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游睿山,吕程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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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人看农村：37位基层创业者访谈录试读：
前言
本书是清华大学“河北-清华研究院乡村建设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乡建中心）的一个研究课题的产品。
在我们乡建中心的诸同人看来，当前华北乡村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乡村衰败”。30多年来，华北乡村的大批青壮年劳力不断地转离农村和农业，前往东部发达地区和各大城市务工谋生，乡村的社会结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损，百姓口中所谓“一老、一小、一流动”，恰是当前华北乡村现状的生动写照。村落破败、治理失灵、土地撂荒、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种种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随之产生。
多年来，政府对乡村地区状况越来越重视，大力开展了扶贫事业，给予乡村越来越多的经济投入。但是，至少华北乡村的现实状况表明：在乡村社会结构严重破损的情况下，如果把扶贫工作仅仅看作一个经济行为，不能将之与乡村的社会重建结合起来，则断乎不能取得预期效果。退一步说，就算是只考虑经济投入，那也不能仅仅考虑资金和经济项目的投入，而必须将新型经济组织的建设包括在内。否则，扶贫工作难以见效。据此，乡建中心自2014年着手在环首都的若干县开展了一项乡村重建的实验项目，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组建乡村中的“团结经济”或合作经济、开展社会规范的重建尝试，以及推动乡村住宅的重新规划。经济、社区和空间是这个项目的三个基本要素。
在近三年来的实践中，我们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不计其数。其中最大的困难不在物而在人，首先就是依靠谁来在乡村中实地运作本项目，引领乡建工作。遴选乡建工作带头人，或者用社会学的传统术语来说，寻找基层精英，成为最大的难点，当然更是重点。我们认同“新农人”的概念，坚信如欲振兴农业、重建乡村，则从事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人，一定不应是弱者，而应是强者。但是，强者来自何方？如何辨识出来？
我们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新农人”可能有多重来源。有能力的务工返乡青年、复员转业军人、有志于乡村工作的知识分子等，都是“新农人”可能的泉源。不过，我们经过反复斟酌后，选定的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大学生村官。我们认定，扎根乡村的大学生村官理当是“新农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受过基本的公民教育，他们年富力强，因此有能力成为乡建工作的带头人。
据统计，自2008年中央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以来，至2015年大学生村官已达40万名，覆盖了2/3的行政村。问题在于，如何从人数众多的大学生村官中，把那些有能力、有志向的青年选拔出来，赋予他们开展乡建工作的重任。我们的办法是，与华北地区一些地级市的组织部门合作，请他们推荐一批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前来清华大学培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从中遴选佼佼者，给予一定支持，付以乡建重任。2014年9月以来，我们业已培训河北省张家口、承德，河南省焦作等地市的大学生村官共计650余人，并从中初步遴选出10个大学生村官的“团结经济”项目给予支持。清华大学伟新教育基金、唐氏基金的资金支持，使本项目得以持续开展并取得初效。
在与这些参加培训的大学生村官的互动中，他们扎根乡村、努力创业、帮贫济困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他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当代华北乡村的一些看法，不乏真知灼见。现在，我们从中挑选出37位新农人，将他们对当前华北农业经济、乡村建设等方面的看法整理出来，连同他们自己的事迹一起，刊印成册，以飨读者。希望读者知晓，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这样一些青年才俊，他们立志扎根农村的广阔天地，并正在兢兢业业为复兴乡村而艰苦奋斗。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他们，希望全社会都对他们予以支持！
游睿山为本书成稿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吕程平承担了组稿和编辑工作。中心的所有成员都对本书的形成有所贡献。沈原2016年12月14日第一编大学生村官创业分析报告撰写人：吕程平山村风貌（董凯摄）一 选择村官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村官，选择这个方向，并不是之前策划好的：也许是在抉择中突然接到市委组织部打来的通知面试电话；或是在毕业季迷茫中偶然碰到的一个选择；又或是在一次毕业前的同学聚会中，不经意说到这件事，于是就踏上了“村官这条船”。像李慧颖本科所学的专业是机械设计制造，她曾经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高级机械工程师，但考研的失利让她不得不面对就业市场。而选择做村官，只是因为一场校园宣讲会。有些人进入村官行业，则是出于更为私人的原因，比如爱情。一位来自外省的女村官，之所以来到承德农村做村官，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追随着男友的脚步来到了承德（宽城）”。如上情形，可以称之为“偶遇型”选择的村官。对于他们，在此之前对村官工作的理解，往往是肤浅和概念化的，如将村官想象为“像沈浩那样的领导干部”。
