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培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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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死人的故事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迷死人的故事
作者：郑培凯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3-01
ISBN：97875495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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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今朝有酒且神游
读书有感，不吐不快，是读书人的习惯。有相知的朋友，可以相互讨论，分享心得，是一大乐事，如陶渊明说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平素读书，却是经营孤寂事业的情况为多，像柳宗元诗句的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个人在书桌前孜孜矻矻，独钓寒江雪，并不一定意在知识的渔获，而是习惯了寒风钻进蓑衣可以提神的宿命，面对苍凉的严冬大地，读前人生命感怀的记录，我读故我在，与古人共享历史孤寂的滋味。当然，读书不总是为了体味历史的孤寂，而经常能得到有用的知识。只要不是跟自己过不去，饮鸩止渴，浪费生命，去读当代流行的垃圾书，澄心静思，读读古书，都能有助思辨，让人理解知识结构的历史演化，思考文明发展的意义。读一本传世久远的经典，开卷总是有益，虽然一开始感到艰涩，可是就像聪明而有耐心的乌鸦，把分分钟钟当作小石子，扔进书籍的水瓶中，功夫不负有心人，早早晚晚，能够喝到书中的智慧灵水。
读书而得启发，就有感想，有了感想，就要记下，以免灵感像一阵风，转头就忘了，去似朝云无觅处。我读书的习惯，经常和古人一样，把感想以批语的形式，直接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脚上。有时洋洋洒洒，一发不可收拾，占满了书页原有的留白，抹杀了书版设计的视觉美感。眉批、旁批还不够，胸中块垒还得继续宣泄的时候，就只好另写札记了。写札记与随手批语不同，不仅是记下吉光片羽，还得说出个道理，解释“问题意识”，为什么非得大张旗鼓，喋喋不休。想来古人也有同样的经验，读书而有感想，就在书上写批语，感想太多或有所辩驳，就需要写札记，由此而衍发成文章。有些札记，长篇累牍，非常认真，或许还有传世不朽的用心，像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就不是随手写下的杂感，而是博览群书，考证论辩，累积成学术研究的材料。
余生也晚，属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婴儿潮”，成长在六十年代，不知不觉接受了现代学术的实证研究训练，又经历了七十年代质疑现代主义的文化反思。读书写札记，居然符合傅斯年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要求，不只是做一个书房里读书的读书人，还有了强烈的平民意识，不怎么信任士大夫阶级的学术霸权观点。图书馆里找文献还不够，还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讨论历史问题，非得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去观察一番，想想不同立场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处境，否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记得以前读英国史学家柯灵乌（R．G．Collingwood）的《历史的观念》，里面说到他回到历史古战场，似乎听到了人喊马嘶，剑矢交击，在想像中身历其境，进入一种历史“幻觉”（hallucination）的状态。有人批评他，说这不是客观的历史认识，是“哲学幻觉”，把现代的个人想像注入了历史研究。我倒是觉得柯灵乌所说的“身历其境”研究法颇有道理，让我想到司马迁“行万里路”的经历。《汉书·司马迁传》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足迹几乎遍及当时所知的世界，可谓见多识广，通达世情，才能写成“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写札记，没那么大的野心，不过，研究一个小问题的时候，还是结合了自己的经历，以狮子搏兔的精神，全力以赴。把中国文史相关的札记收成一辑，从黄帝大战蚩尤说到陈寅恪有个间谍弟弟，有些故事十分迷人，却也汗漫无际，有似陶渊明饮酒诗序所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自娱可以娱人，自乐也可以乐人，故不妨题书名曰《迷死人的故事》。迷死人的故事黄帝战蚩尤一
小时候对上古历史的理解，多是道听途说而来。即使是从书上读到，那书上的知识也多半来自道听途说，不十分可靠的。
最知道的当然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黄帝，知道他发明舟车，奠定社会组织；他的妃子是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他的臣子仓颉，发明了文字。他还有件伟大的功绩，就是战败了蚩尤，消灭了侵略的暴虐势力。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黄帝大战蚩尤，就是善与恶的斗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文明与野蛮的斗争、中国人祖先与蛮夷的斗争。
年纪渐长，才知道书上讲的黄帝事迹，大概不是确凿的历史，而是上古传说，是英雄神话的历史化。而众凶之首的蚩尤，情况更为复杂，恐怕并不是坏蛋，并不是邪恶的代表。《山海经·大荒北经》先说：“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后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前一则传说，是有翼的龙先杀蚩尤，后杀夸父；后一则是应龙本事不够，用水攻无法制服蚩尤，黄帝只好再请出天女旱魃，让旱灾肆虐，才杀了蚩尤。
这就引出了一大堆疑问：夸父不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吗？为了逐日而死，身躯化成了大地桃林，不是造福人群的吗？黄帝派应龙杀他，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是逐日而死的？黄帝大战蚩尤，先是制造水灾（应龙），后再制造旱灾（魃），不是全无民间疾苦之念，为了战胜蚩尤，不惜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吗？《山海经》记应龙杀了蚩尤与夸父之后，“不得复上”；记女魃杀蚩尤之后，“魃不得复上”。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黄帝为了消灭蚩尤，不惜从天庭请来水灾与旱灾助阵，结果就像爆发了核子战争，造成了永远的核子灾难。是把敌人消灭了，杀了蚩尤与夸父，可也造成了人间的水旱不断。那么，黄帝的仁义何在？二
