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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中枢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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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发展评论(2012)试读：

“美丽中国”省区建设水平（2012）研究报告

编者按：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一个国家未来的长远大计，党的十八大首次强调建设美丽中国，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课题组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个方面，以27项指标，用数据流计数方式，进行了分析与论证，重在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地位，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融入。该研究是一种创新研究，对我们客观评价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社会发展水平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研究背景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1月15日，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强调建设美丽中国，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尤其强调了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生态文明的融入。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人民幸福。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美丽中国”省区建设水平研究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基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思想，以人民“美好生活”为目标，对中国内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进行了综合排名。

本报告是课题组已经持续半年的《中国省区、城市（镇）与景区美丽指数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在指标选取、权重分配等方面还会继续完善。

二、指导原则

——导向性原则：指标体系要充分发挥导向、引领作用，明确生态文明在“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的战略地位。

——合理性原则：指标选取符合逻辑，测算方法基于学界现有的研究基础，具有充分的学理性。

——客观性原则：数据来源于权威机构，统计数据必须可采集、可量化、可对比，研究报告基于客观事实对数据进行分析。

——开放性原则：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未来需要在发展过程中进行补充、完善和修订。

三、指标体系设计

根据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充分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地位，充分体现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融入，充分体现“美好生活”的基本要求，指标体系设置为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5项一级指标，27项二级指标。相关指标体系见下表：“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① 由于文化指标中的二级指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现有数据来源中统计口径均未统一，因此暂不列入本次评估指标体系。

四、测评方法

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个方面的综合性指数是反映“美丽中国”建设水平的主要依据。测评方法主要依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的测量方法。基本思路是根据每个评估指标的上、下限阈值（即最大值和最小值）来计算单个指标指数（即无量纲化），再根据指标权重求和，衡量出“美丽中国”省区建设水平。此种方法测算的指数不仅可以比较各省区总体建设水平的相对位次，而且也可以考察各省区在每个一级指标上的相对位次。（一）指标上、下限阈值的确定及指标无量纲化

在计算单个指标指数时，首先必须对每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而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的关键是确定各指标的上、下限阈值。将第iii个指标的实际值记为X，权重为W，下限阈值和上限阈值分别为ii和，无量纲化后的结果为Y，值为Z。

无量纲化也叫数据的标准化，是通过数学变换来消除原始变量i（指标）量纲影响的方法。各指标无量纲化后的结果Y在区间[0,1]ii内，采用百分制后，将Y按照公式（3）转化为标准化后各指标的值Z。

正指标无量纲化计算公式：

逆指标无量纲化计算公式：（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导向性、合理性、客观性指导原则确定各主要评价指标的权重，是“美丽中国”综合评估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为体现生态文明的突出地位，在五位一体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将生态一级指标权重为28%，再采取等权重方法确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一级指标权重确定为18%；之后再将其中某一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平均分配至其j相应的n个二级指标，按照公式（4）得出该体系中各二级指标权重iW。（三）分类指数和总指数的合成

1．分类指数得分的计算方法

将某一类一级指标的所有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值与其权重按公式（5）计算就得到分类指数得分。

2．综合指数得分的计算方法

将“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中的27个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分值与其权重按公式（6）计算就得到“美丽中国”建设水平综合指数得分。

五、数据来源

六、测算结果

生态指标排名前10的地区依次为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福建省、江西省、湖南省、浙江省、贵州省、云南省、重庆市、安徽省。

经济指标排名前10的地区依次为海南省、天津市、北京市、陕西省、上海市、江苏省、重庆市、山东省、吉林省、辽宁省。

政治指标排名前10的地区依次为甘肃省、吉林省、重庆市、山西省、广东省、陕西省、云南省、湖北省、海南省、河北省。

文化指标排名前10的地区依次为山西省、江苏省、北京市、浙江省、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福建省、陕西省、湖北省。

社会指标排名前10的地区依次为河南省、江西省、甘肃省、浙江省、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市、安徽省、陕西省、海南省。附件一：“美丽中国”省区建设综合排名（2012）附件二：“美丽中国”省区生态建设排名（2012）附件三：“美丽中国”省区经济建设排名（2012）附件四：“美丽中国”省区政治建设排名（2012）附件五：“美丽中国”省区文化建设排名（2012）附件六：“美丽中国”省区社会建设排名（2012）

