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然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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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上+下)试读：
大秦帝国（上）
致读者
如今的书，多到汇成了海洋。我的这部《大秦帝国》有幸蒙读者从书海中找出，说明诸君与我至少有一点相同：都爱好历史。
尽管我自幼喜欢历史，但真正静下心来，一头钻进故纸堆乐此不疲，以至弄到不闻暮鼓晨钟、不知老之将至的地步，那还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
中国历史，最令我着迷的还是古代，尤其是秦、汉、唐三代，我以为那是中华民族创造活力最为充沛、人性也较为高扬的三个时期。由此，渐渐萌发出一个心愿：为这三个时代各写一部书。
现在这三部书前两部已先后与读者见面：《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分别初版于1997年和2009年。第三部《大唐帝国》正在准备中，争取尽快写出。
近些年来，讲史、写史成了热门，讲、写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戏说、细说、趣说、正说、品说等等，可谓百花齐放。不过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守旧，至今仍留有美好记忆的，还是青少年时代读的几部作者大多为“五四”前贤的“史话”。写过清新可读的《西洋史》的陈衡哲先生说得好：“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我们明白的。”所以我的这三部书就想尽量做到“明白”二字，尝试用一种新的史话体来写。这个所谓“新”，不妨归结为以下四句话——
一句是平民视角。写历史可以有不同视角，写得好都可以达到“明白”的要求。譬如孔夫子写《春秋》，以周天子为评判圭臬；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以是否有利于帝王统治为编撰标准，他们都把历代帝王的存亡兴衰、荣辱沉浮写得相当明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第一读者便是帝王。而在下则是一介平民，读者诸君也该大多是普通人。我们普通人想通过读历史弄明白的，主要的恐怕还不是历代帝王存亡兴衰的道理，而是历史演进中的人生况味；或者说不是为了“资治”，而是为了“资生”——汲取人生滋养。其实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历史人物纵然千姿百态，他们首先总还都是人，有与我们普通人相似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将帝王视角转换为平民视角，从高高的宫殿回到广阔的人间，历史事件就有可能因拆除了虚幻的屏障而变得面目一新，历史人物也会因此而变得可亲可近。
再一句是侧重人物。历史很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极其丰富的内容；但历史也很简单，简单到只要用一个字便可概括：人。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因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明白历史的核心就是明白历史中的人生。明白的前提是理解。为此我在写作中随时提醒自己：力求理解。我想如果我们能少一点终极评判的雄心、多一点力求理解的诚意，以此去接近作为我们先祖的古人，包括那些按当时某种政治或道德标准已被脸谱化了的人物，或许就较为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成为他们的知音。果真那样，我们就能结识到众多先哲前贤、帝王将相、文坛才子、沙场猛将，还有高士野夫、奇男烈女，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灯红酒绿之客……那些浑朴天然的人性，那些激扬放达的人格，因历史几乎永远不可能复现而显得如此珍贵，而你却能与他们结成“忘年交”，时而促膝絮谈，时而浩歌长啸，品味古今不同人生，获得相似或相通的感悟，那该是一件多大的乐事啊！
第三句是，配合阅读需要介绍文史知识。古代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当时的两个环境中：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内容之繁富、变化之快速而言，后者要远远超过前者。人文环境的构成主要是各项典制，包括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合称六典。这些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大都成了颇感陌生的所谓“文史知识”。现代读者要接近古人，就不能不多少了解一点其所处的人文环境，而孤立地介绍那些繁复的文史知识又难免枯燥乏味。我的做法是，配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需要穿插以相关典制的介绍，同时尽力使这些典制不是游离于历史，而是作为历史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与人物一起展示自己。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帝王制度的语境下，那些影响重大的典制本身，往往就是无数历史事件的结晶，在其构成因素中，不仅有政治智慧和人生体验，也还有刀光剑影和凝固了的鲜血。
最后一句是，只想起到一点“引桥”的作用。我写“三大帝国”力求适应现代读者，却也适量引录了一点古书原文。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它们的表现力远远胜过我笨拙的转述外，其中还暗藏着我的一个小小的“阴谋”：引诱读者对古人的写作魅力产生兴趣，进而去阅读原文。我的体验是：真要学懂历史，必不可少的一条就是直接读《二十五史》及相关古籍。要知道，古书中许多独特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更何况，读古文原著，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那才真正是一种美妙无比的享受！所以说到底，我的书只想起到一点“引桥”的作用，绝不敢奢望代替古人写的史书和近人写的学术专著。若是有一天读者诸君过“引桥”而弃之，径自直入恢宏的历史殿堂，那将是我莫大的欣慰。
当然，以上都只是我的一些设想，这部《大秦帝国》究竟写得如何，还有待读者的评判和方家的教正。我热切企盼着。作者引言中华第一帝国
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引起世人注目的闪光点，都有特别值得追忆的年代。
在中国，三岁童子都知道从前有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叫秦始皇；许多农妇从少女时代开始便都会唱一首歌谣：《孟姜女哭长城》。
秦始皇，孟姜女，一个是以宏大的气魄、狂暴的方式创造了新天地的巨人形象，一个是为这个新天地作出了贡献和牺牲的平民百姓的苦难的形象，他们恰好构成了一个如此短暂却又如此辉煌的时代：大秦帝国。
中外学者研究认定：各非汉语语种用来指称中国的词汇大都以“Ch' in”（秦）为原型。例如英语China，便是“Ch' in”的一声之转。由此说明，居住于世界五大洲不同肤色的人们，最初进入他们印象的中国和中国人，正是与“秦”这个称谓相对应的那片国土、那些人和事。
以下是录自各种报刊的一些消息报道：