相对于偶遇型，另一些大学生村官，还是在多种选择中将村官角色仔细考量了一番。一名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与农村发展基本扯不上什么关系，并且已经在“中关村就业，本以为要在北京闯荡些年头”的毕业生，在接到组织部的通知后，在将大都市打拼与回到农村反复权衡后，还是选择了后者。这其中除去诸如“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以及对农村某种带有田园生活情绪的怀念等因素外，一些更为现实的因素吸引着新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总体来看，选择村官的初衷，无外有以下几种情况：“收入稳定，可把其作为一个缓冲，其间可以有创业机会”，或者从家庭考量“希望离家近，可以常回家照顾父母”，而更为关键的，如一位村官自己写到的，“村官经历对今后仕途发展”很有好处。据一位市委组织部的同志介绍，像承德这样的城市，能提供稳定职业前景的企事业单位很有限，做大学生村官，之后通过各级考试进入公务员系统，无疑对当地大学毕业生有很明显的吸引力。
当然，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选择村官都是迷茫和被动的，有些学员选择做大学生村官是早有准备的，并按照之前的事业规划来推进，而决意返回农村开拓天地，又与其本身可以利用发展的资源条件相关。围场大学生村官杨国清在大学期间就开始规划之后的职业发展。这又与其特殊的家庭条件相关。杨国清家里在经营马铃薯专业合作社，有这样（村官）的积淀，他可以直接接触到合作社经营的各个方面，从马铃薯种植到销售拓展、种子经营，一直到网上销售。这样独特的优势，使其在返回家乡做村官后，很快就能大显身手，并成为合作社管理骨干，为其之后的事业发展打下基础。这样的青年在当大学生村官的几年经历里，往往由于对生产、经营介入更为深入，表现得更有开阔的视野和成熟的思想。还有一些最终在任职期间创业的大学生村官，虽然不一定具有杨国清这样近水楼台的家庭优势，但也看到了村庄客观的发展空间，一位最终决定回故乡做乡村旅游民宿的村官，这样描述家乡的地理特色：“兴洲村地处大屯，在地理上是通往草原的必经之路，过往车流量大。这里有兴洲行宫、观音寺、古汉城旧址，人文气息浓重，历史文化悠久……将生态系统、人文景观系统融为一体，形成一个集旅游观光、饮食、休闲、优化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功能为一体的中国式农场，是我最初的创业想法。”二 初到村里
万事开头难，在大学生村官们的描述中，初到村里的一段时间是最为难熬的。从社会学上讲，这个时期的村官要经历一种社会角色的转变，从无忧无虑的学生，到进入一个陌生环境，成为社会人，这期间不仅要摸索与村两委间微妙的相处之道，还要在熟悉村民的过程中，努力获得他们的认可。在很多大学生村官的描述中，“孤独、隔阂、茫然”常常成为其初期体验的写照。一位村官这样描述当时内心的感受：“刚来到大西山村时，许多村民第一次见到村里来了个白白净净的大学生，对我并不认可，认为我和原来的村官一样是过来‘镀金’的。在跟随村干部一起走家入户时，村民对我‘格外’客气，有时候会让我感到自己在村民眼中还只是个‘局外人’，这种不被认同的‘隔阂感’让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感到孤单和茫然。”体验着这种不被接受感，年轻的村官们亟须一种证明。
大多数村官最开始的工作，就是帮助统计民情档案、落实社会保障政策、申报政府项目、收集农户资料、拍照等。这样的介入方式，确实也是最适合大学生村官的。更重要的是，在走村穿巷中，不仅能与村民熟识起来，新任村官们还尝试通过自己的行动，与村民建立一种初始的信任。一位大学生村官这样描述彼时细微的人际转变：“忙起来就是半个月，当时真的很累，有时候甚至饭都吃不上。我用实际行动告诉村民，我不是来镀金的。村民看着我忙碌的身影，从内心里开始逐渐接受我，现在许多村民在村里碰到我都会主动和我聊几句。”虽然大部分大学生村官都出身农村，但从小离家就学，让他们远离乡土民情的实际，初到村里细碎而乏味的日子，也是他们重新认识真实农民、农村的第一课。承德村官李慧颖，到村里的第一份工作是收缴医疗保险，“由于有村民就是不愿意缴只有10元钱的医疗保险，我们一遍遍地对着数字，一遍遍地查着人，一遍遍地给村民耐心地讲解新农合的好处”。而一些村官开始寻求创业机会的想法，也正是被农村落后的经济现实触动，“十组村民崔凤友说：‘我家4亩地，预产玉米2000斤，按2015年玉米0.78元/斤的价格计算，恐怕也挣不到2000元钱，扣除人工费、种子费、化肥费、拖拉机运输费等费用，能剩下的钱就更少了。’”发展意识不强、对新事物接受慢、留守劳动力浪费等现实，也激发了毕竟见过些世面的青年村官要带领村民致富的念头。当然，成功创业的经历，也为村官们提供了宝贵的履历积累。这样的积累在科层制的评价体系中是尤为重要的。有村官明确表示，创业的初见成效有助于在两委的换届中获得提名。
事实上，从年轻村官们对自己创业经历的回顾来看，有心的村官们从早先为村民服务中，发现了村子里可利用的资源，成为后期创业的铺垫。一位后来参与特色蔬菜种植产业的村官曾这样给村民算过账：“村里主要以男劳动力外出，妇女则成天聚集在广场上聊天、打牌。从这样的现状出发，利用剩余劳动力，每人80元一天，干上半年，也能有1.5万元收入。”三 创业机遇
从已经创业村官的经历来看，村官要想在村内打开创业局面，要打破三层壁垒：资金、技术、外界支持力量。真正走上创业道路的村官，实在是少数。首先是在资金方面，如果寻求政策上的支持，往往面对僧多粥少的境地。即使申请下来资金也常常因为申请期较长，赶不上趟了。一位村官说得很明白，“一名没有资金支持的大学生村官想创业，太难了，走到哪都要钱，少则上千元，多则几十万元，而我们的工资是两千多元，相关的政策支持也不明朗，可以说创业开头太难”。
从创业项目选择来看，分为几种情况。最为普遍的形式是向地区或村庄已有发展方向靠拢，并在大的方向上，结合自己的兴趣、资源和创想来寻找连接点，这样既可以利用村子已有的发展基础，也容易得到镇政府或村两委的认可。从很多初步取得成绩的案例来看，来自这两者的支持是相当关键的。在种植业上，常见的形式是大学生村官借助本村特色种植园区的发展机会，通过入股或租赁大棚等方法在其中立足。相对于种植业已大体上确定的方向，服务业上的创业则具有更多的灵活性。霍金磊所在的“大西山村是全县村级代办服务示范村”，以此为基点，如何将村社内部的代办服务做得更有特色，“让村民享受到更深层次的代办服务”，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创业考虑。而将方向性的思考具体化为创业抓手，则具有相对偶然性。如霍金磊的创业灵感来自一次帮村民取快递的经历，“当时我就想，近几年，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快递公司发展迅猛，然而像岗子乡这样的偏远乡村快递服务业却跟不上，物流还是一片空白，这种情况已远远不能满足村民消费的需求，想到这里，我就暗下决心，要在这里办一家农村快递公司，这样不仅能方便村民，还能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村庄已成形的产业特色及风俗特色，也为大学生村官创业提供了微观层面上产业上下游的聚集效应。在通往草原必经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地兴洲村创业的吴桐，把饮食业作为突破口，就是因为其了解到当地颇具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一个是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牛羊饮食习惯，形成了“羊汤、烧饼、火锅”等金字招牌；另一个则是当地浓厚的酒文化。而这些都为旅游民宿提供了文化和商业类聚环境上的支撑。
