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烜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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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评传试读：
总序
张岱年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菿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钱宏（执笔）1991年春初稿1992年春修定PRÉCIS（英文提要）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Wang Guowei (1877—1927), as explorer in several fields, can be said be of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humanities, which earned him an international fame.
The age Wang Guowei lived was an age of great tumults in China, but it is also an age of great development of scholarship. Wang's life as a scholar might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 his childhood and early youth, the road he followed was tha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 with the goal of the offical degree of Hsiuts'ai which he obtained. In the second stage(1894—1911), he wa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Western thoughts. He diligently studied the languages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th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of Schopenhauer, kant and Schiller. He was the first to introduce ideas of above mentioned philosophors to Chinese people, with an aim at waken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look at lif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 poems incorporating his novel life experience was once widely read and highly praised. Critic Essay 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as a bold trial to analyze an Chinese classic with Schopenhauerian ideas. Deemed as the greates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critism of traditional poems, Jen-chien tz'u-hua(Talks on tz'u in the Human World), which still bears great influence upon modern scholars, shows the co-influ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ideas. The third stage is a stage of Chinese Classic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he went to Japan and his interest was turn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xamination of Sung and Yuan Drama, the first book in the very field, had broadened the Scope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Japenese version available now. )With the faci lities of newly excavated artifacts, he studied Jiagu ancient language, Dunhuang records and books, wooden books of Han, phonology and archeology. In 1916, he went back to Shanghai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The last stage of his scholarship is a stage of harvest(1924—1927). Settled in peking, he was given a professor ate first in Division of Chinese Classics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n in the College of Chinese Classic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this period, Wang Guowei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particularly on history of prehistoric China, of Mongonia and that ofyuan.