课题组负责人：蔡尚伟，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美丽中国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程励，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大学旅游与景观学系教授，美国普渡大学客座教授。

课题组成员：喻红、罗翩、尹卫倩、蒋晓婷、王文进、赵蕊、阮红琳、张林、廖小平。

政策研究

“价值链”乱套：2008年“污染奶事件”对中国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意义

摘要：2008年，中国受到了一个重大食品污染丑闻的冲击。本文从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了它对中国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意义。认为，在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中“龙头企业”作为当地政府稳定的伙伴功能是有限的，也许能解决价值链的问题，但它仍然无法解决在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中关键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问题。

关键词：价值链 污染奶事件 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一、引言

2008年，中国受到了一个重大食品污染丑闻的冲击，即所谓的“污染奶丑闻”。事件涉及一种化学物质三聚氰胺的添加，这种添加剂是为了使生牛奶有更高的蛋白质含量，以使牛奶卖出更高的价格。三聚氰胺对婴幼儿会导致潜在的致命性肾病。至少有30万名婴幼儿因为喝了受污染的奶特别是婴幼儿配方奶粉而生病，至少有6名婴儿死亡。这是自2003年“非典”以来中国最严重的健康危机。中国主要的乳制品公司三鹿的主要犯罪者受到惩罚，而三鹿公司的资产被抛售给北京三元乳制品公司。三鹿的董事长和书记被判处无期徒刑，价值链上的其他三个主要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Keck,2009）。

此次事件中有22家乳制品公司涉及“污染奶丑闻”（王等人，2009），包括一些著名的国际公司，特别是三鹿的新西兰合伙人Fonterra，以及中国最大的乳制品公司蒙牛的合伙人斯堪的纳维亚的Arla Foods公司。价值链上的众多民众和利益相关人也涉及其中，甚至还包括成千上万的农民。实际上，“污染奶丑闻”反映了一个关于乳制品行业全国性的系统问题，那就是生产（农民）、收集、加工和政府监督有问题。事实上，多年来，在农场或是在收奶站用不同的添加剂，例如用玉米淀粉来掺假牛奶已经是广泛的做法，目的是通过质量检查以使生牛奶获得更高的价格。此次事件是三聚氰胺第一次用于供人们消费的产品中（刘，2010; Gordon等人2009）。政府以“代理权”来处理这个丑闻，仅仅把三鹿和它价值链上的关键人物作为主要的犯罪者来惩罚。此外，一些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领导人，包括中国质量检查局的负责人和中国质检总局的部长被撤职，但未被起诉（王等人，2009；张，2009）。

三鹿事件的处理以及事件所产生的后果已经被报道和分析，最后大家把焦点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如，在供应链条管理和部门管理中的道德准则（Chan 等人，2009;Delaurentis,2009），食品质量控制和法律方面（Sharma 和Paradakar,2010；陈，2009），激励和市场动态（Gale 和胡，2009），政府风险管理（Wishnick,2009）。然而，这些分析忽略了“龙头企业”的重要作用，那就是，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中的大农商业包括乳制品企业以及丑闻所卷进来的这种组织形式已经被中国领导阶层授予了很高的特许权。

我们假定，在当地政府组织的协助下，以及他们拓展到农村地区的价值链控制的合作下，“龙头企业”有助于解决农村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稳定农村、农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在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中，不管愿不愿意，他们都有责任在他们的核心业务中扮演角色。2008年的“污染奶丑闻”说明，在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中，“龙头企业”作为当地政府稳定的伙伴功能是有限的。

