮幽默，当然也就不会嫌弃他了。

那么，这位男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原来他是运用了一种叫作别解的修辞策略，将成语“聪明绝顶”作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新解，新颖别致，出人意表，所以能逗老婆一笑。更难得的是，当他老婆用别人剃光头是否也是聪明绝顶来反驳他的话时，他又有新词：“那是自作聪明。”这也是运用别解修辞策略，在贬低了别人的同时，还抬高了自己。你说，他老婆能说他什么呢？这样的老公即使真的没有本事，长得也不俊了，最起码还蛮有趣，跟他一起过活，穷开心也行啊！

也许有男人会说，我干吗要讨老婆？有女人会说，我干吗要找臭男人？他们也许还会振振有词，说一个人过活那叫时尚，有专门术语叫“单身贵族”。在他们看来，男人不讨老婆，女人不寻男人，就谈不上要维持岌岌可危的婚姻，当然也就不必讨好对方。既然如此，那懂修辞策略有何用？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说了。不过，我倒有句话要问：先生，你不是时尚人士吗？小姐，你不是“雅皮”一族吗？要知道，时尚人士和雅皮一族，那都是很讲优雅和情趣的“新人类”，你的社交活动那么多，你说话总是那么索然无味，谁跟你社交？你不是时尚人士吗？这些人都是不会自己烧饭的，他们是要时常上馆子的。比方说，你是个爷们儿，到一个高雅的馆子里一坐，要先来一瓶啤酒，你怎么叫侍应生？你说：“小姐，先来一瓶啤酒！”那小姐如果老土，她会屁颠屁颠地给你拿来啤酒；如果她也很时尚，温和点的，不太搭理你，心里嘀咕说：“这么老土，还小姐呢！”遇上有性格的，说不定上来给你一巴掌：“你妈才是小姐！”这年头因为有些小姐不争气，很多小姐不愿人叫她“小姐”了，她怕人家怀疑她是那种“小姐”（想当初，这称谓可风光了，早些年连“菜皮”似的上海老妈子也喜欢别人喊她们“小姐”甚至自称“小姐”）。现在如果你在大都市的一些饭店吃饭还喊女侍应生“小姐”，那就不时尚了，时尚的叫法是“翠花”（就是东北那旮旯的雪村唱的流行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里的翠花）。如果你叫侍应生“翠花”，你就时尚了。可是，你又是运用修辞策略了，这是“借代”。懂不？所以，你怎么着，也得讲修辞策略！

说到上馆子，这里想起台湾的一个掌故：客人：再来一客牛排，另外给我一个镇纸。侍者：请问你要镇纸做什么？客人：你刚才端来的那盘牛排被风吹走了。（沈谦《修辞学》）

可以肯定，这个客人一定是时尚人士，因为他吃的是西餐。他对饭店牛排太薄不满，可他没有直接跟人吵架，而是说了上述一番话，批评饭店既婉转又风趣，既幽默又有风度，让人不得不佩服！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他运用了“设彀”和“夸张”两种修辞策略，先设圈套要镇纸，再极言牛排之薄。可见，时尚人士，不结婚可以，但不讲修辞策略不行。

也许有人又要说了，农民没有文化，总不会讲究修辞策略了吧。大哥，阿姐，你错了！你可不能低估我们农民兄弟。有时，冷不丁，连农民嫂嫂说出的话也是很有水平的，那里面也有修辞策略的运用。不信，是不？这里不妨讲一个前辈学者说过的故事，来让你见识见识：据说才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时，某村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会场嘁嘁喳喳，秩序很乱。忽然一位多子女的妇女走上台，“现身说”起“法”来。当她谈到身受多子女之苦时说：吃饭都是嘴，睡觉都是腿，床上一摸都是水（指孩子们遗尿）！台下大笑，且无不点头称是。

那么，这妇女的话为什么能镇住乱哄哄的会场，说得“台下大笑，且无不点头称是”呢？这是她会说的结果，她运用的是协韵修辞策略，说得顺口，说得易于记忆，所以效果才会那么好。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言以蔽之，只要你是人，不管你什么品阶，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操何营生；只要你还生活在人世间，食人间烟火，要与别人打交道，管你什么背景，有文化也好，没文化也罢，你都得说话或写作。你一开口一动笔，你就得讲究表达效果，换句话说，你必须讲究修辞策略。

台湾学者沈谦教授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中华民族是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不知道！但是，中华民族有两样绝活肯定是世界第一，这就是：美食和美辞。美食，大家都知道，也喜欢。那美辞呢？就是会说话，妙语生花、妙笔生花。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不懂、不会一些修辞策略，那你就枉做中国人了！

看看，这下该明白了吧！还是好好学几招吧！

第一章 婉约含蓄的修辞策略

记得小时候听祖母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一户人家，养了个跛腿儿子，讨不到老婆；另一家有个没鼻子的姑娘，找不到婆家。这可急坏了两家的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总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替子女打理好一切的。在封建时代，男女又没有自由交往的机会，婚姻之事本来就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于是，两家都找了媒婆，结果两家找到的是同一个媒婆。这媒婆是个有名的撮合山，最能翻江倒海了，能教东施变西施，能让死人变活人。她两家情况一了解，立即有了计谋，立马成就了这两个老大难青年男女的“百年好合”之事，迅速合好八字，议定了迎娶日期。迎娶之日，她让男子骑了一匹骏马去女家，始终不下马，人借马高，马衬人俊，真是说不尽的英俊潇洒，女家看了心里可真是乐开了花。又让女子手捧鲜花，半遮花容，显得羞羞答答，真是说不尽的娇柔贤良，男家看了也是喜不自胜。可是，等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时，真相大白，大家都大失所望。

这故事，小时候听来觉得蛮有趣，很佩服媒婆的聪明过人。现在想来，这故事还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为何男女二家未知情况时，皆大欢喜，真相大白后又都大失所望呢？这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时，双方有距离，而有距离就有美感，可以想象得很美。英国文学家布洛的“距离产生美”的学说，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举例阐释“距离产生美”时，曾经说过，马上看壮士显得格外壮，月下看美人显得格外美。现实中不怎么美的东西甚至是悲剧性的东西，一旦经过作家的加工创造进入文学作品，就显得格外有美感，看了令人感动。《泰坦尼克号》看过不？那就是悲剧美，感动人吧。

其实，语言表达也一样。表达与接受之间也应该留有“距离”。话不可说尽，要留下空间让接受者回味，有时甚至什么也不说反而效果最好。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三天不开口，神仙难下手”。这里想起明代乐天大笑生《解愠编》中所讲的一个故事：一僧号不语禅，本无所识，全仗二侍者代答。适游僧来参问：“如何是佛？”时侍者他出，禅者忙迫无措，东顾复西顾。又问：“如何是法？”禅不能答，看上又看下。又问：“如何是僧？”禅无奈，辄瞑目矣。又问：“如何是加持？”禅但伸手而已。游僧出，遇侍者，乃告之曰：“我问佛，禅师东顾西顾，盖谓人有东西，佛无南北也；我问法，禅师看上看下，盖谓法平等，无有高下也；我问僧，彼且瞑目，盖谓白云深处卧，便是一高僧也；问加持，则伸手，盖谓接引众生也；此大禅可谓明心见性也。”侍者还，禅僧大骂曰：“尔等何往？不来帮我。他问佛，教我东看你又不见，西看你又不见；他又问法，教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又问僧，我没奈何，只假睡；他又问加持，我自愧诸事不知，做甚长老，不如伸手沿门去叫化也罢。”

这位南郭先生式的禅师之所以能在佛界混得下去，且有人来参问，又得人大赞是“明心见性”的“大禅”，全赖他不开口的缘故，这给人以一种高深莫测之感，只是胡乱用肢体语言来搪塞，倒让参问僧自己去意会，结果参问僧反倒很高兴，觉得参问有收获。如果不语禅当时把对侍者说的心里话说给参问僧听，那就露马脚了。所以不语禅的高明之处就在“不语”，可见有时话说得多不如说得少，甚至是不说。

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出现，其间有一定的道理。语言活动是一个双向的活动，有表达必然有接受，表达的目的在于让人接受；要让表达者与接受者双向互动，接受者必须要有自己发挥积极性的空间，才有成功的快慰，言语交际活动才有活力，交际气氛才能活跃。特别是对于那些不便于明说或有可能刺激接受者情感情绪的话，就应该说得“言有尽而意无穷”，说得婉转，说得曲折，让接受者自己去意会，去回味，这样人际互动才能成功。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现实生活中，有时我们实话实说，诚实表情达意反而效果很差，招致接受者（听话人）极大的心理抵触，结果闹得很不开心，人际关系受损。而转弯抹角地说，说得隐隐约约、吞吞吐吐、曲里拐弯，接受者反而能心领神会，心情愉快地接受，人际关系能够融洽，交际目标易于实现。何以如此？因为婉约曲折、含蓄蕴藉的表达，符合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中国文化讲究“中庸”，说话做事都要留有余地，不把话说过了头，不把事情做绝。讲究高手过招，点到为止。用中国传统诗歌所追求的崇高境界来说，叫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言语交际、言语表达就必须考虑中国人崇尚婉约含蓄的文化心理，在特定的情境下注意运用恰当的修辞策略，尽量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得圆满些，使人际关系得以融洽，言语交际目标得以实现。下面我们将择要介绍几种企及言语交际婉约含蓄效果的修辞策略，助你有效地表情达意，从而开创健康快乐的人生。

一、说古道情：刘半农“红袖添香夜读书”

我们都知道，鲁迅一生为人写悼念或纪念的文章并不多，那么这《忆刘半农君》一文所写的刘半农是何许人也？他有何德何能，能让自视甚高的鲁迅为之折服，并深情款款地为他专写一篇悼念的文字呢？这要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如果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你就会知道，刘半农是“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大将，文学成就甚高。台湾著名学者沈谦教授曾评说：“一般学者谈到‘文学革命’的理论，往往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为代表。其实，这两篇文章主要重点在破坏、打倒旧文学；比较具有建设性意见的是刘半农（1891—1934）的《我的文学改良观》。胡、陈二位的文章刊于民国六年一月和二月号的《新青年》，刘氏的文章，则发表于同年五月。”“刘半农不但诗的理论比胡适的径以白话入诗要进步，而且诗的创作，要比胡适成功。《尝试集》的名称被胡适捷足先用，然而真正多方尝试的要算刘半农。”

如果你了解语言学，你就会知道，刘半农就是刘复。他当了北京大学教授后，去欧洲留学，在法国专攻语音学，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他在语言学上颇有成就，创声调推断尺，提倡实验语音学，著有《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专著。