读《山海经》，对黄帝的仁义产生了一些疑问，大概会引起有些同胞的质询：怎么可以对我们的祖先不敬呢？很抱歉，并非故意不敬，是古书记载的材料如此。好在《山海经》是汗漫不经之言，是神话传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关于黄帝大战蚩尤的故事，《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说：“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
这段记述透露的消息更是有趣，可以列成几个重点：（一）蚩尤有一帮铜头铁额的小兄弟，又造了兵器，掌握军事力量，统治天下，实行暴政。（二）老百姓要黄帝夺权，黄帝就“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替天行道了。（三）黄帝的仁义之师打不过蚩尤的军事武装部队，幸赖上天之助，派玄女带来了秘密武器（具有核武器威力的应龙与旱魃？）打败了蚩尤，统一天下。（四）蚩尤死后，天下大乱。黄帝再假托蚩尤形象治天下，老百姓以为蚩尤还是天子，万邦顺服，天下大定。
这条材料中的黄帝是造反者，使用了神秘的“兵信神符”，夺取了政权，可是威信不够，还得打出蚩尤的招牌来统治天下。多读几遍，好像蚩尤倒是仁义之君，黄帝才是发动武装政变的军事强人，政变成功后还得假借蚩尤之名来治国。
到底是谁“诛杀无道，不仁不慈”呢？蚩尤血与蚩尤戏
黄帝大战蚩尤，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很多，年代又久远，衍生了许多不同的传说。其中之一是黄帝杀蚩尤之处，即是今天的山西解县，其地有盐池，呈现红赭色，即是蚩尤血染的结果。宋代王禹偁的诗《盐池十八韵》：“涿鹿城虽近，蚩尤血若何？”自注：“世相传皆云：盐池是蚩尤血。”
宋代富有科学头脑的沈括，对此不太认可，在《梦溪笔谈》中有所辩证：“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红，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这个山西解县，也是关羽的家乡。因此，当关云长逐渐神格化，变成老百姓膜拜的关帝之后，他的青龙偃月刀也在家乡大展神威，居然取代了黄帝的角色，杀了蚩尤，血染盐池。直到今天，地方上迎神赛会，演戏的保留剧目就有《关公战蚩尤》。
这个《关公战蚩尤》的演出，是非常正经的地戏傩戏传统，类似香港神功戏的作用，为地方上祈福祓祟，与土财主看《关公战秦琼》的笑话是完全不同的。
蚩尤的长相也有不同说法，其中之一是南朝任昉《述异记》所载：“冀州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是个半人半牛怪，和希腊神话里的Minotaur有那么几分相似。《述异记》还说：“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牴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牴。汉造角牴，盖其遗制也。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
汉唐之际的古地名冀州，指的是今天的山西中部，大概也就是解县一带。古代流行的蚩尤戏，还没有关公这个角色，却是戴着牛角，玩相扑摔跤的游戏。祭祀不用牛头，是对牛的崇敬，不敢用来作牺牲，因为蚩尤就是个牛神。所以，在黄帝战蚩尤到关公战蚩尤之间，还流传过一种类似斗牛角牴的蚩尤戏，真有趣。蚩尤是战神一
顾颉刚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引《管子》的资料，“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说明黄帝是得了蚩尤的帮助，才“明于天道”，知道如何统治天下的。那么，蚩尤所明白的“天道”究竟是什么？
根据《管子》的资料，蚩尤懂得如何熔铸金属，制造武器，生产戈矛剑戟。黄帝统一天下，靠的就是蚩尤提供武器，平定四方。这个说法，与正史所记黄帝大战蚩尤，最后擒杀蚩尤，当然是南辕北辙。但，仔细想想，把不同的说法都当做流行在民间的传说，口耳相传而出现歧异，那么，有两点要素，则是万变不离其宗：（一）蚩尤会制作武器。（二）蚩尤与战争有关。也许是帮着黄帝打别人，也许是黄帝征伐的对象；也许是黄帝的助手，也许是黄帝的敌人。《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到刘邦起义时，“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鼓，旗帜皆赤”。《史记集解》引应劭说：“《左传》曰，黄帝战于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黄帝战于阪泉，打的是神农氏炎帝，打的不是蚩尤。那么，蚩尤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看来就是帮助黄帝打败炎帝的军政部长或总司令。因此，刘邦带着一群兄弟造反，才会在祠祭黄帝的同时，祭蚩尤这位战神。否则，同时祭黄帝与蚩尤，难道是祈求两位神灵打得你死我活？那样对刘邦揭竿起义，推翻秦室，有什么帮助？
此外，《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讲到秦始皇东游，齐地有八神，“三曰兵主，祠蚩尤”。明显是以蚩尤为战神。《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说：“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是以蚩尤之名，来指刀兵四起的彗星，就像西方神话以火星为战神的道理一样。司马迁还告诉我们具体的实例，说元光、元狩年间，“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就是不断的战争征伐。
所以，蚩尤就是战争。所以，蚩尤不好。二
有学生问我，野史中的蚩尤资料十分有趣，正史里究竟是怎么讲的？
要说正史，先看看《史记》。《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一开头，就说黄帝大战蚩尤的事：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这一段文字，讲的是黄帝如何取代了神农氏，成为天下共主的经过。用后代小说家的语言，就是黄帝的“发迹变泰史”。
首先，是天下共主神农氏衰落了，没有能力统治万邦，天下扰乱，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于是，还没成为黄帝的轩辕就整军经武，讨伐不听话的诸侯，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此时，蚩尤的武力强大，还无法取胜。