The methodology of Wang Guowei in academic studies is of lasting influence. In studying cultural history, he used the method of Double Proof first, which is to compare the newly excavated materials(such as bones with Jiagu Language and other artifacts)with the recorded event in the historical books to draw new conclusion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cal study, at that time, following a principle of Believing in the Ancients, was factually confined with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emerging school of Doubting wanted to re-examine historical study, however, they were so incredulous that they went to the extremity of sceptic. The methodology of Wang, instead, was ‘to prove the Ancients’ or ‘to explain the Ancients’. In his own word, it is to ‘let facts decide for facts’.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has been trying to present a vivid portrait of Wang Guowei, with details of his life, interests, feelings, teaching, family and friends.
Wang lived in a peoriod of great cultural change. Though his academic methodology was up-to-date, his ideas and feelings had mainly been left in the past dynasty. The burde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made it impossible for him to be adapted to the current of society. Taking Quyuan, the ancient poet, as his example to follow, he commited suicide with imagination that he was dying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His suicide, taken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has been examined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attachs great importance to first-hand materials.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of Jen-Chien Tz'u Hua and many letters of Wang Guowei used in this book were unpublished before. Oth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of Wang has also been used.
The study of cultural legacy of Wang Guowei will constitut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nd will also be an source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larship.第1章寻找新路1.1 钱塘江边
王国维于1877年12月3日（光绪三年丁丑，十月二十九日辰时）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内双仁巷王宅，现属海宁市盐官镇。