当然，受制于自身资源、能力以及村内产业发展水平，村官们也只能选择自己能上手的项目。李慧颖当时也希望“搞一个果园，再弄点养殖”。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投入较少的十字绣，“因为这件事情可以利用村里留守妇女多的情况”，而且投入比较少、技术上也容易掌握。
这时，来自村委会的帮助往往成为真正能让村官创业想法落地的关键。这些帮助既包括应允学生村官可入伙村内项目，或以优惠条件入驻创业园区，也包括信息和组织动员方面的支持。当村干部乐意运用自己在村庄中的威信来动员村民支持村官的创业项目时，则自然事半功倍，加速项目运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层面是，在寻求支持与给予支持的关系上，性别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如为李慧颖的十字绣创业提供技能培训信息和村民动员的，是村妇女主任和乡里的计生办女干部。
另一种更具主动性的创业选择是大学生村官根据村子未被发现或开发的资源，自主尝试创业路径。学生村官的一个明显的优势是脑子比较活，能够在村民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上发现商机。如女村官刘美霞发现所在地区村民素有采食野菜的习俗，据说这些野菜还有“防病治病、保健益寿的功效”。之后，她通过网络搜索发现，这一带的山里确实还曾找到过比较珍稀的野菜品种。这就成为激发其创业的第一个闪光点。此外，创业的方向选择也与之前的经历、教育背景相关，这类基于自身特质的创业项目市场需求往往较为独特，反而使年轻村官在整个过程中有较强的掌控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一开始进入的创业领域，并不一定成为村官任期内自始至终的项目。从学生村官递交的文字材料看，约有36%的村官中途换过创业项目，有些村官甚至经历了两三轮创业项目转换。有些项目，即使开始计划得再周全，也只有真正试过后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审视这些创业项目的转换过程，其中涉及一个后面还会谈到的趋势，即从投资较多或利润较为不稳定的生产性选项，向电商平台、中间供销商等服务性方向转化。宋佳最开始从电视上得到灵感，做工艺干花，后来逐渐发现，手工艺品并非日常消耗品，且利润率低，市场需求不稳定，遂开始向销售领域过渡，借助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在本地推广电子商务。销售领域也从自己熟悉的工艺品领域向周边扩展，并在县城开办了实体店，努力朝地区致力发展的产业趋势靠拢，入驻当地电商孵化平台，并开办电子商务公司。在村官任期的后期，宋佳已经实现了创业项目线上线下同时运作，2015年总销售额达到10万元。
除了做农业种养殖项目和围绕农村各种资源的创新性服务等在农业、农村内部寻找创业引爆点，还有一类大学生创业项目，几乎与农业毫无关联，可以称之为外部突破。这样的外部突破性创新在总体中所占比重很小，且多与青年村官自身的较特殊的专业背景相关。如室内设计专业的迟浩，做起了自嘲为“全国大学生村官里最不靠谱的创业”的房屋装修业。而另一名美术专业的村官张立雨则在县城开办了幼儿美术培训机构，并逐渐成为县域内同类机构的翘楚。四 寻求支持
虽然相当一部分村官表示，开始创业的一个动机是带领村民致富，但在创业初期，这些还看不出子丑寅卯的青年不要说带动农户，就是得到周边人的理解也很难。不仅如此，一些创业村官首先“收获”的是一轮来自周边群众的冷嘲热讽。来自外省的刘美霞这样记叙刚开始在村里做特殊野菜种植时遭遇的各种说法：
这姑娘身子这么瘦弱，怎么能受得了农村的苦。当村官就是心血来潮，不一定能干好。
人家是高才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考走了，哪能在这里一直待着。
她那就是瞎折腾，赔掉了怎么办？
人家折腾折腾，又不用搭什么东西，我们又出钱，又出地，又出力，万一赔了，或者卖不出去，不就是瞎忙吗？
渐渐地，年轻村官都明白一个道理，想要带着大家一起干，必须自己先干出个模样来。这一代年轻村官，即使是生长在农村的也基本上没有农业耕作经验，返回来做农业创业，实际上是重新在技能和身份上社会化的过程，这就少不了各种恶补。女村官就更是如此，一些基本耕作技术，如翻地、开垄、大棚蔬菜的构架和材料选择等都需要重新学起。而这就牵扯在创业过程中谁来给予支持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创业村官对“创业中给您支持最大的人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选择家庭的占33.3%；选择一同创业的村官的占25.0%；选择所在村委的占16.7%；选择镇级政府及镇以上政府的占8.3%；选择村民的占4.2%；选择其他的占12.5%。
来自家庭的支持，很多时候是年轻村官能够走下去的最坚实支撑。这样的支撑是实实在在的，虽然有时也显得很无奈。特别是在种养殖项目的草创阶段，能帮得上孤军奋斗的村官做各种体力活、供给免费劳力的，恐怕更多就是他们的父母。独自租下300多亩山地、在海拔1000多米山顶种植果榛的李芳，这样描述创业初期的心情：“一万次心如刀绞，一万次无可奈何，我最终还是只能连累自己年迈的父母和我一起了。早上天不亮我就起来把饭做好了，吃完饭我们三口就拿着镐，扛着树苗上山去了……（那时）真的丝毫没有想过放弃，唯一心里最大的负担就是和自己一起受苦的父母，不能让他们歇歇，还要让他们拖着年迈的身体和我重新干起体力活。我爸说他把一辈子的树都栽了，那时候我真是心里剜着疼。”据她讲，家里把自己的嫁妆钱都押在这荒山上了。
这样的支持有时候又是潜在的，或者说，创业项目在技术上的可达性，以及先期沉淀所需成本是由家庭来提供的。刘竞泽入股村中食用菌种植项目，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其家里有十余年种食用菌的经验，家庭已有的经营基础可以让他便捷地获取技术诀窍，并较顺利地入手。在另一些案例中，父母也都为孩子垫付了大量的先期投入成本。在吴桐开发的餐饮项目中，父母支持了其在村里建400平方米房子的资金。然而，父母并非都支持孩子“瞎折腾”。很多青年村官向家里提出要自己创业的想法时，常常会遭到家人的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家人觉得他们根本没有社会经验，“把钱打了水漂”。1.大学生之间的联合
