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冠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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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试读：
前言
1930，一个开始1993年6月，费先生收到一封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函。
发信人是印度已故总理拉·甘地遗孀索尼娅·甘地，邀费先生出席第四届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
该会议创始于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邀集各国有代表性的思想者就同一主题深入讨论，为人类和平发展发表主张。
1987、1989、1991年度的主题先后是“Towards New Beginnings”，“The Making of an Earth Citizen”，“The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3年会议主题为“Redefining the Good Society”。
对这类题目，费先生会有亲切感，乃至触动心事。毕竟，都是他多年沉潜于心的话题。“二十一世纪”和“美好社会”，尤其和其心事合拍。1989年夏，他曾撰文呼吁“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费先生要借暑休假期写出文章，应邀与会。
一周内，在北戴河“六幢楼”一号楼，从早到晚，费先生阅读、思索、书写、讨论、修改……我做书童，左右备书、检索、誊写、听讲、记录……近距离观摩老者开卷，仁者思索，智者书写，感受大师的气场，见证“应是鸿蒙借君手”的非凡时刻。
一篇文章，调动了费先生六十多年的实地观察、学术思考和情感积累。
1930年秋，费先生弃医从文，学社会学，就是为探寻社会怎样才更好。
1993年夏，费先生说：“从世界范围看，现在的社会还说不上美好。还有很多人在饥寒线上挣扎，还有冲突和战争。未来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秩序？怎样达到和实现？从我们中国的历史看，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热烈讨论人与人怎么相处才好，百家争鸣。从现状看，经济发展很快，新儒家也有一些讨论成果，中国人有资格对这样的问题说话。中国人要对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发表看法。”
费先生的看法，实际已写进其六十多年的著述。1993年盛夏定稿的《对“美好社会”的思考》，是其六十多年探寻心得的浓缩。
二十多年后，提中国概念、发中国声音、影响国际议程成为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迫切课题。费先生当年已如是。甚至，以1938年写出《江村经济》、1948年出版《乡土中国》为标志，早已如是。费先生的学术成果，曾吸引当年国际人类学界瞩望人类学领域的中国学派。
瞩望者大概有点太过乐观，费先生晚年也感叹过自己“太超前”，乃至“清唱一生”。几千年农耕文明养成的乡土中国，欲从农耕、保守、封闭、礼治的传统形态转换到工商、进取、开放、法治的现代轨道，何其艰难？“我们几十年时间走了西方几百年走的路”，这话说着轻巧。看看激素催肥的代价吧，百年之内能否彻底康复，都还难说，何况迄今仍在施用。
中国社会怎么能一步步好起来，费先生深入现场，终生以赴，看得明白，写得清楚，白纸黑字俱在。他为这世界留下来的数百万字，如果确定一个总题目，“乡土中国”可作首选。故，这本小书的副题若作详尽表达，应该是“费孝通先生说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和现实途径”。
费先生的一生著述，是一笔特殊遗产。对乡土中国的观察和描述，不是隔靴搔痒，而是深入骨髓；对美好社会的探寻，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躬身实践。每个期待身处好社会、过上好日子的读者，都不妨读读费先生明白晓畅的文字。
多听费先生说话，能更多读懂吾国吾民，自己的寻常日子也会更有意味。“有这样一个人写过的东西，真可以增加我们在尘世生活的兴趣。”这是尼采说蒙田的一句话，正可借来说费先生。2016年6月16日01 抑止不住的爱好
人间生死，草木枯荣，心中哀乐，梦里甘苦，母亲的针线，清明的纸灰……都是费先生敏感、易感、思索、叙述的内容。其中萦绕着一种清晰的人道情感和人文精神。《山水·人物》
1978年，费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室里看见《山水·人物》稿本。那是怎样的情景？他说，“历劫犹存，相对无言”。他为书作序，抚今追昔，借该文篇名发出一声沉重叹息——“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运命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费先生十四岁首次发表作品，是一篇短文——《秀才先生的恶作剧》。
该文写于1924年1月15日，发表于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少年》杂志。当时，他是东吴大学附中的学生。一位亲戚热心为他订阅了该刊，启发了费先生早年的文学兴趣。
从当读者开始，逐渐希望也当作者。少年费孝通虽有投稿，却没有指望很快能发表。某期杂志送到，他即开卷，循序而读，忽见投稿已发表，大感意外。他曾回忆当时情形——“我照例按篇章次序读下去，直到最后的‘少年文艺’栏，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原来我发现寄去的那篇《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已用铅字印在了白纸上。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写作又写作”的过程中，费先生发表在《少年》杂志的文章篇目增多，位置也逐渐前移，直到开卷首篇。