提起海宁，人们会联想起观看钱塘潮。海宁扼钱塘江口北岸，自古是观潮胜地，享誉中外。相传唐代浙江诗人骆宾王被贬杭州时，写过“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的诗句。刘禹锡吟咏钱塘潮：“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足证钱塘观潮的历史颇为悠久。海宁背山面海。北面的山是花山、菩提山、黄山、鹃山、紫微山等。传说刘禹锡登紫微山时，曾立碑志念，今半山处尚有石碑存留下来。可是，王国维在家乡时考证过，此碑不是刘禹锡所立，他是否登过这座山也不可考，倒是白居易登过紫微山，因为万历《杭州府志》载：“唐中书舍人白居易登此山。”家乡的山光水色和许多人文历史紧密联系，这早就吸引了王国维。“盐官一线潮”，说明盐官镇是观钱塘潮的重要地点。海宁离杭州45公里，离上海160公里。钱塘江海口如同喇叭口，海水从百公里宽的海口突然涌入，惊涛澎湃，一齐汇集到盐官镇南，那里的江面宽仅2公里，大潮至此，拍岸竖起，声似响雷，前方潮头白色的浪花蜂拥着一线排开，与水天相接，十分壮观，故名“一线潮”。王国维童年的时候，看到钱塘潮狂涛拍岸，有力量，有气魄，有不断奋斗的勇气，感受到一股不屈的力量。王国维对故乡的景色，童年印象中最深刻的，就该是“海宁潮”了。
王国维出生于双仁巷王家旧宅，附近是原海宁城内四大闹市之一。其确切地点为“现在县前街至南门段人民路东旁，与人民路平(1)行”。这条巷原以“双仁祠”而得名。双仁祠祭祀两位姓颜的仁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及其从兄颜杲卿。杲卿的气节著称于史。他曾起兵讨伐安禄山，战败被俘，不屈，骂贼而死。文天祥《正气歌》中曾加以赞颂：“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这样的文化氛围，曾感染过当地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1886年，王国维之父王乃誉在盐官镇西南隅周家兜建了新的住宅。新宅北依小河，南邻城墙，隔城相望，便是钱塘江，离海塘只有几百米，环境清幽。这所住宅，是木结构庭院式建筑，宽三间，共两进；前为平房，后进为二层楼。两进房之间有天井和两厢；前有台门，(2)围墙从四周卫护着。王宅的后进正厅，是待客、祭祀的公关场所，卧室在楼上。这是一个小康家庭的居住格局。
王国维，初名国桢，后改为国维，在家族排行中是“国”字辈，字静安，亦字伯隅，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他出生的1877年，鸦片战争已过了30多年。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一天比一天暴露了，一天比一天更发展了。19世纪的殖民主义在全世界形成高峰，侵略步步深入，中国人民的命运十分艰险。1877年的中国历史人物，黄遵宪已40岁，康有为20岁，罗振玉12岁，孙中山11岁，蔡元培10岁，章太炎8岁，梁启超5岁。龚自珍已去世36年，如果他在世是85岁。过了4年以后，浙江又诞生了鲁迅。以上的龚自珍、蔡元培、章太炎、鲁迅，与王国维一样，都是浙江人。近代作家、思想家的地理分布，以浙江、江苏、广东为最多，其中，浙江省的作家、思想家更显得有思想锋芒。
像许多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王国维的家族观念颇为强烈。对他有直接影响的，是他的父亲王乃誉。王乃誉（1847—1906年），字与言，号莼斋（又作蒪斋），晚字承宰，号娱庐，海宁州人。他著有《游月录》十卷，《娱庐诗集》二卷，原稿已佚，无从详考。他留下来《日记》18本，《画粕》、《题画诗》、《竹西卧游录》、《可人》、《古钱考》等杂著11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在王乃誉的《日记》中，夹着一篇王国维的《先太学君行状》，作于1906年，是纪念王乃誉的(3)专文。
王乃誉是一位普通的国学生，本色是书生，喜爱玩赏书画古玩，《游月录》就是记载他品评艺术品的著作。他本人能诗善画，又长于篆刻，写过“平生颇结书画缘，诸君过我喜欲颠”的诗句，特别可贵的是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据王国维的记述，王乃誉“少贫甚”，13岁随祖父避太平天国战乱去上海，不料他祖父不幸逝世，境遇顿然艰险。于是“习贾于茶漆肆”，按文意显然是在同乡开的茶漆店里工作，而不是自己“开一家茶漆店”。以后，这家茶漆店自上海迁到海宁硖石镇，王乃誉“始得于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乃誉聪明过人，文名扬于乡里。其后恰逢有亲戚任溧阳县令，就去当了10多年的幕僚。1879年王国维3岁时，母亲凌氏不幸病故。过了6年，1885年王乃誉38岁时与同乡叶砚耕之女结婚。第二年全家(4)迁入新居。1887年，王乃誉的父亲王嗣铎不幸逝世，他奔丧回里，守孝课子。这时家境稍好些，但是十口之家的负担确实是沉重的。王乃誉每天布置王国维习字，严加批改，指导他写诗，也亲加订正。王乃誉每天有规律地习字、作画，上门请求作画、一起鉴别字画的人甚多。王乃誉辑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等画论中材料教育孩子。他即使过年也不忘教子，写过《元旦口号示两儿》的诗篇。当时的“两儿”，王国维11岁，王国华才4岁。看来主要是激励王国维的。王国维在《先太学君行状》中指出：“君于书，始学褚河南，米襄阳，四十以后专学董华亭，识者以为得其神髓。画，无所不师，卒其所归，亦与华亭、娄东为近。”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王乃誉所作《画衍》手稿中指出：“天下万状，诗出之，有声之画；画出之，乃无声之诗。”“人无奇气，不必工书画；无独识，不必讲求笔墨；无心营八荒，目空一切，不必论布置。故必有卓绝之行，好古之癖，乃能涉其(5)境界，否是徒学无益也。”王国维以“境界”名世，这里“境界”两字，已赫赫在目矣。王乃誉教子是将自己将来的希望寄托于后代身上，常有恨铁不成钢的感慨。比如辛卯（1882年，王国维5岁）10月17日记：“可恨静儿之不才，学既不进，不肯下问于人。而作事言谈，从不见如此畏缩拖沓。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不患吾身之死，而患吾身之后子孙继起不如吾。……盖求才难，而欲子弟(6)才过其父为尤难！”对5岁的孩子发表这番议论，记在日记上表示永志不忘，拳拳爱子之心令人感动，只是太过于深切了。从这里亦可以看出童年王国维性格内向，并不聪颖外露、争强好胜。