近代研究中国农业发展时趋向于运用像“工业化”、“农产企业发展”、“价值链”这样的概念，但是在大企业扩展到农村地区时，这些方法通常没有面临严峻的挑战。

针对这个突破口，我们分析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是如何被政府分解成价值链的，以及利益共享人对此作何反应，分析一个“龙头”（龙头企业，下同）在乳业部门中的产业化价值链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讨论“污染奶丑闻”如何揭示出与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有关的“龙头”的缺陷。这样做，我们将审视价值链中的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在协作中的两个问题：（1）像其他高价值农业附属部门（例如牛肉）一样，中国政府将乳制品部门视为一个战略性的农工业发展部门，其能够将社会经济利益带给小规模农场、村庄、地区以及所涉及的次级供应商。政府在之前就决定，将乳制品部门视为像其他类似部门一样，作为关键企业来推动。政府和地方当局协力控制乳制品公司（Fuller等人，2006; Delman,2003）。除了他们的核心乳制品业务外，商业操作者被期望扮演一种工具，即为政治和社会组织巩固农村发展与稳定的其他农村机构设施。问题在于这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吗？（2）“污染奶丑闻”能够引发归因于价值链上的私人利益与利益相关人利益之间的“不合适”。换句话说，一些“龙头”在农村社会中无法扮演国家分派给他们的角色。农业生产得益于政府领导发展的主动权。农民被设想为保持政治上的温顺，支持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在于这种方式在现代乳制品部门的政策下是面临挑战还是得到加强呢？

我们认为，“龙头”、政府、奶农之间的关系是存在问题的。我们还认为商业价值链与当地政府协作开发农村资源能够使农村社会由小规模农场主宰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日益竞争的市场。本质上，“污染奶丑闻”对价值链作为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关键工具提供了一个重新解释的基础。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来看中国乳制品部门是如何组织农村生活的；然后，我们再审视三鹿作为“龙头企业”的立场以及价值链中的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关系；接着，我们将焦点转向乳制品丑闻；最后，我们将讨论乳制品丑闻对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影响。二、中国乳制品部门如何组织农村生活

1978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持续支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的路线。经济支持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业务发展投入农村。其主要目标是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资源，同时促进农村发展。改革为农村地区的居民和自然资源提供了资本，同时卓有成效地利用当地的经验。改革预测农民作为乡村“维持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的各种功能，重新灵活地分配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经济多样化资本，弥补“社会主义”对农村福利承诺的根本性缺失，使社会对农村集体化、市场化和人口外流的不稳定性影响最小化（Chang,2005）。中国领导人一贯认为，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生活改善足以维持农村稳定（中科院2002；张，1995）。杰出人士透析，农村居民和社会次于城市化农村移民和社会，在城市和农村行政范围内主要是处于无地位、无权利的二等公民（Chan和Buckinghan,2008; Chang,2005）。

然而，合理的政策未必独占统治。自由市场改革将它们的逻辑贡献给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仅是由胆大的领导人用清晰的远见所推动的，同时更多的是被市民所推动的。这些市民要么为自己做实验，要么被较高权利人控制。然而，中国领导人发现，农村有效管理的缺失对改革农村政治和社会机构越来越重要（Tsai; Shue;Oi）。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商业组织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即使沿着价值链上的工人/生产和消费者/市场上的利益相关人的利益最大化，这样将会对农村发展创造更稳定的基础条件（Waldron,2008）。

乳制品部门也不例外。它被视为一个战略性发展部门，它的发展是戏剧化的，政府在对热忱的倡议作出回应时制定出的有追溯力的政策是经常波动的（胡，2009）。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几个因素刺激了能源部门的发展：城市居民在他们收入提高时会使饮食多样化；2001年通过“营养关爱”对学校餐厅牛奶消费能源部门补贴；现代零售超市、大卖场、便利店的快速发展，成为乳制品主要的销售渠道；超高温技术的引入，允许跨地区运输，延长货架上液体奶的保质期；中国的中央领导及地方政府利用机会使乳制品发展起来促进农村发展，将其视为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利益；国内外的乳制品投资者创造了一个良好投资的乳制品公司框架；当地政府鼓励企业到农村地区的小规模农户中去发展供应网络，从中追求农村发展的机遇；大型的、技术先进的、集中的乳制品加工厂取代了乳制品加工中分散的、技术落后的小规模工厂；对横跨所有本地市场的营销和广告进行了大量投资（Gale & Hu,2009; Hu,2008; Fuller et al. 2005,2006;Hu et al.2005; Delman,2003）。

农民对大胆的政府引导发展方案和市场刺激作出了热烈响应（Fuller at a.l 2006;Delman,2003）。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后，乳制品部门得到显著发展（见表1）。平均每年城市人均消费奶和奶制品（鲜奶等价物）从1992年的6千克上升到2005年的25千克。同时期，平均每年农村人均消费奶和奶制品从1千克上升到3千克。大部分的生牛奶来源于当地农村和生态脆弱地区，生产者和加工者的定位密切相关（黄等人，2010；胡，2009）。此外，乳制品发展需要复杂的、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因此在整个乳制品价值链中需要复杂的管理和协调技能（Delman,2003）。表1 1980—2010年中国奶产量（生牛奶）