人间生死，草木枯荣，心中哀乐，梦里甘苦，母亲的针线，清明的纸灰……都是费先生敏感、易感、思索、叙述的内容。其中萦绕着一种清晰的人道情感和人文精神。
有篇文章题为《新年的礼物》，费先生说：“新年的快乐，本来不是少数人的，应该使全人类都快乐。尤其是穷人和老人，因为他们辛苦了一年，在一年的开始，应该特别地使他们快乐。”《一根红缎带》一文，则借一只小动物的遭遇表达人间心情，大有余味。
1927年，费先生写了《圣诞节续话》一文，明确表达对社会本质、人类本性的研究志趣。文中说：“我很怕在我‘为人’的最后一刻时仍和现在一般的未认识人类究系何物……”
这或是费先生早期文章中最值得留意的一句话。一生志业由此开笔。
1930年，费先生离开苏州东吴，转学北平燕园。换了校园，也换了专业，他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全副心思集中于每一门功课的研修，以争取最好成绩。他说自己当时“成了一个书虫”，几乎读遍了恩师吴文藻书架上所有的书。
1933年，费先生完成本科学位论文，还写了多篇文章，如《人类学几大派——功能学派之地位》、《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社会学家派克（即帕克）论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和乡村》、《社会研究的程序》等等。
吴文藻对这个学生寄托厚望，先后把他送到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hirokogorov）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门下。费先生得名师接力，持续点化，终以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赢得学术名望，享誉国际人类学界。
1948年春，费先生的“昆明时期”告一段落。一个时代也将落幕。
费先生似有感知，清理旧文，把旅行游记、怀人杂写拢到一起，合编成册。誊清后，订成稿本，题作《山水·人物》，寄给好友储安平。
若能顺利出版，算是大时代里一介书生的一笔记录、一个小结。敏感的费先生似已意识到，须准备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
其时，储安平在上海主持《观察》杂志，销路好，有盈利，遂以利润出版学术著作，有“观察丛书”，广受读者欢迎。费先生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著述在“观察丛书”出版后，均有上佳销路。《观察》系时政类刊物，是当年国统区知识分子和民众了解国内国际局势的通透窗口。因其名家啸聚，文章好看，一纸风行，反而惹得当局钳制。储安平本人也被监视，乃至在上海无法安身。
眼见杂志备受打压，出版已无条件，储安平带着《山水·人物》稿本离沪赴京，找到清华园胜因院的费先生，奉还书稿，暂时避居费宅。
历史延伸，运动频繁，板荡不已。这稿本压在费先生书架底下，一睡近四十年。其间，改造、院系调整、“三反”、“五反”、批胡风、批胡适、批俞平伯、“反右”、“四清”、“社教”、“文革”……因系沉睡，毫发未伤。即便“文革”初期费先生家中群书、文稿被洗劫一空，《山水·人物》却在其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室里躲过风暴。
1972年春，费先生从湖北沙洋民院干校回京。多年暌违，工作室内还是原样。稿本还在书架沉睡，费先生却因忙于译事，平时只用字典和百科全书，顾不得、似乎也淡漠了当年少作。
1978年，费先生奉调中国社科院，须搬离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室。他把室内书籍、文件搬回家中，清理之间，在一堆书稿里看见《山水·人物》稿本。
那是怎样的情景？费先生说，“历劫犹存，相对无言”。
1986年，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汉译本初版。翌年，为该书发布会，江苏人民出版社派员到京，拜访费先生，表示乐意继续出版其著述。
费先生想起“默然渡过劫难”的《山水·人物》，想起不知其踪的老友储安平。他“第一次从头到尾自己阅读了一遍。其间已相隔近四十年了。心头自会另有一番滋味”。
近四十年间，费先生的写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曾以《我这一年》记录和表明自己愿意适应变化的诚意与实践，似仍有不能适应的地方，这才“另有一番滋味”。这番滋味，来自他在外界巨变中力图持续内心的“写作又写作”。
其间，费先生参与过民族识别等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他倾心的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事务，可以寄托学术兴趣，延续写作爱好。他也确实写有《兄弟民族在贵州》和《话说呼伦贝尔》两本游记，后因“反右”运动而入冷宫。
费先生想起冷宫中的稿本，希望能解冻、面世。
1987年12月，《山水·人物》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有费先生早年编妥的文章，有解冻的两本游记，又增加了其早年文章十多篇，名“少作附篇”。其中便有前述《一根红缎带》。
费先生为书作序，抚今追昔，借该文篇名发出一声沉重叹息——“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运命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
这种话，费先生很少说出。
谢泳兄专门研究过《观察》杂志及作者群体，也研究过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自然会留意费先生，并有心得。他觉得，只看公众场合里的费先生，并不足以真正了解这位老先生。私下里的费先生同样值得注意。把两个场合里的费先生合起来看，会更接近他的真实。
曾把谢泳兄的相关文章复印给费先生看。费先生看过，希望找机会和谢泳当面聊聊。虽未能如愿，还是表达了“我看人看我”的自觉意识，也表达了对更愿意懂得自己的后辈的善意。