王国维评他的父亲，赞扬其在孤贫之境，克自树立。这是他有深切体验的话。王乃誉在贫困的境遇中，自学文化，达到诗、书、画皆通的境地，很有坚毅之概，给少年王国维提供了一个可以处处直接效法的榜样。然而，王乃誉的才华毕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年不跻于中寿，名不出于乡里，是亦可哀也已”（《先太学君行状》）。
谈起家世，王国维总是提起远祖王禀，宋靖康中，金兵攻太原，王禀任河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守太原250日，城陷，率众巷战，壮烈牺牲。宋高宗南渡后，追封安化郡王。海宁城里有“安化王祠”，有一条“安化坊街”。王国维成名之后编《观堂集林》，第二十三卷“缀林”，首篇即《补家谱忠壮公传》，这是为王禀作的传记，详叙王禀死守太原，英勇抗金，壮烈牺牲的事迹，用的是《史记》的笔法。他用“裔孙国维曰”的口气，最后指出王禀的“勋迹忠烈”，其作用为：“靖康之局所以得支一年者，公延之也。”称赞他国家安危系于一身。《补家谱忠烈公传》手稿的开头，集中写王禀的封号：“宋故河东路马步军副总管、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建武军节度使、太原(7)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二百户、追封安化郡王谥忠肃。”作者后又删去，分叙各处。王禀的“勋迹忠烈”和王国维对“勋迹忠烈”的王禀的敬仰是互相联系的。对少年王国维来说，这就是他内心里所追求的人生，这就是他作为王家成员的自豪感。宋代、明代，海宁王氏家族都涌现过有地位的人，光耀门楣。王沅于1130年袭封祖爵，赐第盐官，建王府。其家园曾名扬浙东，可能以后焚于战火。王国维在《先太学君行状》中说：“自宋之亡，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以迄于府君。”王氏家族也有盛有衰，其间读书人很多，大约得益于家族的传统和海宁、浙江一带的文化气氛。王国维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8)当时的王氏家族，从过去的官宦之家跌落为小康家庭，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是仍保持着书香门第的文化气氛。从家族的传统心理上说，他们怀念着这个家族往昔的繁荣，这既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也是在现实处境中向上追求的动力。
王国维在《译本琵琶记序》一文中说：“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这说明了王国维研究作家、研究文学现象的方法和经验。他用的是“知人论世”的历史眼光。这样的历史眼光，在我们研究王国维的时候，同样是需要的。1.2 不再走科举之路
王国维7岁就读于邻居家的私塾，学四书，写八股文，接受传统教育，老师是潘绶昌先生。他11岁时改从陈寿田先生就读。陈寿田先生是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的学生。李善兰曾在总理衙门同文馆任天文、算学教习。陈寿田就在同文馆学习过，受过先进的科学文化的(9)教育，学识渊博，思想通达。他每月教骈文、散文、诗歌，又教学生练习写作。
1892年6月，王国维16岁时州试中秀才，得第21名。这算进了学，有了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年少就进学，以传统的眼光看来，是在科举方面有广阔的前景，然而王国维本人并不喜欢走这条路。考科举要写八股文，考题从四书中出，考生须背熟四书及掌握写八股文所规定的程式。考取进士之后，才能做官。中国小说《儒林外史》已全面批评了科举制度。到了晚清，科举制度在知识分子中威信急速下降，在当时的制度下，只是为一些读书人提供一条进身之阶而已。
考中了秀才的王国维，被称为“海宁四才子”之一。其余三位是当地的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他们一起议古论今，臧否人物，颇(10)为投合。陈守谦曾评价当时王国维的才华“冠绝侪辈”。
1887年春，王国维祖父王嗣铎病逝，王乃誉回里居丧不出，日夜课子。王乃誉自己诗、书、画、金石兼通，兴趣广泛，并不孜孜以求八股文，给王国维以好的影响。王国维得益于家庭文化气氛的熏陶，自幼喜欢自学。他30岁时写的自序中说：“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11)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他儿时不喜欢《十三经注疏》，又喜欢“泛览”群书，这种学习兴趣，显然不在八股文方面了。王国维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12)他将读史书当作读书之始，显然不满于只背经书。喜读史书，能激发人对国家兴亡的关心。王国维虽然面临着选择人生道路的彷徨，但仍然在准备赴省城杭州应乡试。于是，1893年在杭州崇文书院肄业。1894年应试不中。和他一起去应试的陈守谦回忆当时的情况，称王“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闱，(13)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
走科举之路，王国维“用力不专”，是涉及学术兴趣；其实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当时风云变幻的时局，已经使人很难安心走科举之路了。