关键性的农产品商业公司，特别是这些规模更大的公司的承诺或共同追求，成为中国领导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在农村地区的商业活动为当地政府提供了一个更稳定的税基；其次，农民能更稳定地出口更高价值含量的产品；第三，“龙头企业”帮助当地政府在它们管辖权范围内提供更高的生活标准条件，以及通过将价值链延伸到农村地区，使得当地政府也能沿着价值链到达乡村，能够在它们的核心业务活动中履行额外的社会和政治功能。

政府宣传“企业带农民”的观点，这种观点受到例如“公司+农场”（黄，2010; Missubimamn,2009）、“公司+合作社+农户”（陈等人，2009）或是“公司+基地”等口号的影响。在乳制品部门中，一种广为流传的模式是“公司+收奶站+农户”（陈等人，2008），三鹿主要就是采取这种模式。处于这些价值链核心的公司被称为“龙头企业”。通常，政府鼓励公司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价值链中采取各种组织模式。农民也被视为“农企一家”的核心（Guanyu,2007）。

分析2008年的乳制品丑闻，目的在于测试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者，例如生产者/农民、收奶站、加工者、分发机构和各个公众和私人支持机构在价值链上是如何围绕关键的“龙头”来创造多于成本的价值的，而“龙头”被设定来组织价值创造活动以巩固和最大化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人的利益。

Porter原先仅仅集中于价值链固有的商业所涉及的经济和组织方面，他把价值活动视为“分离竞争优势的积木”（Porter,1985）。然而，在下文中，我们的焦点不在于公司价值链如何成为价值最大化的商业系统，而是假设价值链如何将社会和政治特权融入价值创造活动中来，并成为政府最大化社会和政治利益的一种工具。在企业战略和社会责任之间存在巨大关系，并且几乎所有社会中的企业价值创造活动都会造成或正或负的社会后果。因此，在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者必须承认以股份为基础的商业决策和社会政策，承认他们必须优先承担起社会责任。Porter和Kramer还认为，公司和机构的成功也许是相互促进的，他们说：“当运营良好的商业在其理解及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上投入大量资源、专门的知识和管理才能，它能比其他机构和慈善事业组织对社会福利产生更好的影响。”（Porter和Kramer,2006）。

虽然合作的方式达不到政治上的维度，然而这是符合中国政府创建“龙头”的哲学。中国企业趋向于被政府合并（Delman,2005; Dickson,2003），尤其在农村地区（Alpermann,2006; Delman,2003; Oi），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商业决策都是公司的独占权，如果它是国有公司的话更是如此（ref）。

徐（2010）认为在价值链中的关键企业同样是一个“文化中心”，必须与在价值链中的利益相关人的行动相协调，横跨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工作服务于他们共同的利益，从而在价值链中创造双赢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局面。换句话说，“龙头”作为核心企业，有责任协调相关者的利益，同样也有其社会和政治责任，以确保社会、当地机构以及企业都得益于价值链上的活动。

与Porter的“价值链”基本一致的是，中国政府将奶业视为由生产、采办、加工、销售所组成的产业链（国务院，2007）。作为一个社会和政府机构，他们有意通过链条上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协调或整合活动，尤其是“分散”的家庭农场来取代分散的政府机构（例如供销社）以提高农业部门的效率（Waldron,2008; Linghor,2007）。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关系也许是通过口头的或是合同的方式来调节，当地政府监督，但是农民是自愿参与的（郭等人，2007; Linghor,2007）。

2000年以来，农业部和一系列其他中央机构及市场调控机构支持“龙头”的发展。这种支持将所谓的“重点龙头企业”置于这样一种情形：使他们不仅追求自己的企业目标，而且可以刺激农民增收稳定农村社会。因此，政府通过各种支持项目以及特定程序和税收豁免等来为“龙头”提供广泛的政策支持（国务院，2000）。