从对大学生村官的访谈看，一些对创业和商业比较敏感（如受家庭之前经商的影响）的青年村官更容易走到一起。这些具有较多开创性精神的同济圈子，很容易成为创业信息和支持政策信息的集散地。在一定的催化剂下，这样的同济群体，又较易生长出创业的小团队。这些团队的一种更具组织化的联合形式是，以区域（一般是以镇为单位）为纽带形成联合创业组织，或创业基地。这样的示范基地，主要的作用是在当地推广适宜种植的新品种或某种养殖类型。此外，沟通外界科研院所的优秀品种，与本地气候、土壤条件对接，也是大学生创业群体能做得来的事情。事实上，这样的创业组织一般会出现在同一批次大学生村官任期的后半段，他们通过日常工作或早期创业熟悉了本地基本情况后，开始在对外联系、聘请技术力量、建立市场合作关系上用力，并尝试在熟人亲友或邻届村官群体中加大对事业的宣传。以集群形式出现的青年创业者，更容易得到上级部门的注意，也易于动员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在调研涉及的承德、秦皇岛青龙的近几届大学生村官群体中能辨别出至少四组大学生村官间的联合组织。
在需要较大先期投入的项目中，很多村官动用了大学生村官群体网络，在这样的创业中，更容易自发形成具有一定组织形态的、共同集资的创业群体。在一个以农产品销售电商平台为主体的大学生村官创业项目中，项目的资金来源于相熟的大学生村官，他们共筹集了6万元，每人等额入股。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集体作战的模式。在电商平台初期销售量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的集团作战方式着实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几个村官分头做市场调查、宣传推广，并利用大家的人际圈子寻找潜在用户。项目因此能较快捷地接触各种类型的消费者。这样的村官创业群体，相比于个体村官的单打独斗，更容易引起上级的注意，并容易被纳入重点扶持范围。2.来自村委会和“上级”
相比于一般的创业青年，村官因其体制内的正式身份，可以通过正式途径向所谓“上级”和村里求助。来自上级的帮助可以体现在各种意想不到的细节上，如可对村官创业项目的选择提供必要的政策倾向性信息和行业信用甄别信息。
上述村官电商创业项目，不仅从上级得到创业贷款，得以扩大经营规模，还在组织部门的协助下入驻当地创业孵化园区。这对于初创阶段的项目是个非常利好的事情。这个由当地政府搭建的孵化平台，为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了方便的融资途径，省去了供需双方的搜寻成本。对于投资方，体制内背景的村官项目，具有由体制本身提供的先期认证和终极背书。据村官讲，“只要项目好，在这里都能得到融资”。
能够得到上级或村委会更多惠及的项目，一般在设计之初就需与村庄发展规划相结合。赵献龙结合村里规划——扶持食用菌、设施菜及大田作物，并根据当地村委和技术能人（这两者常有重合）的建议选择相对投资小、风险低的品种。而后期带动村民的策略首先得到村两委授权，并以自身实践产生号召效应。其间借助村官自身对政策信息的灵活把握和能够直接与政府相关部门对接的优势，为其争取小额贷款，以2万～3万元投入带动10万元贷款。村民种植万寿菊、甜菜净利润达到1800元/亩，总共带动就业人员50余人。
从统计结果来看，约有1/3的创业大学生村官争取到了政府的无息贷款和扶贫资助，这对于创业初期的项目有很大的撬动作用。而这种优惠贷款的获得，也与时下的政策导向有关。有村官明确提到，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政策对草创期的事业成长有作用。
规模种植等主体落在村子里的创业项目，最首位的就是得到利益相关群体及村委会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对很多开展类似项目的村官，首先遇到的棘手问题，常与技术、自然气候等因素无关，而要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就要面临从农户手中租赁土地的问题。在村官描述中，经常的情形是，总会碰到“一两户钉子户”。遇到这种情况，关键是如何向涉地农户讲清利益分配方案，以获得应许。从村官们的记叙看，要得到这样的应许似乎别无他法，只有一趟趟地上门磨嘴皮子。每一次登门拜访，实质上都是对双方利益的进一步明确与调整。而这样艰难的谈判，对刚入手村里事务的年轻人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于是，资历尚浅的村官们很自然地会向村两委求助。如果当地村干部在群众中威信尚可，则来自他们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当村干部认识到大学生村官的项目可以成为村子发展一个亮点的时候，会动用村两委的各种资源来推进大学生村官的创业项目。钉子户不同意出让土地，无非觉得补偿与期待有差距，那么就需要有各种变通的方式，补偿其损失。而这样微妙的利益平衡，并非初涉村务的毕业学生能掌控的，这就需要村干部从中斡旋。一个村官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在征地过程中，有3户百姓就是不同意，谁去做工作也不行，闭门羹也没少吃，村两委班子轮番上阵，还是没有拿下，后来我们就赶着中午去他家找他做工作，中午太晚了就在他家吃饭，基层群众都是很热情好客的，一连去了七趟，情、理、利、法说个遍，当我们第八趟再去的时候他终于松口吐话答应地可以租出去。后来了解到他认为地租有点低，我们通过在园区多给他找零活，来补差价。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了。”
在另一些案例中，村委会对创业的支持，体现为提供各种优惠措施，如准许村官进入种植园区，并予以低廉的租金或灵活的收费方法。“得到了园区的照顾，只需要拿出5000元，便可以租到两个棚，到时候园区会把废弃菌棒回收抵做水电费，两个棚里可以种植菌棒2万棒，如果一棒收入2元，2万棒就可以收入4万元。”在一些情况中，来自村委的支持可能是潜在的，如免费使用村里的房子做产品的设计室，也可能体现为由镇政府和村委会提供创业贷款担保，这些都是大学生村官基层创业强于一般创业的各种体制内优惠。这样的体制内优惠，源于村官群体具有来自公共机构强力部门提供的背书。3.来自经营大户的支持
寻求支持的策略还包括与周边民办企业家或种植养殖大户的合作。对于缺乏实际经验的大学生村官来说，能在创业初期遇到愿意和自己一同共业的区域企业家，是很幸运的。有着较丰富基层实操和企业运营经验的本地企业家，为年轻村官提供了更多在经验、能力上有所提升的机会。