然后，炎帝想要压服诸侯，诸侯都站在轩辕这一边，就有了阪泉大战，打了三仗，而且是利用了“熊罴貔貅虎”，才打败了炎帝。按照《史记集解》的皇甫谧说法，“《易》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则黄帝在成为黄帝之前，原来是和天下共主神农氏打了大仗，造反成功，夺取帝位的。
再来，才与蚩尤大战与涿鹿之野，擒杀蚩尤。
奇怪的是，正史既然说了一大通黄帝大战炎帝，为什么一般人印象中，只有黄帝大战蚩尤，而没有黄帝大战炎帝呢？是否因为我们以为蚩尤是暴虐的坏蛋，所以黄帝擒杀蚩尤，是正义之举。而我们是“炎黄子孙”，想到炎帝与黄帝大战，兄弟阋墙，心里不舒服，所以，有意忘记了？晋灵公不君《左传》文字亲切，故事说得跌宕有致，因为呈现了人物的个性，以极其简约凝聚的笔触，通过人物的言行与具体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活灵活现的历史。《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六〇七）说“晋灵公不君”，举了三个例子，非常生动。第一个是“厚敛以墙”，加重赋供，压榨油水，拿来绘饰宫墙，让宫室美轮美奂。接下来的两例，就更精彩了：“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这个国君实在不像个国君，居然筑了个台，拿弹弓打人，看人们躲避弹丸的惊恐之状，作为游乐之法。《公羊传》与《谷粱传》说弹丸打的是朝臣诸大夫，也就是打自己的亲戚部属，那当然就更不像话了。
第三个例子，反映了晋灵公不但荒唐，而且残忍，漠视别人的身家性命。厨子炖熊掌没有煮烂，居然就把厨子杀了，放在畚箕里，叫仆妇顶在头上，走过朝廷，弃之宫外。难怪让大臣看了，心惊胆跳，觉得他“君不君”，非出事不可。
晋国的两个大臣赵盾与士季，看国君如此乱来，只好商量进谏，劝灵公有个“君”的样子。灵公原先不想理会，后来怕纠缠，就说：“吾知所过矣，将改之。”士季信以为真，高兴得很，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谁想得到，灵公只是敷衍大臣，根本就没改，照旧胡来。赵盾只好再次进谏，把灵公搞烦了，就派了刺客鉏麑去暗杀赵盾。这天一大清早，鉏麑到了赵盾的住所，看到卧室的门已经打开，赵盾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准备上朝。因为时间还早，正坐在那里假寐。刺客看到这情形，感到自己要刺杀的人是为国为民办事的好人，便退出来，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于是，撞庭中的大槐树而死。鉏麑触槐而死，是对灵公的谴责。今天读来，却让人想到，春秋时的刺客深明大义，人格是如此高尚。楚王好细腰“楚王好细腰”，是古代常用的警句，用意是讽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并有警诫的意思。这个说法，十分形象，夸张讽刺之中，不失幽默，是先秦诸子喜欢引用的典故。《管子》书中提到，君主的意志会左右天下风气，主上喜欢什么，老百姓就会跟风：“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墨子》也引楚王典故：“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说的道理都相同，就是为君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与喜好，不能任性而为，因为老百姓会看风使舵，随大流而行事。楚王好细腰，臣下与妻妾就要节食了。
孟子从儒家角度讲德化，讲道德的“trickling down”（借用美国总统里根所说的“点滴向下”）理论，说了上行下效，接着就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荀子也是儒家，也讲道德修身，以德服人，就引了楚王好细腰的故事。《荀子·君道》里说：“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把君王比作容器，老百姓比作水，容器是什么样，水就跟着改变形状，所以，君王要修身，要有道德，老百姓才会修身齐家，建设和谐社会。君王不能齐家，任由儿辈胡作非为，滥用公器，化国家财产为私有，最后一定是民不聊生，天下大乱。荀子用典，指明说是楚庄王，虽与墨子说的楚灵王不同，意思是相同的。
荀子的学生韩非是法家，讲管理效率，从君王的角度来看“上行下效”的问题，认为这个“下效”基本上是一种蒙蔽主上的行为，因为只顺从君王意志，不管办事的实际效果，完全是表面的谄媚与文饰。上面要什么，下头就给你什么。《韩非子》说：“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很听话，像狗一样顺从，甚至“光拉车不看路”，像某些干部，也像某些英国殖民地的公务员。如此，一定是政情不彰，国事糜烂。
先秦的说法，到了汉代更为流行，甚至渗透到了民间，成了歌谣。《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的儿子马廖上疏，提出节约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就是统治阶层要以实际行动来节约，因为老百姓“从行不从言”。为了加强他的论点，马廖举出两段歌谣，一是流传了几百年的老段子：“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第二个段子是汉朝京城里流行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城中好高髻”这个段子，说的是老百姓的羊群心理。放到当今，就是看到城里人手提LV名牌包，足蹬Prada高跟鞋，也要学样，在田塍泥径上颤颤巍巍，像小脚婆那样行走。看到大小超人买股票，也不自量力，不辨黑白，分不清汤姆与查理到底怎么拼，一味跟风买进，最后当然是倾家荡产。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民主社会了，照说是民智大开，两千年前关于君臣的教训应该是过时了。然而不然，这两段歌谣好像还有现实意义。子游的地位
孔子三千弟子，其中有七十二贤人，也就是说，有七十二个杰出的传人。战国末期的韩非子说，“儒分为八”，是说孔子之后的二百五十年间，儒家学说已经分成八派。到底是哪八派，传承的脉络究竟如何，后世学者已经说不清了。大家比较清楚的是，孔子之后，儒家学说有孟子一派，还有荀子一派。至于其间的承递关系，谁影响了谁，如何由孔子的弟子，哪一个弟子，传给了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哪一位，如何造就了孟子与荀子这两大儒学思想家，由于资料的缺欠，难以理出个头绪来。
自汉代以来，两千年的儒学传统，有不少推测与辩论，然而，文献不足，很多情况是说不清的。近年来由于战国期间简牍文献发现渐多，特别是楚国地区的发现，如郭店竹简及上海博物馆收购的简片；使学者能够确定一些传世典籍的年代，也能由新出土的材料对应文献记载，厘清一些过去讲不清的情况。
譬如说子游。《论语·先进》分类举了十个弟子，说：“文学：子游，子夏。”是说孔子的弟子中，子游、子夏两人的学问好，对文学典籍有深刻的理解，超乎群伦。可是，子游到底写了些什么？过去的文献材料说不清楚。《礼记·礼运》篇，记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说，是子游记的。但是《礼记》一书，一直受到学者质疑，甚至怀疑其中材料是汉儒增饰的，如何可以当做子游的著作？