李认为，假设“龙头”为帮助农民转移市场风险使他们自己的利益同那些在一个“共同利益系统”内的农民的利益相配，鼓励龙头出售他们的股份给农民，帮助其建立奶农合作社和协会（李，2006）。通常这些是建立在政府的支持和控制之下的。但是“龙头”是支持农村组织的重要工具，在2007年，他们已经在国务院关于乳制品部门发展政策意见中得到官方支持（国务院，2007）。“龙头”在与当地政府协同时，被假设成为“产业化机构”，这是引导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之一（国务院，2007）。然而，一些奶农合作社已经成立（Delman,2003），它们是非常弱小的，并且毫无证据显示农户已经具备购买乳制品厂股票的能力。当农户被认为是弱小时，对于通过这些措施使部门中的农户增加其话语权和影响力，部门中的专家们似乎仍感失望。有些专家甚至怀疑，农户除了是乳制品厂的农场工人外，没有其他一个角色可以扮演。

政府使自己在乳制品产业链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在市级，副市长负责乳制品的发展，把它视为所谓的“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工程”的一部分（国务院，2007;Delman,2003; Yu,2001）。这种方法一路下至村级贯彻执行，村长负责联络农户和乳制品公司，这也解释了乳制品部门为什么及如何将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结合在一起。

现在，在乳制品部门以“龙头”为核心，价值链有两种主要的形式：（1）“公司+农场”，这里的农场是专业化的，足够大到有它自己的自动化挤奶室和冷却设施；（2）“企业+收奶站+农场”，它包括小的、没有足够基础设施的农场，其卖生牛奶给有冷却设施的收奶站（黄，2010）。两种方式中，“龙头”大多是与地方当局合作负责价值链的组织。

然而，当地从事乳制品生产的部门如“农民行业协会”或“乳制品合作社”（见以上），它们仅仅覆盖了所有农民的几个百分比，它们面临操作时尚未成熟，无论如何，是当地官员而不是农民自己建立起这些组织，它们也必须服从当地政府的指令（Waldron,2008; Shen等人，2007; Delman,2003）。因此，这些组织是当地政府帮助农民发展事业的工具箱里的另一种工具，它们与“龙头”方式并不冲突。作为乳制品价值链上的一部分，这些协会是由一些地方当局和一个乳制品公司所组织的，因此它们并不能独立代表奶农的利益。三、三鹿“龙头”与利益相关者在乳制品价值链中的关系

三鹿解体之前被称为“全国食品优秀龙头企业”，像其他顶尖的乳制品公司一样，由于其有自己的卓越的质量控制系统，三鹿也被免除了外部质量控制（Sharma 和Paradakar,2010）。然而，最近20年间，三鹿被迫作出了关于组织它自己的价值链的决定，并最终导致了自我毁灭。中国乳制品部门中的概测法说明了在乳制品价值链中获取利润的最好机会是在分发/零售环节的下游阶段（见表2）。表2 投入和利润比率来源：罗，2010.

最初，三鹿控制自己的牛奶生产，但从1986年起，公司决定“外包”乳制品生产给当地的奶农，表2说明了确切的原因。更多的风险和生产的低利润部分转移给农民，使三鹿非凡的扩展成为可能。到2004年，三鹿的覆盖范围达88个县超过2600个村，横跨几个省（范，2004）。到2008年，在“污染奶丑闻”之前，绝大部分的大乳制品公司以同样的方式外包生产（罗，2008）。尽管奶农有更好的出售选择，但无法保证他们的生牛奶能出售，而生牛奶价格也在剧烈波动。投资风险完全转移给农民，而乳制品公司却经常获得地方的援助（Delman,2003；于，2001）。

外包以后，三鹿奶农仍被视为三鹿价值链的“根”（范，2004），这种观点同样被反映在有关部门“坚持以农为本”的国家政策声明中（国务院，2007），而乳制品生产是必需的，农民仅仅是被视为理论效用的“根”。通常，与发达国家乳制品农场相比，中国的乳制品农场规模要小得多。2006年，中国60%的牛奶由规模在20头奶牛或是更少的农场所生产，其中35%的牛奶由1～5头奶牛规模的农村生产，拥有500头以上奶牛的大农场仅仅占国家产量的9%（Gale 和胡，2009）。非专业的小规模农民拥有很少的土地，他们对乳制品技术和外界信息也是知之甚少。但是他们也许珍惜新的机会，当他们从事新的生产线时，他们中的大部分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帮助，因此地方政府通常将他们视为政府项目的被动接受者。在三鹿价值链上从事生产的农民也是一样（Keck, 2009），他们像其他新进入到乳制品部门的人那样，大多不知道乳业的高技术要求（Delman,2003）。在丑闻发生之前，三鹿就已经试图通过公共信息、农业推广和多年培训来处理这些挑战（范，2004）。当地政府支持这个领域的战略也起到了作用，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也要求通过国际援助来支持沿着整个价值链的乳制品部门的发展（Delman,2003；于，2001）。