如果你是个音乐爱好者，你就会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全国的一首流行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想必上了些年纪的老人现在还能哼唱吧！那么，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刘复怎么又与流行歌曲联系起来了呢？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原是刘复写的一首新诗《情歌》，是他留学欧洲期间想念祖国时所写下的，并且发明了一个新的汉字“她”。许多人由“她”误解了原诗的意思，以为这个“她”是他所想念的“情人”，其实这个“情人”不是某个“女人”而是“中国”。加之由著名语言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教授为之谱曲，这首诗便作为流行歌曲传唱开了，以至家喻户晓。（后文我们还要细叙。）当然，这首《情歌》之所以能成为流行歌曲，也与它“入歌”的性质有关。刘氏一家似乎很有音乐细胞。刘复有个弟弟叫刘天华（1895—1932），其声名恐怕比乃兄刘复要大得多。刘天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1927年创立‘国乐改进社’。在创作和演奏上均有成就。所作二胡曲《良宵》、《光明行》、《空山鸟语》等十首和琵琶曲《歌舞引》等三首，发展了二胡、琵琶的表现手法。又编有《二胡练习曲》四十七首、《琵琶练习曲》十五首”。因此，可以说，江阴“二刘”兄弟在中国音乐史上的贡献和地位都是人所不及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半农是中国现代史上不折不扣的奇才奇人。台湾著名学者沈谦教授在一篇名曰《穿“鱼皮鞋子”的平民诗人——刘半农》的短文中曾对他的生平行事作过如下形象而简要的勾勒：刘半农的父亲是秀才，做过塾师。他幼年家境贫寒，清末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与钱穆同学。民国成立后，刘半农到上海，以“半侬”为笔名，写鸳鸯蝴蝶派的旧体小说，与徐枕亚、严独鹤、周瘦鹃等人同流。民国六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与胡适同事。胡、刘二人同年，时年二十七岁，年轻有为，雄姿英发地投入文学革命，并参与《新青年》编务。从上海到北京，刘半农脱胎换骨，醉心新潮，放言高论。不但发表《我的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对文学革命提出建设性的理论，而且针对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不合理，撰文猛烈抨击。《复王敬轩书》痛批反对白话的人士，毫不留情地将旧式文人骂得体无完肤，语惊当世。五四之后，北大的学生领袖如罗家伦、傅斯年等纷纷渡洋留学。刘半农深恐自己落伍，也在民国九年携眷赴欧，五年后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仍回北大教书。旁人是受老师鼓励、推荐出国，如梁实秋协助余光中留美，刘半农却是受学生刺激留学，堪称一绝。他的新诗，内容精神上强调“真”，形式上多方尝试，从无韵诗、散文诗，讲究音节，乃至于口语方言入诗，触须至广，例如《瓦釜集》中就有不少用江阴方言写的山歌：姐勒窗下洗衣裳，云遮月暗路难行；远望高楼一灯火，轻轻咳嗽两三声。山歌越唱越新鲜，柿子经霜蜜能甜；甜菜经霜红苗嫩，小姐经霜转少年。善讽刺，好谐谑，使得刘半农成为打油诗的高手，他曾以《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诗集》为题，发表了许多打油诗讽刺世人。且看：古人亦是人而已，古人放屁未必香。怎把古人干屎橛，检来细嚼当香肠？（赠拜古先生）发不金黄眼不深，洋迷终自泪沾襟；爸爸应恨妈妈怨，碧海青天夜夜心。（赠洋迷先生）他自撰序文：“桐者，梧桐子；花者，落花生；芝者，芝麻；豆者，大豆。此四物均可以打油，而本堂主人喜为打油之诗，诗文杂而不一，凡所见闻，几无不可入诗，故遂以四物者名其堂。”可见其诙谐之一斑。刘半农初到北京时，翩翩年少，风流自赏，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鲁迅说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思想”。他嬉笑怒骂，不拘小节，曾戏译文言尺牍中的“道履”为道德的鞋子，年纪轻轻就自称“叟”。尝着拜伦装，打扮十分时髦，周作人的形容是：“手头拿着一根长只二尺的短棍，脚上着了一双时式新鞋，材料不知是什么东西，总是一种绸类吧，颜色很奇怪，仿佛是俗称霞色的，有似出炉银而更浓厚，上边又有鱼鳞似的花纹模样。熟朋友嘲笑他，说他穿‘鱼皮鞋子’。”趋新爱时髦是刘半农的特性，平易随和，幽默诙谐使他人缘甚佳。连鲁迅都表示，佩服陈（独秀）胡（适），却亲近半农。鲁迅虽然批评他“浅”，但基本上还是颇多赞赏之意，《忆刘半农君》文中说得好：“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刘半农兴趣广博，多才多艺，写新诗、做旧诗、照相、校点古书、讲文法、谈音乐，样样都来。他曾翻译《茶花女》，风行一时。为林语堂创办的中国第一份幽默刊物——《论语半月刊》特约撰稿，又曾主编《世界日报》副刊。机敏灵活，世间罕见。曾至北平女师大讲演，前排女生尝窃窃私语：“怎么会是一个老头子！”《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主角，想当然耳，理应是风度翩翩的俊男，未免令人失望。刘半农非但不以为忤，且以“教我如何不想他，可否相与吃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自嘲。民国二十三年夏，到内蒙古调查语言，在蒙古包内被虱子咬了几口，竟得了回归热，不幸于七月十四日病死在北京。被虱子咬了的人不知凡几，唯独半农一人为此丧命。或许是缘于他的高度敏感，真是天丧英才！

了解了刘半农的学术成就及他很有争议的行事为人作风，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一定要为他写一篇悼念的文字，同时也能深刻地理解鲁迅执笔为文的难处。写悼念的文字当然要写事主的成就业绩，但也不能不提事主的行事生平。而他所写的事主刘半农是他已经作古的朋友，怎么写他有争议的行事，特别是中国人都很忌讳的“风流”之事呢？真是一个难题！然而鲁迅毕竟是鲁迅，对于此事，他生花妙笔地一带而过：“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什么叫“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思想”，说白了，就是“才子离不开美女的风流想法”。如果直白地这样表达出来，他的朋友刘半农九泉之下也要脸红的，其他读者看了也会觉得不妥的，因为中国文化有为长者讳、为死者讳的传统。鲁迅曾被人贬称为“世故老人”，当然更懂得这一点。所以鲁迅文中对刘半农的“风流韵事”避之不了时就以上述一笔带之。这一笔带得好，带得妙。它运用的是修辞学上的一种叫用典的策略。

所谓“用典”，就是一种运用古代历史故事或有出处的词语将所欲表达的情意表达出来的修辞策略。以用典的修辞策略来表情达意，既可以使表达者的情意显得婉约含蓄，又可以发挥接受者的积极性，提升文本的审美价值。因为这种策略在表达与接受之间制造了“距离”，接受者只有对表达者所运用的典故进行咀嚼、消化后才能理解其内在的含义，这虽然给接受者的理解带来一定的阻障，但接受者一旦经过努力破除了困阻，便会获得一种成功解读文本的心理快慰与欣赏中的美感享受。

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的修辞者都是喜欢用典这一修辞策略的。鲁迅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大文豪，自然精于此道。上述鲁迅所说的“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思想”一句，其中“红袖添香夜读书”“源出于清代女诗人席佩兰《寿简斋先生》诗：‘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又见清人魏子安的小说《花月痕》第三十一回：‘从此绿鬟视草，红袖添香；眷属疑仙，文章华国。’可见，‘红袖添香夜读书’一句是个典故，意指美人夜晚伴读”。这里，由于鲁迅特意运用了用典策略，没有直指刘复有离不开女人的思想，这样，在表达上，意到文不见，显得婉约含蓄，且带有浓浓的典雅韵味；在接受上，接受者细究“红袖添香”的典故，思而得之，文本的真实语意内涵也能了然于胸，却别添了一种回味无穷的解读快慰和审美享受。反之，直白本事，则表达上显得直露不得体，接受上令人不惬于心。

与鲁迅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文豪梁实秋也是特别喜欢运用用典修辞策略的。请看下面一段文字：面包树的荫凉，在夏天给我们招来了好几位朋友。孟瑶住在我们街口的一个“危楼”里，陈之藩、王节如也住在不远的地方，走过来不需要五分钟，每当晚饭后薄暮时分这三位是我们的常客。我们没有椅子让客人坐，只能搬出洗衣服时用的小竹凳子和我们饭桌旁的三条腿的圆木凳，比“班荆道故”的情形略胜一筹。来客在树下怡然就坐，不嫌简慢。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梁实秋《槐园梦忆》）

这段文字是梁实秋记其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的艰难生活，但这不是全文的主旨，全文的主旨是追忆其逝世的结发夫人程氏。梁实秋的散文一向都是以极短的篇幅面世，这篇名曰《槐园梦忆》的散文却是出奇少见的一篇长文，写得深情款款，倾倒了台湾无数女性，一时都被梁老对夫人的深切情感感动得泣涕涟涟。可是，事过不久，梁实秋突然与20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滩走红的电影女明星双双坠入爱河，而且爱得死去活来，梁实秋为她写的情书热烈得连小青年看了也要脸红，正如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所形容的那样：老年人的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烧起来就没得救了！为此，那些曾经为梁实秋对结发夫人深情感动的女性大失所望。上引这段文字是梁实秋记其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时夏夜与朋友在家门口纳凉聊天的往事。梁实秋是儒雅有名的大学者，由于当时特殊的情况，作为大学教授的他，朋友到访，连招待朋友坐的椅子也不够，说出来未免难堪。然而，对此难以启齿的难堪情状，梁实秋通过运用用典修辞策略，巧妙地建构了这样一个文本：“我们没有椅子让客人坐，只能搬出洗衣服时用的小竹凳子和我们饭桌旁的三条腿的圆木凳，比‘班荆道故’的情形略胜一筹”，将此尴尬情状以自我解嘲的笔触婉约地一笔带过。“班荆道故”典出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晋人杜预注曰：“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议归楚，事朋友世亲。”这一典故后来就专指朋友途中相遇，席地而坐，共话旧情。由此可知，修辞者梁实秋所说的意思是，朋友到访，没有像样的好坐具让客人坐，总比坐在地上好点。然而，这层意思是不便用大白话说出来的。所以，表达者就以上述的“用典”修辞文本表而出之。这样，于表达上看，显得婉约含蓄且富于文采，不仅保有了一个大学教授与儒雅学者的体面和智慧，而且有化尴尬为幽默的风趣；于接受上看，由于表达者的语意内涵是由典故暗托而出，接受者必须破译了文本中的典故才能了知表达者文本的真意所在，这就给接受者的接受带来了一定的阻障，但同时也给接受者的文本解读留足了思索、寻味的空间，当接受者经由一定的努力破除了阻障而解读出文本的内涵时，也就最大限度地获取了一种解读成功的心理快慰和文本接受的审美情趣。读过梁实秋文章的，都会有一种同感：耐读、有味。这其中，就与梁实秋善于运用用典修辞策略有着大大的干系。

用典修辞策略的运用，并不仅见于名人的说写作品中，一般人也多喜欢采而用之的：星期三，我用精心设计好的演讲稿，自信满满地上台试教。全程不看讲稿，刻意强调音调的抑扬顿挫，以配合生动风趣的内容。讲完自己都陶醉了。试教由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评分，看他们的表情，似乎被我精彩的演说所吸引。“A级讲师到手了。”我心中这么想。三人试教结束，时间已近中午，副总请我们三位到附近一家餐厅吃饭，并和我们闲话家常，好不亲切。其间，他对那位甫自大学毕业的女讲师称赞有加，直夸她的演讲手势动作精彩，有大将之风。怎么会这样？我大惑不解。依我的观察，试教三人，就数女孩台风、内容最生涩，难道只因手势丰富就盖过一切？想到这儿，我心知不妙，手势动作少而单调一向是我讲课教学最弱的一环。当初服预官役时，参加全师军官演讲比赛，得了个第二名，据评审官赛后讲评，我其他项目表现与第一名不相上下，就是败在手势太少。现在看副总如此重视手势，看来我是成了滑铁卢之役的拿破仑……下午公布试教评定结果，果不其然，我排名第三。不禁想学乌江自刎前的楚霸王项羽仰天长啸，哭一声“天败我也，非战之罪！”……（骆宾生《谋职记》）