郭店竹简的出土，使我们首先想到，《礼记》的材料或许都有所本，或许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战国文献的真实情况。因此，《礼运》篇有可能是子游的亲笔记述。那么，子游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儒家的大同学说是子游写下来而公之于世的。《礼运·大同》是我们时常提到的经典，假如作者真是子游，他在儒学中的地位，当然就不止是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学：子游、子夏”了。闵子骞
小时候读二十四孝故事，总觉得有些故事实在荒谬，不合情理。如老莱子彩衣娱亲，自己已经“人生七十古来稀”了，还穿得花花绿绿，手里摇着拨浪鼓，躺在地上撒娇，以娱双亲。如郭巨为了保证双亲的口粮不断，把亲生孩子活埋了，以节省粮食。甚至如王祥卧冰，鲤鱼就有了破冰船的能耐，从冰封的水里跃出来。当时年纪小，还不懂得批判，只在心里暗道：胡说八道。
不过，对闵子骞穿芦花袄的故事，却一直有所感动。
闵子骞生母早死，后母生了两个弟弟，对他十分嫌弃。冬天制棉衣，弟弟穿的是棉絮，却给他穿不能耐寒的芦花。他为父亲拖车，因天寒手僵，车缰坠地，翻了车，摔了父亲。父亲见他棉衣穿得最厚，以为他故意怠惰偷懒，就用鞭子抽他。没想到鞭子打破了衣服，露出了芦花，这才知道后母虐待的情事。父亲发脾气，要把后母休掉，闵子骞却跪地求饶，为后母说话：“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就是说，后母虐待我一个不要紧，要是把后母休了，另外两个孩子也会丧失了母爱。
闵子骞的孝行，不如老莱子、郭巨与王祥那么“壮观”，好像只是为后母求情而已。但是，这里透露的人情关系，的确令人深深感动。闵子骞心里想的都是别人，是两个弟弟，是后母，而不是自己。自己吃点苦不要紧，只要别人过得和和乐乐，世界也就有一些美好与幸福。
儒家讲忠恕之道，“恕”就是为别人着想，闵子骞可以作为典型。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同情与体谅。推而广之，也可以拓充成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圣贤豪杰的气概。再推而广之，还可以变成“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伟大胸怀，甚至变成雷锋精神。
不过，我还是喜欢闵子骞的原始恕道精神。汉宣帝刘询
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刘询是后来改的名字，原名叫病已。这名字怪得很，据颜师古的《汉书注》，“盖以夙遭屯难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后以为鄙，更改讳询”。意思是说，他遭遇艰难困苦，又疾病缠身，因此取名病已（病愈），希望病赶快好了。后来又觉得“病已”这名字不好听，改名叫刘询。“差”就是病愈，《方言》说：“差，愈也。南楚病愈者谓之差。”
继大统成为天子的人，怎么会“夙遭屯难而多病苦”呢？这是因为汉武帝晚年闹了一场巫蛊之祸，把宫里弄得乌烟瘴气，甚至酿出了太子造反，皇室自相残杀，最后死了数万人，太子也兵败自杀，连带害死了全家，只剩下一个才降生几个月的太子孙，就是病已，后来的汉宣帝刘询。
刘病已虽是龙种，却从小寄人篱下，过着比较困苦的日子，同时深知下层民间的生活。《汉书》说他，“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这种熟知民间疾苦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精明的皇帝。
刘病已能够从流落民间的皇裔，成为真龙天子，多少靠的是运气，也可以说是老天爷有眼，冥冥中自有定数。汉武帝的太子死后，其他儿子都不争气，临终之时决定以小儿子弗陵继承皇位，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共同辅政。弗陵登位时，年仅八岁，是为昭帝，在位十二年，朝政由霍光总揽。昭帝死，无后，霍光立了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却又发现这个新皇帝“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因此，废了新皇帝，挑了流落民间的刘病已入继大统。
宣帝登基时，已经十八岁了，霍光表示要“归政”。但是刘病已很聪明，要威权盖世的霍光继续柄政。其实，他心里很不舒服，《汉书·霍光传》就说，“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让皇帝感到芒刺在背，当然不会有好结果。霍光死后，霍家出了疵漏，终至霍氏宗族全被诛灭。刘病已很会做皇帝，史称“中兴”。郑玄悬案
没事翻翻《世说新语》，总能发些遐想，对世事有些新的认识，比读报所得的“新知”还多。虽然从中读不到大埔公路又出了车祸，两人受伤，一人危殆；读不到股市上扬的消息，昨天蓝筹股平均上涨百分之零点六；看不到某国总商会反对征收销售税，响应民间团体的抗议游行；看不到布什总统的相片，苦着脸，硬挤出一丝笑容，像黑猩猩咧嘴而笑，宣布共和党要与选举获胜的民主党同舟共济；却可以从古人的言行笑貌中读出许多生命的体会，以及人生无可奈何的困境，甚至是扑朔迷离、难以索解的遭遇。《文学》门第一篇，讲的是郑玄，也就是汉代经学集大成的郑康成。故事说郑玄拜在经学大师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只由师兄传授学问。有一次马融推算浑天之数，怎么算都不对，门下弟子也算不出名堂。就有人说，郑玄会算，于是马融就把郑玄召来，一算就算出来了，技惊四座，显露了郑玄的博学多才。郑玄学业有成，辞归故里，马融不禁感叹说：“礼乐皆东。”因为郑是山东高密人，而马融生长活动的地望是今天的陕西关中一带，郑玄一走，把礼乐学问都传到东方去了。
故事再下来就奇怪了。话说马融见郑玄学成，必享大名，心生忌妒，有心杀害。郑玄也怀疑有人要追杀他，便躲在桥下，“在水上据屐”，就是在水面上踩着木屐，以避追兵。马融用算命占卜之法，“转式”推定阴阳吉凶，追踪郑玄的下落。式，即汉代流行的栻盘，上圆下方，上圆法天纲，下方法地辰，转式即旋转栻盘，好像郑玄如熊猫一般脖子上戴了电子感应器，转一转式就可以追踪得到。结果，发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也就是用了阴阳五行的推算法，认为郑玄埋在地下（土下），身在黄泉（水上），已经入棺（据木），必死无疑。因此撤了追兵，郑玄才得逃命。
这故事怪，并不是阴阳五行推算怪，而是老师忌妒学生，下了追杀令，岂不是和近年好莱坞的影片情节相似？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说马融是一代大儒，郑玄得其传授，怎么可能因其学成而追杀呢？真是胡说八道。余嘉锡的研究指出，当时有这样的说法流传，有可能是郑玄“青出于蓝”，名气压过老师，后人编出来的闲话。
闲话收进《世说新语》，就成了历史悬案，让人生疑。当今小道新闻满天飞，以讹传讹的故事所在多有，不知后世学人怎生辨别？迷死人的故事
