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野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将略：成大事必先学习的名将智略试读：
前言
PREFACE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兵法社会。
从思想上来说，早在春秋末年，中国已经出现了高度成熟的兵家经典——《孙子兵法》。而战国末期伪托老子之名所著的，后来成为中华文化智慧无上经典的《道德经》，如果抛开清静无为、飘然出世的精神境界，其实更多的是一部兵书：所谓“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与《孙子兵法》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历史事实来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华文化趋于成熟，之后的数千年，只有延续并无突破。然而兵家却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真正为人所切实运用。纵观中国历史，兵家可凝练为八个字：成王败寇，兵不厌诈。“兵不厌诈”这四个字，有个经典的英文翻译，叫做“The only rule is no rule”，再译回中文，就是“唯一的规则是没有规则”。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智慧，在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且不说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术，也不说作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的兵法，只说武学末技，就可见一斑：李小龙所创的截拳道，不讲套路，从无固定招式，然而出招特别狠，出腿特别快，讲究“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这就是“兵不厌诈”四个字在武学中的巅峰运用。
萨特说：“他人即是地狱”。以《红楼梦》故事为例：世人皆是心机深沉如薛宝钗母女者，你独做林黛玉，不设防，难怪“木石前盟”在现实中敌不过“金玉良缘”了。所以，鲁迅先生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应该痛打落水狗，而且至死也“一个都不宽恕”。还以《红楼梦》为例，既然做林黛玉活不下去，就不如做个王熙凤吧，以虎豹般的姿态杀入万丈红尘之中，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且更强大、更有霸气，让阴险卑劣如狐狗者嫉恨，让懦弱无用如绵羊者颤抖！
所以说，在中国，欲成大事，必先学兵法。
是为前言。
第一章——知己知彼的名将战略
用兵之道，分为战略和战术两部分。战略是能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战术则是解决具体战斗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战略着眼于宏观，战术着眼于细节，《射雕英雄传》里讲天下武功无上秘籍《九阴真经》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的是内功修为，下卷讲的则是九阴白骨爪、摧心掌等具体招数，其实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区分。本章先讲战略。
1．大将风度——为将必备的心理素质
要想制定出总揽全局的战略，首先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只有心理素质过硬，才能对当前的形势进行冷静的分析，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具体说来，心理素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看淡一时的成败，大丈夫能屈能伸；二是永远坚定一个信念，即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自己！三是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大汉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心理素质特别过硬的人，在看淡一时的胜败这方面，刘邦尤有心得。
也许有人会问，刘邦是开国皇帝，又不是将领，他的事迹和兵法有什么关系？其实，皇帝驾驭群臣和将军统率三军的道理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成功的皇帝都是善用兵法的将才。汉朝的开国功臣、“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天下平定之后被封为楚王，后来因为功高震主，被刘邦采纳陈平的伪游云梦之计擒住，贬为淮阴侯，剥夺封国，居住在长安。韩信在长安过得十分郁闷，刘邦时不时地还找他聊天。有一次，刘邦聊天的时候说起当年带兵打仗的事情，就问韩信：咱俩谁带兵打仗厉害？我最多能带多少兵？你最多又能带多少？韩信回答说：陛下最多能带十万兵，而我带兵则多多益善。刘邦又问：既然你比我能带兵，那为什么现在我却捉住了你呢？韩信回答说：陛下虽然不善于带兵，但是却善于驾驭将领，所以我就被您捉住了。由这段话可以充分说明，皇帝驾驭文武群臣的本事和兵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说是更高一级的兵法。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刘邦的心理素质是怎么过硬的。
刘邦当年不过是当地一个小混混，成天不务正业。他的父亲刘太公恨铁不成钢，天天责骂他，说他不置产业，比不上他的大哥二哥。虽然刘邦别的本事没有，但是他为人豪爽大气，结交了一些朋友，其中屠狗户樊哙、小官吏萧何等等，都和他有很深的交情。有一次，刘邦家乡沛县新搬来一户姓吕的人家，这家是个大户，沛县当地上至县官下至普通士绅、各界名流都来庆贺吕家的乔迁之喜。当日吕家是高朋满座，人人都带来了不菲的贺礼，少则几百钱，多则上千钱。刘邦此时也想进去混些吃喝，但是他既没有地位又没什么钱，根本连门都进不去。然而，刘邦不理会这些，大摇大摆地就走到吕家大门口，看门人拦他，他居然口出狂言，声称自己“贺钱万”，就是要拿一万钱来给吕家做贺礼！这一下可把吕家人给镇住了，马上请他上座，而他也镇定自若地来到上座和名流们谈笑风生，一点也不怯场。其实他哪有那么多钱呀！可是刘邦就是有这样的心理素质，没有的事也敢说得像真的一样，丝毫不露破绽。就在席间，吕家老爷看到刘邦，觉得此人天生异相，日后必有作为，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吕雉嫁给刘邦做妻子。这个吕雉就是日后汉朝的吕后。
后来，刘邦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更是充分发挥了自己心理素质过硬的优点。有一次，项羽和刘邦在广武相持。此时的项羽腹背受敌，为了速战速决，项羽亲自披挂上阵，叫刘邦出来决战。项羽对刘邦喊话，说只因为你我二人，闹得天下连年战乱，血流成河，百姓苦不堪言。现在不如咱们单挑，一决雌雄，也省得连累天下百姓。刘邦听了哈哈大笑，知道这是项羽的激将法，自己哪能上当？于是说道：“争夺天下可不是光凭匹夫之勇，我宁可和你斗智，也不会和你决战的。”任凭项羽如何百般羞辱，刘邦也只是充耳不闻。
项羽见刘邦根本不吃激将法这一套，不由得心中大怒。这一怒非同小可，只见他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坠地，一箭射去，正中刘邦胸口，险些要了刘邦的性命！刘邦为了稳定军心，强忍伤痛，咬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俯下身子摸了摸脚，哈哈大笑，说道：“你的射术也太差了，射中了我的脚趾头！”转过身来刘邦就瘫倒在地，幸亏亲信搀扶，才不至于出丑。
在和项羽争雄的过程中，刘邦多次遇到像以上那样的窘迫情况，但刘邦从来不把一时的胜败放在心上，无论自己多么窘迫，只要能保住性命，必定还会卷土重来。
其实，不仅是刘邦，韩信同样也是一个有大将风度的人，为了日后大计，韩信也能够不计一时的个人荣辱。
韩信出身贫苦，年轻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做不了小官吏，又不是种地、经商的材料，也没个打铁之类的手艺，结果时常要去讨饭，幸得邻里乡亲相助才能渡过难关。韩信从小就志向很高，渴望带兵打仗，建功立业，虽然穷困，可是随身总是佩带一把长剑。当时有很多人都对他冷嘲热讽，在淮阴有很多屠户，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十分瞧不起韩信。一次，韩信在街上碰到了这个年轻人，年轻人对韩信说：“看你长得又高又大，还成天带刀佩剑的，其实你就是在装模作样，是个胆小鬼！你要是不怕死，就拔出你的剑来，刺我一剑；你要是不敢，就从我胯下钻过去，我就放过你！”听了年轻人的话，街上的人都哄笑起来，等着看韩信如何回答。结果韩信仔细打量了那个年轻人一番后，居然真的双膝跪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那年轻人的胯下钻了过去。
韩信当然不是真的怕了这个年轻人，而是他认为自己是有用之身，岂能为了一时之愤，就犯下杀人重罪？如果自己真杀了这个年轻人，势必要偿命，那自己的雄心壮志，难免会付诸流水，所以韩信才忍了这胯下之辱。后来，韩信建功立业，衣锦还乡，除了报答当年帮助过自己的诸位乡亲之外，还特意找到了那个曾经羞辱过自己的人。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仅没有报复他，反而封了那人一个官职。韩信说，当年这个人侮辱我，难道我真的不敢一剑杀了他吗？不是的。因为如果杀了他，我就不能建功立业，不能天下扬名，所以我忍了下来。今天我能有这样的成就，也要感谢当年他对我的激励啊！
刘邦和韩信君臣二人都能够看淡一时的成败得失，将最终的胜利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大将风度，是为将必备的心理素质。然而，所谓的大将风度，并不仅仅是看淡一时的成败而已，还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和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无论形势多么严峻，无论敌人多么强大，都应该坚定一个信念：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自己的。
伟大领袖毛泽东，戎马一生，然而却从不佩枪，不受军衔，可以说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毛泽东大智大勇，对待革命表现出了气吞山河的气概和无比坚定的信心。这种气概和信心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尤其体现在他的诸多诗词文章当中。
早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表现出了非同凡响的气概和远大的抱负。1910年秋天，年仅16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冲，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毛泽东从偏僻的乡村来到了繁华的县城，还进了新式学堂，同学们大多是富家子弟，言行举止都文雅讲究，毛泽东身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而且他入学太晚，年龄也比其他同学大6岁，为此更是饱受嘲笑和蔑视。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感到自卑或者消沉，而是更加激发了他奋发图强的斗志和勇气。东山小学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学校里面也是溪水环绕，树木葱茏，春天一到，蛙声一片。毛泽东受此美景感染，又联想到自己的雄心壮志，挥笔作了一首传世名作——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虽然这只是一首小小的咏物之作，而且青蛙也并非珍稀之物，但是这首诗却以小见大，借物喻人，充分展示了少年毛泽东心中那动人心魄的英雄情怀和壮怀激烈的远大抱负。尤其是末尾两句，更是体现了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仅仅两年之后，毛泽东又远去长沙求学，临行之时赋诗言志，更是直接体现了其救国济世、心系天下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
满腔的凌云壮志、冲天豪气，跃然纸上。
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结识了萧子升、张昆弟、郭亮、陶斯咏、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蔡畅、罗章龙、李维汉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组织新民学会，开始了他的早期政治活动。由于他们追求进步，反对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因此遭到了当权军阀的镇压，毛泽东多次被通缉。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1925年秋，他从上海回到湖南，开展农民运动，在长沙逗留期间，又作了著名的《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当时年仅32岁，无权无势又无财，他仅凭远大的志向、宽广的胸襟、雄壮的气魄就写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样的豪言壮语、传世佳句，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天生具有大将风度的奇人。
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率领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在初上井冈山的那一段日子里，由于大革命刚刚失败，革命运动进入低潮，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斗争环境也十分残酷。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工农红军连长职务的林彪思想发生了动摇，对革命前景持悲观态度，写信给时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提出了“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疑问。面对这种疑问以及党内和全军比较普遍的悲观主义情绪，毛泽东写了一篇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这样写道：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通过这篇文章，毛泽东批评了错误思想，鼓舞了全党全军的斗志，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而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首先是因为他本人对革命抱有必胜的信念，如果连他自己都不具备这样的信念，又怎能写出如此文章来说服别人？正是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井冈山的革命道路才越走越宽，中国共产党才领导红军在中国南方开辟了一块又一块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也一片大好。
后来，在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斗争过程中，由于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红军放弃了原来克敌制胜的法宝——游击战，转而和国民党军队硬碰硬，分段把守，节节抗击，结果损失惨重。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损失，同时也为了北上抗日，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历程。