有人在英国布里斯特尔市对公众的旅游兴趣作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在中国旅游时最感兴趣的名胜古迹是哪里，填答结果90.5%都说是长城。
1978年9月，时任法国总理的希拉克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坑后兴奋地说，秦兵马俑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从1980年到1992年短短十余年间，中国秦兵俑已在全世界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四十三座城市展出，第八大奇迹之说已为世人所公认。
1989年12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人签发的一份特别文件送达中国北京。这位负责人说他很荣幸地通知中国政府，中国有五处古代文化遗址已被载入“世界遗产保护目录”，其中属秦帝国的就有两处：长城和秦始皇帝陵。这份文件向全世界宣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凡经批准列入此目录的具有特殊和世界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址，应受到保护。”
啊，大秦帝国，你吸引了这个世界多少人的目光啊，你简直成了人类的骄子！
一个狂飙式的儿子，该有一位特别矫健强悍的母亲。大秦帝国，你的母亲是谁呢？中国社会的第二次怀孕和临产
大秦帝国的母亲便是春秋战国。
历时五个半世纪的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这部庞大的交响曲的一个奇特的乐章。它酷烈而辉煌，执著而奔放；它既使人惊愕，又令人神往。它孕育和造就了一大批先哲古贤、高士奇侠，犹如璀璨的繁星永恒地照耀在历史上空。它充满着力量和智慧的奇迹，标出了人类在许多领域曾经达到过的座座高峰。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不管你是否受过学校教育，也无论你是属于五十六个民族中的哪一族，都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那个奇特时代所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的影响，在我们的血肉里程度不等地留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那一大批智者的滋养。如今，当我们踏进从那个时代出土的青铜器皿陈列室，或者推开珍藏着诸多智者典籍的库门，一种精深博大的历史气息便会迎面扑来，怎能不令人敬之仰之、顶礼膜拜呢？
但同时，春秋战国又是一个不断产生荒唐，有时还把这种荒唐作了庄重记录的年代。
读《左传》下面这则记载，你也许就会忍俊不禁——
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继齐桓公而起的春秋第二霸主晋文公，城濮一战大败楚国，为此而大会诸侯于践土，并“召”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的周襄王也去会盟。说来也真可怜，此时堂堂的大周王朝天子却蜗居于雒邑（今河南洛阳市洛水北岸）一隅，不得不随时恭候诸侯列强来牵了鼻子走。当下周襄王一听召唤，只好立刻应命前往。若干年后，孔子作《春秋》读到这段史料，不由仰天长叹：呵，上天，世上岂有诸侯可以“召”天子之理呢！若照实情写出，就会大丢周天子的面子，依据“为尊者讳”的原则，孔老先生硬是把事情写成这样：“天王狩于河阳。”这就是说，襄王不是被“召”去而是自己去的；也不是去给霸主捧场，而是为对天下子民施行教化而去行猎的：古代三皇五帝不是都要“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吗？多么堂皇而合乎礼制啊！
再读《吕氏春秋·察微》的记载，却令人哭笑不得——
在吴、楚交界有一个叫卑梁的地方，两国居民自古和乐相处，春天来临时，采桑姑娘们常在一起嬉戏。一次吴国姑娘误伤了楚国姑娘的一个手指，被伤姑娘的父母出来责问，双方发生了争吵。这本属极平常的民间纠纷，楚国方面的地方守令却因多年无休止争战形成的思维定势，不假思索便立即认定这件小事为两国关系严重事件，迅速举兵攻打，尽杀当地老幼。吴王夷昧一听勃然大怒，当即兴兵讨伐，夷昧之子公子光率师相助。楚国哪肯示弱，数万精锐火速应召而至。两国军队同时浩浩荡荡开向弹丸之地鸡父，因一件鸡毛蒜皮小事居然酿成了一次大战，即所谓“鸡父大战”。
但接下去的记载。直叫人欲哭无泪了——
战国时代，齐国和赵、魏两国各以黄河为界，而赵、魏居西地势较高，齐国滨海地势低下，每逢河水泛滥，齐国难免有泽国之忧。于是《汉书·沟洫志》就有了这样的记载：齐国治黄河筑了道长堤，河水这边被堵住就流向赵、魏。赵、魏一看不得了，也各自赶紧筑起堤防以为抵挡。就这样，他们三国各家自堵门前“水”，当政者自然都可堂皇地宣称自己已经“克勤王事”了，却不料，从此在黄河两岸五十里的宽阔地带内，汹涌的黄河之水时来时去，忽东忽西，苦煞了祖祖辈辈生于斯、养于斯的万千苍生！
今人不应也无权讥笑或哀叹古人。要不然，我们就会陷入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早已提醒过的可悲的循环圈：“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并非我们比古人高明，而是时间的筛子历经两千多年的筛选，终于汰去了一些事物的表象，这才使我们得以一眼看出它们的荒唐可笑之处。
但还不止是荒唐。
春秋战国这些奇特的乐章又是在漫长年代的无休止争战中，用白骨蘸着鲜血写成的。单是在春秋时期，据《史记》记载就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至于其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准。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孟子作过这样一个概括：“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近人梁启超在《中国史上的人口统计》中作了总的估计：战国时期“七雄交哄。所损士卒当二百万有奇矣”！要知道，战国末期人口总数也只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之间“所损士卒当二百万有奇”，那就是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字！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函谷内外，大河上下，那些经历过无数次搏杀的古战场上，曾经是骷髅成丘，白骨铺地，这是一幅幅多么惨烈的景象啊！
长期战乱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们早就企盼着：这一切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这是在前线浴血苦战的士兵，怀念家乡和妻儿，希望早点结束战争的心声：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守卫申国）。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诗经·扬之水》）
这是一个军属对前线丈夫的刻骨相思，殷殷企盼着他早日归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于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君子于役》）
