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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宏志 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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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开放发展：现实与未来试读：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地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正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国策。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改革开放国策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遇到了新问题和新挑战。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随着最初的对外开放红利的逐渐减少，中国主动采用更加全面的对外开放手段，用新开放倒逼中国经济进行改革，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样一来，中国必须要顺应当前国内经济结构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构筑新的开放格局和谋划新开放战略。因此，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把“新开放战略”放在了“十三五”蓝图的核心位置。第一节 开放与新开放的比较一 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地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正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外开放理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后来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开放又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开放”本意主要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允许进入或利用。我们经常把开放与改革并列，称之为改革开放，实际上开放也是改革，开放是对封闭环[1]境的一种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外部来讲的，“开”主要体现在对外破除国家（地区）之间的封闭状态，对内不同地区、部门之间的互相开放；“放”体现在摒弃各种限制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框。对外破除国家（地区）之间封闭的状态，就是打开国家和地区之门，引进资金和技术，吸纳优秀人才。实践证明，走闭关锁国、自我封闭之路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对于中国而言，开放不仅要对外开放，还包括对内开放。对内不同地区、部门之间互相开放，就是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封锁，实现国内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对内要开放，国内各地区之间更要互相开放。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比较不发达的地区，沿海、内地和边疆，城市和农村，以及各行业各企业之间，都要打破封锁，打开门户，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横向经济联系，促进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合理交流，发展各种经济技术合作，联合举办各种经济事业，促进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的合理[2]化，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长期以来，在推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造成部门、行业和单位之间条块分割严重，重复和浪费现象突出，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就要打破分割，消除壁垒，进行部门、行业和单位之间的整合与重组，自觉主动地从约束和限制经济发展的壁垒中解脱出来，为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思想理论和推进改革的战略策略，形成了改革开放理论，这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根本大计。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在结合新的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改革开放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胡锦涛同志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出了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开放政策顺应了当时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而当时国内的因素也迫使我们必须采取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亟须发展，百废待兴，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随后，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不断增强国内企业的实力和水平；面向国际市场，建立出口产业结构，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层型产业的产品取得外汇，并以此支持内地的发展；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国外的企业前来投资从而吸收国际资金促进内地的发展；通过减少进口，提高关税，保护国内的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内销，帮助国内的企业实现现代工业化。

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上述改革开放措施，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引进来”战略，积极吸纳外资，开展对外贸易，发展外向型经济，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单一的“引进来”战略出现发展后劲不足，不能满足我们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的需要。后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又提出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积极吸纳外资，开展对外贸易，让国内的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优胜劣汰，促进国内企业综合实力的提高，鼓励本国、本地区优质企业在国外投资，让这些企业利用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优势，灵活地进行国际和国内资源的调配，使公司的成本降低而竞争力提高。

然而，从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发展极不平衡。由于过去只是利用了劳动力廉价的优势，通过输出初级产品换取外汇，我国企业的整体综合实力不强。而且与国外相比，我们一些部门和行业的实力明显弱小，缺乏国际竞争力，影响“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政府消除利益之争，进一步突破行业限制，实施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重组、并购，积极培育大企业，发展大品牌，做强一些部门或行业，切实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新的阶段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进行，交互式发展，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摒弃各种限制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框，就是要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从旧体制中解脱出来。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就是要摆脱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旧思想。思想决定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思想还有待解放，关于搞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还在争论之中，所以中央采取了经济特区的办法，先在少数的城市实行对外开放。通过积累经验和教训，来灵活地对其他地区施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在解放思想中推进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解放思想，厘清了许多影响和制约我国发展与改革的思想误区，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还存在一些旧的思想，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束缚和误导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的思想。新的时期，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就要冲破思想牢笼，自觉主动地从那些不合时务的旧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

从旧体制中解脱出来，就是要跳出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旧的体制机制。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3]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率先打破了思想禁区，主张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统一起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相同，它既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为我国把经济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各项改革事业取得了明显成效，发展的体制机制被进一步理顺，为我们的事业发展扫清了障碍。二 新开放的丰富内涵

新开放相对于开放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新开放观要求完善开放布局，深化开放程度，提高开放效益。完善开放的布局，就是要优化国内区域布局、完善对外贸易布局以及提升双向投资布局。