长征过程艰苦卓绝，无数战士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倒在了奇寒彻骨的雪山上，倒在了死气沉沉的草地里。然而，在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的时刻，毛泽东不仅不曾动摇过革命必胜的信念，反而越发坚定、顽强和乐观。在长征途中，他在指挥作战、思考中国革命前途之余，写下了诸多不朽诗篇，充分体现了他的必胜信念和乐观精神。其中，著名的《七律·长征》这样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途中的种种艰难险阻，在毛泽东眼中不过是“细浪”“泥丸”“只等闲”而已，越是困难重重，越能锻炼红军的意志和战斗力，越能激发红军的斗志，中国革命最终也必将克服这些困难，获得辉煌的胜利。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已在陕北站稳脚跟的红军把抗日作为了当时的首要任务。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会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率领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前往抗日前线的工作上来。1936年2月21日清晨，毛泽东率军在陕西清涧河口渡河，在山西石楼县辛关登岸。当时正值隆冬，漫天飞雪，北国高原的壮丽雪景激发了他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当晚在义牒镇留村驻扎之时，写下了生平最为快意、最为得意的千古名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当时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人马只剩八千，而且几乎弹尽粮绝，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虎视眈眈，而日寇侵略中国的步伐已经到了长城脚下，威胁华北的炮口直指平津。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依然满怀战斗的激情和胜利的信念，“欲与天公试比高”，这就是一个强者对命运的回答！
十年之后，抗战胜利，蒋介石采取“假和平，真内战”的策略，表面上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暗地里却调兵遣将，准备内战。为了谋求真正的和平，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毛泽东毅然决定，深入虎穴。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飞赴重庆，和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展开了较量。
谈判过程中，蒋介石处处刁难，双方唇枪舌剑。蒋介石甚至直接发难：“中国不能有两个太阳！”毛泽东对此付之一笑，答道：“两个太阳究竟要哪一个，应该由人民来选择！”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时常被各界名流邀请参加聚会。在文艺界的一次聚会上，有人这样问他：“万一双方谈不拢，国共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机智幽默地说：“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的“将”头上加个“草”字头，所以他只是一个草头将军。而我的“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意思是说，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是易如反掌。”
毛泽东在重庆时，民主人士柳亚子正在编写一本《民国诗选》，希望能收录他的诗。于是，毛泽东给柳亚子写信，附上了《沁园春·雪》。不久，《沁园春·雪》发表，引起巨大轰动。蒋介石读到这首词的时候，既感到恼怒，又深深惊惧。在这样一个时刻，毛泽东发表这样一首词，蒋介石深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词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和胜利的姿态分明是在预示着蒋家王朝的灭亡！毛泽东就是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为重庆谈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正所谓文如其人，毛泽东是一个极度看重人的意志力、拥有绝对自信的人。他曾说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还说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这些都是他强调意志力、强调精神力量的体现。毛泽东的这种气魄风度，配上他的经天纬地之才，这才成就了一代伟人，也成就了中国革命。
总而言之，要想获得战争的胜利，首要条件是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也就是所谓的大将风度。大将风度说白了就是两股“气”：一股是抗挫气，无论自己多么窘迫，都能继续坚持战斗，百折不挠；另一股气就是英雄气，在气势上要压倒对手，压倒一切困难，坚信自己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其实，不仅是带兵打仗，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具备这两种气质，这是一个人做成大事，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心理素质，才谈得上成功的种种具体途径；如果连这点心理素质都没有，后面的一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粮草先行——必不可少的战前准备
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获得战争的胜利，除了有过硬的心理素质作为内因，还要有充分的外因。这个外因，就是战前的准备。
刘邦在赢得天下之后，曾经问群臣，自己和项羽相比，究竟在哪里占有优势才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群臣众说纷纭，有人说刘邦赏罚严明，言出必行，能够和众人分享胜利果实，更有不少人极力奉承，说刘邦是顺天应人，真命天子。刘邦最后自己总结说，项羽论武力天下无敌，我万万不是敌手。但是项羽是一勇之夫，我比他会用人。不用说别人，只说韩信、张良、萧何三位，要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要说镇守国家，安抚百姓，增强国力，源源不断地为前线提供兵源和军粮，我不如萧何；要说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龙凤，我能够用他们，而项羽有一个范增还不能用，这就是我能够打败项羽的原因了。
张良、萧何、韩信三位，人称“汉初三杰”。然而在这三人当中，真正在前线带兵打仗的只有韩信，另外两位所做的工作，都属于战前准备，即积累实力和进行筹算。由此可见，战前的准备对于战争的胜利是多么重要。
战争的决定因素最终还是实力，虽然历史上不乏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但这也是在双方实力没有决定性差距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的。而如果实力占优，那么战胜对手就成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即使细节上略有闪失，也无碍大局。所以说，要想成就大事，建立大功，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实力。
元朝末年，群雄并起。贫苦出身的朱元璋参加了起义的红巾军，深得首领郭子兴的喜爱，并招他做了女婿。郭子兴战死之后，朱元璋凭借非凡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这支起义军的领袖。
当时各地都是刀兵四起，除了红巾军之外，还有张士诚、徐寿辉、陈友谅等多支起义军反元。朱元璋的队伍仅仅是红巾军中的一支，实力远远不如其他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的建议，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为自己将来统一天下进行充分的准备。
所谓高筑墙，是指加强自身的军事防御能力，巩固后方，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广积粮，则是指大力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储备粮草军械兵马；缓称王，则是指要韬光养晦，不要急于称帝，以免树大招风，既不能惹来其他反元起义军的不满，又不能招致元军的镇压。这是三条极具战略眼光的建议，根本目的就是集中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为日后的统一大业作好充分的准备。因此，朱元璋把这九个字作为自己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所部原本驻扎在和州，和州粮食不足，军粮供应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势难久守。要实施“高筑墙”战略，必须占领一块足以自立的根据地。而与和州隔江相对，位于长江南岸的太平（今安徽当涂）、芜湖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
朱元璋早有渡江的打算，可是手上没有船只，只能望江兴叹。不过，天遂人愿，从巢湖来了两支红巾军的水军分支前来归附朱元璋，他急忙亲自迎接。凭借这两支巢湖水军的千余只战船，朱元璋的军队突破了元军的封锁。朱元璋手下先锋大将常遇春一马当先，一举攻克采石，夺得了大量粮草物资。朱元璋手下将士过惯了苦日子，哪里见过这么多物资？于是都非常高兴，想要把东西运回和州，慢慢享用。这个时候，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断了将士们的退路。将士们见状，只能继续奋勇向前，于是一鼓作气，又攻克了太平。
进入太平之后，朱元璋整顿军纪，于民秋毫无犯，如有士兵犯禁，立即斩首。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护。朱元璋随后设置了太平兴国翼元帅府，由他本人做元帅，李善长为帅府督事。在太平站稳脚跟之后，稳固根据地，切实实施“高筑墙”战略的工作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下游展开军事行动，对驻扎江南的元军大举进攻。朱元璋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统率水陆大军进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出兵仅仅三天，就击败了元军驻扎城外的陈兆先部，该部36000人归降。然而，降军军心不定，很有可能哗变骚乱，甚至再度反叛。朱元璋为了收服人心，特意从降军中挑选了500名精锐充当自己的亲军，负责夜里的警卫，只把亲兵统领冯国用一个亲信留在自己身边。
这一举动完全打消了降军的疑虑，从此他们对朱元璋死心塌地，誓死跟随他打天下。朱元璋的队伍在以后的作战中势如破竹，不出十天，集庆就彻底被攻下。
进城后，朱元璋依旧严饬军纪，安抚百姓，同时将集庆改为应天府。各路红巾军名义上的领袖小明王韩林儿获此捷报后，对朱元璋大加封赏。朱元璋从此以应天为根基，设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以廖小安为统军元帅，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
此时朱元璋人马已过十万，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但是从天下总体情况来看，形势仍不乐观，朱元璋占有的地盘不大，而且处于四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东面和南面是元军的势力范围，东南有张士诚，西面有徐寿辉。虽然大家都是反元起义军，但是张、徐二人不属于红巾军，与以小明王为领袖的红巾军相互竞争敌视。不过，张、徐二人实力不足，尚不足以对朱元璋构成威胁，而在朱元璋北面，有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吸引了元军大部分的注意力。这样一来，朱元璋的形势看似危险，实则安全。
在这样的形势下，朱元璋更加积极地贯彻落实九字方针，首先是巩固根据地。占领应天不久，朱元璋立即出兵镇江，领军的是大将徐达。朱元璋想方设法严明军纪，出战之前假意将徐达抓起来，说他纵容士卒劫掠百姓，准备处斩。李善长和朱元璋演了出双簧，赶紧出来求情，其他将领不知内情，也纷纷求情。朱元璋见戏已经做足，顺水推舟，说看在大家的情面上，暂免其死罪，但是随即给徐达提出要求，攻下镇江后必须于民秋毫无犯，方可完全赦免。徐达是朱元璋帐下主将，尚且受到这样的待遇，其余诸将无不凛然。朱元璋的军队军纪更加严明，因此，战斗力更加强大，镇江很快就被攻克。
在随后一年的时间里，朱元璋的军队连克金坛、丹阳、江阴、常州、常熟、扬州等战略重地，形成了以应天为中心，四面辐射的一大片根据地。又过了两年，朱元璋已经牢牢控制了今天江苏南京、太湖以西，往南到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直至浙东的地区，这一片地区虽然并不十分广阔，但是富庶之极，朱元璋的实力大为增强。“高筑墙”的部署基本完成之后，“广积粮”就开始着手实施了。起义初期，红巾军的军粮主要都是强征来的，即征收所谓“寨粮”。但是如果长期强征民间粮食，军队必然失去民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除了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大力发展生产之外，还让自己的军队实行屯田，派大将康茂才专门负责兴修水利，将没有征战任务的将领纷纷派出去开垦种田。这样的政策推行几年之后，朱元璋治下仓廪充实，军粮十分充足。随后朱元璋就废除了“寨粮”制度，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进一步赢得了民心。
除了兵马钱粮和人心之外，人才也是夺取天下的重要资源。朱元璋的“广积粮”战略，自然也包括人才的积聚和储备。朱元璋不断网罗各地人才，还在应天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接纳八方之士。一时间，朱元璋礼贤下士的名声天下皆闻，很多人才都慕名前来投奔。这些人为朱元璋日后统一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善长、朱升、唐解实等当时极具才干的名流都归顺了朱元璋。朱元璋不仅在具体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还经常向他们询问历代开国皇帝平定天下之道，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
在“缓称王”方面，朱元璋同样做得十分到位。虽然他的实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始终奉小明王韩林儿为主，时时请示，俯首称臣。朱元璋当然不是真的心甘情愿服从小明王韩林儿，而是因为韩林儿带领着红巾军主力，又是各路红巾军名义上的领袖，可以吸引了元军和其他起义军的注意力，对元军和其他起义军形成了极大的牵制。朱元璋却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一切外来的冲击都由韩林儿和红巾军主力去抵挡，他乘机积蓄力量，扩张地盘，争取民心。
凭借着九字真经，朱元璋积攒了无比雄厚的实力。在与元军、红巾军各派系以及陈友谅、张士诚等其他义军各方势力较量的过程中，朱元璋并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但绝对是最具实力和潜力的。这种实力的积存，为朱元璋日后大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战略准备的必要性，成大事者应该借鉴朱元璋的经验。如果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事业作充分准备，不断积累，厚积薄发，最后一定势如破竹，成功也就水到渠成了。
战前准备工作除了尽可能地积攒实力之外，还包括另外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筹算，一个是谍报。
筹算就是战前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精确的计算，然后根据计算的结果，制定相应的战术，作出适当的决策。刘邦说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意思就是说张良坐在军营的帷幕之中，制定那些在千里之外取得胜利的大计。在双方实力相差得不是异常悬殊的情况下，通过筹算来进行决策就显得十分重要。军事史上不乏这样的经典战例，通过精确的计算，巧妙的安排，使敌人进入彀中，最终战而胜之。
谍报也是战前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想进行筹算，做出适当的部署，就要了解敌我双方足够的信息。我方的信息可以通过下情上达、调查研究来了解，敌人的信息如何掌握？可以靠谍报工作。有时一份重要的情报，能够使正面战场上的伤亡大大减少，作战效率大大提高。所以说，谍报工作是战前必需的准备之一，要想获得战争的胜利，首先要搞好谍报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场上美日的中途岛海战，美军大获全胜。美军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就是谍报和筹算工作的典范。