这段文字见载于1995年1月28日的台湾《青年日报》上，写作者“在一所私立中学任职十年之后，由于受不了校长霸道的领导方式，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榨取学生金钱的学店作风”而愤然辞职，另谋他职的经历。上引片断的主要意思是作者抱怨那家卖“宝塔”（实际是“骨灰盒”）的Kingsbury International Co．（国际帝王埋葬公司）的评审人只重手势不重内容的偏见和对自己演讲名次评定的不公。但此层意思表达者未明白地在文字上予以宣示，而是运用用典策略，说“现在看副总如此重视手势，看来我是成了滑铁卢之役的拿破仑”、“不禁想学乌江自刎前的楚霸王项羽仰天长啸，哭一声‘天败我也，非战之罪！’”这里所说的“滑铁卢之役的拿破仑”和“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前‘天败我也，非战之罪’的慨叹”，用了两个典故，婉曲地道出了自己的这层意思。史载，1815年3月20日，法国的拿破仑一世（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占领巴黎重掌政权之后，英、奥、普、俄等国结成第七次同盟，进攻法国。6月18日，英、普联军在比利时南部的滑铁卢（Waterloo）附近，大败拿破仑的军队。22日，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后病死于此岛。众所周知，拿破仑之所以滑铁卢吃败，主要是因英、普联军势力太大，他寡不敌众，失败是必然之事。作者这里用此典故，其意是说他演讲得不到好名次，亦如拿破仑滑铁卢之役必败一样，是意料中的事，因为公司副总等评审人是以手势定优劣的。项羽乌江自刎前的长啸，项羽失败本是他自己的过错，却怨天尤人，是强词夺理。作者这里用此典故，其意是说，他此次演讲名次排末位，不是他的演讲不好，而是评审不公。总之，作者这里所要表达的真意是，公司这次的讲师等级评审标准不合理，让我屈居末位是不公平的。可是，这层意思要是真的这样直通通地说出，读者读来便觉索然无味了，更不易引发接受者情感上的共鸣，为作者抱不平。由于作者实际上没有直白表意，而是以用典的修辞策略曲折传情，故在表达上显得婉转深沉，有“怨而不怒”之境界；在接受上，由于两个典故的运用，接受者虽然了知表达者的真意所在要费些思量的脑力，但破除解读阻障之后，一种文本解读成功的心理快慰便会油然生发，文本的审美价值也在接受者的阅读接受中得以大大提升了。

二、假假真真：李敖最喜欢岳母的名言

这是台湾大作家李敖在其所著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写自己与丈母娘的矛盾纠葛。

说起李敖，他的故事很多人是如数家珍。1999年，他曾作为台湾新党“总统”候选人参加了台湾“总统”竞选，还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可谓风光无限，在文人中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早些年因为反对国民党和蒋氏独裁统治，多次入狱，穷困潦倒，可是吃了不少常人没吃过的苦头。1979年，44岁的李敖政治犯出狱后，才有了第一次正式的婚姻，但还遭到各方阻挠。这可真是应了孟子所说的那句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台湾的出版社最善于抓畅销书，李敖这样重量级的作家和有争议的人物一出狱，远景出版社就看到了商机，立即于同年6月6日给他出版了一本名曰《独白下的传统》的书，并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宣传，一时出现了“台北纸贵”的局面。有“台湾第一美人”之誉的电影明星胡茵梦久为李敖的才气所折服，不仅于第一时间买了一本李敖的作品，而且在李敖作品面世的当月17日就在台湾《工商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特立独行的李敖》的文章，情不自禁、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她对李敖的赞赏。因为李敖是国民党忌恨的异己分子，而胡茵梦又是国民党中人，因而文章一发表，胡茵梦立即遭到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的警告。可是胡茵梦却一往情深，在他人撮合下以极快速度与李敖结合了。李敖在回忆录中自叙说：“后来台湾与海外报章风传李敖、胡茵梦由相识而相恋、由相恋而同居、由同居而结婚，花边新闻此起彼落，热闹经年，虚虚实实，极尽好事之能事，我也自‘社会版’人物一变而成‘影剧版’要角，想来十分有趣。尤以1979年11月11日《时报周刊》上以胡茵梦为封面，手执老K红心桥牌一张，牌上小照片是胡茵梦从背后搂着李敖，最为传神，是陈文彬照的。该期有林清玄专访。”其专访文字云：终于见到李敖和胡茵梦了，到底是恋爱中的男人和女人，一个是蛾眉淡扫，一个是书生本色，各自显得神采奕奕。胡美人一如在银幕上的形象，娇柔无限，依偎在李大少爷的怀中。……胡茵梦有很多追求者，她为什么独独看中李敖呢？李敖用了一句北京土话：“帽子歪着戴，老婆讨得快。”他不讳言自己是个“坏蛋”，但坏得很出色。胡茵梦并不这样想，她说：“我和李敖相处久了，知道他有很多面，一般人看到的是顽童的李敖、坏蛋的李敖，而没有看到李敖深沉的一面、体贴的一面。”李敖自负的老毛病经过十几年了还没有改掉，他说：“胡茵梦已经够美了，她不像一般的女人要去美容，她要用文化美容，而李敖是文化最好的代表，胡茵梦便只好爱李敖了。”他又说：“我和胡茵梦谈恋爱为写文章的人争了一口气，以前，明星们都和老板、小开们谈恋爱，李敖至少证明了写文章的也可以和女明星谈恋爱。”……李敖说到一个读者写信给他：“那个读者写信来说，他很喜欢读我的文章和佩服我的才气；他也喜欢胡茵梦和她演的电影；可是他不喜欢我们在一起，使他有失落感和挫折感，这大概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看法。”还有一个在高中任教的老师写信给李敖，说他在班上宣布李敖和胡茵梦谈恋爱，全班学生都不禁“怒吼”，说李敖“抢走了我的爱人”。这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有些朋友说李敖和胡茵梦谈恋爱是“堕落”，李敖不以为然，他说他不喜欢摆起脸孔生活，太没意思了。……

李敖和胡茵梦都是公众人物，也就是俗称的“大众情人”。所以，他们谈恋爱自然引发公众议论纷纷。又因为他们都是政治人物，所以等到他们结婚后，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更多，最终加上社会、家庭、个人性格等各方面的因素，李胡的婚姻只维持了三个月二十二天就宣告“解体”。关于这次婚姻，李敖对于来自政治方面的打压倒是坦然，在回忆录中着墨并不是太多，倒是对他的丈母娘（即胡星妈）的行为很是耿耿于怀，所以在回忆录中写下了文首所引的那样一大段“怨言”。尽管谁都能从中读出李敖对其丈母娘的不满，但恐怕没有人能批评一向以文字尖刻的李敖对他的丈母娘尖刻了，反而觉得李敖很有风度。这是何故？无他！因为李敖运用了一种非常高明的修辞策略——倒反。

所谓“倒反”，是一种正意而用反话来表达的修辞策略。它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因情深难言，或因嫌忌怕说，便将正意用了倒头的语言来表现，但又别无嘲弄讽刺等意思包含在内的”，其二是“不止语意相反，而且含有嘲弄讥刺等意思的”。由于所要表达的意思在其所言说语意的反面，所以倒反修辞策略在表达上显得特别婉转含蓄；接受上，尽管表达者在语意表达与接受之间所制造的“距离”给接受者的文本解读带来一些阻障，但接受者根据特定的语境提示而参透其正意所在之后，便会油然生发出一种文本解读成功的心理快慰，从而加深对文本的印象与对文本内涵的理解和认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人的说写活动中，运用这种修辞策略自然就相当普遍了。

上述李敖对其丈母娘不满的一段话，运用的是倒反策略中的第二类。李敖因为持不同的政治见解而被国民党当局多次监禁，自然对国民党恨之入骨。而在李敖与胡茵梦顶住来自各方巨大压力结婚之后，胡母却因不满女婿李敖而说出国民党不应该对李敖太宽仁，不应该放他出来的话。作为岳母，这样说是有违人伦常情的。所以李敖十分愤怒，但作为女婿和作为著名作家的李敖似乎并不能像常人那样痛快淋漓地发泄其情绪，故而运用倒反策略，说：“她有一句名言，我最喜欢”、“能有这样好的造句的人，不像是在《畅流》上冒充女作家的”。在上下文语境中这两句的语意十分明确，语意全在其文字的反面。但由于以倒反之辞表而出之，因而在表达上就显得特别婉转，使愤激之情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耐人寻味，又发人深省；在接受上，使直接接受者——胡母思而得之，如鲠在喉却又叫唤不得，同时也让间接接受者——读者增添文本解读的兴味，显出表达者李敖的文人风度。很明显，这是大大提升了修辞文本的审美价值的。可见，李敖毕竟是李敖！

一般说来，倒反策略的第二类最能使尖刻的讽刺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恰似刺向被讽刺者的“温柔一刀”，可谓是“杀人不见血”的语言武器。上面我们见识了“怒目金刚”式的李敖的身手，下面不妨再看看“慈眉观音”式的钱钟书的手段如何：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他是二十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想来二十年前的昆虫都进化成大学师生了，所以请他来表率多士。他在大学校长里还是前途无量的人。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做不到这位子，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优则学，借诗书之泽、弦诵之声来休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全然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钱钟书《围城》）

这段文字是作者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和政治制度的讽刺性议论。其中“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是一个典型的运用倒反修辞策略的文本。这一文本的本意是批评中国当时的政府不重视科学，讽刺当时的科学家不安心于做研究而热衷于做官的不良风气。但表达者没有这样直白地道出，而是以倒反修辞策略表而出之。这样，表达上就显得婉约而耐人寻味、发人深思；接受上，使接受者乍一看大惑不解，细细深究则发觉内涵深刻，对表达者所意欲表达的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科学家的怒其不争的痛切之情有了更深切的体认。这样，修辞文本的审美价值也就由此得以大大提升了。反观今日中国学术界的现状，何尝不是如此？这不禁既令人感佩钱老先生思想的深刻与批评的尖刻隽永，又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

倒反中的第一类情况，更是常见。不过，这种倒反的表达，意不在讽刺，而在于表达一种难以言表的深情。如日常生活中，女人骂男人“死鬼”、“冤家”、“杀千刀的”，还有少女们恋爱时跟男友撒娇必说的“你真坏”都是其类。如果不了解这种修辞策略，错误地理解了女人的话，那就该叫他“大傻”了。其实，这种倒反修辞策略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我们的老祖先早就会这手了，用上海人的话说，叫“老吃老做”了。下面我们看看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所描写的元代女人如何撒娇，也好见识一下人家的水平：云鬟雾鬓胜堆鸦，浅露金莲簌绛纱，不比等闲墙外花。骂你个俏冤家，一半儿难当一半儿耍。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银台灯灭篆烟残，独入罗帷掩泪眼，乍孤眠好教人情兴懒。薄设设被儿单，一半儿温和一半儿寒。多情多绪小冤家，迤逗得人来憔悴煞，说来的话先瞒过咱。怎知他，一半儿真实一半儿假。（元·关汉卿《【仙吕】一半儿·题情》）

这段文字是写男女欢爱中相聚的绸缪与相离的难耐之情，很是缠绵悱恻，读来生动逼真，耐人寻味，也令人感动。

那么，这首散曲何以有如此好的表达效果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与作者三次运用倒反修辞策略是有直接干系的。散曲中的第一、二、四曲都有运用，且都属于倒反中的第一类。所谓“骂你个俏冤家”，其实就是“叫你声最亲爱的人儿”；所谓“骂了个负心回转身”，就是“叫了声亲爱的回转身”；所谓“多情多绪小冤家”，就是“多情多绪亲爱的人儿”。由于正意反说，两位有情人之间情深意切难表的深情才能得以凸显，二人相聚时的恩爱缠绵和离别时的相思苦痛才能鲜明地表现出来，女子见情郎撒娇撒痴的生动情态才能逼真鲜活地呈现出来。这就是作家运用这一修辞策略的缘由，也是这一修辞策略的独特魅力所在。若是正意正说，语意表达反而就显得平淡了，不够感人，不够生动。