与村中大户结合的好处之一是，可实现与社区精英网络的结合。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这样的产业精英网络提供了创业产品销售渠道，创业者可以成为这一渠道的供货商，从而能够较方便地进入成熟市场。而在后继的运行中，创业者需要逐渐依据先前经验自主寻找外界渠道。对外界市场渠道的寻找，关键的一点是如何获取剧烈变动的行业信息。而此时介入社区精英网络的优势也能凸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社区内部的生产者，并不完全是一种竞争关系，而更多地类似于一种合作网络。这个网络为其中的创业者持续地提供信息，从而有助于其调整自身的市场策略。
需要说明的情况是，社区内产业精英与村两委主要成员常有重合，可以总称为村干部企业家。对于刚从校园走出，没有什么社会资源的大学生村官来说，很多时候是借力创业，利用村子里已有产业，发现商机，寻找合伙人。由于他们一般是被分配到陌生的村子里，最有可能愿意与他们合作的群体往往是已有创业意向或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村干部企业家。即使有村委成员的帮助，初创项目由于人工成本、管理成本以及市场判断等原因，还是有很高的失败率。已有自己企业的村干部合作者，较一般村民有更大的试错和抗风险能力。这无疑也是优秀合作伙伴的另一种特质。
至于以社区内部合作组织推动产业集合的项目，需要对这些合作组织的基本构成做出具体分析。对以社区产业大户为联结，以扩展区域特色产业规模为目的，以达到节约成本、提高抗风险能力的专业合作组织，其实质是社区内部的产业精英联合体。在这种情况下，年轻村官当然很难发挥决定作用，即使其能在勾连政策咨询上提供帮助，起决定作用的推动者仍由社区内部精英担当，并实际说服社区大型农户参与，促成合作社内部向心力。五 技术：跟随型与自主型
从对大学生村官区域种植性创业项目遭遇首轮失利的首要原因分析来看，60%以上是由于技术及品质把控问题。由于新品种对水、肥、土壤及配套设施都很敏感，创业第一年的青年村官常常要经历各种心理折磨。引入药材种植项目的李颖，因为药材发芽对水分条件要求很高，水利设施的恰当安装和使用以及对桔梗发芽状况的控制，成为突出的问题。由于经验不足和不可预测的天气变化状况，创业差点在初始阶段就泡汤。
特别是在新产品引入中，关键技术细节如何获取，由谁在生产过程中真正掌握关键细节，以及在生产出现技术性困扰时向谁求助，成为年轻的创业者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项目是否可行，以及创业团队中不同群组在利润分配中的地位。
大学生村官王世凯参与有办企业背景的村干部搞起来的葵花榨油项目，“在油葵榨油生产的过程中，要想保障榨出高品质的油，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榨油技术的完善和榨油工序的完备”，这样的关键技术不仅涉及设备投入，还涉及生产流程中关键诀窍的掌握。高技术投入与高资本投入相互重叠，这凸显了年轻创业者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成熟企业家一起搭伙的另一种优势。后者能支付前期的技能学习成本和对技术人员的聘请成本。但即使如此，在王世凯的案例中，由于技术管理上的差错，还是出现了重复投资现象，造成本来就很稀缺的创业资金的浪费。同时，要看到，相比于由村官完全白手起家、自己摸索技术的创业案例，虽然直接借力参与技术-资本高投入项目，避免了青年村官的先期投入，但也使其在整个项目中的自主性大大弱化，他们在这样的项目中缺乏决策权。而这样的管理训练对其之后在创业领域中的成长却相当关键。可以将这样的创业类型称为跟随型创业。
在跟随型创业中，由于大学生村官很少具有相关技术背景，其也就很难处在生产管理的要害位置上。大部分跟随型创业村官，一般会被安排在相对次要的财务管理、外勤等岗位上。但大学生村官借助自身独特优势，还是有可能在技术问题上有所贡献。刘竞泽在参与本村食用菌生产项目时，依靠上级政府，找到政府内部负责种植技术的相应部门——“乡镇食用菌办公室”，请来食用菌种植专家对生产过程进行全流程指导。这也是村官的相对优势，即可以较便宜地动员政府资源，为创业团队提供软实力上的帮助。而低成本请来技术专家对新项目的进展有很大助益，因为这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成本、搜寻成本和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聘请成本。同时，可通过政府内部资源解决技术问题，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此类产业是当地比较有积淀的产业。事实上，在某些新品种引入型创业项目中，本地政府内部技术人员也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虫害困扰解决方案。
相较于跟随型创业，在村官自主型新品种生产创业中，大学生村官则要更独立地解决生产技术问题。刘美霞决定在当地具有一定潜力的山野菜生产上做文章后，首先要搞明白的就是从哪些途径获取可靠的、适宜本地自然条件的品种。最终她选择引进沈阳农业大学的品种，而后者也同时提供虫害防治技术以及紧急性顾问支持。选择外地高校提供相应技术指导有无奈的因素，在刘美霞的选项中，可以寻求帮助的还有本地政府部门的农业技术专家和当地的种植大户，然而在一次几乎让新品种野菜种植前功尽弃的虫灾后，她认识到本地农业技术专家，只适合一般性技术控制，而对一些本地没有种植的特殊品种，显得很乏力。而种植大户，主要提供当地种植基础性经验。
与跟随型创业相对，在自主型创业中，青年创业者要独立摸索整套技术过程，包括品种选择、习性考察、中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虽然这个过程必然伴随许多艰难，但在整个过程中，村官都是生产信息的集成者和掌控者，这样的优势，在项目度过了早期摸索阶段，进入稳定阶段后，就会越发凸显出来。相较于跟随型创业者，作为技术掌握者的村官可以自主选择合作伙伴和合作方式，可以把握技术在周边民众中的推广程度，更为重要的，他们是最终利润的实际掌控者。
