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旭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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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言学问题试读：
总序
近年来，世界汉语热持续升温，对高素质国际汉语教师的需求猛增。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应需而生，成为汉语国际教育与推广的基础性工作。
天津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办确定为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这促使我们在专业建设中不断加强思考、探索创新，从培养机制、课程体系、环节控制、实习实践、质量评价、技能训练和中外合作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期在各个方面都有所突破，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建新型培养环境，丰富课程和实践体系，提高国际汉语教师培养质量。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新型汉语国际教育专门人才的角度出发，国际汉语师资的培养，应着意区别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突出职业需求，强调跨文化环境下的实践能力、复合学科的整合应用能力，夯实二语教学的基本功。在培养过程中，不断强化“在做中学”“在做中学会怎么做”，不断契合汉语国际教育与推广工作的实际需求。
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系列教材。这套教材包括《汉语语言学问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要素教学》《中华人文精神读本》《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沟通》《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例分析指导》等。
从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特点上看，突出应用并不意味着忽视基础，功底厚才是能力强的前提。国际汉语教师一方面需要过硬的基本功和多学科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需要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对国外教学特点广泛的了解、过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综合驾驭国际课堂的教学能力。
系列教材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注重基础语言理论和汉语要素教学指导的基本要求，对汉语语言学基本问题、二语习得理论和语言要素教学的关键点进行悉心梳理和提炼；针对二语习得规律和教学难点展开分析，讲清楚汉语国际教育的基本教学原理和方法；结合跨文化教学特点，将当今中国现实社会随处可见、可追根溯源，又利于世界分享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以古今对照、现实表现与典故来源相依托的方式综合展现；对跨文化沟通应知应会内容和基本技巧，以大量案例作为支撑进行分析，提供国外汉语课堂典型教学素材的点评指导，以期促进对海外课堂教学实情和规律的把握。
系列教材可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也可用于海外汉语教师自学，加强语言学基本功，提高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系列教材的出版得到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12（JWXZ-09）、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ZW07-2010）、3天津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研究课题（52WZ1109）的支持。
我们希望这套系列教材，能帮助广大国际汉语教师提高综合业务素质，探索教学规律，拓展工作能力，也希望能帮助他们在国际汉语教育工作中丰富羽翼，展翅高飞。
衷心地感谢商务印书馆对系列教材的编辑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钟英华、杨薇、温象羽2015年9月
1 项目名称：汉语国际推广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建设的需求与发展研究。
2 项目名称：汉语国际推广策略与教材开发研究。
3 项目名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总体设计框架及质量控制模式研究。序
近些年，一直给本科生讲授现代汉语，给研究生讲授语言理论。语言理论经常被认为是一门一般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性质的课程。这种说法并不算错，因为说到理论，总是要讲一些属于语言共性的知识，讲一些近、现代先行者们试图对人类语言现象提供解释方法的新的思想，譬如20世纪初崭露头角的结构语言学和相对晚出而至今方兴未艾的生成语言学。可是，事实上，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包括讲语言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主要还是围绕作为我的第一语言的汉语。这不仅是因为听我讲课的多数是中国学生，他们所学习的是汉语专业，而且——其实更主要的——是因为我自己的外文修养有限，即使就对我来说还算比较熟悉一点儿的英语而言，很多用英语写作的一般语言学著作，我能够读到和读懂的也不过很少的一些，而能够追踪作者智慧读有心得的则尤其不敢称富。所以，我给学生讲授的语言理论课，真要是用一般语言学这把尺子来衡量的话，我很觉得惭愧。
我说的是实话。旧日读英国作家J.M.Barrie的文学作品Peter Pan，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If you have charm, you don’t need to have anything else; And if you don’t have it, it doesn’t matter much what else you have.
这句话直译过来是说：如果你有魅力，那就不需要别的了；如果你没有魅力，即使你再有别的什么，也没有意义。有时我会跟学生们说起这个句子，把直译的意思略作引申，借此鼓舞学生同时也引以自励，希望跟大家一起在学习语言学这门最接近于研究人类自己的科学的过程中，不断地发掘和增长自己的魅力。所谓魅力，并非指那些浮华无实的空洞之物，而是指学习、验证、应用乃至推进科学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我知道，要获得这知识和能力并利用它去创造生活，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人就是生活，而语言是人类生活中联系人的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具有生命价值的部分，所以解释语言的工作总会是充满趣味而由此让人觉得语言的机关奥妙无穷。毫无疑问，语言研究的成功一定是最后解开人类之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院长钟英华教授是一位事业心很强、很有眼光的人。2010年天津师范大学获准招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英华君着重考虑了保证培养质量的几件大事，编写适用的教材被列为其中之一，汉语语言学导论则又是商定要首批编写的。汉语语言学导论跟我先前讲授的语言理论那门课不同。好在语言理论用很多篇幅讲汉语的事情，因此安排内容不妨以此为基础，重分条贯，就做张本。不过，考虑研究生在本科阶段已经学习过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以及相关的其他语言学基础课程，加之导论这门课学时有限，所以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只能是有所选择而很难做到赅括全面。也由于这些原因，临时写出来的这本小书我另外起了个名字，叫作《汉语语言学问题》，这样一来也许就差可说是名副其实了。