三、珠玉潜水：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

说起章太炎，那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大名人。他的弟子鲁迅曾说“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案：所谓“小学”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传统学问，那可是大学问。“小学的大师”大致相当于我们所常说的“国学大师”），又评说太炎先生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从言语行事来看，章太炎先生又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大奇人。他早年师从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就是写《古书疑义举例》的那位）“精研故训，博考事实”。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章太炎被严酷的现实所唤醒，毅然走出书斋，先参与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与孙中山先生相晤，由主张变法转变为倾向革命，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宣传革命，被监禁于上海‘西牢’三年，1906年6月获释出狱，同盟会派员迎接赴日。7月15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欢迎章太炎，他发表《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辞》，宣扬革命，洋溢着爱国热情，其中最精彩的惊人之说，是自认是神经病。”（事略见沈谦《章太炎是“神经病”》）他自认是神经病的理由，在《演说辞》中说得很清楚：“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或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我们一听这番话，便知章太炎其实并不是神经病，他所说的“神经病”，是指敢说敢做、百折不回的志士仁人所应具备的品质。虽说章太炎其实不是“神经病”，但他的很多言语行事却是够奇的了。据说，他在日本时，日本警方循例要他填张表格，他于“职业”栏填“圣人”，“出身”栏填“私生子”。于此可见，章太炎真是有些言行奇异的。

说章太炎奇异，还有一点可能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骂人，而且骂人常用对联的形式。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例。一是1904年旧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章太炎写了一副对联：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这副对联精辟地概括并揭露了慈禧太后统治中国期间的卖国行径以及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其中，“只为一人歌庆有”与“每逢万寿祝疆无”，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读之令人畅快，令人叫绝！中国古代对于帝王的生日有句老话，叫作“一人有庆，万寿无疆”。这里，章太炎故意将“有庆”、“无疆”二词的语序进行了颠倒，说成了“庆有”、“疆无”。这样就巧妙自然地暗示出了这样的语意：慈禧太后多活一岁，多庆祝一个生日，中国疆土就多失去很多。这样的人还庆个什么寿呢？早该死了！她不死，中国还有救吗？中国人民还有好日子过吗？仅仅是两个词的语序颠倒，就产生了如此深刻而高妙的表达效果，批判讽嘲之意强烈，却充满了幽默诙谐的意趣，读之令人发噱，更发人深思。于此可见章太炎奇人奇骂之魅力。

章太炎奇骂的第二例便是上面所引的那副骂曹锟的对联，它的高妙之处就在于讽刺讨伐含蓄婉约且耐人寻味。而这一表达效果的取得则是源于他所运用的一种修辞策略——镶嵌。

所谓“镶嵌”，是一种为着表意的婉转含蓄或是耐人寻味的机趣而有意将某些特定的字词镶嵌于语句之中的修辞策略。这种修辞策略的运用，可使表达上显得婉约蕴藉，接受上耐人寻味，提升表达文本的审美价值。

上述章太炎所要表达的语意是：“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但是章太炎没有这样直白地说，而是选择了镶嵌修辞策略，将表达这层语意的几个特定字词镶嵌于两个完整的语句中，让人思而得之，表达既显婉转，骂人尖刻而含蓄有机趣，耐人寻味，令人拍案叫绝！如果直陈本意，那就和骂街泼妇没什么区别了，章太炎也就不称其为章太炎了。

说到章太炎的骂人机趣，这里想起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运用镶嵌修辞策略为官妓脱籍的千古佳话：东坡集中有《减字木兰花》词云：“郑庄好客，容我樽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独我公。高山白早，莹雪肌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人多不晓其意。或云：坡昔过京口，官妓郑容高莹二人尝侍宴，坡喜之。二妓间请于坡，欲为脱籍。坡许之而终不为言。及临别，二妓复之船所恳之，坡曰：“尔但持我此词以往，太守一见，便知其意。”盖是“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也。此老真尔狡狯耶。（宋·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之三《东坡为郑容落籍高莹从良》条）

中国封建社会的很多朝代都有蓄养官妓的风气，而官妓一旦入籍就很难脱籍从良，过正常人的生活，这实在是一种罪恶的制度，是对妇女的迫害。郑容和高莹是北宋时代京口的两位官妓，自然也有着很多封建时代官妓的心灵痛苦，所以就时时想着脱籍，但是那时严格的官妓“户籍”管理制度又何以能够摆脱呢？想脱籍，没门！进来了就甭想溜号，就别再想当良家妇女，过正常人的生活了。但是，二人为此都作了最大的努力。真是机会最宠幸于有心人！一次，大文豪苏东坡经过京口，官妓郑容和高莹陪风流的苏学士喝酒聊天（类似我们今天所谓的“三陪小姐”所为，不过今天的“三陪小姐”没她们文化素质高，封建时代不少歌伎或妓女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有品位的名流也不在少数），侍候得苏大人很是高兴。郑、高二“小姐”就趁机向苏大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帮助她们落籍从良（也就是利用职权或关系把她们的官妓“户籍”取消，让她们做个良家妇女，嫁人生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苏东坡答应了她们的要求，可就是不去为她们说办此事。等到东坡要离开京口时，郑、高二“小姐”着急了，又到东坡大人的船上去恳求此事。苏大人就写了上述那首《减字木兰花》词交给二“小姐”，叫她们拿这首词找她们的上级领导太守大人即可，说太守见词就知。当然，凭苏东坡的关系和名望，最后当然能办成的。东坡是风雅文人，为两个官妓办事不便于直说要求，所以就运用封建时代文人都喜爱的镶嵌表达策略，将自己请托于太守的事项：“郑容落籍高莹从良”这几个特定的字词镶嵌于词作之中，送给太守。太守当然是风雅文士出身，能够得到东坡的赠词，那是无上光荣的事。当然他更能解读得出东坡词中所嘱托的事。如果能办，太守自然就爽快地办了；如果实在为难，太守权限不及，不能办，可以理解为太守不解词作用意，也可以理解为东坡仅是赠词，没有求托太守什么事，双方都不尴尬。这里，我们既感佩苏东坡的智慧，其表达的婉约含蓄和机趣风雅，真是令人可望而不可即，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也由此可以见出镶嵌修辞策略的魅力所在。

镶嵌修辞策略的运用在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现代运用相对较少。原因是这种修辞策略如果运用得不自然，就类同于文字游戏。不过，真有功力如苏东坡、章太炎之辈，能将此修辞策略运用得自然得当，事实上也是能推陈出新，创出新意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如1991年3月14日台湾《中国时报》有一则报道说：昨天，台视举行《雪山飞狐》试片会，会场高挂两标语：“雪山压垮望夫崖，飞狐踹倒张三丰”，足可见台视企图借《雪山飞狐》重拾八点档威风的决心。

这里所说的台视试片会会场悬挂的标语是什么意思？据台湾学者沈谦教授解释，台湾有三大知名电视台：中视、华视、台视。当时中视正播映电视剧《望夫崖》，华视正播映《张三丰》。台视为了争夺电视观众，所以打出了这幅标语，意在与其他两家电视台竞争，是一种广告战。最后，台视是否盖过其他两家电视台，我们不知道。但是，台视所打出的这幅标语确实很煽情，表达效果很好。它把镶嵌修辞策略运用到了电视广告战上，真是有创意，有商业头脑，而且还真是运用得好，贬低了对手所播的节目，抬升了自己所播映节目的可看性，却显得婉约含蓄，让对手又生气又服气，让观众心知是宣传夸张却又不能不信不看，堪称广告中的绝妙好辞！

由上可见，镶嵌修辞策略的运用确能获致较好的表达效果。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策略应该在确有需要时运用，不可为卖弄文字技巧而为之，否则便会堕入文字游戏的恶趣之中。

四、欲却还迎：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这段话是外交史上众所周知的绝妙好辞，也是外交人士常常套用的外交语言，它就是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众所周知，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朝鲜战争的缘故，中美两国断交二十多年。为了打开中美两国外交新局面，双方领导人都作出了巨大努力。1972年，尼克松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北京，为中美邦交正常化打开了新局面。这是一件令两国人民都深受鼓舞的事，也是令全世界为之注目的大事。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和建立之后，美国都进行过百般阻挠和打压，这是周恩来和尼克松都心中有数的。这些事谈判时当然不可能不提，但宴会上为了友好气氛的营造是不便说得太明的。这可真是个难题！然而，这个难题却没有难住智慧超群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周恩来，他以绝妙的说辞，以寥寥数语的祝酒词便化解了宾主间的尴尬，终使尼克松得以在轻松的气氛中畅饮尽欢，中美外交的大门才得以重新开启，世界政治格局的重组才得以实现。

那么，周恩来的这几句话何以能取得如此高妙的效果呢？这主要缘于周恩来运用了一种非常有效的修辞策略——推避。

所谓“推避”，是一种说写中表意相当明白而又在辞面上故作掩饰的修辞策略。这种修辞策略，一般是在文本的前一部分将意思表述得相当明白，文本的后一部分却说“不知道”之类的话，或是以大家都了解的背景或常识为依托，用“众所周知”、“不言自明”之类的辞令来回避。这种修辞策略的运用，最突出的效果是使文本辞面上的故意回避与文本实际所要传达的语意形成一种“皮里阳秋”的关系，也就是在表达与接受之间制造一定的“距离”，从而使文本在表达上显得婉约含蓄，在接受上有耐人寻味的效果。表达者辞面上的闪烁其词和实际所欲传达的真实语意，接受者必须经由对文本的仔细寻绎才可真正了知。而经过了这番语意追寻的努力，当接受者最终破译了表达者所欲传达的真实语意指向后，便会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一种文本解读成功的心理快慰，从而在文本接受中获取一种审美享受。

上引周恩来的一段祝酒词之所以高妙，在于他运用推避修辞策略说出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这句话，在表达上意到而辞婉，臻至了外交上的彬彬有礼而又不卑不亢的最高境界；在接受上，让接受者尼克松透过辞面思而得之，既避免了接受时的情感尴尬，又会在接受的同时生发出一种感佩表达者语言表达智慧的喜悦之情。因此，我们说周恩来的这一推避修辞策略的运用是特别高明的，其所建构的上述文本早已成为中国外交语言史上的智慧模板。今天，我们常常听到外交官或新闻发言人在外交场合或新闻吹风会上使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的联系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国政府的立场，不言自明”等，都是直接源于周恩来运用推避修辞策略所创造的上述外交文本的。

周恩来擅长辞令，举世闻名。而他的本家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兄弟善于文辞、妙笔生花的成就也是人所称道的。三周都是祖籍浙江绍兴，且是本家，因此他们擅长辞令、妙语生花、妙笔生花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我们都知道，在古代，浙江绍兴是以出师爷而闻名的。撇开师爷的所作所为，而单就师爷的刀笔之功，那恐怕可算得是举世无双的。因此，大凡绍兴人，天生多少是有些擅长辞令和刀笔功夫的细胞。下面不妨看看鲁迅的刀笔功夫：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还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鲁迅《名人与名言》）

上面这段文字，是鲁迅批评当时的一些名人不知珍惜自己的声名而自以为是，结果闹得笑话百出的时风。表达者鲁迅先明确宣示自己的观点，说名人并不是什么话都对，都是名言。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自以为是，信口开河，结果弄得笑话百出、谬种流传。为此，还举了自己的老师章太炎先生为例。文末说到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并说江是讲“社会主义”出了名的名人。因为有前文作铺垫，其嘲弄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学说不是真传，而是水货的意思已十分清楚了，但表达者虚晃一枪，说“我不知道”，显然是“一半儿推来一半儿肯”的假意回避，是鲁迅在运用推避修辞策略。这种推避的说法，在表达上显得婉约含蓄，嘲弄之意尽在其中却又深藏不露，深具柔中带刚、绵里藏针之妙；在接受上，尽管表达者的表意有些虚虚实实，使接受者的文本解读有些阻障，但通过上下文语境的提示，接受者还是不难破译文本真意所在的。这样，接受者可从中获得文本解读成功的心理快慰，同时修辞文本语意的半吐半咽亦使修辞文本成为可玩味的对象，从而在客观上提升了修辞文本的审美价值。