但是社会的发展，固然不会无视于千百万人的主观愿望，却更要取决于客观条件。笼统地归纳一句“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无助于科学地说明问题。发生争战的根本原因，不应当到道德观念中去寻找，它存在于实实在在的社会利害关系中。即使是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聪明的古希腊人也给它安上了一个极为物质的原因：为了争夺一只“不和女神”投下的金苹果。引起春秋战国如此久长的连续争战和社会大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母体内正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偏偏这个新生命的出世又必须以另一个旧生命的死亡为前提条件。这就是说，新兴的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双方将在这场大动荡中一决生死存亡。属于早熟的中国社会，这时开始了它的第二次怀孕和临产。第一次是在原始部族制母体内孕育出一个奴隶主阶级，在埋葬旧的原始部族制的同时，分娩出一个称之为国家的婴儿，实行的是在华夏大地上第一次出现的帝王封建制度。而这一次临产，不仅要埋葬一种旧的制度，还要灭亡一个旧的阶级。因而过程更艰难，冲突更激烈，不可避免地会有接连不断的阵痛，呼天抢地的嘶叫，出现抽搐、痉挛以至休克等异乎寻常的反应，并伴随着滚滚如潮的污秽和血腥……
不过要来的总是会来的。
怀孕终于足月，产门终于启开，盼望中的一天终于还是到来了！
这一回诞生的婴儿名叫大秦帝国，实行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大一统的帝王集权制。两千多年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它作了这样评述——
从中国历史的传统表现来看，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有效的政治统一，实际上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成就，如同恺撒与奥古斯都在希腊世界所取得的成就一样。（《历史研究·希腊模式与中国模式》）
大秦帝国诞生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的夏秋之交，金风开始送凉，大雁初次南飞。“东边日出西边雨……”
同在这一天，一东一西，发生了两件截然相反的事。
临近东海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因是齐国国都，数百年来一直号称繁华甲天下，占尽风流。历史翻到这一天，它终止了作为诸侯国国都的称号，降为大统一的秦帝国版图中的一个郡——齐郡的组成部分。齐王宫里的金粉歌舞香尽声逝，顿成过去。
齐国，是山东六国中被秦国最后灭亡的一个诸侯国。这就是说，在此之前，其余五国国都也遭到了与临淄同样的命运。
这一天清晨，几匹疲惫的老马拖着几辆破旧的乘辇，驶出郡邑临淄。乘辇里坐着满脸沮丧的齐国末代国王田建和他的嫔妃、亲从。乘辇前后数十匹关中高头大马上，是负责押送的秦国将士，咄咄逼人。他们的行程终点，将是距此数百里太行山下一个叫作共的小山城。
齐王田建是不战而降的，秦王对他仅作迁徙也即流放的处理，还不失为一种优待。但这些一向锦衣美食的昨日的国王、王妃，又如何经得起这一路风尘颠簸和饥渴劳累之苦呢！沿途原为齐国的臣民们，望着这队车马的后影，唱起了如今我们还可以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读到的那半是怨愤、半是讥讽的歌谣，如果用现代语表达出来大意是——
松树呵，柏树呵，
渴不能饮饥不能餐啊！
谁令国王如此呢？
该责备自己用人不当、品行不端吧！
顺便交代两句后话：齐王田建在共邑荒凉的陋室里，终究没有熬过这一年的秋天，便在郁悒和饥渴中死去。嫔妃和亲从各作鸟兽散，流落到了寻常百姓中间。
历史的转折是严酷的，但也并非一概无情。借用刘禹锡的一首竹枝词，可以把当时中国大势点化得十分形象而传神：“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还有晴（情）。”
在齐王田建离开临淄的同一个早晨，西距两千余里之遥的咸阳城，从巍峨的秦王宫驶出了一长列气势宏大的车驾，按礼制称大驾，有属车八十一乘，分左中右三行。旌旗蔽天，戈戟耀日。中间为一乘玉辂，其上为圆形的黄盖，象征天，饰有日月星辰图纹；其下是四方的舆，象征地，绘有山岳江海的图像。即将宣布自己为“始皇帝”的嬴政，头戴冕旒、身穿衮龙袍端坐其中。玉辂左右各建青龙、白虎大旂，皆有十二旒；就连拉车的马也是戴金披彩，好不威风！其后还有各种名目的副车，一律皂盖赤里的车帷，乘坐的是兼并六国大战中的功臣猛将和丞相、御史等近侍大臣。最后是两行披甲执戈雄跨于马上的护卫武士。这支庞大队伍沿着渭水北岸宽大平坦的御驰大道，声威赫赫地向雍城进发。
距咸阳近百里、位于河上游的雍（今陕西凤翔县南），是嬴秦的发祥地。自六百五十余年前秦德公辟雍城为都开始，历经十九世、三百余年，至献公才迁到栎阳（今陕西临潼渭水北岸），最后又由孝公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在雍城，不仅有德公兴建的大郑宫，有穆公兴建的蕲年宫，孝公、昭襄王先后修造的橐泉宫、棫阳宫；还有嬴秦列祖列宗的寝庙和陵墓。雍城对秦王嬴政更有着终生难忘的意义：正是在蕲年宫里，举行他标志成年的冠礼的同一天，一举平息了嫪毐（laò ǎi）集团的叛乱，进而彻底摆脱被尊为仲父的相国吕不韦对朝政的控制，从此独立地秉掌国政，运筹帷幄，跃马扬剑，不断向山东六国发起强大攻势，历经十七个寒暑的奋战，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今天，他要到雍城去祭祀祖庙，禀告祖宗，并最后祭祀上天。
在这浩大的车驾隆隆行进的沿途两旁，是处于狂欢中的人潮。曾经产生过像收录在《诗经·秦风》中的《无衣》、《兼葭》那样优美诗篇的秦民，想必此时定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畅怀歌咏。但因秦帝国存在过于短促，竟没有一篇流传下来。差强可以反映此时秦人心情的，是汉人写的这样四句：
元元黎民，
得免于战国；
逢明天子，
人人自以为更生。（《汉书·严安传》）
秦王嬴政在祭祖祭天时，都作了庄重宣告，列数六国国君的昏庸无道和他们对秦国弃盟毁约等种种所谓罪恶，因而秦国才兴发义兵；逐个消灭了他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原话大致是这样的——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通“背”）约，与赵、魏合从畔（通“叛”）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听这口气，会使人想起《伊索寓言》中那只要吃羊的狼，反正我要吃掉你，这本身就是真理。不过历史上所有的军事胜利者，大都会把自己说成是道义的拥有者，所以也不足为怪。最后秦王宣称：
寡人以眇眇（miǎo，微小）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
这些盛典完成后，诏告全国臣民，特开例恩准天下举行宴饮，即所谓“大酺三日”，以示始皇帝与百官和黔首对新生的大秦帝国的共同庆贺。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帝王集权专制制度建立起来的国家，因而可称是中华第一个帝国。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当时的世界，便可以看到一幅人类少年时代的争强斗胜的壮丽画图。