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军偷袭珍珠港获得了巨大成功，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重创。一时间，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唯我独尊，扩张极为迅速。然而，令日本极为担心的是，美国毕竟是一个综合国力十分强大的国家，如果集中全部力量用于战争，长期下来日本终非敌手。而且，美国太平洋舰队虽然在珍珠港损失惨重，但是其航空母舰当时并不在港内，一艘也没有损失，这让日本人极为恼火。因此，日本一直酝酿发动另一场大型战役，一举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方面决定发动中途岛战役。
中途岛位于太平洋中部，与美国夏威夷和日本横滨距离基本相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如果占领此岛，日军就可以以此为基地，威胁夏威夷美海军基地，还可以诱出美舰队，伺机在海上歼灭他们。
正当日军主帅山本五十六谋划此次行动时，1942年5月7日，珊瑚海战斗爆发。日本舰队为了实现占领澳大利亚的战略步骤，首先进攻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口，不料途中与美国海军少将弗兰克·弗莱彻率领的舰队遭遇，美军舰队以两艘航空母舰“约克城”号及“列克星敦”号为主力，7艘巡洋舰护卫，与日军舰队展开激战。最终，日本航母“祥凤”号被击沉，“翔鹤”号受重创，美军也失去了“列克星敦”号。
珊瑚海战斗之后，日本被迫放弃入侵澳大利亚的计划，但同时拿下中途岛的决心也更加坚决。山本五十六想要在中途岛建立飞机场，以此为基地打击所有过往的美国船只。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山本五十六先是对美国控制的阿留申群岛进行佯攻，希望以此分散美国对中途岛的注意力。
然而，美国的谍报工作此时初见成效，情报部门截获了日本高级指挥官之间的通信信息，发现了山本五十六的阴谋，因此，美军并未理会日军对阿留申群岛的攻势，而是将舰队主力——3艘航空母舰及8艘巡洋舰派往中途岛。
在截获了日军高级指挥官的通信信息之后，美军海军情报部门再接再厉，成功解读了日本海军主要通讯系统的JN－25密码。在破解JN－25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从此对日军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
JN－25让美军得到情报，代号为“AF”的位置将是日本海军的下一个重大攻击目标，但是“AF”究竟指的是哪里美军却不知道。有人认为是中途岛，也有人认为是阿留申群岛。美军情报部门试图进一步解码，但却难以取得突破。
一筹莫展之时，一名年轻军官灵机一动，想到一条妙计。美军按计行事，让中途岛海军基地用无线电向珍珠港呼叫，称中途岛上的水供应系统出现故障，整个中途岛面临断水危险，并有意让这一呼叫被日军截获。不久，美国情报部门又截获日军情报，果然日军称“AF”有可能出现缺水问题。由此，美军确认日军下一步的重点目标就是中途岛，从而可以预先准备，以逸待劳。
美军虽然破译了JN－25，但从截获密码到翻译出确切情报这一过程非常费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直到最后关头才掌握了可靠情报，此时距离日军发起攻击已经时间不多了。尼米兹上将当机立断，立即召回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考虑到两艘航母尚不足以对抗日军，尼米兹上将决定将在珊瑚海海战中遭到重创的“约克城”号也派出参加此次战斗。就这样，尼米兹就准备以3艘航母为主力，再加上约50艘其他各类舰艇，在中途岛附近海面悄悄埋伏，准备打日本舰队一个措手不及。“约克城”号从珊瑚海返回珍珠港时已经千疮百孔，如果没有几个月时间的修理，很难重返战场。为了使“约克城”号能够参加中途岛海战，美军进行了连续72小时的抢修，铺平“约克城”号的飞行甲板，安装了许多钢条在船体内部进行支撑，又配备了新的舰载飞机组成机队。三天之后，“约克城”号重新出海，随舰队奔赴中途岛。
美军在筹算方面作了如此精细的准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虽然把中途岛当做重大战略目标看待，但是却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航空母舰“瑞鹤”号在珊瑚海海战中损失了很多飞机，于是在基地等待新的舰载机，而在珊瑚海海战中受创的“翔鹤”号也在基地不紧不慢地进行维修，两舰都没有参加中途岛战役，日军最后参战的航空母舰只有4艘，即“苍龙”、“飞龙”、“赤诚”、“加贺”。
虽然从航母数量上日军仍然占优势，但是日军并没有压倒性优势，更何况美军在暗，日军在明，美军在各个方面作好了充分准备，日军却以为自己的此次行动能像偷袭珍珠港一样隐秘，因此放松了警惕。如果日本海军没有大意，那么中途岛海战的结局很可能会被改写。
中途岛一战，美军付出了一艘航母、一艘驱逐舰、147架飞机和阵亡307人的代价；日本则损失四艘航母、一艘巡洋舰、330架飞机，阵亡数百名飞行员和3700余名舰员。
此战之后，日本海军失去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在太平洋上的绝对优势，从长期保持攻势被迫转变为和美军保持均势，更为重要的是，失败给日军高层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创伤，从此再也无法对战局作出准确判断，日本海军从此开始走向衰败。
总结本次战役，美方在谍报和筹算工作上做得到位是获胜的关键因素。从谍报工作来看，美军破译了日军的核心密码JN－25，几乎完全掌握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日军的一举一动美军都了如指掌，美军根据这些情报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从筹算工作来看，美军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认识到单凭两艘航母无法彻底打垮日军，因此抢修“约克城”号，尽最大努力集中优势兵力，力图一举打垮日本海军，摆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劣势地位；而日军却未进行充分的准备，未将受创的航母及时修复，没能做到最大限度集中优势兵力。
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例，我们可以知道，想要成就大事，充分的准备是绝对有必要的。作好充分的准备，首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实力，这个实力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物质力量，还有看不见的人际关系、决心、意志等等。其次，要做好情报和筹算两方面的工作：情报工作，就是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只有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而掌握了信息之后，还要进行精细的计划，严密的部署，这就是筹算工作。只有做好了这几方面的工作，成就大事的准备工作才算比较完善，如果缺少了这些条件，单凭运气，是做不成什么大事的。
3．能围则围——关门打狗，兵不血刃
从本节开始，我们开始讨论具体的战略问题。
一场战争即将到来，在解决了心态和战前准备的问题之后，决策者必须作出一个决定，即为此次战争选择一个总的方针策略。《孙子兵法》有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意思是我十倍于敌，就实施围歼；五倍于敌，就实施进攻；两倍于敌就要努力战胜敌军；势均力敌则设法分散各个击破之；兵力弱于敌人，就避免作战。
当然，孙子其实讲的也不是十分全面，除了他说的那几种选择之外，还可以选择坚守、求和甚至是投降。尤其是求和与投降，虽说是奇耻大辱，但是战争就是一场赌局，只有保存了自己的性命，才保住了最后一点本钱，只要还有这一点本钱，就还有翻盘的希望。所以，归纳总结下来，战争总的方针策略可以有围、战、守、和、走、降几种，决策者不管作出怎样的具体决策，总出不了这六个字的范围。
当然，历史总是出人意料的，也有人作出了这六种之外的选择：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英法联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居然什么都没做，不知是不是在等天兵天将前来搭救。叶名琛后来被英国人抓到印度，居然像耍猴一样被送去展览，别人见他一个大男人还留着大辫子，都当个稀奇事来看。其实叶名琛倒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还是很有气节的，不仅不降，而且宁死不食“英粟”，最后因绝食客死异乡，也算悲壮凄凉，但是他的确是无知无能之极，完全不懂近代军事外交知识，这才落得个如此下场。当时的人们对于他的无能实在是气愤，不仅不同情他，还编了几句词来讽刺他，说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二十四史翻完，千载奇人未有”。
这是题外话，接下来我们讨论六字策略中的第一个字——“围”。孙子说“力量十倍于敌可以围困”，也就是说只有在实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围困策略。
围困一是可以防止敌人逃跑，有效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二是可以打击敌人的战斗意志，消耗敌人的物资和精力，最终一举而克，甚至不战而胜都有可能。总结成两个词，一是关门打狗，另一个就是兵不血刃。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最先进行的辽沈战役就充分体现了这个“围”字的精髓。
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三年，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从第一年的全面进攻，到第二年的重点进攻，第三年已经进入由攻转守、全面防御的阶段。此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那么，决战从哪里开始打响呢？毛泽东将目光投向了东北。
从全国战场来看，东北是我人民解放军优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有55万，而人民解放军已经有103万，东北全境已经有90％以上的领土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了解放，解放区兵源和物资都十分充足。所以说，在东北，解放军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远远胜过国民党军，在这里打响战略决战的第一枪，能够有十拿九稳的把握，可以为战略决战开一个好头。
决定了主攻方向，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打的问题。当时在东北，敌人的形势是共有4个军44个师55万人，由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指挥。然而，东北的国民党军并不是连为一体的，而已经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其中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在最北面的长春孤城，手下有2个军6个师10万人，任务是牵制解放军四野的主力；总司令卫立煌居中，手下有8个军24个师30万人，驻守沈阳及其周边本溪、铁岭、抚顺等地，是防守中枢，可以随时和长春、锦州呼应；而另一副总司令范汉杰率4个军14个师15万人驻守锦州，和关内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保持联系，确保东北国民党军的后路。
蒋介石慑于解放军在东北的强势，力主放弃长春、沈阳，将国民党军全部撤往锦州，既能保存这一部分兵力，又能增强华北国民党军的防守力量，这实际上已经是打算放弃东北。而卫立煌则认为东北形势尚有可为，解放军并不具备全歼东北国军的实力，因此只需坚守不出，就可以长期和解放军四野对峙下去。
这两种战略其实各有利弊，但蒋介石对卫立煌多有猜忌，生怕他拥兵自重。于是蒋介石几次严令卫立煌从沈阳撤军，并且要以沈阳国民党军主力组成一个机动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其实就是借机剥夺卫立煌的兵权。卫立煌害怕廖耀湘带走主力部队，坚决反对。结果直到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军究竟采取什么策略居然还没有定论，蒋介石和卫立煌依然争论不休。
国民党军贻误战机，解放军岂能放过这大好时机？在辽沈战役的问题上，毛泽东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雄才大略。
他早就看出，在东北，解放军已经占据优势，取胜不成问题，关键在于防止国民党军南逃，尽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免给以后解放其他地区造成困难。因此，早在1948年2月初，毛泽东就致电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率领的四野，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并指出必须先打下锦州，关闭东北的大门，然后再对长春、沈阳的国民党军逐步歼灭。实际上，毛泽东的战略就是在整个东北范围内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让55万国民党军无路可逃，然后解放军再对其各个击破，逐一歼灭。
为了确保运输线不被切断，并且不给长春守敌突围的机会，林彪决定对长春进行围而不打的战略。于是四野留下部分兵力将长春围得如同铁桶一般，一围就是半年多，围得国民党军是弹尽粮绝。而林、罗、刘三人率四野主力迅速南下，连克河北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绥中、兴城，将辽西走廊切断，完成了对锦州、义县的包围。10月1日，在孤立、包围锦州的同时，解放军对锦州外围的义县发动了进攻，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国民党一个师，占领了义县。
林彪南下之后，蒋介石就意识到锦州面临威胁，因此紧急致电卫立煌，命令他马上出兵，增援锦州，务必保证锦州的安全。然而卫立煌认为必须让华北国民党军支援锦州，解锦州之围后继续东进，自己才可以西出接应。为此，卫立煌和蒋介石派往沈阳督战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多次争吵，最终顾祝同也没有说服卫立煌，只好上报蒋介石，说东北将领拒不执行命令，不肯出兵救援锦州。
10月2日，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亲自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上，蒋介石决定从华北和山东通过海路向葫芦岛运兵共7个师，再加上葫芦岛原有守军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而沈阳方面出动5个军11个师，还有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东西两路夹击，企图解锦州之围。蒋介石对沈阳的西进兵团尤为重视，特别召见西进兵团总指挥廖耀湘，要求他担负责任，给解放军一个重大打击。
国民党军的增兵给四野带来了极大的难题。为此，在10月2日深夜，林彪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阐述了四野可能挡不住敌人援兵，攻锦州无法速胜的问题，表明想回攻长春。
10月3日凌晨，林彪和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经过磋商，最终决定还是全力攻锦州。决定作出之后，林彪又发了一封电报给中央，说明四野还是先打锦州。直到看到这封电报，毛泽东才松了一口气，回电说道：“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之前我们与你们之间的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10月5日，四野指挥部到达前线，林彪实地察看了地形之后，马上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城和打援的方案。此次作战，攻城倒在其次，最为关键的是要挡住敌人的援兵，为攻城部队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而敌人的两路援兵又以葫芦岛——锦西一路的东进兵团为重中之重。因为锦西与锦州相距仅仅50公里，万一挡不住敌人的东进兵团，敌人转眼就能到达锦州城下，到时候攻城部队其势必危。