起先，三鹿自己收集牛奶，后来建立了一个经常“外包”给聘请经理或是本地企业家的收奶站网络，这是一个紊乱的商人、机构、在农民中出现的卡车司机、牛奶站、加工者的网络。一个商业关系的金字塔建立起来了，同时被中国南方一个地区所报告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控制（Gale和胡，2009）。

2004年，三鹿帮助超过30000名农民脱贫（范，2004）。毫无疑问，这种剧烈的社会经济转型解释了为什么当地政府如此乐于成为巩固三鹿利用农民和自然资源的工具。当然这种模式同样有利于乳制品公司的快速发展。在2004年，三鹿在“奶牛下乡牛奶进城”的口号下，外包牛奶生产给小规模的分散的农场，而不是在自己的农场生产，从而节约了约1亿元的投资成本（范，2004）。

在整个扩展过程中，一些部门担忧农民利益的保护问题，鼓励地方政府和“龙头”在价值链中支持当地的乳业协会和奶农合作社代表农民的利益（国务院，2007），像上面所讨论的那样，这个计划从未真正实现过。通常，乳制品公司和当地政府似乎有更好的信心代表农民的利益，而不是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用这种方法，价值链趋向于巩固自上而下的传统类型，而不是组织上的创新，这一点许多专家、公务员一直争论了许多年（Gu,2009; Delman,2003）。支持农村发展的田园生活者在政府开始坚持对农村地区的政治控制时就变得无孔不入了。用这种方式，乳制品公司成为维护农村地区自上而下控制的更大的体制的一部分。

然而，毫无疑问，依靠小规模的独立的农民以及商人可以减少乳制品公司的成本，增加其灵活性（Waldron,2008），但是，产品的检测、标准化以及质量保证也就被牺牲掉了（Gale和胡，2009）。“污染奶事件”着重说明并解释了基于小规模农场作为乳制品部门发展方式的商业价值链的弱点，“龙头”作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代理人的地位被严重破坏了。三鹿是被市场力量所压垮的，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核心地位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发挥。四、乳制品丑闻——“一路绿灯”

根据主流人士对丑闻（见以上）的解释，包括很少由法定程序所公布出来的，事情由价值链的中间人所引起的。中间人说服农民在他们的牛奶中掺“蛋白粉”，或者中间人自己在收奶站中掺假。在2008年9月初，也就是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在曝光之前的几个月，三鹿就已经知道这个阴谋。而公众质量保证体系无法干预，地方政府试图掩盖这个事件。同时，消费者特别是那些喝了婴幼儿配方奶粉而患病的婴幼儿，他们的监护人发起声讨并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

事件的背景像上面简要剥析部门本身的历史一样复杂，但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主要原因在于，2000年以后，在许多乳制品公司迅速扩张的过程中，生牛奶方面存在激烈的竞争。三鹿在其地盘上受到威胁，并且不得不砍掉生牛奶的竞争优势。三鹿接受了买污染的牛奶的事实，并且在已经收到了这种牛奶对健康有潜在威胁的影响报告后还继续在主车间和其子车间进行生产（Sharma和Paradakar,2010；陈，2009；三鹿，2009）。

沿着价值链的真正的“产业链”被证实为不合适，使得沿着这个链条的利益相关人的主要利益以冲突结束。在三鹿案中，农民（包括“乳制品生产地区”）、收奶站、企业实施牛奶掺假的行为背后掩藏着利益冲突，导致了以三鹿的破产来结束这个所谓的产业价值链。“污染奶丑闻”是一个工业范围内的丑闻，它是基于在乳制品部门中一种年代久远的牛奶掺假方法来提高采购价的做法（古，2009）。然而，产品掺假和伪造在食品业的其他附属部门以及制药业中也是广为流传的（Bate和Poter,2009；陈等人，2009）。虽然掺假发生在农场和收奶站，但是沿着价值链的“一路绿灯”证明质量保证体系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消费者成为受害者（刘，2010）。丑闻促使温家宝总理公开发表非常严厉的观点：“许多工厂和牛奶商人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他们就是冷血动物。”（Chan和Lai,2009）。