这时候，世界各民族大多已或先或后跨进文明史门槛。被后世传颂的几个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已经或正在向统一集中的帝国形式迈进。公元前2371年～前2230年，在两河流域南部萨尔贡一世建立了阿卡德王国，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帝国。随后是公元前1750年汉谟拉比建立了巴比伦帝国；公元前1567年，卡摩斯和阿摩西斯一世驱逐希克索斯侵略者后建立了埃及新王国帝国时期。公元前550年和公元前478年，分别由居鲁士二世建立了波斯帝国，由提洛同盟建立了雅典帝国。然后是公元前336年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22年由旃陀罗笈多建立的印度孔雀王朝帝国。
在中国，大秦帝国的诞生，宣告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数百年争战的终结。
这一帝国实际所控制的疆域，它的集中统一程度，是以前各个时期不可比拟的。它的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以郡县制为核心的政权形式，都是前无古人的创举。继此而才有大汉帝国、大唐帝国，直至大清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因秦帝国的出现而划出了整整一个大时代。
但秦帝国本身却是那样短暂。它二世而亡，只存在了十五个年头。如果不是占了秦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便宜，实际上只有十四年。这不仅比世界上早于秦建立的绝大多数帝国存在的时间要短（比亚历山大帝国稍长），也比迟于它出现的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王朝的存在时间要短，就是连传统历史学家通常总是不予承认为独立王朝的新（王莽）和周（武则天），存在时间也要稍长于秦帝国。难怪林剑鸣先生在《秦史稿》中，不无感慨地写道：“秦，像历史长空中的流星，它放出一阵耀眼的光芒以后，就迅速地消逝了！”流星·彗星·哈雷彗星“像历史长空中的流星”——林先生这个形象而确切的比喻，启发我想再来作一番也许属于蛇足的引申。窃以为秦帝国就其存在的短暂而言，确实恍若流星；但它留在人们观念中的形象，似乎更像彗星。这不仅因为秦帝国时期，彗星屡屡经天，而且景象诡异，因而司马迁在记载这一天文现象时，用了多少带点惊愕的语气：“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史记·天官书》）；也不仅因为秦始皇亲政甘泉宫和死于沙丘的前夕，都有彗星出现——我主要取彗星的象征意义。
彗星可谓横空出世。它脱出了一般行星的常轨，仿佛是突然出现在天空。它那由彗核、彗发和彗尾组成的灿烂的光带，“长或竟天”，气势恢宏地划过天空，蔚为壮观。秦帝国也是以脱出那个时代人们通常能够预想到的王朝模式而豁然问世的。它以强大的国家权力承认和确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在这种生产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以皇帝为绝对权威的集权专制的政权形式，以及为此而设置的包括郡县制在内的一系列行政立法和典章制度，也被当时许多人视同彗星的出现那样不可理解。人们看着从咸阳宫上空升起一道道奇异的光亮，阵阵头晕目眩之后，在野者开始默默诅咒，在朝者有的冒死进谏，有的阿顺求容。突然有一天，秦帝国这颗彗星消失了，但它所创立的那些当时不被理解的国家权力形式、典章制度，特别是“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却千年百代地沿用了下来，并被奉为天经地义。
彗星的另一象征意义是灾难。
把彗星这一特殊天体视为会给人间带来灾祸的“妖星”，认定彗星的出现为“凶兆”，在中国有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就记有彗星的光芒扫过天空“，诸侯其有火灾乎”这样的话。因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就连太史公司马迁也不无类似想法，因而他在上面引用过的那段“彗星四见”的记载后又写道：“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并认为“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但秦帝国，特别是秦始皇晚年和秦二世时期，实行的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暴政。秦政的酷烈是有传统的。秦穆公之世尽管颇多建树，但他死时竟要一百七十七人殉葬！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对反对新法者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据刘向《新序》著录，仅一次就在渭河边杀死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秦始皇更把这种残酷的统治手段发展到了极端。一听说有人借私学“逆古以害今”，就点燃了焚烧《书》、《诗》和百家著作的火焰。为求长生受了方士的骗，又据告密的人说咸阳有儒生在妖言惑众，一怒之下，就把四百六十余名儒生捉来全都活埋！为建造骊山下的秦始皇陵墓，征发了七十余万人力，陪葬了无数奇珍异宝，为防止泄密，竟然将数以万计的工匠坑杀在陵墓之旁。修筑长城固然是出于维护边防的需要，但以动员三十万之众的规模，长年累月劳苦于白山黑水之间，古书上屡屡描述的“死者相属”一类惨状，决非言之无据。早在那个凄婉悱恻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前，就有了这样的民谣：
生男慎勿举，
生女哺用脯。
不见长城下，
尸骸相支柱。
孟德斯鸠对暴政作过一个很有意义的分析，认为：“暴政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暴政，是以暴力统治人民的；另一种是见解上的暴政，即当统治者建立的一些设施和人民的想法相抵触时让人感觉到的那种暴政。”（《论法的精神》）秦帝国的暴政可说是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而在它后期，则几乎全部属于第一种暴政。
彗星的出现，又是一种世界性景观。当那神奇瑰丽的景象展示在太空的时候，居住在地球上相对经纬度的人们，一抬头都能看到。分别居住于五大洲的世界各国人民，最初对中国人的认识，正是通过彗星般崛起的秦帝国。因而无论古代希伯来文或印度梵文都用“秦”或近似秦的译音“支那”、“脂那”、“震旦”等来指称中国。研究秦史有年的马非百在《秦始皇帝传》对此作了考订，并列举了众多实例——
如古代印度梵文，称中国为支那（Cina）或支那斯（Chinas）。希伯来文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篇》则称为西尼姆（Sininm）。英国人斯坦因自中亚盗窃的康居国文遗书中，则称为秦斯坦（Cynstn），罗马拉丁文名著《爱利脱利亚洋海纪事》亦载有秦国（Jhin）之名，并谓其大都城为秦尼（Jhinae）。此外希腊地理学家雷脱美之《地理书），有秦尼国（Sinae）与塞里斯国（Seres）之名。希腊僧人科斯麻士之《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有秦尼策国（Jzintza）及秦尼斯达国（Jzinista）之名。亚美尼亚史学家摩西之《史记》，则谓中国为产丝之国，其国名为哲那斯坦国（Jenasdan）。陕西西安府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则称中国为秦那斯坦（Zhinastan），长安为克姆丹（Khumdan）。而中世纪阿拉伯之著作，则直称为秦（Cyn或Syn或Jhin）。波斯诗圣费杜西于其诗中，记载中波两国人民交往甚多，其称中国皆为支那（China）……晚近日本人亦仿效西方人称中国为支那。
国际著名汉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卜德先生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写道：