讲汉语和研究汉语，赵元任先生是举世闻名的真正的语言学大师。1981年春夏之交，年近九十高龄的赵先生归国访问，下榻北京饭店。先师邢公畹先生是赵先生的学生，当时老师患低血糖病，行路蹒跚手不能释杖，于是修书一封，命我送到北京请王均先生代呈赵先生。遗憾的是，王均先生带我去北京饭店谒见赵先生时，先生正在会客，身边坐着王力、吕叔湘等中国语言学界一代名宿，会客厅堂奥深深未敢趋前，失去了获闻大音的机会。老师在世时多次嘱咐我好好读赵先生的书。可是，许多年来，手里只有老师送给我读的赵先生早年的一本方言学著作《钟祥方言记》，赵先生的其他著作一时求之不易，断断续续找到买到读过一些，有的也曾得到过老师的指点，但总之读得不多。赵先生所著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是凝结先生几十年汉语教学与研究心血的力作，原书附有中文名《中国话的文法》，1968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问世，十年后吕叔湘先生完成汉译并征得赵先生同意另名《汉语口语语法》，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珠联璧合之作，这些年我读过多遍，每次都是边读边为两位大师的哲思睿见折服而感叹不已。这次撰写《汉语语言学问题》，很多章节的很多重要的观念，尤其是本书的前半部分，包括很多堪称经典的论断和饶有风趣的例子，都直接援引赵、吕二氏著作的原文。铺垫、论议，读到为师，国内外很多方家的著作亦多有采撷，文献列举，恕不一一，在此一并鸣谢。当然，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书中乖舛谬失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初稿写毕正值盛夏，承蒙马遂莲、王业奇二君耐着酷热帮助我仔细校阅，检查出不少错误都及时地更正了，在此特别向他们道谢。
岁次新纪2012年8月26日，张旭识于天津市南开区师北里知足知不足斋。01语言和语言学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语言是人类有史以前就有的东西。人们开始关注语言，想知道语言是怎么一回事，同样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不过，对人类而言，也许是因为语言离自己太近了，所以也就应了苏轼《题西林壁》诗中的一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时至今日，在经过了无数个时代和无数位学者的不懈的探讨之后，人类却仍然未能获得关于语言真相的最后答案，换言之，语言的问题依然是一个谜。
当然，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们对于语言的了解总还是越来越接近于科学。大体说来，这个认识过程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虽然很难用时间的观念将不同的阶段绝对划分开来。
先是语言神授说阶段。初民社会普遍相信，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某种神力的创造，所以人的语言也理所当然地被看作这一神力的恩赐。典型的语言神授说见于《圣经》（Holy Bible），其第一卷《创世记》（Genesis）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记录了混沌初开第七天的一件事：
So out of the ground the Lord God formed every animal of the field and every bird of the air, and brought them to the man to see what he would call them; and whatever the man called the every living creature, that was its name.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上帝用泥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带到亚当面前看他给它们命名，亚当怎样称呼哪个动物，那就是那个动物的名字了。
用命名说解释全部语言起源问题一定不对，可是作为解释之一，应该说是有道理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活中凡有新事物出现，总会有人首先为它命名，然后大家跟着称呼、传用，所谓一倡众随、约定俗成，最后巩固为语言的单位。
在西方，由于《圣经》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语言神授说成为从宗教到学术各个领域的正统的认识，并且一直到17、18世纪，仍然主导着大多数学者的思维。18世纪中叶，语言起源问题成为欧洲学界关注的焦点。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设立专奖，以征求有关语言起源问题的最佳解答，其时有来自欧洲各国的数十位学者参加了这次征文，最终有三十篇论文呈交科学院，但是最终获奖并且由科学院指定出版的只有一篇，那就是赫尔德（J.G.Herder）的《论语言的起源》。论文以这样一句话开头：
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
这句话早已成为语言思想史上的一句名言，它包含着三个论点：（1）人与动物有某种共同的东西；（2）动物也有语言；（3）人的语言由动物的语言演化而来。我们觉得，在人类智慧高度进化和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赫尔德这句话所阐述的思想依然成立。因为从哲学的立场看来，人类终于以“人”的姿态走出动物世界所反映的生物进步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且即使到了今天，在人类的语言里我们依然能够找到许多最早动物语言的遗迹，如果动物的某些很有意思的声音表现可以叫作语言的话。可惜的是，赫尔德只是在他认为人类语言由动物语言发展而来时坚持了进化的观点，而在他声明语言的发生源于人的心智，而心智自一开始就处于完备状态足以一举发明语言时，进化的观点随即为神授说所取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赫氏论文的光辉。
很明显，赫尔德的论文只是论述语言的起源而并没有向我们进一步展现语言的本相。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用已经掌握相当高明的科学知识的现代人类的思想苛求于这位先我们二百余年而生的欧洲学人，要求他能明确地为我们解答实际连现代语言学家都还没搞得很明白的事情。