担负阻击敌人东进兵团任务的是四野第4纵队和第11纵队，由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主要战场在打渔山、塔山和虹螺蚬一线。为了鼓舞士气，林彪特意给第4纵队发电报：“你们必须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蚬山下一线约20余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解放军认识到西线的重要性，国民党军同样也认识到了。10月6日，蒋介石亲临葫芦岛，部署作战计划，他对国民党将领们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2个军及烟台1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5个军夹击攻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我军主力到锦州。各将士的任务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剿灭共匪……”
除了鼓舞士气外，蒋介石还派来了海军，让海军以炮火轰击解放军的阵地，支援国民党陆军的进攻。
自10月10日起，锦州之战西线就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搏杀。国民党军最终实际投入战斗的有3个军共9个师，他们选择塔山作为突破口，在海军和空军的掩护下，轮番向解放军塔山阵地发起冲锋，一连猛攻了三天，塔山阵地仍然屹立不倒。此时，锦州攻城战的外围战斗已经基本结束，在13日深夜，刘亚楼电告攻城各部队，第二天发起总攻，务必一举攻克锦州。
此时，蒋介石感到大事不妙，所以几乎在刘亚楼给攻城部队发电报的同时，他也给东进兵团下了死命令：“拂晓攻下塔山，12时占高桥，黄昏到达锦州！”
就这样，塔山阵地上的国共两军在深夜里就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惨烈程度较之前三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拂晓，总攻锦州的命令还没有正式下达，塔山阵地已经九易其手，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电告四野总部，称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极大。
参谋长刘亚楼此时心中也颇为动摇，如果下达总攻命令之后塔山失守，一个小时之内敌军就会潮水般涌到锦州，攻城部队就会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可如果此时不下达总攻命令，攻锦一战岂不是虎头蛇尾，功亏一篑？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彪果断作出了决策，下令发动总攻，同时对刘亚楼说：“告诉程子华，我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数字。”
10月15日上午10点，总攻开始。攻城部队集中了500门大炮向锦州城内猛轰，11点半突击队开始进攻，到下午18点整，锦州城破，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被全歼，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上将和第6兵团司令卢浚泉中将被生擒。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听说锦州失守，知道继续攻打塔山已经失去意义，于是也撤回了锦西和葫芦岛。
锦州攻克，于东北战局有决定性意义，东北数十万残敌从此陷入了四野的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之中，成了四野碗里的肉，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此时，已经被围困多时的长春守敌也支持不住了。锦州城破之后，蒋介石立刻派飞机飞赴长春，给郑洞国空投手令，命令他马上率部突围南下。郑洞国接到手令之后哭笑不得，此时率部出城，岂不是自寻死路？结果长春守军各部谁也没有听蒋介石的命令。
自10月17日至19日，长春国民党军各部先后起义、投降，最后，郑洞国在得到解放军的保证之后，也率部投降。至此，长春兵不血刃，不战而克。
锦州、长春先后被解放军拿下，东北国民党军只剩下驻守沈阳的部队。锦州之战期间，廖耀湘带领国民党军的西进兵团自沈阳出兵，增援锦州，但是同东进兵团一样，廖耀湘部也没能及时赶到锦州。
锦州失守之后，卫立煌认为已无继续西进的必要，命令廖耀湘迅速撤回，否则有可能被解放军包围歼灭。然而蒋介石却希望军队迅速组织反攻，重新夺回锦州，因此下令廖耀湘继续进兵锦州。卫立煌不敢直接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但是又怕西进兵团被解放军歼灭，因此虽然不敢命令廖耀湘撤回，但还是下令他不能继续前进。结果廖耀湘被这两道命令夹在当中，进退两难。
锦州攻克之后，林彪建议先观察廖耀湘部的动静，如廖耀湘继续西进，就等他再进一步，然后进攻；万一廖耀湘有向营口方向运动，想从海上逃跑的迹象，就要迅速包围廖部，将之歼灭。毛泽东听了林彪的建议之后完全赞成，于是四野就按此计划进行，先观察廖耀湘部的动静。
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之下，廖耀湘部终于继续西进，企图夺回锦州。林彪早有准备，发布作战命令：刘震第2纵队、韩先楚第3纵队、邓华第7纵队、段苏权第8纵队、詹才芳第9纵队、李天佑第1纵队及第6纵队第17师和炮兵纵队，立即由锦州地区隐蔽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疾进，从两侧迂回包围廖耀湘兵团；万毅第5纵队、黄永胜第6纵队分别由阜新、彰武地区南下，切断廖耀湘兵团往沈阳的退路；梁兴初第10纵队和第1纵队之第3师由新立屯东北地区后撤至黑山、大虎山地区，构筑工事，坚决阻敌前进，以争取时间等待主力回师，尔后配合主力部队围歼敌军；吴克华第4纵队、贺晋年第11纵队在塔山地区继续阻击锦西方面敌军，保障主力作战安全；独立第2师以4天时间赶到营口，切断敌军海上退路。周密部署之后，四野将士枕戈待旦，专等廖耀湘部来攻。
10月23日上午，廖耀湘部向大虎山和黑山发起猛攻。四野第10纵队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顽强阻击，寸土不让，结果经过三天激战，10纵守住了阵地，拖住了廖耀湘部，使廖耀湘部既无法西进一步，又丧失了南撤入海的宝贵时间。廖耀湘见西进不利，遂决定南走营口，结果遇到四野8纵23师和独立2师的阻击。廖耀湘判断失误，误以为遇到了四野主力，于是又听从卫立煌的命令回师沈阳，结果又被四野6纵拦住了去路。这样一来，廖耀湘部10万精兵，陷入四野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插翅难飞！
此时四野官兵如同刚刚捕获到猎物的狮虎，放心大胆地吃起“肉”来，一场围歼廖耀湘部的“大餐”随即打响。解放军合围、分割、歼灭同时进行，专捣敌军的各级指挥中心，不到三个小时，就打掉了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和三个军的军部。廖耀湘的10万人马顿时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廖耀湘急于集结残余力量进行突围，情急之下甚至在电报里直接用明码呼叫“部队到二道岗子集合”。林彪听到之后，果断下令四野也打乱建制，以乱治乱，部队都往二道岗子打，务必活捉廖耀湘。结果廖耀湘果然被俘，西进兵团的10万精锐也全军覆没。
早在歼灭廖耀湘部之前，林彪已经开始考虑攻取沈阳的问题。但是在歼灭廖耀湘部的过程中，为了打乱敌军的建制，四野大胆穿插渗透，结果把自己的建制也跑乱了。等廖耀湘部覆灭之后，四野指挥部同样也找不到底下各军各师的位置了。参谋长刘亚楼为此急得抓耳挠腮，因为他知道，如果贻误战机，沈阳之敌很可能突围逃脱。这时候，还是林彪镇定自若，他说道：“乱就乱吧，下道命令，全军向沈阳进发，同时传达纵队和师、团，乃至营、连，不必集结，部队从原地出发。”
结果，四野各部队就在建制没有恢复的情况下星夜兼程赶到了沈阳，马上完成了对沈阳的包围。仅用两天时间就解放了沈阳，随后，四野又拿下营口等地，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战役，锦州是关键。四野在东北实力雄厚，可以说解放军在东北已经取得了局部优势。在此种形势下，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必然是力求全歼；国民党军则是力求坚守，万一守不住，就要千方百计逃出东北，以求保存实力。而锦州城破，东北的大门就被关上，在北起长春，南到营口，西到锦州，东至边界的地带上，四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将东北国民党军完全困在里面，接下来做的只不过是各个击破，逐一歼灭而已。
锦州这一战正是在总体战略充分下体现了一个“围”字。而在具体的长春之战中，四野采取了久困长围的策略，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彻底拖垮了长春守敌，最后当锦州城破，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后，长春守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终于坚持不住，纷纷起义、投降，解放军兵不血刃，拿下长春，既达到了目的，又避免了自身的损失。
总而言之，“围”是一方实力占据绝对优势之时才能作出的选择。不仅在军事领域里是这样，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如此。如果你能对整体局势有绝对的控制力，完全可以以静制动，耐心等待敌人露出破绽后再行进攻，或者等待敌人自乱阵脚，自取灭亡。
4．当战则战——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并非说兵力一定要达到敌人的十倍，而是说只要占据绝对优势，就可以采取围困战略。同样，“五则攻之”也不是一定要达到敌人的五倍，而是通过筹算得出结论，能够战而胜之，就一定要坚决进攻，以雷霆万钧之势，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后患无穷，追悔莫及。
春秋时期是奴隶制贵族制度向封建专制制度转变的初始阶段，此时的上层社会还保留着浓厚的贵族气。
所谓贵族气，就是视荣誉、尊严、道义、规则重于生命，这和成王败寇、兵不厌诈的兵法是格格不入的。
宋襄公就是一个典型的贵族，他视仁义理念重于生命，并且终其一生贯彻实施。但是他迂腐且不懂得变通，最终在军事上遭到了失败。
宋国是老牌诸侯国，与商王同姓。当年周武王伐纣成功，将宋国一并灭掉。后来周公辅佐成王，平定武庚之乱，又将古宋国的土地封给了商朝遗老微子，让他延续商朝的香火。
到了东周的春秋时期，宋国作为诸侯国中的保守派，竭力维护旧的社会秩序的礼仪，维护周天子的权威。
齐桓公称霸之后，借周天子之名号令诸侯，也需要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因此和宋国关系良好。
齐桓公有六个儿子，但都是庶出，没有嫡子，齐桓公怕自己死后诸子夺嗣，因此立了公子昭为继承人，并将公子昭托付给了宋襄公。齐桓公死后，齐国果然爆发了易牙之乱，公子昭险些被害，只好出逃到宋国。
宋襄公极重信义，当年受人之托，就一定要做忠人之事，于是率军护送公子昭回齐国担任国君，同时号召诸侯都来支持。
由于宋国弱小，诸侯国对宋襄公的号召并不十分响应，只有少数几个小国参加了宋襄公的护送队伍。然而，宋襄公毕竟造出了一定的声势，加之齐国有很多贵族对公子昭比较同情，所以宋襄公竟然一举成功，顺利地将公子昭扶上了齐国国君的位子。
宋国国力虽弱，宋襄公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希望能在诸侯当中称霸，然后规范秩序，共同拥戴周天子，恢复旧式贵族昔日的荣光。
本来宋襄公在诸侯中人微言轻，可是这一次他居然帮助前任霸主齐桓公的儿子复国成功，这一下子就让他头脑开始发热。之后，宋襄公先后又管了几个小诸侯国的闲事，更加觉得自己腰杆硬了，于是，他主动发起诸侯会盟，想要一举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楚、齐等大国接到宋襄公的邀请之后，都暗暗觉得好笑，尤其是楚国，地处南方，自立为王，一向不给中原诸侯面子。不过楚成王这一次想借机为自己立威，所以还是答应参加会盟。而齐国因受过宋襄公的恩惠，也不好不给面子，所以这次会盟居然就这样组织起来了。
会盟之前，宋襄公先和楚成王还有齐孝公开了个碰头会，宋襄公以盟主自居，拿出了草拟的会盟文书，约定诸侯共扶周天子，楚成王和齐孝公见他如此自大，都很不满意，也不好公开反对，只好都签了字。
等到了正式会盟的那一天，齐孝公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就没有出席，只有楚国和其他一些小国出席。
在会上，楚成王提出由谁来做盟主的问题。在宋襄公心目中，这俨然已经不是问题，理所当然就应该是自己，可是楚成王却不理他那一套，自己主动坐到了第一把交椅上。宋襄公大怒，说自己的公爵爵位是周天子所封，楚成王虽然是王，却是自封的，根本不够资格，结果楚成王早有准备，他召集埋伏的人马，将宋襄公捉走，并顺势攻打宋国。若不是宋国群臣用计，上下齐心，说不定宋国就被楚国一举灭了。后来，在其他诸侯国的调停之下，楚国才将宋襄公放了回来。
宋襄公回国之后，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发誓一定要报仇。可是楚国实力雄厚，宋国自知不是其对手，于是就把怨气转嫁到和楚国关系好的郑国头上。一次，他听说郑文公去楚国拜会楚成王，郑国国内空虚，就发动兵力去攻打郑国。楚国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于是楚成王下令出兵，但并不是去援救郑国，而是直接奔宋国杀了过去。宋襄公连忙回兵，于是宋楚两国就在泓水对峙。
此时，宋国大司马公孙固劝宋襄公说，楚国的目的不过是援助郑国，现在咱们退兵了，楚国的目的已经达到。而楚国兵力如此强大，咱们不是对手，干脆讲和算了，别拿鸡蛋去碰石头了。然而宋襄公十分顽固，说楚国是残暴之师，我们是仁义之师，正所谓仁者无敌，我们怎么可能输呢？说什么也不肯讲和，而且还准备了一面大旗，上面绣着“仁义”二字，准备决战的时候展示给楚军看。
等到第二天清晨，楚军主动出击，渡河来攻打宋军。此时公子小固给宋襄公献计，说楚军渡河未济，正好击其中流，这样楚军势必死于河中。然而宋襄公却说，我们仁义之师，怎能做偷袭这种卑鄙的事情？他拒不出兵只是命令军队严阵以待。
楚军过河完毕，又忙着列阵，乱哄哄地没有秩序。此时公子小固又说，眼下又是一个机会，可以趁乱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果等楚军列队完毕，咱们就没有机会获胜了。可是宋襄公不仅不听，反而骂公子小固没有仁义之心，结果又丧失良机。
等到楚军列阵完毕，双方才正式交战，宋军弱小，自然不是对手，结果被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宋襄公也大腿中箭，身负重伤。不过，宋襄公平时讲究仁义，对待手下十分厚道，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为他卖命的，大家都拼死来救他，终于把他救了出来，只是那面写着“仁义”的大旗，早就不知道被丢到哪里去了。
宋襄公当断不断，该打不打，最终输掉了战争，毛泽东曾经评价宋襄公那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确，仁义道德不是不好，但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之上还坚持这些原则，就实在是太不懂得变通了。
鸿门宴上项羽的表现，和宋襄公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项羽并不是讲究仁义道德的人，他之所以不杀刘邦，主要是由于自己性格优柔寡断，又被刘邦、张良使用的各种计策蒙蔽了双眼。最后他的结局和宋襄公也差不多，纵虎归山，反而伤了自己。项羽乌江自刎之时，想必也对当年鸿门宴上没能杀掉刘邦追悔莫及吧。
毛泽东就不是宋襄公或者项羽这样的人。解放战争后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进行，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时，国民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完全落在下风，被迫转入重点防御。而国民党主要的防御阵地，就是长江中下游沿岸。
长三角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这里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极其富庶，其中上海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远东第一大城市，而南京更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虽然在中国的北方已经彻底失败，但是从全国来看，仍有上百万的军队，如果能够守住长江防线，获得喘息的机会，再进行休整，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