费先生说过，很多人看不出来，他的文章是龚自珍的路子，曲笔，不直说，留有余味。他相信谢泳先生看出来了这一点。
说及此，有兴味的读者，不妨把《山水·人物》当作切近私下费先生的一个门径。费先生或也希望如此，他在该书“题记”中难得挑明、不留余味地说：“这里所收的文章，比起其他我所写的，更亲昵些，因为这些多少是私人感情的记录……”
费先生写下这段话，是在1948年4月。一年多后，他开始写《我这一年》，那是很不同的文字。同《山水·人物》比，明显是两种内容，两种文风。
在文章内容和风格转换之前，费先生留下“私人感情的记录”，留下一段历史的真实，也留下自己的诚实。
他似有预感，此后的历史变动中，“私人情感”的社会评价标准会有变化。郭沫若发表于1948年3月的《斥反动文艺》已足堪为训。
费先生留话说，《山水·人物》“是一个抗战后期在后方教书的人的作品，多少表达了一些当时这类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中有些是值得批评的，因为很可能是不健全的，但是我相信是诚实的，因之也值得作为将来有人想研究那一个时期这一类人的心理材料”。
面对臧否，费先生更重诚实；面对当时，费先生更重历史。《山水·人物》“题记”中，还有一句话，意味深长——“局面变得真快，很可能作者已代表了一个抛在时代后面的人物。”
这是要为新政权建立后留点容身余地吗？
可否理解为“空留缎带在人间”的另一表达？
遗憾，很晚才注意这句话，已没有机会向费先生当面请益。02 青春作伴
话音犹在，已是阴阳两隔。费先生深知王同惠的心志和寄托。一场变故，他要面对怎样惨痛的现实？无从面对，故致殉节。殉节不果，痛上添痛。《花篮瑶社会组织》
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作基础的，传说烧一座磁窑，也得抛一个小孩在里面。我妻的死，在我私人的立场之外来看，并不能作为一件太悲惨的事。人孰无死，尼采所谓，只怕死不以其时。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花篮瑶社会组织》是费先生第一本著作，和王同惠共同署名。该书之成，有血与命的代价。
1930年，费先生求学路上出现转折。此前，他的志向是做医生，救死扶伤，悬壶济世，为此在东吴大学读医预科。
一次学生运动中，他上街游行，参与学潮，开罪于当局，被责令转学，离开东吴。目睹社会弊端，费先生觉得，社会之病重于个人之病。由苏州转学北平过程中，他放弃了协和医学院，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该系吴文藻教授看中费先生是棵好苗子，悉心栽培。待其本科毕业，引他至清华园，攻读人类学。导师是俄国学者史禄国。
史禄国为费先生制订了三期、六年培养计划（初期两年体质人类学；中期两年语言学；后期两年社会人类学）。未料刚满两年，清华改了章程，俄国亦有疑似克格勃来探，史禄国无奈离开清华，且不再回。
1935年秋，费先生以上佳成绩取得公费留学资格。一旦出国，国际同行自然会知其导师是谁。史禄国恐费先生仅以两年学力难撑门面，便要求他出国前做一年实地调查，添点本钱再出国。这是瑶山调查的前缘。
费先生在清华园读体质人类学时，女朋友王同惠在燕园读社会学。他们一起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作者系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一位神父，于1909年奉派到甘肃传教，经长期实地调查和史料研究，写出该书。
翻译过程中，王同惠曾自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
其时，费先生也已然立志“做个发展中国人文学科的探路人”。
经吴文藻联络争取，费先生得到瑶山调查机会。王同惠为和费先生同往，办了休学手续；为途中工作方便，亦因爱情水到渠成，他们举行了婚礼。
蜜月在费先生家乡度过。他们在太湖鼋头渚完成《甘肃土人的婚姻》的译稿后，别太湖，往上海，转香港，过广东，入广西。其时，广西省政府设有“特种民族研究”课题。费先生向省政府提交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书。
该计划书全称为《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计划》。费先生说：“人种研究之目的，除以正确数量规定人种体形类别外，尚可藉以明了中国民族扩张、迁移之大势，及各族分布交融同化之概况。”
这是费先生晚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的早期苗头。
进瑶山搞调查，真是一种特殊经历。
王同惠记述说：“我们上道坐了轿，在全巷注目中出了县城。”当天傍晚，他们到达百丈村。那里离瑶区还有二十多里路；轿子一进村，就被成群的孩子们围住。他们跟着轿子跑，兴奋地嚷嚷着，引来了更多人们。待轿子停到乡公所门前，像是全村老少都出来了，密密围住轿子，好奇于远方来客。
乡公所同时也是学校。他们一进院，几十个小学生就跟了进去，满院满屋都是人。一天山路劳顿，费先生和王同惠走进特地为他们准备的房间，刚想躺下休息，无意中抬头，只见窗棂外、梁头上都是乌黑闪亮、好奇静默的眼睛，友好地看着远来的客人，把他们围进了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欢迎仪式。
百丈村是进入瑶区的一个流通中心，又逢圩，人自然较为集中。费先生和王同惠的瑶山调查从该村正式开始，再往里边走，进山后，人烟稀少，路也难走，往往跋山涉水一整天，连走带滑，连摔带爬，才走到下一个村寨。
费先生说：“山势斜度极大，于是不得不舍轿步行了。……我们低着头，只知道一步一级地爬，好像是走着一个没有尽头的路程。……忽而援峭壁，忽而过独木……其实全因为这险恶的山岭，我们在今日尚能在这地方见到瑶人的村落。……没有这天险，哪里还有瑶区呢？”
面对天险，费先生和王同惠想的不是自己艰辛，而是瑶民不易。
从进入瑶区起，日复一日，白天里，费先生作人体测量，王同惠调查社会生活，晚上，他们汇集、讨论当天搜集的资料，确定第二天的调查内容。
除去直接调查，他们还同瑶民一起聊天、做活，为瑶民看病、治病。他们对瑶民风俗习惯的自觉尊重，对瑶族同胞的同情和关切，在调查工作中的敬业精神，受到瑶民的信任、喜爱。从当年留下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水乳交融般的情感。