说明帝国的威名甚至远扬于中华世界以外的例子是，秦（Ch' in）这一名称很可能是英语“中国”（China）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例如，“Thinai”和“Sinai”就作为这个国家的名称出现在公元一、二世纪的希腊和罗马著作中。但是，中国人由于秦帝国统治的暴政，对它始终非常憎恨，因而反而很少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用“中国”这一常见的名称来称呼自己。
当然，中国人所以不用“秦”，而用“中国”这样一个称呼来指代自己国家，自有其更深层的地理、人文和历史渊源，并非由于秦帝国实行了暴政。但在了解到短暂的秦帝国的最初闪光，竟然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如此鲜明的印象以后，我们还是不禁会对它涌起一种特别的感情。
据英国天文学家克劳密博士推算，秦王嬴政亲政前夕在咸阳上空出现的彗星，正是一千八百多年后由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次计算出它的轨道因而获得命名的哈雷彗星。由此，我还想进一步把秦帝国比之为哈雷彗星。
哈雷彗星不会像流星那样消失，它平均以76年为周期向地球人类光顾一次。秦帝国作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自然一经消逝永不复返；但在历史学，或者说人们观念中这个特别天宇里，它却像哈雷彗星那样，两千多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高悬中天，展示它的吉凶未卜、善恶难定的光焰，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百家争鸣，引起世人瞩目。
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短暂的王朝使得人们具有如此恒久的兴趣去关注它，包括一般人作为历史故事来欣赏的兴趣，和历史学家们进行理性探究的兴趣。
最先试图对秦帝国作出评价的是汉朝人。但他们往往偏重于对秦暴政的指控，且又好作夸饰渲染之词。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每每要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着力揭示被战胜国的黑暗面，甚至明知夸大或无中生有也在所不惜，以更显出自己诛伐无道的光明所在。秦国兼并六国过程中也曾这样做过，如今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当年的胜利者被推到了受指控的位置。除此之外，对一般人来说，指责一个已被埋葬的暴君，不必再有任何顾忌，非但可以宣泄郁积已久的愤懑，通常还能受到新的当国者的赞许，何乐而不为！因此，凡是对待这类时期的史料，在用过一番真伪鉴别工夫后，最好再捏在手心挤一挤，以便挤出其中水分。
不过汉初年轻而负有盛名的政论家贾谊写的《过秦论》，行文恣肆汪洋，立论也还较为平正。文中认为秦帝国的短命是由于错过了两个本可很好巩固、发展自己的时期。第一是南面称帝之初。饱受长期战乱之苦的天下元元之民和四方之士，终于又见到了天子，因而莫不虚心而向上，斐然而向风。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守威定功”，那便是“安危之本”。但秦始皇却没有这样做。第二是二世初立之时。对秦始皇的暴政记忆犹新，所以天下黎民莫不引颈企盼着二世的举措。对饥寒交迫中的劳苦者，只要略施恩惠便会得到满足，即所谓“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但是智能和胆略都远不及乃父的秦二世，却以昏庸和游乐荒废了这个良机。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大段大段引录《过秦论》原文，并赞扬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表明他对贾谊观点的认同。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还针对当时一般学者对秦帝国的偏见，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性、又富有深远意义的告诫。他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史记·六国年表》）用耳朵进食，食而不知其味，却还自作聪明地“举以笑之”，这个讽刺是辛辣的，却也活脱脱画出了一些人的浅薄相。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特别是对待秦史和秦始皇，这种“耳食症”，的确值得我们经常警惕。
精于帝王术的汉高祖刘邦，在赐予已经断绝了后嗣的秦始皇帝以二十户人家守护陵墓，以显示其宽容和仁爱的同时，对待秦帝国的历史地位却过于霸道，霸道到甚至不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这就要说到那个叫作“五德终始”的天命归属图式或称国运代谢学说了。本书第七章将对这个似乎玄妙深奥的学说作简略介绍。实际上。它的核心内容也就那么一句话：认为王朝的更替是严格按照土、木、金、火、水这“五德”相克或相生轮流转的。从黄帝开始，分别是：黄帝，土德；夏禹，木德；商汤，金德；周文王，火德。大秦帝国建立时，宣布以水德受命于天，代周火德而兴，并采取了一系列与水德相应的措施。现在看来这自然很荒唐，但当时人们却信以为真，因而一个朝代能不能符合其中相应的一德，就变成了它是否符合正统、能否获得上天受命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
大汉帝国成立后，按照“五德终始”说，应是汉土克秦水而兴，以土德受命。尽管汉初法制多承秦旧，但汉高祖却决心与已被推翻的秦帝国彻底划清界线，硬是跳过秦而径直与周拉上关系，宣布仍以水德接续周的火德。这样一来，秦帝国就被排除在五德更迭的循环圈之外，等于失去了历史地位。显赫一时的秦帝国，此时已可怜兮兮地落到了被开除“史籍”的地步！开头汉帝国的决策层都觉得这种做法一了百了，很痛快。但渐渐终于有人感觉到了其中的不妥处。你根本不承认秦帝国的合法存在似乎还容易做到，但那空荡荡的十五个年头，和这十五个年头里发生的事、出生的人往哪里搁呀？聪明人毕竟还是有，于是别创一说曰“闰统”。此说认为，就像历法中过若干年会出现一个闰月那样，“五德终始”在不断演进过程中偶尔也会出现“闰”，秦帝国也就是这么被“闰”出来的一个“统”！这一回，秦帝国的史籍总算勉强保住了，但却被打入了“另册”。就是说，它是一颗没有正规星座、横穿而入的彗星，一颗哈雷彗星！
此后两千年，这颗哈雷彗星不时在历史上空出现，特别在唐宋时期，多次爆发出耀眼的光亮。唐太宗李世民与周围群臣，唐宪宗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司马光，还有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或在朝堂，或在学界，多次就秦帝国和秦始皇的兴亡荣辱、功过是非展开论说争辩。其间，尤以柳宗元的《封建论》影响最大。
柳宗元生活在晚唐时期，昔日盛唐的辉煌，经安史之乱一劫，转眼已到了夕阳西下，统一的李唐山河被藩镇列强分割殆尽。这不由人又一次勾想起那五霸争强、七雄逐鹿的春秋战国时代，想起那猛烈崛起又迅速坠落的大秦帝国。
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秦帝国因何而迅速灭亡？
韩愈是主张分封制的，因而他认为“无分势于诸侯”是秦二世而亡的首要原因（见《韩昌黎集·杂说》）。