读古书，时常读到一些匪夷所思的异事，也不知是信好，还是不信的好。作者言之凿凿，并非姑妄乱说，千载之下，作为读者，也不好以“姑妄听之”的态度对待。于是，就起疑，总是吊在心里，想弄个明白，增加不少精神负担。《世说新语·容止》记何晏（平叔）是美男子：“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白面书生白到令人怀疑搽了粉，夏天给他一碗热汤面，吃得满脸大汗，擦干净了，证明脸的确是白。这还不怎么奇怪。
记潘岳（安仁）：“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这是潘郎掷果的典故，说美男子引得妇人把果子扔上车，以示爱慕。余嘉锡指出，《语林》所记明说是“老妪”，《晋书》才改成“妇人”，因此，潘郎掷果，原本是老年妇人爱怜小儿，是后人误会了。
记卫玠（洗马），不但说他小时被誉为“璧人”，后来“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这是美男子上街，万人空巷，其风靡之景观，不下于现代的“披头士”或迈克尔·杰克逊。可惜，美男子不耐看，被人看死了。
这些传说中的美男子，可以发挥这么大的魔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还有一个更为匪夷所思的故事，见叶绍袁的《天寥年谱别记》，写他认识的王遂东先生，“修长玉立，李青莲仙骨，故非凡品”。王先生在西安府某邑任县令时，“年二十余，有何平叔、卫洗马之姿。县前左右街出入所必经也。一民家妇，少年美色，居楼上窥之，动情非朝夕矣。一日，正对镜，先生过，妇故以沐发水向舆泼之，官袍为湿。先生怒，停舆呼之，妇冉冉自楼下出，至前俯伏，谢云：不知。先生睹其丽质，怒已消，令之起，则妇已肠断为情死矣。千古一佳话也”。这样的佳话，能相信吗？
不过，想到今日的歌迷影迷见到偶像，有奋不顾身者，有精神崩溃者，以今例昔，也不敢说那不是“佳话”。陶渊明乞食
陶渊明有一首《乞食》诗，开头便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副虚期。”家无余粮，饿得没办法了，只好出门借贷，也就是乞食了。穷困到乞食的地步，实在感到惭愧，不知向何人去借，走在路上不禁惶然。到了朋友家，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好在主人善体人意，赐赠的正符合心中的预期。穷到乞食，实在是无路可走了。陶渊明真的穷到这地步吗？校笺《陶渊明集》的龚斌列了古人的三种说法：一是乞食为渊明贫困的真实写照；二是渊明以乞食作为寄托，不是真的乞食；三是玩世不恭的游戏之作。
先来说说玩世不恭。陶渊明是玩世不恭的人吗？写一首乞食诗做游戏？这首诗像是玩世不恭的语气吗？有人玩这种乞食游戏吗？再来看看以乞食为寄托。是寄托什么？寄托故国？寄托前朝？寄托自己不像韩信那样遇到漂母？有这样写寄托的吗？
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有《书渊明乞食诗后》，说：“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东坡屡次遭贬，曾经穷困过，虽不至于乞食，却能体会渊明的困境，心有戚戚。他觉得这首诗是直书其境，令人唏嘘的。
渊明还有一首《有会而作》，序是这么说的：“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才）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写青黄不接，家无余粮，遇上了荒年，收获没了指望，勉强度日，眼看就饿饭了。渊明的“有会”，就是有饿饭的体会，为免饿死，只好伸手求助，向人乞食。
渊明还有《咏贫士七首》，也是写饿饭的体会，并举古代贤士安贫乐道为例，作为自己“君子固穷”的效法榜样。其中说，“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写的就是没饭吃，穷得开不了火。看起来，乞食不是假的，不是在那里做姿态，不是寄托，更不是游戏。陶渊明的生死观
陶渊明死于宋元嘉四年丁卯（四二七）九月，死前写了一篇《自祭文》，其中说：“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在秋天萧索落叶的季节，渊明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将要永远回归于自然的大化本宅。他不禁感慨，茫茫的自然运转，使他生而为人，在人生百年之间虽然活得贫困，但也体会了不少欢欣，“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他这一生活得与众不同，虽然穷苦，但是无恨无怨，“从老得终，奚所复恋”，人死了，也不必着意经营坟茔，随其自然就行了。“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人活一世不容易，死也没有可怕之处，到死的时候，自然就去了。
渊明死得很平静，很达观，完全没有焦虑与痛苦。死灭，就是没有了，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那样焦灼不安，担心死了会怎么样、怎么办。除了《自祭文》之外，渊明还有《拟挽歌辞三首》，可算是诗人绝笔的天鹅之歌。第一首开头是：“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看得极为透彻，生死是自然的规律，不必恐慌。此诗的结尾说：“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不但豁达，还带着几分乐天的诙谐，像是跟身旁啼哭的亲朋儿女话家常。
挽歌第二首拟想死时魂魄出窍，酒不能喝了，话不能说了，看也看不见了。“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眼前一片苍茫，“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长夜绵绵，再也没有天亮之时了。
写到第三首，渊明冥想出殡的情景，“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到了下葬，黄土掩盖了棺木，“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从此人天永隔，任你是圣贤也一样是无可奈何，永远不会见到明天的太阳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了就是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身体自然也就朽烂了，与土地山陵化成一体，回归自然。
有多少人在临终时，能写出如此豁达的心境？陶渊明的饮酒诗
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在中国文学中地位显著，其中的名句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脍炙人口，以至现代人一讲到与世无争，安享天年，总是要引这两句。在我心目中时常浮现的陶渊明形象，是陈老莲画的系列，也是以饮酒诗为题材的。
饮酒诗第一首：“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辞意明畅，讲的是人世的盛衰，和季节更换寒暑代谢一样，总是在变易的，达观的人看得透彻，饮酒为欢。