事实上，大学生村官自主选择的创业项目，在初始筛选阶段就要考虑后期技术指导的可获得性。闫安选择做油松苗培植这一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可以从林场亲戚那里学习苗木种植技术。然而，即使如此，作为一个项目的第一把手，还是要对关键技术有所掌握。这就涉及在种植过程中对各种关键指标做出正确判断的知识习得，这些东西对一般农户来说是长期的经验积累，而村官要想在短期内掌握，则需要“四处打听，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但操作技术上的不成熟仍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弥补的。闫安的林木项目第一年产量低，且品质不过关，就是因为出现了一些在成熟农业生产者看来几乎是常识性的失误：“树苗的正常培育期应该在4月份，而自己培育期是在10月份，导致树苗没有足够的生长期，使树苗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如果说，技术在种植业生产型创业中，是作为某种关键性因素存在的，那么在另一类创业中，“创新性技术”则成为项目的核心。虽然这种类项在调研涉及的大学生创业总体中所占比重极小，其在实质上与其说是农村项目创业，不如说更接近于工业设计创新项目，但也显示出在农业生产更加专业化、智能化的背景下，学生村官创业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种植领域。有一个村官利用在大学阶段设计的延时喷灌装置，将其与大棚对接，以适应设施农业对自动控制的要求，设计开发了设施农业智能控制器。这个创业新项目的设计者是在农村工作的村官，虽然与时髦的设计理念相比，整个研发过程还处于设计初级样品阶段，但显然其市场定位是相当明确的。据设计此项产品的村官介绍，在承德地区，一般的设施农业的温室控制水平相当粗陋，而实现了智能温控的设施又存在联动性不佳、操作性不足等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缺如，创业团队将其产品定位于无人值守、可定制模块和环境控制等方向，并定位于中小规模的农田和园林绿化领域。虽然这个有些特别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在技术层面上还处于收集数据、改进产品阶段，但这个项目更具意义的地方在于，村官能够在农业领域将自己大学所学学以致用。特别是在考虑到很多村官在基层做的日常工作与四年专业训练几乎毫无关联，造成了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一普遍情形后，这一项目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六 案例：两个旅游项目的比较
第一个案例来自大学生村官尝试做的民宿餐饮项目，原计划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快让村官体验到了土木之工不可擅动的道理，主体房屋建设轻易就超过预算，项目遭遇资金瓶颈。而这时农场租地费用、建设大棚费用还都难以筹措。于是创业村官尝试了他能想到的所有筹款策略。最开始是向银行贷款，但由于项目尚处于初期，银行不予贷款，或要收高额利息。接着是求助政府，但回应缓慢。最后只能动用家里的积蓄，“所有积蓄都投了进去”。
第二个项目则是一个大学生村官创业团队开发的旅游服务类项目。在介入这个项目之前，团队中的有些成员已经放弃了至少三轮项目设计。杨程媛这样总结自己之前的尝试或策划的创业项目，“最开始想做特色农产品加工，但感觉品控技术难以把握；后来尝试果脯产品，但发现市场需求有限，缺乏资金难上规模；之后又考虑村里的秸秆再利用，但当地山区无法机械化”。最终，这个团队在对若干创业项目淘汰和思考后，向低资本投入且能发挥青年人无形优势的服务领域靠拢。
项目设计人之一的大学生村官董凯，用浪漫的语言描写项目的初衷，是任期早期对村庄的考察让他看到村庄中尚在沉睡的资源：“农村里有很多优厚的资源都没有被利用起来，比如春天满山杏花、桃花、梨花，无人赏识；秋天到了，苹果熟的都掉到了地上，前来采摘的人却寥寥无几；纯天然的柴鸡蛋、小米质量都很好，但就是没有销路。”
这个团队集体设计的旅游产品是以自然资源和天然农副产品为主打、结合文化交流、带动乡村个性化体验的旅游项目。项目团队作为中间连接组织，整合农户资源，得到乡镇政府在资源协调上的支持，并承接了政府向其发包的一些区域文化活动。
这一旅游服务性创业项目，还得到了村两委的支持，体现为一种合作的关系：一方面创业项目本身，能够带动村民提高收入，解决部分村内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很自然地成为村庄工作的亮点；另一方面，村两委也在项目团队与村民谈判时，扮演了协调人的角色。
项目市场定位为私人定制的游玩路线，主要面向自驾游客、驴友和骑行俱乐部等特定群体，是一种在旅游产品设计上的创新。而这样的产品设计也与期望对接的资源渠道相关。在构思阶段，团队就认识到，这样的旅游产品必须得到上级支持，从而有意识地在策划上更多“体现当地文化底蕴”。和政府宣传口径的主动对接，可以使其更容易在“业务指导、技术培训上得到扶持和政策上的支持”。项目也如愿借助政府建设美丽乡村之机，入驻大学生创业园。项目以举办活动的方式带动当地特色土产品销售，具有一定的公共服务功能，事实上承接了乡镇政府的部分经济功能。这也与村官身份——既属于体制内身份，又有一定的灵活自主性有关。
在民宿餐饮项目的最初设计中，大学生村官们也很清晰地意识到要配合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即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将区域“现代农业与旅游观光结合”的发展定位与项目本身“以生态农业为突破，将旅游观光、休闲、生态环境改善”的目标合在一起。但之后的开发节奏，与创业计划并不同步。负责人吴桐写到，在整体设计规划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是如何把规划思路落实到农场设计中。创业村官感觉到设计还是缺乏新意和新鲜感。在这里，问题并不是方向性的设计思路，而是如何使宏大的区域定位与微观的个人的创业设想真正结合，缺位的是某些中观环节。这些中间环节，包括如何找到有效的途径而从区域定位中分一杯羹，如何将创业创想与公共资源掌握者具体的政绩目标导向相切合，以及如何掌握足够的操作和掌控能力使项目结果真正体现既定的方向。显然，这里的每一个问题对于刚从象牙塔出来的青年人来讲，都是不小的挑战。
反观董凯等的项目，至少在以下三个关键点上是值得圈点的。
第一，将项目核心定位于一系列新理念的实践深化和技术手段上。项目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时髦的设计理念，比如利用众筹等流行的商业模式，通过手机APP定制个性路线，通过团队提供服务、物品折抵现金，同时配以自媒体宣传。这样具有时代特色的设计，能将大学生村官对新事物较敏感、与市场目标人群具有相似消费心理和品位的特质发挥出来，同时避免了进入他们所不擅长的传统强投入领域。
第二，在项目推进的初始阶段就积极与公共资源对接。项目的第一桶金可以视为政府区域战略的某种外包，这就使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名正言顺地得到诸多来自行政力量的支持。
第三，团队作战。“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曾独自尝试过创业项目，结合在一起利用各自的经验和智慧，有利于避免项目设计上的疏漏。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青年创业团队更容易获得上级的注意，从而更容易拿到资源。七 创业周期性与项目调整