继而是语文学阶段。科学不是哪一天忽然发生的，人类获得知识的步伐不可能超越时代。从社会学的意义看来，文明始于文字；从语言学的意义看来，人们能够比较真切地把握到语言的脉搏更是从文字开始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由于它可以把语言转换为可见形式，所以人们常常误以为它就是语言，并且不断地从书面文献中寻找语言的信息。在中国历史上，汉儒最早把从古代典籍中发现和获取语言信息的学问叫作“小学”。小学，本义是初等学校（primary school）。据史书记载，周秦小学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汉代而后，文字、训诂和音韵成为小学的主要科目，小学的名称因而成为这三门基础学问的代名词。按明代学制，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大学的目的在于读经，要想对古代圣贤的微言大义有明白透彻的了解，就得对他们的用字、措辞有正确的认识。所以，用于学术意义的小学，今天看来乃是古代经学的附庸，是一种辅助的学问。
代表小学这门学问的最主要和集大成的一部著作，是东汉时许慎1所写的《说文解字》。汉语以字为本，而不是像西方语言那样以词（word）为本，所以字的概念，常常并见于语言和文字这两个相关的范畴。但是，两种不同用途的字的意思是严格区别的：语言的字，指的是一个个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组合而成的有意义的音节；文字的字，指的是传统的或者改革后的文字书写单位，即汉字。由于两种用途的字在历史上密切相关，所以在说到或用到字的概念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两种含义难解难分的情况。在汉语研究的意义上，字当然指语言的字，譬如批评有人出言不雅，说他“嘴里带脏字”，其中的带脏字的“字”就属于语言的字。在中国，不管采用怎样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主要关注的都是字——语言的字，包括字的结构、意义、结构和意义的变化以及字与字之间的组合关系。
词是舶来品。词的观念被引入中国以后，为了语言分析的目的，学者们一直主张用它来取代字的地位，后来又引进来一个使用起来比词稍为灵活一些的单位——语素（morpheme）。但是很多学者也注意到，借自西方语言学的这两个概念，很多时候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处处适用于汉语，在用于汉语词汇和语法层面的结构分析的意义上，譬如说明怎样的一个单位是词或者不是词，评价一个复合单位是词还是短语，等等，常常不如字用起来方便。关于这些方面的更多和更复杂的问题，这里不烦多议，留在后面专题讨论。
前面说过，汉字产生以后，中国出现了结合汉语和汉字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小学。可以说是无独有偶，西方国家也经历了仿同中国小学的情形，他们把从古代文献中寻找语言消息的工作叫作Philology，译成汉语通常叫“语文学”。无论是中国的小学还是西方的语文学，显然都称不上纯粹的语言学，因为就本质看来，小学、语文学的研究对象都不是活的语言，也还不是具体的哪个时代的语言，而是记录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活动的部分经过加工的语言事实的文献资料。当然，研究的目的主要也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对古人的用字和措辞进行音训、义训，以对古人的著作做出比较有根据的解说。
实际说来，中国语言学史差不多就是一部贯穿古今的小学史。至有清一代，小学研究臻于大成，汉语音学研究尤称卓著，段玉裁、江永等人均为一时之彦，其《说文解字注》《音学辨微》等都是那段时间产生出来的不朽的著作。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许多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首开现代文明的西方，积极向他们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包括语言学。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悠久的汉语研究的历史上，始终没有产生出语法的观念。语法最初以音译形式传入中国，叫格朗玛（grammar）。汉语语法重意合而不重形合，与西方语言形态丰富的特点相比似乎少了点儿什么，因而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中间曾经流行一种观念，即汉语没有语法。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对的。不过，这也间接地说明，跟世界上的很多语言相比，汉语语法可能算是比较简单的。语法既重意合，遣词造句很少使用复杂、烦琐的词形变化手段，从而使得以次序和虚词为变元的汉语造句活动格外灵活。所以，认识和分析汉语语法，不能完全走西方语言的形态语法研究的道路，虽然在这方面，西方人似乎比中国人觉悟得早了一些。
接着是历史语言学阶段。历史语言学是在语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又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语文学者从阅读古代文献中发现，现实语言较之古代语言发生了很多变化，而这些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相对标准的偏离，因此从对比语言的历史变化中寻找并构拟语言的古代形式，自然就成了历史语言学的首要任务。
19世纪是欧洲历史语言学的世纪。1808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冯·施勒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强调语言内部结构关系研究的重要性，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存在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的术语。1861年，另一位德国学者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的历史语言学著作《印度语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出版，该书根据语言的共同特点将印欧语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表示语言之间的历史渊源，从而推进了历史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学者安东尼·梅耶（Antoine Meillet）的《印欧系语言比较研究导论》和《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两部著作，尤其是后者关于研究方法的经典叙述，一直被奉为历史语言学研究者的必读文献。
总的说来，较之语文学，历史语言学更加接近于科学，因为它明确宣示了自己的语言学工作目标：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关注人类语言谱系的梳理，构拟史前语言。事实证明，历史语言学对于揭示语言变化的史前特点、同一语言早期和后期之间的联系、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历史语言学的这些工作，同时还使我们知道，语言研究同样不能忽视各种非语言因素——如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等——在语言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从目前的历史语言学研究状况看，除了印欧系语言亲属关系的研究十分确定之外，其他语系都还没有形成定论。当然，已经发明了不少新的研究方法，只是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由于得不到充分的文献资料的支持而很难发挥作用。历史语言学要的是资料。印欧语系的历史语言学做得好，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材料比我们丰富，光是《圣经》的不同时期的版本就能为印欧语系的研究提供很多线索。相比之下，汉藏语系因为资料缺乏，致使很多族、系的构拟工作迄今进步缓慢。汉语文献都是汉字，汉字所能提供的语音线索很少。中国学者曾经认为可以用方言推测古代语言的语音，但是在认真看过印欧语的构拟工作之后发现，方言构拟的结果还是要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进行对照之后才能下结论，而汉藏语系的研究很难做到这一点。