为此，蒋介石先是假意下野，让李宗仁任代总统，自己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幕后主持大局，然后操纵国民党发出和谈信号，以此作为缓兵之计。此时，很多走中间路线的民主人士也为国民党所迷惑，纷纷呼吁国共停止内战，进行和谈。
而在国际上，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美苏两国在世界范围内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忌惮。在苏联的全球战略中，欧洲是重点，苏联在东欧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将东欧国家全部拉进了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为了不激怒美国，在其他地区对美国做出了一些妥协，包括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另外，苏联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统一中国。于是，苏联给中国共产党发电，称他们认为如果继续进攻国民党，很可能导致美国出兵，插手中国内战，到时候打不倒国民党，很有可能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甚至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毛泽东对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非常不满，写文章严厉批评了苏联，称若是不打过长江去，中国倒是有可能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另外，他还指出了国民党和蒋介石求和的虚伪性，指出内战是国民党先挑起的，理应为此负责，现在国民党又开始求和，无非是想获得喘息之机，恢复元气，继续进行内战。
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之下，解放军丝毫不给国民党军喘息的机会，迅速组织了渡江战役。准备以中野、华野和四野的一部强渡长江，发动战略性进攻，目标直指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
汤恩伯当时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三省和赣东军事，白崇禧则是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后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司令，两人联手组织国民党的长江防线。
长江防线西起宜昌，东至上海，长约1800余公里。到1949年4月，这条防线上已经部署了汤恩伯部75个师45万人，白崇禧部40个师25万人，合计115个师70万人。
其中，汤恩伯部负责江西省湖口至上海一段；白崇禧部负责湖口至宜昌一段。同时，国民党的海军舰队和江防舰队也都派出军舰，沿江巡逻游弋；空军300余架飞机也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随时待命。此外，上海吴淞口外海面还有美英等国的军舰，摆出一副解放军敢渡江他们就插手的样子。长江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再加上如此严密的布置，国民党军得意扬扬，称之为“固若金汤”。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依照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中野、华野共约100万人参加渡江战役，由中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
中央军委要求总前委务必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苏、皖、浙三省，同时还要作好准备，应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武装干涉。另外，中央军委命令四野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华北南下，归中野指挥，攻取信阳，遥指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渡江作战的部队。
兵贵神速，参加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到达长江北岸，开展侦察、训练、筹集船只、政治宣传等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解放军还以部分兵力拔除了长江北岸国民党军的一些据点，为主力渡江扫清了道路。
为了减少战乱带来的损失，尽量为人民争取利益，中国共产党同意和国民党进行谈判。1949年4月1日，国共谈判在北平正式开始。中国共产党在谈判期间充分表示了自己的诚意，人民解放军几次推迟了渡江时间。
4月15日，《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已经拟定，双方商定4月20日签字。但到了20日，南京国民政府却拒绝签字。于是，人民解放军按照命令，于20日夜发起渡江作战。解放军中路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4、第25、第27、第21军冒着枪林弹雨，在100余公里的战线上首先开始渡江，迅速攻占了几个江心洲。随后，解放军在鲁港（芜湖西南）至铜陵段率先突破，成功登陆并连续打退守军的多次反击，建立了巩固的滩头阵地，并迅速向纵深发展，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汤恩伯得知消息后，亲自到芜湖布置反扑，但毫无效果。21日晚，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也按计划开始渡江，东路第一梯队第23、第28、第29军于龙稍港（泰兴西南）至张黄港段渡江，突破守军防御后，击退多次反击，巩固阵地，于22日兵至南闸（江阴以南）、百丈镇（申港以西）一线，在东西5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地段布置了滩头阵地。西路进展同样顺利，突破江防阵地后也建立了滩头阵地，于22日解放安庆。中路也继续进攻，占领南陵。
江防被全线突破之后，国民党部队担心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围歼，只好仓促退却，一边退却一边在浙赣铁路沿线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然而，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向纵深开展攻势。相继解放了丹阳、常州、无锡、镇江，到了23日晚，第35军占领南京。
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解放南京意味着统治中国20多年的蒋家王朝彻底覆灭。毛泽东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之后，当即赋诗一首，就是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颈联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说的正是当战则战的道理，对于已成落水狗的敌人，一定要痛打到底，切不可给敌人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机会。万一斩草不能除根，势必留下后患，让敌人“春风吹又生”，成为日后的大麻烦。说不定反咬一口，反而断送了自己原本即将到手的胜利。所以，为了获得彻底的胜利，必须穷追猛打，不留后患。
除了战争，做其他的事情也应该遵循这样一个道理，即“当仁不让”。如果到了该自己表现的时候，一定要勇敢地展示自己；到了该自己说话、该自己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大胆地说和做。如果失去了这个机会，以后很可能会追悔莫及。成大事者，这种抓住机会的能力是必需的。
5．不战则守——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在战争中，如果敌人的实力比己方强，除非自己能够出奇兵，否则主动进攻显然就不是明智之举。如果没有出奇兵的机会，不妨先坚守不出，坚壁清野，用一个“拖”字诀，等待事态发生变化，然后寻找机会战胜对手。
军事史上，用“拖”字诀进行坚守，最终制胜的战例不胜枚举，而面对强敌沉不住气，贸然出击，最终兵败身死的反例也有不少。欲成大事，必须借鉴这些例子，学会在时机未到的时候保持冷静，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战国末年，七雄并立的格局已经被打破，秦国一家独大。然而，六国之中，秦国虽然最强，但是楚最大，齐最富，赵最善战，此三国具备相当的实力可以和秦国对抗。尤其是最为骁勇善战的赵国，和秦国有过多次惨烈的战争。
公元前262年，秦国出兵攻打韩国，占领了野王城，韩国的上党郡因此和国都失去了联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上党郡守冯亭不肯归降秦国，就和手下商议，打算把上党献给赵国，只要赵国接受上党，秦国势必攻打赵国，赵国支持不住，自然会和韩国结盟，到时候韩赵合力，或许可以对抗秦国。就这样，冯亭派出使节，向赵国献城。
赵孝成王见到使节之后，和平阳君、平原君商议此事。平阳君害怕接受上党会触怒秦国，因此建议赵王不要接受；而平原君则认为既然上党唾手可得，不如先收下再说，何况上党作为赵国和秦国之间的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最后赵王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接受了上党郡。
这一举动果然惹怒了秦国，公元前260年，秦国以王龁为将，发兵上党，攻下了城池，上党百姓纷纷逃入赵国。赵国也以老将廉颇为将，发兵至长平，镇抚上党逃来的百姓，并且和秦兵对峙。
不久双方开始交战，秦军战斗力毕竟更强，几次小规模的交锋下来，秦军都取得了胜利，攻克了赵军的一些阵地，还杀了几员赵军的中层将领。在这种形势下，久经沙场的廉颇决定实施坚守战略，和秦军打持久战、消耗战。于是赵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城池，坚守不出，无论秦军如何挑战，坚决不与秦军正面交锋，这一拖竟然就拖了三年。
秦军兵力60万人，赵军则为45万，虽然秦军兵力占优，而且战斗力更强，但是赵军专务防守，秦军也是无可奈何。秦军毕竟是在国境之外作战，而且军队庞大，时间一久，后勤给养渐渐出现了问题。
秦国此时也很着急，再这么拖下去，军队的士气势必大大低落，可是如果就此撤兵，一是挫损了秦军的锐气，二是万一到时候赵军伺机发动反扑，那可是大大地不妙。
为了摆脱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秦国相国范睢想到一条妙计，即花重金贿赂赵国权臣，同时派奸细在赵国四处散布流言，说秦国最怕的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廉颇已经老了，根本不敢出战，也无法再坚持下去，说不定不久就投降了。
赵王听到这些流言之后，心中半信半疑，这时候接受秦国贿赂的权臣又在赵王身边大进谗言，结果赵王中了计，果然撤掉了廉颇，派赵括做大将，统领赵军。
秦国一看赵国中计，也急忙做出调整，派大将武安君白起秘密前往前线，接替了王龁的位置，但是这一人事变动对外一律封锁消息，白起是秘密上任的。
原来，赵括虽然是个自大骄狂的人，但是对于当时天下第一名将白起还是心存畏惧的，秦王怕赵括听了白起的大名会畏缩，和廉颇一样坚守不出，所以才下令封锁消息。
白起到达前线之后，知道对面是赵括，决定利用赵括骄傲自大的弱点，先给赵括一点小甜头，然后再诱敌深入，分割包围，一举歼灭。
白起先是派先头部队出击挑战，许败不许胜。赵括见秦军挑战，当即率兵出战，结果秦军略做抵抗就向后败退，赵括本来就自视甚高，现在一看秦军如此不堪一击，心中不免更加自负，心想力克强秦的不世奇功就在自己的眼前，怎么能不去争取？于是率兵在后面紧紧追赶。赶到秦军的壁垒之前，赵括一鼓作气，率兵攻打壁垒。然而秦军此时却不像开始时那样不堪一击了，相反，秦军作了充分的准备，壁垒固若金汤，赵括久攻不下。
此时，秦军的精兵已经迂回到了赵军的两翼，于是，赵军被秦军的精兵分为三截，粮道被切断，首尾不能相顾，各自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赵军无奈，只好就地筑起壁垒，死守待援。
赵军虽然已经被分成三段，但毕竟是有45万人的大军，秦军要想一口吃掉赵军，还是力有未逮。此时，秦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总动员，15岁以上的男丁一律参军，参军者一律赐爵一级。而且，秦王还亲自赴前线督战，倾全国之力也要打赢这场战争。
转眼就过去了46天，赵国的援兵始终没能突破秦军的防线，赵括手下的士兵断粮多日，饥饿不堪，甚至出现了自相残杀而食的现象。赵括万般无奈，只好集中残存的兵力，开始突围。他将赵军分为四队，轮番冲击秦军防线，始终不能冲出，最后赵括亲自率精兵上阵，结果依然失败，赵括本人也被秦军乱箭射死。
赵括死后，40万赵军降秦，结果被白起全部坑杀。赵国精锐部队于长平一役中丧失殆尽，军事力量一蹶不振，几十年后终于被秦所灭。
长平之战，赵国输就输在了没有坚持坚守的战略。当时的情形，速战对秦军有利，相持对赵军有利，赵军如果能按照廉颇的战略，坚守不出，并不时派小股部队劫秦军的粮草，秦军势必难以久持，等到秦军士气低落，开始撤退的时候，赵军再乘势反击，必能获胜。
而赵括上任之后，放弃了廉颇的正确战略，又没有充分调查研究，不知道对手是名将白起，结果贸然出击，中了埋伏，陷入绝境，最后不仅害了自己性命，更误了国家大事。
赵括是不懂得坚守的反例，接下来再看一个懂得使用坚守策略的例子。这个例子的主角老奸巨猾，他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于是就采取坚守战略，死守不出，最终将敌人拖垮、拖死，敌人甚至被拖得主帅都病死在了战场上。最终，胜利还是属于这位最能坚持、最有韧性的主角——司马懿。
大禹治水之时，分天下为九州，到了三国时期，蜀国仅占益州，东吴占据扬州、荆州，其余六州尽为曹魏所有。而且，曹魏所占的六州是中原一带，中原虽然历经多次战乱，但在当时仍然是经济中心，因此，在三国鼎立时期，曹魏的综合实力最为强大，吴国次之，蜀国最为弱小。
既然实力相差如此悬殊，为什么三国又能保持均势，鼎足而立50余年呢？究其原因，首先，吴蜀两国实施了“合纵”战略，即吴蜀联合，共抗曹魏。从赤壁之战开始，孙刘联盟就正式形成，后来孙权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双方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几十年下来，虽然有东吴偷袭荆州杀了关羽、刘备起兵为关羽报仇最终兵败这样的大冲突，但是在诸葛亮、鲁肃等目光长远之人的努力之下，孙刘联盟终于还是保持了下来。这个联盟是吴蜀双方能够与曹魏对抗多年的基础。
其次，吴蜀两国有地理优势。蜀有山川之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吴有长江之险，号称天堑，易守难攻。占据了这样的地理优势，曹魏即使实力再强，短时期内对吴蜀也奈何不得。
最后，吴蜀两国还有人才优势。吴国占据江南六郡八十一州，后来又占据荆楚之地，这些地方的各类人才几乎都被吴国拉拢过来，为己所用，而北方在被曹操统一之前，连年战乱，也有不少人才为了躲避战乱逃到江东，也成了东吴的人才来源。蜀国就更不必说，一个诸葛亮就撑起了蜀国的半壁江山，天府之国，人杰地灵，其他各类人才也是数不胜数。
就这样，吴蜀两国各自拉拢了一大帮人才，占据地利，又联合对外，这才能与实力雄厚的曹魏抗衡，从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蜀国的诸葛亮号称卧龙，确实不是浪得虚名，早在隆中高卧之时，就已经预知天下三分。他曾对刘备做了一番《隆中对》，详细讲述了北让曹操占天时，东让孙权占地利，刘备自己可占人和的策略，联吴抗曹，维持均势，等到中原一旦有变，刘备可以兵分两路，选一员上将（原本预备的人选就是关羽）自荆州北上，直取洛阳、许都；另一路由刘备亲率，取道汉中，直取长安。
可以说，在中原已经为曹操所占的情况下，诸葛亮的设计是刘备恢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唯一机会。然而，总体战略虽然设计好了，具体执行上却产生了偏差。
由于关羽过于骄傲，没能贯彻诸葛亮“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甚至孙权上门给自己儿子求亲，要娶关羽的女儿，都被关羽骂了回去。结果关羽北击中原，威震华夏之际，被东吴的吕蒙抄了后路，丢了荆州，自己也兵败身死。荆州一丢，蜀国就只剩了一块孤立的益州，诸葛亮的总体战略再也无法实现。再加上刘备一心报仇，结果猇亭一战又惨败于东吴陆逊之手，蜀国实力大损，诸葛亮的战略就更加没有希望了。到了三国后期，最为弱小的蜀国实际上已经无力维持均势了。