第一，优化国内区域布局就是要实现国内区域协同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在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将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我们将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国内各地区拓展对外合作搭建平台。”开放之初，我国选择了渐进式的开放道路，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开放，渐进式开放带来了巨大开放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目前的城乡、区域开放的不协调问题。在新的时期，就需要在继续保持东部地区强劲开放势头的情况下，更加注重和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开放，使东中西部全面协调推进。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备受关注。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更需凭借与东部沿海截然不同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把握机遇，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创新之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要求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并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第二，完善对外贸易布局。就是要实现对外贸易的结构化升级，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和扩大开放为动力，坚持巩固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保持加工贸易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强产业链分工合作，提升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沿海地区优化转型，支持内陆沿边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有序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深化加工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系，逐步变大进大出为优进优出，推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继2009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后，就一直保持着贸易大国的地位。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距离贸易强国还存在很大的距离。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出口产业仍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拥有自主品牌较少，营销网络不健全，外贸发展质量总体上还有待提升，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此外，还面临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订单向其他国家转移等具体困难。接下来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将继续坚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贸易方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积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协调发展，与贸易伙伴加强务实合作，实[4]现互利共赢。

第三，提升双向投资布局。就是在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过，“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在积极有效利用外资、集聚全球优势资源的同时，也要加快走出去步伐，不断提高全球资源和市场配置能力。经过多年的开放发展，我国拥有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增长的人才队伍，利用外资具有独特优势。但是与此同时，国际上跨国直接投资波动性增大，各国引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等因素，给我国利用外资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现阶段我国利用外资不应当是单纯的引进资金，而要吸收国际投资承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着力引进一批关联度高、辐射力大、带动力强的龙头型、集群型项目，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的联动发展；进一步深化与国际大企业、大集团的战略合作，引进一批拥有先进技术、装备和人才的项目和企业；同时也要大力推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由产品输出到产业输出，由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转变的新阶段，出现了市场、能源资源、投资三方面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在此背景下，《建议》明确提出：“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积极搭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服务平台。

深化开放程度。新开放是全面开放、深度开放，是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进一步开放一般制造业，像钢铁、化工、汽车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包括放宽外资在注册资本、股权比例、经营范围等方面的限制。吸引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对国内相关产业不仅能带来替代性影响，也会带来互补性影响。像我国的高铁和家电等领域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实现了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在分工越来越精细的全球化时代，产业间碰撞和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所以，高端制造业引进外资，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在外资领域的要求，也是全球产业链中位置转移的需求。

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范围，逐步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门槛，分层次推进服务业开放。不仅要将金融、电信、运输、服务作为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而且要积极推动建筑、旅游、计算机和信息等竞争相对比较充分的部门对外开放，还要大胆推进视听服务、个人文化娱乐等相对敏感部门的对外开放，也要主动推进教育、医疗、[5]养老等公共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通过服务业全面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放宽服务业领域门槛，对外表现为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市场准入，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加快金融市场的全面对外开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首先，要扩大境外的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机构参与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其次要扩大跨境投资。截至2015年年底，共有296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有196家境外机构获得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资格，有外资参股证券公司11家，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44家，外资参股的期货公司2家，此外有69家境内企业赴外直接上市。自2015年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完善RQFII和QFII制度，吸引境外长期资金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推进境内企业以优先股、可转债等创新方式在境外融资，同时也进一步拓宽中国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的渠道。

二是，推动外汇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国当前的外汇市场是一个封闭的、以银行间市场为中心同时外汇交易的诸多方面受到政府管制的市场体系，造成了市场竞争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需要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进一步便利市场主体用汇，按照负面清单原则推进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改革。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三是，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全球金融危机为人民币崛起提供了良机，欧美日发达经济体陷入低迷，传统国际货币的困境为人民币成为潜在的全球性货币奠定了基础。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那将由市场来选择，也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它有一个过程，我们也会逐步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等措施。”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逐步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的货币。

提高自由贸易区建设质量，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复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加快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要平等参与、充分协商，最大程度增强自由贸易安排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提高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要致力于合作共赢，反对保护主义，促进公平竞争。”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同时，也要把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尽快向其他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推广。