柳宗元的《封建论》恰好与韩愈针锋相对，竭力反对分封。也许在柳宗元眼里，当时藩镇的跋扈割据，正是当年诸侯裂土争战悲剧的重演。他以汉朝实行过部分的封侯封王，魏、晋承袭此制而相继迅速衰落；唐朝废除分封，完全采用州县制却已巩固地享有了二百余年国运，这样两个对比事实为据，证明郡县制优于分封制。至于秦速亡的原因，他认为“非郡县之制失也”, “失在于政”，就是说是由为政者的暴虐造成。
时代发展到了明清，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往成了潮流，古老的中国缓慢地启开了国门。也许国人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却不无羞惭地看到了自己的陈腐与落后，因而要求血与火的锤炼与变革，希望有雄才大略的铁腕人物出世，渐次形成了人们的共同愿望。于是，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又成了时兴的话题。这一时期对秦的指责还是有的，例如王守仁就对秦的诸如焚书坑儒等暴政，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更多的却是赞扬。此时这颗再度悬上历史学上空的彗星，“凶兆”的含义消失殆尽，济世救国的吉祥含义大放异彩。石破天惊，李贽竟然赞誉秦始皇为“千古英雄”“、千古一帝”（分别见《史纲评要·后秦记》《、藏书·世纪列传总目》）。继起的王夫之，针对前人常以秦不分封诸侯是“私天下”的指责，提出他的独特的见解：“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卷一）及至晚清，章太炎在《秦政论》、《秦献记》等文章中，一再张扬秦政，认为古代称得上以公正治天下的，莫过于秦王朝。他特别称道秦始皇自己“负扆（yǐ，屏风）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这种不以血缘关系封侯赐爵的无私精神，认为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都要崇高。
比喻总是跛脚的。把秦帝国比作哈雷彗星，只是取了它往往隔若干时间又要成为社会舆论热点这样一义。实际上，这种“彗星”并非来自天外，而是出自人们心间。正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人们希望从以往历史中去汲取点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已包含有丰富历史内容的秦帝国，仿佛恰恰由于它的短暂，反而越发显出问题的尖锐性和对比的鲜明性，因而更加吸引人们去探究它、解剖它、吸吮它或排斥它。不用作细致考察便可以看到，秦帝国的每一次被引起论辩，都是某种社会现状的折射。当社会由乱而治时，主要是在朝者便会出来揭示秦的残暴，并声言自己将以秦为鉴，实现长治久安；当社会由治转乱时，主要是在野者便会站出来，赞扬秦的革古鼎新胆略，呼唤秦始皇式人物的再世——这大概就是历史学上空这颗哈雷彗星的轨迹吧。
不过，两千多年来，无论论辩双方如何水火不容，寸土不让，有一点却完全一致：双方都认为到战国末期，山河复归一统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
问题是：为什么完成统一大业的，不是别国，偏偏是山东六国公认为“天下之仇雠”（见《史记·苏秦列传》）的秦国呢？不是别人，偏偏是被认为“行桀纣之道”（见《说苑·至公篇》）的秦王嬴政呢？探求大秦帝国之魂
这一点，的确大出当时人们意料。
在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完备礼乐制度的中原齐鲁诸国看来，世代隅居于关西的秦国，不啻化外之区、野蛮之邦，因而曾长期置之视野之外。孔子周游列国，偏偏就没有去秦国，以至后来连韩愈也不无遗憾地说：“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石鼓歌》）羲娥，是“羲驭”与“素娥”的合称，也即日、月。星星小，日月大，所以韩愈这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你孔老夫子西行而不去秦国，那简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过这是唐人的看法。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不仅中原地区的人们视秦为野蛮、落后而不屑一顾，就连秦人自己也是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的。落后是痛苦的，因落后又受到排挤、轻视，更是加倍的痛苦。《吕氏春秋·不苟》记有秦穆公训诫大夫公孙枝越职行事说的一段话：由于“秦国僻陋戎夷”，即使事事、人人都照制度办事，“犹惧为诸侯笑”，可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呢？备受屈辱而又极不甘心于屈辱地位的内心痛苦，溢于言表。但秦国的这种地位，到战国初期也还没有根本改变。当山东六强，甚至包括若干小国，都不断在这里那里会盟角逐较量的时候，已具有相当实力的秦国，却还是被冷落在关西。当时年轻气盛的秦孝公在即位祭祖时，痛哭哀告说：耻辱啊耻辱，诸侯如此卑视我秦国，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耻辱呢？
出生于寄居地赵国、因而原名赵政的秦始皇，母亲是歌舞伎，父亲虽是秦国王孙却作为人质羁留在赵国，加上秦、赵常常作为敌国相互攻战，因而他的整个童年时代不仅与通常王子王孙都能够享有的优渥生活与良好教育无缘，有时连基本的温饱和人身安全都很难保障。每当为躲避赵国搜捕，不得不鹑衣百结地露宿在邯郸的僻里陋巷时，他所关切的绝不是未来如何去吞并六国，而只能是眼前如何填饱辘辘饥肠！
也许造化有偏心，常常同情处于困境中的弱者，赐予这样一个国、这样一个人，以一个从此永远不可能再复得的良机，去完成统一大业。
但历史的发展，原有它自身的必然规律。可能会有侥幸，却不会归结于侥幸。
秦国和秦始皇所以能成为中华第一帝国的创造者，先哲和时贤已作出多种探究，原因很多。如地理条件的优越：东据崤山、函谷之固，西拥雍州膏腴之地，不仅物产丰饶，且攻守皆利。又如秦内政较为严正，士大夫比周结党之事相对较少，百官恭俭敦敬，勤于执事。再如秦民勇悍善斗，秦地音乐诗歌都有一种犷野意味。特别是商鞅变法后，坚持以军功封爵，将士更勇于公战，犯白刃，蹈汤池，一往无前。秦国还长期以厚禄高位吸纳各国“客卿”，使许多在本国得不到重用的智能之士纷纷西游，以求在秦国一展抱负才华。此外，也许还是最主要的，就是统一已成为时代要求，统一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儒墨两家在学说上是对立的，但对必须统一这一点却完全一致。当梁惠王问到如何来结束已经长达数百年的大小兼并、兄弟残杀的局面时，孟子断然回答：“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墨子也认为要达到“天下治”的目的，“唯能壹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上》）。总括以上诸因素，也就是通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但详尽地按照这些“条条杠杠”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写出一部带有总结路数的文字，也许会使人索然寡味。我还是想从自己设定新史话体的路子，尝试着侧重从人和人生与人的命运的角度作一探索，力求能写出一点新的意味来。
我想起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逆境论”。
在研究人类文明起源时，汤因比得出结论，艰难的生存环境即逆境是文明和文化得以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原因。逆境有多种多样：恶劣的地域条件，猝然降临的自然灾变，人为的战争和奴役，由某种原因造成的自身智力或肢体方面的缺陷等等。逆境对处于其中的人们是一种挑战，它不仅会刺激人们鼓起勇气和智慧去战胜它，并进而成为创造新的业绩的动力。