虽然事已不可为，但是诸葛亮仍然尽心尽力辅佐后主。他深知，蜀国太弱，单靠防守难以支持太久，反倒不如御敌于国门之外，以攻为守，或许还能有一线希望。于是，诸葛亮在收服了南方少数民族之后，就出师北伐。
诸葛亮是经天纬地之才，即使他指挥的是弱小的蜀军，魏国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之抗衡。然而诸葛亮却只怕一个人——司马懿。
司马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忍者。所谓忍，有两层意思，一是忍耐，二是残忍。司马懿充分符合这两个条件，该韬光养晦的时候，决不胡乱出头；该痛下杀手的时候，绝不心慈手软。
司马懿很早就追随曹操打天下，但是他一直没有什么突出的成绩，不过是做个主簿，管理账目而已。然而以曹操多疑狡诈的性格，早就看出司马懿绝非池中之物，他曾经说：“仲达（司马懿的字）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但是由于司马懿实在表现得太过老实，曹操虽然对他生疑，却始终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久而久之也就放松了警惕，虽然时常做些三马同槽之类奇怪的梦，但是总往西凉马腾马超父子那边联想，就是没想到司马懿。到了曹操临死之时，司马懿居然还是受命托孤的大臣之一。司马懿的能忍，由此可见一斑。
忍耐方面司马懿如此优秀，残忍方面也毫不逊色，曹魏后期，司马懿是国家栋梁，但是曹姓皇族中人却始终看他不顺眼，觉得他野心太大，想要除掉他，其中就有大将军曹爽。
曹爽和司马懿虽然都掌兵权，但是曹爽毕竟姓曹，司马懿与之正面交锋，肯定没好果子吃。结果司马懿就又使出“忍”字的第一层含义，假装得了老年痴呆，做出一副不久于人世的样子，骗得曹爽放松了警惕，结果司马懿一举发动政变，端掉了曹爽集团。得手之后，司马懿马上使出了“忍”字的第二层含义，将曹爽集团的主要人物全部诛了九族，当真是斩草除根，鸡犬不留。
讲了这么多，都是为了介绍背景资料和两位主要人物，现在万事俱备，接下来就该说说这两个姓复姓的人是如何交手的了。
蜀国虽然势弱，但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其实还是有机会的。诸葛亮的目的是为蜀国开辟另一块成规模的根据地，然后再重新按自己当年的计划走下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诸葛亮先使了离间计，派人到魏国散布谣言，说司马懿手握兵权，即将谋反。魏主曹睿听了这些之后，半信半疑，而司马懿自己则赌咒发誓，说决无此事，还说肯定是诸葛亮造谣，自己愿马上提兵去灭蜀，证明自己的忠心。
曹睿仔细权衡了一下，要说司马懿谋反，毕竟没有真凭实据，但是司马懿说要灭蜀也不过是随便说说，要知道蜀国虽弱，但要灭掉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司马懿却可以趁机掌握更大的兵权。曹睿在犹豫之中，想到了自己爷爷当年评价司马懿的话，为安全起见，就废司马懿为庶人，打发他回家养老了。
这一下子魏国没有了司马懿，蜀军趁机大举进攻，连战连捷，不仅占据了凉州一带，还直逼长安，长安守将是原本从蜀国降魏的孟达，现在他已经打算重新投入旧主的怀抱。如果拿下长安，蜀军就能够真正威胁到魏国的统治中心了。
曹睿这一下束手无策了，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能用的。没办法，还得起用司马懿。就这样，诸葛亮和司马懿终于面对面交手了。
司马懿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请圣旨，兵贵神速，千里奔袭，迅速平定了孟达叛乱。随后又在街亭击败了有名无实的马谡，逼得诸葛亮不得不退兵回汉中，前功尽弃。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
第一次北伐失败并不能动摇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于是，诸葛亮继续发展生产，积蓄力量，等待再次北伐。
说实在话，司马懿虽然善于用兵，但是和诸葛亮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两军交战，司马懿十有八九是输。然而，魏国毕竟实力雄厚，几次战役的失败并不足以让魏国伤筋动骨，战略优势仍然牢牢掌握在魏军手中。而且，司马懿通过几次失败也逐渐知道了诸葛亮的厉害，于是又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忍。
司马懿知道蜀军劳师以远，不利久战，于是就做了缩头乌龟，坚守不出，只是时不时地派出小部队去截断蜀军的粮道，让蜀军更难坚持。
司马懿使出这一招，诸葛亮也是狗咬刺猬——没处下嘴。他想尽各种办法引司马懿出来，有时叫骂，有时示弱，有时利诱，有时假装转移战略目标，有时真的转移战略目标……总而言之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司马懿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在蜀军进攻中原的必经之路上坚守，始终坚持六个字：不挪窝，不出窝。任你有千条妙计，我只是一定之规，坚决不出战，把战局尽量往长里拖，拖成消耗战，拖成对峙战，拖得蜀军是后劲不足，士气消沉，粮草不继，自然只好退兵。
就这样，诸葛亮几次北伐都像是一拳打进了棉花堆里，空荡荡的没有着落，真是有劲没处使。
最后一次北伐，诸葛亮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我就不信你一直缩头缩下去。诸葛亮让蜀军开荒种地盖房子，打算长期和司马懿耗，可司马懿依然故我，耗就耗，看看谁怕谁！结果最后还是诸葛亮挺不住了，他身体不好，工作负担又重，已经病入膏肓了。
这个时候诸葛亮也实在没办法了，就派了一个使节，去给司马懿送了些礼物，包括女人的衣裙、首饰、脂粉等等。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你司马懿龟缩不出，还是不是男人？魏军的将领们都受不了自己的主帅受到这样的侮辱，纷纷请战。结果司马懿仍面不改色心不跳，反而换上了诸葛亮送的衣服，说挺合身的嘛，然后哈哈一笑，随后问来使说：你们丞相（诸葛亮）最近一天吃多少饭啊？干多少活啊？结果使者回答，吃饭不多，干活不少。司马懿听了之后，很友善地打发使者回去了，然后回头和诸将说，诸葛亮劳累过度，饮食大减，死期不远，咱们还怕他作甚？等着老天爷收他就是了！说完继续坚守，只等最后胜利的来临。
诸葛亮终究是没有盼到和司马懿决战的那一天，最终病死在了北伐的前线——五丈原。诗圣杜甫有诗曰：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诸葛亮的确悲壮，出师未捷也就罢了，更何况不是没能力做到，而是没机会做到，这就在悲壮之上，又加了一份不甘，更增添了诸葛亮的悲剧色彩。然而，战争却从来不会同情悲壮的一方，只会按照优胜劣汰的残酷法则来进行。
有些战争是速战不利，久战有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是因为己方战斗力不济，但后备力量雄厚；有时是因为有某些特殊优势，例如俄国气候寒冷，对方必须在夏天速战速决，如果交战持续到了冬天，就只能被动挨打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入侵过俄国（苏联），结果都遇到这一问题，并导致了他们最终的覆灭。
无论如何，在这种久战有利的情况下，一定要坚守不出，保存实力，等到战场局势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时再伺机行动，或者干脆一路拖死敌人。这就是名将智略中的“守”字诀。
6．难守议和——为自己赢得准备时间
除了包围、进攻、防守之外，议和也是战争的一种手段。
在某些情况下，双方终究难免一战，但是作战的条件却并没有完全具备——有时是因为实力不济，有时是因为准备不足，有时则是因为有其他敌人要对付，自己腾不出手来。此时，通过暂时的和平，可使己方获得充分准备的机会，等到万事俱备，再投入作战。
西汉初年，高祖刘邦经过多年征战，诛强秦，灭项羽，终于荡平四海，一统天下。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却又冒出来一个新的对手——匈奴。
一次，冒顿再次带兵南下，40万大军包围了马邑，将刘邦封的诸侯韩王信困住了。
这个韩王信虽然也叫韩信，但是并不是“带兵多多益善”、“战必胜，攻必取”的大将军韩信，而是从前六国中韩国贵族的后裔，是个纨绔子弟。他并无太多真实本领，只是仰仗着祖先的威信和名声，又因其也参加了反秦起义，所以混了个封地。
这次被剽悍的匈奴人困住，韩王信一下子就傻了眼，生怕丢了性命，于是主动向冒顿求和。刘邦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骂韩王信是个软骨头，并派使者去责备他。结果韩王信害怕刘邦会对他军法处置，干脆投降了冒顿，成了冒顿南下进军的领路人。
刘邦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顿时暴跳如雷，于是，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准备好好教训一下冒顿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公元前200年冬天，刘邦率大军北上晋阳，迎击匈奴。
那个冬天特别冷，汉朝士兵冻伤了不少，有的甚至手指头都被冻掉了，弓箭也没法使用了。不过几次遭遇战中，匈奴兵都一触即溃，根本不堪一击，一路向北逃窜，刘邦觉得匈奴兵实在是差劲，更觉得韩王信无能，居然能被这样的对手吓得投降！于是刘邦一路追击，打算彻底打垮冒顿。
骄兵必败，这一下刘邦可就中计了。
其实刘邦也不是没有防备。刘邦一边追赶匈奴兵，一边派侦察部队到前方去打探消息，结果传回的信息是前面的匈奴兵都是老弱病残，连战马都瘦得要命，追赶上去一定会大获全胜。
刘邦还是将信将疑，又派娄敬出使匈奴，名为和谈实为刺探军情。这个娄敬是个明白人，他回来跟刘邦说，匈奴兵确实都是些老弱残兵，但是我怀疑他们的精锐部队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皇帝您可要多加小心，提防冒顿有诡计。
然而此时的刘邦已经丧失了理智，一心想一举解决匈奴，于是不仅不听劝，反而说娄敬想阻拦他进军，把娄敬给关了起来。
随后，刘邦率精兵急进，来到平城之后，忽然遭遇匈奴兵的埋伏，这一次匈奴兵可不是老弱残兵了，精锐部队全部出动。刘邦虽然带领的也是精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结果只坚持打了一阵子就退到白登山上，固守待援。
然而，冒顿40万精兵，不仅围住了刘邦，还有余力阻挡汉朝军队的救兵。结果，刘邦在白登被围了七天七夜，救兵还是冲不进来，眼看刘邦就快弹尽粮绝了。
此时，陈平给刘邦出了个主意，说现在已经陷入绝境，除了求和，咱没别的办法了，听说冒顿和他妻子感情很好，不如咱求求她吧。刘邦马上答应了。于是汉军使者带着好多金银珠宝，赶紧去见冒顿的阏氏（和“单于”相对的匈奴王后的称号）。
阏氏果然见钱眼开，马上满口答应。到了晚上，阏氏就给冒顿吹起了枕边风，说咱们匈奴长期以来是搞畜牧业的，占了汉朝的农田也没有什么用。现在汉朝皇帝在咱们的掌握之中，可是汉朝的群臣不会罢休，势必要来救他。咱们挡得住一时，挡不住一世，不如卖个人情，放他出去算了。
冒顿果然听从了阏氏的话，第二天将包围圈放开一个缺口，刘邦赶紧带人撤了出去。
刘邦经历了这次险情之后，总算知道了匈奴的厉害，匈奴民风剽悍，骑兵来去如风，汉朝军队虽然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但是战斗力也未必胜过匈奴，而且中原经历多年战乱，经济衰退，百姓都渴望休养生息，实在不愿意再打仗了。于是刘邦就对匈奴妥协，力求维持和平。
然而匈奴人除了会放牧之外，别的什么都不会，很多生活必需品都得从汉朝获得。因此匈奴人见汉朝如此软弱，就更加得寸进尺，经常南下烧杀抢掠，让刘邦伤透了脑筋。刘邦没法，想到当初娄敬见识过人，就把娄敬找来，先跟娄敬认了个错，然后向他请教该怎么办。
娄敬也确实是个能人，果然给刘邦出了个主意，就是影响深远的“和亲”政策。
说到底，娄敬的办法也很简单，他对刘邦说，冒顿是很难对付，可是如果您把您的女儿嫁给冒顿，他不就成了您的女婿了吗？将来冒顿死了，继任的单于不就成您的外孙子了吗？世上哪有外孙子和外祖父较劲的道理？
刘邦一听果然不错，马上就着手准备此事。可是刘邦的妻子吕后坚决不同意，没有办法，刘邦最后从宫女当中选了个不错的，认作自己的干女儿，送了个“假货”骗了冒顿。
冒顿虽然打仗精明，可是搞起政治来就不是对手了。收了个“假货”还挺高兴，从此之后，虽然匈奴偶尔还是会为生计所迫，或者野性发作，南下抢掠，但是相比从前少得多了，汉朝和匈奴之间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
当然，政治永远不是温情脉脉的，所谓联姻结亲，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关系。
汉朝通过和亲政策，获得了休养生息的大好机遇，经过文景之治，大大增强了国力。终于在汉武帝时期，派名将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开疆拓土，建立了不朽功勋，将匈奴人赶得无路可走，要么归顺汉朝，要么远走欧洲。
汉朝的和亲，是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暂时议和，后来实力增强之后再算总账。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双方都知道早晚必有一战，但是眼下却不是时候，于是势不两立的双方都主动求和，等到日后再决一死战。
二战前夕德国和苏联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属于这种情况。
一战结束后，德国是战败国，割地赔款，损失惨重。后来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稍微恢复了一些元气。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部陷入危机。德国本来就在战争和战后赔偿中损失惨重，此时根本无法抵御危机的冲击，结果经济一下子就陷入了崩溃状态。
在这样的局势下，谁能带领德国人走出困境，谁就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于是，一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移民的小胡子野心家风云际会，走上了世界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希特勒。
要对付经济危机，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可是个花钱的事，然而，越是花钱的事越能赚钱。
打仗要枪炮，军工厂就要开工生产。当军工厂开工的时候，德国的工人们就有了工作机会，不至于失业，而相关钢铁、石油、机械以及其他和军队装备、后勤有关的行业也都会受到刺激，恢复生产。而且，战争需要理由，也就是需要仇恨。
只要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人民，人民自然会把经济危机给自己带来的所有郁闷转化为一腔怒火，发泄到你指给他们看的“敌人”身上。所以，在希特勒“劣等人种要为优等人种腾出生存空间”“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等等口号的蛊惑之下，整个德国疯狂了。
此时，德国在欧洲大陆横行霸道，发动战争的企图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德国这股祸水究竟先冲向谁，这是一个大问题。
当时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深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所以英法等国想方设法想把德国这股战火烧到苏联头上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法一方面迷惑苏联，和苏联进行互助反侵略的谈判，另一方面却对德国实行了绥靖政策，一次一次地妥协退让，纵容德国的侵略行为。
在英法的纵容下，德国竟然堂而皇之地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大量的军队和武器装备以及大型军工厂，实力大为增强。而德国和英法分别签订了《英德宣言》和《法德宣言》，英法两国自以为有了保障，得意扬扬地等着看苏联大祸临头。
然而，苏联通过建国后计划经济的贯彻实施，成功地抵御住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力大幅提高，实力不容小视，希特勒也不敢轻易开罪苏联。
希特勒深知，要实现自己的野心，英法和苏联早晚都是自己的对手，但是德国身处这几国之间，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如果东西两线作战，势必重蹈一战的覆辙。于是，希特勒开始玩弄诡计，搞起了两面派，对法德许诺对付苏联，而又和苏联暗通款曲，称无意冒犯，希望能够和平相处。
而从苏联方面来说，也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苏联国土辽阔，西头在欧洲，东头已经到了亚洲远东地区。而当时世界上除了柏林之外的另一个战争策源地就是东京。对于日本法西斯来说，和社会主义苏联同样是势不两立。所以，苏联也必须先稳住一头，作好充分准备，再来进行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德两方几乎是一拍即合。1939年8月20日，希特勒率先发出信号，希望苏联方面允许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访问苏联，商谈签约事宜。