和鲁迅一样，梁实秋也是一位善于运用推避修辞策略的高手。下面我们看看他的笔法如何：女人的肉好像最禁不起地心的吸力，一到中年便一齐松懈下来往下堆摊，成堆的肉挂在脸上，挂在腰边，挂在踝际。听说有许多西洋女子用擀面杖似的一根棒子早晚浑身乱搓，希望把浮肿的肉压得结实一点，又有些人干脆忌食脂肪忌食淀粉，扎紧腰带，活生生的把自己“饿”回青春去。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梁实秋《中年》）

这段文字的末一句“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即是推避的说法。其意实际上说得很清楚：人到中年，特别是女人到了中年，发胖是自然规律，压肉、饿饭等人为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但是，表达者通过“女人的肉……活生生的把自己‘饿’回青春去”一段文字，在事实上已将此意说得很清楚之后，却说“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尽管这是类似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数，但是这种推避修辞策略的运用，却使文本在表达上具有一种婉约蕴藉之韵致，不至于拂逆了千千万万中年女读者的心意；在接受上，接受者通过对表达者“一半儿推来一半儿肯”式的假意回避的分析，很容易破译出其表意的真谛，从而获取到一种文本解读成功的心理快慰。同时，也使修辞文本在客观上别添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解读情趣。

五、一石二鸟：杜牧“寻春去较迟”

杜牧是唐代大诗人，一提到他，大家就会马上想到他那些朗朗上口、妇孺皆知的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不仅如此，还会想起他的历史散文名作《阿房宫赋》等。了解中国文学史的人会知道，唐代有“二杜”，一是“大杜”诗圣杜甫，二是“小杜”杜牧，由此可见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熟悉历史学的人还会知道，杜牧出身名门望族，祖父杜佑是著名史学家，以30余年精力著成《通典》二百卷，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同时，杜佑更是一位政治家，贞元末年，曾官至宰相（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后封歧国公。杜牧26岁中进士，颇有雄心，以济世之才而自负，曾注曹操所定《孙子兵法》十三篇。可惜时运不佳，空抱壮怀大志。36岁才内迁为京官，后又被宰相李德裕排挤，出为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地刺史。李德裕势颓后才得以内调，官终中书舍人。因为政治抱负未能施展，一生潦倒不得意，加之唐代文人中流行的饮酒狎妓风气，使他更是寄情声色，沉溺于颓废放浪的糜烂生活之中，写了不少带有浓厚潦倒失意、颓废放浪色彩的征歌狎妓之作，《遣怀》、《赠别》、《叹花》等即是其类的代表作。上引《叹花》一诗，很有一段来历。据《唐诗纪事》记载，杜牧早年曾游浙江湖州，参观当地的民间水戏。路遇一女童，长得十分清纯可爱，顿起收纳之意，但因女童太过年幼而未娶。十四年后，杜牧出任湖州刺史，突然想起那女童，就想访而娶之。可惜，找到当年的女童时，却知她早已嫁人生子了。杜牧十分感伤，遂感而作《叹花》一首。

平心而论，尽管《叹花》一诗格调不高，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意义或历史意义，但是它的艺术成就还是很高的，仅仅作为一首诗看，它达到了中国诗歌传统所推崇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至境。那么，何以至此？无他！因为杜牧这首诗运用了一种非常有效的修辞策略——双关。

所谓“双关”，是一种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条件，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叙说对象在特定语境中语义的多解性来营构一语而有表里双层语义的修辞策略。这种修辞策略，由于一语而具表层和深层双重语义，所以在表达上显得内涵丰富而又婉转蕴藉，别有一种秘响旁通的独特效果；在接受上，由于文本的一语双关，文本语义的深层与表层有一定的“距离”，给接受者的接受留足了回味咀嚼的空间，从而大大提高了文本的审美价值和接受者文本接受的兴味。双关，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利用语音的相同或相近的条件构成的，一般称之为“谐音双关”；第二类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以及在特定语境下语义的多解性的条件构成的，我们一般称之为“语义双关”；第三类是利用叙说对象在特定语境中的多解性来构成的，我们一般称之为“对象双关”。

上面杜牧的《叹花》四句，都运用了双关修辞策略，属于双关中的第三类“对象双关”，即表面说的是某一对象，实际要说的是另一对象。这四句表面是说，自己踏青观光，由于时间迟了，没有看到嫩绿清新的早春气象，连繁花似锦的仲春也未看到，只看到了“绿叶成阴子满枝”的暮春气象，感到很神伤，但是这也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来迟也！全诗写来似乎意在惜春伤春。其实，它真正要表达的是这样深层的语义：都怪自己来晚了一步，如今自己钟爱的女子已做了他人的嫁娘，而且已是花谢叶败、人老珠黄、子女满堂的妇人了。事已如此，也就不必惆怅，再想当年她清纯可爱的年华了。由于“寻春”、“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都是相当优美的景语，寓意很深，在中国文化中有特定的含义，所以尽管内里写的是并不高雅的声色之事，表面却显得典雅高洁。表意婉转典雅，意味深长，耐人咀嚼，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毫不夸张地说，这首《叹花》写声色之事却能千古流传，确是端赖诗人双关修辞策略运用得好！

说完了晚唐风流才子杜牧，我们再来见识一下初唐时代的另一位前辈、风流才俊张鷟的水平：于是五嫂遂向果子上作机警曰：“但问意如何，相知不在枣。”十娘曰：“儿今正意蜜，不忍即分梨。”下官曰：“勿遇深恩，一生有杏。”五嫂曰：“当此之时，谁能忍木奈。”（唐·张鷟《游仙窟》）

这是张鷟小说《游仙窟》中的一段人物对话。张鷟，字文成，自号浮休子，唐高宗上元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处州司仓等。开元中，流放岭南，后起任司门员外郎。所著有笔记《朝野佥载》、判牍集《龙筋凤髓判》、传奇小说《游仙窟》等。其中以小说《游仙窟》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知名。《游仙窟》是一部志怪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记述张文成奉使河源，道中夜投一大宅，乃是仙窟，得逢二绝色女子十娘、五嫂，与之欢宴饮乐，以诗相调，止宿而别”。“由于《游仙窟》所描写的是人们所十分乐道的恋爱故事，加之张文成的优美文笔，使它成为一时传诵之作。两《唐书》记载‘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以至《游仙窟》在唐开元年间就流传到日本，并且在古代日本文学界成为一本很流行的读物，甚至还出现了注释其文的著作。据日本人盐谷温所写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说，日本紫式部所创作的日本第一部小说《源氏物语》亦是受其影响而作。可见，其在日本的影响之大。另外，在日本还有一种传说‘言作者姿容清媚，好色多情，慕武则天后而无由通其情愫，乃为此文进之’。由于作者与武则天为同时代人，且作者与武后皆为当时风流人物，故此中国古代亦多有谓此作是影射作者与武后恋爱的故事，帝后之尊犹若仙界，故托仙女以寄其情意。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肯定《游仙窟》是否真是影射作者与武后的恋爱故事而作，但这确是一部颇为生动的‘情怪’类小说。”《游仙窟》的生动浮艳，由上引一段对话即可窥其全豹。这段对话系运用谐音双关策略，所有对话“全系以果子名称谐音双关人情：‘枣’双关‘早’，‘梨’双关‘离’，‘杏’双关‘幸’，‘木奈’双关‘耐’。正所谓‘指物借意’”。破解了这些文字奥妙，张文成与仙女十娘、五嫂调笑通情的情景自可意会，表达含蓄，给人以无尽的遐思，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由此，我们可以再次见到双关策略的魅力。

清人赵翼《论诗》有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唐代的才子们擅长双关修辞策略，现代才子的水平也不输他们。请看台湾作家李敖的手笔如何：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李敖《李敖回忆录》）

这是李敖在其所著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李敖由于反对国民党与蒋氏独裁而多次入狱。第一次政治犯出狱之后，台湾远景出版社为他出版一本名曰《独白下的传统》的书。出版社为了营销上的需要，进行了精心策划，并邀请作者李敖亲自操刀，为自己的这本新书写一篇宣传广告。上引这段文字即是李敖应约为其书写下的一则有名的广告文案。其中，“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是运用双关修辞策略，属于“语义双关”一类。这两句话，表层语义是说，过去远景出版社与李敖没有关系，没为李敖出版过书；李敖过去也与远景出版社没关系，没有书提交给远景出版社出版。现在，双方有出书协议，双方都有关系了。实际上，作者还有一层深层语义隐于其后，这就是：说到前途，过去是没李敖的份，因为他正身陷圄囹之中；说到李敖，过去是无前途可言的，因为他是政治犯。现在，李敖和远景出版社都有前途了，因为远景出版社有了李敖的名作会更具知名度，李敖因为已不再是政治犯而重获了自由，又可以笑傲文坛了。由于文本实际所包含的双重语义，遂使这一广告文案在表达上显得内涵丰富，意蕴深沉，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在接受上，由于文本深层语义的发掘需要接受者对“远景”一词进行多重语义的追索，这就极大地调动了接受者对文本解读的兴味，并从文本解读的成功中获得快慰，从而大大提升了文本的审美价值。

六、空谷传音：小莉的“我也想”

这是《月老报》1986年第16期所载的一位作者自曝恋爱秘史的文章，讲述了一则意味深长的爱情故事。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有情男女因为种种缘故而失之交臂，最终没能成为眷属，着实令人遗憾。然而，这个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萌雅和小莉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最后由于彼此的努力而最终成就了美满姻缘，真是令人欣慰！萌雅和小莉二人之所以“有情人终成了眷属”，除了二人关键时刻的勇气之外，还与他们彼此表达爱意的智慧策略有极大干系，他们没有选择直说的方式，而是运用了留白的修辞策略。

所谓“留白”，是表达者因完整表达不便或完整表达反不及留空表达效果好，而故意将所要表达的意思中的关键词句保留不说，说一半留一半，吞吐其辞，但在特定语境帮助下又不妨碍理解接受的一种修辞策略。这种修辞策略的运用，在表达上颇有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空谷传音倍分明”的效果；在接受上，尽管由于语句表达的一些必要成分被省略而增加了接受者文本解读的困难，但接受者依托文本所提供的语境的帮助，对于表达者所省略的部分可以在文本解读时自行补上。而当接受者通过努力补出了表达者文本建构时所省略的部分而洞悉了整个文本的全真语意后，他便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文本解读成功的快慰，从而加深对修辞文本的理解和印象，并从文本解读中获取一种审美情趣。

上述萌雅与小莉互表彼此相爱意向的书信，由于运用了留白修辞策略，内中“没有一个和主题‘恋爱’有关的词语，双方心里想说的话，全都溶化在那六个小圆点里”。然而，正是这种“不著一字”的表达，才使双方都能从情感上最大限度地接受对方，达成心心相印却心照不宣的默契。如果萌雅的信不运用留白策略，而是直白地说：“听说你还没找着对象，如果是真的话，我们是老同学，彼此也了解，你就嫁给我吧。”这样表达的意思与上述萌雅的留白表达尽管没有区别，但会使小莉受不了，心理情绪都不愉快，似乎自己是嫁不掉的老姑娘，现在要你老同学来“救济”似的，你想哪个大姑娘自尊心受得了？结果必然砸锅，不落顿臭骂才怪呢！如果小莉的回信不运用留白策略，而是直说：“也听说你还没找到对象，若是的话，那我就嫁给你吧。”这样表达的意思也与她信上留白的表达没差别，可是真这样表达出来，萌雅也受不了，似乎小莉是可怜自己找不到老婆才“牺牲”自己似的。再者，这样表达，一个姑娘应有的羞涩感和矜持感全没了，萌雅也会看轻她的。由此可见，萌雅和小莉真的很有语言智慧，留白修辞策略在男女情感表达方面真是效果奇特！