提高开放效益。不断提升国家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是我国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原则和方针之一。对外开放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的稳步提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产业体系相对完备，社会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不断提升，具备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基础。但是，单凭土地、资金的优惠政策，并不能引来真正的好企业。要开拓和占领国际市场，就必须提高产品档次，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和增加产品附加值，降低成本；要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就必须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增加消化吸收能力；要实现与国际经济接轨，就必须使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从较低层次上升到一个较高层次。我国传统出口商品量大面广，是我国出口的重要骨干商品，应着重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附加值，提高竞争力，继续积极推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机电产品、纺织品和农产品等。努力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加快优化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搞好市场协调，健全和完善机电产品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大力扶持、培育名牌产品出口，发挥名牌效应和效益。北京、上海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国家高新技术产[6]业开发区，加快启动建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创业园”的试点。加快优化对外承包工程的主体结构，推动企业更多地承揽总承包项目，以设计咨询业务为龙头，提高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科技含量。

此外，国家在考虑利用了多少外部资源、创造多少就业、贡献多少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更加重视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以更主动、更充分地利用外部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在直接从事对外开放工作的过程中，不论是在指导思想，还是在具体操作运行过程中，都始终树立和强化效益观念。为此，科学对待开放工作中的数字指标，不要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片面强调数量而忽视质量，片面强调速度而忽视效益，要充分认识到没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不算经济增长。这都表明我国对外开放迎来从规模速度型到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关键期。在引进资本的同时，更加重视引进与资本相结合的先进技术、精英人才、管理经验、运营机制、市场网络与国际规则。三 开放与新开放的比较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价值链的革命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经过三十多年的开放，我国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共“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7]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新开放观是对邓小平同志开放观的继承和发展，新开放观是就现行开放观相对而言的，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实现经济强国为目标，走全面推进之路的，以完善的制度为保障的，注重效益的开放新理念。这种新理念要求我们从我国开放与发展的成就与现实出发，探索更高阶段和更高效益的开放。

新开放观与开放观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方面，开放观是新开放观的基础，新开放观是对现行开放观的继承、发展和超越，是对现行开放观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结果；没有最初的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新开放，开放为新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放与开放观指导了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新纪元，新开放与新开放观是引领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新开端。另一方面，二者在价值目标以及策略等方面差别很大。开放观的价值目标在于如何突破封闭的旧观念实现开放，而新开放观则在于如何提高开放效益；现行开放观在策略上主要是运用优惠政策，而新开放观则是运用完善的制度。“如果说现行开放观在于怎样突破旧体制旧观念束缚以实现更大开放的话，那么新开放观则在于解决在开放中如何提高效益的问题；如果说现行开放观在于如何运用政策激励更多出口和吸收外资的话，那么新开放观则在于探索以战略和[8]体制的优化实现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

再一方面，新开放是“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的国际性开放战略，也是国际性区域发展战略，是双重发展战略。原来的开放更多的是“引进来”，尽管后来也有“走出去”，但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实力有限，“走出去”能力很有限。而新开放则是建立在中国制造业水平大幅度提高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基础上的全面开放。对于新开放而言，既有国际贸易层面的传统开放，又有服务贸易方面的新型开放；既有商品贸易，也有电子商务贸易，这让新开放打上了信息化的烙印。第二节 开放的阶段性与渐进性一 第一阶段实现开放在地域上的平衡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新型的改革开放。这轮改革开放不仅仅是37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的延续和纵深发展，更是根据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新形势提出的，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开放的地域平衡体现在国内开放平衡及国外开放平衡两个方面。我国过去的开放是沿海的开放，是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旨在从发达国家寻找开放的红利。如今，开放是向沿边西部内陆的开放，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欲从发展中国家寻求开放的红利。