这首诗唯一的典故是邵生瓜，却引出了不少争论。邵生瓜典出《史记·萧相国世家》：“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这个典故在汉魏诗歌传统中常常引用，意思本来很清楚，无可争议的。邵平原来是秦贵族，改朝换代之后，成了瓜农，不过，他自食其力，活得很好，种的瓜尤其甜美。当然是说“衰荣无定在”，在瓜田里种瓜的情况，怎么会像以前当东陵侯时一般呢。寒暑代谢，人道如此，看开就好了。
何焯《义门读书记》说：“邵平可游萧相之门，渊明何妨饮王弘之酒。在我皭然不滓，则衰荣各适而不相疑也。”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说：“陶公昔为晋参军县令，今则退而闲居饮酒，故以邵平事自比。”说得大体没错，却引发一位近代笺校学者的义愤：“渊明何尝视昔参军、县令为荣，今闲居、饮酒为衰耶？何、邱之说不仅曲解诗意，甚至歪曲了渊明。”说得义正词严，指斥前人曲解渊明清高的品格。我看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何、邱两人也只是顺着典故说说，不会死咬着渊明以官爵的衰荣为人生意义的衰荣的。
若是渊明知道饮酒诗居然还会产生这样的争议，一定会说，“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形夭无千岁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有一首是：“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前四句讲的是《山海经》中的两则神话，一是精卫填海，二是刑天争神，说的是锲而不舍，即使形体消灭，幻化异形，争斗奋发的意志不息。
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到了宋朝，曾纮读这首诗，居然读到的是“形夭无千岁，猛志故常在。”他觉得上下文不相连贯，因此，查了《山海经》，赫然发现刑天的神话，说刑天与天帝争神，被天帝砍了脑袋，却“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曾纮这才知道，当时通行版本的这一句五言诗，五个字全错了。
然而周必大却不以为然，在《二老堂诗话》中坚持“形夭无千岁”没错，认为“此篇恐专说精卫衔木填海，无千岁之寿，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此后便有不少学者纠缠，有的说全错，有的说没错。
要是不知道《山海经》有刑天的故事，读到“形夭无千岁”，还真会曲为之解，说，虽然形体夭折了，没有千岁的寿命，但威猛的志气还常在。可是，读过《山海经》，知道刑天舞干戚（干是盾，戚是斧）的故事，再回头读陶渊明的诗，看到“形夭无千岁”就难免要失笑了。
对于周必大硬说“形夭无千岁”才对，编《陶靖节集》的陶澍说：“既云夭矣，何又云‘无千岁’？夭与千岁，相去何啻彭殇？恐古人无此属文法也。”这段驳斥非常有力，因为是文本的内证，说明“形夭无千岁”其实是文法不通，渊明作诗的技巧不至于如此拙劣。配合上举的外证，可以确定“形夭无千岁”是“刑天舞干戚”之讹。
古代刻书出错，本是平常事，不过一连五字全错，却也少见。明代笑话说塾师不通，把书中的“郁郁乎文哉”念讹了，教了一群塾生大念“都都平丈我”，也是五字全错，堪与此做一注脚。（注：“岁”字的繁体“歲”与“戚”字形相近。“无”字的繁体“無”与“舞”字形相近。）弱女喻薄酒一
陶渊明有一首名诗《和刘柴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开头是：“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意思很清楚，就是他心中一直想着山林隐逸，只是因为家人亲旧放不下，人际关系还有待照顾，无法一走了之。这种心存隐逸的念头，在他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就明说是青年时期已有：“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在他辞官回乡的《归园田居》第一首，说得更清楚：“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这首诗的主题很明显，结尾两句表露无遗：“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人生百岁，到头来身躯固然死灭，功名也同样消散了。虽然有人（如方宗诚的《陶诗真诠》）以为渊明的态度是儒家的“君子居易以俟命”，是在山林中“内圣而外王”，我还是认为关键在渊明洞察自然生死变易的豁达，达到人生意义的超脱。
诗中有一句“弱女虽非男”，最招注释者争论。有说“弱女”喻薄酒，有说指刘柴桑无子，有说渊明指自己的女儿，莫衷一是。龚斌的《陶渊明集校笺》认为弱女喻薄酒比较恰当，因为经过仔细考证，可知刘柴桑与陶渊明都有儿子。我却觉得，以弱女喻薄酒（同理推之，则男儿就是醇酒了？），虽然牵强，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考证刘与陶都有儿子，因此，诗句“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中的“弱女”就一定不是活生生的女孩，就一定是隐喻，是薄酒，也未必太过武断，逻辑欠通。
弱女喻薄酒，不是汉晋时代的通用典故。魏晋人品酒，有时以人的品格为比，并不分男好女坏。酒清为圣，酒浊为贤；好酒是青州从事，恶酒是平原督邮。这是当时的说法。若说渊明首创“壮男为醇酒，弱女为薄酒”这样的比喻，实在难以令人心服。因为诗人是很敏感的，如此生硬的比喻，要诗人去“始作俑”，硬憋出“弱女虽非男”一句来形容薄酒，未免有辱渊明的诗品。他难道不会说“酒淡亦可斟，慰情良胜无”或“薄酒虽非醇，慰情良胜无”吗？陶诗不是自然本色吗？为什么非要创出个“弱女”之典，以供品啜？二
我说陶渊明诗《和刘柴桑》中“弱女虽非男”的注释，异说纷纭，并且质疑“弱女”喻薄酒一说的论证方式，并不是说“弱女喻薄酒”就一定不可能。我要说的，是论证的方法与逻辑思维的脉络。诗人写诗，不是胡思乱想，胡蹦乱跳的；一首好诗用比喻，不但引喻不会失义，而且比喻在诗中的地位也一定恰确，正好呈显全诗的艺术感染力。渊明是大诗人，《和刘柴桑》是好诗，我们读诗也要心存敬意，在理解疑难的时候，不要武断从事。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读诗，有些字句不懂，也只好留点模糊空间，说不懂。有个别字句不完全懂，并不妨碍对全诗整体的理解，并不减弱读诗的艺术感染。
说“弱女喻薄酒”的人，主要论据有二：一是男强女弱，因此，弱女就是薄酒。若说这就是“比”，是渊明始创之喻，我也只好说这是极为蹩脚之比喻，因为任何有作诗联想能力的人就会接着想到“壮男是醇酒”，而这样的联想有损诗情的超逸。第二个论据，则是考证刘柴桑与陶渊明都有儿子，而且渊明还有五个，指出“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诗句，若“弱女”指的是女儿，则不通。奇怪了，为什么不通？
假如你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写诗时想到女儿，说“女儿虽非男子，也聊胜于无”，就一定不通吗？写诗一定要如写行状，向世人报告：“吾有五男儿，慰情良胜无”吗？