再后是结构语言学阶段。历史语言学关注语言的变化，定位不在现实语言本身，或者说，工作目标不在对语言进行认知意义的结构分析。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注意到了这一点，知道发现语言的工作无法通过历史语言学来完成，必须另寻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以语言为语言学的唯一对象进行共时研究。索绪尔的这一思想以及他所创造的若干堪称经典的语言学理念，成就了他的作为结构语言学奠基人的地位。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门符号和意义的科学。他曾在1906年—1907年、1908年—1909年和1910年—1911年这三段时间内数度讲授普通语言学，但他始终没有把讲稿梳理成书。他的几个学生沙·巴利等人，为了使老师的思想不朽，在索氏去世的第三年即1916年，根据历年的听课笔记和索氏的一些手稿整理出版了法语版的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这本书不久便出版了多种语言2的译本，汉译本由高名凯先生完成并定名《普通语言学教程》，可惜因为“文化大革命”，迟至1980年教育复兴之后才得以付梓。忠实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几个学生在书中这样介绍他们的老师：
索绪尔的天才是在语言学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时常听到他抱怨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着许多缺陷，他毕生顽强地致力于探求在这一片混沌状态中能够指引他的思想的法则。
结构语言学首次向人们提供了描写语言和揭示语言内部结构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的欧洲语言学者为此欢欣鼓舞并称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氏宣称语言学只研究语言，因此始终注意把语言跟一切容易与语言混淆的现象区分出来，特别是他提出的区分语言和言语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当时和以后的学者正确坚持自己的语言学目标指明了方向。
建立在共时的语言分析意义上的语言学可分为一般语言学和专语语言学。分析一般语言现象、讨论一般语言学问题即西方称为General Linguistics的学问，我国传统上叫作普通语言学。在多年沿袭使用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们有时觉得，普通语言学这名称似欠斟酌。固然“普通”和“一般”用以翻译英语general都很适切，并且两个词差不多同义，但是按照我们的使用习惯，普通对特殊，一般对个别，3所以显然还是叫一般语言学更显优越。1968年，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在台湾大学做系列讲演，其中说到的关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言研究方法等等方面的一些意见，都不是针对某一种具体语言，而是联系多种语言，就语言的一般现象和一般原理展开讨论的。按照我们的认识，赵先生后来根据讲稿整理出版的《语言问题》这部书，就属于一般语言学性质的著作。
专语语言学的工作目标在于对某一种具体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结构规律进行尽可能深入的分析和描写，除非用于比较，一般不涉及别的语言。但是，专语语言学所讨论的问题，譬如讲到语音，分析一个具体的音的发音原理，自然会涉及辅音的清浊和元音的长短；讲到词汇，分析一个词里面的音义结合关系，一定会涉及单纯词和合成词、多义词和同音词；讲到语法，分析句子的结构特点，不免会涉及次序、虚词以及词的形态变化等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所有这些针对某一种具体语言的问题，也都是一般语言学要讨论的内容。就是说，一般语言学和专语语言学所讨论的问题很多都是相通的，因此学者们有时候会用“一般”和“个别”这两个哲学术语来概括这两门学问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一般语言学注重分析各个语言里的共有的事实，专语语言学注重分析某个具体语言里的个别的事实。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语言的个别的事实，可以看作语言共有事实在某个具体语言里的实现或实现方式。
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语言学尤其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多年前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说科学的语言学是西方人发明的，这种认识或许失之偏颇；可是，非要坚持说语言学中国第一，其实也大可不必。经验告诉我们，人类最先观察到的总是自己身边的事实。所以，在语言研究这个领域，西方人注意分析的主要是西方人的语言，东方人注意分析的主要是东方人的语言。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著作所分析的大多是印欧系语言，举例则多是索绪尔所熟悉的法语。当然，偶尔也会举一些印欧语以外的语言的例子来做分析，但是很少，汉语的例子就更少。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介绍现代语言学基础知识的著作，譬如高名凯、石安石合著的《语言学概论》，叶蜚声、徐通锵合著的《语言学纲要》（修订版），自然就是以汉语的例子为主，汉语而外，前者举例较多的是俄语，后者则多数是英语的例子，这种情况都跟作者们不同的知识背景有密切关系。
最后——认真说来，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语言学阶段是当世所谓生成语言学（Generative Linguistics）阶段。语言学同其他别的科学一样，都是在不断修正自身错误的过程中进步的。从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看来，国内和国外都不乏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明的语言解释理论，而在这众多不同的理论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不同的语言学学说之间相互借鉴的事实。毫无疑问，20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的美国学人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生成语言学，则正是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和古老的柏拉图（Plato）的哲学思想中获得启发之后，试图建立语言的数学模式的一次重要的理论尝试。