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我国自贸区的建设是我国在新形势下面向世界的主动实验。上海自由贸易区已于2013年正式挂牌，是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2013年版负面清单大幅度减少至190条，2014年版负面清单大幅度减少到139条，减少了26.8%，2015年版负面清单比2014年又减少了17条。“截至2014年11月底，上海自贸试验区一年投资企业累计2.2万多家、新设企业近1.4万家、境外投资办结160个项目、中方对外投资额38亿美元、进口通关速度快41.3%、企业盈利水平增长20%、设自由贸易账户6925个、存款余额48.9亿元人[9]民币”。2015年自贸区范围不断扩大，广东、福建、天津已被批准建设自由贸易区，还相继有内陆地区正在申报自贸区。广东自由贸易区，主要将自贸区打造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其主要任务就是探索更开放、更便利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天津自由贸易区意在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借“一带一路”服务带动环渤海经济。福建自由贸易区，旨在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方案。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5年9月，中国四个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试验区共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639家，吸收合同外资3461.1亿元人民币。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2.6%，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自挂牌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均在3倍以上。我国将在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发展中主导地位的同时，加大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力度，努力建设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加快内陆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步伐。《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提上日程，指出要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相对于沿海地区，我国内陆和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一方面，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可以减少资源限制，促进资源有效流通利用，有效提升中西部经济主体及企业竞争力，带动加快推动内陆沿边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全国区域发展的新开放高地。另一方面，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可以加强中西部地区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可以发挥更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可以辐射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及东欧国家，广西云南经济走廊可加强同东盟的交流。此举将会更有利于我国构建东中西良性互动、互补支撑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内陆沿边开发开放中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东起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西至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连接起一条横贯东西的经济带，更好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目前，经过二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但为中国进一步巩固了来自中亚和俄罗斯的能源供给，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安全的周边保障，而且使与中国合作的中亚国家摆脱了“内陆国”“双重内陆国”的困扰，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地缘空间和广阔市场。中国与海湾国家、南亚和西亚国家、中东欧国家以及欧盟、东盟的合作将日益深化。二 第二阶段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当开放向纵深发展之时，开放倒逼我国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这就使得开放进入到构建新体制阶段。对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是为了让国企走在开放的最前沿，以带动中国所有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2014年国务院国资委宣布，在中央企业实行四项改革的试点，分别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董事会授权试点及向央企派驻纪检组试点。其目的主要是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有效制衡的治理体系，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探索市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此外，国企负责人和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正在推行，行政任命负责人和高管薪酬大幅度下降，与一般员工收入差距缩小。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他配套文件也陆续出台。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全面启动新一轮电力改革制度等。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首次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并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而不是只保护公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权益。产权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强化政府有效保护产权的职责，同时防止政府变为“掠夺之手”；同等保护各类产权，特别是同等、有效地保护非公有产权。2014年，知识产权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知识产权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全年共受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申请236.1万件，其中发明专利92.8万件，同比增长12.5%，申请量连续四年居世界第一；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进一步加强，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24479件，同比增长50.9%。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2014年我国私营企业达到1546.37万家，注册资本达到59.21万亿元、个体工商户为4984.06万家，资本达到2.93万亿元，包括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增长、就业、投资、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都做了突出的贡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在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保持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法律地位及竞争地位。《决定》规定：“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市场体系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是为开放营造良好国际与国内市场环境的着力点。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是看得见的手，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无论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要搞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协调配合。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就是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订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首次明确我国将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议一到两年内基本实现中央和省级负面清单管理，并赋予地方改革更大的试点权，推动多个自贸区商事制度。其次，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最后，对必须国有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放开竞争性业务。

价格改革正在稳步进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商品和服务价格陆续放开由市场决定，中央政府管理的近六十项商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或下放，全部农产品、绝大多数药品、绝大多数专业技术服务价格都已由市场定价。中央直接定价的项目仅剩二十多项，且已按照三中全会要求确定限定在公共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一些重要的领域，如电力、天然气、成品油、医疗、铁路运输等领域价格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已由深圳电网扩大到其他六个省域电网，跨区跨省输电价格全部放开；非居民用存量气和增量气价格顺利并轨，非居民用气价格将逐步放开，居民生活用气也将建立阶梯价格制度；成品油价格也基本实现了市场化；2014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宣布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标志着医疗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铁路货运价格基本理顺，并建立了上下浮动的灵活调整机制，对推动铁路运输企业转变经营观念、灵活应对市场供求变化、更好满足社会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价格改革也在同步推进，平均减少定价项目55%左右，市场活力被进一步释放，上海、北京等11个地区已经完成地方定价目录修订，[10]等等。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更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对稳增长、调结构的积极作用。财税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构建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财政体制新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旗帜下，将财政调整改革作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同时要求稳定中央地方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收入分配方式。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为解决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分清哪些责任必须是政府承担的，哪些责任可以是社会和市场承担的，有必要进行改革，以解决当前财政运行中存在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转移支付不规范、地方债务风险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确立改革的基本方向，即建立事权和支出相适应的制度，主要把中央该管理的事务管理起来，对地方的事权充分简政放权。“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企业、居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扮演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角色，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第二，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按照2015年颁布的新《预算法》及已经出台的国务院、财政部等各项文件，预算改革的任务主要包括：建立透明预算制度，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预决算以及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预决算除法定涉密信息外全部公开；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公共预算审核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府拓展，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现中期财政规划；推进政府财务规范，推进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制度建设，制定发布政府会计基本准则，发布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办法及操作指南；落实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提高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占公共服务项目资金的比例。