创业第一年是最艰苦的，对于单个奋斗的创业村官更是如此。原本计划带领村民共同干，后来基本上被一个更切实的认识取代——“只有让村民看到成功，他们才可能愿意和我们一起干”。如果首年创业项目进展顺利，产生了一定效益，往往是在第二年，类似“大学生创业+村民参与”的合作社模式才会得以确立。
遇到的挫折，不论是来自自然气候、病虫害，还是来自市场波动和需求链断裂，都会让创业初期的项目摇摇欲坠。但也正是在创业中种种不可预测的困境中，学生村官创业者对经营策略的把控能力有所成长。对于扩展外界市场，小型创业者的早期策略仍是简单而原始的，基本是对县域范围内各种潜在用户拉网式的走访、推销。这样的推销，精准性低，且要耗费大量时间，但从调研接触到的案例看，其确实是打开区域市场的一条可行路线。新产品初期如何能让消费者接受？一般的策略是通过大型客户来做推销，如与农家乐、企事业单位食堂合作等。
而将市场定位集中于相对小的区域范围，也是小规模创业的一个特点。在一个由村官参与推广的葵花籽油项目中，最初始的销路就集中在村镇范围内，而另一个食用菌产品案例则集中在县域范围内。这样的范围是小型创业团队能够低成本把握的，也便于及时回应客户需求。另外，大学生村官的创业产品，也常借助熟人网络销售，包括在同学开的实体店销售或由亲戚朋友的公司集中购买等。
随着对市场特性、消费习惯以及种植品种优先顺序等的认识不断深化，初始设想会不同程度被调整或替换。村官创业项目实现首轮盈利的时间各有不同，约40%的项目是第一年就实现了微弱盈利或达到收支平衡，在之后一两年却接连遭受挫折。而另一些则是头一年受挫，在之后却咸鱼翻身。经过受挫和盈利，创业阶段的首轮算是结束。一般在第三年，尝过了受挫的苦楚和盈利的甜头，年轻的村官对于市场情势、品种技术特点和能得到的资源都摸到了些门路。村官们开始在规模、品种、品控等方面采取新的突破措施。
这样的突破包含两个层面：扩增规模与扩展品种。前者在技术特点比较简单、不需要更多劳力投入的品种上更为明显。种植树苗的闫安，在第三年就增加流转土地20亩；而对于在山顶种植特色果榛的李芳，在创业事迹获得各方面的关注后，也在考虑推广项目。相对于经营规模的扩展，产品品种的经营多样化显得更普遍些。这里既包括养殖业与种植业的结合，也包括向相关品种的扩展等。
产品的多样化经营策略也与青年村官创业特点相关。村官创业往往是负债小本经营，经不起折腾，这就使他们会选择更容易实现短期效益的品种和项目，至少要让不同回报周期的作物交叉种植，从而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刘美霞写道：“目前合作社的品种主要有龙芽、芦笋、山芹菜等几种野菜，全部都是多年生植物，一次种植，30年受益，然而，用种子繁殖，基本都要三年后才能见效，而很多农民都接受不了一年没有收成的这种感受。因此我们除了增加蒲公英、苣荬菜，又增加了秋葵的种植。秋葵不仅生长周期短，而且经济利润高，一亩地便能达到上万元的收入，不仅缓冲了多年生野菜生长年限长的弊端，而且给农民创收增加了一条渠道。”
这样的多品种经营，也成为村官与成熟生产者竞争的一个策略。特别是对那些由于创业初期技术经验欠缺，产出偏少、品质不稳定、利润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项目，更需采取这一策略。承德村官一个黄瓜种植项目由于产量偏低，每个大棚净利润不到2万元，明显低于周边种植大户。其之后采取多个新品种分季度种植等方式，尝试弥补在特定品种技术上的劣势，并尽量避免与成熟生产者正面交锋。与一进入市场就要面对周边成熟种植者的既有品种介入不同，从一开始就在尝试全新品种的创业者，在撑过技术不稳定阶段后，市场主动权会逐渐显现。引入特色果榛的李芳，在创业的第四年已经成为区域内该品种技术标准的推广者。
走上稳定期的村官，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来弥补特有品种在销售空间、运输等方面的局限。如蔬菜种植项目，就要解决长途运输和异地销售的短板，从而要在深度加工、存储技术、控制规模等方向上做出投资调整。
村官在有一定创业经历基础上，一般会在社区农户内部推动合作社。这是实现其“初心”——所谓带动农户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村官这个群体不同于一般创业青年的地方，这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级组织”对这个创业群体的期待。当然，创业项目进入新阶段，必然要面对内部扩展和外部稳定市场容纳空间的需求，这也是推动村官们以合作社为载体在多层面上拓展项目的重要动机。张颖在初期药材尝试性种植后，开始围绕药材产出和出售，以合作社为平台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推行“农民+合作社+市场”模式。她在合作社中长期聘请技术人员，提升了新产品农技对农户的可达性。这样合作社的一个显著效果是，能在短时间内扩大农户对特色农产品的接受度。
与前述精英俱乐部性质的大户联结合作社不同，自主型创业村官推动的社区合作社更多体现为与中小规模农户的联结。这样的趋势在新品种开发型创业中似乎更为明显。这样的倾向，一定程度上与村官创业更可能被赋予的“扶贫”“带动村民”等公共服务属性相关。而从产业介入门槛来讲，相对于既已由社区精英在市场信息、技艺和规模效应等层面上达成事实垄断的成熟品种，新品种在技艺和市场上对社区内民众的机会是相对平等的。而且从人际沟通来讲，大学生村官基本上与村内盘根错节的血缘和大姓网络没有什么瓜葛，一般普通社区民众与其沟通合作，要付出的人际成本和人际风险要小得多。
父辈就曾带动村民合作社的杨国清，在进入合作社管理岗位后，加强了合作组织作为产业服务的供给者的角色，并加强了对当地市场情况的分析，其拓展服务领域的策略是从农户的需求着眼，寻求可以提供合作化服务的方向。杨国济在合作社运营中，就很清楚地计算了当地农户的投入产出情况，并发现农户对安全可靠的马铃薯种子及科学管理有需求。其后着重从对马铃薯产量起关键作用的种子入手，在区域范围内搜寻信誉可靠的种子提供商，并让合作社充当种子提供商与农户间的中介组织。种子品质出现问题，由合作社与公司协商，并主动承担部分赔偿，以降低农户风险。
在服务类创业领域，学生村官们也常利用自身优势，围绕主打产品提供综合服务，提高区域市场的认可度。做农产品综合购销服务平台的霍金磊，以前开过淘宝店的经历成了他提高产品亲和力的有利因素，他还通过为村民提供信息咨询、手机维修、电脑故障排除等辅助性服务，提升了村民对他的信任感。这实际上也形成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礼物的馈赠。这种多元化的服务产品路线将自己创业与服务村民相结合，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同时，借助公共培训，可扩展村民对现代物流运营方式的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村官创业项目在稳定阶段，各种策略选择与其所能达到的政策导向目标及区域内相关行业积淀有关。如一位尝试综合服务平台的村官表示，其推动电商平台是受到京津冀地区推进的“互联网+”政策的影响。而在另一些创业项目中，村官们则积极寻求与区域内已有特色经营行当的嫁接。