乔姆斯基是犹太裔美国人，他主要的生活角色是政治批评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对诸如美国国家外交政策和社会民生福利等许多问题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且事实上没有哪个知识领域能够阻挡他的声音。令人不能不感到惊异的是，乔姆斯基并非职业的语言学家，但是他对语言本质的洞察智慧却异乎寻常，他敏锐地注意到，一个经过多少代人潜心研究而迄今未获的解的语言，实际却是一件在一般儿童那里只消三数年时间就能自然获得的东西。谁都知道，儿童其实是在非常有限的接触语言的情形下以无师自通的方式获得他们的第一语言（the first language）的。这一人类生活的奇迹引来乔姆斯基的猜想，他问自己：何以整个获得过程中，儿童对语言的接触很少，结果却能达成他对语言掌握的全息和全能？事实上，类似的疑问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过，这个人便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当然，问题的背景有所不同，柏拉图当年所问的问题是：缘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其实际经验者如此之少，而所知者却如此之多？两位智者的问题十分相似，不难看出，乔姆斯基应该是从柏拉图的问题中受到启发，这一启发为他深入思考语言现象背后的东西并进而建立生成语言学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础。
生成语言学本称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其理论要义在于提出这样一个假说：语言是人类心智遗传特征——换言之，语法——的社会体现。按照乔姆斯基的认识，曾经被多少学者信而不疑的关于语言第一性的认识原则被彻底推翻了：语法成了先语言而存在的第一性的东西，语言只是语法的实践形式。乔姆斯基坚持认为，语法属于心理范畴，是可以遗传的；语言属于经验范畴，是不可以遗传的。用现代的科学观念来解释的话，乔姆斯基的所谓语法其实可以理解为生长于我们大脑中的一般称为基因（gene）的人类遗传成分，换言之，人生下来就是有语法的。所以，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都包含了一段精彩无比的语言获得经历：一个婴儿，在他从母体中降生下来以后，随着自身生理和心理的逐渐走向成熟，一般从一岁到四岁，通过短短三数年时间的所谓经验的触发（trigger of experience），即在跟周围语言的不断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的第一语言。
可以说，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向我们提供了观察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而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向我们提供了解释语言形成的人类学基础。乔氏生成理论差不多把语言看作是一门简单易学的生活技能，因而语法就不仅是语言学，同时也是研究人类和与人类相关的很多别的科学所关注的对象。现在看来，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似乎还很难得到验证，但是语言生成的概念所展现的思想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前途的。语言生成的思想并不否定语言存在的社会性，而只是把语言看作是语法的下位产品，是语法实践的结果，从而也向我们昭示一个道理：语言可能并不复杂。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语言，或者说，应该怎样把握对语言的认识呢？总结以往学者们对语言问题的比较一致的见解，我们可以这样来阐述语言的几个特点：
第一，按照乔姆斯基的认识，语法是语言的发生基础，语言是语4法的实现形式。就语言作为人类社会世世代代所拥有的东西这个历史事实而言，语言是建筑在人类社会之上的一个传统的机构。人们使用语言进行思想表达的行为叫作言语活动，但语言并非言语活动本身，也不是言语活动的结果即人们使用语言表达思想过程中所形成的作品——一个个的句子，而是经常参加在人类言语活动中且总是被保存在无数独立的句子中的一个确定的部分。从这个意义看来，语言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而言语则完全是个人的。社会是人的组合，所以索绪尔把语言解释为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能产生的所有言语形式，即句子的总和；而乔姆斯基则把语言解释为储存于人脑中的语法，在某种特定的社会语言条件下凭经验获得的一种生活技能。
现代语言学区分语言和言语，是索绪尔的天才贡献。既然表达思想属于语言的天职，那么言语或言语活动一定是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行为。所以，那些纯属生理反应的咳嗽、打喷嚏等不属于言语，情不自禁的哭、笑也都不是言语。可是，唤起人的注意的那种带着某种目的——语言学称之为意义（meaning）——的有意识地发出来的声音，如[ə hə]，那是言语，并且同表达说话人的一个个具体思想的句⊂⊂⊂⊂子，譬如[uo ɕiɑŋ xɤʂuei]（我想喝水），具有相同的语言学性质；而语言——准确地说，语言的成分，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各类成分——自然也就存在于这样的一些具体的言语形式之中。
第二，语言具有任意性。任意性的概念也是索绪尔提出来的。所谓任意性，指的是语言跟语言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已然的事实，其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解释的道理。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什么样的声音表示什么样的意义，是任意的；二是什么样的意义采用什么样的声音来表示，也是任意的。音和义的结合关系不是必然的，它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为了说明语言的任意性，赵元任先生举过一个非常风趣的例子，他说：有一位老太太，初次接触外国人时，她稀奇得简直不能相信。她说，明明是水嘛，可外国人不管水叫水，叫窝头（water['wɔ:tə]）。赵先生说，老太太所说的“明明是水”的精神，用来解释语言的任意性是再好不过了，使用语言的人根本觉察不到有两件事——音和义——在里头。
固然，不仅语言跟语言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而且反映在句子当中，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也是任意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语言的这种任意性其实是要接受人类普遍语法的制约的。在乔姆斯基看来，语法——即普遍语法——这种先天的大脑心智机制是全人类所共同的，而语言只是一种经验形式，换言之，语言属于语法在不同地区的人类族群中的实现形式，就此而言，儿童获得语言的行为具有无可辩驳的实证意义，因为儿童从无语言到有语言，其获得过程正是由经验到达能力的一个过程。不同的经验造就不同的语言。通常人们所能看到的语言，更多的是注意语言的差异，差异说明经验，而不是语言经验背后的语法——那个真正属于人类自然机制的部分。譬如，我们很容易了解到下面的语言事实：汉语以动词在前名词在后的次序表示动宾关系，而日语、韩语却是要反过来，用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方式来表示动宾关系，我们说“参观展览会”，日本人和韩国人会按照与我们相反的次序把这个意思说成是“展览会参观”；表示修饰关系的短语，汉语的次序是修饰语在前、被修饰语在后，而侗语、傣语等侗台语族的语言大都采取相反的次序，我们说“大鱼”“小鱼”，他们说“鱼大”“鱼小”。很明显，不同语言的语法次序的选择关系都是经验性的。经验可以认为是任意的，但是在以经验获得的语言和人类大脑中普遍存在的语法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只是我们现在还缺乏对这一函数关系的确切的了解。