19世纪的最后五六十年，对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风云变幻、屈辱难熬、在寻找富国强兵之路的艰难的历程。清朝的统治已经腐败，人们在闭关自守的狭小天地中生活着。当西方大国的大炮和鸦片烟打开了这个封建帝国的大门之后，“闭关自守”行不通了，知识分子才看到了原来世界很大，被迫承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也被迫承认中国已经落后了。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但是，一般知识分子，见到西方的思潮洪水猛兽似的涌来，总希望不触及封建帝国的政治制度，而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了1894年，王国维目睹中日之战中清政府花大量银子买来的西方军舰在海战中全军覆没，中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仍无法挽回败局，这个事实更刺激中国人，因为，日本从地理上说是东方的国家，而且远比中国小。这次中国战败，“变法维新”成为更紧迫的呼声了。
王国维所在的海宁州，是一个消息灵通、文化发达的地区，新思潮也迅速地涌入。王乃誉社会地位不高，但社会交游广泛，文化素养好，他对社会变动很敏感。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指出：“中日之战，(14)变政议起，先君以康、梁疏论示先兄，先兄于是弃帖括而不为。”王乃誉在致族叔的信中，谈到王国维学习的志趣时也说：“大儿（按：指王国维）馆于同城陈汝桢、沈冠英家。以其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以期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这与王国维本人的自述十分合拍。王国维在30岁写的《自序》中说：“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赀供游学，居恒怏怏。”其实，王国维的“好谈时务”，也得益于王乃誉的启示。王乃誉的思想颇为通达，关心国家的命运。王国维离家赴上海前的两三个月，王乃誉在日记中写道：“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十四日。静儿借到《时务报》四十五、四十六两册。烧烛观之，其谓中朝不能骤更新法，杂乱无章，恐迟不达，则世界早变，奈何！”因为有父子共读《时务报》的经历，所以，王国维在悼念父亲的《先太学君行状》中指出：“君自光绪之初，睹世变日亟，亦喜谈经世之学，顾往往为时人所诟病，闻者辄掩耳去，故独与儿辈言之。今日所行之各新政，皆藐孤等二十年前膝下所习闻者也。”当然，“新学”的概念，早就有了。但甲午之战以前，重在维新改良，所谓旧瓶装新酒，“新学”主要指西方的科技；甲午之战中国战败的刺激，才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被重视起来了。这时候，海宁已经有了留日学生，但是学费高、负担重，一般家庭都负担不起，王国维只有望洋兴叹了。1.3 “体素羸弱，性复忧郁”
王国维有内向的性格，正如他自己在而立之年时说的“体素羸(15)弱，性复忧郁”。他父亲说他“其性讷钝，好谈时务”，可谓“知子莫如父”了。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内倾型的性格，情感沉着、稳定，向内部发泄，不善交际，好独断。王国维的诗、词，感情强烈，但是，当你面对王国维的时候，却不容易感受到他的感情的热度。如果从文化的、社会学的角度说，王国维属于理论型的性格，他遇事客观、冷静，反复地思考，前思后想，力图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表面看对具体事物的反应不算敏锐，但有适应生活的能力。
王国维的童年颇为孤独。他刚4岁，生母凌氏不幸病故。当时他的姐姐蕴玉才9岁，本身还没有自立的能力，但已能照应弟弟。王国维11岁前，他父亲一直在外地谋生；于是，他自幼依赖祖姑母范氏及叔祖母抚养。他的弟弟王国华对他年幼时的印象，就是“寡言笑”。王乃誉回海宁后，支撑着十口之家的经济重负。这个家庭屡屡惨遭变故：1879年，王国维的母亲去世。1887年，王国维的祖父去世。1906年，王国维的父亲去世。1907年，王国维的继母去世。1907年，王国维的夫人去世。一个小康家庭，频频遭变故，家道受打击是可以想见的。王乃誉生前对长子王国维求学方面要求颇严，这是希望他将来能支撑门户，也希望他及早就业，为家庭承担义务。内向的王国维，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大变动的时期，承受着国家落后腐败而知识分子一时又找不到出路的心理压力。就个人而言，旧的科举之路走不通，新的出洋求学的路又无条件走，加上他本来喜欢思考人生问题，更增加了他的忧郁和痛苦。
王氏家族虽然有过光辉的历史，但到了王乃誉时，社会地位不高。这种家境给人的压力更为强烈。王乃誉本人的性格和精神状态，就有忧郁的特点，加上经济上不富裕，更加深了精神上的压抑。王乃誉《岁暮题零用册示儿辈》说：“粗衣淡饭苦难全，莫为奢华体面牵。试看几多炊爨绝，何如守我旧青毡。”这样的家庭气氛对王国维的性格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王国维是长子，20岁成家。1896年11月28日与莫氏结婚。莫夫人为海宁春富庵镇莫寅生先生孙女。婚后的生活，有平静的幸福，却也背上了经济的重担。1897年王国维去本地的大户人家就任塾师。当时，上海的《时务报》是变法维新的舆论中心，该报由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创办于1896年。1898年在《时务报》任职的许家惺，是王国维的老朋友。他因事返里，请王国维代其职务。王国维一直关注、喜爱这份报纸，以此又能担当起家庭的经济责任，就欣然应允。1.4 忧患意识