而斯大林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认为，英法没有诚意，并不可靠，想要和英法联合共同限制德国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此形势，也就只好先求自保了。于是当即同意了希特勒的请求。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飞抵苏联，随身已经带了希特勒签好字的全权证书。当日，双方就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此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英法的绥靖政策彻底破产。不久，德国闪击波兰，英法随即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条约签订后不久，苏德又达成了《附属秘密议定书》，根据议定书，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同时，苏联也出兵波兰，和德国共同瓜分了波兰。随后，苏联先是发动苏芬战争，从芬兰夺得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又迫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加盟”苏联，还从罗马尼亚夺得部分领土，建立起一条从芬兰湾到黑海海岸的“东方战线”。有了这条东方战线，苏联和德国之间就有了战略缓冲地带，即使将来德国翻脸，苏联也不至于在战争开始就把本土暴露在德国的打击范围之内。
当然，这个秘密议定书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产物，苏德两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根本无视波兰、芬兰等小国的利益，苏联甚至牺牲波兰为自己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这和英法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已经没有区别了。
总而言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苏德双方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临时和约。双方都知道日后必有一战，但是现在却不是时候，因为双方都需要避免两线作战。
条约签订后，德国吞并波兰，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亡了法国，给英国也造成了沉重打击，英国只是仗着有英吉利海峡和英国传统优势项目——海军的保护，才没有亡国。德国一时间雄霸欧洲，无人能敌。
而苏联在条约签订之后也成功地粉碎了英法“祸水东引”的企图，为日后的战争赢得了准备时间。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希特勒和斯大林无疑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从以上的战例中可以看出，成大事者，要能屈能伸，如果时机不当，和对手暂时议和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通过暂时的和平，自己可以积蓄力量，可以谋定而后动，从而掌握主动，赢得先机。
7．不和则走——卷土重来胜负未可知
西楚霸王项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关于他的很多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着，被文人墨客广为传诵。有人说他顶天立地，有人说他优柔寡断，有人说他天下无敌，有人说他有勇无谋……曾经有两首诗是这样说他的，一首是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一首是唐代大诗人杜牧写的：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李清照考虑问题比较浪漫，崇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而杜牧则不然，他考虑问题就比较现实：项羽如果能够保住性命，逃回老家江东，利用自己的威望重新召集人马，卷土重来，那么究竟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不知道读者当中有没有人喜欢看NBA，打个比方说，你是喜欢前几年纳什、小斯、马里昂组成三叉戟，高举炮轰战术大旗，激情四射疯狂进攻的太阳？还是喜欢严谨如同机器，沉闷如同无聊电视剧，除了唯一的核心邓肯之外没有超级巨星，甚至连邓肯本人都木讷沉闷号称“石佛”的马刺？
不管你喜欢哪个队，毋庸置疑的是：马刺九年内拿了四次总冠军，太阳一次没有；而且，每当太阳和马刺在季后赛中相遇，最终倒下的都是太阳，整个过程如同老练的刽子手面无表情地一刀剁下了行吟诗人的头颅。
竞技体育和战争一样，胜利是第一位的。正如丘吉尔在演讲中所说的：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我们就不能生存。然而，丘吉尔的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必须先要生存，因为如果无法生存，你就彻底的失败，再无翻盘的机会了。
所以，《射雕英雄传》里南希仁教给郭靖的那个四字真言是很管用的：打不过，逃！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起源于极其基本的利益诉求，说白了，农民之所以铤而走险，不过是想混口饭吃，能够活下去而已。只有将他们逼到了“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份儿上，他们才会奋起反抗。这就决定了农民起义军的战略选择——至少在初期——必定是十分现实的。也正因此，中国的农民起义军历来都采取了同一种战略——流动作战。
采取流动作战的原因是很现实的。首先，起义是因为没饭吃，当大批的农民都没饭吃，参加起义军的时候，这支起义军也需要大量的粮食。于是，当一个地方的粮食吃完了，他们只好再转战另一处。
其次一点是从军事角度的现实出发来考虑，农民起义军也必须选择流动作战。因为农民起义军毕竟没有严密的组织，装备又差，很多人就是把家里的锄头扛来当兵器用，所谓“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可绝不仅仅是一个比喻。和组织有序、装备精良的官府正规军相比，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力显而易见是很弱的。这样一来，如果朝廷大军前来征讨，打又打不过，守又守不住，怎么办？只好采用郭靖所学的四字真言了。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一生信奉的就是这四字真言，这四字真言无数次地救了他的命，他在逃跑的过程中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地积攒实力，并最终带领起义军打进了北京城，灭亡了大明朝。
李自成早年犯下人命官司，若被官府抓住，必死无疑。于是他连夜逃走，跑到甘肃投军。在军队里由于长官欠饷，李自成又闹出了人命，无奈之下，只好投奔了起义军。从他参加起义军之前的经历来看，已经是多次逃亡。
参加起义军之后，李自成屡立军功，逐渐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一样，由于农民起义军的特性，他也采取了“以走制敌”的战略，在川、陕、晋、豫、皖等地纵横驰骋。
在这个过程中，李自成和明军交手，互有胜败。但是明军是正规军，具有持续战斗力，李自成的部队则一旦战败就如鸟兽散，只剩李自成和几个核心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免不了时常见机行事，千里逃亡。
这样的例子在李自成一生中实在太多，不胜枚举。崇祯十年冬，李自成攻打成都不克，眼看明军援军到来，李自成只好撤成都之围，回师梓潼对付明军援军。结果在梓潼被明军总兵左光先、曹变蛟打败，只好撤回陕西。在陕西李自成又在潼关遭到明军洪承畴、孙传庭部的伏击，手下军队被彻底打散，李自成狼狈不堪，只率领刘宗敏、田见秀等18骑逃走，在商、洛山中东躲西藏。
此时的李自成走投无路，几乎就要自杀。他在一座破庙里连占三卦，三卦居然都是“大吉”，这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没想到，没过多久，满清八旗兵从青口山和墙子岭毁长城入关，直接威胁了北京城。崇祯皇帝为了保住北京，下令洪承畴等人回师勤王，李自成竟然因此大难不死。
出山之后，李自成权衡之下，只好去谷城投靠了已经接受明军招抚的张献忠，在张献忠的资助下，李自成才逐渐东山再起。不久，李自成和张献忠重新起义，继续自己的事业。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再次打了败仗，这次打败他的是明军名将左良玉。李自成战败之后，率残部撤到河南。在河南，李自成聚集残兵，攻克了永宁，杀了明朝藩王万安王。
这一下子，李自成打出了名声，把周边其他的农民起义军也给吸引过来了，于是李自成和当地起义军首领一斗谷合兵，人马一下子就增加到了数十万。而且还得到了几个重要的谋士——牛金星、宁献策和李岩。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为了李自成的左膀右臂，尤其是李岩，建议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给李自成争取了民心，民间到处传唱“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
有了这个口号，天下百姓自然是归之如流水。李自成的势力就这样不断壮大，逐渐拥有了百万大军，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最后终于建立了大顺朝。
建立大顺之后，李自成马不停蹄，东征北京。此时的明朝已经千疮百孔，各地起义也如燎原烈火，而关外还有满清铁骑虎视眈眈。李自成一路进军十分顺利，先破宁武关，再连克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昌平，最后终于攻破了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自杀。
此时的李自成，已经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峰。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的逃亡生涯还要继续下去。
进京仅仅44天，李自成率军东征山海关，在山海关脚下一场恶战，终于不敌吴三桂和多尔衮的联军，败退回北京。
不久，李自成知道北京无法守住，于是率军撤退，一路败退，连走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最终在湖北九宫山忽然消失，有人说他死于当地团练之手，也有人说他假死然后出家做了和尚，总而言之，就是神秘失踪了。
纵观李自成的一生，不停地败退是其人生中的一大主题。然而，李自成身经百战，果敢坚强，他继承了历代农民起义军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不以战败逃走为耻，只要能保住性命，无论处境多么窘迫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在这一系列的败退当中，李自成打出了自己的名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招募了更多的饥民，收留了更多的人才，最为重要的是，赢得了天下的民心。正因如此，李自成最终才能攻克北京，成为古往今来草莽英雄第一人。
即使是他日后的覆灭过程，也可以表现出他的顽强。一般来说，从人生的巅峰上瞬间跌落下来的感觉不会太好，恐怕很多人都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但是李自成并不在乎，他自北京撤退之后，一路被清军追赶，短短几个月之内，从北京一直退到湖北。
可以想象，若不是在九宫山出现了意外，李自成还会一直退下去，一直退到终于能够站稳脚跟为止。这样一个坚强的人，只要让他站稳了脚跟，他必定能够积蓄力量，给敌人更加猛烈的反击。所以说，战败逃走并不可耻，只要你还有性命和斗志，就会有翻盘的希望。
其实，所谓的“逃”正是体现了兵法的灵活运用。这个“逃”不是溃逃，而是一种战略性的退却，是获得胜利的一种手段。
在敌强我弱而又无法求和的情况下，这是保存自身实力、图谋日后战胜强敌的最好办法。伟大领袖毛泽东就十分善于运用这一战略，并且加以提炼升华，最终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理论。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刚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于是连续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枪声。
然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没有找准适合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革命道路，而是照搬照抄苏联经验，认为革命应该在大城市发动工人阶级进行暴动，占领中心城市，随后扩展至全国。这样的错误认识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三大起义中的广州起义就因为敌人的过于强大而失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队伍，也因为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不得不撤进了山区。一时间，中国革命该何去何从，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疑问。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率起义军攻打湖南省会长沙。但是敌人实力过于强大，起义军武器装备落后，人数也处于劣势，根本无法完成攻克长沙的任务。
虽然中央下令各路起义军都要把攻打中心城市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和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机立断改变部署，决定马上离开长沙，向江西罗霄山脉转移，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寻找立足之地，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徐图发展。就这样，到了10月下旬，毛泽东率军到达了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革命无疑是处于低潮之中。自从“四·一二”和“七·一五”大屠杀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整个中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已经统治了整个中国，革命力量大大削弱。
然而，反动阵营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其自身的软肋。首先，各地军阀都有不同的帝国主义支持，并不都买蒋介石的账，蒋介石要想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可避免地要和一些军阀打内战。后来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就是国民党内部军阀混战的结果。这就给中国共产党发展自身的革命力量创造了机遇。