下面是汤因比的一段著名的论述——
社会成长乃是一系列成功应战回答挑战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正表现在挑战和应战的相互作用之中。但是，如上所述，社会的成长却不是必然的。只有挑战遇到了成功的应战，并且这一挑战还能趁势不断激发起更新的挑战时，社会才会不断成长。（汤因比《历史研究》）
如果说大秦帝国因暴亡而不免使人有流星之叹的话，那么它的兴起却决非一蹴而就，它那短暂而辉煌的光焰，是经由漫长的历史阶段积聚而成的。因而如果我们要寻访帝国之魂，就不能不追溯秦人的整个奋斗史：从一个遭受迁徙的民族，到附庸——诸侯——王国，直到成为天下共主的大秦帝国。秦人的先祖也曾有过颇可自豪的历史，但自从其中两位先祖在商末助纣为虐，被认为作恶多端，周灭商后便一下坠入了低谷。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代接一代的秦人都是在此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挣扎、搏斗，对艰难的生存环境发出的挑战作出应战。对于秦人中掌权执政的君主来说，既要对由外强逼迫造成的困境作出应战，又要对由这种困境引发的内部危机作出应战。几次成功的应战赢得了大踏步的前进，忽而出现了失败的应战又突然倒退下来。无论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或是对于一个国家，这都是一种意志、毅力和性格的残酷磨练。
历经数百年的艰苦跋涉，终于攀登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再是六国卑视秦国的问题，而是秦国如何来削平六国、统一华夏的问题。
作为历代先祖事业的继承者，此时的秦王嬴政个人，也是在对付外部困境和内部危机的两个方面的成功应战中，完成了自我超越的。这个昨日邯郸街头的流浪儿，如今已是一代雄主。但他面对的仍然是强大的敌人：土地五倍于秦、兵力十倍于秦的山东六国。这又是一种挑战，是由以往一系列成功的应战激起的更新、更高的挑战。秦王嬴政和他的文臣武将，以及他那庞大的对手们，将如何各自作出他们的应对呢？
最后，中华第一帝国的大厦巍然立起，做了帝国始皇帝的嬴政终于登上了人生的顶峰。在人类历史上，能够登上类似顶峰的人屈指可数。顶峰也决非无忧无虑的极乐世界。事实上也许将面临一种特殊类型的挑战与应战。“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东坡居士想必是有所体验的，因而作过这样的提醒。人类原是社会动物，天赋芸芸众生以平等之权，突然一下子别人都成了蝼蚁，唯独我至尊、至贵、至上，孤零零一人独处于顶峰之上，真是“高处不胜寒”啊！处于顶峰之上的人，又会有怎样的感觉情趣、特殊心态呢？他会怎样发脾气、怎样骂人、杀人呢？他还担心事吗？如果有，那是怎么样的心事呢？他还做梦吗？如果还做，那是一些怎么样的梦呢？……
在接受了出版社约稿，开始构思、撰作这新史话体断代史第一部《大秦帝国》的1995年整个闷热的夏天里，我漫游于前圣时贤的文献文字之海，希冀尽快超越秦史知识的描红阶段，获得大秦帝国阍者的允许，前去虔诚朝觐，争取能与古人、秦人，特别是始皇帝嬴政，平等地对话，感同身受地生活其中，并进而试图触摸一下帝国也许至今还没有完全停止搏动的心房。
但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我还只能徘徊在暗红斑驳的帝国禁城围墙之下，苦于找不到一个进出口。
临窗有棵银杏树，浓郁的绿荫偶或为我送来阵阵凉风。透过茂叶编织的缝隙，可以看到一片湛蓝而深远的天。
随着阵阵扑扑簌簌的拍翅声，突然掠过两羽白鸽。
于是，绿叶、蓝天、白鸽，组成了一幅明丽的画图。
一对白鸽忽而幻化成了两只白颈雉，我甚至清晰地看到了它们那艳丽的长尾羽就在我眼前掠过。
当我清醒地想到这是一种幻觉时，那奇异的神鸟已再也无法从我眼前抹去。
一对白颈雉？我不由惊喜地叫出了声。
啊，看到了，我看到了，一对白颈雉，从雍水之畔起飞，在苍茫的关中大地上空翱翔！
那不是普通的白颈雉；那是艰难跋涉中的秦人的梦想，是他们梦想的神化。
呵，可爱的蓝天使者，你能成为我进入大秦帝国最初发祥地的向导吗？第一章辱负垢，创业维艰
一对带着梦想的白颈雉从雍水之畔起飞
名为秦晋联姻，实为东进序曲
盟约在诗诵歌吟背后悄然而成
从素服罪己到称霸西戎一对带着梦想的白颈雉从雍水之畔起飞从光辉梦想跌到无尽黑暗
如今我们习惯把建立秦国、秦帝国这一氏族称为“嬴秦”，其实“嬴”这个姓，“秦”这个采自封国之名的氏，都是过了相当长历史阶段才取得的。但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姑且一开始就称他们为秦人吧！
秦人的历史，仿佛与鸟兽有着不解之缘。
不只是本节题目中写到的白颈雉，还有燕子、马和各种珍禽异兽。
燕群快活地鸣叫着，飞过原野，落下一枚燕蛋。一位正在牧羊的名叫女修的少女，吞咽了这枚燕蛋，生下一个男子，取名大业，他就是秦人的始祖——《史记·秦本纪》用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翻开了秦部落起源的历史。
古籍中这类无性而孕，生下男子成为某个部族始祖的传说，还有很多。不妨推想，它是我们先人追忆那个已颇为遥远的“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时，敷衍幻化出来的神话吧。
另有一个也是有关燕子的神话，见于《吕氏春秋·音初》，更为委婉动人。
春天，碧绿的原野上，高耸入云的九重台拔地而起。台顶上，蓝天下，一对美丽的少女击鼓奏瑟，时歌时舞。天帝感动了，便命令燕子代他下访这两位少女。燕子“嗌嗌”地鸣叫着，欢快地飞翔着，来到台顶。两位少女立刻欣喜地嬉戏捕捉起来。终于捉到了燕子，关进一个玉筐。一会儿，她们想揭开筐子来看看。谁知刚一揭，那燕子便飞向蓝天，留下了两枚燕蛋。这对少女便无限怀恋地歌唱起来：可爱的燕子啊，你飞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少女中的一位名叫简狄的，在沐浴时吞下了一枚燕蛋，便怀孕而生了殷商的祖先契。
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秦人因自己与曾经建立了商朝的商人有类似的始祖传说而感到荣耀。但自从他们被迫从富庶、温暖的东海之滨，经过艰难的跋涉，踏上了荒凉、寒冷的黄土高原，迁徙到了遥远的西陲之地之后，再想起这两个有关燕子的传说时，就会引起莫名的惆怅和怨愤。
因为这联系着他们一段痛苦的历史。
把断断续续的神话和传说连缀起来，秦人先祖的世系大略是这样的——
大业娶女华，生子大费。大费娶姚姓玉女，生子大廉和若木。此后，若木有后嗣费昌，大廉则有孟戏和中衍。接着开始了中的世代：中生蜚廉，蜚廉生恶来……
大费生活的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虞舜、大禹时代。滔滔洪水，泛滥于中原大地。禹受命治水，大费跟随左右当助手。禹劳身苦心，胫毛尽脱，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功告成时，虞舜要重赏大禹。大禹说：并非我一个人能完成，也有大费辅佐的功劳呀！虞舜听了很高兴，说：好啊，你这个大费，助禹治水有功，赏赐你这面皂游，你的子孙将会有盛大的功业！“皂游”是一种有黑色飘带的旗子，秦人把它视为无上光荣。
从这时开始，秦人和先后以舜、禹为首领的舜、夏部族联盟有了较为亲密的联系。舜还充分发挥秦人祖先驯养鸟兽方面的丰富经验，让他们担任驯养师。特别是一位叫柏翳的先祖，干得特别出色，许多珍禽异兽都被调教得十分驯服。为了表示嘉奖，舜特地赐予柏翳一个姓，就叫“嬴”。
现在他们已可说自己姓“嬴”了，只是还没有“秦”这个封国，还没有氏。
在古代，是否有氏，是区别贵贱的一个标志。这也就是说，秦人到这时候也还没有跻身于贵族的行列。《史记》除了《秦本纪》中有个柏翳，《五帝本纪》中还另有个“伯益”。学者们大都认为两个名字属同一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秦人对自己的发展史曾有过多么惨烈的记忆啊！他们会想到：正是那个血淋淋的事件，葬送了本来他们可能拥有的日出般的辉煌！