项目从初期的合伙制或单打独斗向纳入更多村民的社区合作或劳动力雇佣阶段迈进，会涉及更复杂的内部管理问题，虽然达到这个层面的村官创业项目相对较少。对于基层创业者，其管理对象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技术上，特别是对需要一定操作能力的产品深加工工序，如何让缺乏训练的农民准确掌握生产要领，如何将自身的理念变为团队的共识并予以执行，成为下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八 自我调适
前文已述，目前大部分大学生村官被分配到乡镇一级政府，协助处理日常工作。而在一些已经有成型产业的村庄或缺乏相应资源的村庄，村官并不容易找到个体的创业空间，只能是“融入村庄的整体发展中”。在细碎的工作中，大学生村官常难以感到自身的价值。事实上，从多地了解的情况看，这种状态是大部分村官的“日常状态”。相比于少部分迈开创业第一步的村官，更多的青年村官是作为类似基层文员的角色出现。在这样的角色现实中，越是心中曾有一番抱负、不甘于生命平庸流逝的青年，越会感到迷茫和困惑。在这样的自身期待与现实角色的冲突中，有极少部分人冲破藩篱，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而另外的人，则很大程度上依赖对自身定位的调整，来缓和内心的焦虑感。一位村官这样描写他的心路历程：“我做的工作既没有轰轰烈烈的项目，也没有让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能融入农村发展。开始，我有过困惑和迷茫，看不到工作的意义和自己的价值，甚至想过离开……我渐渐发现，村里很多工作都需要我：创建各种村民档案、活动方案以及撰写工作总结需要我；活动现场的拍摄、信息的报送需要我；在网上登录系统才能办理的工作需要我……在各种被需要中，我慢慢明白，其实被需要就是我的价值和意义，只要有价值和意义，平淡中一样能拥有绚丽的人生。”第二编[1]新农人看农村乡村风景（杨程媛摄）导言：大学生村官眼中的农村问题：观察与思考
以下导言部分采用的主要素材来自大学生村官对基层认识的自述，笔者加以整葺，并结合自己的一些研究和思考，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北方农村，特别是农村环境问题的概览式介绍。听年轻村官的讨论、读他们写的文字，时而为那些不容回避的问题痛心，时而又为他们深入的思考赞叹。沈原教授说，社会学曾有着悠久的、扎根社区的传统，社会学不应只是做数据分析，更可以成为一种有行动力的学科，这就需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参与下面讨论的大学生村官，大多有自己多年的基层创业实践，而学院训练使他们能更清晰地表达所看到的问题，而更可贵的则是青年对故乡、对农村发展的赤诚之心。一 化学农业的另一面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所谓绿色革命在中国展开，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绿色革命一般是指以农药、化肥、高产品种为代表的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这场农业生产领域的“革命”，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依靠政府或大型企业集团资助，实质上是农业这一古老领域生产范式的深刻变化。根据大学生村官在基层的观察，普通农户对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无序施用和高度依赖，导致两方面不容忽视的现象。
第一个方面是对农业生产环境造成危害。虽然化学农技对农作物产量增长有着显著的作用，但缺乏科学指导的无序化肥施用致使土壤板结现象日益严峻，农作物根系生长受阻，保持水分和抗倒伏能力大大下降，遭遇异常天气，很容易出现大面积减产。化肥过量施用还破坏了土壤原有微生物构成等，使当地一些优良的果蔬品种抗病虫害能力下降。而国家早已明令禁止施用的农药，在农村地区仍是大行其道，虫子发生变异，抗药性增强，又加剧了更多农药投入的恶性循环。一些在农村长大的村官，忧心地描写土壤的变化：“记得小时候能用脚踩出大坑的土地已经不复存在了，到处是板结僵硬的土地”，益虫益鸟也基本绝迹。此外，有村官认为，专用性除草剂固定了土地种植品种的生产能力，造成土地施用该除草剂后再也不能种植其他作物，对土地种植结构的深刻影响堪忧。在整体生态层面，化肥过量施用加剧的土壤板结化与除草剂对山区植被的破坏，还加速了内蒙古草原向京津冀过渡的冀北一带地区的沙化现象。
第二个方面是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健康的危害。在传统农区，土壤常成为各种污染物最终的集结地，90%的污染物最终滞留在土壤内。土壤中的污染物质会向水体中迁移或流失，附着在上面的重金属能够进入大气，并在更大范围对空气、水环境造成污染。从生产端来看，市面上的农药一般含有DDT、六氯化苯、六氯苯、硝基苯酚、二氯苯、氯丹等毒性成分，在施用中，农户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常会出现皮肤红肿、晕厥等情况。近些年来，在农村地区高发的偏瘫、心血管疾病等与此不无关系。
年轻的村官指出，基层农户各自为政的生产状态，是导致农业生产化肥、农药无序施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农资的供应商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本不会顾及化肥、农药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农户生产缺乏科学指导和规划，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事实上，农户对化肥、农药的投入与所带来的边际产出之间的比例，已经很不协调。而在农村推行土壤保护工作，更是遭遇“没人愿意听”的窘境。
从技术社会学角度看，传统农耕过程，需要农业耕作者掌握诸多参与生产过程的信息变量，需要了解土壤、种子及堆肥等信息，在作[2]业中，农家通过在长期经验中形成的多样性技艺信息的存储，来做出判断。因此其在传统农耕过程中处于关键性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东方农耕生产-信息回流中，作为多样性技艺信息的存储掌握者的“农家”不仅是一个个体概念，而且是基于族群、血缘网络连接的传统社区，往往根据对时令、作物生长规律等信息的判断，开展协作、互助和信息共享。也就是说，村社是作为社区秩序、耕作技艺组织的整体而存在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