留白修辞策略的运用，不仅在现实生活里普通人的口中笔下常见，在很多大作家的笔下也时时显现矫健的身姿。请看现代诗哲徐志摩是如何运作此修辞策略的：小孩子上山就得采花，到海边就得捡贝壳，书呆子进图书馆想捞新智慧——出门人到了巴黎就想……（徐志摩《巴黎鳞爪》）

这段文字中“出门人到了巴黎就想……”一句，就是运用了留白修辞策略。因为这是一句未说尽的话，语法上有成分残缺。但是，这种残缺正如维纳斯的残臂，如果补全了，则其美感效果恐怕要失之殆尽。巴黎是世界著名的花都，法国的金发女郎与风情，世界哪国的男人不为之倾倒？这是人所共知的大语境。而有了这个大语境与常识的依托，若作者再把话全部说白、说尽了，则既不符合语言运用的“经济原则”，也不符合语言接受的“审美原则”，是吃力不讨好的言语行为。徐志摩的高明之处，就是运用留白修辞策略婉约地暗示出自己想说的意思，含而不露地指斥了男性的通病与劣根性。不仅未拂逆众人之意，还给接受者留够了回味想象的空间，使文本的审美价值得以提升。如果直白本意，一览无遗，不仅开罪了天下的男性，也使作品的韵味尽失。

说完了才子徐志摩，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台湾才女张晓风运用留白修辞策略的手段如何：“这是我家！”他说着，跳下车，大声跟他太太说话。他告诉我山坡上那一片是水蜜桃，那一处是苹果。“要是你三月来，苹果花开，哼！”这人说话老是让我想起现代诗。（张晓风《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这里，司机与作者说的“要是你三月来，苹果花开，哼！”是句未说完的话，“苹果花开”怎么样呢?句子的关键部分——谓语省略了，这是运用留白修辞策略的典型表现。如果谓语不省略，说成“苹果花开，哼，漫山遍野，美丽极了！”或“苹果花开，哼，一片花的海洋，那才叫美呢！”等，则言尽意尽，没有一点令人回味的空间。而以留白的修辞策略来表达，关键词句吞吐留空不说，表达上则显得含蓄婉转，言有尽而意无穷，言简而意丰；接受上，由于表达者未竟的表达给接受者留足了回味咀嚼的空间，不同的接受者可以根据自己对苹果花开时的情景展开丰富的联想，在文本接受解读中可以获取更多的审美享受，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文本的审美价值。

七、离合增损：进士与进土，夫人与失人

这是相传的一副古代对联。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户读书人家，父子二人都考中了进士。这在封建社会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要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是读书人唯一的晋升之路，特别是考中了进士，那就意味着升官发财了。我们都知道，在唐代，能考中进士，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唐诗里有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踏尽长安花”，说的就是士子们考中进士后风光的情形。除了踏花长安，新中进士还要上大雁塔题诗题字，更是光荣。进士的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考中状元，就更是不得了了，皇后还要亲自给他戴花。小时候，我祖母告诉我，说唐朝的黄巢之所以造反，是由于黄巢考中了状元，皇后给他戴花，嫌他长得太丑，最后皇上没取他。黄巢一生气，就造反了。黄巢杀人八百万，就是状元的事惹的祸。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和正史不同。但不管怎么说，唐代进士及第的风光，是历史的真实。唐代皇室后裔李贺，是有名的大才子，因为避父讳的缘故，不能考进士，结果郁郁不得志，27岁就死去了。历史上还有个别皇帝看到进士那样风光，连皇帝也不想做，想去考进士。进士不仅社会地位高，是时尚人士，更是官场的入场券。虽然有少数没有这张入场券的人也做了官，甚至如李德裕之辈还做到了宰相的高位，然而没有进士这个身份毕竟是心头永久的痛，因为在封建时代的官场中没有进士出身的总是少数，人有你没有，你就会觉得低人一等，成为饮恨一生的遗憾。有些人就是因为自己没有进士身份而心理不平衡，变着法子与有进士身份的下属作对，给他们小鞋穿，熟悉中国历史者自然知道这些。反正，在中国封建时代，考中了进士，就意味着升官发财，最不济也是一种特殊而高贵的身份象征。所以旧小说中描写的士子考中进士特别是状元后，被招为驸马，或成为宰相的乘龙快婿之事，既是封建时代士子的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历史的现实。

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当时父子二人同时考中进士的喜悦心情了。由于太过激动，父子二人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颇为张狂的对联并贴了出去：“父进士，子进士，父子皆进士；婆夫人，媳夫人，婆媳皆夫人。”可这样张狂的对联，别人看在眼里自然就有想法了。于是有一位士子在夜里趁着月明星稀，提笔在此对联的文字上略动了点手脚，便变成了这样一副对联：父进土，子进土，父子皆进土；婆失人，媳失人，婆媳皆失人。

这对联让父子进士全家气得没命，而旁人看了都为之称妙。那么，这改笔何以有如此奇特的效果呢？无他！是改笔的士子运用了一种中国传统的修辞策略——析字。

所谓“析字”，是一种说写中利用汉字特有的条件，通过离合或增损字形的方法来巧妙地表情达意的修辞策略。这种修辞策略利用汉字字形结构特有的条件做文章，与普通的理性表达大异其趣，既有婉约达意的倾向，也有文字游戏的意味。因而该修辞策略在表达上或具含蓄性特点，或显新异性趣味；在接受上，由于表达形式上的含蓄性或新异性特点，易于引发接受者思索探究的兴味，从而获取到一种文本解读接受中益智解颐的审美情趣。

上述士人夜中所改的对联，较之原对联只是将“士”字底部的一横笔加长了，“进士”变成了“进土”——死了，这是何等的悲伤！将“夫”字左上角加了一撇，高贵的“夫人”就变成了“失人”——死了丈夫，婆媳都成了寡妇，这又是何等悲哀的事！这一改笔都是在字形上做了点手脚而已，属于增形的析字修辞策略。这一修辞策略的运用，一下子就让那家得意的父子婆媳由天堂跌入了地狱，可谓骂人不费吹灰之力。虽然那改联的士子骂人有些过分尖刻，不够厚道，但是他的语言智慧却不由人不佩服！

析字修辞策略的运用，除了能骂人而显水平，有时还会救命免罪呢！不信请看：有三女而通于一人者，色美而才。事发到官，出一对云：“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一女对云：“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官薄惩之。（清·褚人获《坚瓠首集》卷二《巧对》条）

这个例子，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三个女子，不仅长得美貌动人，而且很有才学，三人共通于一男子，大概这男子是个美男子兼大才子，不然不会引三位美才女为之动心，且一个“甜点”三人分而不致引发她们天生的醋劲。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件伤风败俗的大丑闻，是不得了的事（放在今天，这是她们的自由，只要两相情愿，想跟谁搞就跟谁搞，管得着吗？顶多算是作风问题）。所以东窗事发后，就到了官府。未曾料到问案的官老爷是位好文的才子，他不问案情，先说了一句：“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其中一女子明白这位老爷的意思，是叫她们对对子呢！于是她就对上了一句：“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结果，本来应该判大罪的，官老爷只给她们一点小小惩罚就放过她们了。

那么，这女子何以能让问案的官老爷一高兴就放她们一马（其实何止“一马”，放了不知几“马”），没怎么追究她们伤风败俗的大罪就饶了她们呢？这是那女子的本事了。因为她的析字修辞策略运用得好，表露了不凡的才学和智慧，让老爷佩服，让老爷高兴了。上述那位官老爷的问话以及作奸犯科的女子的回答，都是运用析字表达策略的绝妙文本，用的都是离合字形的方法。汉字“奸”的原来写法是“姦”，所以官老爷将之离析为三个“女”字，并由此引出“三女为奸，二女皆从长女起”的话，是先离析，再拼合，婉转含蓄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你们三人作奸犯科，是谁领的头？”这种表达，既委婉地问了案情，又于问话中暗考了三个女子的才学，暗示她们要以同样的修辞策略回答问题，申辩理由，显露才学，对上一个好的下联。所幸官老爷的这些机巧心思那位对答的女子都心领神会了，于是便运用离合字形的析字策略对了下联：“五人张伞，四人全仗大人遮”。“伞”原来的写法是“傘”，由五个“人”字和一个“十”字构成。那女子便利用此汉字的结构部件做文章，对出下联婉转地向官老爷求情：“我们做错了事，请老爷遮护，网开一面，放我们一马。”但这层意思表面没有，全蕴含在联语的字里行间，既婉约蕴藉地向官老爷求了情，又显露了自己不凡的才学，令老爷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怜才放她们一马。那才女能将析字修辞策略的作用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我们今天读此故事也不能不由衷地感佩！

中国的古人似乎很会运用析字修辞策略，下面我们再看一例：旧时镇江焦山有僧人名几谷，或赠联曰：“脱去凡心一点，了却俗身半边。”（刘叶秋《再谈对联》）

上例中的这副对联，是就僧人名号所发挥出来的，也是运用析字修辞策略，通过减损字形而成的。因为“凡”字去一点，即是“几”字；“俗”字去了半边“人”旁，即是“谷”字。这一对联，在表达上显得新颖生动。因为“几谷”二字作为僧人名号，本无什么引人兴味的。可是经这副对联一表现，顿然显得新异别致、趣味盎然。在接受上，“脱去凡心一点，了却俗身半边”的说法，由于表达新异有趣且近乎调侃，易于引发接受者的解读兴味，并产生思索探究冲动，深刻体味出如此表达的深意——僧人当去凡心、了俗念，才能得道圆满，从而于文本解读接受中获取到一种寓深意于谐谑的益智解颐的审美情趣。

古人在析字修辞策略上很有造诣，今人如何呢？且看台湾作家李敖的手笔：我妈妈生在1909年，今已“米寿”之年，眼看九十了。（李敖《李敖回忆录》）

这里，李敖所说的“今已‘米寿’之年”一句，即是运用了析字修辞策略。所谓“米寿”，即八十八岁。因为“米”字可以离析为两个“八”字和一个“十”字；反之，两个“八”字和一个“十”字也可合为一个“米”字。很明显，李敖的这种说法，在表达上显得新颖且含蓄，因为它比“今已八十八岁了”之平常说法明显要新颖得多，表意也显得婉转；在接受上，“米寿”之说由于不易顿解，这就自然引发了接受者思索探究的兴味，而当接受者通过一番思考和离析字形的工夫而解读出“米寿”即“八十八岁”的意思后，就会油然生发出文本解读接受中益智解颐的审美情趣和快感。类似的还有日本语中“白寿”指称“九十九岁”，也是析字的结果，因为“白”字是“百”字少一笔，故可代称九十九。

八、迂回前行：晏子为弦章庆幸

这里讲的是晏子谏说齐景公的故事。晏子，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对他太陌生。他可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外交家，是春秋时代纵横驰骋各国的“名嘴”，有关他能说会道的故事多着呢。《晏子春秋》对此有不少记载，一看就知道这位爷是个什么角儿了。晏子名婴，字平仲，齐国夷维人。夷维即今天的山东高密，就是当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早期小说《红高粱》里所写的那个“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恶，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你想能不出人才吗？晏子历任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之相（卿），这要多大的能耐？不然怎能摆平、搞定这三朝主子？

上述这则故事可以略见晏子的政治智慧和语言智慧之一斑。弦章是个正直、忠心为国的臣子，见齐景公纵欲饮酒七天七夜而不止，认为这会荒废了朝政，对国家不利，所以就直言相谏说：“您纵欲饮酒七天七夜，我希望您以国事为重把酒戒了！不然，您就把我处死吧。”景公觉得很为难，这时正好晏子入见。景公就对晏子说：“弦章对我进谏说：‘希望您把酒戒了！不然，就把我处死。’如果我听从了他的话，戒了酒，这似乎我是被自己的臣子所制；不听从吧，就要处死他，可我又很舍不得这样的臣子死。”晏子知道景公的意思，就说：“弦章遇到您这样的国君，真是他的大幸！今天要是遇到桀纣那样的昏君，弦章早就死了。”景公明白了晏子的弦外之音，放了弦章，自己也戒了酒。那么，忠心为国的弦章为什么几陷于死的境地，而晏子何以能三句话既救了弦章，又让景公戒了酒，还挽救了齐国的国政呢？这是因为晏子谏说时采用的修辞策略高明，这个策略便是“折绕”。