其实，我倒是可以告诉主张弱女喻薄酒的人，有一种采用内证的解释比较有说服力。“弱女虽非男”前面的两句是，“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从诗情的叙述来说，谷风令人有凄冷之感，喝点新酿可以解解饥乏，因此，紧接着说的“弱女”或许可以指薄酒。只是渊明作诗，为什么突如其来，像发了神经一样，不说“薄酒虽非醇”，非要说“弱女虽非男”，非要发明“弱女喻薄酒，壮男喻醇酒”之典，就非我所知了。子曰，不知为不知。
读诗不能过于深究，否则胶柱鼓瑟，成了渊明与朋友家庭的户籍调查了。今朝有酒
中国人一讲到“今朝有酒今朝醉”，心中浮现的就是放浪形骸，是醉生梦死，只顾眼前享乐，不负责任，不想明天。因此，是带着强烈贬义的。偶尔想放松一下，或寻欢作乐，逢场作戏，也常引用“今朝有酒”以自嘲，作为不恰当社会行为的道德自贬。
然而，当人们说起陶渊明，想到渊明手持酒卮，吟咏着“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诗》之一），或“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杂诗》第一）之时，就说他高风亮节，是千古典范。
这里有没有思维的矛盾呢？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不负责任，道德有亏；陶渊明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高风亮节，典型犹存。因为我们满脑子功名利禄，而渊明“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吗？假如我们的子弟也一样不慕荣利，不想读书进取，只想随便打打工，今朝有酒今朝醉，喝得醉醺醺的，和陶渊明一样，“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我们是不是会庆幸有子弟若此，真是渊明再世，让自己的子弟终日“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呢？
你一定说不会。只要父母有大脑，百分之百说不会。那么，你为什么如此钦仰陶渊明呢？不知道，可是，人人都说陶渊明品德高尚啊。没错，古人是称赞渊明的。你要不要听听梁昭明太子萧统是怎么说的？“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什么意思？就是说，自我吹嘘，编了履历找好事，是丑陋的行为；一无所求，不去谋取职位，才是明达的用心。圣人绝不会去应征、去竞选，贤人一定远离红尘。
你大概会说，时代不同了，二十一世纪是个积极向上的进取时代，与陶渊明生在乱世不同。渊明的今朝有酒，是对浊世昏乱的抗议，有所不为，是狷者风范，所以了不起。难道当今的世界还不够污浊混乱吗？子弟们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抗议吗？又与渊明有什么不同？只有一个不同，渊明醉了会写诗。种地与写诗
有一位中学生写信给我，不赞成我赞扬陶渊明“醉后会写诗”。他说，渊明受后世景仰，不是因为饮酒作诗，是因为他养鸡种地。
说得很好，就是古人说的“躬耕南亩”，靠自己的劳力过活，靠双手养活自己，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生活得充实。其实，这也是我说的渊明生活的“基本必要”情况，与古往今来劳动阶级相通、相同之处。
我提出的问题是，假如现代青年甲不想读书求学，只想靠双手干体力活，或则养鸡种地，或则出海打鱼，或在地盘扛活，或在码头搬运，工余之后饮酒醉乐，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也是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吗？为什么现代人会指为不求上进，醉生梦死？为什么父母会认为青年甲没有出息，使家门蒙羞？
为什么今天社会通行的价值观，一方面赞扬渊明躬耕南亩、饮酒作诗，“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是高风亮节的榜样，另一方面则对子弟们不肯读书，只想从事体力劳动，工余饮酒为欢，“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视做“迷途的羔羊”，有烦老师、家长、社工劝返学堂？青年甲不是和陶渊明一样，养鸡种地吗？有什么不同？
我说有不同，“因为渊明醉后会写诗”。虽以玩笑口气说出，让这位中学生大不以为然，但是用渊明的话来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我不是渊明，是个教书匠，有学生问，只好辩一辩。
渊明饮酒之后会作诗，而且作得好，千载之下令人神往，是因为他博览群籍，读过很多书，又经历过许多世事，对人世有通透的见解，才写得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句子。假如渊明不会写诗，只会养鸡种地，躬耕南亩，我们会景仰他一千六百年吗？青年甲不肯读书，虽然每天勤力，养鸡种地，饮酒不作诗，只唱卡拉OK，会使后人景仰吗？
说到底，有不同，因为渊明会作诗。我们景仰他，主要是因为他的诗，不是他的养鸡种地。苏小小墓
又来到了西湖边上。寒风凄凄，细雨蒙蒙，西泠桥上不见一个行人，桥头的苏小小墓却添了一座新坟。
西泠桥头有苏小小墓，算是古迹了。“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一举消灭西湖周边的“封建遗毒”，夷平岳王坟，也同时铲去了苏小小墓。“文革”之后，我初访西湖，记得这桥头空荡荡的，虽是盛暑，景色却凄凉，无物可睹，空余古人的诗句在耳边回荡：“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其实，苏小小的事迹流传虽广，真实可考的却不多，她的墓是否在西泠桥畔，更是无从说起。不过，历代文人传说苏小小是南齐时钱塘名妓，又有那么一首南齐传下来的情歌可以发挥香艳的想象，便一代传一代，像滚雪球一般，层层汇汇创造出了“苏小小文化”。既然西泠桥又称西陵桥，苏小小与情郎缔结同心之处在西陵松柏之下，那么，香消玉殒之时，埋骨之处也应当在这充满了诗意的西泠桥旁，日日夜夜伴随着湖光山色，让游人在此低回怅惘一番。
李贺有一首《苏小小墓歌》：“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翦。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久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显然是借用古词的诗意，拟想苏小小已经静卧在黄泉之下，好一片凄清景象。白居易也有诗咏苏小小，把一代名妓的风流余韵，散入杨柳春风，更是惹人遐思：“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从苏州讲到杭州，说“钱塘胜馆娃”，当然就是引着读者去联想，想到钱塘名妓苏小小犹胜馆娃宫里的西施，因为她更多情，而且是小家碧玉型的美女，不至于高不可攀，更不会倾国倾城，以致亡国丧邦。
因此，苏小小真能惹人遐思绮念，经常成为文人雅士梦中的情侣，甚至还能作诗唱和，让风流骚客的自我沉溺得到发抒。苏小小墓建在西泠桥畔，也就不止是供人凭吊观赏的名胜古迹，而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可以抚慰传统文士落寞孤单时的脆弱心灵了。