费先生和王同惠日餐淡饭，夜宿土屋，艰辛、快乐地推进调查日程，同时不断向《北平晨报》发回《桂行通讯》。生动、鲜活的田野调查文字，带着瑶山的清新气息，报告他们的新发现、新感受。
吴文藻是费先生和王同惠共同的老师，他记述阅读《桂行通讯》的心情说：“字里行间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读完了总使我兴奋。社会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正在萌芽的学问，一向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我自己数年来在悄悄地埋头研究，常有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感。这一对能说能做的小夫妻，真鼓起了我不少的勇气。”
1935年12月16日，费先生和王同惠完成了对坳瑶的实地调查，开始向茶山瑶聚居的村寨转移。当天一次不幸变故，中断了这次调查。
由于向导失引，费先生和王同惠在地名为“潭清”的岔路口走错了路，误入一片竹林。他们摸索着走到斗篷岭，“见一似门设备，便以为到了近村。费孝通便探身察看，不料那是古陈村瑶人盘公平捉野兽设下的虎阱，机关一动，木石齐下，把费孝通压住。在危急的惊乱之中，王同惠奋不顾身把石块木头逐一移开，但费孝通局部受伤不能起立，她将丈夫移到安全地带后，奔出林中呼援”。
这一去，王同惠没能回来。瑶族同胞动员了两个村寨中十六岁以上的全部男性青壮年，漫山遍野找到第七天，终于在一处山涧急流中发现她的遗体。
费先生闻知噩耗，决意殉节。他说：“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我以为她会永远帮助我的，谁知道天会把我们拆散！”
出事的头天晚上，费先生和王同惠烤火夜话。王同惠曾说：“孝通，什么时候我们那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能够出版呢？那时，我们相对抽一会儿烟是多么有意思。”
话音犹在，已是阴阳两隔。费先生深知王同惠的心志和寄托，更知恩师吴文藻对王同惠的期许一点都不比自己稍低，尤其深入体验了瑶山调查途中王同惠的实力和潜质。入山未久，她已可以用简单的当地语言和瑶民沟通、交流，此为费先生望尘莫及。调查若能正常推进，该是怎样乐观的前景？一场变故，费先生又要面对怎样惨痛的现实？无从面对，故致殉节。殉节不果，痛上添痛。
费先生既殉节不得，无奈中改变了想法——“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用二十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
随着伤情好转，费先生开始整理瑶山调查资料，撰写《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他设想，这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的第一部。
在广州的医院病房中，费先生写出了前三章。从广州到上海的客船上，在沪上亲戚的客房里，他写出了后续的第四和第五章。直到从上海回到北平，费先生终于完成了这个对他具有终生意义的“第一部”。
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中，费先生回顾一己殇恸，表达远大寄托。“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作基础的，传说烧一座磁窑，也得抛一个小孩在里面。我妻的死，在我私人的立场之外来看，并不能作为一件太悲惨的事。人孰无死，尼采所谓，只怕死不以其时。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我在此也得附带声明，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费先生当年对中国文化的现实状况发生了疑问，担心社会发展路径出问题。
七八十年之后学界讨论的“路径依赖”话题，费先生最迟是从1935年开始讨论的。他自觉中国社会已进入改造过程，自觉一个社会学者对社会改造应担负的责任，在《桂行通讯》最后一篇，费先生说——费孝通为新婚妻子王同惠殉职所写悼亡言志诗。该照摄于《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环衬。“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现在所有种种社会运动，老实说，是在拆搭配。旧有的搭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配得拢才对。拆时，自然该看一看所拆的件头在整个机构中有什么功能，拆了有什么可以配，新件头配得进配不进。大轮船的确快，在水潭上搁了浅，却比什么都难动。”“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对理解费先生的学术实践、文化思想和人生追求，这句话具有终极意义。
既是为学者的主观愿望，也是学术工作可能具有的客观价值。
在一生文章的破题之初，费先生已把这一点表达得十分清楚。他和王同惠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要寻求的，他把两次学术生命叠加起来去研究的，归根结底，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路径。
瑶山里，一笔一画地为瑶民绘制速写，一点一滴地积累人体数据，一事一物地询问石牌制度，一家一户地了解婚丧嫁娶……看似琐细，却在接通心底那个叫“文化出路”的大题目。
在其“第一部”，费先生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如此明白，但在其学术生命的延续中，这个意思像是就此埋下伏笔，一埋数十年。直到1990年代，费先生在国内外同行面前郑重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并将自己大半生的学术实践及体会灌注其中，再三再四予以阐述，才显示出一条纵贯学界六十余年的思想连线。费先生早年调查提出的文化路径和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一脉相承。