第三，语言具有保守性。语言既然是一个社会的传统的机构，那么，为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每时每刻都能顺利地进行交流，它一定要保持自身各个方面的稳定，不能轻易发生变化。可以说，这种近乎公理的事情简直是不需要证明的。
固然在社会的历史变迁当中，语言也会出现盛衰兴替的情况，譬如经过多少万年之后，有的语言保存下来了，有的语言灭亡了，或者历史上有些时候，由于不同语言之间长期的接触，各自都会出现一定数量的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之内，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下总是拥有一种固定的语言。
第四，语言具有变化性。语言一方面具有保守性，一方面它又是随着社会变迁的。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世间一切事物生死存亡的事实。曾经有人把语言的变化跟动植物的物种的进化相提并论。两者相较，确实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可是变化速度很不相同。语言的变化，有些是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就可以觉察出来的，譬如学习的“学”⊆⊆字，过去分文白异读：北京人读书音是[ɕye]，白话音是[ɕiɑu]，现在很少能听到白话音了。生物的变化速度会慢得多，除了人工选种和实验之外，通常物种的变化总是以万甚至十万、百万年计，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很少能够观察到生物的这种性质的变异。
第五，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比较少的音类组织而成的一个有系统的机构。人的耳朵所能辨别的声音可能有千万，而语言利用来作为必要的区别用的音，常常只有几十个甚至十几个。事实上，在一个语言系统之内，它所包括的音类不但数目少，而且总是形成一个有系统的机构。还以现代汉语为例，辅音可以按照发音部位分成唇音、舌尖音和舌面音，其中双唇音、舌尖中音和舌面后音各分出以送气和不送气相区别的两组塞音，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和舌面前音各分出以送气和不送气相区别的两组塞擦音，此外，塞音有同部位的鼻音相配，塞音、塞擦音有同部位的擦音相配，从而形成了现代汉语的相当整齐的辅音聚合系统。印欧系语言，譬如英语，一般不大注意塞音、塞擦音的送气和不送气的分别，但是特别注意辅音的清和浊的区别，所以现代英语的辅音虽然跟汉语有所不同，但是同样也是一个十分整齐的系
5统。
就一般情况而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特点，譬如汉语有声调可是英语没有，英语动词分现在时、过去时，德语名词分阴性、阳性、中性，汉语就没有这些方面的区别。所有这些为不同的语言所有的不同的特点，都是一般语言学要讲的内容。前面说过，语言这个东西，要取得对它的真正科学的认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对语言的坚持不懈的观察和分析，逐渐地加深对它的了解。记得2009年2月，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叫作“走近科学”的节目，分两次讲了一个语言变化的故事。故事介绍说，河南的一位姓王的农村妇女不幸发生车祸，伤势很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经医生抢救，到第三天的时候她苏醒过来了。令人惊异的是，这位妇女苏醒过来之后，她说的话已经不再是她原来一直讲的河南省的方言，而是标准的普通话。她不是有意不说河南话，而是根本就不会说了，只会说普通话。农村迷信鬼神，有些村民无法理解眼前的事实，便猜想这是灵魂附体，一时间传为新闻。王姓妇女的女儿在城市里打工，听说母亲遭遇车祸，赶紧打电话回来。可是电话打回来以后，一听妈妈这边说的是普通话，吓了一跳，就说你不是我妈。母亲说，我怎么不是你妈呢？我就是你妈嘛。女儿说，不对啊，我妈说河南话，你怎么说普通话啊？你不是我妈。事情就这样闹大了，由河南传到北京去了，最后请科学院的专家出来解释。语言专家试图用人体科学、脑科学的道理进行解释，讲人的大脑左半球管什么、右半球管什么，并且做成电视节目，目的当然是想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可是，大脑科学的道理实在太高深了，尽管专家讲得深入浅出，但百姓之中能够听懂其中道理的，恐怕不会太多。
人类关于语言的学问已经做了很多年，应该说，在语言学的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如前所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迄今未获的解。在人类的智慧还只是局限于现有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完全地了解自身、足以科学地解释自己的时候，我们对于语言现象的解释难免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猜测成分。对于有些现象，当我们自己的认识还处于一知半解的时候，宁可说不知道，切不可强作解人。
1 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东汉文字学家。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师事贾逵，曾任太尉南阁祭酒等职。性情淳笃，博学经籍，马融尝推敬之，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许氏精文字训诂，历经21年著成《说文解字》15卷，该书收文凡9353个，重文1163个，用540部首排列，是中国第一部说解文字原始形体结构及考究字源的文字学专著。
2 高名凯（1911—1965），福建平潭人。著名理论语言学家。早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入法国巴黎大学专攻语言学，获博士学位。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与王力、吕叔湘齐名。主要著作有《语言论》等。
3 赵元任（1892—1982），字宣重，江苏武进人。生于天津。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氏先后任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中国清华大学。任教清华期间，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国学四导师。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LSA）会长。1948年，当选为中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院士。1960年，当选为美国东方学会（AOS）会长。赵元任在语言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话的文法》等。
4 语言发生跟语言起源是两个概念：前者指语言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跟人类一起出现之后，人类的每个成员最初即在从母腹中生下来以后如何获得语言；后者指人类何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或者说，怎样从动物的语言形态发展为人类的语言形态。