第三，完善税收制度，建立有利于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体系。目前，税制改革中，营改增、消费税、资源税改革先行推进；环境税、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最难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需在相关税制改革基本完成后进行。正在推进的“营改增”改革，已逐步扩展范围到生活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方面。自2012年到2014年年底，“营改增”三年累积减税3746亿元，超过95%的试点纳税人减轻了税赋。同时扩大小微企业税收减免政策，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继续控制和压缩“三公”消费支出。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倾斜。消费税则在原来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征收环节和税率结构。重点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高档服务纳入征收范围。同时为适应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将部分已成为正常消费品的应税产品从征税范围内剔除，或降低税率。资源税在原来的目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实行从价税基础上，扩大适用范围，特别在水流、森林等资源生态空间，全面推行从价计征改革。

为了适应国际新形势，中国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主要是解决推动原有金融体制的改革以及民营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问题。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金融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导致我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政府监管过度、干预过多的市场，是一个准入门槛高的国有垄断市场，因此导致了金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扭曲现象严重，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监管没有打通，迫切需要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因此我国从利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开始，因为前者在于让各类经济主体可以自由地进行不同的交易融通，从而由市场决定不同资产的价格，后者要求建立多层次的市场结构、多样化的投资品种的市场结构以及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成绩突出。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已经开放，推出大额存单，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五家民营中小银行也已陆续开业，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被批准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说明国际社会已经认可人民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储备货币。

在经济结构矛盾中，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使得经济增长中产生了很多结构性矛盾。首先，中小企业融资贷款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其次，在金融市场尚未开放前，金融分业监管和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最后，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经济转型升级给金融创新带来了更多机遇的同时，金融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问题日益凸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加快我国机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我国要建设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仍旧任重道远。2015年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对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做了大概的要求。在利率市场上，加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框架，不断增强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能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推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创新。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择机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进一步完善“沪港通”试点，适时启动“深港通”试点。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提高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在资本市场上，为丰富金融产品种类和投资选择，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鼓励发展债券市场，制订出台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和股指期权试点，推动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推动证券法修订和期货法制定工作，推进公司上市将逐渐从审批制改为注册制。

稳步推动民营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中小型民营金融机构能够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制，进一步激活金融市场活力，促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为破除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为经济的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我国中小型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市场准入门槛很高。以银行业为例，虽说民营资本在我国银行业资本中已经达到了一定比例，但是严格意义上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中小民营银行仍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2013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国务院常委会上首次提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建中，并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随后，银监会在9月发布的《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区内银行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在区内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是我国对设立民营金融机构释放的积极信号。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11]等金融机构。”2014年3月11日，银监会选择了一批民营资本参与到五家民营银行的试点工作中去，试点分别在天津、上海、广州以及浙江等省市展开。当前，获得试点的民营银行主要有四种经营模式，分别是“小存小贷”（限定存款上限，设定财富下限）；“大存小贷”（存款限定下限，贷款限定上限）；“公存公贷”（只对法人不对个人）；“特定区域存贷款”（限定业务和区域范围）。