王国维的生活和思想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77—1894年）：这是18岁以前的少年时代，接受传统的教育，基本上可以说是接受旧学的时期。第二个时期（1894—1911年）：从家乡到上海追求新学的时期，他学习了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努力用自己学到的新思想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在美学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是文学和美学的时期。第三个时期（1911—1923年）：辛亥革命后，退避到日本作寓公，全力钻研中国古代文化，尤长于古代史、甲骨文、考古、音韵之学。前半段在日本研究，后半段回上海，在哈同办的学校中教书，编杂志，取得了学术上的丰收。1921年编定《观堂集林》24卷，为一生的代表作，取得了国学研究方面的卓著成绩，获得了世界声誉。这是学术研究成熟的时期。第四个时期（1924—1927年）：从上海到北京，当了退了位的末代皇帝的文学侍从，参加过小朝廷的政治活动，又极力想自拔而不能。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清华学堂研究院当导师，在学术上做了多方面的开拓，这是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顶峰。
1898年阴历正月，王国维在他父亲亲自护送下，乘王升记轮船赴上海。抵沪第二天下午即拜会汪康年兄弟，接《时务报》的工作。那时，汪康年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王国维获《时务报》聘任，为同乡许家惺引荐，开始以代理许家惺工作的方式进入《时务报》。当时俗语说：“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胡适甚至说，这个时代是《时务报》的时代。梁启超的许多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就是在《时务报》上发表的。不过王国维赴任时，梁启超已离开了《时务报》。原有的《时务报》精神锐减了。王国维在报社任庶务，具体工作为校对报纸、代写信、代作文、校对书籍。除去到东文学社念三小时外语外，“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而所入不及一写字人，又奚为(16)哉！”王国维每月薪水只有12元，名为代许家惺工作，而许家惺却是每月20元的薪水。那时“米价奇昂，小民万难度日”，王国维的苦恼很受人们的同情。
半年以后，王国维在给许家惺的信中说：“弟近来事较多于兄所言数倍，唯改东文事略减，而写信反为弟专职，又须校书，校书人祝心渊去，事又归弟办；又须代作文，此事不多，至今共四五篇，而薪(17)水一切如旧，反加减焉。心恒不乐。”
王国维到了上海，看到了并不理想的外部世界，对国事更为忧心忡忡。忧患意识十分强烈，这是他当时思想上的特点。他认为当时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联合瓜分的危险，而清政府又不思变法，于是中国(18)人“如圈牢羊豕，任其随时宰割而已”。因各国先后强占租界，纷纷签订不平等条约，王国维认为：“瓜分之局已见榜样，如何如何！(19)胸中所欲言于足下者十倍于兹，每一捉笔不知其何以忘也。”
当时的清朝最高统治者，也搞点什么废除科举，什么“五大臣”出洋考察君主立宪制度。王国维却看得十分清楚：“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唯有百姓竭力去做，做得到一分就算一分。”(20)于是他希望办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以教育后代。可是，他到了上海，看到原以为可寄予希望的“士大夫”却十分令人失望。因为，“大抵近世士大夫不乏魁垒奇特之才，而于学术异同之际意见极深，稍有不合，即成水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私见之难泯，盖如(21)此也”。他在另一处又重申道：“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其所以难合，实因民质未进之故，斯宾塞尔之言深足味也。外患日逼，(22)民生日困，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
在这样的环境中，王国维时时预感到国难的来临。他为自己作出(23)的选择是：“来日大难，非专门之学恐不能糊口。”他心怀忧患意识，兢兢业业地度日。
王国维将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在他的时代，富国强兵的道路许多人走过了，单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已经走不通。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就是最好的说明。王国维思想深沉，以为学习先进的思想首先学习西方哲学思想，才是根本。所以，当他听到传言说西方人不久将不让东方人译书时，怒气冲冲地宣称：“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此等无理之事，西人颇有之，如前年某西报言欲禁止机器入中国是也。(24)如此行为可惧之至。”1.5 编辑《教育世界》杂志
要介绍外国的思想文化，首先得学习外文。王国维曾为不能出国求学而苦恼，于是，只能业余学习外文了。1898年2月，由吴县蒋黻、溧阳荻葆坚、钱塘汪康年、山阳邱宽、上虞罗振玉共同创办东文学社，培养翻译人才，以授日语为主，亦授英语。开始时只有六个学生。王国维得到《时务报》同意，每个下午去念三个小时的英语。但是，他的工作十分繁杂，没有时间复习。学了一个月之后，考试不及格。按规定，本来要退学的。据罗振玉在王国维逝世以后写的回忆文章说，见到学员的扇子上题有王国维的诗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认为出语不凡，予以关切，没有让他退学。这两句诗，也有人说习用了清人的旧句，尚难考定。但是，王国维确实未退学。他本来工作繁忙，为了学习，又加多了矛盾，虽经友人帮助向报社说明，仍无效。因此，心中十分不快。
与罗振玉的交往是王国维一生中的重要的事。罗振玉（1866—1940年），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他比王国维早一年到上海，与人合办农学社，印行《农学报》。后又与人合办东文学社，在事业上比王国维走前了一步。他与王国维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在学问上有共同爱好。他对王国维有提携之功，王国维又一直记着知遇之恩，为罗振玉做过许多事情，与一般的主人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以后，他们又成为同僚和亲戚。如果要找一个对王国维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我以为是罗振玉。