5 当然，所谓整齐是就辅音分布上的一般情况而言的，实际上汉语和英语都有一些影响系统整齐的情形。譬如汉语塞音、塞擦音、擦音，对应整齐的18个清音之外，多出了一个舌尖中浊边音[l]和舌尖后浊擦音[ʐ]；英语的辅音，清和浊的对立相当整齐，但也有几个音属于例外，譬如边音[l]和舌尖颤音[r]就只有浊音，没有同部位的清音。02汉语总说Essentials of Chinese
汉语是现今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汉语从远古氏族社会时期的部落语言演变成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吸收别种语言和自身方言里的有益成分。特别是到了近代，世界沟通，西学东渐，国人一改过去对西方事物的排拒态度，以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书籍报刊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港澳等通商口岸以及日本为窗口，在广泛借鉴西方文化文明元素与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大量借用西方语言和日语的词语，吸收西方语言的句法形式，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内涵。推动汉语发展的，还有一种力量——晚清白话文运动。我们知道，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录，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至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记载这些儒家经典的文言文遂成万世不可更改的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唐宋以来，白话文渐兴。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用以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话本。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曾主张言文一致。1861年，洪仁玕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文体改革的方针，主张废“古典之言”，务求“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此后不久，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裘廷梁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倡“崇白话而废文言”；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梁启超最先向独霸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着实向白话文迈出了重要一步。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其中报纸有10多种，教科书有50多种，小说有1500多种。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如废除科举、推翻帝制、提倡科学与民主等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科学进步，文化先行，应该说，是中国社会和民众的觉醒，终于使汉民族共同语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现代社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国语——现代汉语。新中国成立后，汉语不称国语而叫普通话，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给普通话确定了三条原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对比于西方的一些语言，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汉语的一些基本特点。
首先说语音。
汉语语音方面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音节独立自由。具体说来就是：音节结构整齐，音节界限分明。音节结构整齐，是说汉语所有的音节都采取相同的结构模式。即任何一个音节都是由声母和韵母两部分组成的。声母由辅音充当，有少数音节开头没有辅音，称为零声母，1仿用古代大贤老子的话说就是：当其无，有音之用。韵母由韵头、韵腹、韵尾三部分组成，有些音节没有韵头，有些音节没有韵尾，有些音节甚至韵头、韵尾全无，但是总会有韵腹。韵腹或称主要元音，是韵母乃至整个音节的灵魂。
音节界限分明，是说汉语音节能够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边界的分明。究其原因，除了音节内部结构整齐之外，还因为绝大多数的音节都有声调。声调作为一种特定的音节构成要素，凭借音高变化的力量一方面使音节成为一个封闭的语音结构，一方面也为音节之间的可分离性提供了保证，它使得一个复合音节单位的各个音节之间总能保持着清晰的边界。譬如要是问下面这个句子有几个音节，任何一个说汉语的人，都能很快并且很准确地说出答案：
外面下雨了，他们把凳子搬进屋里。
上面这个句子有14个音节，当然，生活中人们都不说音节而说字，因为音节属于语言学专用的术语，而字则是一般中国人都熟悉的名词，不论他识不识字或者识字多少。而有的语言，譬如英语，由于它的音节机制缺少这种明晰性，譬如下面这个并不复杂的句子，要是让说英语的人很快地说出句子中所包含的音节的准确数目来，恐怕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They would have been here by now if they’d caught the early train.（他们要是赶上了早班火车，现在都该到这儿了。）
跟西方语言相比，汉语的另一个语音特点是没有复辅音（consonant cluster）。复辅音，指的是在音节内部两个或更多个辅音连用的情况。西方语言多有复辅音，譬如英语的lamp[læmp]的[mp]、class[klɑ:s]的[kl]。跟复辅音里边两个辅音连用的情况相类似，现代汉hhh语有z[ts]、c[ts]，zh[tʂ]、ch[tʂ]，j[tɕ]、q[tɕ]三对以送气或不送气为区别特征的塞擦音。那么，这三对塞擦音是否也属于复辅音呢？不算。h赵元任先生早年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他把录好的cɑ[tsᴀ]放在录音h机里倒过来放，结果听到的声音不是[ɑts]，也不是[ɑts]，而是元音[ɑ]后面经过一个短暂的停顿——由送气造成的语音停歇——之后，接h着听到一个复合的辅音[st]，由此证明[ts]里面送气成分之外还包含两个辅音音素：一个塞音，一个擦音。汉语中的这类塞擦音，明明包含了两个辅音，但却常常被当成单纯音，这是为什么呢？赵先生说，那是因为它们在语音的功能方面跟其他的单纯的辅音相当。具体说来，在现代汉语中，塞擦音不仅音长跟一般的单纯音无异，而且事实上也跟单纯音一样只出现在音节的开头位置，起音节声母的作用。
不少学者的研究认为，先秦汉语是有复辅音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如果假说所阐明的道理是对的，那么接下来就能够证明，汉语从古到今经历过重要的语音变化，包括复辅音后来分化为单2辅音的变化。邢公畹先生曾举“风”字为例，说明古代汉语可能存在复辅音的道理。邢公畹（2000：448—449）做了这样的推论：《说文解字》：“风，八风也。……从虫凡声，风动虫生，故虫八3日而匕。”从中古音看，“风”字有如下谐声系列：⊂⊃⊃⊂1（1）[bjwɐm][bjwɐm] 汎[bjwɐm] 芃[pjwɐm]⊃⊂⊂2⊂（2）风[pjuŋ] 讽[pjuŋ] 枫[pjuŋ] 芃[bjuŋ]⊂⊂（3）岚[lɐm][lɐm]