因为这位伯益，不仅发明过占岁、掘井，做过虞官，在尧时就和皋陶、后稷一起受到同样重用；后又佐禹治水，以致禹生前已预定要把天下传给他。这样，按照传统儒家的说法，当大禹东巡会稽而崩时，便出现了伯益和大禹的儿子启相互谦让王位的动人场面。直到最后，天下诸侯因伯益佐禹时间不长，对他还不怎么了解，便都去朝见启，启只好勉强接受了王位。
但实际情况却并不这么温良恭俭让。
从记载看，隐伏于温情脉脉纱幕之后的刀戈剑戟险情，最先是战国初期有人在燕王哙面前捅出来的，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这个人说——
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
这与儒家通常说的就大不一样。拥戴启的不是“天下诸侯”，而是启之“交党”，即他的同党或追随者；益与启也不是相互谦让，而是启率领他的同党“攻益，夺之”。事情还牵涉到大禹，这位永远值得后人敬仰的治水大功臣，晚年在传位问题上竟是“名传天下于益”，过后又“实令启自取之”，像是演了一场戏！
接着是屈原向上苍发出《天问》——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这段文字不大好懂。按闻一多《天问疏证》大意是说：禹死后，益受禅而立。启欲谋夺益位事被察觉，反而遭到益的拘禁。后来启终于逃脱，带领他的人攻益而夺了天下。这里更没有丝毫谦让可言，有的只是一场跌宕曲折、你死我活的搏斗。
稍后于屈原的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攻益而立启。
最后是晋代人对这一事件作了更为彻底的披露。
在我国史学史上，晋太康年间在汲县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了一部《竹书纪年》，实在是一件大事。这部出自当年魏国史官之手的编年体史书，保留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原貌，而与传统说法大异。据《晋书·束皙传》引录，关于益、启传位的事，它径情直遂地只用了这样七个字，便血淋淋地勾画出了为争夺王位而相互残杀的一幕惨状——
益干启位启杀之。
伯益被杀害了，整个嬴秦氏族从一片光辉的梦想中陡然坠落到了无尽的黑暗。
不过，柏翳、伯益也可能是两个人。因为《史记·陈杞世家》在记录唐虞时代的贤人时，柏翳、伯益并列其中。《史记·索隐》对此提出了疑问：“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误。”新近出版的《夏商史稿》一书的作者孙淼，则肯定认为把伯益说成是秦的祖先“不足凭信”，柏翳、伯益当是两个人。
但是即使按此说，启杀益而立对秦人仍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启的这一行动，从此永远终止了所谓“以天下让贤”的禅让制度。他以暴力夺取部落联盟领导权，进而建立了以君主世袭为特征的夏王朝。这是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以阶级统治形式出现的奴隶制国家，该是一大进步。历史撞开了文明的大门，宣告联盟协和的时代已成过去，但伴之而起的却又不能不是残酷和野蛮。新生的夏王朝以暴力为后盾实施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统治，即使是与夏启属同一祖先的有扈氏，也因他们不愿臣服新王朝的暴力统治而被剿杀无遗。此时，依旧保持着原始部族制平等生活的秦人祖先，在这个新生国家里自然要被视为异类，而他们自己也感到与新制度格格不入。他们暂时还认识不到被他们视为那么美好的原先那种生活方式，其实却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他们退缩了，沉寂了，默默渔猎于东海之滨……第二次跌落——大迁徙
夏启大致传了十五世而至桀，秦人等待了漫长的四百七十年，终于等到了能够显示自己胆识才干、改变氏族命运的一天。
夏的末代国王是桀，古书上说他宠幸妺（mò）喜，虐杀忠谏之臣，一味苛待百姓，却还把自己比作太阳。于是人们便对天诅咒道：你这可恶的太阳呀，何时我与你同归于尽呢！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推翻一个王朝为目的的大起义开始了，领头人便是商族的首领汤。这时候，秦人先祖中的费昌便果敢地率领众人反夏投商，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费昌本人，更以他出色的驯马、驾车本领，成为商汤的御者，参加决定胜负的鸣条大战，立下卓越的功勋。
秦人的胆识才干赢得了商汤的高度重视。以后，他们世代有人参与佐治商朝国政，在整个殷商之世，嬴姓一直是显贵之族。特别是中衍的玄孙中，受商王派遣西行，成了镇西戎、保西陲的边疆大臣。不久，中的儿子蜚廉和孙子恶来，都先后得到商王重用。这可说是秦人先祖的最辉煌时期，让他们久久难以忘怀。
但祸福往往同门。极盛时期的出现，同时也就预示没落时期的到来。秦人的先祖是借着夏朝末代国王桀覆亡的机会复起的，没有想到，他们却又在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的倒台中跌落了下来！
商的末代国王是纣。据古籍记载，商纣的昏庸暴虐与夏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宠幸妲己，草菅人命，逼疯和惨杀敢于直谏的箕子、比干等众多大臣。例外的是，蜚廉、恶来却始终得到纣王重用。传说父子俩都有非凡本领：蜚廉善跑，可以日行千里；恶来有力，双手能撕裂猛兽。所以《史记·秦本纪》说他们两人“俱以材力事殷纣”。据此，似乎只是弄臣一类，涉及政治内容不会很多。但《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却把武王“驱蜚廉”与成王“伐奄国”并列起来，说明在孟子心目中蜚廉对殷纣的昏庸无道负有重大责任。《吕氏春秋·当染》篇又把恶来列为纣王身旁两个最重要佞臣之一，他们劣行的影响，导致了纣王的“国残身死”。据此，则又大致可以推定，他们父子二人，在“助纣为虐”方面是颇为卖力的。不管怎么说，秦人的厄运就这样降临了：当纣王发觉自己已陷入周武王率领的讨伐大军的汪洋大海，不得不以自焚来结束生命时，父子俩的人生道路也到达了终点：恶来为武王所杀，蜚廉则为殷商殉死。
强大的西周王朝建立起来了。不用说，殷商的遗民，从王室到平民，都成了周氏族的奴隶，就像《诗经·大雅·文王》所吟唱的那样：成千成万的商族子孙啊，遵从天命，只好臣服于周！（原文：“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时的秦人，包括在殷商时代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奴隶主的那部分秦人，自然全都成了周氏族的奴隶。
但厄运并没有到此为止。
周武王去世，年少的周成王继位，商纣的儿子武庚趁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周叛乱。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其中有“徐”、“奄”、“盈”等氏族参与了叛乱，他们都为嬴姓，即其先祖都为秦人。成王在著名政治家周公旦辅佐下，迅速而残酷地镇压了这场叛乱。除大量杀戮外，凡与叛乱有关的氏族，都被强迫迁出原地，到较为荒凉、边远的地方去居住。
艰难的长途迁徙就这样开始了。既助纣为虐，又参与叛乱，成千成万的秦人是戴着这双重罪名踏上行程的。他们扶老携幼，肩担手提，离开世世代代相依为命的故土，向着陌生的西方，朝着一个莫测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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