苏小小墓自唐代以来，存殁情况，其实难考。从明清笔记中可以看到，为了追索苏小小遗迹，郎瑛、朱彝尊、梁章钜等文人，花了不少气力，在文献中爬梳，企图锁定这一代名妓的芳踪。小说戏曲则发挥无穷的想象力，甚至创造出苏东坡的小妹妹这个角色，以混淆视听的手法，编织更为绚丽的传说。但是，西泠桥旁的苏小小墓，似乎更具说服力，以实物作为想象的证据，逼着西湖的游客接受“苏小小文化”，为钱塘风流传统增加一分底蕴。
大约是十年前吧，西泠桥畔重建了慕才亭，没盖新坟，大概是怕人批评封建遗毒。现在添了新坟，又附加了不少楹联，望之俨然古迹，发人思古之幽情。苏小小在天有灵，当会感到欣慰吧。李白之死
时常有朋友问我，李白是怎么死的？那口气疑疑惑惑，好像这是千古之谜，即使有答案也不可信。我总是回答得直截了当：是病死的。听到答案，那反应也有趣：病死的吗？不是淹死的？那疑惑不减反增，好像我是验过尸的仵作，刻意为涉及国家机密的谋杀案掩饰似的。我若说不是淹死，就有下文：不是在采石矶醉后捞月，跌进江里淹死的吗？我心想，你既然早知国家最高机密，何必再问？难道是以为还有更机密的阴谋：李白没死，捉月只是障眼法，其实是登陆月球找嫦娥（“对影成三人”，有诗为证）快活去了？
李白捉月溺死的传说，由来已久，而且浪漫异常，与李白诗歌想象飞扬狂迈的脉络若合符节，富有戏剧性。说一代天才奄奄病逝，好像亏待了诗仙，也令人思之惘然，感到时间镰斧之无情，不分贤愚。让他醉后捞月，天才的一生就有了圆满的喜剧收场，为后世留下了浪漫的结局。
关于李白之死，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旧唐书》、《新唐书》，都说是病死的。史料俱在，本来是毫无疑义的，怎么会一直流传捉月溺死呢？
白居易有首《李白墓》：“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虽然没提捉月溺死，但“采石江边李白坟”就颇能引人遐想，让后世文人想得醺陶陶，想到李白一定是喝醉了在江边捉月，“沦落”到江里去了。
晚唐及宋代诗文已经大说“捉月溺死”，民间想必流传更甚。《唐摭言》佚文：“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容斋随笔》：“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形容得历历在目，可以拍成电影。盛世风流曲江池
西安的朋友打电话来，请我去演讲，并且参加一个西安学的学术研讨会，考察一下历史文化遗迹与城市建设的纠葛关系。我说忙，而且我的论点属于“不合时宜”派。千言万语，可以归纳成两句话：文化遗迹要保存，地产建设少发展。朋友说，就是要你来说这个，让领导听听，免得他们好大喜功瞎建设。话头一转，他的声音突然高昂起来，说你还不知道呢，西安城大变样了，曲江公园开放了，恢复了大唐盛世的风光，你一定要来看看，给现代西安的“新汉唐气象”出点主意。
我听了一愣，曲江公园？杜甫《曲江二首》的曲江，成了公园了？“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这些名句所描绘的曲江，居然成了现代公园，让西安市民徜徉流连，以消永日了？
三十多年前，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我曾经去过西安。那种萧条冷肃，空气中弥漫着说不出的凄凉，让我联想到安史之乱，想到战乱之后的荆棘荒草，想到风沙扑面的狼狈与凄怆。大雁塔周围都是不加整饬的土丘与农田，夹杂着灰黄色的农舍，偶尔有拖拉机经过，喷出一团团乌烟瘴气，带来一丝让人心悸的工业化气息。我实在无法把眼前残破污染的西安，与心目中辉煌灿烂的长安联系起来。现代“工业化”之后的丑陋，难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必然要摧毁诗情画意的长安？必然要廓清现代人对历史文化的温情依恋？甩开膀子干革命，必然要把旧社会打个落花流水？把文物古迹一概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实在难以想象，唐太宗为归国的三藏法师赐建大慈恩寺的庄严隆盛，难以想象唐代士子雁塔题名的雄姿英发，难以想象“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潇洒豪放，可以在如此冷落颓圮的荒村地段发生。更难以接受历史的轮转，由农业帝国的京都发展成工业社会的城市，竟然是从古代的亮丽璀璨变成现代的窳败荒僻。我想起李商隐在大唐帝国开始没落的时期，写过《暮秋独游曲江》：“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虽然不知道他因情生恨的具体指涉，却可以体会曲江野景，给人带来的是苍凉。而苍凉，正是我三十年来对西安挥之不去的感触。
终于还是应邀到了西安。刚放下行李，朋友就开着车，把我带到了重新开辟的曲江池。水面之广袤，超出了我的想象，至少有杭州西湖大小。高低错落，夹杂着秦岭搬来的巨石、随风摇摆的杨柳与蒲苇，岸边还搭了栏杆步道与回廊。人工堆砌的丘壑与一汪湖水之间，疏疏落落，建起了巍峨的广厦，远处依稀可见古朴而矜持的大雁塔。《太平广记》记载曲江池，说“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眼前这曲江公园，亭台楼阁，集古典建筑之胜，居然还免费开放，颇有开元盛世的心胸与气魄了。
朋友说，开辟这一片园林胜景，花了好几百亿。我不禁赞叹，说西安政府肯拿出这么多钱，为老百姓造一区游憩的胜地，也是难得。朋友笑笑，指着湖对面新起的几十幢高楼，说西北有高楼，没错，可钱是香港来的。重新修建曲江池，醉翁之意不在山水之间，在房地产。盛世风流在曲江，曲江风流在地产。唐诗中的屯门
香港有些古地名，保留到今天还在使用，但也有不少改了名。在史籍上最早出现的是屯门、媚珠池（今吐露港）、大奚山（今大屿山）等地。或许有些地名更为古远，属于口头流传，而一直沿用至今，但是，文献无征，口说无凭，很难确知。例如，当汉族迁入的时候，称刀耕火耨的原住民为輋徭。这“輋”字，音she，是畲的古字，指的是畲族，同时也指他们耕种的山坡地。现在香港还有很多“輋”字地名，像打鼓岭的坪輋、西贡的莫遮輋、沙田的禾輋等等。这些地名，究竟有多古远呢？是不是汉族迁入之前就有了？还是汉族迁入，把原住民挤往山地的时候出现的？还是后来才有的？
文献可征的香港地名，最早的是屯门。屯门一名，在唐代已见于史籍，那时还远远没有香港、九龙等地名。唐初设屯门镇，显然是为了屯兵镇守，保卫海疆。前些年出土了不少唐代陶器，为屯门添了一些文明累积的光彩，有人为之大惊小怪，好像香港在鸦片战争之前不该有历史文物遗存似的。其实，回顾一下历史建制，应当知道，发现唐代文物，是理所当然、毫不为奇之事。今年在屯门扫管笏的考古发掘，更发现了汉代的五铢钱，以及宋代与明代的墓葬。因此，屯门作为汉族聚居之地，不但历史早于唐代的建制，而且还绵延不断。
屯门有杯渡禅师的传说与遗迹，时代可以追到南朝的刘宋时期。《高僧传》卷十有《宋京师杯度传》，说杯渡禅师渡江时，踩着木杯，浮于波涛之上，晚年赴交广之间。杯渡的事迹，当然有神话传说的部分，神通虽然稍逊耶稣，却可比拟达摩祖师一苇渡江。撇开神异不谈，杯渡在屯门的遗迹，配合文献记载，应当反映了唐朝之前汉文化及佛教已经在此流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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