其次，也是最基本的一点，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表面上看国民党已经统治全国，实际上国民党的触角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在广大农村，尤其是条件比较艰苦的山区，人们依然过着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自我管理的生活。这就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广阔空间。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社会的这些特点，在井冈山通过三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井冈山的斗争》——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理论，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以当时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来看，毛泽东的这一套理论简直就是逃跑主义。他们无法想象，成功的苏联革命道路怎么会有问题呢？中国革命怎么能脱离城市、脱离工人阶级，进入没有革命觉悟的农民中间呢？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敌人的实力太过强大，革命的力量太过弱小，只有暂避锋芒，保存自己，才有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而广大的农村，正是敌人势力无法达到的广阔地带，是孕育中国革命的温床。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大城市中无路可走，在朱德的率领下也被迫转入农村，毛泽东上井冈山后不久，他们也来到了井冈山，两支革命队伍胜利会师。从此，“朱毛”二字就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朱毛二人除了在长征途中朱德被张国焘挟持脱离中央一段时间外，再也没有分开。两位伟大领袖根据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引中国革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了胜利。
1929年1月～1930年5月，“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基本形成。为了进一步发展红军力量，扩大根据地，毛泽东、朱德于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相继建立了赣西南和闽西的苏维埃政府，两处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此时，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发展很快，土地革命的开展，使农民很快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根据地的扩大，参军、入党的农民日益增多。大批农民入党，给中国共产党增添了新鲜血液。就这样，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在中国皖、鄂、湘、赣、闽、粤等数省形成了燎原之势。
除了在革命整体战略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之外，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也提出了名垂千古的游击战战略。这同样是战略性的暂时退却和争取获得最终胜利的完美统一。
游击战有十六字方针，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游击战的灵活多变，在这十六字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给敢于进犯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其中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充分运用游击战法，避敌锋锐，巧妙诱敌，英勇阻击，生擒敌酋张辉瓒，实为游击战的经典之作。
自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兵遣将，集中10万大军，以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开始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
当时，中央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只有两个军团，共约4万人，为了应对敌人的围剿，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制定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正是游击战法的实际应用。在作好一系列战前准备之后，红军只等敌人上门。
11月5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可是红军早有准备，除了派出少数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等骚扰、迟滞、迷惑敌人之外，红军主力已经悄然撤退，隐蔽待机。12月16日，各路敌军开始逐步深入根据地中心区，战线逐渐拉长。由于不断受到红军、赤卫队、少先队的袭扰，国民党军士气逐渐低落，加上粮草不继，苦不堪言。此时，红军见反攻、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到来，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召开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并且在会上撰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总是能深入浅出地讲解正确的理论，既统一了思想，又鼓舞了士气，还坚定了信心。
红一方面军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实施中央突破的战术，先打敌人的第50师或者第18师，从敌人阵地上打开缺口之后再各个击破。
由于敌人第50师占据有利地形之后没有轻举妄动，红军一直没有机会；而第18师师长张辉瓒，急于立功，试图找红军主力决战，于是犯了孤军深入的错误。红军一看有机可乘，立刻集中主力部队在龙冈山中设伏。
12月30日，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进入伏击圈，红军立刻猛烈进攻，敌人9000余人被全歼，张辉瓒也被红军活捉。毛泽东听说此次大捷之后，当即赋词一首，就是《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敌军主将被歼，余部仓皇逃走，结果敌军谭源部又被红军伺机重创，被歼半数，第一次反围剿至此胜利结束。
红军的游击战术，关键是撤退与进攻相结合，前期大踏步地撤退，正是为了日后大踏步地前进。这种避敌锋芒，先退一步的作法是十分明智的。
据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曾深入研究毛主席的思想和著作，在读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见到如下一段：谁人不知，两个拳手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后退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蒋介石十分感慨，终于明白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可是悔之晚矣！
所以说，先退一步未必是坏事。如果形势不利，退一步可以保住性命，徐图东山再起，就像李自成那样；如果敌强我弱，退一步可以避敌锐气，寻找敌人破绽进行攻击，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一样。成大事的人，要懂得进退之道，懂得进与退之间的辩证关系，要能退才能进，要退得恰到好处，才能前进得更远。
8．难走且降——忍辱负重，将以有为
被人追得仓皇逃命已经够惨的了，还有没有比这更惨的事情？
当然有。
有些时候，人真的会身陷绝境，走投无路。这时候该怎么办？
还是那个原则：只要能保住性命，再大的屈辱也要忍受。因为没有了性命，就没有了胜利。所以，如果真的走投无路，不如就先投降吧。
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就要能屈能伸。
通过投降来保住性命，后来终于翻盘成功的最经典故事当然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勾践这人真是有惊人的忍耐力和表演天赋，他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陷入绝境，在大夫范蠡和文种的劝说下，决定投降，先保住性命，再伺机复仇。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勾践此时已经成了吴王夫差的奴隶，夫差开始简直不把勾践当人来看，把他关在吴国先王阖闾坟前的一个小石头屋子里，让他看坟喂马，甚至自己骑马出门，还要勾践给他牵马坠镫。
然而勾践把这一切都忍了下来，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反而越发恭顺，仿佛真的是对夫差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做夫差的奴隶。他忍辱负重，自称是“贱臣”，对吴王小心翼翼，执礼甚恭，无论是吃粗粮、睡马房、服苦役，还是养马、除粪、洒扫，勾践都毫无怨言，整整三年，面无愠色，甚至比真正的奴仆下人都尽心尽力。
有一次，夫差生病了，勾践前去问候，甚至掀开马桶盖观察夫差的大便，还用手指沾了一点尝了尝，然后跑去恭喜夫差，说“根据您大便的味道，能够断定您不久就要痊愈了”。这一次可真的打动了夫差，再加上范蠡和文种不断地给吴国重臣伯嚭行贿，伯嚭也在夫差面前不断地给勾践说好话，于是夫差终于认为勾践已经真心实意地臣服于自己，决定放勾践回国。
勾践回国之后，拼命发展生产，增强国力，等待日后能报仇雪恨。为了提醒自己勿忘当年的耻辱，勾践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里面，床上铺的不是枕席，而是柴草，在房梁上还用绳子悬了一颗苦胆，每晚睡觉之前，勾践都要舔一舔苦胆，以此激励自己。
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之下，越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奖励耕种、养蚕、织布。尤其鼓励生育，增加人丁。规定：男20岁、女17岁必须结婚，否则父母受罚；上了年纪的人不准娶年轻姑娘为妻；妇女临产前要报官，由国家派医官检查照顾；生男奖一壶酒、一条狗；生女奖一壶酒、一头猪；家有两个儿子的，国家负责养活一个，有三个儿子的，国家负责养活两个。
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越国的国力不断增强，粮食充足，人口众多，人民富裕，社会安定，举国上下都牢记被吴国打败、国君入吴为质的耻辱，万众一心，不忘报仇雪恨。
由于越国毕竟是小国，虽然国力增强，但还是不能和强大的吴国正面冲突。
所以勾践在增强国力的同时，依然对吴国十分恭顺，俯首称臣，采取各种手段来对付吴国：勾践向夫差进献美女、巧匠和各种奇珍异宝，让夫差消除对越国的戒备，尤其是进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都是人间绝色。两个美女都受过勾践的训练，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美色影响夫差，使夫差实施对越国有利的政策；勾践还充分利用了夫差好大喜功、试图到中原争霸的野心，鼓励夫差进军中原，争夺霸主之位，以此消耗其国力；勾践还继续贿赂伯嚭，通过伯嚭向夫差进谗言，陷害忠良，离间吴国君臣关系；勾践还以越国遭受灾害为由，向吴国借粮，第二年用煮过的大谷偿还。吴国见越国归还的粮食颗粒饱满，适合做种子，于是就分发给百姓做种，结果导致吴国来年颗粒无收，粮食储备大大减少；勾践听说夫差要建娱乐设施——姑苏台，急忙送上极大的木料，声称是深山中的“神木”，只有明君霸主才可以享用，夫差一高兴，就要用这些木料，结果为了凑合这些木料，姑苏台的预算大大超支，使得吴国劳民又伤财。
吴国其实也不是没有明白人，伍子胥就早看明白了勾践的企图；一直说勾践心怀叵测，意欲复仇，但是吴国却没有人相信。伍子胥多次劝谏，夫差不仅不对勾践提高警惕，反而开始对伍子胥产生猜疑。
一次，夫差想要北上伐齐，争霸中原，伍子胥再次劝阻，说齐国不过是外敌，越国才是心腹之患。可是夫差不听，硬要带兵北上，结果一举击败齐国，大获全胜。回来之后，夫差十分得意，更加不把伍子胥放在眼里，不久就听信伯嚭谗言，赐伍子胥自尽。伍子胥临死前悲愤万分，说：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
真是死不瞑目！
伍子胥死后，勾践终于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现在，他只需要一个机会，就将实现多年的复仇梦想！
机会很快就来了。
夫差为了正式确立自己在诸侯当中的霸主地位，举全吴精兵，北上黄池，会盟诸侯。勾践想要趁吴国国中空虚，举兵伐吴。
这时候范蠡劝他，既然已经等了这么久，再多等几天又有何妨？现在吴国军队离开不久，如果马上伐吴，吴军还来得及回师。一定要等到吴军已经到了黄池，我们再出兵，这样吴军就进退两难了。
勾践听从了范蠡的建议，又忍耐了几天，直到听说吴军已经到了黄池，会盟已经开始，他才出兵北上。
夫差好不容易当上了霸主，正志得意满，忽然就得知了后院起火的消息，真是如晴天霹雳一般！夫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派人向越国求和，勾践和范蠡、文种商议之后，觉得还没有把握一举拿下吴国，于是答应讲和。
虽然吴国有了喘息之机，但是吴越两国的实力对比已经逆转。随后几年，吴越又几次交战，越国都大获全胜。
最后一次，越军围困吴国都城姑苏长达三年之久，夫差实在无力支持，于是派使臣肉袒膝行，向勾践求和。勾践一时心软，打算答应，可是范蠡马上从旁制止，并说道：“当年上天赐越国于吴，吴不受；现在上天赐吴国于越，我们可不能违背天命！”说罢不等勾践下令，击鼓进兵。夫差被迫自杀，临死大呼：“吾无面以见子胥也！”
卧薪尝胆的故事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虽然为人所熟知，可是每一次重温，仍然会感到其中蕴含的那种惊心动魄的力量。
勾践忍辱负重、苦心孤诣，最终一雪前耻，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非大勇之人不能有。面对绝境，暂时妥协甚至屈服，也是兵法的一招，成大事者，不可不察。
当然，既然已经是绝境，既然是被迫屈服，那么事情的成败就由不得自己了，对手的选择、第三方的参与甚至运气的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事例：虽然尽力谋划，但终究还是没能成功。这样的名将虽然失败了，但同样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因为他们不顾个人的生死荣辱，想尽一切办法，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三国末年，蜀国式微。当时的大将军姜维，以攻为守，多次出兵伐魏。由于蜀国政治腐败，后主暗弱，宦官黄皓当权，姜维的努力一次一次化为泡影。终于，在公元263年，魏国在司马昭的主持下，大举伐蜀。姜维率军抵御，在剑阁挡住魏军去路。
姜维精通兵法，据险而守，魏军将领钟会、邓艾虽然足智多谋，但是也无可奈何。不久，魏军粮草逐渐供应不上，钟会打算退兵。此时，邓艾却想出一条险计，另辟蹊径，从阴平通过，直取涪陵，威胁成都。如果能够成功，姜维将陷入背腹受敌的局面：他如果退兵救涪陵、成都，就会被钟会随后追击；如果不救，邓艾就将攻破成都。
邓艾此计虽然绝妙，但难度同样也很大。因为四川山川奇险，从阴平出发，七百多里都是崇山峻岭，根本无路可走。邓艾带着本部精兵，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爬山越岭，造桥作阁，历尽艰险。有些地方实在无路可走，邓艾就用毯子裹住全身，从山上直接滚下去。
魏军见主将如此拼命，也都纷纷豁了出去。缘木攀崖，鱼贯而进，终于走过了这一段险路。当魏军到达江油的时候，如同神兵天降一般，蜀军惊得丝毫没有抵抗就拱手让出了城池。
邓艾所部冒险得手，士气大振，一路连克涪陵、绵竹，兵临成都城下。蜀后主一向无能，顿时手足无措，在谯周等人的劝说下，竟然不做抵抗，出城投降。而且还写信给姜维，让他也投降。
姜维接到后主的信之后，悲愤万分，可是自己已经遭到前后夹攻，陷入绝境，无路可走了。无奈之下，姜维心中酝酿了一个惊天计划，于是举兵投降了钟会。
原来，姜维早就看出钟会心怀异志，现在受命伐蜀，手握重兵，势必心中有所打算。姜维计划投降钟会之后，先挑起钟会的反心，让钟会回师魏国，造成魏国内乱，然后自己就可以从中取事，伺机恢复蜀汉政权。
钟会也知道姜维是个人才，对姜维非常好，两人相与甚欢。钟会一直对邓艾心有所忌，灭蜀之后不久，钟会就诬告邓艾谋反，将邓艾抓了起来，送回魏国，并且得到了邓艾的兵权。钟会独自统领大军之后，觉得自己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就决定起事谋反。
钟会派姜维做先锋，带兵5万自斜谷东进，自己率大军随后跟进，准备回魏国与司马昭争权。可是，司马昭对钟会早有防备，已经派贾充率1万骑兵入蜀境，占据交通要道，而自己则率10万大军西入长安，挡住了钟会的去路。钟会知道自己事情已经败露，于是扣押了魏军所有的将领，并且拿出一封所谓的太后遗诏，声称奉诏废黜司马昭。
此时，姜维终于等到了机会，他立刻怂恿钟会杀掉魏军所有将领，同时密谋除掉钟会，恢复蜀汉政权。在此期间，姜维还曾写信给后主刘禅，说“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