当前，我国的民营金融机构还处在起步阶段，要想推动民营金融机构的稳步发展，未来还需要进一步降低民营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首先要取消设立民营金融机构的数量限制，提高民营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度。以民营银行为例，当前的试点阶段，我国对民营银行的设立存在严格的数量限制，民营银行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难以激发民营银行的活力和创造力。以后，需要取消设立民营金融机构的数量限制，提升民营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放宽民营资本的进入领域，增加民营金融机构的种类。当前我国的民营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银行领域，未来要将民营金融机构进一步扩展至保险、证券等领域，进一步丰富民营金融机构体系。放开对民营金融机构的区域和业务限制。此次民营银行的试点地域特征明显，不利于民营银行使用区域外的资源发展自身，未来应该鼓励和推动民营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另外，此次民营银行试点对其业务范围做了比较严格的限制，要求“与现有商业银行实现互补发展，错位竞争”，但是这五家民营银行只是从事金融业务的边角业务，其经营的业务范围只局限在小微企业上，仅仅弥补了国资大银行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不够的空缺，还要承担国资银行不愿意承担的风险。未来需要放开民营金融机构的业务准入限制，鼓励民营金融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可以减少出现民营金融机构风险的扩散。对于处在初步阶段的民营金融机构来说，风险控制可能成为其主要薄弱环节之一。我国在2015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缓冲因银行机构——包括民营银行——破产可能引起的风险扩散。第三节 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

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迈进；“入世”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然而，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条件与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经济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国内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跨国产业转移方兴未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国际金融风险因素增加，等等。一 国内人口红利消退，出口贸易品竞争力下降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定时期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充足的劳动人口、低抚养率以及高储蓄率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更为有利[12]的条件。在我国，存在一个传统的观念：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劳动力总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推进，这种观念受到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质疑。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口数量已达1.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2%，65岁以上人口数量达到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96%，这意味着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使得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抬高，从而导致出口贸易品竞争力明显下滑，经济增长势头遭到遏制。过去，我国依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其所生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较为迟缓，同时，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采用大量的低成本劳动投入扩大产出这种粗放型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是资源的严重浪费、生产效率持续低下以及环境污染的加剧。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低成本劳动力持续减少，这种粗放型生产方式难以为继，大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提升企业的生产与运作效率，通过“走出去”战略引进新技术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现阶段保持经济增长的重点。

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环境问题给予高污染行业的发展以巨大的压力。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化工行业以及机械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发达国家以碳排放等因素抵制我国相关出口贸易品，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使得国内企业被动提升环保成本，削弱了国内相关行业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人民币持续升值也是导致出口贸易品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新一轮汇率制度改革使得人民币相对美元以及一揽子货币的升值压力增加，从而导致出口商品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率出现下滑。另外，由于我国对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缺失，使得国际贸易商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持续抬高大宗商品（如农产品、矿产品等）价格，从而导致国内加工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出口贸易品竞争力减弱。

总之，在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资源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下，国内出口贸易品的国际竞争力面临巨大的挑战。鉴于此，如何有效提升相关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成为可否顺利实现中国产品快速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二 跨国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国内产业重心面临挑战

从最近的全球产业格局来看，以制造业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时代逐渐远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从制造业的发展格局来看，以日韩为主的东南亚国家成为工业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商，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制造业的技术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以及最终消费市场，而我国主要以组装以及初步加工为主，这构成了目前全球制造业的基本格局；然而，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组装业务逐渐向印度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转移，从而使得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以新技术、新理念为主流的新型发展模式正在不断引领我国制造业走出困境。

全球服务业的产业转移格局尚未成型，主导力量仍是欧美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如微软、IBM、Intel、Casio、美国在线等，它们在自身的生产经营与资本运营过程中，将部分服务业务的分支机构建立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如中国、印度等），以获得更优质的人力资源、政[13]策资源以及法律资源，等等。其采用的主要形式有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外包以及兼并收购，等等，产业转移的内容主要是软件、信息、金融服务、管理咨询等新兴产业结构。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配套、政策配套措施不断完善，在全球服务业转移浪潮中，我们应积极利用发达国家服务业向外转移的历史机遇，采取更为开放、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这一挑战。当然，将服务业国际转移引入中国必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益处，如能够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缓解社会就业问题；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源与管理资源，提升我国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顺利推进；也有利于提高我国服务业在全球服务业中的地位，为中国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提供较好的契机。另外，随着我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持续重视，在资源类产业发展遭遇瓶颈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能够有效缓解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环境政策压力。