政府选择三鹿作为其对乳制品部门中其他参与者的一种警告。在2009年3月4日，北京三元集团成功竞标，以6.17亿元（同期汇率9000万美元）的价格获得破产的三鹿的资产，比三鹿评估价格低1.09亿元（1600万美元）（《北京周报》,2009年3月12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三元同意接收三鹿所有员工及它的部分债务。一个参与交易的业内人士称“北京市政府非常支持三元的重要性举措，感谢河北供水的支持”（范，2008）。

丑闻中的所有客户一致认为整个行业是有害的，主要涉及22家乳制品公司，他们将客户的健康和生命置于危险中。他们造成了个人损失，同时给被污染奶所毒害的孩子们的父母造成了深深的悲痛。对于行业，其商业道德及食品质量控制体系的信任达到空前的最低纪录。政府作为监督者和食品质量标准控制者的形象交到严重损害。公众同样失去了对媒体的信任，因为他们不敢报道丑闻。牵涉其中的工厂的外国合作人，特别是来自新西兰的Fonterra公司同样遭受巨大冲击。中国的出口以及“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也遭受打击。

中央政府最终通过各种措施来“清理”部门：（1）三鹿破产，出售其资产，通过法律程序惩处参与三鹿事件的一系列当事人;（2）将政府责任转移到中央和地方；（3）关掉一部分收奶站；（4）采纳一套新的“食品安全法”;（5）颁布一系列新的乳制品质量控制准则（黄，2010）。

私营企业曾在乳制品加工中面临一段困难的时期。例如，国有食品工业大亨中粮集团接管20%的蒙牛股份，显然，这是作为双向风险控制所作出的努力。一方面，政府需要对部门施加压力来加强其能力，这是出于战略性的考虑；另一方面，蒙牛可能需要与国家结成一个更强大的联盟来避免将来出现类似三鹿的情况。像之前所讨论的，中国早前就已经经历了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但事件似乎仍在继续，因为在2010年中国乳制品中再次发现三聚氰胺。此外，这已不是一个部门问题，而是经济范围的问题。中国的产品质量问题十分严重，中国的商业环境被物质所分裂、腐蚀。它的法律及调节机构是非常不充分和无效的，大多数中国商人和许多外国商人以及他们的国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产品安全。五、“污染奶丑闻”对农村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影响

像Porter（1985）所讨论的那样，乳制品价值链能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面临同样的挑战，那就是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从中赚钱。一个政府是通过对涉及在这个过程中的活动进行价格补贴还是通过从事其他方面来达到社会或是政治目标，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但是，一些产业化的类型，或确保链条功能发挥作用是明确需要协作的，只有那样，乳制品沿着链条运动时才能达到质量标准（Delman,2003）。

自从中国政府开始在关键的农业附属部门以“龙头”作为核心来支持沿着价值链的产业化以后，沿着价值链的合同所造成的解体风险成为乳制品公司的一个主要的担忧。然而，三鹿与其供应者之间也许不存在正式合同，在三鹿不能为其生牛奶支付市场价格的时候，事实证明奶农更乐于转向其他的买者，因为他们必须弥补迅速上升的生产成本。其他公司不再受到最终产品如三鹿价格的约束，生牛奶来自河北省三鹿自己的乳制品供应网络里的小农场，其价格低于其他地区。而对于进入河北生牛奶市场的其他公司来说又具有吸引力并且相当有利可图（Gale 和胡，2009）。在2007年，河北省乳制品协会说服乳制品公司保护农民的利益（同时期牧草价格迅速上涨）并通过合作来对生牛奶设置合理价格（河北，2007）的努力似乎已经失效。

然而，当地政府热衷于通过支持他们在价值链中的参与来保护小农的利益，乳制品业的技术要求几乎迫使小农在将来要退出乳制品部门，因为他们不能达到日益严格的质量要求。这在2008年丑闻发生之前就已经在三鹿势力范围内发生。在与开发乳制品生产地区的地方政府以及各个投资者的协同下，三鹿建立起实验性的“托牛所”，在这里，农民通过政府传授的基本知识，控制乳制品协会或合作社。用这种方式，产品标准、管理的质量就能被协调，地方当局就可以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协作来管理乳制品部门（范，2004）。