所谓“折绕”，是一种将本该一句话即可直说明白、清楚的，却为着委婉含蓄的目的，故意迂回曲折地从侧面或是用烘托法将本事、本意说出来，让人思而得之的修辞策略。这种修辞策略，一般说来，表达上有一种婉转深沉、余味曲包的妙趣；接受上，由于表达者在文本语意的表达与接受之间制造的“距离”，增添了接受者文本解读的困难，但是一旦接受者经过努力破除了解读的阻障而洞悉了修辞文本的真意后，便会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一种文本破译成功的喜悦心理，从而加深对修辞文本主旨的理解。而修辞文本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其审美价值也就由此大大提升了。

弦章谏说失败，而晏子说服成功，究其原因是二人选择的修辞策略不同，结果自然大不相同。弦章没有重视君臣之间思想沟通的语言表达策略。对于国君的失误应该选择婉转的表达策略含蓄地指出，而弦章恰恰没有这样做，而是直话直说、直来直去，当然让齐景公尊严和面子上都过不去，所以弦章自己就陷入了绝境。而晏子的劝谏则很高明，他选择了一个最恰切的劝谏国君的修辞策略——折绕。他的话先是给景公戴了一顶高帽子，说景公是明君，弦章很幸运能遇到这样的明君。然后将了景公一“军”：表面是说，弦章若遇夏桀、商纣王那样的昏君，早就死了。弦外之音则是说，如果您想做夏桀、商纣王那样的昏君，那么您就杀了忠心直谏的臣子弦章；如果您想做明君，就应该听从弦章的谏言，戒了酒，不要杀弦章。景公并不糊涂，从他向晏子表白自己对弦章谏言的两难处理苦衷，也可看出他是个明白人。所以晏子的这种曲折表意的语言策略选择得是正确的。晏子将其所要表达的意思曲折地表达出来后，景公自己思而得之，意会到了自己的错误，也纠正了自己的行为。由此，景公的尊严和面子保住了，晏子的劝说目标也实现了。这里，我们由晏子“一语三雕”的事例，可以清楚地见出折绕表达策略的作用真是不同寻常！

说完了中国古代的“名嘴”晏子，下面我们再来领略一下中国现代两位“名笔”的“折绕功夫”。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成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鲁迅《范爱农》）

这段文字，意在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所谓的革命者不久都蜕化变质了。其中，“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是一种折绕的说法，它辛辣地讽刺了新政府官员蜕化变质之快。由于表达者对于这层意思没有直言，而是通过对新政府官员短期内服饰变化的轻描淡写来暗示，因此文本在表达上就显得含蓄婉转，内涵深沉而发人省思。在接受上，由于表达者文本语义表达的曲里拐弯，接受者要破译其表达的真实内涵，就必须费些心力思考。当接受者经过努力而解读出表达者所意欲表达的真实意思后，便自然会从心底生发出一种文本解读成功的心理快慰，从而加深对表达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的印象和对文本主旨的理解——即表达者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痛心疾首。同时，文本含义的深藏不露，也使接受者在文本接受中有了回味咀嚼的空间，这在客观上大大提升了修辞文本的审美价值。鲁迅的文章之所以深具魅力，常常是缘于其所建构的修辞文本的独特表达效果。

鲁迅喜欢婉约行文的作风是很有名的，他的笔墨官司的老对手梁实秋也是一把好手：老实讲，我是有收藏信件的癖好的，但亦略有抉择：多年老友，误入仕途，使用书记代笔者，不收；讨论人生观一类大题目者，不收；正文自第二页开始者，不收；……有加新式标点之必要者，不收；没有加新式标点之可能者，也不收……（梁实秋《信》）

这段文字是梁实秋自叙自己书信保留的原则。其中“多年老友，误入仕途，使用书记代笔者，不收”、“正文自第二页开始者，不收”、“有加新式标点之必要者，不收；没有加新式标点之可能者，也不收”等，都是曲折的表意，属于折绕修辞策略的运用。这种折绕的说法，表达上显得含蓄典雅，接受上则有一种耐人寻味的韵致。梁实秋的散文之所以耐读，不是因为平淡如水，而是因为它特有的含蓄深沉的典雅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与作者善于运用折绕修辞策略密不可分的。上述意思，如果直说成“仕途上的朋友，如果不是他的亲笔信，我不收藏”、“废话、啰唆的话太多的书信，也不收藏”、“不能正确使用新式标点的书信，也不收藏”，表达上就显得过于平常，接受上则很难激发出读者的阅读兴味，自然也难获取什么美感享受。

九、掩头匿尾：章太炎嬉骂康有为

这是近代奇人章太炎骂康有为的联语。章太炎以联语骂人是出了名的，他骂过慈禧太后，也骂过民国贿选总统曹锟，这个我们在前文已经略述。这里以联语骂保皇党人康有为，当然更不在话下了。

我们都知道，“清末民初的政学两栖人物中，章太炎与康有为是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学术上，章太炎是古文学派，康有为是今文学派；在政治上，章是革命党，康是保皇党。两人当然是对头。康有为主张变法图强，立意本佳，惜见解迂腐，沉溺于君主立宪，尤其晚年赞成张勋拥废帝溥仪妄图复辟，更是老朽昏庸”。因此，章太炎骂他是理直气壮的，深得人心。

这对联，骂人可谓骂得淋漓尽致，却又显得含蓄高妙，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个“章疯子”！那么，这对联妙在何处？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其妙就妙在运用了藏词修辞策略。

所谓“藏词”，是一种将人们惯用或熟知的成语或名句的某一部分藏却，而以其中的别一部分来替代说出的修辞策略。大致说来，它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藏尾”式，二是“藏头”式，三是“藏腰”式。不管是何种类型，大凡是运用藏词修辞策略建构的文本，由于情意展露半遮半掩，所以表达上便显得婉约蕴藉；在接受上，由于表达者用藏词的手段故意在自己的表达与接受者的接受之间制造了“距离”，接受者必须依靠自己的知识经验去补足表达者所留下的表达空间，才能破解表达者真实的语义指向。这尽管给接受者的文本接受带来了阻障，但一旦接受者破除了这一阻障，就会自然生发出一种解读成功的心理快慰，获得一种文本解读中的审美享受。

上述章太炎的对联，属于“藏尾”式。“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是两句常见的名句。章太炎将“妖孽”、“贼”分别藏去，表达上显得婉约含蓄，显出文人论战的温文尔雅的作风，不失君子风度；但这两句后面所藏去的部分又是尽人皆知的，接受上不存在多大困难，接受者略一思索便知表达者真实用意所在，思而得之后便有一种成功解读文本后的心理快慰。同时，这对联还有一妙，就是把康有为的名字“有”和“为”自然而然地嵌在联句中，指名道姓地骂人，却高妙得令人为之叫好。这就是章太炎的过人处，也是藏词修辞策略的魅力所在。

说完了章太炎与康有为的论战，再来看看鲁迅与林语堂如何打笔墨官司：由前所说，“西崽相”就该和他的职业有关了，但又不全和职业有关，一部分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兼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这标本。他是崇华，抑夷，其实却是“满崽”；古之“满崽”，正犹今之“西崽”也。（鲁迅《“题未定”草》）

这段文字，是鲁迅针对当时林语堂《今文八弊》中批评“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怪相，谈文学则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之类的言论而发的议论。因为鲁迅当时正翻译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又曾介绍过波兰、捷克等国文学，所以在林语堂看来，鲁迅之所为有“奴”、“媚”之嫌，是“西崽”。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对外族“奴”、“媚”便是失去民族气节的“失节”行为，是为人所不齿的。鲁迅深察林语堂文章之讽意，所以运用藏词修辞策略，建构了上述文本来反唇相讥。“事大”是由中国古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藏词而来，“自大”是由“夜郎自大”的成语藏词而来。鲁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林语堂批评别人介绍波兰、捷克、俄国等国文学的行为是“奴”、“媚”的“西崽相”，实际上他自己主张介绍“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正是“失节”的“奴”、“媚”行为，也是“西崽相”。林语堂批评不该介绍波兰、捷克等国文学，认为波兰、捷克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这是一种眼界狭小的“夜郎自大”的表现。尽管鲁迅上面的话实际上是说林语堂为“奴”、“媚”英、美、法、德等国文学的“西崽”，是不了解世界文学的“夜郎”，但由于运用了藏词修辞策略（均属“藏头”式），所以表达上显得相当委婉含蓄，却意味深长，别有一番讽味在其中；从接受的角度看，由于表达者鲁迅出语有理有力且语言锋芒深藏不露，直接接受者——林语堂虽能解读出其文本的真实内涵，间接接受者——其他读者也深知表达者的文本语意是很刻薄的，却不得不从内心深处感佩表达者的语言表达智能，从而获取一种文本接受解读的心理快慰和审美享受。这就是大文豪的手笔！

下面看梁实秋如何运用藏词修辞策略：如今退休制度不限于仕宦一途，坐拥皋比的人到了粉笔屑快要塞满他的气管的时候也要引退。不一定是怕他春风风人之际忽然一口气上不来，是要他腾出位子给别人尝尝人之患的滋味。（梁实秋《退休》）

这段文字中的最后一句“是要他腾出位子给别人尝尝人之患的滋味”，是一个运用了藏词修辞策略的文本，其意是说教师到了一定的年龄是要退休的，必须将教职让给后来人。其中“人之患”系由《孟子·离娄上》中“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藏词而来。由于表达者在表达时没有将此意明说出来，而是建构了上述文本，表达上遂显得相当婉约典雅；在接受上，不了解孟子原话的接受者可能在接受中会有一些解读上的阻障，但一旦经由努力破除阻障后，就会油然生出一种文本解读成功的心理快慰，于文本接受中获取一种审美享受。梁氏散文之所以耐读，藏词修辞策略的运用也是从中起了作用的。熟知梁氏散文者，大概不难有此共同体认。

十、金玉其外：算命先生的生命预测

这段文字是梁实秋赞赏算命先生的语言智慧，谈到了人类一个无可回避的梦魇般的永久话题——“死”。

关于“死”，中国有两句俗语，叫“好死不如赖活着”、“蝼蚁尚且贪生”。这话当然是劝人珍惜生命，不要轻生。其实，既然是“赖活着”，既然是“蝼蚁”之辈，当然不会幸福，那么对人世还有什么可珍惜与留恋的呢？这话骨子里还是泄露了人类对“死”的恐惧心理。不光是中国人怕死，但凡是人都会怕死，不管他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还是其他什么种人。可以说，惧死是人类普遍的心理现象，所以世界各国语言中都有对“死”的概念采取回避的语言现象。中国人对“死”的概念的回避尤其严重，表达上还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如说帝王之死，有“山陵崩”（夸张帝王之死于国家损失的重大）、“驾崩”、“崩”、“崩逝”、“崩殂”、“宾天”、“大讳”、“大行”、“弃天下”、“弃群臣”之类说法；士或做官人之死，叫“不禄”（就是不拿朝廷俸禄了，用今天的话说，叫不拿工资或薪水了）、“弃禄”、“禄命终”等；文人或才子之死叫“玉楼赴召”、“埋玉树”、“埋玉”、“修文地下”等；年轻女子早死或少女夭折叫“蕙损兰摧”、“玉碎香埋”、“玉碎珠残”、“玉殒香消”等；一般人之死的普通说法如“走了”、“仙逝”、“归西”、“作古”、“永辞”、“永别”、“老了”等，不一而足。总之，不同身份、不同死法、不同年龄的人的死都有一套固定的避讳说法。（关于这一点，张拱贵主编的《汉语委婉语词典》中有很详细的关于“死”的委婉语汇编，可参阅。）现代也有一些新见的关于“死”的避讳说法，如共产党人常说“见马克思”，音乐家之死叫“生命画上了休止符”，思想家之死叫“思想家停止了思想”，一般人普遍的说法有“心脏停止了跳动”等。此外，还有古今对自己死亡的谦称或对他人死亡的贬称说法，如“填沟壑”、“伸腿”、“翘辫子”等。