君子之道，一以贯之。03 吴师三引
如今很难想象，当时的整个中国人类学界，只有一位老师，一个学生。是吴文藻促成了这对师生的缘分，引领费先生得入名师门下。《师承·补课·治学》
吴文藻先生心里有着一个培养徒弟的全盘计划，分别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把他们送到英美各个人类学的主要据点去学习，谁到哪个大学，跟谁去学，心里有个谱，后来也是逐步实现了的。
三联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吴文藻是对费先生产生终身影响的一位业师。
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吴文藻引导着费先生，走上前后相续的三个台阶。费先生循序渐进，一步步完成了严格、充分、充溢人文内涵的学术训练，积累下足够本钱，厚积而薄发，以其博士论文一鸣惊人，未满三十岁，已稳稳站在国际人类学前沿。
费先生修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三段时光，分别对应于燕京时期（本）、清华时期（硕）和英国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期（博）。
本科之前，费先生在东吴大学读医预科，想当医生。这个动机中，隐含着对政治的回避。费先生很少说起这话题，曾在《山水·人物》序文中写过几句，原文如下——“我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正是1938年。1937年白色恐怖笼罩江南。……就在这一年，失踪的失踪，被捕的被捕，死亡的死亡。”
这里的“1938”和“1937”，明显是错了（这两年，费先生在伦敦读博），应该是1928年和1927年。费先生记错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排印、校对的问题。
了解这两年里费先生的经历和想法，对理解他一生与政治的关系很要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吴文藻何以对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真有家国情怀，是回避不了的。预科未完，费先生“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他从实际生活中看出，人们的病痛来自身体，更来自社会，从此决心改学社会科学，为社会诊病治病。
1930年，费先生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其时，吴文藻教授正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包括开始用汉语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
西土传来社会学，是二十世纪初。1922年，燕大始设社会学系。课堂上，教材是外国书，授课是外国话。外教如此，中国教师也如此。理论是外国的，引证材料也多自外文。风气所及，学生说话亦受影响。
当时的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学生见面，无须介绍，一张口就知是否燕大的人。燕园的学生，三句话离不开几个英语词。
费先生从中学起就在教会学校读书，对外语授课场面太熟悉。他初次听“西洋社会思想史”课，吴文藻讲的是中国普通话。这是教会学校里闻所未闻的事情。
中国大学的社会学讲坛，从此风气一新。这一课，对费先生触动很深。
吴文藻是费先生的江苏同乡，江阴人，长他九岁。1929年夏，吴文藻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得该校“最近十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
翌年，他在美国人办在中国的燕京大学用中文讲社会学，前无古人。大体同时，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把学术改革推向纵深。
业师开风气，费先生说自己听到了“学术号角”。
他自幼陶冶于父母为国家进步改革教育、改造社会风俗的言传身教，亦受父命熟诵苏东坡、范仲淹等名家诗文，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无形潜入。吴文藻其人其事，他颇感亲切。
燕大四年，吴文藻家成了费先生的专业书馆，架上之书几乎读遍。费先生曾说，其社会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主要得益于这几年的阅读。
社会学欲中国化，须把中国社会的事实充实于社会学内容。为此，1930年代初，学界讨论两种办法，一是用中国已有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理论框架，二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的“社会调查”方法描述中国社会。
吴文藻认为，无论是利用既有中国史料填充西方理论，还是借西方式样的问卷搜罗中国社会资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实际。
这时，燕京大学请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帕克（Robert E. Park）教授到校讲学。他向师生们介绍了研究者深入现实生活进行实地调查的方法。吴文藻敏锐意识到，帕克讲的方法会对“社会学中国化”大有助益。他又进一步得知，这种方法来自社会人类学，美国一批学者已用“田野调查”方法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界的芝加哥学派。他决意引导学生往这个方向用功。
帕克讲学，推动了燕园学生下乡做“田野作业”。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找到了支点，帕克建立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经验可作借鉴样本。他有意借助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培育人才，为兴建中国社会学奠基。