1898年夏，王国维因“腿病”回海宁，后诊为“鹤膝风”，病甚重，甚至寸步不能行动。9月才回到上海，原来的《时务报》已停办。这期间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致使百日维新失败。王国维对时局逆转非常愤慨。那时，王国维还在东文学社。罗振玉委王国维为“学监”，但不久即因社内事务问题与同学关系不和谐，被免去了职务，但仍照常付月薪。在东文学社，王国维学了英语、日语。社中日籍教师藤田、田冈都是“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1868—1929年），有50多种著作，历史学家、汉学家，长期任教于东文学社。他41岁时担任过北京大学教习。他对康德、叔本华哲学颇有研究。另一位田冈佐代治（1870—1912年）与王国维相处只有一年，但王国维序文中专门记述：“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25)心甚喜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
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东文学社结束。次年12月，王国维在罗振玉资助下去日本留学。王国维白天念英文，晚上念数学。(26)“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提前卒学的原因：以气质不长于数理，“颇为几何学所苦”；体羸有病（脚气）。
王国维回国，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这是罗振玉于1901年5月出刊。1906年6月《教育世界》杂志第129号刊登了一张王国维的半身照，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件当时流行的阴丹士林布长衫，是朴实认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上面的说明是“哲学专攻者社员王国维君”。《教育世界》杂志是王国维工作的地方，是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译文的地方，王国维就是从这里崭露头角的。佛雏指出，王国维(27)是这份半月刊“事实上的主编”。1.6 第一篇文章：《哲学辨惑》
1903年6月《教育世界》（55号）发表王国维的《哲学辨惑》，这是王国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学者，所要辨的“惑”，出自清代管学的最高官员张之洞、张百熙的见解。张之洞1898年的《劝学篇》提出著名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他的“新学”不包括西方哲学，也就是说张认为西方哲学是无用的、有害的。这个问题不辨清楚，当然无法深入研究哲学。
宣称哲学为“有害之学”，其根由在于当时腐败的封建政治。正如王国维说：“今之诟病哲学者，岂不曰自由平等民权之说由哲学出，(28)今弃绝哲学，则此等邪说可以熄乎？”王国维举孟子早就“倡言民权”，讲过“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却是旧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学科来说，“且自由平等说非哲学之原理，乃法学、政治学之原理也。今不以此等说废法学、政治学，何独至于哲学而废之？”
研究哲学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讲，哲学是解释人间的根本意义的，所以王国维引德国哲学家巴尔善的话：“人心一日存，则哲学一日不亡。”而当时的中国更有必要更好地研究哲学。因为“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以上是从理论上论证的。从历史上说，哲学本为中国固有之学，中国有中国的哲学史，怎么能“废哲学”呢？这本来是常识。
虽然中国古代就有哲学，但是要发展中国的哲学，使之不断进步。从那时的具体情况出发，发展中国哲学的途径是什么呢？王国维明确指出：“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王国维提倡哲学，并不主张人人去当哲学家，或人人去研究哲学，只希望哲学与“诸学科并立”。这样普通的事为什么还有争论呢？王国维指出：“吾国人士所以诟病哲学者，实坐不知哲学之性质之故，苟易其名曰‘理学’，则庶可以息此争论哉！庶可以息此争论哉！”1.7 独学的时代
1902年夏，王国维从日本回国。他认为“自是以后，遂为独学的时代矣”。这时候，按他自己计算是25岁。到他写两篇《自序》时（1907年），他自己算“已过三十”。这段“独学”的时代，是学习西方哲学，进行哲学、美学研究和创作旧诗词的时代。王国维在这时期的职业是1903年在南通通州师范学校教书，1904年转到苏州师范学堂教书，1906年与罗振玉一起到北京的学部就职。
王国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三十而立”的观念。他把自己的“三十而立”的状况与自己已有的人生目标相比，并不满意。他在《自序》的一开头就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这里所说的志学“十有余年”，大约从1894年知世尚有“新学”开始，亦即从放弃走原来的科举道路算起的。
他自己所称“独学”时代到而立之年，为学的情况如何呢？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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