梁实秋赞赏算命先生“说得好”，其实他写得也好。中国人读了不仅不觉厌惧，而是都要叫好称妙的。何以然之？这是因为梁实秋和他所描写的算命先生都善于运用一种修辞策略，把话说到了人们的心坎里，这种策略就是讳饰。

所谓“讳饰”，就是表达者在情意表达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便不直说该事物，却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装饰美化”的一种修辞策略。在汉语中，讳饰是一种十分习见的修辞现象。由于种种心理缘故，中国人往往对某些事物或概念有所忌讳。因此，在言语交际中，表达者为了顾及接受者的情感或心理感受，往往会换一种说法，将所要表达的意思婉约地表达出来。这样，接受者可以自己通过对表达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的解读而得出文本的真实内涵，从而避免了在心理上产生对表达者所表达内容的抵触情绪，能够愉快或坦然地接受之。其实，采用讳饰修辞策略的文本所表达的实质内容还是表达者原本所要表达的内容，丝毫没有改变，只是表达得婉约、间接些而已，可谓是“金玉其外”。

上面这段话中有两处运用了讳饰修辞策略：一是“老年人心里嘀咕的莫过于什么时候福寿全归，因为眼看着大限将至而不能预测究竟在哪一天呼出最后一口气”；二是算命先生说辞中的“这一关若是过得去，无病无灾一路往西走”。所谓“福寿全归”、“大限将至”、“呼出最后一口气”、“无病无灾一路往西走”，都是“死”的讳饰、美化的说法。这两个文本的建构，从表达上看，由于始终没有让“死”字露面，所以就显得含蓄婉转，同时也强烈地凸显出表达者（梁实秋和算命先生）对“死”之概念讳莫如深的心态。从接受上看，接受者经由上下文语境的帮助，不仅很容易了知表达者所说之真意，而且增加了咀嚼、回味的空间，调动了其文本解读的兴味，并深深地感佩表达者表达方式的婉转高妙，从而使文本解读成为一种愉悦的审美过程。

对于“死”，人类有一种普遍的厌惧心理，中国人对“死”尤其不能达观地看待，所以更有诸多忌讳。不仅如此，对于不洁的事物，中国人也有忌讳的习惯：三年级放寒假的时候，爸和叔叔们合资盖了一间厕所。“落成”那天，我们几个小孩子热烈地讨论谁应该第一个使用，六叔把我们赶开，他说他是高中生，当然是第一。他进去了，一下子又走出来，很不高兴的样子，原来，有人进去过了，六叔一口咬定是那个泥水匠，他嘀咕着说要找泥水匠算账。……那天晚上，爸和叔叔们在院子里聊天，聊到这件事，二叔说，新厕所有外来的“黄金”，大吉大利，六叔不同意，他认为新厕所应该由自己人开张才有新气象，爸没有意见。……（阿盛《厕所的故事》）

这段文字，是台湾作家写台湾早些年乡间卫生条件差、建造厕所不易的历史情形。其中作者二叔的话“新厕所有外来的‘黄金’，大吉大利”，是一种讳饰的说法。粪便之不洁，人们多是不愿提及的，但是事实上又是不可回避的。这里作者以“黄金”讳饰带过，确是妙笔！从表达上看，由于以高贵和财富象征的“黄金”代人们恶心的“粪便”，语言上顿然显得婉约高雅，同时还带有中国人喜欢的口彩性质，自然显得得体高妙；从接受上看，接受者经由语境的帮助不仅可以清楚地了知表达者所说的真意，而且因表达者表达的雅妙，使其文本解读时别添一种不洁情事艺术化的审美情趣，文本的文学欣赏价值也就大大提高了。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历来对男女之情、男女之事是讳莫如深的。因此，在这一方面，讳饰修辞策略也是大有英雄用武之地的：中国曾是一个崇尚人治的国度。开国之后，权力属于人民，当权者也称为人民公仆。然而，民主与法制、自由与平等的道路总是显得那样漫长。“文革”中，既有“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之说，在“男女关系”方面，亦有“大节与小节”之论。对那段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各色人等的窃玉偷香，今人曾作了令人笑而喷饭的诠释：“高级干部犯男女问题，是游龙戏凤；中级干部有男女问题，是感情冲动；小小职员与平民百姓在男女方面稍不检点，便是流氓成性……”（李存葆《飘逝的绝唱》）

这段文字中，有四句都是讳饰的说法，分别是：“对那段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各色人等的窃玉偷香”、“高级干部犯男女问题，是游龙戏凤；中级干部有男女问题，是感情冲动；小小职员与平民百姓在男女方面稍不检点，便是流氓成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四句话都是说男女之事的。但是，由于作者说到关键的问题时用了诸如“窃玉偷香”、“犯男女问题”、“有男女问题”、“在男女方面稍不检点”等词语加以回避，因此表达上就显得婉约蕴藉，温润典雅；接受上则有令人回味深思的韵味。如果直说本意，一来表达上过于直露平淡，二来接受上了无韵味，既无法引发读者的阅读兴味，令其获取某种美感享受，也拂逆了中国人对于男女之事讳莫如深的民族心理，倒了读者的胃口。因此，对于男女之事，采用讳饰的修辞策略，犹如高手过招，点到为止，是最高明的语言策略，于表达与接受两方面都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除了“死”和不洁、不利、男女之情等事物或概念外，对于失败、失意之类的事，中国人也多有忌讳：世界围棋最强战弈罢九轮，副帅马晓春马失前蹄。

这是《文汇报》1995年1月13日一则体育新闻的标题，其中“副帅马晓春马失前蹄”一句，即是采用了讳饰修辞策略。所谓“马失前蹄”，原是指古代战将吃败仗，为了使其体面，便推说战事失败是由于马失前蹄所致。这里说马晓春围棋比赛失败，不直说失败，而是讳饰其辞，说是“马失前蹄”，从而给人这样一个印象：这次比赛失败，不是马晓春能力不及，而是他掉以轻心或失误所致。这样，从表达上看，显得婉约蕴藉，给直接接受者马晓春以必要的体面，给间接接受者读者以心理安慰。从接受上看，接受者透过字面略一思虑便可了知其文本表达的真意，在感佩表达者表达艺术高妙的同时，也获取一种文本解读的心理快慰，因此提升了修辞文本的审美价值。同时，这个修辞文本借“马晓春”之姓“马”与成语“马失前蹄”巧妙搭挂，也是新颖生动的，具有创意。

十一、指桑骂槐：辜鸿铭的“裁缝”与“西服”

这是中国近代奇人辜鸿铭在其笔记中所写下的一段文字，十分精警，常常为人所引用，现在读来还是发人深思的。

说到辜鸿铭（1856—1928），那可是中国近代的奇人，知名度特别高。辜是福建同安人，名汤生，自号汉滨读易者。早年留学英、法、德等国，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精通英、法、德、意四国文字，甚至拉丁文也能运用自如。在中西哲学文学方面，均有很高造诣。他虽然长期受西洋文化熏陶，却保守顽固，既酸且腐，堪称一绝。曾为清末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后官清廷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极力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民国之后还穿枣红花缎长袍、系腰带、吸鸦片、拖着一条长辫子，表示效忠大清帝国。邵镜人《同光风云录》曾记他与一位美国女士辩论男人纳妾的故事，流传甚广：西人有问之曰：“贵国风尚，乃崇多妻，先生有说乎？”鸿铭笑而对曰：“君知众杯翼壶之理乎？壶一而杯众，宜也；夫一而妻众，亦宜也。”西人大笑而去。

这虽是强词夺理的诡辩，但其比喻的绝妙与出人意表，真是令人闻之莫不叹服。不仅如此，他还曾释“妾”字含义说：“妾者，立女也；当男子疲倦之时，有女立其旁，可作扶手之用。故男子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可作扶手之立女。”真是令人绝倒！

辜鸿铭虽然迂而保守，还喜欢胡说诡辩，但也有不少过人之处。他强调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国家用人，首重德行。他生性诙谐，桀骜不驯，常有惊人言语举动。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时，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被罗致为幕僚。一次，有洋领事来访，张之洞从督辕的内花厅送到阶下，辜在一旁拦阻说：“大帅请回，由我送吧！”张之洞以执礼谦恭，仍一直送出二门。此时辜鸿铭急了，竟然往主宾之间一站，回身张开双臂厉声说：“大帅请回步，不必再送了！”张之洞这才愕然而悟外交礼仪之节，到此留步。辜鸿铭送完客回到大厅院中，居然向上大骂：“望之不似人君！”张之洞在内亲耳闻见，但捻须微笑，不以为忤。这既体现了张之洞的雅量，也可见出辜鸿铭的个性！

还有一事，亦甚有趣，可见辜鸿铭的与众不同处。一次英国的著名小说家毛姆到四川成都拜访他，辜鸿铭笑对毛姆说：“你们英国人，总以为我们中国最了不起的人，就只有在你们开的洋行做买办。你居然还知道有我，使我非常惊奇！”随即他便批评起英文不够格做哲学思想的工具，以德语跟毛姆大谈哲学。毛姆不但不生气，还表示十分佩服。说话间，辜鸿铭留意到毛姆的眼光偶触到他的辫子，于是他拉着自己的辫子说：“这是老大帝国的最后象征，完了，这个帝国完了！”对大清帝国的行将崩溃感到万分的无奈与惋惜。（事略参见沈谦《辜鸿铭“依样葫芦”》）

上面辜鸿铭的一段话，之所以精警，读来发人深省，是因为他运用了一种有效的修辞策略，使其达意既形象而生动，又婉而多讽。这种有效的修辞策略，便是讽喻。

所谓“讽喻”，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中通过临时编造一个故事来寄托其讽刺或教导意向的修辞策略。从形式上看，讽喻可以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叙而不议式，二是叙而后议式。叙而不议式，即只编造一个故事，表达者不加任何评点或议论，其所表达的意向需要接受者透过故事本身来意会而得之；叙而后议式，即既编造故事，又于故事之后缀以一二句画龙点睛、点明故事寓意的话语以强调表达意图。一般说来，不管是哪种形态的讽喻，它们在表达上都往往有一种含蓄婉约、深文隐蔚的效果；在接受上，由于文本语义的表达与接受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接受者通过咀嚼表达者的文本而后知其真意所在，这就易于调动接受者的文本解读兴趣，使其能于文本解读中获取一种成功的心理快慰和文本接受的审美情趣。

上引辜鸿铭的讽喻，属于典型的叙而后议式，从形式上就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段中国裁缝依样画葫芦的故事，明显是表达者临时编造出来的，其用意在末一段文字中也特别指出来了：“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当然，与此西人所雇之裁缝又何以异欤？”意思是说，中国学习西方是可以的，但要知其所学之所以然，不然盲目跟进，以至将不应该学习的东西也学了。本来，这层意思故事本身已昭显无遗，但表达者为了强调此层意思，所以特别将此指明。这一讽喻形式与叙而不议式相较，表达上虽然不够委婉含蓄，但与不设喻的平常表达相较，还是有些深文隐蔚、婉约蕴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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