在吴文藻引导、鼓励下，读本科时期，费先生不仅参加一般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还参与过梁漱溟先生主持的乡村建设试验，后者尤具纵深思想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参与乡村建设是把社会学知识应用到中国农村社会改造中的具体实践。这是费先生做了一生的事情，开端于其读本科时期。
一般而言，费先生的社区研究是从《花篮瑶社会组织》开始，更准确地说，早在燕京求学时，吴文藻已经把他引到这条路上，并已确定要把他送到英国名师马林诺夫斯基门下。
1933年，费先生毕业之年，他陆续发表多篇论文、译文、书评，是吴文藻“学术号角”的音符。吴文藻在学生中处心积虑地物色学人类学的适当人选，费先生是其最为属意的几人之一。
当时的中国大学，能提供人类学训练的，只有清华园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吴文藻说服清华校方，在当年招收人类学研究生，为费先生入校读研创造了前提条件。后经考试，费先生如愿过关。吴文藻特地带他往史禄国府上拜见，又经口试，终得登堂入室。
在吴文藻的培养计划里，这是费先生去英国读书的中间过渡阶段。
如今很难想象，当时的整个中国人类学界，只有一位老师，一个学生。是吴文藻促成了这对师生的缘分，引领费先生得入名师门下。
这对师生的教学轶事，本书“外教三师”一节有所述说，此不赘述。
1935年，费先生完成硕士学业。其毕业考试委员会成员阵容强大，陶孟和、吴文藻、吴景超、冯友兰、赵人隽、陈达、潘光旦、史禄国，皆一时之选，多大师级学者。
费先生成绩为“上＋”，可以到英国公费读书了。
依史禄国安排，费先生须在国内做一年实地调查，然后赴欧洲进修文化人类学。正巧，其时广西设立“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课题，需要专业力量。
吴文藻又一次出手，他向广西当局推荐费先生参与该课题研究工作，得首脑人物李宗仁认可，于是有了瑶山调查，又因瑶山调查而有了江村调查。
江村调查不在吴文藻培养费先生计划之内，却是瑶山调查的自然延伸。“无心插柳”的结果，长出一棵国际人类学界的大树，木秀于林。“在英国要跟从一个老师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这是费先生的原话。为了把他送到马林诺夫斯基门下，吴文藻从中国跑到美国，从美国跑到英国，不妨说是一路追着马林诺夫斯基，成功地激发出这位英国名师培养中国学生的热忱。
1936年秋，费先生经水路到达英国，他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履行注册手续时，该系主任马林诺夫斯基正在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出席同一庆典，也在现场。他与马林诺夫斯基晤谈，专题介绍中国社会学“社区研究计划”，包括费先生的课题，说起瑶山和江村调查。吴文藻的话，碰对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东方情结。
这位英国教授祖籍波兰，常自称东方人，亦喜爱东方文化。他认为，研究人类文化，不能缺了中国。其弟子遍布各大洲而独缺中国学生，马林诺夫斯基深以为憾。此时，吴文藻带来的消息使他感到巨大喜悦。
马林诺夫斯基的快乐是双重的。其一，终于有机会培养来自中国的学生。其二，这个学生已在用他主张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费先生说，“马氏初遇吴师即引为莫逆”，“兴奋之情，不能自已”，当即召集自己的学生举行座谈，请吴文藻讲解中国社会学者的最新研究动态，讨论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并将费先生抢到自己门下，从居住环境、社会交往、学术熏陶、论文撰写到学位授予、著述出版等，全程爱护，悉心栽培，严加训练，大力奖掖。吴师十年心血，终成正果。
吴文藻的学生何等福分？费先生说，吴师为学生成才，对其选什么方向、适宜到哪所学校、送到哪位名师门下，都有通盘考虑和具体安排。
除去专业背景、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学术趋势等，连师徒各自的性格因素都在考虑之内。费先生在《留英记》中说过，他被送到马林诺夫斯基门下，“理由之一据说我这个人的性格和这位老师有点相像”。
用心培养学生，能把心用到这个地步，这样的老师如今不大见得到了。
在吴文藻“后来逐步实现”的计划中，李安宅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人类学系，后往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林耀华就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黄迪入芝加哥大学；瞿同祖跟随魏福特求学……
论著述影响，吴文藻或有不及学生处。论培养人才，吴门栋梁林立，学生无人比肩。04 外教三师
「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Peasant Life in China
我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马林诺夫斯基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有时我想他睡着了，但还是不敢停。他有时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我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直把我吓得不知所措。
London:G Routledge and sons, Itd,1939.一
帕克是费先生的第一个外国老师。
1932年暑期，帕克应邀到燕京大学讲学。从9月初到12月中旬，他在燕大社会学系讲了“集合行为”和“研究指导”两门课程。
那年，帕克六十八岁。他是知名教授，带着自己的研究题目来中国，又是客座身份，按说，自身学识足够，讲学应是驾轻就熟，顺手拈来。