三元收购三鹿后决定延续这个模式，它现在控制了80%的所有生牛奶的供应。三元的经营理念关注全产业链模式的价值链（罗，2010）。这意味着三元能执行自己的质量控制系统，并且假如牛奶不是在公司自己的农场生产的话，那么公司将通过捆绑合约来为农民担保。

三鹿案显示，价值链模式“公司+收奶站+农户”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的结构。“龙头”没有办法来确保生产和采集过程都符合标准（罗，2010），同样也没有一种共同利益，因为三鹿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强烈依赖生牛奶时，地方政府却将乳制品公司的存在视为一个解决与农村发展有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黄金机会。

丑闻的后果之一是价值链上游得到巩固，例如在江苏省常熟市，在三鹿事件之前，这里有199家乳制品家庭作坊，现在仅有28家，并且牧群规模从平均28.3头上升到现在的110头。“企业+收奶站+农场”模式越来越不支持“公司+农场”和“公司+协会+乳制品农场”模式，或者“公司+小规模生产区”模式（黄，2010）。

从2009年起，国家乳制品部门管理条例就已规定，乳制品公司必须控制它们40%的生牛奶资源（罗，2010），这些资源在它们自己的农场里生产。在2010年7月，中国乳制品行业协会的领导告知，当局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4月期间已检查20393个收奶站，其中全国范围内有3900个已被关闭，因为它们缺乏合适的设备和卫生条件。

政府将之前的方法视为一种分发公益的方法，因而常常代替其他无法分发的公共物品；同时，也能够改善其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和提高税收。从现在起，一旦乳制品公司谈判使用进入权时——“企业+牧场”模式就会成为主导。这些牧场将采用专业化管理组织，可能用之前的农民来当工人，农民不再依赖。价值链中与管理有关的地方政府的角色将更难以维持，尽管他们尝试着去维持。六、结 论

本文讨论了乳制品价值链管理的两个方面。首先，已经显示出当地政府与“龙头”的联合给农村地区带来发展，同时，它们参与农村政治和社会组织开始时是一个可行的主张，然而已经变得难以支撑。Porter（1985）认为，价值链主要是一个企业组织，然而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和组织传统，价值链也被指定对机构和商业利益负有社会责任。某种程度上，这是符合Porter和Kramer（2006）关于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公司选择的立场的。然而，这种政府主导商业的政治制度类型受到“污染奶丑闻”的挑战。市场化以及接踵而来的“龙头”之间的竞争给在一个特别的乳制品公司和它本地联盟伙伴的控制或是垄断之下的奶农提供了一个卖奶的机会。“丑闻”挑战反映在三鹿价值链组织上的自上而下的传统规划。自由经济改革提高城市与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整合，全球化和个性化的影响解释这些动态变化。在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分格式的“蜂巢结构”（Shue,1988）不能再作为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基础，“龙头”及当地政府越来越难以预计在它上面的价值链。

三鹿涉及区域的农民是被市场力量所释放的，这违背了地方政府的愿望，而同样以“田园生活者”时尚来看待他们（Chang,2005）。价值链上的农民及各个中间人通过在生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来追求个人利益，违背了乳制品公司和当地政府的利益。实际上，他们的利益间存在一个“不合适”。意愿的缺失，使农民通过在价值链上扮演负责任的利益相关人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代理人和业主。例如，通过乳制品公司的自我组织或股份，农民的待遇维持在“田园生活者”的水平。那就是，继续把农民视为生产者的同时也把他们当作政治上温顺的二等公民，他们的角色限于乳制品农场工人或者是对乳制品行业未来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的分包者。这样也许能解决价值链的问题，但它仍然无法解决在农村地区“三农”问题关键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问题。参考文献[1]Alpermann, Björn,2006.“Wrapped up in Cotton Wool”: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The China Journal, No.56（July）, pp.33-61.[2]Bate, Roger, Karen Porter,2009.The Problems and Potential of China' 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No.3, April.[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CASS）．中国村庄的工业化模式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Chan, Kam Wing and Will Buckingham,2008.Is China Abolishing the Hukou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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