显然，我国在国际服务业转移浪潮中存在一定的优势与劣势。主要优势体现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环境及政策环境；自加入WTO之后更为宽松的投资环境；人口基数巨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消费需求较为旺盛；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沿线城市，这也为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主要劣势体现在：我国服务业发展基础薄弱，较为缺乏相关的人力资源与管理经验，且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一直倾向于制造业等固定资产较多的相关行业，对服务业等轻资产行业的投资比重严重不足，服务意识与服务水平与国外服务业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消费文化存在“重价不重质”的特点，这与国外服务企业的经营理念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

总而言之，跨国产业转移的持续推进，必将为我国宏观经济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契机。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要抓住这一机遇尚需诸多努力：一是应加大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同时提升自身的服务行业的整体水平，建立健康的、具有竞争环境的经济体制环境；二是应健全相关的法律体制，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完善金融体制等方面；三是从人才梯队入手，鼓励培养具有现代服务业理念的技术与管理人才，建立充足的人力资源团队。鉴于此，我国应尽快规划相应的发展措施，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积极主动的改善与化解相关矛盾，为迎接国际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三 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一波三折。美国经济总体保持稳定，制造业规模有所扩展，就业出现复苏，消费规模与消费预期均出现好转，然而，其经济增长速度仍显著弱于危机前水平，投资增速相对疲软；欧元区经济疲弱态势依旧，欧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低迷以及量化宽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就业环境仍不容乐观，“难民潮”持续出现，欧元区各国的内部政治斗争更是增加了其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出现显著下降；据IMF近期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再次被下调，预计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速率仅为3.2%，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9%，新兴经济体增长4.1%；预计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率为3.5%，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2.0%，新兴经济体增长4.6%。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谋求本国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角力的主战场，从而造成摩擦不断，贸易保护主义出现复苏迹象。

2015年，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逐步推进，世贸组织起草的《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也达成了全面协议，多数成员国依据《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相关规定稳步实施；然而，由于全球制造业产能明显过剩，终端消费需求持续萎靡，使得国际贸易量也出现大幅下滑，各国争夺国际贸易份额空前激烈，其中部分国家希冀通过贸易保护措施维持本国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导致世界经济中贸易保护主义出现复苏迹[14]象，我国的外贸形势也出现了许多变数。

2016年9月20日，商务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表示，2016年1月至2016年8月，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的贸易救济案件达到85起，案件数量同比上升了49%，涉案金额高达103.21亿美元；同比上升了94%。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市场面临较为严重的“僧多粥少”的局面，同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国内相关产业面临双向的贸易摩擦：一是高端领域的发展与发达经济体的相关产业从互补关系向交叉关系转变，甚至出现了部分重叠；二是较为低端的轻工纺织行业也面临着新兴经济体较强的贸易壁垒。据统计，钢铁行业成为2016年贸易摩擦案件和金额的重灾区，其数量与金额均达到所有贸易摩擦的1/2左右，共计35起案件，涉案金额58.86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上升了40%和63%。部分专家认为，解决我国的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应该加强国际的互助合作，而非对抗性质的贸易摩擦。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之下，我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相关的加工贸易政策，取消加工贸易业务的行政审批，健全事中事后的监管机制，同时鼓励中西部承接加工贸易的转移，引导中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进行招商引资，并指示东部地区从事加工贸易相关业务的腾退用地经批准可转变为商业、养老以及旅游等用途。二是鼓励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商业模式，进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试点，同时积极鼓励相关企业建设境外营销和服务体系，培育对外贸易的自主品牌。三是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重点支持先进技术与先进设备的进口。四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经营效益良好的外贸企业的贷款比重，扩大出口信保保单融资，并增加短期出口信保规模，同时提高部分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五是在符合条件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尝试货物状态分类监管试点，在风险可控、税负公平的前提下，赋予满足条件的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四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金融风险因素增加

随着我国加入WTO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服务业及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步伐持续加快，这一方面使得我国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助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刺激本土企业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将国际市场的金融与经济风险传递至我国，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且对我国相关产业构成更大的冲击与威胁。

汇率问题也是影响我国对外开放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我国启动新一轮的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欧元以及一揽子货币的升值压力不断增大，然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会导致资产价格的重新估价，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且人民币升值也使外贸企业出口[15]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率出现下降。虽然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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