帕克却像刚刚入职。他常跑图书馆，站在书架前，翻阅图书资料，准备教材，往往半天不落座。
平时上课，帕克非常守时。一天，有其头堂课，严冬大雪中，他迟到了十几分钟，进门就道歉，“像是欠下无法偿还的债”。
一次，学生随帕克参观中国法庭现场。他看到法官们懒洋洋的做派，回身对学生说：“要是光阴值钱的话，中国是世界上的首富了。”
费先生对帕克开堂第一句话印象极深。“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读书的，是来教你们怎么写书的。”
帕克对燕大学生的最大影响，是带他们跳出未名湖畔小圈子，进入真实、生动、丰富的社会实际生活。他启发学生研究活生生的实际生活。
跟随帕克，学生们往永定门，去天桥，在地摊、戏棚、店铺及流浪艺人、贩夫走卒、地痞流氓辐辏一地的市井社会，现场观察实际生活；也曾到过监狱，看高墙内的囚犯生活。
费先生在监狱第一次给犯人测量体质，看到有人浑身上下一个个黑点，得知那是扎针吸毒疤痕，感到触目惊心。
面对帕克为他们打开的世界，费先生领悟，不是每个人都像自己一样生活。过去寄身的生活圈子太小，实际社会生活开阔得多。
帕克的开风气之举，在燕大社会学系激起一股帕克热。费先生当年一段文字，或能代表众人感受——“他所给予学生的印象决不单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授，亦不单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社会学家。……他所给予人们的不是普通的知识而是生命，一种能用以行动的知识。他生平尚没有任何惊人的巨著行世，就是那本用以授课的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还是多以参考资料汇集而成，大半又假手于他的同事Burgess。他所以能享受着芝加哥社会学派正宗的尊荣，实是因为他有一种魔力，能把他的学生从书本上解放出来，领到一个活的世界中去领悟人类生活的真相。这是他在社会学界树下的百年基石的工作。”
费先生意识到帕克的特出成就，遂留意其学术思想的师承渊源。
帕克在哈佛大学期间，适逢约翰·杜威（John Dewey）、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几位大师同时开帐讲学。帕克躬逢盛事，如沐甘霖，转益多师，兼收并蓄，从威廉·詹姆斯那里得到的精神营养尤多。
威廉·詹姆斯的思想传播过程中，一方面被认为太难捉摸，不能成为一个学派的教义，另一方面又确曾在英语国家中广泛流传，成为主流思想。“这种哲学的作用与其说是建立了供他人模仿的标准的旧体系，不如说是向他人灌输了新的思想。”
帕克更喜爱威廉·詹姆斯学说的原因，应该在这里。在华讲学期间，他曾对班上同学说：“所谓科学，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只是能讲得出来，讲了人家懂得，可以试试的一种个人经验罢了。”
这话，费先生入耳入心。他没有辜负帕克点拨，此后几十年里，他写出的大量文章，都有“能讲得出来，讲了人家懂得”的特点，众多读者衷心喜爱。
1991年，费先生为《行行重行行》写前言，从中可见帕克主张的深刻影响：“我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我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我所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而且，又习惯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下笔很快，不多修饰……至多不过起些破题和开路的作用罢了。”
帕克的主张，来自他在威廉·詹姆斯那里呼吸到的自由空气。他懂得这种空气对于学术的重要，把这空气从西方带到东方，从美国带到中国，从芝加哥大学带到燕京大学，从自己的课堂带到吴文藻的课堂，为正在寻找出路的学生启发了思路，为“社会学中国化”启发了现实方法和具体途径。二
史禄国是个杰出的俄国学者，二十六岁当选帝国科学院院士，三次参加国家直接资助的人类学实地考察队。
俄国十月革命时，史禄国正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研究通古斯人。他不愿回到革命后的俄国，留在中国，进了中央研究院，后来转到清华大学任教。他除了每周到教室讲一两堂课之外，整日闭门写作。傍晚出门，与夫人携手散步，绕清华园一周即返。每天如此，极少与人交往。
费先生说：“人类学在中国当时还少为人知，我投入他的门下，成了他所指导的唯一的研究生。”《清华大学史料汇编》第二卷下册595页有如下记载：“社会学部于1933年度成立，录取研究生费孝通一名，在校研究两年，于1935年研究期满。该部于1935年暂停招生。”“暂停招生”显然与当时唯一能指导人类学训练的史禄国在当年离开清华大学有关。
表面孤僻冷漠的史禄国，对学生有高度负责的热忱。他为费先生制订了六年训练计划。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各两年。
在教材History of Humanbody中，费先生要去熟悉其中对从单细胞生物发展到人类的过程中各类动物进行的典型解剖，理解生物演化。熟习有关理论的同时，还需花很多时间解剖多种大小动物。然后学习测量人体，接受进一步训练。
训练固然严格，史禄国却从不把着手教，他是要培养学生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本领。费先生在《人不知而不愠》一文谈到当时情况：“他从来不扶着我走，而只提出目标和创造条件让我自己去闯，在错路上拉我一把。他在体质人类学这一课程上从没有做过一次有系统的讲解。”
史禄国专门为此借了一间实验室，钥匙有两把，老师一把，学生一把，以利费先生独自工作。
师生俩在工作室里见面不多。那两年，史禄国的主要工作是编写、刊印其巨著《通古斯人的心态》。每天的多数时间是在他自己书斋里。只是因每天傍晚总要和夫人一起散步，经过生物馆时，即可进入工作室，考察费先生的作业。此时，费先生大多已回宿舍。
费先生说：“他正好可以独自查阅我堆在桌上的统计纸，看到错误时就留下‘重做’的批语。我一看到这字条，就明白一个星期的劳动又得重来了。”
随着时间的延伸，费先生发现，这位俄国老师孤僻、抑郁的外表下，是多才多艺、丰富浩瀚的精神世界。史禄国学养深厚，善于绘画。在其《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有两幅自己绘制的彩色插图。