[l-]声母的“岚”字从“风”得声，不从“凡”得声，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风”字在先秦时代的声母应该是*pl-（*bl-）。而先秦文献里的一些字的押韵情况进一步向我们说明了“风”字韵母方面的特点，譬如：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诗经·绿衣》）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 （《诗经·晨风》）“岚”从“风”得声，并且与-j/-əm韵的“心”“林”“钦”等字相**⊂⊂押，可知“风”字在先秦时期应该是读作[pləm]（[blɐm]）的。*
有资料证明，汉语由秦至汉，复辅音bl-最终分化为两个不同的辅音，其分化形式是：“风”系字声母的第二个辅音[l]消失，如讽、枫等字；“岚”系字声母的第一个辅音[b]消失，如岚、等字。复辅音的分解或者说分化，导致了“风”“岚”两系的字的声母发音部位的变化，具体说，“风”系字读[p-]（b-），“岚”系字读[l-]。汉语“古无轻唇”，今“风”字的唇齿擦音声母[f-]，很明显，当是由中古时期**的双唇塞音声母[p-]（b-）演化而来的。“风”字声母的演替程序应该是：*****⊂⊂⊂⊂pləm（blɐm）＞pjəm＞pjuŋ＞fəŋ**⊂⊂
邢先生的结论是可信的。关于“风”字先秦读[pləm]（[blɐm]）的假设，我们有幸还能以今天的韩国语的读音为证。韩国语“风”字为汉语借字，今读param[param]。可以设想，当年“风”字入韩，为了使借字符合于其本民族语的音节结构特点，韩国人对“风”字的汉语读音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具体说，将复辅音声母[pl]读破，同时变边音[l]为颤音[r]，使“风”变为各以[p]和[r]为声母的两个音节构成的4复音节字。
汉语语音的第三个特点是每一个重读音节都有声调。声调通常贯⊆穿在音节的浊音部分，譬如“连”lián[liɛn]字，声调从声母l开始，h⊂但是“天”tiān[tiɛn]字的声调却是从介音i开始的。声调在音节独立的时候都读本调，但有些时候，音节相连往往会出现声调的变化，变化可以是四种声调之一，也可能采取另外一种形式。变调形式较多并且变化频率最高的是第三种声调，即现代汉语阴、阳、上、去新四声中的上声。
汉语而外，亚洲有不少的语言也都有声调，其中多数是汉藏语，如侗语和壮语；汉藏语以外有声调的语言也有，但很少，如越南语。不同语言的声调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不仅声调的种类会有不同，声调的形态表现也往往存在差异。譬如现代汉语有轻声，而迄今为止，其他的有声调的语言中似乎还很少发现有类似汉语轻声的声调表现。泰语有轻声，但轻声字不像汉语这样多，似乎也还没有表现出像汉语这样的轻声字越来越多的发展变化趋势。
其次说词汇。
汉语词汇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单音节语素多。前面说过，音节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合而成的语音单位。但是，事实上差不多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都有意义——传统上叫作“字”，从而取得了作为词汇单位的资格。与字相当的词汇单位是语素。语素系由英语morpheme翻译而得，是最近几十年才使用起来的一个语言学术语。这个术语，对于解决我们经常遇到的被称为“字”的这种汉语单位到底是不是词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譬如要是问某一个“字”——当然指的是语言的字而非文字的字——是不是一个词，我们就可以避开对这个字的造句功用的考虑，着眼于它的存在形式，说它是自由语素还是黏着语素。事实上我们是以这样的标准对字的语法功能进行评价的：第一，采取自由形式的字都是词，采取黏着形式的字只是语素。第二，对于游离于具体的语言环境之外的字，通过它有无或者有多少机会采取自由形式来评价——能够较多地采取自由形式的字，承认它们一般具有词的资格，或者称之为成词语素；而不常或者很少采取自由形式的字，不承认它们具有词的资格，或者称之为不成词语素。
现代汉语的语素，回到古代汉语多数都是词。单音节语素作为汉语的基本词汇单位，是从汉语最初发生时就形成的一个原则。从历史看，汉语从一开始就差不多只允许产生和使用单音节语素，而这些现在称之为语素的单音节的语言单位，原本都是可以自由参与造句的词。当然，早期的汉语也出现了少数双音节的词汇单位，这些词汇单位一般说来只限于联绵或叠音这两种形式，譬如窈窕、参差、虺虺、悠悠。事实上，从汉语的总的发生机制看，作为词的形式，双音节词不过是对单音节词这一绝对词汇形式的一种补充而已。似乎可以说，早期汉语造词，原则上排斥多音节，而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汉语继承并且一直保持着单音节语素多这样一个词汇特点的根本原因。
汉语词汇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双音节词占优势，并且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发展趋势。必须说，双音节词能够成为现代汉语的主要的词汇形式，从造词材料看，主要是因为古代汉语所创造下的数量众多的字——现已差不多全部取得了语素身份，字无疑是现代汉语双音节词汇创造活动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事实是：在现代汉语中，除了很少数的时候，如化学领域由于命名新物质而必须创造新的单音节词之外，作为一种已经出现退化的历史形态的单音节词差不多不会再产生新成员了。但是，在双音节词汇单位大量涌现的同时，现存数量不在少数的单音节词依然十分活跃，由此造成了单双音节两种形式的词汇单位并存并行的局面。表现在现代汉语词汇分析上的问题，主要的不是一个单音节的语素是词或者不是词，而是双音节复合词汇单位的语法定性即属于词还是短语的问题。数量庞大的双音节词汇单位很多出身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发生背景。有些出现于相对早期的复合词汇单位，其中的两个成分或两个成分之一意义变得模糊，导致我们对它们成功进行意义和结构分析变得十分困难。
对汉语复合词做结构分析，很多时候和在很大程度上是意义分析，而因为成分的意义先已不够明了，加之较少形式标志，所以事实上只有很少量的复合词汇单位我们能够准确地说出它们的语法结构性质。很多的现代汉语教科书，都对汉语复合词汇单位的主要结构形式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可惜除了作者用心举出的例子之外，大部分的汉语复合词汇单位很难用著作所介绍的方法进行有效的分析工作。有数量不在少数的双音节词，其中作为成分参加进来的语素，它们的意义在现代汉语中由于很少使用或者已经发生变化而在一般人的认识中变得模糊，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堵塞了我们对它们所参加的复合词进行结构分析的通道，譬如：铨叙、权舆、姑且、须臾。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很常见的大家都熟知熟用的一些复合词汇单位，我们用现代汉语著作所提示的几种典型的复合词结构公式进行对比分析时，常常遭遇尴尬；而同时有很多复合单位，由于结构分析失据，我们不得不对它们保持沉默，或者索性把它们归入联绵词，虽然知道它们不是联绵词。譬如下面的例子：
参观 充分 除非 打扫 导致 而且 发现 反应 方便 风险
附近 干预 告别 工作 过程 含混 糊涂 户口 简直 建议
将来 经常 冷落 容易 究竟 可以 浪费 利用 苗条 漂亮
什么 生意 实际 时间 时髦 事实 事宜 舒服 顺当 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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