史禄国夫人善弹钢琴。费先生在史禄国书房里同他谈话时，常能听到隔室琴声。偶尔，史禄国会停住话头，侧耳倾听流泻的旋律，流露出一种难得一见的神采。
1935年，费先生结束了史禄国为他安排的首期训练计划。
依清华惯例，教授工作五年后有休假出国一年的权利。当年正逢史禄国休假期，也许其处境又有变化，他决定这次欧洲休假后不再回清华任教，因此为费先生做出了新的安排——1935年暑假后，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年调查，翌年由清华公费出国留学，直接到欧洲去进修文化人类学。
费先生的两位外国业师中，马林诺夫斯基予其荣誉极大，史禄国予其影响极深。费先生晚年文章说，两位老师的东西，他都没能学到家。三
费先生出生当年，马林诺夫斯基进英国LSE就读。费先生开始读小学之年，马林诺夫斯基获得该院博士学位。费先生进该院其门下读书时，马林诺夫斯基已是人类学界功能学派大师级人物。
马林诺夫斯基原籍波兰，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读取大学博士学位后，偶然读到人类学经典著述《金枝》（The Golden Bough），受到强烈吸引，开始热切钻研，为此留学德、英，在LSE又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从事人类学研究。“一战”前夕，马林诺夫斯基正在太平洋一个英属岛上做调查。战争起，波兰与英国敌对，他不能离开该岛。无奈中，学当地语言，融入土著生活，观察岛民举止、风俗，留下记录。
活动受限，不能远游，成全了马林诺夫斯基长期在一个小部落作研究的机遇。“一战”结束，马林诺夫斯基回到英国，以大量一手资料著述、出版《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轰动人类学界，一举成名。
费先生说，英国人对外籍学者偏见很深，马林诺夫斯基一跃而为教授，享盛誉，入英籍，在英国学界很少有。英国各大学设立社会人类学教授讲座，也是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他在LSE培养的门生，多成为各大学人类学系的台柱，且受英国殖民部和美国洛氏基金会直接支持，每年掌握大笔调查经费，调度大批调查工作者，到非洲各地进行研究。
不到十年，功能学派的声势压倒了人类学里其他派别。
此后，“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提问题，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学学术常识的一部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马林诺夫斯基的成就，感召众多学者走出书斋，躬身田野，为人类学注入生机，推动着这门学科的进展，收获一项项成果。
斗转星移。不到十年，当初富于开创性和发现意义的田野调查，逐渐演变为日益娴熟的职业化操作；当初研究成果中由发现带来的惊喜和思考，逐渐变为程式化调查和程序化描述时的漫不经心。马林诺夫斯基表达不满说：“我们中间绝大多数向前看的人类学者，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我们厌烦它的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
此时，费先生出现在马林诺夫斯基面前，带着自己的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资料。他从这个中国学生身上看到了摆脱“厌烦”的现实途径，何等欣喜！
两年留学生涯，费先生的主要学习方式是参加马林诺夫斯基每周五下午主持的seminar（研讨会），名称是“Anthropology Today”（今天的人类学）。
Seminar进行过程中，马林诺夫斯基不多话。主讲人宣读准备的文章，或是调查报告，或者是对某个问题的系统意见。马林诺夫斯基借其所讲内容提出问题，把握方向，推动讨论。他不喜欢讲空洞理论，要求每人都围绕调查到的事实说话，不空谈，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听到高兴处，他会即兴插上一席话。这样的插话就是学生希望、珍视的“指导”了。
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先生的培养，不光是在seminar，其他地方也多有用心之处。他介绍费先生住进伦敦下栖道一位朋友家，以利其接受中上层社会气息的熏陶。还把这位中国学生请进自家，耳提面命。
费先生也喜欢到导师家去，那里有他倾心的学术气氛，有导师著书立说的工作现场，有“老头”的谈笑风生和大发雷霆，有师徒之间慢慢滋生出来的叔侄般亲情……
一段文字，生动记录了马林诺夫斯基指导费先生博士论文的场景——“我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有时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我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直把我吓得不知所措。总的说来他不是一个暴躁的人，最善诙谐，谈笑风生。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他骂我懒汉。其实我已尽我所能了，但总是不能使他满意。他实在拿我没办法，又似乎一定要保我过关，只好叮嘱一位讲师，替我把论文在文字上加了一次工。”
费先生的博士论文通过当晚，马林诺夫斯基留他在家中吃饭，并把刚获通过的博士论文推荐给伦敦劳特里奇书局（Routledge）出版。书局老板希望马林诺夫斯基能写序言，得爽快回答。
后来写出的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这篇论文的高度称许，他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Peasant Life in China（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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